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王明等为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对各级党组织实行所谓“改造”与“充实”，并向全国各地都派出他们的“钦差大臣”。1931年4月初，**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因而亦称“三人团”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代表团带来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由此拉开序幕。
1931年4月17日，在宁都的青塘召集了一次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因“三人团”到达前夕，苏区中央局刚刚举行完扩大会议，所以这次会议又称做“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听取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及中央代表团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通过了五项决议。这些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传达贯彻，并开始对**所代表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攻击和否定。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后不久，1931年8月30日，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除一般地肯定中央苏区的斗争成绩外，着重指责中央苏区存在的“严重的错误”，即“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这些指责主要是：
在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的问题上，指责“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以至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便是‘疲于奔命’”，造成红军“长期的内线作战，很难向外展”。要求“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较大的城市。”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指责中央苏区“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态度”，例如，“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为此，要求苏区中央局“对待地主残余的办法，只能是分配他们做苦工。必须加紧雇农、贫农与富农的对抗，而抓紧对中农的联盟……必须变更富农的土地所有，给他坏田耕种，富农的剩余工具要没收”。在红军的训练、编制和战略战术等问题上，指责“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与红军已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的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要求“红军的编制要开始适应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红军的战斗力亦着重于技术能力的增进，特别要有堡垒战、街市战、射击飞机等等的演习。”
此外，还指责全苏大会至今未能召开；指责苏区工人运动不展，没组织工人反雇主的斗争，没实行8小时工作制，没组织反帝同盟等；指责中央苏区“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的教育工作”。如果作为一般要求，这种指责还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中央是从反ab团来说的，并且认为中央苏区只反ab团还不够，同时要进行“反改组派，反第三党，反取消派，反罗章龙派，反富农思想以至农民落后意识的斗争”。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开幕。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朱德、项英、陈毅、任弼时、王稼祥、梁柏台、古柏。**以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身份向大会作了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王明“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凭借党中央的指示信和决议，对大会施加压力。他们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站在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上，不顾事实地批评**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执行了立三路线，指责**等的正确观点和主张为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行动中的狭隘经验主义，等等，赣南会议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有计划有步骤地全盘否定**的正确主张、改变中央根据地正确领导的一次会议，是实现王明“左”倾中央“改造”各级机关的一次行动。大会最后决定：撤销**的中央局代书记职务，由项英以及任弼时等主持中央局工作。同时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因而，**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也在实际上被免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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