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鸣事件［17］生后，**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要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使之责令制造事端的广东军阀余汉谋交还何鸣部队人枪。继而出《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告诫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暗算，尤其是改编时“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针对湘鄂赣游击队与武汉国民党行营谈判的况，1937年9月**指示：停止谈判，更换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严肃地向他们指出：部队由我们包办，“国民党不得插入一个人”。在西北救国会解散后，**中央电令**陕西省委，必须同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从此事件中汲取教训。同时，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193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八路军一度因国民党干扰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并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1938年1月由邓小平接任）分别为八路军三个师的政治委员，10月16日，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并相继成立八路军前方军委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各师军政委员会，加强党对军队的政策教育和领导。
从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中央和**在向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中，反复强调要认清国民党与**争取领导权的严重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放手扩大党的武装力量和民众运动。党在敌后的工作“应以动游击战与建立根据地为中心”。**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战略展开，广泛进行敌后游击战。到1938年6月，华北建成10个战略区：晋察冀边区、平西和冀东游击区、晋西北根据地、晋察绥游击区、晋冀豫根据地、冀南游击区、渤海游击区、豫北游击区、晋西（吕梁）根据地、山东游击区。1938年5月，**致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然有些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指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展开。同时，**告诫前方的同志：注意对国民党的要求作具体分析，“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18］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19］
打退****
1939年1月，依照蒋介石的意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随后，国民党中央向其各省高级长官出密令：“对于共党应根本打破利用观念，并彻底扫除恐惧心理。”陆续制定和秘密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置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停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不断挑起摩擦事件，制造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流血惨案”。
**为的**中央敏锐地觉察蒋介石国民党政策重点的变化。1939年1月23日，出《中国**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对策》的指示，明确告诉全党：我们对摩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们应以冷静而严正的态度对待。已建立的政权，决不轻易放弃。中国**在领导敌后军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保卫、巩固和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为保卫和扩大已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6月25日、30日，**连续表《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反对投降活动》两篇文章，指出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即准备投降；反对投降和分裂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当前的紧急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20］6月26日，**中央公布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两年的战绩，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和诬蔑。7月7日，**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二周年宣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号召，动员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制止和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投降**阴谋。10月10日**在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强调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在**和**中央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都加强了反顽工作，严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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