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55年冬至1956年1月，**围绕制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展纲要（草案）》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之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又用一个半月的时间集中听取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期间，他曾连续六天，每天下午用一两个小时，或三四个小时参观机械工业展览，并在讲解员讲解的基础上，找一些相关的图书资料认真研读，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况和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政治局又进行了多次讨论，集体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进一步的阐述。他在讲话中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第一，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思想。有的论者认为**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口号，比较含混，至多只是把“革命”与“建设”并重，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思想是在党的八大上才明确的。这个观点有失公允。其一，**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明确讲：“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就是后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其二，就《论十大关系》所论述的十个问题的内容看，主要是谈中国工业化道路、经济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即使是谈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内容的，如民族关系、党派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调动积极因素为建设事业服务展开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八大召开前夕的一次讲话中讲得更为明确，他说：八大会议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3］至于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论断，则更是众所熟知的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改变了八大路线而否定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率先明确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第二，在《论十大关系》的前三条，**集中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已经提出的奋斗目标，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矢志以求的愿望。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呢鉴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教训，**提出在坚持重工业为国家建设重点的同时，还要加重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多展些农业和轻工业。这一观点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是一条有别于苏东国家片面展重工业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尽管后来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得并不尽如人意。但是，**的这一观点和后来他所提出的农轻重为序的观点，以及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实际勾勒出以工、农业并举实现国家工业化道路的轮廓。与此相关，**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沿海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方面的观点，也都是具有创造性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制约，这些观点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第三，提出对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某些尝试。这些观点主要是：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问题，中央简政放权、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问题（他建议“党政机构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企业要扩大自主权，成为公开的、合法的“独立王国”［4］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问题等等。这些观点虽然都是初步的，并没有充分展开，但却展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时，要求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使之更相适应的强烈愿望。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的提出，对全党上下全面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起了表率和号召作用。第四，提出或在新形势下重申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如在民族问题上，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而重点在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在党派关系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肃反问题上，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原则；在是非问题上，分清是非、教育同志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等。这些至今仍是我们政治生活坚持实行的方针和原则。第五，系统地论述了向外国学习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因而都存在着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例外。而且，向外国学习是长期性的。“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针对建国初期一度存在的只注重学习苏联经验的偏向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的目的是“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当时，**虽然还没有做出对外开放的政策，也没有使用“开放”的字样，但已经很全面地阐述了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和长期性，以及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方法、内容和目的，展示出他走向世界的博大胸怀和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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