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土地革命的烈火也随之熊熊燃起，初步形成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各地，指战员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红四军内党的组织状况也差强人意。1929年5月，全军约4000人，党员有1329人，占33。2%，其中工人成分311人，仅占23。4%；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分则占70%，尤以农民成分为最多。这种状况，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因为频繁的转战，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够，使上述状况衍生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泛起，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思想，与**自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政策生了矛盾，并经常引起党和军队领导层内的争论。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有对政治形势的估量和对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分歧。
上述这些问题和争论，在红四军党内和军内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形势好转的况下才更为公开化而已。1929年5、6月间，围绕着是设立还是取消红四军军委问题，这些争论和分歧集中地暴露出来。作为前委书记，**对于这场争论的公开化与激烈化，有些始料不及。他细心观察和思考出现这场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努力寻求解决争论的根本有效的方式方法。6月1日，他向**中央报告说：“党内现生些毛病”，并乐观地表示“正在改进中”。6月14日，经过深思熟虑的**，又写了一封很长的党内通信，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在这封长信中，**把红四军党内的“毛病”概括为14条，而最主要的“毛病”是党的领导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的时常作，都与党的领导的削弱有关。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又给这些错误思想和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信中指出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这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分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派到红四军来工作的某些同志，不察实际况，硬搬教条，照抄“本本”，焉能不出问题！**在信中回答了某些同志的具体指责，指出，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明确表示现阶段仍有成立军委的必要。**在信中没有一概否定这争论，而是肯定说，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红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同时，他也严正告诫：红四军党内的不正确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刊这封长信，意在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消除分歧，结束争论。但是，长信刊出后，争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广泛和激烈了。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到会代表中，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陈毅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朱德等了。陈毅在报告中，一方面基本按照**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又指出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指出“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对于党内争论的解决，陈毅提出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提出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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