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中旬，在**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下旬至2月初**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长篇工作报告，分析中国和世界革命展的形势，总结中央政府成立两年来，在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宝贵经验和主要成绩，提出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改由张闻天担任。**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也被进一步地削弱。
扭转战局的一次次努力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虽然已不能参与战争的决策问题，但他却在自己的岗位上尽最大努力为战争作了贡献，尤其是战局不利时，更是利用一切办法，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战略设想。他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以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他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在他住处召开的一次中革军委会议上，**对敌我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在敌人气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前面，红军既不能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徒以损耗自己的有生力量；也不能死守中央苏区，和敌人拼消耗。他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一方面“诱敌深入”，和以前几次反“围剿”一样，实行有计划的后退，以小部、次要兵力吸引和牵制敌人，将敌人诱至苏区腹地，使其“盲人摸象”。而主力红军则隐蔽集结，待机破敌。敌人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惫；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必然会给我以相机歼敌的有利机会。换句话说，“诱敌深入”，造成敌人在战略上对我实行大“围剿”，我则在战役战斗上对敌人实行小“围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前几次反“围剿”的结果看，这样做是有胜利把握的。另一方面，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困，跳到敌人身后去作战，和敌人实行大“换防”，迫使敌人撤出碉堡回防，置敌人碉堡于无用，而红军则可以挥机动灵活的特长，在运动中来消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大“围剿”。
这两方面的建议，都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正规战有着根本的不同，因而李德都表示反对。李德认为，实行“诱敌深入”，“就会把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为我们阻止敌人并打击敌人提供保证”，是军事上的保守与胆怯；而跳出包围圈，到敌人统治区去作战，“由于敌人的堡垒构筑坚固，并且层层向纵深展，所以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的外侧或背后作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样，**的第一次建议——关于作战方针的选择，遭到了李德的全部否定。
随后，接连几战失利，博古、李德等由此竟一变军事冒险主义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想以此“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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