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提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会后，文学艺术界便开始根据这一观点检查工作。1963年5月，《文汇报》表**等组织撰写的《驳“有鬼无害”论》，公开点名批判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1963年12月12日，**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在另一份报告上批示，进一步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两次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与批评，是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况的。两个批示的下达，对文艺界震动很大。根据**的两个批示，成立了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整风，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并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各协会的领导班子。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被当做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加以反对。与此同时，中宣部根据康生的指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请示报告》，得到**的批准。从此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开始对《刘志丹》、《李慧娘》、《谢瑶环》、《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大批比较优秀或并无大错的文艺作品进行政治批判。
文艺界的批判运动，迅速波及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教育界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是作为一个重大反党事件处理的。在批判中任意上纲，认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杀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和平与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杨献珍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与他学术观点相同的同志，也先后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及其经济理论。孙冶方针对当时经济管理中暴露出来的矛盾，提出要重视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要重视利润，扩大企业的权限等有创见性的经济思想。但在这一时期，统统被批判成“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和吴晗等人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等。上述理论观点有的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有的是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提出来研究、讨论的新观点。它们的正确与否，理应通过学术界的观点和争鸣来逐步解决。把这些观点都当做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等政治帽子，进行围攻、打击，势必伤害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
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展的重要表现。在这些“左”的批判中，康生、**等人推波助澜，使这一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日趋扩大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批判主要是在报刊上和有关的文化团体、机关内进行，还没有形成社会性的群众运动。但这种批判，很快就蔓延到其他行业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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