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日本打赢这场战争，对中国的伤害更大。不仅日本举国上下都认为在东北的利益是靠着日本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绝不能轻易放弃，更随着军国主义的盛行，把东北当成了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
可惜呀，满清这具僵尸还在苟延残喘，众多的革命者虽心忧国家，有激情，有血性，但在道路的选择和行动的方式上，却并不令人感到满意。甚至在革命立论上已经走了极端，胡乱批判，胡乱树敌。
比如在东京开始的论战，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从邹容的信中，陈文强却有些惊讶地看到了这样一种观点，而且是众多革命党人眼中的北辰所说的。
“……于光复之前而言实业救国，言立宪救国，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尽管陈文强在东京与北辰进行过畅谈，也听到一些北辰类似的观点，但却没有这么明确，这么偏激，这么狭隘。
将立宪救国、实业救国的人士一杆子全打翻，陈文强觉得很不可思议，何况他也是其中之一呢！当然，此番出格言论可能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是加入、引导，还是渐行渐远，陈文强对此很费思量。被狂热情绪所左右的革命者，能接受自己这番在他们看来过于冷静，也过于保守的革命方略吗？
坐在石阶上，陈文强想得如此出神，直到蔡元培和杨笃生走到近前，他才恍然觉察。
“文强老弟，你这份礼物实在是——”蔡元培苦笑摇头，是责怪，是感激，这还真是挺复杂的情绪。
陈文强呵呵一笑，说道：“举手之劳，不用谢。”
蔡元培愣怔了一下，与杨笃生对视一眼，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要说杨笃生（又名杨守仁），在晚清新政时期的湘省，也是个亮点人物，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一九零二年赴日本留学，初用功奋进，“习日语、数学甚苦，尝失足倾跌，伤足趾，痛甚，然扶病上讲堂受课，不肯休。”后见国势日危，遂无心向学，“欲奔走呼号”，以救亡扶危，归国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主持参与组织了北京的暗杀活动。“党人能**，自守仁始”，甚至因此损伤一目。
一九零九年，杨笃生前往英国留学；1911年，他听说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许多同志牺牲，神情沮丧，夜不成寐，于同年七月初于利物浦蹈海自尽，遗嘱中还将历年所积一百金镑捐助革命。
虽然杨笃生的生命短暂，但其担任过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主笔。文才自不必说，且“皆能言人所不敢言”，“以坚确之辞义，抒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黄兴也称赞他“思想缜密”，实为“美材”。
从这些历史评价来看，杨笃生是个比较感性的人物。虽是书生，个性当中却有让人生畏的勇力与傲岸。这种性格决定了杨笃生一生的选择，包括他最后选择的主动赴死。
“文强是担心我等无暗杀之力、之能？”杨笃生想证明自己的判断，开口问道：“我觉得既有杀身成仁之心，其余则或可忽略。且无论成败，皆可激发士气，唤醒民众。”
陈文强摇头表示反对，缓缓说道：“若以刺杀激发士气，唤醒民众，我觉得并不比宣传鼓动来得更好。而若使刺杀发挥极大作用，便要保证成功几率，务求一击必杀。比如为配合暴动起义而刺杀敌方重要人物，比如刺杀严重阻挠革命的元凶巨恶，比如刺杀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等等。若无刺杀之能，只抱成仁之心，一经失败，不仅使刺杀目标警觉而加强防范，徒增日后困难，又白白牺牲仁人志士之生命，我觉得十分不妥，不值。”
“另外——”陈文强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刺杀或暗杀可以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但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满清统治。所以，应该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暴动才应是主流。如果同意这样的判断，又何必要求人人搞暗杀，人人当刺客呢？”
“文强，有话尽可以直说，难道到现在，咱们还不能相互信任吗？”蔡元培猜不出陈文强想要干什么，但却知道他所图非小，把王之春掳来，也就是加深信任的一个表示。
陈文强点了点头，说道：“还是蔡先生知我，我确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与诸位商讨，不知诸位是否介意按照江湖规矩随我去一个隐秘的地方？”
蔡元培看了杨笃生一眼，尚有些犹豫，杨笃生已经想得清楚，若陈文强有恶意，凭着附近的人手，已经足以致他们于死地，又何必大费周章，温言相询？
“这有何不可？”杨笃生很痛快地答应道：“经此一事，文强的为人，我们是信得过的，万万不会诡计加害。说实话，如果不是听文强所言似乎并不赞同我们的革命方式，我们早就要发展文强进暗杀团了。”
“发展我吗？”陈文强笑着调侃道：“难道诸位不担心被我发展了吗？帮派中兄弟多粗豪，还正缺诸位这样的文化人呢！”
“粗豪就是直率，江湖人物缺的就不是血性，文强莫要妄自菲薄。”蔡元培说道：“如果善加引导，将会是一股很强大的革命力量。”
陈文强淡淡一笑，尽管观点有差异，但现在还不是争论的时候，他伸手相请，又向周围的手下打了手势，引领着蔡元培等人向路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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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