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月26日带到重庆，向汪兆铭、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兆铭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
汪兆铭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12月5日时周佛海先去昆明，三日之后汪兆铭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
日本政府于12月11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兆铭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兆铭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切按计划实行。
一行人的队伍中，还有一道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华联的死亡商人刘申，化名文刀田，作为此次的民间热心人员，秘密参与了此次和谈行动。
他受钟泱的嘱托，前去与日本主和派的政友会接触，无论和平会谈事成与否，重要的是在对方心中埋下一颗合作的种子。
中国人最仇恨的是日本人，但日本人最仇恨的却是苏俄。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与苏俄为了争夺东亚地区的霸权，不经历过多少战争，彼此都是伤痕累累，鲜血遍染东三省地区。
日本的可恶因为它是一个禽兽组成的人类国家，而苏俄正好相反它的可恨在于它是一个人类组成的禽兽国家!
因为战争的不顺利，日本军部上层也开始浮现出了不同的声音，虽然都是主战派，但在对象的选择上，已然有着区别。
关东军因为中东路事件而恐惧与苏俄的军事工业能力，所以将入侵中国作为首选目标。在一开始，的确是成绩斐然，压制住了内部的反对声音。
可一旦遭遇挫折，这种压制就变得脆弱无比，被人轻轻一桶，就会悄然破碎。随着日本国内师团的不断到来，在华部队的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关东军不再是侵华日军的唯一主力，他们的意见也因为接连两次重大战役的失败而遭到了质疑。
中国与日本并非死敌，更没有血海深仇，一切只是利益使然。关东军的狂热和嗜杀，却没有完成占领中国的任务，在这个时候，终于遭到了反扑。
许多老兵和将领，都是经历过日俄战争的生还者，对于横跨亚欧大陆的北极熊，心怀刻骨的仇恨。他们借机发难，认为陆军应该改变目标，停止南下的步伐，与中国的各方势力和谈，转而北上攻击苏俄。
日本和德国是盟友，这也是两国一开始密约中谈好的事情。
钟泱高座于云端，以局外人的心态，对于这些时局的演化，可谓是洞若观火。只要能够怂恿日军北上，就算提供物资支援也未尝不可。
但若让华联政府或者军方派出官员联络，位面对自身形象有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才会选择了刘申这样身份并不敏感的民间人士。
悄悄跟在汪兆铭身后，前往越南河内，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以及积极投身于秘密和谈行动。
但在和谈队伍中，多年跟随汪兆铭的陈公博并不汪兆铭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兆铭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
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吗？”无错不跳字。
周佛海神色凝重，目光阴沉委员长暂时不知。”
汪兆铭正襟危坐，语气淡然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他是胸中有正气的文人，也勇于承担责任，为了国家的利益，更是不惜的名声。
陈公博可没有这种气魄，他听后非常不安，语气也是惶急汪，依公博之见，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
汪精卫不以为意，而是用宽仁的语气向陈公博解释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周佛海也苦苦劝说陈公博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
陈公博虽然心有戚戚，但见众人都同意，他也无言以对，只好同意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不过最后陈公博还是做出表态汪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他未必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与决断，但他敬佩汪兆铭的人品与志向，愿意誓死相随。
1938年12月8日，汪兆铭准备飞离重庆的，本来是姜瑞元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但12月8日姜瑞元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
汪兆铭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十天之后，姜瑞元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兆铭以外出演讲为名，偕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
刘申作为赞助人，秘密随行。
汪兆铭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
这天晚上，汪兆铭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他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姜瑞元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12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
据说汪兆铭在离开重庆前，给姜瑞元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现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兆铭“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
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
日本主战派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近卫在得知汪兆铭于12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兆铭欺骗了。”
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兆铭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
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兆铭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12月29日，汪兆铭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
“艳电”这个词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汪兆铭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党中央党部、**党总裁蒋介石、**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姜瑞元和**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兆铭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中提及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兆铭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兆铭外出是代表**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
12月24日，姜瑞元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由于汪兆铭在党内的地位，姜瑞元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党的信心和舆论，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兆铭前往河内治病，为其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姜瑞元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兆铭回重庆，王宠惠言辞恳切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则一脸决然地回答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为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
“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兆铭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兆铭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37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5天后的1938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使汪兆铭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兆铭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他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兆铭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他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兆铭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兆铭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
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他并非十分主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兆铭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他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兆铭出马的有利条件，他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
而且汪兆铭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兆铭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
汪兆铭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他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兆铭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
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卖汪精卫，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迫于军部主战派的压力，政友会对整个日本的战略政策控制，已经没有多少主导权。
连内阁首相都要因为对华秘密协定之事引咎辞职，就可得知主和派的尴尬地位。
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兆铭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姜瑞元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兆铭在文中责问姜瑞元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姜瑞元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和谈就不可以进行？”
“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姜瑞元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兆铭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他，因此对汪兆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同样也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兆铭个人威望的打击。
说来说去，历史纠葛在人们的选择之中，因为选择的不同而相继演化，早就超出了原本的预计和估算，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在193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兆铭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暗杀事件后，因为汪兆铭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兆铭，帮助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兆铭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山东，暂时住在日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兆铭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感慨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
“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适当。”
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
这时的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兆铭建立一个“反红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兆铭在日占区建立政府。
所以影佐对此颇有为难之处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
“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么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两个人在对待和平的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是后来汪兆铭能够顺利实施这个计划的根本原因。如果日本不愿撤兵，汪兆铭也希望能在日战区内建立起一个中国人自管的政府，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生活在敌占区的民众。
哪怕是背负起汉奸的恶名，他也在所不惜。
最难的事，不在于用死亡来宣示的正义，而是为了维护百姓利益，去舍弃荣耀和尊严。
汪兆铭不想做踏着万民尸骨的英雄，他只是去做别人不愿做的“好人”，天下难容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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