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石城、长汀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实现其围歼红军的目的。在这种况下，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进行休整补充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敌人包围圈，向敌后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再一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主力立即突围，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进攻战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是，博古、李德等人这时已为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哪里还想到“进攻战略”，**最后一次扭转危局的努力也失败了。于是，正如**所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随着局势的日益恶化，中央革命根据地濒临绝境，中央红军损失惨重。面对这一形势，李德起草《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时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并且也开始了退出中央苏区的直接准备。但同时，李德等人却又要求中央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的胜利”。这种十分矛盾的态度和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既没有适时地实行战略转移，又由于继续坚持阵地战，使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损失更加惨重。时至1934年10月中旬，由**、朱德等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由全盛时期的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占有21座县城的相当规模的广大区域，锐减到只剩下瑞金、宁都、会昌、于都等一小块中心地带，眼看敌人就要合围了，李德、博古等人至此才不得不作出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被迫实行突围，准备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1934年10月21日，**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率领主力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突围，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长征途中的英勇抗争
长征开始后，**随由中革军委系统改编成的军委纵队（代号“红星纵队”）一起行动。当时，他正患重病，身体十分虚弱，每天都躺在担架上行军。但他的大脑却在不停地思考着和判断着。他看到，长征开始以后，“左”倾领导者一改第五次反“围剿”中所奉行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避战主义。本来，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可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以便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由于李德、博古等人僵化而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到达指定地区（湘西），放下行李后，再开始反攻来消灭敌人。因而，他们只是一味地行军、突围，只求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而不顾一切。在军事部署上，将三军团放在右翼，其后为八军团；一军团任左翼，其后为九军团；五军团殿后，护卫着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以及负担着大量辎重物资的后勤机关。
1934年10月21日夜，突围战役开始。在江西的信丰、安西和安远三点一线的封锁线上，担任防守的粤军余汉谋纵队在得到陈济棠的示意后，只是稍事抵抗。这场突围战实际上是假打，为瞒蒋介石耳目，双方都做出攻防之势，枪弹却是朝天放的。23日，红军大部越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进入粤北，突破了蒋介石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突破这道封锁线没有经过大的战斗，使红军保存了实力，争取了时间。红军在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即向湖南、广东边境前进。敌军又沿着湖南汝城、广东城口一线部署了第二道封锁线。不过，由于陈济棠执行秘密协议，没有派重兵阻截我军，只图自保；蒋介石的嫡系远在湘赣边，鞭长莫及；湖南军阀何键率领的湘军不敌红军，这样，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又被红军突破了。蒋介石赶忙以重兵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良田到宜章之间，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除湘军刘建绪、李觉、王东原、陶广等部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部也从江西赶到了。鉴于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状况，**于11月6日在广东仁化的城口提出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的这一建议，对于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从根本上摆脱被动挨打的境地，十分有意义，但“左”倾领导者还是拒绝了。这样，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红军被迫同敌军展开激战。在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又迅速调集40万大军依据湘江天险，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处于前有湘江阻拦，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危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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