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局势日益恶化，**的思想也在急剧展。***8月初，**在武汉为**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明确指出：“湖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反唐部队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到推倒唐政府之目的”。欲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注重军事，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的粤农军他调，浏、平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在湘南动起义。这个大纲体现了**以军事暴动为主，建立正规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是**“上山”思想的新展。这一思想更明确地体现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里。在“八七”会议上，**提醒全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1］会议选举**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当时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向中央写来一信，提出这样的主张：由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往广东，以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这是很错的”，**在会上断然提出批评说：“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2］**的观点，得到以瞿秋白为的临时中央的赞同和支持，于8月12日任命**为中央特派员，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领导全省的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长沙，传达党中央指示，帮助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关于暴动的区域问题，省委的多数同志“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始终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况，力主缩小暴动范围。经过激烈争论，多数同志赞同了**的主张，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湖南省委放弃了原拟的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的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决定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同时暴动的是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市，这个区域能够影响湘、鄂、赣3省。其他地方则虚张声势，以牵制敌人。**挥了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重要思想，强调：“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要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3］
会议确定了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并按照**的意见，要起义军直接打出**的旗帜（工农革命军），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称谓（八一南昌起义仍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成立了以**为书记的最高指挥机关——**的前敌委员会。9月初，**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将拟参加起义的主力，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王兴亚、苏先俊分任团长。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原来都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因未能及时赶到，这时还驻扎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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