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坐在国府议事厅里的姜瑞元，心情并不好。日本的军事行动已经推进到了长城北部与东部一带。国内也不消停，红门嘴里说要联合抗日，实际却是一点诚意也没有，还在搞暴力**这一套。
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剿赤”连遭败绩，而在此事上姜瑞元苦无良策。正值眉头紧锁之际，杨永泰来了，他及时呈上一道“出师表”，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老辣毒计。
在姜瑞元的智囊圈子里，杨永泰集书生之精诚与官场经验于一身，除陈布雷外，最合他的口味。因此，姜瑞元对他欣赏至极，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议而后行，常深夜召见，作彻夜长谈。
对于姜瑞元的破格重用，杨永泰感恩不尽。他抱定“士兵为知已者死”的信念，精勤不息，使出浑身解数为姜瑞元出谋划策。
杨永泰初出茅庐，便向姜瑞元纵论天下大势，以一道“削藩策”，深得姜瑞元赞赏。说起“削藩”，主要还是要讲中原大战。
1930年3月，鹿钟麟、商震、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三、四集团军57个将领通电全国，一面历数姜瑞元的十大罪状，要其还政于民，一面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总司令，联合反姜。
这样，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了。跟随姜瑞元左右的杨永泰，不慌不忙地向姜瑞元出着主意。
首先是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威慑联军。其次在于“银弹”外交，瓦解冯焕章的西北军。最后还要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汉卿。
就这样，在当时面临巨大困境的姜瑞元立即派吴铁城和张群携巨款到东北，极力拉拢张汉卿助姜讨伐阎、冯。并且重金收买了冯的部将刘恩茂，诱捕冯军豫东前线总指挥万选才，在战略占了主动。
经过5个月的激战，中央军大获全胜，阎避居大连，冯移居汾阳。山西晋军被举兵入关的张汉卿加整编，西北军则被姜瑞元化整为零，一个个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
这样，冯焕章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西北军土崩瓦解了。
姜瑞元采纳杨永泰的“削藩策”，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达到了“削藩”的目的。就是这样，他才踌躇满志的得意了起来。
要不是日本的突然发疯，**政府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却是可以增强军事力量，巩固政权的稳定。也不至于在力量没有凝聚起来之前就被养精蓄锐的日本打得七零八落。
为了进一步博得姜瑞元的信任，杨永泰潜心研究姜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甚至把姜喜欢的王阳明、曾国藩的著作，买回来朝夕揣摩。这也是常理，不明晰主君的心思如何能获取信任并且在旁谋划？
新军阀混战，为中国红门赤军的武装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30年年底，全国赤军已佣有中央、闽、浙、赣等大片根据地和10多万人。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之后，姜瑞元更是对此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中原大战才刚结束不久，军队尚且来不急修整，踌躇满志的姜瑞元便举兵南进，开始向红门领导的赤化根据地大举进攻。
然而，因为轻视敌人，并且出征的军队既不是主力，又因为连绵大战而军心疲惫，最终在面对赤匪时损兵折将，连连败北。
1930年10月，姜瑞元调动10万大军，对江西赤色军事区进行第一次“围剿”。在南昌行营的会议上，姜瑞元做着战前动员：“当年曾国藩是力行礼义廉耻，保卫家乡，消灭长毛复兴清室的儒家名将。我们要学习曾国藩，要以曾国藩为榜样，此次剿匪，我们**党地方党部要加强剿匪宣传，要唤醒民众。政府要澄清吏治，要安定乡村，大家齐心协力，坚决消灭红门，三个月后，江西仍是一个平静的天下”
可令他恼怒的是，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大军连红军的影子还没到，便被打得狼狈而回。第一次围剿失败，令金陵国府上下一片惊慌。姜瑞元甚至派何应钦赴南昌，率领20领万大军对江西赤区再次进行“围剿。
但第二次“围剿”仍以**党军队的败北而结束，在军事上没啥真本事的何应钦也是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接连两次大败，令姜瑞元极为气恼。1931年6月，**党三届五中全会议决，命令党内各级党部全力协助军政当局限期剿灭红门赤军。
会议结束后，姜瑞元带着邵力子、杨永泰、陈铭枢和熊式辉等一大批文臣武将，来到南昌行营，亲自调度指挥30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
接受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姜瑞元组成一元化的党政军领导，实行剿抚兼施计策。他专门在南昌成立党政委员会，亲自兼任委员长，气势汹汹地向江西苏区进攻。然而这次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仍然败北了。
1932年春，第二次上台的姜瑞元回南京主政后，日夜思虑如何剿灭红门的问题。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三次作战都是连连败北？他更不明白，自己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为什么输得那么稀里糊涂。
在他看来，各地“诸侯”人马那么多，都被他逐一铲除，而红门赤军就那一点人马，围剿起来应当不成问题，可到底为什么一经接触，**党军队就败北？
姜瑞元看不出个头绪，对新的进剿方案也苦无良策。杨永泰敏锐地窥测到了主君的心病，他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姜瑞元征伐失败的原因，发现其失策主要在于把赤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赤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
它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毕竟经过苏俄的赤化洗脑，并且赤军的一群军将也有着坚韧深沉的大才，赤军本身的生存能力非常顽强。
赤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杨永泰就给它来个“政治剿匪”。因此这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奇策就新鲜出炉了。
在姜瑞元一筹莫展时，杨永泰派人呈递了一份“万言书”。这使得苦思良策的姜瑞元眼睛为之一亮，急切地打开信札读了起来。
杨永泰的“万言书”写道：“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先生对我知遇之恩，我当为先生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近闻先生日夜殚心竭虑，思考如何扑灭红门问题，我随先生四年，深知先生为党为国至诚如斯。”
姜瑞元感佩杨永泰的忠心，在自己最困难时，还是杨永泰能体谅自己的甘苦。
他接着往下看，杨永泰陈述了自己对于灭赤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察江西诸地，渐觉红门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红门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作，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红门结为一家，在吾于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红门所利用。而他于红门诸项方针政策，一富煽动性，二富实效性，较之吾地方官吏更有效力。欲扑灭红门，必须使用新的谋略。”
杨永泰的这几句话一下子说到姜瑞元的心坎上了，他急切地看了杨永泰面对这种局势提出的应对的“新策略”：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
“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红门，不为红门所左右。为此目的，即灭赤也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红门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
“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灭赤为政治灭赤，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同时，于此次灭赤中，中央尚还须进一步执行削弱异已强干弱枝的削藩政策，以期围剿完后，红门既除，中央力量更为强大。”
这其实和华联削弱统治区域内赤化问题的手段大同小异，就是重视对农村地区的帮助和引导，避免他们全面倒向红门。政权真正难以控制的是边缘的乡村，在大城市里有驻军，工人反倒翻不出什么大浪来。
最怕的就是红门在边远地区发展军事力量，像蟑螂一样活下来，一旦你稍加忽视，就会泛滥成灾。
姜瑞元边读杨永泰的“万言书”，边点头称是。读完之后，他立即唤来侍卫官：“通知杨参议马上来见。”
不多时，杨永泰驱车来到。姜瑞元迎于门前，执礼相待：“君之长篇宏论我一口气拜读了。杨参议真乃我管仲、诸葛。前番参议一篇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议又一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妙策，我想剿灭红门已为期不远了。杨参议真乃不可多得之士。姜某怠慢参议之处，万望海涵。”
经姜瑞元一番夸奖，杨永泰倍加受宠若惊。他知道自己真正飞黄腾达的日子到来了，以前虽然屡出奇计，但因为政学系关联，始终无法真正成为首席谋主。
此时的姜瑞元已经决定重用杨永泰。1932年4月，他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灭赤”军事会议，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灭赤”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
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姜瑞元的帐前军师，**军之中的首席谋主。
5月21日，姜瑞元亲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时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灭赤”军事会议，调集兵力进攻全国各地赤军，重点进攻红门鄂豫皖赤区和中央赤区。
6月18日，姜瑞元在庐山再度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军事会议。会上，他高声强调：“灭赤不能专靠武力，这次剿匪，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这样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被姜瑞元正式确定为新的剿匪方针。杨永泰的此次计策是一个非常毒辣的谋略。姜瑞元忠实地按照杨永泰的设计执行，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
就算没有张国焘的指挥错误，红门因为本身的先天性劣势，在政治上缺乏大义，始终无法适应姜瑞元的新策略。更是未能采取任何相应的应变措施，致使赤军被迫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姜瑞元看到杨永泰的策略发生效力后，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赤区。
1933年2月6日，姜瑞元亲任江西“灭赤”总司令。5月7日，他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
南昌行营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于南昌中山路上的百花洲。它刚成立时，设办公厅和一、二、三、四厅。办公室主任为熊式辉个厅的厅长分别为贺国光、刘兴、晏道刚、朱怀冰。杨永泰到南昌行营任秘书长后，便决定对南昌行营进行改组。
但工于心计的杨永泰表面上却装作谦谦君子，并不轻举妄动。他在等待时机的成熟。
在姜瑞元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亲自征询杨永泰对行营组织的意见。杨永泰知道机会来了，但又不便当着许多军政大员发表意见，便话里有话地回答说：“我初来，情形不清楚。”
姜瑞元自然听出了杨永泰话里的深意，会后单独召见。任由杨永泰将改组南昌行营的设想和盘托出。听后大喜，姜瑞元当即同意按照杨的意图，将四个厅缩为两个厅，第一厅厅长仍由贺国光但任，主要负责军事。
而第二厅厅长由杨永泰兼任，主要负责党政经济，另外熊式辉仍旧任办公厅厅长。
这样，南昌行营由原来的五个厅减为三个厅，杨永泰掌握了行营党政经济大权，为具体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效力。
杨永泰为姜瑞元准备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全权总揽政治事务。南昌行营内部，政治厅处林立，皆为“七分政治”效劳。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灭赤”。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姜瑞元并未得手。尽管如此，已经无关大局，他对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并没有动摇，而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赤区。
杨永泰提出的计策，姜瑞元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中给予充分地发挥和运用。
在新闻宣传方面，杨永泰主持的南昌行营二厅，命令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他规定，标语、传单，均须照行营颁发的各级宣传提纲或“剿匪手册”精神去写，不得另行编撰。
凡南昌出版的报刊、文稿，都要先经行营审查许可，方得付印。外地驻南昌记者拍发的电讯稿，必须送审核准，才能发出。
不仅如此，杨永泰还组织了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艺标兵。一时间，这两文艺组织搞得非常红火，令姜瑞元十分高兴。
同时，姜瑞元接受杨永泰的建议，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把《明夷待访录》、《曾国藩剿捻事迹》和《汗血月刊》等书刊杂志，下发给与会军事将领，责其认真写出笔记送阅，并随时派人考察，以从思想上体会“剿匪”的政治意义。
在地方统治方面，姜瑞元接受了杨永泰提出的实行军人**的建议，明令“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
只要对“围剿”军事有利，各路军总司令都可以断然采取措施。杨永泰还建议，在“剿匪”区内，强化县长权力，由县长兼任县保安自卫队队长的执法官，拥有生杀权，并且不受县党部执监委员牵制。
这是商鞅变法中的手段，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根据地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
更高妙的是杨永泰建议姜瑞元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及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组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红门的赤军打一场“经济战”、“政治战”和“立体战”。
姜瑞元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大力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方针，同时采用陈诚提出的“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出”的战略战术方针，调集100万军队进攻赤区，给赤区造成极大困难。
在这种全面压倒性的布局之下，赤军没有能够击破第五次“围剿”，被迫从江西赤区撤离，进行战略转移，使**军终于成功清除了来自通知区域内部的隐患，得以全面专注于备战抗日。
杨永泰因谋划“灭赤”有功，当选为**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声势显赫一时。
第三百三十八章江西剿匪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