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而国内各派反动军阀为了维护他们自身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利益，互相之间长期混战，始终不能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权的现状，就是这种争夺的必然的直接反映。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在这个基本特点之下产生了两种况：一是各派军阀混战都以大中城市或包括县城在内的中心城市为目标。他们的军队豢养在城市。他们的反动统治以城市为最恐怖。这就使得中国**领导的革命力量难以在城市立足。二是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和各省之间的边界地区，就成为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带。因此，就产生了一件除中国以外而无有的“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展”。这种“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就是中国**领导红军开辟的乡村工农民主政权。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是先在农村积蓄和展革命力量，建立乡村革命政权，逐步推进直至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历史所显现出来的不可移易的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为此，**在信中批评了“城市中心”的思想。他指出，“城市中心”的思想，“是与中国革命的实不适合的”。“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展，以为将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他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村斗争的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其次，**指出，中国**领导的红军战争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之下，中国农民遭受的压迫与苦难尤为深重，农民起义因而具有全国规模的展，中国农民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但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导致其狭隘性、散乱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自认识浓厚，所以他们不能成为革命战争的正确领导者，而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和游击队，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才能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所以，**在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指出，中国社会矛盾的向前展，决定了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然而，“现时的客观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为此，**分析道：“如问中国革命**是否快要到来，只要详细细去察看引起革命**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升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展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同时，**又特别强调：“所谓革命**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快要来到，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子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