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镇反运动中一度出现过分宽大的偏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对斗争的根本目的和意义认识不足。因此运动开展起来，他经常反复地提醒和教育广大干部，要从巩固政权的高度去认识镇反。例如1951年2月8日，他在一份批件中指出：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会道门特务活动猖獗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同月17日，**在送给黄炎培参阅两份镇反材料时写了一封信，用广东、广西因“宽大无边”给政府工作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的典型事例，解释和阐明“对匪、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的道理。3月24日，**在向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转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指出：“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非常重视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镇反运动的领导，他规定，中央局和分局、省级单位必须在30天和40天内分别向上级作工作报告，以后每月定期报告一次。1951年上半年，他多次要求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向上级作报告，对未按时完成任务或迟迟不作报告的单位提出批评，并追究责任。在**的严格督促下，绝大多数领导部门都按时把每一步的镇反计划和总结向中央或中央局作报告，少数执行不力的单位经过批评也得到改正。**还把定期报告工作作为制度写进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稿，使其经常化、制度化。
在检查各地工作中，**注意抓典型，表扬先进，批评后进。他先后多次批转西南局的报告，肯定邓小平关于开展镇反斗争的正确意见；总结推广山西等地取缔一贯道的经验，北京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和杭州、无锡关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反革命案卷审委员会”的做法；表扬史良表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文章，建议把此文列入学习文件，印成小册子，等等。同时，他对上海、南京等地在运动初期措施不力的现象，进行批评和帮助。通过抓两种典型使各地找到工作差距和努力方向，从而促进了运动的展。除督促检查下级向上级作报告外，**还提倡派干部或工作组下去指导。1951年3月23日，他在向各地转罗瑞卿的镇反考察报告时指出：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4月7日，他对派工作组下去的任务作了说明：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具有很大的帮助。
镇反斗争是错综复杂的，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偏差。**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和阐明一系列镇反政策。其中最基本的、影响最大的有三条：第一，稳、准、狠地镇压反革命。1950年12月19日，**在给黄克诚的电报中次作出这样的表述：“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以后他又在实践中加以具体阐述，指出：“稳，就是要讲究策略，处决反革命分子要有计划，不要统统集中在一起；宣传上要抓住重大典型案例，不要主次不分，造成社会上的恐慌。准，就是不要捕错杀错，对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他特别强调，镇反中草草从事比劲头不足更有危险，因此一定要谨慎，实行严格控制。狠，就是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决不心慈手软。”第二，“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是**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后来在镇反运动中经常加以阐述的重要政策。这条政策，把镇压与宽大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起到了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集中打击恶分子的作用。第三，“死缓”政策。当运动即将进入清理积案的阶段时，**提出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死者，应当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他认为，这样做意义很大，可以避免犯错误，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彻底消灭反革命，保存大批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上述政策对于镇反运动的健康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2年底，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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