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烈士暮年（三）
“文革”期间的干部下放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大机关、大单位、大系统都以办“干校”为主，也有一些携全家老幼到农村落户者。1968年5月7日，亦即**作出“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经过几个月实践后，总结出一套经验。对此，**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柳河经验和**指示，并加编者按说：“**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从此，兴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中国大地，广大党政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山区、农村和基层，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五七干校”中以农业劳动为主，其办校的宗旨就是劳动生产、劳动改造。这种以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意义为指导，实际上已等同于变相劳改。下放到“五七干校”作为迫害干部、打击知识分子的合法手段，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行政和科技人员成年累月地在农业第一线从事生产劳动，固然对他们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有益，但长此以往，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工作和科研的宝贵时光。同时，下放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的指示，多数况下，即使是老弱病残者也得不到照顾。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一词特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最早从50年代起，**中央就一再号召城镇知识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一题词鼓舞、激励一批有志青年，如侯隽、邢燕子、董加耕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等奔赴农村、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到“斗、批、改”运动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文革”一个组成部分，展成一场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当时，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提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到农村去安家落户。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晚，北京四中的学生就打起背包走向农村。这是一个起点。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端，直到“文革”结束为止。
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相比，这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中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生毕业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文革”初期，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的信赖，怀着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纷纷走上社会，加入“造反”的行列。随着“夺权”斗争的结束，需要他们安定下来。早在1967年10月14日，**中央就提出“复课闹革命”的要求。与此相关的是各级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就业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文革”是一场革“文化”命的运动，工厂、企业、机关等部门都不需要知识分子，原有的知识分子都要下放到农村去；国民经济展状况的徘徊不前也无法安置大量的城市剩余劳动力；高等学校停止招考更使中学毕业生无处可去。修完了“文革”必修课的中学毕业生，既丧失了升学的机会，也丧失了在城市中就业的机会。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中学毕业生，即66届、67届、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已达1000万余人之多。在这种形势下，“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就成为知识青年们的主要出路，也是试图使“文革”由“乱”到“治”的一个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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