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特别加强了对新民学会的改造与展，以此推动会员的思想进步。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新民学会成立大会通过的会章中规定的学会宗旨。由于没有提出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有的会员说这时的新民学会“不过是少数读书人的一种读书团体”。很快，**等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从湖南一师毕业，走向了社会。在“会友向外展”的驱使下，一批会员来到北京，进入留法预备班，做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这时，正值“五四”前后，经“五四”爱国运动的陶冶，会员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对学会的宗旨和会风等，有必要作出新的规定。1920年5月8日，**到上海与部分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召开送别会。这次会议就讨论了新民学会的进一步展问题和会务问题。这次会议的精神传到法国后，7月6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集会，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13人到会。会议提出并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议讨论了改造的方法，但是在此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等人主张组织**，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萧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
8月间，蔡和森、萧子升分别写信给**，陈述自己的观点。**接到信后，对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新民学会的方针感到十分高兴。他仔细地研究了蔡和森的意见，于1920年12月1日复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并转在法诸会友。**在信中表明了自己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他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他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看，“凡是**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他指出：“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5］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陶毅、陈书农、易礼容等10余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讨论旅法会员所争论的问题。会议主席何叔衡。会议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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