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生是李天成派去浙江的，他这次的任务很特殊，因为李天成占领了上海和苏南之后，全国局势在辛亥革命之前，提前动荡了起来，浙江新军方面的革命党和其他势力正在摩拳擦掌，准备起事。
这也使得本来已向前推进了一百公里，准备要北上进攻上海的八千浙江清兵在嘉兴方向停止了脚步，因为清廷已得到消息，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正准备在各省联合起事，以乘乱夺取南方的政权，所以浙江清兵北上的计划不得不临时更改，让他们暂时停在嘉兴不动，此时杭州城已空虚，只有五个营的旧军守卫，一旦杭州有变，命令他们立即南下平叛。
湖南、四川、广东的保路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黄兴等人已在筹划武昌起义事宜，离正式起义只剩下一个月时间了，但此时起义的时间有可能会提前，比历史上十月十日可能要早一些。
为保留对革命党人的威慑，新军留在南方各省的兵力暂时无法调动，而新军之中有革命思想之人众多，所以多个省份的新军被扣发了子弹和弹药，比如历史上浙江部分新军每人只发了五发子弹，战斗一打响，放不了几枪就会偃旗息鼓，无法与清兵的保守派做进一步的斗争，此时是因为要北上对付振国军，所以子弹才没有扣发
目前只有北洋军基本不受到限制，战斗力强大，清廷对北洋军的顾忌也少很多，而进逼常州的两万清兵此时还未退回原驻防地，清廷正从其它防区调派部队补防因南调而空虚的防地。
但原本在等候南方的浙江清兵向北移动到上海和松江，双方南北夹击，同时向振国军发动进攻的计划已经搁浅，清兵只是试探性地派出一股部队朝常州方向进攻了几分钟，但在常州城外错综复杂的堑壕前面二十公里外止住了脚步，因为振国军拥有两个炮兵营的强大炮火，一旦敌人进入射程内，就会对其展开狂轰滥炸，清兵被炮火轰退了回去，不敢再前进，双方仍然保持对峙态势。
而且清兵也担心江苏方面会有事，一旦出现事变，这两万人就会被割断开来，进入了革命党人和振国军的包围圈，综合多种因素影响下，他们才止步不前。
严立三的部队训练有素，常州城外的部队和江阴部队联合起来，很快在通往上海的必经之路各要地都挖掘了堑壕，构筑了堡垒，一直延伸到了长江边。各交通要道都分成三个层次布防，最外面一层堑壕需要支援时，后面的支援堑壕和预备堑壕立即会补充兵力和弹药到前方，堑壕后面配备了强大的炮火作为支援，一旦清兵向堑壕逼近，先以榴弹炮、迫击炮打击远、近处的清兵，而当他们的小股部队突破了炮火打击，靠近堑壕之前，还要受到躲在碉堡和壕沟内的振国军士兵用狙击枪、轻重机枪、自动步枪阻击，对躲在堑壕内的振国军而言，清兵完全暴露在外，难以突破三层堑壕的防御。
严立三的部队在各堑壕外面都装了铁丝网，上面挂了很多电灯，后面还有许多用竹竿子撑起来的电灯，还有远距离探照灯，可以照亮堑壕外面的大部分区域，一旦夜间有清兵来袭，便会立即展开攻击。
清兵的大部队也不敢贸然前进到对方炮火射程之内，射程超过二十公里的榴弹炮可以越过障碍物打击目标，比清兵配备的直射型克虏伯大炮使用起来要灵活，克虏伯大炮只能用来打击对方坚固的军事工事，如碉堡、城池等目标，也不如振国军的仿五九式加农炮接近三十公里的射程，五九式加农炮还配备了增程弹，射程可以提高到三十七公里左右，这么远的距离，是清兵的炮火根本无法比拟的。
上次曾山豹吃亏之后，这次清兵在没有摸清对方底细之前，是不敢贸然强攻的。
火炮在陆军之中的地位通过历史战例便可一清二楚，当年英法联军用大炮对付清兵时，曾经创下了只牺牲一百人，造成清兵五千人伤亡的战绩，由此可见优势炮火的打击力。
新军的军官大多都是留学回来的，深谙陆军战术要领，了解对方的武器装备优势明显，所以他们才带来了两万多人，来对付严立三的六千部队，另外严立三已在苏州、无锡、常州招收了一个营一千人的部队，但因为都是新兵蛋子，所以用来作为预备部队使用，松江的一个营正在赶来增援，因为南方的压力已减轻，振国军已决定主动南下，这样松江就不必再留大部队驻防。
此时振国军受到的压力立即减轻了下来，若是武器装备先进、兵力雄厚的北洋军大军南下，和南方清兵夹击上海和苏南，李天成虽然拥有火力上的绝对优势，但人数却少很多，难以取胜。
特别是在清兵已了解到振国军的火力配备的情况下，他们会避开振国军的优势，尽量躲避对方猛烈的炮火袭击，避开白天作战，在漆黑的夜晚，带瞄准镜的振国军的八一式自动步枪，与清兵的汉阳造就相差不大了，所以只要清兵采取合适的战略战术，绝不会再像曾山豹的六千人马一样，被严立三轻松击溃。
李天成此前预料到的事情，多数已经发生，浙江清兵这次停止前进，也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陈俊生立即开始赶赴浙江执行特别任务，他此行是要去沟通浙江军政界有影响的人物，试图说服他们起义，归到李家军的旗下。
本来历史上蒋介石和陈其美在武昌起义之后，曾经到浙江和新军革命党人会晤，商讨起义的相关事宜，现在陈其美和蒋介石被李天成软禁在浙江同盟会会馆内，这段历史便将不复存在了。
沟通浙江军政界要人这件事情，处理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浙江新军实力虽不及振国军雄厚，但他们即使要造反，也会以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义起义，军队的指挥权和革命成果会落到同盟的革命党人，或是其他支持他们的势力手上。
所以李天成除了派出陈俊生去做说客之外，还做好了对浙江新军施加军事压力的准备。
李天成决定此时上海只留两个步兵营驻守，振国军第一师第一旅其余四千人，和第二旅六千人已整备完毕，先头部队已展开行动，开始向嘉兴方向进发，这里驻扎了北上新军的全部主力共五千八百人，由驻防浙江各地的新军调拨而来。
由于杭州是浙江巡抚衙门所在地，所以清代历任皇帝都会派重兵把守，城外有新军两个标六个营的兵力（已被调到嘉兴），杭州城内此时有五个营兵力，四个营分左右两翼负责守城，另外一个营、两个卫队的巡防军，负责守卫抚台衙门，加起来一共两千八百人左右，其余的巡防营军、新军在浙江各要地留守，没有调离驻防地。
而李天成在上海也没闲着，紧接着立即召见了上海各界的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与他们加强沟通，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军政府稳定当前的局势，其中重点接见了绅商代表，南市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等人，承诺自己会保证上海工商业界的繁荣和稳定，和各商界人士在上海的利益不受侵犯，各界人士吃到了定心丸，此前对军政府的一些猜忌，和社会上某些敌对分子散步的军政府要逮捕一批商人领袖等谣言不攻自破。
上海的各项工作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公布了多项安民公告之后，局势已趋于平稳，青帮的党徒也被严密监控着，没有机会闹事。
军政府随后公布了一些列改革弊政的方案，其中指出的弊政包括：钱漕、税契、肉厘、车捐、厘金、征收丁粮、集税中饱、采买兵米等；提出禁革地方差徭，改厘税为统捐，免征田房典税，整顿运商，核减私加盐价，裁撤水关和征船货税等税种，限制铜元，银元折价等。这些议案一方面控制了原清政府的横征暴敛，一方面维护了民众的切身利益，迅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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