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博弈，博指六博，始于春秋，战国秦汉时在民间和宫廷都很盛行。东汉时有人写了一本《博经》，专门介绍六博的玩法，早已散佚。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博具。六博的场面也见于汉画像砖石。六博的玩法大致是：在博的两端各放六只棋子，两人对坐，一人执白棋，一人执黑棋（或采取其他的区别方法，如一方画虎，一方画龙），滚动骰子，依出现的字数行棋。决定胜负的方法，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六只棋子中，有一只叫“枭”，其余五只名“散”，以“枭”为贵。“枭”可以吃掉对方的“散”，“枭”在“散”的帮助下可以杀掉对方的“枭”，以杀“枭”为胜。或说到东汉时，棋局当中有一方块，叫“水”，“水”中放“鱼”，得“骁”棋后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二筹，最后谁得的筹码多，谁就为胜。六博根据掷得的彩行棋，有很大的偶然性，故班固《奕旨》云：“夫博悬于投，不专于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踦拿相凌，气势力争，虽有雄雌，未足以为平也。”弈是围棋，比赛方法与六博不同，按规则行棋，讲究争夺地盘，围死敌人，胜负决定于棋艺的高低。行乐钱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的墓中出土了一套“宫中行乐钱”和一枚铜骰。“宫中行乐钱”共四十枚，外圆内方，形状与铜钱相仿，其中二十枚上分别铸有自“第一”至“第十九”的字样，另二十枚则铸有三字或四字一句的韵语，如“圣主佐”、“得佳士”、“乐无忧”、“饮酒歌”等。铜骰子径长二点二厘米，有十八个面，各个面上分别用金银错出“一”至“十六”的数字和“酒来”、“骄”字样。其比赛方法可能类似六博，先投骰再行钱，输者罚酒。窦绾将“宫中行乐钱”带进坟墓，表明她生前很爱好这一活动。第三节杂技秦汉杂技表演大放光彩，常见的项目有：角抵角抵源出于古老的“角力”，至秦二世时更名“角抵”。应劭说：“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说：“两两相当，角力，伎艺射御，故名角抵也。”①可见角抵类似现今的摔跤。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一件木篦的上部弧形背面的画面上，三个男子赤臂，穿短裤，翘头鞋，右边两人正在进行热烈而紧张的角抵比赛，左边一人平伸双手，似为裁判。画面上部有一帷幕飘带，说明这场比赛是在帷幕中进行的。
履索履索即走绳。《晋书·乐志》载：“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以两大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沂南汉画像石上的履索图像，是在地上立两个三角架，横系一根粗绳，绳头固定在木柱上，绳上有三个小孩，中间一个双手撑绳倒立，站在绳两端的两个小孩，手中分别拿着木橦、戟，举足向绳中间走去。绳下立着四把刀，显得十分惊险。
缘竿缘竿俗称“都卢寻橦”，类似现代的爬竿运动，其表演形式是立一竿于人额上，或于地上，或于车上，或一人仰身躺在地上，双脚抬起，支撑一竿，在竿上，有一至三人表演各种险技。在沂南汉画像石上，有一人于额上立一十字形长竿，竿上横木的两端，有两个小女孩在翻转着，竿的顶端有一圆盘，一个小女孩用腹部在盘上旋转。
叠案叠案类似现代在桌、凳等物上表演倒立等活动的杂技。叠案的表演形式是伎者先于一案上表演，逐渐累叠，多者达十二案。在四川彭县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位头梳双髻的女伎在重叠的十二案上表演倒立，以双手着案，弯腰，脚后伸，脸向上，似乎**见脚跟。在四川德阳县出土的一画像砖上，伎者在六案之上表演倒立，旁边一人手扶叠案，故作惊骇状，给人以惊险之感。
冲狭张衡《西京赋》中说：“冲狭燕濯，胸突铦锋”，张铣释“狭”曰：“狭，以其为环，插刀四边，使人跃其中，胸突刀上，如燕之飞跃也。”薛综注云：①《文选·西京赋》李善注。
“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儿以身投，从中过。”可见“冲狭”的表演方式是以草木编成草环，环上插刀矛等兵器，刃尖向内，伎者从中穿过。
旋盘旋盘的表演方式是伎者头顶一竿，竿端顶一盘，使之旋转。在四川和山东汉画像砖、石上都可以见到这一活动场面。
扛鼎扛鼎是双手把一沉重的大鼎举起。这是一项强体力的活动，史书中也往往以力能扛鼎来形容一个人力气之大。如西楚霸王项羽，“力能扛鼎”①。转石转石是将若干个大石滚串联成一线，由一人猛力启动第一个石滚，使个个石滚撞击而滚动。张衡《西京赋》中有“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的描写。
弄丸剑弄丸剑又叫跳丸剑，其表演方式是以手抛接数丸或数剑于空中，往复不绝，也有丸剑并用，飞丸兼飞剑的，丸剑的数目从一至九不等。据说大秦来的幻人，“善跳丸，数乃至千”①。
手搏手搏又称卞，即徒手相搏，技术高超者，可以与持兵器的人相搏而不伤。《汉书·艺文志》中有《手搏》六篇，皆已散佚。
戏兽张衡《西京赋》中说：“熊虎升而拿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踆，白象行孕，垂鼻麟囷”，就是玩兽的场面。
弄蛇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左室第五石上有一弄蛇图，图上三人，当中一人双膝并拢跪在地上，右臂着地，侧身蜷伏，两臂相交，左臂挟一蛇，蛇头直立，蛇尾盘曲；左边一人长袍高冠，左手持斧；右边一人长袍不冠，持一锤，两人似为保护人。此外，还有一蛇飞舞于上，并有蜥蜴之类的东西点缀其中。①《史记·项羽本纪》。
①《后汉书·西域传》注引鱼豢《魏略》。
魔术张骞“凿空”以后，中西交通开辟，从西方传入了魔术表演。《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安息“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索隐》引《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又《后汉书·西南夷传》亦载，安帝时，掸国（今缅甸）献大秦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第五十一章妇女传在悠久的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生产以外的领域中，妇女当有不少的贡献，但记载缺乏，不可详考了。两汉妇女见于记载者，有后妃，有公主，有起义领袖，有学术才女。
第一节母后干政母后干政，是在西汉初年由吕后开始的。当吕后还是皇后的时候，她敢于杀了开国的功臣，显示出她掌权的**。汉高祖死后，吕后严重违背了惠帝的意愿，杀害了戚夫人和赵王如意。惠帝死后，她临朝称制达八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汉的统治。但这种尖锐的宫廷斗争并没有怎样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所以司马迁称颂：“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①吕后可以说是有政治才能而手段狠毒的女主。景帝时，窦太后好黄老，阻碍了一些儒生的仕进之路。西汉末年，元后信赖外家，导致王莽以新代汉。
东汉时期，母后干政现象特别显著。其后临朝称制者就有窦、邓、阎、梁、窦、何六位太后。清人赵翼约举六后的事迹说：“章帝时，窦后专宠，有梁贵人生和帝，窦后养为己子，而陷贵人以忧死。章帝崩，和帝即位，窦为太后称制。和帝崩，皇后邓氏为太后，立殇帝嗣位，殇帝殂，太后又立安帝，终身称制。安帝崩，皇后阎氏为太后，立北乡侯懿嗣位，身自临朝。未几，懿殂，宦官孙程等迎立顺帝，太后乃归政顺帝。顺帝崩，皇后梁氏为太后，立冲帝，身自临朝。冲帝殂，太后又立质帝，犹秉朝政。质帝为梁冀所酖，太后又立桓帝，数年归政。桓帝崩，皇后窦氏为太后，立灵帝，仍自临朝，后其父武为宦官所害，太后亦迁于南宫。灵帝崩，皇后何氏为太后，立子辨嗣位，身自临朝，寻为董卓废弑。”①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拥有最高的权力，这是研究历史的人所应注意的一大问题。①《史记·吕后本纪》。
①《廿二史札记·东汉乡母后临朝外藩入继》。
第二节公主和亲解忧公主，西汉楚王刘戊的外孙女，武帝太初年间出塞，远嫁乌孙。
乌孙原为匈奴右臂，后与汉通好，愿与汉和亲，为昆弟。汉曾于元封中，遣江都王建之女细君公主嫁于乌孙。因语言不通，又远在异乡，细君思乡心切，曾上书武帝要求回归故里。武帝令她“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乌孙王死，遂续嫁王孙。不久，细君公主死，汉廷又以解忧为公主，继续对乌孙推行和亲政策。
昭帝时，匈奴与车师为一，共侵乌孙。公主上书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昭帝出兵。适逢昭帝死，宣帝即位，公主又与乌孙王上书说，匈奴使使谓乌孙交出公主，欲隔绝汉，请求汉出兵与乌孙共击匈奴，以解救乌孙王和公主。于是，汉发兵十五万，同乌孙一起，直捣匈奴右谷蠡王庭，斩获首级四万余，各种牲畜七十余万头，给了匈奴以沉重的打击①。
解忧在乌孙期间，曾两次从俗。她嫁到乌孙后不久，乌孙王死，又续嫁其叔父肥王及乌孙王前妻的儿子狂王为妻，并生有四男二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解忧70余岁了，她的两个儿子病死。于是她上书宣帝，请求“得归骸骨，葬汉地”，携孙儿孙女，回到长安。宣帝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甘露五年，解忧公主死。从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出塞到宣帝甘露三年，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在此期间，汉和乌孙基本上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王昭君，字嫱，东汉南郡（今湖北兴山县）人。元帝时，她以良家女选入后宫。昭君入宫数年，未得进见。
当时，东汉和匈奴的关系重新修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
元帝以宫女五人赐之。王昭君得知后，特请求行。呼韩邪临行前，元帝为了表示友好，还专门请呼韩邪过目所赐女子，昭君丰容靓饰，光彩照人。元帝很后悔，可是最终还是送昭君出塞。
王昭君到匈奴后，与呼韩邪生有二子。呼韩邪死后，其前妻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请求归汉。成帝令从胡俗，她从命为后单于阏氏。
昭君后来死于匈奴，唐杜佑《通典·州郡》九“金河”下，提到“王昭君墓”。昭君墓上草色常青，故又称之为“青冢”①。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南，有一座昭君墓，不知建于何时。
昭君出塞，对汉朝和匈奴的友好关系有着良好的影响。
②本节材料依据《汉书·西域传》下及《后汉书·南匈奴传》者，不另一一注出。①参见《汉书·匈奴传》。
①《太平环宇记》卷三八。
第三节吕母起义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是由一个名叫吕母的妇女揭开的。
吕母，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照境内）人，家资数百万。天凤元年（公元14年），她做县吏的儿子因犯小罪，被县宰处死。吕母为了替儿子报仇，“密聚客”，以家财酿醇酒，买刀剑衣服。有来饮酒的少年壮士、无钱者，吕母赊酒给他们；穿着单薄者，则借给衣裳，不问多少。数年以后，吕母的家财殆尽，大家都准备偿还所欠债物。吕母伤心地说：我厚待诸君，非为求利，只因县宰屈杀了我的儿子，我想报仇。大家听了，都很同情。这样，吕母集中了好几千人，自称将军，攻破了海曲县城，捉住县宰。诸县吏叩头为县宰请命。吕母说：我儿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县宰所杀，杀人当死，有什么可请求的！说罢，便杀了县宰，以其首祭子冢。
后来，吕母的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的光景③，这时，吕母的活动就不限于为儿子报仇了。公元17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今湖北当阳境内）起义，公元18年，樊崇等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起义军开始出现了浩浩荡荡的形势。
约公元22年，吕母病死，她的部下基本上转入樊崇的队伍。这时樊崇的队伍已成为著名的赤眉军。
在吕母起义后不久，公元21年，平原（在今山东平原境内）女子迟昭平，能说经，也聚集了数千人在平原起义，但因缺乏记载，情况不明。
②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者，不另作注。
③荀悦《汉纪》卷三十称：琅邪女子吕母，为子报仇，党众浸多，至数万人，号曰赤眉。这可见吕母部队同赤眉军关系是很密切的，因而被看作一支队伍了。
第四节班昭著书班昭，字惠班，一名姬。扶风曹世叔妻。世叔早死，史称班昭有“节行法度”。
班昭博学高才，其兄班固去世后，所著《汉书》有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班昭奉和帝诏续而成之。和帝数召班昭入宫，师事皇后诸贵人，所以又称她作“大家”。和帝还诏她为所贡献异物作赋颂。后来邓太后临朝，有事总要找班昭议论，并封昭子为关内侯，官至齐相。当时《汉书》刚刚完成，书中还有不少要上下互通的地方。于是班昭在楼上讲《汉书》，同郡马融在楼下受读通写。后来班昭死，又诏融兄马续继昭成之。
永初中，邓太后的兄弟、大将军邓骘，上书请求还归故里。起初，邓太后不肯，征求班昭的意见，班昭上疏说：“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论语》说：‘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她劝太后答应了邓骘的要求。
班昭作《女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榖，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女诫》后来流传甚广，成为对妇女施教的封建规范。马融善之，令妻女习之。班昭丈夫曹世叔妹，不同意班昭的观点，作书问难，其书不传。
班昭七十余岁卒。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由其儿媳丁氏撰集之，又作《大家赞》。
班昭的姑母也是一个女才子，孝成帝初即位时，她被选入后宫。开始为少使，不久得幸于成帝，立为倢伃。班倢伃能诵诗，熟读古箴之书，每日进见皇上，必依法古礼。
后来，班倢伃失宠。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她同许皇后受赵飞燕僭告，许皇后坐废。班倢伃对皇上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成帝听了，甚怜悯之，于是赐黄金百斤。
班倢伃恐再受赵氏之害，退处东宫。成帝崩后，充奉园陵。死葬园中。
班倢伃著作之传世者，《汉书·外戚传》下收其自伤之赋一首，《昭明文选》收其《怨歌行》一首。
①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列女传》、《汉书·外戚传》下者，不另一一作注。第五十二章杂传田横、季布、东方朔、朱云都未建立什么功业，然各能以其言行获于当时，留传后世，其事迹不可没也。
第一节田横和五百壮士田横，齐人，故齐王田氏族的后裔。他和兄长田儋、田荣，都是狄县（今山东省青高县东南）的豪族。
秦末陈胜起义时，田横随其兄杀狄令，东略定齐地，举兵抗拒诸侯，并趁乱扩充齐的地盘。后来田儋被秦将章邯杀死，田荣也被项羽击败而死。田横收齐散兵，反击项羽。他趁项羽与刘邦撕杀之际，夺回了齐的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自己为相，专国政，既不为楚，也不为汉。
公元前204年，汉王刘邦派儒生郦食其说齐归汉。郦食其对齐王说：“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今汉王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之可立而待也。”①田横觉得郦食其说得不错，便撤去守备，准备依附于汉。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一枪一马便为汉王下齐七十余城，出兵袭齐。田横大怒，以为郦食其不讲信义，耍弄了自己，便烹杀郦食其，然后东走梁地，投靠了当时正值中立的彭越。
刘邦定天下后，封彭越为梁王。田横因杀了郦食其，害怕刘邦报复，就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一岛上据守，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素闻田横三兄弟定齐，齐多贤能者。他担心以田横在齐人中的威信，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对汉不利，便下诏赦去田横之罪，召他回朝。田横不肯，他说：“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且贤，臣恐惧，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庶人，守海岛中。
可是刘邦不肯罢休。他一面诏令郦商，如有敢伤害田横人马从者的，夷族，一面又派使者对田横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举兵加诛。”田横无奈，只得随使者前往洛阳。
田横深知刘邦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看看自己的长相。田横当年与刘邦都南面称王，平起平坐，如今要他北向称臣，这使他感到羞辱。他烹了郦食其，现在却要与郦生的弟弟同为刘邦做事，即使郦商因惧刘邦之威不敢把他怎么样，他难道不羞愧吗？因此，当他随使者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地的尸乡驿站，洗沐完毕，便把自己的心里话跟从客说了，并要他们割下自己的头，送给刘邦。说完，便自杀了。
刘邦见到田横的头颅，流着泪说：“田横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随后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刭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于是他使使者召尚在海岛的其余500人，那些人听说田横死了，也都纷纷自刭身亡。
①本节材料依据《史记·田儋列传》及《汉书·田儋传》者，不另作注。①《史记·郦食其列传》。
第二节季布“一诺百金”
季布，楚人。以任侠名闻于时。楚汉相争，他为项羽手下大将，数围困汉王刘邦。刘邦称帝后，拜他为郎中。
季布为人耿直，不善阿谀奉迎。孝惠帝时，他任官中郎将。那时汉皇朝和匈奴的关系不好。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吕后觉得其中有侮慢之意，便召集诸将商议付伐匈奴之事。上将军樊哙说，他愿率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也都阿吕后之意，表示赞同樊哙的意见。季布对吕后说，樊哙这是当面欺谩，当斩。当年高皇帝率四十万兵马被围困于平城，这事你应清楚，因为你也在其中，可现在你却说以十万兵横行匈奴中，这不是当面欺谩吗？秦以事于胡修长城而使得陈胜吴广起义，这创伤至今未复，樊哙又当面奉谀，这要摇动国家的根基！诸将听了季布的话都很恐慌，怕吕后动怒。吕后罢朝，从此以后再不议论讨伐匈奴的事儿了。
孝文帝时，季布为河东守。有人向孝文帝推荐季布，说他是贤者。文帝便诏季布到京城，想提升他为御史大夫。季布来到京城后，又有人向文帝说季布好喝酒，难以接近。文帝又放弃了原意。季布留在京城整整一个月无所用事。于是他面见文帝说：“臣因为陛下的恩宠任河东守，今陛下无故召臣，大概是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好话。今臣至，却又无所受事，大概又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坏话。陛下以一臣之誉召臣，又以一臣之毁去臣，陛下这样做，我只恐怕有人会利用您这一点的。”文帝听后，很惭愧。季布辞官而去。
季布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语言信实，说话算话，当时人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的军功政绩都为人们所忘记，而季布“一诺百斤”的佳话却为人们所称颂。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是极不容易的。唐代诗人李白在他的诗中，把“一诺”和“千金”联系起来，于是又有“一诺千金”的说法①。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也可见这事受到重视，历久不衰。
①本节材料依据《史记·季布列传》及《汉书·季布传》者，不另作注。①见唐李白：《李太白诗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第三节东方朔的滑稽东方朔，齐人，以善滑稽著称。
武帝初即位，举天下贤良方正。东方朔也在被举荐之中。别人上书都说天下得失之策，而多被武帝罢之令归。东方朔上书则陈述自己的德才，自荐可为天子大臣。这书用了三千牍，费时两月才读毕，因其“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武帝以为奇才，令他待诏公车。不久，又待诏金马门。后拜为郎中，常在侧侍中。
东方朔说话诙谐有趣，常于调笑中直言切谏。武帝很喜爱与他交谈，还常常赏赐他钱帛。有人对武帝说，东方朔把所赏钱帛全都花费在妇人身上；又有人说，东方朔不拘礼节，不等割肉大臣来到就先自分割赐肉，还带回家去。武帝说，东方朔在事无所求，你们不如他。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要把南山一带提封顷亩，增为上林苑，供自己弋猎消遣。东方朔进谏武帝，不要取民膏腴之地，这样做，会“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非所以强国富人”，于国于民都不利。武帝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与黄金百斤，而没有听从规劝，遂起上林苑。武帝的侄儿昭平君，醉杀主傅，被投入内官治罪。廷尉以他是公主之子，上奏请议。左右的人都为昭平君说情，武帝也垂泪叹息，但仍旧以法治罪。这时，东方朔上前为武帝敬酒。下朝后，武帝责备东方朔敬酒不看时辰。东方朔却说：“我听说乐极生悲，哀极阴损，我敬酒是明示陛下正而不阿，不再因此事而悲哀。”东方朔前因酒醉入殿中，遗尿殿上，被劾为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金马门。因此事而复为中郎。
武帝时，天下侈靡趋末之风很盛。武帝想改变这种风气，便问东方朔用什么办法来教化人民呢？东方朔说，孝文帝身为天子，崇尚节俭，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大兴土木，奢侈成风，而想使民独不奢侈失农，实在是困难。陛下如能“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改变风气也就不难了。《易》说：“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氂，差之千里。”
武帝以东方朔能言善辩，曾问他说：“先生看我是个怎样的君主？”东方朔回答说：唐虞之隆，成康之际，不足以比喻当世。您的功德在五帝、三王之上，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得到天下贤士，在位的公卿都可得到适当的人选了。“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候。武帝大笑，又问东方朔：“你看你比公孙丞相、兒大夫等这些人如何？”东方朔说：“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东方朔虽有才华，但在政治上一直得不到重用。于是会聚宫下的博士诸先生与他议论，故意作难他。他们说：昔日苏秦、张仪凭一张嘴位居相卿，你虽博学多才，尽忠以事皇帝，而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什么缘故呢？东方朔回答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苏秦、张仪时，天下不稳，诸侯②本节材料依据《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和《汉书·东方朔传》者，不另作注。相争，因此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处尊位。现在天下一统，人才济济，即使苏秦、张仪在世，也不能有所作为。“传曰：天下无害菑，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子何疑于余哉！”这一席话，使嘲笑他的诸先生无言以对。
东方朔临死前，对武帝说：“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可见他对武帝的一片忠心。
东方朔善文辞，他的作品，刘向《别录》加以收录。《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载“东方朔二十篇”。东方朔的作品中，以《设客难》、《非有先生论》两篇最著。
第四节朱云折槛朱云，字游，鲁人，后徙平陵。西汉后期时人。少时好侠义，经常聚集一帮人为人报仇，以勇力闻。年四十始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萧望之受《论语》，学业很深。后来，华阴守丞嘉上封事，举荐他为御史大夫，以代替贡禹，丞相匡衡极力反对，未成。
当时，尚书令五鹿充宗善讲《梁丘易》。元帝好梁丘氏，因此五鹿贵幸一时。元帝欲考《易》之异同，令五鹿与诸《易》家辩论。诸儒因五鹿藉尊贵之权，都称病不敢与之对抗。有人便推荐朱云与五鹿相对。朱云“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常常驳得五鹿哑口无言。儒生们都很钦佩他的勇气和才华，为语说：“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朱云由此做了博士，后来又迁杜陵县令。因得罪了中书令石显和丞相韦玄成，遂被废锢，直到元帝去世。
成帝时，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丞相，成帝非常尊重他。张禹为相六年，无所作为，只图自己享受。朱云上书求见成帝，朝廷公卿俱在。朱云说：“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他请求成帝赐尚方宝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成帝问他要斩何人？朱云说是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令御史将朱云拉下。朱云攀住殿槛，槛折。朱云大声呼道：“我得以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
此时，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连连叩头，请求成帝宽恕朱云，说，朱云素著狂直于世，不可诛，臣敢以死争。辛庆忌叩头流血，成帝赦朱云。后来，御史要治理殿槛，成帝说：“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从此以后，朱云居闲不仕，教授学生。七十余岁卒于家。
直言折槛，这是朱云有名的大事，对当时以及后世很有影响。
附录秦汉礼俗安作璋礼俗，存在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中。它反映人们的生活面貌，也反映人们对于生活某些方面之传统的认识。我们对于民间礼俗的兴趣，比对皇家贵族礼俗的兴趣要多得多。但关于秦汉时期礼俗的记载，对皇家贵族的记载要比对民间的记载详细得多。而统治阶级的礼俗，也必然对民间礼俗有深刻的影响。同时，阶级社会既存在着阶级对抗，在统治思想占优势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有反统治思想的存在。在礼俗这一领域内也必然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地起步。以下，试依现在所见到的材料，就衣食、住行、嫁娶丧葬等三个方面的礼俗，作一些叙述。①本节材料依据《汉书·朱云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衣和食冕、冠、巾“衣”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衣”，是指上衣。广义的“衣”，包含有冕、冠、巾，有上衣、下衣和鞋袜。
冕、冠、巾，都是帽子。周制冕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祭服。秦、西汉之冕，于史无征。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诏有司采《周礼》、《礼记》、《尚书》而制冕，规定皇帝之冕“广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①。三公、诸侯、卿大夫之冕，也广七寸、长一尺二寸，不同的是：三公、诸侯之冕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民间或谓冕为“平天冠”。
周制，贵族子弟年满二十，于宗庙中举行加冠之礼，以表示成年，可以从政。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度的瓦解，选官制度的产生，冠礼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备典而已。秦汉之时，自皇帝至百官所服之帽，亦多谓之冠，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通天冠。《晋书·舆服志》云：“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缺，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汉承秦制，通天冠犹为皇帝之常服。
法冠。又名“柱后”，“高五寸，以C为展筩，铁柱卷。”②法冠原为楚王冠。传说当时有一种叫“獬豸”的神兽，一只角，秉性耿直，能别曲直，见有人争斗，即用角戳无理的一方；听到谁说假话，则咋之。楚王猎获到这种神兽后，仿制为冠。秦灭楚，赐与御史服之，盖寓执法公正之意。汉则为侍御史、延尉之服。
武冠。武冠又名“武弁大冠”，原为“胡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时仿制，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王冠。秦灭赵，赐与近臣服之。汉时为诸武官之服。
刘氏冠。刘邦任泗上亭长时，做了一顶高七寸、宽三寸，竹皮为里，漆丝而成的帽子，时常服之。刘邦做皇帝后，命名为“刘氏冠”，规定公乘爵位以上者，方可服之。大约从刘邦死后，刘氏冠成为祭祀宗庙时戴的一种帽子，并更名为“长冠”。
樊哙冠。传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樊哙闻之大惊，裂裳以裹楯，蒙在头上闯入军门。其后，仿造成一种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各出四寸，制若冕，命名为“樊哙冠”，后为司马殿门卫士之服。
委貌冠。冠长七寸，高四寸，状若覆杯，前高而宽，后低而窄，皁绢为之。在辟雍行大射礼时，公卿、诸侯、大夫服之。
远游冠。其状若通天冠，有尺筩横于前，无山述。为诸王所服。
高山冠。又名“侧注”，形似通天冠，顶不斜却，直竖，无山述展筩。
为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
进贤冠。即古之缁布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有三梁：①《续汉书·舆服志》。
②《续汉书·舆服志》。
刘氏宗室、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多见此冠。
却敌冠。前高四寸，后高三寸，长四寸，制似进贤冠，为卫士之服。
建华冠。铁为卷柱，贯大铜珠九枚，下**，上轮小。祀天地、五郊、明堂时，舞《育命舞》之乐人服之。
方山冠。状若进贤冠，以五彩绢为之，祠宗庙时，舞《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之乐人服之。
在先秦时，贵族服冠，庶人用巾。从秦开始，唯庶人服巾的传统礼制被打破。《续汉书·舆服志》云：“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入西汉以后，自皇帝至庶人，皆可服巾。巾的用法是：用一幅纱或绢包在头上，两端在脑后打成耳状结，文官长耳，武官短耳。不同身份的人和在不同的季节，巾的颜色有所变异。
上衣、下衣和鞋袜上衣，秦汉时名目繁多。大别之，有以下几种：禅衣。禅衣是一种单层的长袍，源于先秦的深衣而与深衣又有所不同。
深衣由衣和裳缝合而成，肥大臃肿。禅衣上下相通，不别衣裳，较深衣轻便。秦、西汉之时，禅衣是一般地主和贵族的常服。据《汉书·江充传》载：“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糓禅衣，曲裾后垂交输。”据《汉书·盖宽饶传》，至迟到宣帝时，司马等武官开始服用禅衣。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一件用素色纱做成的禅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量只有49克。
襜褕。襜褕为禅衣之变种。禅衣曲裾，襜褕则是直裾，所谓“直裾谓之襜褕”①。在汉代，襜褕为妇女常服，男子虽也有服用者，但较少。绿林军将士服襜褕，三辅旧官吏和士人讥笑他们“服妇人衣”②。
袍。袍源出于深衣。《释名·释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
袍，苞也，苞内衣也。”又说：“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袍有里有面，也谓之“复袍”。有时还填以绵絮。故袍多为春秋服和冬服。
襦。襦是一种及于膝的短衣，有面有里，也谓之“复襦”，为御寒之衣。古诗《孤儿行》曰：“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汗衣。《释名·释衣服》曰：“身受汗垢之衣也。”汗衣是一种内衣，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背心，而样式则近似于现代的马甲。
下衣曰“裳”，所谓上衣下裳。裳主要有以下几种：袴。“袴，谓胫衣也。”①似后世的套裤，穿于两腿，分挂于腰带上。显贵子弟以纨作袴，故称“纨袴子弟”。
裈。袴之有■者，谓之“裈”。
裙。裙也作“帬”，男女皆可服用，但以女子为多。
犊鼻裤。裤腿较短的裈，曰“犊鼻裤”，近似现代的裤衩。司马相如在①许慎：《说文解字》。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急就篇》颜师古注。
成都当酒保时即曾穿过犊鼻裤。这是一种盛夏之服。
秦汉时的衣和裳皆用带子系扎。用带子系扎，需用带钩。考古发现的带钩，长者几近半，短者仅二至三厘米。就质料而言，多为金、玉、铜、铁，也有石、骨、木、陶等。带钩的用法大致有三：一是将钩纽嵌入革带一端，钩弦向外，与腰腹弧度贴合，钩首钩在革带另一端的穿孔中。二是将两个或更多相同规格的带钩并联起来使用。三是带钩并不直接钩在革带上，而是在革带的一端先置一环，钩首挂在环上。
鞋，有单底、复底之分。单底的鞋称履②。履有三种：一种是用皮革制成，也曰“鞜”。其深而大者，谓之“裒”；薄革的小履，谓之“鞮”；以柔皮制作、头尖者，谓之“靸”。一种用丝制成，曰“绵履”，云梦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说：“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绵履。”一种是用麻制成，也叫“不借”，所谓“不借者，小履也。以麻为之，其贱易得，人各自有，不须假借，因为名也。”③也有以草为之者。
复底的鞋，曰“舃”、“屐”。舃，乃履下有木底者，木底与履底大小相同，实心。屐则以木为之，或以帛为面，有的以漆画之，下有两木齿。《续汉书·五行志》：“延熹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初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作丝。”
据《搜神记》载，男鞋方头，女鞋圆头。但男女往往通用。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的贵妇人的鞋和出土的四双青丝鞋来看，女鞋的前头有两个昂起的小尖角。
袜，以布帛作成，也有以皮革制作者。袜一般高尺余，上端有两带，以缚系于足胫。
秦汉时有进门脱鞋的习惯。在屋中，多穿袜行于席上，不仅平时燕居如此，上殿朝会亦然。着鞋上殿，以为殊荣，汉时唯萧何、梁冀、曹操等膺此殊礼。
南方湿热，一般平民多赤足。如东汉时桂阳郡一带，民多“无履，足多剖裂”①。谢罪时也要赤足，谓之“徒跣”。
服色的等级性在先秦时期，衣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一个重要标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②。否则，就是僭礼。至于秦汉，一方面，有些旧的等级有了变化，加以往唯庶人才服的巾，到秦汉之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③。另一方面，新的等级开始建立。秦汉时区分衣之尊卑的标志主要有三：一是服色。秦人尚黑。汉初尚赤。汉武帝时正服色，色尚黄。东汉则尚赤。此外，青紫也是贵族的服色①，平民不准服用，到西汉后期，才放宽了限制。一是质料。如秦简《法律答问》有一般人不得穿“绵履”之条文。汉初，刘邦曾规定商人不②《急就篇》颜师古注。
③《急就篇》颜师古注。
①《东观汉记》。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①《汉书·夏侯胜传》颜师古注：“青紫，卿大夫之服也。”
得衣丝，以卑贱之。一是形制。一般说来，长而肥者为贵，短而瘦者为贱。主食中华民族素以擅长种植五谷而著称于世。以五谷为主。辅之以鱼肉、蔬菜的饮食习惯，由来已久。随着秦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生活也有所改善。
秦汉人一日两餐或三餐，主食是五谷②。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区的食粮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南方以水稻为主；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麦为主，其次是粟、黍、菽；关中地区以黍、粟为主，后来，麦子渐增，而食用大麻，则为天下之冠。粮食加工工具也有了改进，桓谭说：“庖牺之制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又复设机关，用驴、驘、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③汉献帝时，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以安民④。粮食加工工具的革新，有助于人们主食水平的提高。
主食的制作方法和品种很多，大别之，有饼、饭、粥三种。
饼的制作方法有三：一是蒸。颜师古注《急就篇》说：“溲面而蒸熟之，则为饼。”这是一种用水掺和面，不经发酵，捏成饼状，放入釜甑中蒸熟而成的饼。二是烤。至迟到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种“胡饼”，汉灵帝及王公大巨等皆喜食之。胡饼是一种撒有胡麻的烤饼。三是煮。《四民月令》说：“距立秋，无食煮饼。”
饭，即用麦、粟、黍、稻等制作的干饭，亦称“糒”或“糗”，多为一般平民之食；贵族官吏食之者，则被目为俭约，如“公孙弘为丞相，食脱粟之饭”①。有的在饭中加入干果等以调味，如有加枣而称之为“枣糒”者。粥，是在麦、粟、黍、稻、菽等食粮中掺水煮成，有把麦等磨碎做粥的，也有不磨碎做粥的。
由于畜牧业的发展，肉食品较前有所增多。
肉食、禽、鱼及蔬菜、瓜果家养畜类有马、牛、羊、猪、狗等。马、牛多用于生产、运输和战争，一般很少食用，多食用羊、猪、狗等。野生的鹿、豲（獾）、黄鼠鼬（黄鼠狼）、兔、鼠等也是人们猎食的对象。人们不仅吃畜类的肢体，也嗜食其“杂碎”。在河西发现的一支汉简上记载着：头六十，肝五十，肺六十，蹄二十，舌二十，胃一百，心三十，肠四十，等等。对畜类的大、小与肥、瘦，也很有讲究，一般以小、瘦者为佳。
家养的禽类有鸡、鸭、鹅等。禽蛋也是人们喜爱的食品，汉墓中曾发现带有“卵笥”标牌的竹笥和变质的禽蛋。据说曹操善射，他在南皮（今河北省南皮）一天射杀了六十三只野鸡，可见当时的野生禽很多，其中主要有雉、②关于五谷，有不同的说法，或曰黍、稷、麦、菽、稻；或曰粟、稷、麻、菽、麦。③《新语·离事》。
④《三国志·魏志·张既传》。
①《汉书·公孙弘传》。
雁、鹄、鹤、鸠、鸽、麻雀、鹌鹑、鹧鸪等，这些都是人们猎食的对象。秦汉时期已开始较大规模地利用陂塘养鱼。如汉安（今四川省内江市西），“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①。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樊宏，“池鱼牧畜，有求必给”②。陂塘养鱼也常见于汉画像石、画像砖。人工养鱼的产量很高，多者一年可达千石，与一个千户侯的收入相当。人们还捕捉江海湖泊中的鱼、鳖、螺、蚌、蛤等，方法有网捞、毒杀、线钓等。
上古物质生活简陋，蔬菜种类较少，很多植物被当作菜吃。至秦汉时，情况有了改善。这时的蔬菜主要有五种：葵、藿、薤、葱、韭，此即所谓的“五菜”。葵在植物分类上称冬葵，汉时葵有“百菜之首”之称。藿是大豆的嫩叶。此外，还有藕、笋，芥、芹、芋、菘（白菜）、萝卜、葫芦、菠菜、蔓菁等。还有从西域传入的胡葱、胡蒜等。内地的蒜叫小蒜，产量较低，胡蒜即今天食用的大蒜。据说，当时一个人要有“一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③才能满足需要。在皇家的太官园内，蔬菜四季常绿。冬菜的种植方法犹如今天的温室栽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④。
人们解剖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具女尸，在她的食道、肠胃里发现了一百多粒甜瓜籽。甜瓜是秦汉众多瓜果中的一种，此外还有西瓜、梨、桔、桃、李、杏、柚、柿、杨梅、香橙、荔枝、龙眼、板栗、橄榄、核桃等。张骞通西域，又传入了葡萄、石榴、胡桃、胡瓜等。有的瓜果成片种植，并形成了一些特产区，如真定的梨，安邑的枣，燕秦的栗等。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及炊具、餐具的改进对于饮食，时人是很讲究的，烹饪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张衡说南阳的菜肴有“百种千名”①，枚乘说吴楚的食馔为“天下之至美”②。烹饪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羹，即作肉汤；灸，是把肉用签子串起来放在火上烤；濯，是把食物放在热油中炸；脍，是把生肉切细生吃；脯，是做肉干；腊，是把肉烤熟再晒干；炮，是将带毛的禽兽包以泥巴放到火中烧烤；菹，是腌制瓜菜；，是做鱼酱。此外，还有类同于现代的蒸、煎、熬、煮等方法。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炊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从出土的陶灶模型和画像砖、画像石上的灶画像来看，灶面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船形等几种形状，灶门有方形、长方形和券形等形式，灶面上一般有一个大火眼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火眼，火眼上放置釜、甑等炊具。《汉书·霍光传》有个“曲突徙薪”的故事。“曲突”，就是在灶上装有弯曲的烟囱，这种灶不仅安全，且通风助燃，火苗旺，温度高。当作锅用的釜、甑向着轻薄小巧方面发展。据说，汉献帝建安年间，出现了一种复层的“诸葛行锅”，熟饭很快；还有一种一釜多味，号称“五味齐芳”的“五熟釜”。厨刀、勺、通火钩等炊具也已具备。
①《华阳国志·蜀志》。
②《后汉书·樊宏传》。
③《汉书·循吏·龚遂传》。
④《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①《南都赋》。
②《七发》。
餐具有盛饭的碗，取羹的勺，盛菜的盘，盛酒的耳杯，夹菜的箸。箸有象耳箸、竹箸、木箸和铁箸。当时仍有用手抓饭菜的习惯。
第二节住和行宫殿、楼房和城堡秦汉建筑有新的发展。宫殿建筑代表了当时建筑的最高水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令人把六国宫殿的图样摹绘下来，在咸阳照样兴建。他还嫌六国宫殿狭小，又在上林苑兴建规模宏大的朝宫，它的前殿即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有秦一代，关中宫殿计有三百，关外四百余。秦亡汉兴，刘邦把秦代的长乐宫加以修缮，住在这里。又在秦章台宫的旧址上修建未央宫，作朝会施政之所，后来的皇帝也住宿在这里。汉武帝时又兴建了明光宫、桂宫和北宫，作为后妃等人的住所。汉都长安，内外宫室一百四十五所，而其壮丽程度，无逊于秦。如未央宫，用名叫木兰的香木作栋，有花纹的杏木作梁，华椽头上用玉璧装饰，柱础以玉石为之，金饰窗，玉饰门。二千余年后，在汉宫遗址上发现的铜器，涂金镂银，工巧绝伦；出土的砖瓦，古朴厚重，坚实耐用。
刘秀做皇帝后，都洛阳，修建了南宫和北宫等宫殿。北宫中的德阳殿是最重要的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据说从四十多里以外即可望见。
最能代表官吏、富商居住条件的是楼房和城堡。楼房的大量出现，是在东汉。古诗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甘肃武威和江苏句容出土的陶楼模型，有五层的。楼房的各层之间有楼梯相联。在扬州邗江汉墓出土的楼房模型中，有一整木刳成的楼梯，共十五档，旁有扶手。勾阑也已具备，望柱多加装饰。
作为主体建筑的楼房往往与附属建筑构成城堡，也有以平房组成的城堡。在成都杨子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一座城堡式建筑，由周垣围成的庭院分两大部分。右部是两进的居住正院，内进上方是四开三间的正堂。左部前端是个跨院，有厨房、水井和晒衣架，后端建有一座望楼，还有一个粮仓。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住宅显示出地区特色。华北地区，冬寒多风，住宅建筑封闭紧锢。江南一带，炎热多雨，住宅敞开外露，多外廊，深出檐，窗口开孔较大，有可以支撑、摘下的“支摘窗”，还有“干阑”式建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居民以板为室屋。日南郡的住宅，开门朝北，即所谓“北向户”；而漠北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则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
室内用具秦汉时期，自帝王至平民，坐卧起居皆用席。席一般是用蒲草或蔺草编成，也有以竹为之者。马王堆汉墓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19米，宽0.81米。另一件长2.22米，宽0.82米。席边皆用黄绢包缝，边宽0.20米左右。
坐席之礼，有一定的规定。一般是多人同坐一席，唯尊者有专席。如《后汉书·张禹传》载：“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中，乃诏禹与三公绝席。”在坐次上，坐北面南最尊，这是帝王之礼，一般人则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为北向，而西向最卑。坐席的姿势，如同今日之双膝跪地。若伸腿向前，谓之“箕踞”，是为傲慢无礼。
睡眠一般用床。床多木制，较矮。战国时的大床，多绕以栏干。而秦汉时的床，一般无栏干。床上铺席。床除了用于睡眠外，也可当坐具。
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了“胡床”。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类似于现今的“马扎”。
官宦之家，也有坐榻的。榻是一种较床轻便的坐具。在河北望都汉墓中的壁画上，一主簿和一记吏各坐一榻，榻呈方形，铺有座垫。也有两人同坐一榻者。坐榻姿势同坐席，也是跪坐。
几案的使用很普遍。其用途有二，一是用来放置碗、盘等，近似于现今的饭桌。一是供书写用，类似今天的书桌。有木案、石案等，以木案为多，形状多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的。几案腿短，适应于秦汉人跪坐的姿势。用来照明的是灯烛。烛的使用较早，灯的使用大约始自战国。秦汉时的灯形式众多，制作精巧。现今可知的灯具有象形的人俑灯、羊尊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花树连枝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槃灯、卮灯、三足炉灯、奁形灯、耳杯灯等。其质料有铜、铁、陶等几种。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其造型是宫女跽坐持灯，生动逼真。灯盘有双重直壁，插置两片弧形屏板为灯罩，灯盘可以转动，屏板可以开合，灯光照度与射光方向，均可调节。侧举的右臂和下垂作灯盖的右袖，既增加了美感，又可使灯盘内空气流通，导烟助燃。灯的各部分都可拆卸，便于清除烟垢。
香炉也是家庭常备之物，有陶制的，也有铜制的。据《西京杂记》载，有一个叫丁缓的人，制作了一具卧褥香炉，“为机环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他还制作了一具九层博山炉，镂以奇禽怪兽。后者在汉墓中时有发现，是汉代香炉的代表作。
空中还备有唾壶，以盛痰污，有玉制、铜制和陶制等种类。朝廷多将其作为赐物，颁赐群臣。
装置物品的有簏、箧、笥等，都是竹制的箱子。
车马和船秦汉交通，陆行有车马，水航则舟船。
皇帝的坐乘叫“安车”，立乘叫“立车”。安车、立车十分坚固，都是重辋、复毂、两辖；又极其华丽，较（车箱）上有交错的金龙，衡（车辕头上的横木）上立着金鸟，轼（车前扶手的木栏）上画着伏虎；车上坚着高九仞、垂十二旒、画有日月升龙的大旗，驾六马，体现了皇帝的尊严。举行籍田仪式时，皇帝乘耕车，出征则乘戎车，而校猎则乘猎车。
妇女乘坐的车叫“軿车”。“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①太皇太后、皇太后乘坐的軿车屏之以紫罽，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的軿车屏之以赤軿，贵人、公主、王妃则乘油画軿车，皆只有右騑”。
皇太子、皇子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虎，轼上画鹿，青色盖，旗垂九旒，画降龙，左右騑，驾三马。公侯也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鹿，轼上画熊，黑丝盖，黑轓，右騑。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皆乘黑丝盖车，区别是：中二①《释名·释车》。
千石、二千石朱两轮，千石、六百石朱左轮。三百石乘黑布车，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车。而三老、商人等则多乘小型、轻便、快速的轺车。“古之贵者，不乘牛车。”①汉承秦末战乱之后，经济残破，“将相或乘牛车”②。汉武帝实行削弱王国的政策，有的诸侯王穷困潦倒而乘牛车。然自此以后，牛车渐被重视，到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车。此外，还有载尸柩的辒辌车，载衣物的辎车，载竹木的栈车，囚罪犯的槛车，服任时坐的柏（大）车，等等。
秦汉时的畜力车与现今的畜力车不同之处是：车前是轼，人从后面上车；车轮木制；车箱较小，一般只能乘坐一至三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独轮车，汉代叫“鹿车”。鹿车类似于现今的手推车，方便轻巧，大路、小道都能通行，可运物，也可载人。
马也是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驿传多用马，宾客相过也往往乘马。如汉武帝即位之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③造船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地点遍及全国。在广州曾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遗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屡有出土。船体具备了桨、橹、帆、舵及锚等设备。汉代的战船——楼船是很有名的，以“楼船”命名的水军，是汉代的重要兵种之一。商船大者在五丈以上，漕运粮食入关的船队，在万艘以上。
战国时发明的指南针，在秦汉时尚未用于航海，舟师主要靠观察日月星辰的方位、现象来测定航向和气候的变化。《汉书·艺文志》记有六种航海天文书，早已失传。
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仍较多地使用独木舟。
①《晋书，舆服志》。
②《史记·平准书》。
③《史记·平准书》。
第三节嫁娶和丧葬嫁娶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婚礼发生了变革。无媒而嫁、同姓而婚、同姓联姻，卜之不吉而犹通婚等违背传统婚礼的行为，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不乏其例。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统治者重整了婚礼。
周礼，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娶妻；女子十五而笄，笄而许嫁。秦人不以年龄而是以身高作为成丁与否的标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合今1.50米）、女子身高六尺二寸（合今1.40米），即为成丁，始可嫁娶。汉承秦末战乱之后，人口锐减，“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①，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为增加人口，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②惠帝此诏，法定了年十五为女子的最高婚年。至于最低年限，则无条文规定。据《汉书·外戚传》载，上官安之女立为昭帝皇后时，“年甫六岁”。至于男子婚年，则无条文规定，有年十九而娶者，也有年八岁而娶者。总的看来，惠帝以后男女婚年普遍过小，因而带来了某些弊端。宣帝朝的博士谏大夫王吉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①秦汉时期，婚姻的决定权依旧操持在父母手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自由结合违背了卓王孙的意志，遭到极大的阻挠。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先由父母包办婚姻，后又被焦母拆散，两人被逼死。若父母的意见有分歧，则服从父意。如吕公欲嫁女吕雉与刘邦，吕雉母不同意，吕公斥之曰：“此非儿女子所知！”②最后按照吕公的意见把女儿嫁给了刘邦。若父已谢世，长兄便代行父权。刘兰芝被婆母赶回后，其兄要她改嫁县令之子，刘兰芝表示她的婚事要“适兄意”，不能“自任专”③。这是子从父、妇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婚姻上的反映。
在择偶标准上，汉人认为有五种女子不可娶：“丧妇之长女不娶，为其不受命也；世有恶疾不娶，弃于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于人也；乱家女不娶，类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废人伦也。”④汉时谓此为“五禁”。除了“世有恶疾”一条外，其余四条都属于封建伦理道德。
在先秦之时，名位不同，婚姻礼仪亦异数。遭秦焚书后，先秦婚礼文献只有《仪礼·士昏礼》残存下来。吕后时，将《士昏礼》稍加变通，用之于皇帝。故在汉代，自皇帝至庶人的婚礼，皆由《士昏礼》变通而成。
按《士昏礼》，媒人受男方父母之托，到女方家中求婚，谓之“纳采”。秦汉时，为皇帝纳采者，有宗正、少府、尚书令等人。官僚或遣吏为子纳采，或躬自为之。在周代，宾主相见要执一定的礼物，叫作“贽”，实际上是“身①《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汉书·惠帝纪》。
①《汉书·王吉传》。
②《史记·高祖本纪》。
③《孔雀东南飞》。
④《后汉书·应奉传》注引《韩诗外传》。
份证”，用来识别贵贱。据《士昏礼》，士用雁。在秦汉，纳采无论尊卑，一律用雁。这时的雁已非身份地位之标志，其含义是顺乎阴阳，因为雁为候鸟，叶落南翔，冰泮北徂。此外还有璧、羊、酒等三十余种礼物，各有名堂，大意都是象征婚姻和谐美满。行纳采礼者，多是皇室和讲究礼仪的官宦之家，一般人户求婚大都比较简单，无繁文缛节。
按《士昏礼》，纳采之后，便问女之姓名生辰，谓之“问名”。男方占卜联姻是否吉利，叫“纳吉”。秦汉时期二礼犹存，然备典而已。
占亲之后，行纳聘之礼，因定婚约，古谓之“纳征”，秦汉称“聘礼”。汉高后制，聘皇后黄金二万斤。在汉初，这相当于两千个中等人户的资产。嗣后诸帝皆以为故事，唯王莽娶史氏，增聘金为三万斤。聘金之外，又有奴婢、车马、布帛等若干。如王莽除给史氏三万斤黄金作聘金外，“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①。官吏之家的聘礼也很丰厚，若以二、三万钱为之者，便被视乃为俭陋。贫无聘礼者，则假贷以聘。有的人家为骗取聘金，至“一女许数家”②。女方要为女儿置办嫁妆，也很丰厚，富者有奴婢、金钱等，贫者也有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之属。秦汉最重聘礼，婚姻具有明显的买卖性。官府屡下禁令，皆无成效；士大夫们也多加讥斥，然则沿而不改，以致造成“贫人不及，故不举子”①的惨景。
下聘礼后，选定吉日迎娶新娘，谓之“请期”。如平帝纳王莽女，“待吉日月”②。新郎亲往迎娶，谓之“亲迎”。秦汉皇帝不亲迎，遣大臣代迎。王莽纳史氏，曾亲迎至未央殿前殿两阶间。一般人均需亲迎。迎皇后用乘舆法驾，登车称警跸。王莽之制，自四辅至郎官，亲迎立轺并马。东汉之时，“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③水乡则有以船亲迎者。
女将行，家长致戒。如张负嫁孙女与陈平，临行，戒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④既行，家人送之。
迎至后，行同牢礼，饮合卺酒，及妇见公婆等礼。据《戊辰杂抄》载，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帐**坐，饮合卺酒，令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接之，云得果多得子多。此即后世“撒帐”之礼的渊源。
婚日，亲朋故友，上司下属，皆往贺，夫家具酒肉以飨之。婚宴上，宾客开杯畅饮，歌舞以乐，言行无忌，后世“闹房”之俗，汉时已有之，甚至闹出人命。如杜士娶妻，婚宴上，其友张妙恶作剧，“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死”⑤。灵帝时，更有于婚宴上作傀儡戏，唱挽歌者。当时部分士大夫曾指斥此违礼败俗。仲长统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宣淫泆于广庭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汙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①①《汉书·王莽传》。
②《潜夫论·断讼》。
①《汉书·王吉传》。
②《汉书·外戚传》。
③《潜夫论·浮侈》。
④《汉书·陈平传》。
⑤《意林》引《风俗通义》。
①《群书治要》引《昌言》。
婚后三月，新婚夫妇拜见祖庙，婚礼告终。
关于离婚，汉代的基本原则是“七弃、三不去”。所谓“七弃”是：“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不顺父母者，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后也”；“淫，为其乱族也”；“有恶疾，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②。若妻子犯有七条中的任何一条，便可与其离婚。但在具备以下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则不应离婚，这三条是：“有所取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而后富贵不去”③。此即所谓的“三不去”。
关于离婚手续，秦律规定，离婚必须报告官府并登记；否则，夫、妻各罚二甲。汉代离婚手续，是因秦制还是有所变更，于史无征。
丧葬对皇帝来说，在他即位后不久便开始操办丧葬了，这就是作“寿陵”或曰“初陵”。寿陵始见于战国。秦王政初即位，即在骊山营建规模庞大的寿陵。“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④有的皇帝即位数年以后方作陵。到皇帝驾崩之时，他的陵墓也基本上作好了。
人初死，沐浴饭含。饭含之物以玉石珠贝最为常见。裹尸的衣衾，有金镂玉衣、银镂玉衣、铜镂玉衣三种。建国后在考古发掘中不断有这类葬衣出土。据《续汉书·礼仪志》载，皇帝用金镂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镂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镂玉衣。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如西汉时诸侯王可用金镂玉衣；东汉时的诸侯王也有用铜镂玉衣者。其他人等，则用布帛之类裹尸，也有**而葬者。
宣布死讯，谓之发丧。闻丧讯后，亲属无论是家居者，抑或外出者，均要赴丧；其不能亲赴者，则寄物以吊。丧家具酒肉以飨吊唁者，并娱之以音乐。对于王侯公卿，皇帝或遣使持节吊祭，或亲临其丧；对某些重臣谢世，天子往往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天子之丧，乃国之大事，发民男女哭临殿中。文帝临死遗诏：“无发民哭临宫殿中”；“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①。其后诸帝，遵以为故事。文帝又令临丧的王侯百官等，“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②参加会丧的人员，有一定的限制。如安帝崩后，废太子刘保（即顺帝）“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③。
《礼制·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由于预作寿陵，秦汉诸帝停尸的时间大为缩短。如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故后人有“以日易月”之说。
送葬时，帝王用辒辌车，具黄屋左纛，大驾卤薄，礼仪甚重，丧车所过，街路有祭。重臣之丧，国家或遣羽林孤儿挽送，或派军士列阵以送。东汉时，②《大戴礼记·本命》。
③《大戴礼记·本命》。
④《晋书·索靖传》。
①《汉书·文帝纪》。
②《汉书·文帝纪》。
③《后汉书·顺帝纪》。
常有皇帝或帝、后共同为重臣送葬之举。
棺椁之制，因等级而异。皇帝用的棺椁是“黄肠题凑”①。所谓黄肠题凑共包括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椁、楩房和梓宫四部分。这是一套甚有讲究的葬具。西汉时，皇帝、皇后和同制京师的诸侯国王、王后，皆可用这套葬具，某些重臣如霍光，也曾受此殊礼。东汉时，有的诸侯王犹可用黄肠题凑，但不能用梓宫，改用樟棺。秦汉时新兴的墓葬形式，有砖室墓、石室墓，即用砖、石或砖、石混合砌成地下墓室，墓室里面安置棺槨。在室壁、门楣上，往往刻上画像，内容丰富，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故这两种墓葬又被称为“画像砖墓”、“画像石墓”。到东汉时，这两种墓葬形式达到极盛。在随葬品上，秦汉时的礼器和仿礼器逐渐减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模型明器逐渐兴盛，从杯、盘、勺、案等生活用具，到仓、井、灶、楼房、猪圈、鸡鸭舍等建筑；从水田、池塘，到鸡、鸭、猪、狗等禽兽，无不具备，简直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现实世界。
帝王陵墓埋葬更为丰富。如秦始皇骊山墓，“宫室百官奇器珍怪徏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②在陵墓东面，埋藏着阵容整齐、兵强马壮的兵马俑。两汉诸帝随葬物品虽比秦始皇有所减损，但也十分可观。武帝茂陵随葬物品多至“百九十物”③。晋建兴年间（公元313—3年），有人盗掘了霸陵和杜陵，得珍宝极多，以致当时的晋愍帝都大为惊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①秦汉帝陵封土，皆如山似陵。秦始皇骊山现残存的封土堆高76米，底面周长485×515米。昔日的骊山，比现今还要高大，还种植着草木。西汉诸陵封土面积，一般方120（汉）步，高12（汉）丈。东汉帝陵封土，一般方300（汉）步，高度不等，有高15（汉）丈者，也有高4.6（汉）丈者。
在文帝以前，行服盖如先秦。文帝遗诏短丧，规定下棺后服大红（“红”同“功”）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合计三十六日。此后遂成定例。如翟方进为丞相，后母死，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②。王莽时，复行三年丧服之制。东汉建立后，刘秀废告宁之典。安帝时，邓太后临朝，诏长吏不亲行服者不得选举。邓太后死，安帝又改制，仍不听行服。桓帝时又令刺史二千石行服，未几又断之。实际上，无论官府准与不准，从西汉到东汉，都有很多服丧三年者。东汉时，有的人为博取乡曲之誉，进入仕途，竟行服多达二十余年。
①《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汉书·贡禹传》。
①《晋书·索靖传》。
②《汉书·翟方进传》-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