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前方军事领导人根据战场实际，不顾中央局的反对，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的名义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大胆地预定了未来和敌人决战的战场是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地区，《训令》中是这样说的：“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需迅速地肃清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匪与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和迫近宜黄、乐安、南丰各城市。有把握的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的北上”，“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后来的反第四次“围剿”的进程与战场分别表明，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略计划，它实际上已经勾画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蓝图。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正是根据这个《训令》的基本思路，指挥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的。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名为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和**的严重分歧。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去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提出要把**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责战争领导的总责。会议结束后，**对前来告别的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这充分体现了**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布通令说：“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至此，“左”倾冒险主义者终于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对这个决定，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和会后，分别表示了不同意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要**专任政府工作，是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决定的。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央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等草案。大会开幕时，项英致开幕词。接着，**苏区中央局代表**作政治问题报告。**在讲话中指出：……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到来。大会一致通过《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它的“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它的任务是在中国**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宪法大纲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人民政权，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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