于是，杨坚首先想到的是，少内史崔仲方。
崔仲方(公元529～604年)，字不齐，汉族，博陵安平(河北今县)人。
首先，他是杨坚的同学，且在同学期间，二人十分要好，这一点，与那位刘房开和郑股东一样，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加入刘房开他们的公司。
其次，崔同学是位文武全才，且为忠义之士。早年跟随“屠龙者”宇文护，从随军参谋干部起，兼任书记官，后以军功升迁，官至司法部的厅局级干部，参加修改制定国家法律，还曾向北周武帝敬献灭齐之策。
在此之前，为参加竟选丞相，杨坚也把这位崔同学，拉入了亲友团，两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达成协议，握手以示结成同盟。
但是，当监军这事，崔仲方也没有答应，说是他的父亲崔宣猷，此时在敌方境内的山东，而这个理由，是难以拒绝的。
不过这崔同学，到是个帮了杨坚不少大忙的人。
在杨坚找到他后，就曾连夜向杨坚献“便宜十八事”，杨坚十分赞赏，均予以采纳。
其中最重要的有关北周官员制度的建设立，提出“依汉、魏之旧从之”，为后来的隋朝政权政治机构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方案。
崔同学在这事上，帮不了忙，没办法，杨坚还是只有叫上刘昉和郑译这二位同学。
虽然没有马上答他们要官的请求，但他们二位，毕竟是他竟选丞相，和下一步还竟选皇帝的班底。
而这二位知道出主意的是李德林。
就是这人挡了他们的官路，也就挡了财路。
那当然是要有态度的，所以刘房开说，我又不是将军，难以服众。
其实这话有点被颠倒了，如果这人是将军，恐怕才难以让众人服气。
而边上的另一位，郑股东马上乘机说，我母亲病了，去不成。
这二人的理由确实显得太小儿科，所以杨坚因此而不高兴，这应该在事后让刘、郑二人感到后悔。
其实，这事他们要是干了，会有很大好处。
正因为他们的不愿意，则给另一位大人物的出场，留出了机会。
第二位大人物是高颎。
高颎(公元541—607年)，字昭玄，渤海蓚(今河北省景县东)人。
不过，他是到了隋朝，才成为大人物的。
而在此时，高颎只是丞相府的司录，国务院长办公厅高秘书，就是他。
他在此时站了出来，要求担任监军，这项艰臣任务。
杨坚过去没有很注意此人。
也就是说，还是注意到了的，要不然不会担任丞相身边的秘书这项重要职务。
高颎站出来要求承担此项重任，让杨坚眼前一亮，现在他发现自己为什么没有先想到此人。
在此以前，杨坚曾派他的经纪人，拉选票的邗国公杨惠，找过这位高颎。
这高颎的父亲叫高宾，曾在北齐为官，因被小人们的谗言，赶到北周来。
而当时北周的大司马，既是名将，同时兼中国古代著名美男的独孤信，将其收留做了幕僚，并赐姓独孤氏。
而独孤信是被宇文护御赐毒酒，逼其自尽于家中的，其家人被发配四川。
独孤信的七女儿，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夫人，文献皇后，就因为高宾是其父独孤信的老部下，两家人常有往来。
高宾后来官至鄀州（今湖北省荆门市）刺史，在高颎发达后，高宾还被追赠为礼部尚书、渤海公。
这是因为杨坚和高颎当时同属独孤信政治集团，所以说杨坚以高颎为亲信，是有历史渊源的。
高颎少年时就很聪明，看书也是“略涉”，即只看个大概，这种人读书不甚解的人，在当时，大凡都被认为是将来有出息的，而且，这聪明陔子，还很善于词令，这要放在今天，是块当律师的料。
在高颎幼年时，他家院子里有一颗柳树，高达百尺，犹如盖子一样，村中的老人便说：“此家当出贵人”。
后来果然应验。
这说明植树造林，还是很重要的。
高颎十七岁时，被北周齐王宇文宪，被录取为王府的书记官。后来在北周武帝时，得到了世袭的爵位，即成了武阳县（今四川省特为县）伯爵。
再后来又当上了内史上士，不久又迁下大夫。在北周武帝灭齐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所以后来允许其开府招兵买马，成立高家的府兵。
也就是在不久前，隰州（今山西省隰县）稽胡（源于南匈奴，南北朝时居住于今山西省）叛乱，高颎随越王宇文盛征讨，平息了叛乱。
这些以上情况，是杨坚让经纪人杨惠找高颎入伙的另一个原因。
但这仅只能说是关注，还没有达到相当关注的程度。
不用说是因为英雄识英雄，拉票人杨惠一开囗，这高颎当即以很高兴的样子，表示同意加入杨坚政治团伙。
其表态为：就算是“公事”不成，也就是说如果搞政变失败的话，我也不怕被灭族。
这话说得真是吐囗唾沫砸个坑一样，够铁。
因有此过程，请求获得批准，于是，高秘书立即动身前往监军，也只是派人向其母请行而已。
这与刘、郑二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而让高颎，后来成为大人物，而轮不到刘、郑二位搞房开的。
正是因为发生了以上的插曲，这征讨尉迟迥大军，召齐了人马，再折腾完这些事，到开拔时，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多月。
七月末，因七总管之兵，尚未完成集结，韦孝宽率带部分人，从洛阳出发后，抢先占据了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南)。
3、主攻
此时尉迟迥部将李俊，正围攻怀州(治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
而韦名将之所以要抢先赶到河阳，是因为有人为他献策，认为历史上洛阳做为京都，在城防上一直都很欠缺，全靠在河阳设防，进行护卫。
这个地方做为军事重镇，长期以来，有不少的关东来的鲜卑人，在此居住，这些人都是些以当兵打仗为职业的人，要是尉迟迥抢先占据了，则为祸不小，所以韦孝宽抢先带领了部分人马，要先保河阳不失。
当时河阳城守军中有800多鲜卑人，但家都在邺城，见这韦孝宽带来的人马不多，且尉迟迥反对扬坚，弄得动静很大，原先是有计划，打算投靠尉迟迥。
韦名将是个对“知己知彼”有特殊偏好的人，凡打仗前，首先要搞好的是侦察，而在平时要搞好的则是谍报工作。所以对于这伙人的动向，了如指掌。
因此，心生一奇计，具体做法是，派人先到东京洛阳，制造了一个假官司。
这洛阳是当时北周的行政司法首都，六府即冢宰（国务院）、司徒（户部，即人事、国土部）、宗伯（礼部，即文化部、国家民委）、司马（掌管军队的后勤、训练的部门，及做为最高军事法院）、司寇（刑部、监察院，掌管刑狱、纠察）、司空（工部，即建设、水利部）府，皆设置于此。
于是从在洛阳的法院，还有国务院，来了通知，传这伙鲜卑人中的主要负责人，都叫到洛阳城去，接受封官赏赐。
这种意外惊喜，仔细去想，是有些勉强，但如果真是好事，是不应该放过的，大不了走一趟，再说这洛阳又不太远，只有100多里路，快马当天可到。
这个官司大概被编造成了刑事案件。
而案情可能被杜撰成：有关企图谋反的举报，经审理的，证明这几个被传唤的人，是清白无辜，忠于北周朝迁的，因此让他们几个留下来在任职，并给予赏赐。这样的好处，让他们全部都留了下来。
鲜卑人中的主要负责人都重利轻友，忘了还在河阳城中过清苦日子的弟兄们，大伙于是就只有散了，那个原先说好的投靠尉迟迥的计划，也就宣告破产。
韦名将的这个小动作，到是办成了大事，不仅在于占了河阳城没商量，还赢得了时间，等到了七总管之兵赶到。
接下来的，韦总司令就开始发号司令，命令各部，分兵出击，骁将宇文述，很快扫荡了几股在近处乘乱闹事的乱军。
然后，征讨大军汇合，向东进发，来到了永桥镇(今河南武陟西南)东南。
韦名将以战略眼光，对目前的情况做出分析，认为打仗还是要有所讲究的，只有争取歼灭敌人的主力，才算完成任务，所以决定先不攻河阳城，而是绕过这座坚城，直接攻取尉迟迥的老巢邺城。
但军进至武陟(今河南省武陟县西)时，不得不驻扎下来。
因为前面有一大河，挡住了去路。
这条河叫沁水（山西省东南部，黄河的支流）。
而也就在此时，尉迟迥已派了他的儿子尉迟憞，率军10万，迎面赶来，进抵武德(今河南武陟东南)，在沁水东岸布阵20余里。
这时沁水暴涨，两军只好隔水对峙。
看来都是因为有这条河的缘故，而并非七总管中有人收受了尉迟迥的饷金，故意延缓进攻。
8月17日，高颎到达前线。
高监军赶得急。不过，在此之前的折腾，所造成的延误，与他并无干系。
他只能做他现在能做的事。
高监军命令，架桥。
这个命令是惊人的。
因为沁水急流汹涌，换了现在，也难以做到。
架桥，是为准备发起进攻。
这当然是不用说的，这个举动着重要说的是，咱家玩的是拚命的架势。
桥竟然架起来了。
对崖的尉迟憞见了，就让士兵们从上游放下火筏，企图焚桥。
而高颎则让人在离桥桩较远处，构筑水中障碍“土狗”，以阻火筏近桥。
这“土狗”，是用竹笼和麻袋等，装满沙石，在以木桩加固，顶部露出水面，用以阻拦顺流而下的船、筏。由于这东西前锐而高，后阔而低，形状犹如坐狗，所以名叫“土狗”，这是当时发明的一种水战军事武器。
在急流汹涌的河上，使用这种“土狗”的使用，做得到吗？
假设性的回答是：当时的架桥方式，有可能是先以“土狗”形成围堰，再打入木桩，然后再施工架面，而完成的。
这其实也是现在拦河架桥，还有筑坝中，常用的方法。与我们在电视上见过的三峡大坝修建，也是隔江分流后，在围堰中分段施工的情形，如出一辙。
而这尉迟憞，一计不成，又再生一计。
所谓情急之下，计从心起，这都是让新来的这位高监军给逼的：
他把军队后撤了对崖的人，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心想只要对方一上岸，就立刻掩杀过去，对方背水而战，势必惊慌失措，弄得好的话，可以逼对方跳河。
背水一战，是兵家大忌。
这种以做为让对方处于绝地的战法，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有两个结果相反的著名战例：楚霸王项羽的破釜沉舟之法，和韩信的背水列阵法。
前者是从水中上岸的胜，后者也是没有被赶下水，站在岸边的胜。
前题是，只要不落实水，就获胜。
但这一打仗的技巧，确实要看是什么人在用，和用在什么人身上。
对于名将韦孝宽来说，他看出了对方破绽：
首先是来的人，不是尉迟迥。
是他的儿子，这位没打过什么大仗。
尉迟迥大概是想起上阵还需父子兵这句话的缘故，让他领了十万人马前来。
但打仗讲究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人数的问题。
其次是，这位尉迟憞后退的距离，现在给出了一个机会。
对方挥军杀过来，需要的距离，与这边渡河时间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渡河可以加快，狭路相逢，那要看谁更快。
而且，狭路相逢勇者胜，还要看士气。
所以韦名将命令擂鼓，这是为了快，更快；也是为了厮杀前的兴奋，向前进，向前进、进！
而这高颎，却在全军被后放了一把火。
是把桥烧了。
这二人一阳一阴两招，要做的是，学习楚霸王，学习韩信，让广大士兵们都知道，要是往回跑，是来不及再修桥的。
韦名将军，往前冲，不顾死活，这是很要命的。
尉迟憞者，是不是真在瞬间变化的战局而前，表现出差一、二秒种的“迟钝”，不知道。
不过，尉迟憞军广大的士兵们，知道反正身后有广阔天地，可以跑。
向前者，可能死；向后者，无非会被人说是逃跑。
那就当然选择逃跑，傻子才不向后转，跑。
双方几十万人，集合在一起打仗，这么多人，一方怎么说败就败，而且是这样快。
这其实与两个人对决，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两个人争胜负，其实决定于对自己的意志。还有就是，对那个站在对面的人意志的判断，是否存在失误。
我要战胜对方，与我可以战胜对方，如果这两个判断同步正确的话，那么，我已经胜利了。
接下来的拚杀，就象判决书已下，剩下的事，只不过是进入执行程序罢了。
尉迟憞单骑逃往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
韦孝宽军乘胜追击，如同进入执行程序。
韦、高二人，没费多少事就打到了邺城，就象马上要查封对方财产，准备拍卖一样。
但是，虽然尉迟迥可能已经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判决结果，却拒收判决书，更反对强制执行，所以集中了全部兵力13万，列阵城南，准备决战。
列阵而待，说明早已做好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准备。
尉迟迥的之弟尉迟勤，统率军队五万人，正从青州赶来，增援尉迟迥，并亲率三千骑兵先期到达。
尉迟迥是老职业军人，几十年军旅生涯，打仗是他生活和生命中惟一要做的正经事，所以他不会惧怕这帮来强制执行的人，披甲上阵，军容严整。
他手下的兵，多为关中人。
这些兵虽多为汉人，却是新型军队体制，即以府兵制建立起来的天下精锐之兵。
府兵制要优于陈旧的少数民族部落兵制，其原因之一是在于，当时主要在关中地区，对户等（户等是按照人口资产划定的等级，作为征税的依据）在第六等以上的中上户，进行征兵，凡中上户之家有3个以上儿子的，就必须选择身体强壮者为府兵。
尤其是在公元543年第二次邙山大战失利后，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大力征集关陇豪右，即豪门大族的子弟从军，从而使汉族人，成为府兵的主要来源。
而当了府兵就免除其本人的所有的赋役，脱离一般的户籍，加入府兵的独立户籍。每个月中半个月警戒巡逻，半个月演习操练。而且还可以靠军功升官发财，且在尚武的南北朝时期，这是入仕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当兵有人管饭，还不干活，是最有前途的工作，所以这项职业很受追捧。
这种军队体制的优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军队战斗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军事技术专业化。
让一个临时被征召来，平时使惯了锄头的农民，与一个整天舞刀弄枪的职业军人对打，谁会占上风，不用多说。
当然，还有的优势就是，这些府兵做为尉迟大人府上的兵，多半是尉迟迥大人决定他们个人的前途的。
而关中地区的人，打仗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这是不同于其他地方府兵之处。
所以这些关中人，愿意为尉迟大人力战，是不足为怪的。
不仅如此，尉迟迥还有一万多人的亲兵，都戴绿巾、穿锦袄，号称“黄龙兵”。
这应该是从当时常见的重甲骑兵，演化出现的新式骑兵，即轻骑兵部队。其最大特点在于机动、灵活，以及实用。
这是正真意义上的尉迟迥府上的家族军队。
这些兵不仅没有赋役，而且还有军饷，是尉迟大人掏腰**的。他们不在国家军队编制内，所以都是铁杆，只以尉迟大人马头是瞻。
仅从服装上就可以来：黄龙兵的锦袄都是黄色的。
而韦孝宽所带领的七总管府兵组成的杂牌军，来自五湖四海，衣服颜色，那真是五花八门。
这就是区别。
同为府兵，在兵源上，与之相比，是不同的。就象我们常说的学生生源不同一样，且素质上的问题，要想提高，空间很小。
两相比较，韦孝宽会认为，这仗最好还是别打了。
因为打仗是为了取胜，而不是为亮肌肉，更不是为了丢人显眼
还有就是，韦名将一辈子辛苦得来的名将美名，弄不好会毁于一旦。
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是这韦名将阵中，有一员武艺超群的猛将杀出。
若非如此，这一仗的结果会怎样，还难说。
本人对武侠小说很感兴趣，但是对有关“武艺”的说法，总是感觉有些模糊。
读些真实点的历史，不包括古人所写的演义，今人创作的小说之类，总是会发现，所谓武艺，其实在真正的战阵上，并不会让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杀别人，如同切瓜，而被别人杀时，却刀枪不入。
如果真象所传说的那么神，仗就没法打了。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