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提出的财政预算，实际就是绩效预算，其核心是主张朝廷的预算必须与朝廷的中长期战略计划相结合。
强调以官府职能的整体目标为导向，用绩效作为约束手段，以绩效责任换管理zì yóu；
在强调政事堂这个最高机构对支出总额进行控制的同时，将zì yóu使用预算资金的权力赋予各个下属部门。
比如都水监，朝廷按预算将一千万贯拔给了你，那怎么用这笔钱，就是你都水监的事了；
朝廷只看绩效，你拿了这笔钱，到底修了多少河堤？这些河堤相对于一千万贯而言，效益如何？是值是亏？这将直接反映出都水监官员的能力。
这种绩效预算制度的特点，是按计划决定预算，按预算计算成本，按成本分析效益，然后根据效益来衡量官员的工作业绩，
它对于监督和控制预算支出，促进官员的工作积极xìng和责任感，提高支出效益、防止浪费、最大程度地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将有极为积极的作用。
这个财政预算方案一经杨逸提出，高瞻远瞩的章惇稍一思索，立即就明白它好处所在。
以前各部门官员绩效考核的方式都比较模糊，如何评定一个官员有能力，很难有直观的对比，以至于官员的升迁经常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资历。
许多官员便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里。尸位素餐、得过且过，反正混够了资历便能升迁。
现在若是实行财政绩效预算，本身你在提出预算时。你的预算由哪部分组成，有没有什么新想法、新项目，都一目了然；
若是你申请的预算只包含了本部门官员的俸禄。那就表示你这个官员啥事也不没打算干，就是混rì子。
若是你申请的预算包含有新项目的支出方案，那么这个项目完成得如何？效益如何？年底立即就反映出来，而工作的绩效等于官员的能力，朝廷可以依此给予奖罚。
这种财政预算的好处不言而喻，章惇、苏颂、李清臣等人很快就点头表示赞同，然而六部尚书除了蔡京外，其它人都默不作声。
原因很简单。财政预算直接针对的就是他们，一但实行，他们的能力将直接反映出来，一时间各人心里都有些没底，让他们如何点头赞同？
但这种预算的好处明摆着，一时之间他们又提不出反对的意见来。
你直接反对，就等于说你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没信心。你自己都没信心，让别人怎么对你有信心？那你还在这个位置上呆得下去吗？
因此，他们只能沉默着思索这种新政策对自己的利与弊。
利还是不少的，毕竟预算一但通过政事堂审核，那这一大笔款项怎么使用就由自己说了算。可以说，他们手上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很快，礼部尚书杨畏也表示了赞同，这个好理解，礼部主要是管科举考试、教育、外交、以及各种祭祀大典，这些方面都有一定套路，可以说绩效预算方案对礼部的影响最小，杨畏稍一想就明白，因此表示了赞同。
接着刑部尚书何世宽也表示了支持，剩下工部、吏部、兵部，也不用想了，三省六部十几个重臣都同意了，剩下他们三人能反对得了吗？
其实最可怜的要数工部尚书张朝宗，因为工部管着各项工程，和制造作坊，财政预算最复杂，而工作效益也最直观，绩效预算自然是对他影响最大。
为了不让老张恨上自己，杨逸投去一个抱歉的眼神，心里也暗暗决定，有机会便帮帮他，反正十三娘这个科学狂在家里也挺闲的。
总的来说，章惇为首相，是杨逸最大的幸运。
他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大都能得到章惇的支持，因为章惇是一个开拓型的宰相，而非那种保守的、固步不前的人。
他那超越常人的眼光，使他能正确理解杨逸从后世带来的这些方案，并根据实际去其糟粕，取其jīng华。
而他那强悍的xìng格，超常的凝聚力、支配力、又为杨逸的这些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只要他点头的方案，基本上都能在朝堂上通过。
当然，刘太后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而刘太后的决定权有大半又掌握在杨逸的手上，至少目前是这样，这也是他所得出的政策得以实施一种保障。
这项财政预算计划，政事堂共花了三天时间商讨完善，其中许多具体的方略引起了热烈的争辩。
比如，要实行财政预算，就必须先成立一个审计部门，负责审计各部院提交上来的财政预算申请；
蔡京希望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由户部根据岁入审核各部门的预算，这遭到了其他五部尚书的强烈反对，一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户部就能凌驾于其他五部之上，绝对不行！
此事争了半天，最后多方妥协之后，在尚书省下另设一司，是为审计司，专门负责审核各部门的财政预算。
从明年起，大宋将全面施行财政预算制度，全年财政预算将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种预算是由下而上，具体点说比如工部，首先由工部下属的各个部门主官根据本部门的人员编制、工程计划，按实际需要，将来年的支出预算统一交到工部尚书手上，由工部尚书审定之后，提交尚书省审计司；
审计司根据你的工程计划，详细核算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资金，得出评估后将预算申请与评估报告一同交给政事堂；
由政事堂和皇帝一起，根据审计司评估报告、以及户部提交的岁入总额、和来年的经济预测。进行全局把关，最终决定这项工程是否施行，哪项支出应该优先照顾。
户部再按政事堂的决定予以拨款。
第二种预算是由上而下。就是政事堂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出各种长远的战略目标，比如治河工程。或者对外开战、对民生的投入等等，目标制定好后，将具体工作分派给相关部门；
各部门核算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资金，将预算提交审计司审核，经政事堂确认，户部拨款。
以前朝廷的财政支出，都是被动的，包括政事堂的宰相心里也没个底。哪里需要钱了，就往哪里砸，结果砸来砸去，到最后发现钱不够用了；
有些事情本来可以拖一拖，由于当时感觉国库还有些钱，便都砸进去了，到后来有了更急迫的事情需要用钱。却拿不出钱来，事情耽误了，财政也透支了。
有了这项财政预算制度，基本就能化被动为主动，政事堂的宰相在年初就能作一个宏观把控。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政赤字，把有数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让大宋的财政支出从无序变成有序。
政事堂决定之后，再将这项政策拿到朝会上去讨论，这种讨论已经不是施不施行的问题，而是让各级官员拾遗补漏，使政策更加完善，更符合大宋的实际情况。
甚至将这项政策通报全国，让各地官员以及读书人加以讨论，但凡有意见的，都可以上书朝廷，这是杨逸自己提议的，财政预算是他从后世带来的一种政策，用到大宋这种君主制社会上，到底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他心里同样没底。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
财政预算将关系到大宋今后的国策制定，以及各部门的运作方式，官员的绩效评估，甚至有可能在大宋引发方方面面的变革。
如此重大的一项政策，杨逸觉得有必要交给全大宋的有识之士加以讨论完善，这可不是他学画画，来不得闭门造车。
这项政策一经公布出去，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是地方官吏，名士大儒，州中学子，甚至青楼中那些才华横溢的姑娘，都开始热烈讨论这项政策。
很快，苏东坡和范纯仁分别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数千言，从方方面面剖析了这项财政预算政策；
范纯仁提出，财政预算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绩效审核部门的协同，某一笔钱拨给某个部门后，最后绩效如何就需要这个部门进行核实，不能光看这个部门的年底工作报告，否则绩效预算就是一纸空谈，反而给了各部门官员更多以权谋私的机会。
苏东坡提出，财政预算能否起作用，关键看审计司的职责履行得怎么样。审计司掌握着各门部的预算审核权，权力过大，必须另加以制约；
否则若是审计司官员贪赃枉法，接受某些官员的贿赂后，在审计预算时予以偏袒，则财政预算制度反而会害国害民，国库的钱都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或者说本不该花这么多钱，结果却多支出了好几倍。
可以说苏范俩人都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指出了财政预算这项制度的脆弱xìng，以及应该完善的地方。
政事堂根据他们这些意见修改政策的同时，还给予钱帛嘉奖。
各地的官员、士子，就此项政策也提出了许多改良意见，但凡有见地的，朝廷都给接纳，并予以嘉奖。
真算来，这也是朝廷发现人才的一个机会，而那些读书人为能参与到国家大政中来，也倍感兴奋，对朝廷也更加拥护。
总体而言，财政预算这项政策的推出，支持的声音占八成以上，杨逸一下子又成为大宋的风云人物。
但他还没停歇，财政预算确定下来后，杨逸再接再厉，立即抛出的奢侈品消费税的提案。
如果说之前的财政预算是节流，那么这项奢侈品消费税就是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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