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懿行：《晋宋书故》。计五十一条，多为晋宋书中名物、词语之考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考订史实、制度、名物、语词等，计三百四十余条。
第二节正史以外的史料方域志《魏略》鱼豢撰。豢仕曹魏为郎中，入晋后殁。本书包括纪志传，共五十卷，南宋以后亡佚。有清张鹏一辑本，绝大部分辑自《三国志》裴注，但辑自《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者，如中外官志、礼志各条，皆裴注所无。
《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成汉李势时任散骑常侍，并曾居史职。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李氏，以璩为参军，随至建康。《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成书约在永和四年（348）至十年（354）之间，共十二卷。第一至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而以地理为主。第五至九卷为《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以编年体记述地方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历史。第十至十二卷为《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记述了汉魏先贤248人（其中妇女51人），梁、益、宁三州士女391人，汉中士女268人。书中关于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民族、地理等方面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补《三国志》、《晋书》之不足。经过校订整理便于使用的本子，是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
《十大国春秋》北魏崔鸿撰，一百卷，宋以后亡佚。明代末叶屠乔孙、项琳撰成百卷，托名崔鸿，万历时（1573—19）刊行。在屠、项之前，何镗（嘉靖廿六年进士）所编《汉魏丛书》中收有十六卷本《十六国春秋》，每国各为一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亦是明人抄撮群书，伪充古籍。《隋书·经籍志》在百卷本《十六国春秋》之后列有《十六国春秋纂录》十卷，盖是百卷本的摘要。其书流传后代，清末汤球以《纂录》为依据，采《晋书》纪传载记及唐宋类书，成《十六国春秋辑补》百卷。可借助于此利用唐宋类书中所引崔鸿书佚文。
《邺中记》晋陆翙撰，《隋书·经籍志》称翙曾任国子助教。书已佚，今本为清代从《永乐大典》及各种类书辑出，共七十四条。主要记石虎时事，如铜爵金凤冰井三台规制、宫室、服饰及各种器物，反映石氏统治时邺都物质生活与经济发展情况，器物名称可以与其他史料相参证。
《水经注》相传东汉或三国时人所著《水经》记一百三十七条河流，极为简略，北魏郦道元（466？—527）作注。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水经注》四十卷，记录河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字数约二十倍于原书。注中依水流所经记载有关的山川、都市、祠庙、石刻、战争、人物、歌谣、故事传说等，内容极为丰富。注中引书四百三十余种，碑刻三百余种，多已亡佚，保存了不少南北朝重要史料。道元北人，虽对南方颇抱好感，但从未身历其境，所见南方地理书亦不多，故本书北详而南略，且多疏误。黄河五卷，渭水三卷，而长江亦三卷，叙述至武昌而止。
清代校勘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多家，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为最著。王先谦（1842—1918）汇合诸家著作成《合校水经注》，使用较为方便。杨守敬撰并由其弟子熊会贞补充完成的《水经注疏》，考证详尽，兼考郦注以后水道之变迁，并对照今地制图，最为有用。工具书有郑德坤编《水经注引得》。
《洛阳伽蓝记》东魏杨衒之撰。衒之曾任秘书监，天平元年（534）迁邺之后，武定五年（547）重到洛阳，叹其荒废，因撰此书。共五卷，分叙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的佛寺，兼及北魏政治、社会、风俗、地理、人物等，还保胄一些当时故事传说和俗语方言，为研究北魏历史和洛阳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五卷所载宋云、惠生使西域事，是关于中亚、印度地理及宗教的宝贵材料。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和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书于名物典故注释较详，而难解处之诠释以周书为胜。
《荆楚岁时记》梁宗懔撰。宗懔世居江陵，梁亡入周，保定（561—565）中卒。此书早佚，今本一卷乃明人从类书辑出，按月记述荆州一带全年的风俗，是有益的社会史料。清代陈运溶另辑一本，但仅据《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三书，亦尚多挂漏。
《汉唐地理书抄》清王谟辑。王谟字仁圃，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书中辑三国两晋南北朝已佚地理书四十余种。中华书局影印本附有善化陈运溶1900年所刊《麓山精舍丛书》中湖南省境内古地志辑本六十六种，亦有属于本时期者。盛宏之《荆州记》等六种两家皆有辑本，而取材不尽相同。又盛氏书尚有吴县曹元忠辑本，有光绪十八年（1892）自序。《建康实录》唐许嵩撰。许嵩玄宗时人，书成于至德元年（756）。凡二十卷，记述建都于建康的孙吴（四卷）、东晋（六卷）、宋（四卷）、齐（二卷）、梁（二卷）、陈（二卷）六朝事迹。绝大部分用编年体，齐梁两朝用纪传体。书中包含不少有用史料，可以补充正史之不足，订正正史之谬误。引用的唐以后亡佚古书，亦多为清代学者辑佚时所未利用。目前使用方便的有张忱石校点本。南宋张敦颐有《六朝事迹编类》二卷，成书于绍兴三十年（10），分十四门（总叙、形势、城阙、楼台、江河、山冈、宅舍、谶记、灵异、神仙、寺院、庙宇、坟陵、碑刻），叙述建康史迹，多本正史、碑刻及《建康实录》。
《南北朝杂记》宋刘敞（1019—1068）撰。刘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全书多本于八书二史。然北宋时尚存六朝旧籍不少，故刘敞所记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如齐明帝饮食捉竹筋条，阳珍答唐邕问幽州人物何以为宝条。文字亦有足以订正史文讹误处。又如《南史·甄彬传》载，彬归还所赎苎束中金于寺僧，僧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杂记》作“时匆遽不记录”，以记录二字易古语之举，亦有助于理解史料。
人物风习志《人物志》曹魏刘邵撰，北魏刘昞注。刘邵享年甚长，历汉建安（196—219）至魏正始（240—248）时卒。刘昞历仕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及北魏。本书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十二篇，是关于人伦鉴识的著作，论述品藻人物的理论与人物的分类。有些议论可以帮助理解汉魏之际品评人物的情况。
《世说新语》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梁刘峻（432—521）字孝标注。唐时称《世说新书》，凡十卷。宋以后分三卷，包括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汉未三国至宋时士族阶层遗闻轶事，提供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刘孝标注援引广泛，补充纠正原书。所引文献达四百余种，绝大部分今已亡佚，与《三国志》裴注类似，可供多方面利用。日本所藏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存规箴（前缺三则）、捷悟、夙慧、豪爽篇，颇多异文，胜于今本。南宋刻本附有汪藻《世说人名谱》，便于了解书中人物的谱系世次。思贤讲舍本附有叶德辉从唐宋类书辑得佚文八十余条。余嘉锡（1883—1955）《世说新语笺疏》考案史实，旁征博引，为读此书所必备。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于训诂名物解释较详，所附词语简释亦有用。王利器纂辑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有读《世说新语》的眉批。工具书有《世说新语引得》。
《金楼子》梁元帝萧绎（508—554）撰。萧绎自号金楼，因以名书。今本系从《永乐大典》辑出，包括兴王、箴戒、后妃、终制、戒子、聚书、二南五霸（佚）、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杂记、自序十四篇。萧绎思想议论无足取，但书中有关六朝资料颇多。后妃篇记阮修容事，远较《梁书》本传为详。聚书、著书两篇提供梁代文化史料。终制篇所云“金蚕无吐丝之实，瓦鸡乏司晨之用”，与今天考古发掘墓葬中的金蚕瓦鸡可相印证。《颜氏家训》隋颜之推撰。颜之推历仕梁、北齐、北周，殁于隋开皇（581—600）中。书成于隋平陈之后、包括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词、杂艺、终制共二十篇，以大量篇幅评论人物和社会风习。颜之推学识渊博，书中包含萧梁、北齐时期社会、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第一手史料。现在校勘精密注释详尽的本子，当推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
律书和农书《九朝律考》程树德辑。凡八卷，卷三为晋律考三篇，卷四梁律考、陈律考，卷五后魏律考上下篇，卷六北齐律考，卷七后周律考，卷八隋律考上下篇。宋齐两代沿用晋律，故不另辑。搜罗甚备，各朝有序，每条之下间附考证。
《南方草木状》西晋嵇含撰。三卷，记述南土植物，但亦包含一些有关社会风习的史料，如卷上论“女酒”、妇女怀孕佩赪桐花以求生男；卷中记胡人以桄榔皮作绠，得水则柔韧，以此联木为舟等。
《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撰，是现存我国最早而完整的综合性农书。成于东魏初年即六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共十卷，分为九十二篇。第五卷以前包括粮食、油料、纤维、染料作物、蔬菜、果树、桑柘（附养蚕）等的栽培技术；第六卷是关于禽器、鱼类的养殖；第七至第九卷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储藏，包括酿造、腌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浆饮、制糖以及煮胶、制笔墨；第十卷记述亚热带植物。书中总结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经验，反映经济发展情况，并保存了大量佚书和民间谚语歌谣，是研究北朝农业生产的重要史料。校勘和注释都较好，极便利用的本子，是缪启愉的《齐民要术校释》。博物志《博物志》晋张华（232—300）撰。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十卷，内容驳杂，包括山川地理知识、草木鸟兽虫鱼、奇物异事、神话传说等，亦有涉及社会风俗、民族、自然现象的材料。如言西方之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之人大口，北方之人广面。还有妇女妊娠时的习俗，以及当时已注意到的自然现象，积油满万石则自然生火，梳头脱衣时有光发声等。记曹操集中方土不使游散，与曹植《辩道论》可相印证。详细校注的本子有范宁《博物志校证》。
《搜神记》东晋于宝（286？—336）撰，二十卷。似出后人缀辑，但其中十之**当为干宝原书。大抵记神奇怪异之事，然故事背景及所叙细节，往往可供参考。如卷十五广陵诸冢条记“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壁三十枚藉尸，””有一玉，长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两耳及孔鼻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所述陪葬用金玉云母，皆可与诸书记载（如《抱朴子·对俗》“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及今天墓葬发掘相印证。有汪绍槛校注本。
《搜神后记》题晋陶潜撰，十卷。可能后人仿干室之书所作，而托名陶潜。其中用语如“装束”、“与手”、“与痛手”等，皆南北朝习语，当仍是六朝人著作。故事性较《搜神记》为强，然所记如宋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未收此条，引用书目中亦无《搜神后记》，盖疑其为伪书），诸暨县鬼著袴褶拍张，晋太元中丁零有王名翟昭，宋代嫁女于寒门必“丰其礼赂始成婚”等，皆有史料价值。
《异苑》宋刘敬叔撰。刘敬叔，彭城人，生于东晋末，太始（465—471）中卒。十卷，多记神奇怪异之事，然时有可供参考之史料。如卷六载南平国有蛮兵，宋时琅玡王氏墓在会稽；卷七载钱唐杜氏奉道家静室称治；卷八载晋士人买鲜卑女；卷九载利漕治下屯民等。
《殷芸小说》梁殷芸（471—529）撰。殷芸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史通·杂说》称梁武帝令殷芸把“不经”之言编为《小说》，可能是当时编《通史》所未收的材料。卷一秦汉魏晋宋诸帝，卷二周六国前汉人，卷三、四后汉人，卷五魏世人，卷六吴蜀人，卷七、八、九晋江左人，卷十宋齐人。虽是野史性质，颇保存有用史料。如卷一晋明帝上元帝启条，成帝对诸庾态度条，卷四曹操及卞后书信条，颍川人物条，卷九孙绰著戏头从事逐除条。此书早佚，余嘉锡、唐兰皆有辑本，现在便于利用的是周楞伽的辑注本。《太平广记》宋李防等撰。成书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共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约一百五十余小类。引用书包括野史、传奇、小说等，达四百七十余种，而今已亡佚者约占其半。书中保存不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有用史料。邓嗣禹编有《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可据以寻找散见全书的本时期著作。
佛、道书《抱朴子》晋葛洪（283—364）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书成于东晋南渡之后。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葛洪自称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祛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葛洪家世居江南，历西晋又南渡，思想敏锐开阔。他在外篇的议论中，包含不少关于孙吴、西晋及东晋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第一手史料。内篇则是最早的道教典籍。内篇部分有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真诰》梁陶弘景（456—536）撰。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本书分为运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七篇，共二十卷。书中部分袭自佛教《四十二章经》，篇题模仿纬书，而主要内容是号称仙人启示的经文，由弘景等录写整理加注而成，亦即当时道经形成的方式。作为最早道经及遣教原始史料，价值甚高，同时书中也包含不少一般史料。如稽神枢第四庐江潜山中有学道者条注，“大胡乱者是刘渊刘聪时也，石勒为小胡”。握真辅第二八月三日夕条注，“谓如今徇萧卖物人也。”翼真检第一“唯书历日贸粮，以续气命”。又如运象篇第四“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来。汝来当可得，芝草与汝食。”注云，“此两得及来并戏作吴音”，保存了音韵学史上有意义的资料。
《冥通记》梁陶弘景撰。四卷，记弘景弟子周子良逐日接受仙人启示的经过及其对话内容，提供了有关道家修行场所及方式的史料。书中包含一些社会风俗资料，如卷一“永嘉老姥髻”下注云，“此髻法宽根垂至额也”，修道者睡时不裸身露髻，及周氏信仰“俗神”帛家道等。
《出三藏记集》梁僧祐（445—518）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汉译佛经目录。共十五卷，第一卷叙述译经起源，第二至五卷记录历代出（翻译）经目录，第六至十二卷收集诸经序文及后记一百二十篇。最后三卷为译经人的列传，自后汉至南齐，凡外国二十二人，中国十人，是最早的僧人传记。
《高僧传》梁慧皎（497—554）撰。十四卷，分为十门：译经三卷，义解五卷，神异二卷，习禅、明律共一卷，亡身、诵经共一卷，兴福、经师、唱导共一卷，叙目一卷。收录后汉至梁初中外僧人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本书集三国两晋南朝僧人传记之大成，但北方僧人材料奇缺。唐道宣（596—667）撰《续高僧传》三十卷，分类及体制与慧皎书大致相同。正传所收四百八十五人中，有三国两晋南北朝僧人三百四十二人，而北朝占二百五十一人，可以补慧皎僧传之不足。只是其中隋朝僧人远比魏齐周朝为多。《比丘尼传》梁宝唱撰，四卷。序称“起晋升平（357—361），讫梁天监（502—519），凡六十五人”。卷一晋十三人，卷二宋二十三人，卷三齐十五人，卷四梁十四人。
《弘明集》梁僧祐编。十四卷，辑录后汉牟融《理惑论》以后东晋南朝各代有关佛教的文献，包括佛道两家互相辩驳议论，沙门应否向王者致敬的讨论，沙汰僧人诏敕等。除教义、思想上的讨论辩难为宗教史、思想史资料外，亦有一般可补史缺的材料。如宗炳答何衡阳书称“管幼安风夜泛海，同闾皆没”。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说文帝自称“吾少不读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敬信故也”。习凿齿与释道安书言晋明帝“手画如未之容”。唐道宣辑《广弘明集》二十卷，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十篇，所收文章范围较僧祐书为广，亦包含佛教以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资料。如梁阮孝绪《七录序》，为研究三国两晋南朝史学及目录学之重要材料。曹植《辩道论》说明曹操对方术之士“诚恐斯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萧子显《讲摩诃般若经序》言运吏辄散运米与贫民，应入大辟等。
诗文汇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1762—1843）编。严可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历时二十七年编成，计七百四十一卷，搜罗广泛，提供多方面史料。共收名字可知的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占二千四百一十七人，共五百六十五卷，远比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为丰富完备。清蒋壑曾编本书篇名目录，并抄录每篇出处。引得编纂处有本书作者引得。目前最便于利用是中华书局附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的影印本。利用时最好按出处核对原文并从原书征引。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1911—1973）编。逯钦立，山东钜野人，历时二十四年编成。是这一时期诗歌的总结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魏诗十二卷，晋诗二十一卷，宋诗十二卷，齐诗七卷，梁诗三十卷，北魏诗四卷，北齐诗四卷，北周诗六卷，陈诗十卷，隋诗十卷。取材广博，资料翔实，考订精审，远较明冯维讷《诗纪》、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为完善。
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收梁代以前作者一百三十余家有韵无韵作品。唐李善《文选》注诠释名物训诂，五臣（吕延济、刘良、张诜、吕问、李周翰）注则着重解释文义。严氏、逯氏所辑文章及诗歌收入《文选》者，可以利用《文选》注帮助理解。
通史中的资料《通典》唐杜佑（735—812）撰。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时三十余年成书，计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记述自先秦大体到天宝末的典章制度，个别部分下延到肃、代、德宗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所依据者颇有今已亡佚的正史以外资料，如食货典田制及乡党门所引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条，极为重要，为研究北朝史时所经常引用。《南齐书·武帝纪》关于和买记载甚为简略，《通典·食货典·轻重门》详细列举各州市买布帛米麦等物名目及所出钱数。《南史·王僧孺传》所载沈约关于户籍的建议截去一段，《通典·食货典·乡党门》则完整，可以订正李延寿的疏失（见前《南史》条）。《礼典》所收两晋南朝关于礼制的议论，是研究当时社会史、文化史的宝贵材料。《通典》文字亦有可供校勘，订正正史之误处。《乐典》中保存了《魏书·乐志》自来缺失的一页。杜佑的议论，如说“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与小注中的考订，都极有价值。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1019—1086）撰，元胡三省（1230—1302）注。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胡三省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人。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历时十九年修成。协助司马光的有几位著名学者，三国两晋至隋这一段（107卷）主要是刘恕（字道原）负责。《通鉴》引用资料广泛，三国两晋至隋部分颇多当时得见而以后亡佚的书，如多处用裴子野《宋略》，引裴氏史论至十次之多。所记后燕建国和翟辽事迹，不见于《晋书》载记。高欢语鲜卑曰，汉民是汝奴，语华人曰，鲜卑是汝作客一段话，是他调和胡汉的重要策略，见于《通鉴》而不见于正史。《通鉴考异》对史事考订比较精审，所系年月亦多有依据。所以我们遇到史事年月不详或几种史料互异时，首先应参考《通鉴》所系年月。《通鉴》叙述中有时对难解的古代俗语加以改动，对阅读史料很有帮助。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遗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都城遗址，经过勘查发掘的有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孙吴武昌城和六朝建邺城。此外有十六国时期的大夏统万城和吐谷浑伏俟城。
曹魏邺城邺城遗址在河北临漳县境内，今漳河横贯其间。邺城由北南两座相连的城组成，分称为邺北城、邺南城。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开始营建邺城，后来成为曹魏的五都之一。十六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皆建都于邺北城。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建都于邺南城，邺北城仍继续使用。邺城废于大象二年（580），先后有六个北方王朝在此建都。
1935年，北平研究院曾对邺城作过实地调查。198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邺城考古队进行全面勘查发掘①。到目前为止，实地勘测邺北城东西长2400米，南北宽1700米，比《水经·浊漳水注》邺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的记载略小。已探明邺北城的东、南、北三面城墙，确定中阳门、凤阳门、广阳门、建春门、广德门等门址的位置；探明建春门至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以及连接东西大道的四条南北干道。在这条东西大道以北的宫殿区内，探明十座建筑基址。在西部铜爵园处，探明四座基址。根据勘探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上判明邺北城的平面布局是以建春门和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将城分为南北两区的。北区中央是宫殿区，西边是苑囿，东边是戚里。南区是一般衙署和居民区。城址中间的中阳门大道，正对宫殿区的主要宫殿，形成中轴线，并与凤阳门大道、广阳门大道于行对称。这种规制，标志着我国都城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改变了汉代以来宫殿区分散的布局。都城中轴线的形成，使都城规划更为对称规整。这种规制对北魏、东魏、北齐、隋唐的都城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至今仍保存于邺北城西北隅的铜爵台、金虎台以及己毁没的冰井台，也进行了探寻。铜爵台夯土基址现仅存东南角，南北长50米、东西宽43米、高4～6米。南边的金虎台保存较好，现存南北长120米、东西宽71米、高12米。两台相距83米。冰井台在最北边，早被冲积的泥沙所覆盖，探寻无着。
魏晋洛阳城（曹）魏（西）晋洛阳城都是利用东汉旧城改建的。北魏洛阳城，除继续利用（曹）魏（西）晋洛阳城以外，并在城外四面兴建了外郭城①。
曹魏至北魏，洛阳城的城垣，基本上仍沿袭东汉旧制，绝大多数的城门①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段鹏琦等：《洛阳汉魏故城勘察工作的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1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位置，历代相沿不改。汉魏西晋时洛阳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北魏建都洛阳后，曾对汉晋的旧门进行修缮和改建，并在西北角金墉城南边新辟承明门，实为十三门。1985年发掘北魏建春门遗址②。建春门为东垣北起第一门，汉曰上东门，门址宽30米，进深约12.5米，共有三个门洞。门洞结构皆采用以夯土墩台及排叉为支撑的大过梁式建筑形式。地层叠压关系表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都相继使用这一门址。
洛阳城西北角的全墉城，始建于曹魏。勘查得知，金墉城由三座南北毗连的小城组成，平面略呈“目”字形，南北长约1048米、东西宽约255米，部分城垣残高6米左右。版筑夯墙，土质纯净，结构坚实。它北靠邙山，南依大城，地势高亢，形同堡垒，实为洛阳城的军事要塞。其方位与作用，都与邺城铜爵三台相似。
魏晋时，还在洛阳城及金墉城城垣外侧附设城垛（亦称“马面”），洛阳城西北两面城垣共发现城垛七座，间距110～120米。城垛均长方形，夯筑，面积大小不一，大的19.5×12.5米，小的18.3×8.3米。金墉城外城垛多已毁，幸存者十一座，形制与大城垛相似。它们是迄今所见我国内地古城中出现最早的城垛实例③。
魏晋洛阳城内至今犹存的建筑遗址，多数属于北魏遗存，有些则是北魏沿用汉魏旧物。勘查判明，曹魏时，东汉南北宫制已不复存在。曹魏西晋北魏三朝都在汉北宫故地营建皇宫。北魏时，洛阳城从北到南已逐渐被宫城、衙署、寺院和高官宅第所占据。宫城位于全城正中而稍偏西，平面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宽约660米，面积约为大城的十分之一。宫城东南西三面保存尚好，北垣已无痕迹。宫城共探出四门：南面一门，西面二门，东面一门。南门即宫城正门阊阖门，门洞缺口宽46米，是全洛阳城最大的一座城门建筑。宫城内北为苑区，南为宫殿区。宫殿区夯土台基密集，主要集中于阊阖门直北的南北线上，目前已发现二、三十处。
北魏洛阳城内的街道共发现东西横道四条，南北纵道四条。其中的第三条南北纵道，系由宫城直通宣阳门的主干大道。这条南北中轴线，应即北魏的铜驼街。在铜驼街两侧，发现有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应是《洛阳伽蓝记》所描述的司徒府、太尉府等中央衙署和庙社的遗址。在这里曾清理属于官署的房基一座，出土带刻文和印文的板瓦、筒瓦900多片，瓦上文字记录了管理官员随主、匠师以及承担轮、削、昆等制作工序的工匠姓名①。为北魏官府手工业及其管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魏洛阳城内的佛寺遗址也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1979～1981年发掘了当时最大最著名的佛寺永宁寺②。永宁寺位于宫城南门西南约1公里处。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5米、东西宽215米，四周设版筑围墙，东、南、西三面备有一门。木塔建在寺院正中，塔北为殿堂。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布置，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9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4期。黄土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的瓦》，《考古》1962年9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3期。正是我国早期寺院的典型布局。永宁寺木塔共九级，是当时闻名国内外的高层建筑。现存塔基呈方形，高2.2米，四周青石包砌，每边各设一踏道。塔基上布置排排木柱，中心部位是一个木柱与土坯混作的方形实心体，残高3.6米。在中心柱的南、东、西三面壁上，各有五座弧形的佛龛；北壁留出支架木梯的方形住槽一个，知由此处登塔。根据塔基出土的现状，可以复原这座名塔的基本形状，并由此推知北魏时期的建筑技术水平。
在永宁寺塔基发掘中，发现一批大型的佛教泥塑和彩绘影塑，造型逼真，工艺精湛，堪称北魏最上乘的雕刻珍品，在我国佛教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勘查工作还证实，北魏确实在洛阳城外创建外郭城。六十年代初，在城北邙山上探出外郭城的北城墙数段，连接总长1000多米。1984年又探出外郭城的西城墙及可能是郭城门的阙口。外郭城西墙长达4000余米；阙口三个，东面正对内城城门。1991年又探出外郭城的东城墙1000多米①。这些发现，初步证实《洛阳伽蓝记》所载“京师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真实性。如加上洛河以南的四夷馆、四夷里，南北亦为二十里，成为我国古代都城中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
孙吴武昌城和六朝建邺城曹魏黄初元年（220）孙权始都武昌，吴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东晋依吴建邺旧城为都，改称建康。终南朝之世，建邺城址无大变动。可见武昌城和建邺城对中国南方的都城建筑具有很大影响。
武昌城故址在湖北鄂城县城迤东一带，城址轮郭仍隐约可见。城垣平面基本上呈长方形，东西长1100米，南北长500米，周长约合汉代8里。城垣依自然地形构筑，与同期建邺石头城（今南京市）和京口城（今镇江市）的作法一样，体现了长江中下游滨江城他的特点。具体说，武昌城北垣和东垣北段主要是依靠江湖之险，不设城壕；西垣、南垣和东垣南段的城垣，则构筑较为严实。夯土筑造，保存最好的南垣一段，基部宽18～28米，残高4.6米。城垣四角有夯土基址，似为角楼一类建筑。在一段保存尚好的南垣外侧，发现一突出土台，似为“马面”遗存。城垣外侧均挖有宽而深的城壕，其中南城壕至今尚存，长270米，宽90多米。经钻探，城壕一般宽5O～70米，深5米。武昌城有五门，除流（临）津门可确定外，其他四门已无遗迹可寻。城内北部似有子城，约为武昌宫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西郊外沿西山南麓是当时的墓地。城南有冶铁遗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①。六朝时期，武昌城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建邺城位于今南京市区。东晋南迁，在吴旧城的基础上改建都城和宫城，布局仿魏普洛阳城，基础仍依建邺旧制。历东晋、南朝，城年宫室官署屡有改变，但都城范围、城门名称并无大变动。
关于建邺（建康）都城的范围和富城、城门的位置，《建康实录》和《舆①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7期。
①蒋赞初等：《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地志》均有记载，朱偰在《金陵古迹图考》曾做过详细查考。可惜的是，这座六朝都城早在隋朝初年夷为平地，以后各代又屡有扰动破坏，现在已难于验证①。
大夏统万城公元407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窃据朔漠，僭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413年因汉奢延城改建统万城为都城，成为北朝十六国都城之一。故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的无定河北岸原上②。分东西两城，两城外围有郭城。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地形，呈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破坏严重，南垣、北垣情况不明，东垣西垣相跨5公里，可知范围相当广阔。西城是内城，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东南北三垣平直，西垣有一处曲折，周长2470米。
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南北东三门仅存基址，西门瓮城尚存，门道宽3米。城垣四隅有突出城外的墩台。墩台作长方形或方形，高出城垣。西南隅墩台最高，达31.62米。四隅墩台上建角楼，角楼已毁。从墩台顶面平坦，中央置一大础石，以及残存的柱槽、板道等遗迹考察，推知角楼围以栏干，其下有层层板道，状若架设于峭壁上的栈道。每面城垣外侧均建“马面”。东西北三面各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较宽厚，每座长18.8米、宽.4米。正中有方形竖坑，从出土的高粱米、木材等遗物判断，应为仓储建筑。这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城内中部偏南处有长方形夯土台基一处，残高1.2～1.5米，从出土的花纹方砖及大瓦判断，应是大夏宫殿遗址。
东城后建，略大于西城，周长2566米。两城毗连，东城西垣即西城东垣。亦有城门（北垣无门）、墩台、马面等设施。保存较差。
郭城和东西城的城垣、墩台和马面，均由三合土夯筑，呈青灰色，质地极为坚硬。经化验，主要成分是石英、粘土和石灰。
保存在统万城址内的遗物相当丰富，瓦砾成堆，生活日用的陶瓷片俯拾皆是。遗物的年代比较杂乱，汉晋唐宋都有。据《魏书·食货志》记载，赫连勃勃营建时，这一带是水碧山青的绿洲。魏灭夏后，这里成为牧场。唐初为农业区，唐末以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底沙泛起成流沙。至北宋末，这里已是一片沙漠。具有六百年历史的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湮没在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里。从统万城的变迁，可以看出鄂尔多斯高原自然面貌剧烈变化之一斑。吸取毁林造成严重恶果的历史教训，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吐谷浑伏俟城西晋末，慕容鲜卑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抵今甘肃青海间。至六世纪，其王夸吕始称可汗，居伏俟城。据1960年和1981年的调查研究，今青海湖西岸铁卜卡古城即吐谷浑伏俟城故址①。伏俟故城由郭城和内城组成。郭城平①罗宗真：《江苏六朝城市的考古探索》，刊《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3期。①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8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湖环湖考古调查》，《考古》1984年3期。
面长方形，城垣用砾石垒砌，东西宽1400米，北垣被切吉河冲毁，长度不明。郭城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内城在郭城西部，平面方形，每边长约200米。墙上无雉堞，仅东墙正中开门。城内偏西北处发现大型台基，方形，每边长70米，似为宫殿遗址。城内有通衙，布局与城墙方向一致，东西向与南北向交叉呈方格状。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地面遗迹稀少，反映了慕容鲜卑西徙青海后仍然过着“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②的生活。
②《晋书·四夷·吐谷浑传》。
第二节魏晋十六国墓葬本节辑录的魏晋十六国墓葬资料，以淮河、秦岭以北的北部地区为限，同时期的吴蜀两晋墓葬资料，详见第四节。
魏晋十六国时期，一般指曹魏黄初元年篡汉起至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止（220～439）。这期间，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部地区，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社会经济调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现为简埋薄葬，与秦汉墓比较，已大为逊色。曹魏西晋的统治者，迫于经济困难，无力营建宏大陵寝，又为防止死后陵墓被盗掘，往往“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设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考古探觅较难。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防止坟墓被盗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潜埋”而不起坟的葬法，所以他们的坟墓也不易被发现。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晋十六国墓葬，并不受此限制。1915年，英国斯坦因盗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从已发表的资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墓葬①。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鸟居龙藏、驹井和爱等人先后多次在辽阳一带发掘汉魏晋壁画墓②。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墓地发掘十多座魏晋墓③。还有，自本世纪初以来，魏晋墓志不断在洛阳出土，其中有晋贾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贵人左棻墓志、晋中书侍郎荀岳夫妇墓志④。这些墓志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魏晋墓，特别是西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不断被发现，就北部地区来说，河南的洛阳、偃师、郑州、延津、焦作、安阳、南阳，陕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庄，北京市，山东的苍山、诸城，辽宁的辽阳、北票、锦州、义县、旅顺、朝阳、本溪，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张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鲁番⑤，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墓葬。在这个时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纪年墓砖或其他带有纪年的器物随葬，还有记录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画题记，这些都为墓葬断代、器物编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北部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尽一致。国内学者一般把北方魏晋十六国墓葬划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个区①。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及其邻近的中原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其主要特点是，以砖室墓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较大型的砖室墓有斜坡墓道，并在墓道两侧壁留出递减的台阶，甬道间安置石门；随葬器物中以陶制的牛车、武士俑、①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1期。②鸟居龙藏：《南满洲调查报告》，三友社，1910年。驹井和爱：《辽阳发现汉の代坟墓》，东京，1950年。
③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1—3期。
④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①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1期。镇墓兽、长方形果榼、绛釉小罐，“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夔纹铜镜等最具特色。魏晋都城洛阳，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往往给其他地区的墓制以较大的影响。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已知身份的计有：洛阳工区曹魏正始八年（247）墓②，西晋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贾后乳母徐美人墓，永宁二年（302）士孙氏墓③，以及北京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王浚妻华芳墓④，山东诸城发现的西晋太康六年墓⑤。本地区虽然没有发现十六国纪年墓，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制作的金错泥筩①。根据随葬器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十六国时期墓的至少有西安草厂坡墓②、安阳孝民屯154号墓等多座③。
探寻西晋帝陵是本地区的一项重要考古工作。据《晋书》记载，仅知司马氏三代都葬在洛阳故城东的首阳山，而且都是依山为陵，勘查不易。考古工作者利用本世纪初出上的左棻、荀岳两墓志，根据志文所载的晋陵方位进行核查钻探，结果在左荀二墓志出土地点的附近，各探出一组排列有序的墓群。其中一组在峻阳儿地，共二十三座：另一组在枕头山前，共五座。考古工乍者发掘了两组中的大墓各一座，初步确定枕头山前墓地应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墓地，峻阳儿地应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墓地。这两座已发掘的大墓，有可能就是崇阳陵和峻阳凌④。由于两墓早年被盗，没有留下直接的物证，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项工作已为解决西晋陵问题迈开了第一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绝大多数发现于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地面上常见平面方形的坟院式茔域，坟院内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横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馒头形的坟丘为标志。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较大型的墓，墓门上砌有门楼或照墙，有的高达10多米，上砌仿木构的斗拱、门阙，并嵌彩绘或雕刻的小砖。墓室内绘壁画或小砖画。随葬陶器上多施刻划的水波纹，有较多木制明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等地的随葬器物，以带有纪年的镇墓陶瓶和衣物最具特色。本地区有明确纪年或可知身份的墓葬很多。粗略统计，发现于嘉峪关新城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武乡亭侯墓（M9）①：发现于酒泉的有镇军梁君墓（丁家闸M1）、稗将军墓（崔家南湾M1）②：发现于敦煌佛爷庙的有西晋咸宁二年（276）②洛阳市文物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4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④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12期。⑤诸城县博物馆：《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12期。①秦烈新：《前凉金错泥筩》，《文物》1972年6期。
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6期。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6期。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12期。①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甘省肃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6期。
②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8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墓、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墓、后凉麟加（嘉）八年（396）墓、北凉玄始十年（421）墓③：发现于武威的有魏青龙四年（236）墓④、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⑤：发现于陇东崇信于家湾的有前赵光初二年（319）墓⑥；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有西晋泰始九年（273）墓，前秦建元二十年（3s4）墓、建元二十二年墓；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墓、升平十一年（367）墓；西凉建初十四年（405）墓；北凉义和二年（432）墓、义和三年墓，缘禾五年（436）墓、缘禾六年墓①；以及青海大通发现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墓②，等等。
已发现的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数以万计，目前已发掘500多座。
这批墓葬分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以土洞墓居多。都有斜坡墓道，有的墓道还有过洞、天井，有的砖室墓照墙为仿木结构建筑，也有在土洞墓的墓门上镶嵌土坯以构筑门相的。不论是土洞墓还是砖室墓，都由墓道（包括过洞、天井）、甬道、墓室（包括耳室、龛）组成。墓内彩绘壁画是河西魏晋十六国墓的一个特点。壁画有大幅和小幅之分。大幅壁画是在几块砖面上用筛过的黄土掺合胶性物抹平作底，后用土红色起稿，再用墨线勾勒定稿，继而用石黄、白、朱、赭石、粉黄、灰浅赭色施彩。小幅壁画基本上是一砖一画，作图程序与大幅壁画相同，只是用色较单纯，一般以墨、赭石和朱为主。河西发现的壁画墓，以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③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④为代表。新城发现六座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多幅，内容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以农桑、牲畜、酿造、出行、宴乐、狩猎、庖厨、生活用具、兵屯、营垒、坞壁、穹庐和建筑装饰图案为主要题材，借以炫耀墓主人生前的燕居行乐情景。丁家闸壁画墓（M5）的墓主似为西凉的王侯或三公，墓中着重描绘道家神话传说中的天上、人间、地下三境界，东王公、西王母、神兽、圣贤人物。壁画布满前室四壁，顶部绘复瓣莲花藻井，以土红色宽线为栏界，气势雄伟，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长画卷。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十六国时期大型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十六国时期流行带斜坡墓道或竖井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四角攒尖或覆斗式。洞内仅可容木棺，洞口用土坯或石头封闭。尸体用麻布缠裹，苇绳捆扎，因气候干燥，常形成千尸。死者大多③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晋墓》，《考古》1974年3期。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④黎大祥：《武威发现三国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22日。
⑤钟长发等：《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1981年2期。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10期；又《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1966～1069）》，《文物》1972年1期。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1期。
②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4期。③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是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埋葬制度与中原相似。墓中随葬各种染织品、绢纸制品、陶木器、俪、钱币和金属饰品。绢纸制品中常发现墨书的文字，内容大多是当时的官私文书，被学者称为“吐鲁番文书’。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集中发现于辽宁省，尤以辽阳、朝阳发现为多。普遍以石板、石块砌筑墓室，砖室墓少见。较大型的石室墓，墓内常见彩绘壁画。随葬器物中以腹部穿孔的陶瓶、把怀、炭炉以及马具、金花冠和各种金饰品最具地方特色。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可知墓主身份的有辽阳三道壕太康二年（281）墓①，□令支令张君夫妇墓②，朝阳后燕建兴十年（395）昌黎太守崔■墓①，北票北燕太平七年（415）范阳公大将军大司马冯索弗墓②等。
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变化较大。一般地说，曹魏时期，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墓葬形制基本上沿袭东汉的多室墓制。魏末至西晋，辽东统一于中原，墓葬形制与中原渐趋一致。流行于中原的釉陶小壶、“位至三公”铜镜，以及南方的青瓷虎子，都可以在东北晋墓中发现。十六国时期，东北一带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等政权，统治者为鲜卑慕容部或鲜卑化的汉族冯氏。这时鲜卑文化占居主要地位，但汉文化仍有很大影响。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墓葬中都得到反映。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北燕开国主冯跋之弟冯素弗夫妇墓。
冯氏夫妇同坟异穴，都是长方形石椁墓，东西向。椁内殉犬。木棺前端高宽后尾低窄。冯氏头戴顶插步摇的金冠饰，明显属于鲜卑习俗。但石椁内置柏木画棺，椁内壁施彩绘，椁顶画天象图，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场面。画棺绘羽人、屋宇、云气等图象，则承袭东汉大墓的特点。随葬器物同样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系统。冯妻墓早年被盗，遗物不多。冯氏墓随葬陶器、铜容器、漆器等470多件。其中的铁制工具、兵器和甲胄，以及铁马衔、木芯鎏金铜马镫等成套马具，还有镂孔高圈足铜鍑，提梁铜罐等炊煮器，都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但是，表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各种仪仗用的鎏金铜工具和铁质车器、漆案等食具和用具，以及文具、舆服杂用等，则又显示着传统的汉文化特征。此外，墓中还有东罗马制作的玻璃器和印有佛像的金冠。都是研究北燕的历史社会、思想意识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①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②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①陈大为等：《辽阳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3期。②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第三节北朝墓葬北魏初都平城（今大同），后迁洛阳。保存下来的北魏墓亦以大同、洛阳两地为最多。在大同，经考古发掘的有文明太后冯氏的永固陵①和分布在大同郊区的二百六十多座北魏早期墓②。
永固陵永固陵是南北朝最大的墓葬之一，位于大同方山，坟丘呈方形，底边长117～124米，现存高约23米。墓室在坟丘下面，坐北向南，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后两室全长23.5米，用砖20多万块。两室之间有甬道。甬道内设两重石门。以后的北魏皇室墓大都采用这种墓制。
永固陵的陵园布局沿袭东汉旧制，在陵南600米处设石殿，号永固堂。
现存一长方形基址，有柱础、龟蚨等残迹。又在永固堂南200米处建佛寺，至今仍保存带回廊的塔院遗迹。这种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寺结合的做法，成为北朝陵墓的一个特点，同时反映了佛教在北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此外，在永固陵东北一里处有孝文帝豫营的陵墓，号万年堂，也是双室墓，但规模较小。早年被盗，已遭到严重破坏。
北魏早期墓葬大同郊区的北魏早期墓，以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为主，墓向大多朝南，砖砌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微呈弧线形，其上收成四角攒尖顶。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还有不少来自波斯萨珊朝的玻璃碗和鎏金银碗。在这批北朝早期墓中，最重要的是北魏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冀州刺史瑯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①和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封和突墓②。
司马金龙夫妇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后室、耳室及连接各室的甬道所组成。墓室总长17.5米，墓道长28.1米，全长45.6米。墓砖呈青灰色，砖侧模印“瑯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十个字。主室西侧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盗，但仍遗存367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从俑、仪仗俑，身披铠甲的步兵俑和骑兵俑。还有与陶俑相配合的驮粮马和大小马匹、骆驼等30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表和墓志各一方，延兴四年姬辰墓志一方，安插在四个石础上的漆屏风一座。石础雕刻精美。屏风仅存彩画屏板。屏板上彩绘历史人物故事，各有题榜，堪称为罕见的北朝书画和石雕艺术珍品。
封和突墓是一座前后室墓。早年被盗，劫余遗物中有五世纪古波斯萨珊朝的鎏金银盘和高足银杯等珍品，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①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9～1989年山西省的考古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①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②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3期。洛阳墓葬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帝、王公贵族死后都埋葬在洛阳邙山一带。本世纪初，元魏墓葬遭到严重破坏，仅收集保存的墓志就有二百多方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根据当时收集记录的出土地点，进行多次实地勘查。判明洛阳北郊瀍河两边的北邙山域，应是元魏统治集团的一个大墓区。在这个大墓区内，有帝陵、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其他内入的“邻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②。据出土墓志推定，孝文帝长陵、孝文后陵、宣武帝景陵，位于这片墓区的西边，今洛阳西北官庄村东地的大小家应是孝文帝长陵及其后陵；大小冢右前方的冢头村东地土冢，应是宣武帝景陵③。孝文及其诸世祖子孙中的父子（女）墓葬，采用“父为祖坟，子墓位祖坟的左前方、右前方，或左后方、右后方”四种排列方式。诸世祖子孙墓地中兄弟墓葬的排列顺序则皆自左而右，一字并行④。
已发掘的洛阳地区北魏墓近百座，其中有元、元怿、元邵、元邵、元睿等皇室墓，以及司马悦（司马金龙之子）、寇猛等大臣墓①。这批元魏墓，皆南向，多数为方形单室墓，少数为前后室墓。方形单室墓中，砖室墓居多，土洞墓较少。由斜坡墓道（少数作竖井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呈方形或近方形，四壁稍外弧，一般为穹窿顶，也有作四角攒尖顶的。有的在墓道上方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前后室墓仅见于元邵、元等皇室墓，墓道上方也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不论单室或前后室的元魏皇室墓，墓内大多彩绘壁画，随葬品也比较丰富。
东魏北齐陵墓东魏北齐陵及皇室墓大多集中在河北磁县滏阳河以南、漳水以北的广阔地带。这里素有“七十二家”、“八十四寨”之称。著名“磁州三高”碑就在这里出土。已发掘的有磁县湾漳北齐大墓（疑为某帝陵）②、大冢营村东魏茹茹公主墓③和东槐村北齐文昭王高润（高欢之十四子）墓④。这三座大墓都是砖砌单室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湾漳大墓总长52米，茹茹公主墓总长近35米，高润墓总长63.1米。甬道上方有砖砌门墙或仿木构的门脸，甬道内及前后两端均砌三堵封门墙（高润墓砌二堵），①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②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③黄明兰：《北魏洛阳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7期。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①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又《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12期；孟县人民文化馆：《河南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1983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侯鸿钧：《洛阳西车站发现北魏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2期。
②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③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④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
中后两堵墙之间设石门（茹茹公主墓仅有石门框）。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微外弧，顶呈穹窿状。墓室西侧设棺床。墓内绘满彩色壁画。虽然早年多次被盗，遗存仍甚丰富。
湾漳北齐大墓的壁画大多剥落，仅墓道壁画保存较好。壁画画面共300余平方米，两壁画面对称，东壁以青龙为先导，随后有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西壁以白虎为先导，随后亦有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仪仗队伍的上方是天空，绘有各种神兽、流云、莲花等图象。茹茹公主墓的壁画面积达150平方米。自墓道入口处依次绘青龙、白虎，仪仗行列，镇墓威神及凤鸟、羽人。墓道地面两边绘花卉图案，甬道券顶门墙上绘朱雀及镇墓威神；甬道两壁绘侍卫。墓室四壁以四神及墓主起居为主要题材。布局谨严，人物比例准确，服饰逼真，线条流畅，敷色艳丽。高润墓壁画以北壁保存较好，中部绘墓主，端坐帷帐中，头戴折上巾，身穿直裙便服，两侧各有待从六人，手执华盖、羽旌等物。墓顶可能绘有天象图。这三座墓的壁画，绘画技艺娴熟高超，画面气势宏伟，代表了北齐壁画的艺术水平，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陶俑是这三座墓的主要随葬品。湾漳大墓出土1500多件，茹茹公主墓1100多件，高润墓381件，是同期墓中随葬陶俑最多的。陶俑种类很多，均施彩绘，制作精美，形象生动。其中以侍卫俑和侍吏俑占多数。此外，还有伎乐俑、击鼓俑、奴仆俑以及胡俑、萨满巫师俑，等等。为研究北朝的历史社会、舆眼制度提供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磁县东魏、北齐皇室墓以外，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还发现一大批东魏北齐时期的勋臣贵戚世家大族墓。其中墓主身份明确、纪年清楚、保存较为完整的有：河南安阳北齐骤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范粹墓①，北齐东徐州刺州和绍隆夫妇墓②，安阳北齐文宣帝妃颜氏墓③，濮阳北齐车骑将军李云夫妇合葬墓④，河北磁县北齐开府仪同三司、怀州刺史尧峻墓⑤，尧母赵郡君墓⑥，赞皇东魏司空李希宗夫妇合葬墓⑦，黄骅北齐青州乐安郡太守常文贵墓⑧，平山北齐祠部尚书赵州刺史崔昂夫妇合葬墓⑨，山东高唐东魂济州刺史房悦墓⑩，山西太原北齐右丞相东安王娄叡墓(11)，太原扩坡北齐张肃俗（北魏龙骧将军长安侯张子霞之四子）墓(12)，寿阳北齐故定州刺史太尉公明阳王库狄回洛墓(13)，祈县北齐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韩裔墓(14)，以及山东临淄崔氏墓群①，济南陈氏墓群②，河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③，景县封①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1期。③安阳县文教局：《河南安阳县清理一座北齐墓》，《考古》1973年2期。④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⑤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4期。⑥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⑦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⑧沧州地区文化局：《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9期。⑨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11期。⑩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山东高唐东魏房悦墓清理纪要》，《文物资料丛刊》（二），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氏墓群④，高氏墓群⑤，无极甄氏墓群⑥，河间邢氏墓群⑦，山西闻喜裴氏墓群⑧，等等。这个时期的世家大族，他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根据出土墓志，可以考定各家族的族葬方式。例如磁县尧氏墓群，尧母居南，三子并列在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李父居中，其先夫人在南，二子并列在北；赞皇李氏墓群，李父居北，五子并列在南。这两种排列方式，与北魏皇室墓的排列是一致的。
东魏北齐沿袭北魏的埋葬习俗，皆单室墓，墓向朝南，但有少数例外。
例如，临淄崔氏墓，墓向西北：李希宗等少数殊勋墓为南向的前后室墓。单室墓大多是青砖砌筑，少数是土洞墓，仅临淄崔氏墓为石砌单室墓。单室墓皆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以方形居多，四壁稍稍向外弧出，一般为穹窿顶，少数作四角攒尖顶。砖砌棺床置墓室西壁（或北壁）下。棺床前陈列陶俑及其他随葬品。勋戚大臣的方形单室墓，往往加长墓道，扩大墓室，在甬道内加砌砖墙，设石门，并在甬道上方砖砌门墙或作仿木构的门脸。库狄回洛墓和娄叡墓内均增设帷帐，这可能与他们官阶最高（正一品）有关。
东魏北齐的世家大族墓，墓内大都彩绘壁画，随葬成群的陶俑、动物模型和精美的瓷器。有的还有东罗马金币和西方传入的金银器和玻璃器。外戚李希宗、娄叡是世家大族墓中最豪华的两座。李希宗墓是具有前后两室的大墓。这种前后室墓在北朝后期是很少见的。娄叡墓壁画达240多平方米，画面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和死后灵魂飞升的虚幻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北朝壁画出现了受南朝风格影响的画面。例如济南东八里洼和临胸冶泉等地发掘的东魏北齐墓，墓中都绘有屏风。屏风内绘“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图像①。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并不因政治上的对峙而影响南北文化的交流。
北周墓葬北周墓发现较少，年代明确的有咸阳西魏侯义墓②、宁夏固原北周柱国大将军河西公李贤夫妇墓③。这两座墓的发现，为北朝晚期墓的编年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标尺。侯义墓是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绘壁画，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3期。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李建丽、李振奇：《临城李氏墓志考》，《文物》1991年8期。
④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3期。
⑤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3期，⑥孟昭林：《无极甄氏诸墓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59年1期。⑦孟昭林：《记鹰魏邢伟墓出土物及邢募的发现》，《考古》1959年4期。⑧顾铁符：《晋南——文物的宝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0期。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4期；又《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②咸阳市文管会等：《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12期。③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11期。损泐严重，仅墓顶星座图尚有残存。墓葬早年被盗，遗存陶俑、漆器等60多件。陶俑种类繁多，有武士、文吏、侍女、胡俑和骑马乐俑等，是一批难得的西魏文物。李贤墓是长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土洞墓。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中都绘有壁画。画面部分残缺，现存23幅，内容约可分为门楼、武士和侍从伎乐三部分。线条古拙粗放，风格写实，着重表现墓主人生前富贵豪华生活，不见东魏北齐流行的升仙思想画面。这批壁画填补了北周绘画史上的空白，为研究北周建筑、服饰、兵制提供了形象资料。墓中随葬陶俑数百件，色彩鲜艳，塑工精细，神态各异：部分陶俑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过程。随同出土的鎏金银壶、金戒指、玻璃碗等波斯萨珊朝工艺制品，还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第四节六朝墓葬六朝墓多数发现于长江中下游，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也有不少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六朝墓在二千座以上。
长江下游地区南京地区是六朝都城所在地，发现的六朝墓也最多。由于当时流行族葬制度，又迷信相墓术，所以，发现的六朝墓大多三五成群，分布于土山丘陵的半坡上。砖砌墓室，墓向依山势而定。中小型墓主要是平面呈长方形的平顶叠砌砖墓，或平面呈长方形或凸字形的券顶砖墓。大型墓一般有前后室，四隅券进式顶，或前室四隅券进式顶，后室券顶。少数还带有1—3个侧室。有的还砌出棺床、祭台，在封门砖下，砌有通向墓外的瓦管排水沟。六朝前期（吴、晋）墓的随葬品以陶器、釉陶器为主；六朝后期（南朝）墓，随葬青瓷器明显增多①。
孙吴帝陵迄今未发现。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孙吴墓是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②。朱然墓发现于安徽马鞍山，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所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墓葬早年被盗，残存遗物140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和大量的铜钱。漆器数量最多，有十多个品种共60多件，器形多数是汉代常见的耳杯、盘、案、盒、壶、樽、奁等。另有漆槅和漆凭几，系三国时出现的新产品。胎质有木胎、篾胎、皮胎等。装饰工艺有鎏金铜扣、描漆、戗金锥刻、犀牛漆，有的还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法。漆器以人物故事画为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弥补了绘画史上的一段空白。部分漆器的外底部有漆书“蜀郡作牢”字样，表明这批漆器均属蜀郡工官产品，为吴蜀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东晋南渡，陵墓都在建康（南京）。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十一陵，位于“鸡笼山之阳”的有元、明、成、哀四帝陵，合称西陵；位于“钟山之阳”的有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合称东陵；位于“幕府山之阳”的有穆帝永平陵。另有废帝海西公司马弈废后卒于吴，葬地不详。经考古发掘，结合文献研究，“鸡笼山之阳”即今南京大学北园一带。1972年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的东晋大墓，当即西陵四帝之一①。“钟山之阳”即今南京太平门内富贵山一带。1960年在富贵山南麓发现了恭帝陵的玄宫石碣②，随后在其附近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③。学者对这座大墓是哪一个帝陵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不出东陵后三陵之一④。
①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①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4期；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4期。
②李蔚然：《南京官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考古》1961年5期。③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4期。④同①李蔚然文。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3、4合期。“幕府山之阳”即今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面的北岗山一带。1981年在北崮山南麓（今南京汽轮电机厂内）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当即穆帝永平陵⑤。在其附近，还发掘东晋皇族墓数座⑥。
东晋陵墓基本上继承西晋的营建方法。陵墓大多开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为陵，不起坟。墓室皆为带甬道的券顶单室砖墓。甬道一般长2～3米，墓室长4～7米，墓室前有很长的排水沟。所不同的是，西晋陵墓道又长又宽，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石门；而东晋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木门。东晋陵的随葬器物大体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青瓷器皿，有盘口壶、鸡首壶、洗、碗等：第二类是陶质明器，有案、凭几、托盘、耳杯、圆盘、香熏，尤其是每墓均有4个雕塑龙虎形的帷帐座：第三类是漆器日用品，可辨的器形有盘、盒；第四类是金银饰品和玻璃器皿；第五类是铁镜、石黛板等杂物⑦。由此可以看出，东晋陵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超过三国西晋；与汉唐陵墓作比较，则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或可说明，东晋偏安江左，在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有所发展，但非汉唐可比。
南朝陵墓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区。由于南朝帝后陵及皇族（王侯）墓的前面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石碑。因此，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做过调查，近人朱偰著《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195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多次进行勘查，共发现南朝陵墓31处，其中有姓名可考的25处。根据勘查，得知刘宋陵墓分布在南京甘家巷和江宁其林铺一带；南齐陵墓在丹阳胡桥、建山一带；南梁帝后陵在丹阳东城村，皇族墓大多在南京尧化门甘家巷一带：陈陵在江宁方山、灵山和南京西善桥附近①。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有姓名可考的计有：南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或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②，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③，东昏侯萧宝卷墓，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④。南梁桂阳简王萧融墓⑤、桂阳敦王萧象墓⑥、安成康王萧秀墓⑦、建安郡王萧伟墓或昭明太子萧统墓⑧，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⑨、宣帝陈顼的显宁陵⑩。南朝陵墓沿袭东晋陵墓的营建方法，聚族而葬，迷信风水，所有的南朝帝后陵和皇族墓都选择在两山之间的山冲高地，后有隆起的山丘作为屏障，前有开阔的平地，陵前神道顺山势直抵平岗。陵墓体制也都是带有甬道的单室砖墓。墓室平面长方形，顶部起券，帝陵长13～15米（包括甬道），甬道⑤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⑥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8期。
⑦罗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①罗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一集，1979年。②同①。
③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2期。④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2期。邵玉健：《丹阳两座南朝失名陵墓墓主考》，《东南文化》1980年2期。
⑤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洼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12期。⑥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肖象墓》，《文物》1990年8期。
⑦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5期。⑧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募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2期。⑨同①。
⑩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6期。内设石门二道，石门额上浮雕仿木结构和桃形灯龛，室内有砖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设石祭台。棺床前后有阴井，并有砖砌排水沟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筑有挡土护墙多道。整个墓室用花纹砖和模印砖画拼嵌而成。甬道两壁有的嵌砌狮子、武士砖画，顶部嵌砌太阳、月亮砖画。墓室内壁面嵌砌羽人戏龙、羽人戏虎、车马出行以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画砖间杂有莲花和缠枝忍冬等甬案。皇族墓与帝陵差不多。墓前仍置石刻，但规模较小。墓室亦流行带甬道的单室砖墓，但比帝陵稍简化。全长7～10米。图道内设石门一道，墓壁多用莲花、忍冬、菱形纹砖拼嵌，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偶有发现。墓室内大多随葬石俑、石马和石帷帐座，有的还出土龟趺墓志。南京及其附近，又是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聚葬地。东汉兴起的豪门士族聚族而葬、按辈份排列的制度，至东晋南朝尤为盛行。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①、象山王氏家族墓②和宜兴周氏家族墓③，是考古工作较多的三个家族基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已发掘9座，墓皆南向，东西排列，长70米。象山王氏墓地已发掘7座，墓亦南向，分行排列，占地5万平方米。宜昌周氏墓已发掘6座，墓皆东向，北南排列，占地5万7千平方米。根据出土墓志及同一墓地中的死者关系，推知当时的排葬方式大约是：墓南向的墓群，长辈居右（西），晚辈依次自右向左（自西而东）一行顺排，如老虎山颜氏墓；墓东向的墓群，长辈居左（北），晚辈依次自左向右（自北而南）一行排列，如宜兴周氏墓：另一种是长辈居中或居前，晚辈依次葬其两侧或晚辈居后方依辈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虽然这三种排葬方式，并不都是十分严格的，个别较晚辈的放在长辈之间也偶有发现。但聚族而葬，按辈排列，他族不得混入，这是不能改变的。
此外，扬州、苏州、常州、无锡以及浙江的金华、衢县，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发现不少六朝墓。墓制与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从西晋开始，以青瓷器随葬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和长沙是长江中游六朝墓的两个重要地点。
武汉东边的鄂城是孙权称吴王时的都城，黄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南京），终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因此，这里发现的吴晋南朝墓为数甚多。已发现的纪年墓有吴黄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62）、晋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齐永明三年（485）等①。这批纪①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6期。②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2、4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10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③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2期。
①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2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程欣人：《武汉出土的两块东吴铅券释文》，《考古》1965年10期：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3年墓，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
长江中游的东吴墓大多是砖室墓。大中型墓沿袭东汉墓制，以带短甬道的横前室单后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横前室双后室两种为主。小型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随葬品除沿袭东汉时的陶模型器以外，还增添不少器类，如多子福、盘口壶、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常见的随葬品组合是罐、钵、碗、盘、耳杯、案、灯、香熏、唾壶、虎子、俑、仓、灶、牛车、鸡、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铜镜、石黛板、铅地券和铜钱。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两晋南朝墓流行单室砖墓，平面长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侧增设短甬道。一般趋向简约。墓底大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的青瓷器比东吴墓的同类器较多且好。胎灰白色，纹饰简单，多素面，绿釉为主，罐、钵口沿往往饰以褐绿色釉斑②。长沙地区的六朝墓，形制与武汉近似。已发现的纪年墓有浏阳姚家园西晋太康八年（287）墓③，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桂花园东晋升平五年（361）墓，烂泥冲东晋宁康三年（375）墓，齐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识字岭齐永元元年（499）墓①。这些纪年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沙地区较为安定发达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宁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②。永宁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号、6号墓，共出土各类青瓷、陶俑100多件，其中有高冠执板的骑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种侍从俑，以及乘马演奏的乐队，双人对坐书写的文吏俑，额上点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发现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开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多种，其中有丝织品40多件。这些实物资料，对研究当时长沙地区的社会历史、衣冠制度、生活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邓县学庄村的南朝画像砖墓也是一个重大发现③。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9.8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带莲花纹的花纹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画像砖主要表现前列鼓吹的牛车行列场面，它们与墓内出土的50多个仪仗俑相配合，显示墓主生前拥有部曲武装。墓内砖柱上彩绘飞天、化生图像及大量的莲花、忍冬图案，反映出当时佛教已广泛流传。
福建两广地区东晋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涌入福建两广，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发现的六朝墓比汉墓大为增多。皆砖室墓，墓砖上常有纪年文字，除东吴外，两晋南朝的纪年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起来，为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期；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年4期。②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③高至喜：《浏阳姚家园清理晋墓两座》，《文物》1960年4期。
①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②同①。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通讯》1956年2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方便。本地区的两晋墓，较多沿袭东汉以来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则以单室砖墓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侧，但东汉多室墓制仍有遗存。例如福建建瓯穆墩发现的梁天监五年墓①，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两耳室所组成，后室两侧壁和后壁又砌出25个小龛。广西融安4号墓②由前中后三室组成，三室间的两壁和后室后壁均砌砖柱。广东始兴赤南发现双棺室和三棺室合葬墓③，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气的小门或壁窗，等等。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纹砖砌筑。砖面为绳纹或布纹，向墓室内的侧面大多模印钱纹、人字纹、菱形纹、米字纹、团花、十字纹、蕉叶纹等，也有少数饰以龙凤、飞天、菩萨、卷草纹的。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壶、碗、钵、孟、盘、碟、豆、杯、耳杯、五盅盘、多子槅和博山炉、灯、膲斗、三足盘、唾盂、虎子以及文砚、水注、灶、仓等模型器。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外，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实用器④。两广六朝墓分布很广，说明人口大量增加。广州晋墓的纪年砖文，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吉语铭文⑤，连县西晋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①，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中，广东相对稳定的局面。随葬器物与东汉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质、纹饰都不一样。东汉墓常见的鼎、盒、壶、瓶、案等饮食器和屋、仓、井等模型器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鸡首壶、虎子、三足砚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长方形的中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与晋墓类同，但器类较少，造型趋向单调。
川滇地区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近年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②。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③。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三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罈、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两晋之际，寳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304—347）。随后，四川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①许清泉：《福建建瓯穆墩梁墓》，《考古》1959年1期。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④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麦英豪：《广州市西郊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又《广州市文物志》120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①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3期。②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1）》，《文物考古工作十年》25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1984年8期。社会动荡，墓葬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主要发现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带。砖墓和崖墓规模都趋向简陋窄小，均为单室，葬具仅有木棺或无葬具，随葬陶瓷器。器形以带系罐、盘口壶、唾盂、鸡首壶、虎子等为主，制作粗糙①。
云南地区的六朝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东北，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谁”②“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见。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梁堆多数被盗。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汉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
据学者研究，“梁堆”是汉族遗民及其后裔的墓葬，除了极个别的可能是内地来云南任职的官吏以外，绝大多数应是史书上所说的“南中大姓”。1963年在昭通后海子发掘的霍承嗣墓是个典型墓例③。此墓系砖石混合结构的单室墓，前有墓道。墓室方形，每边长3米，高2.2米，墓道长3.4米，地面坟丘高5.2米。早年被盗，仅存壁画。四壁壁画均分上下两列。画面以墓主坐像，汉彝部曲、仪仗、侍从以及流云、莲瓣、四神、怪兽为主要内容。墓主人坐像绘于后壁下列正中，左右为仪仗和侍从。在主像右上方有墨书题记八行，残存八十六字。据题记，墓主霍□，字承嗣，南郡枝江人，曾任“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死时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先葬蜀郡，东晋太元年间改葬于此。霍氏自霍峻仕蜀汉，其子弋，弋子在，弋孙彪等，俱在宁州任职，成为极有势力的“南中大姓”之一。
①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2期。
②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馆编，1981年。
③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2期。第五节高句丽城址和墓葬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公元前37年建国号，都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县境）：公元前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都于朝鲜半岛的平壤，国内城为陪都。在高句丽建都纥升骨城和国内城的400多年期间，遗留在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为数甚多。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曾多次来集安调查发掘。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除了复查和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的高句丽墓葬以外，还对分布于辽宁、吉林两省境内的高句丽遗迹进行过多次的普查和重点发掘。重要的工作有：1956～1959年，对辽河以东的高句丽山城进行全面普查，遍及铁岭、抚顺、辽阳、海城、凤城、桓仁等县境，发现高句丽山城80多处①。另在桓仁县高力墓子村发现高句丽墓750多座，发掘了其中的44座①：在抚顺前屯、洼浑木村两处发掘19座②。
1962～1966年，对集安高句丽遗迹进行全面普查，勘查国都国内城遗址、王都丸都山城遗址，以及两都城外围的山城及其他遗址。对现存于集安县境内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分区测绘、编号记录③。在普查期间及以后，共清理发掘高句丽墓葬300座左右④，其中包括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过的五盔坟5号墓、洞沟12号墓和洞沟三室墓⑤。对著名的好太王碑做了精心修葺保护，重新释读研究⑥。
此外，1976～1983年曾三次调查位于辽宁新宾县富尔江西岸的黑沟山城⑦。1982年调查吉林柳河县大通沟罗通山城⑧。
都城址和山城址都城国内城位于鸭绿江中游右岸，通沟河口东侧，今集安县城周围的石筑墙垣即是。石垣砌筑规整，至今犹存。石垣平面略呈方形。1980年勘测，周长2686米。南墙东段保存较好，残高3～4米，现存残垣厚约7～10米。四面墙垣均筑马面，数量不等。从残存痕迹看，北墙有马面八个，其他三墙①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1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①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②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0期。③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④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1976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墓清理》，《考古》1984年1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又《集安县上、下活龙材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1期；又《集安县老虎哨古墓》，《文物》1984年1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林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2年11期。
⑤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王承礼、韩淑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均见《考古》1964年2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等：《吉林集安洞沟三室慕清理记》；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室墓壁画著录补正》，均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⑥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⑦抚顺市博物馆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2期。⑧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文物》1985年2期。各两个。马面大小略有差别，一般长8～10米、宽6～8米。墙垣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呈直角，上建角楼；东北角呈弧形，增建两个马面。墙垣四面共有六个城门，东西面各两门，南北面各一门，两相对应。城门间有通衢，构成东西二横道、南北一直道。今集安城内的团结路、胜利路和东盛路，大约就是当时国内城城年三条通衢的所在。曲于国内城几乎全部叠压在今集安县城底下，历经沧桑，除了有少量遗物被扰动出上外，昔日的城内建筑已经无法查考①。
丸都山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城构筑在国内城西北2.5公里的高山上。
东西北三面城垣垒筑在形如半圆的峰脊上：南面坡地，城垣低平，使整个山城形如簸箕状。城垣充分利用自然天堑，因山峰的自然形势垒砌石垣，或利用陡峭的石壁为城垣。石材平整，一般长20～50厘米、宽29～40厘米、厚10～27厘米。城垣走向不平直，整体平面呈椭圆形，方圆近七公里，总长6951米。城垣上设女墙。女墙内壁基部有柱洞。全城共设五城门，东墙北墙各二门，南墙一瓮门，西墙无门。城年至今犹存建筑遗址三处，蓄水池遗址一处，墓葬三十七座②。
在通往两都城的要道上以及在广袤的高句丽国境内，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城堡、关隘和哨卡，俗称山城。集安境内的山城很多，经勘查的有老岭南道上的霸王山城、望坡岭关隘；老岭北道上的关马墙山城和大川哨卡①。
分布于各地的高句丽山城，大都构筑在山巅上或地形险要处。就地取材，大小不一，无有定制。大型山城周长约2公里，主要分布在辽河东岸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一般由土筑、石筑或土石合筑三种方法构成，有城门、马面和瞭望台等设备，有的还有水门和环城马道。山城内大多有建筑基址。中型山城周长1～2公里，大多属于高句丽早期建筑，主要分布于辽河东岸较大的支流之间，一般由土筑或石筑两种方法建成，也有城门。小型山城周长200～1000米，城壁土石混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独立存在，但对捍卫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说的“当道小城”，或即指这种小型山城。
墓葬大多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县。辽宁省桓仁、抚顺、宽甸等地也发现不少，情况与集安基本相同。
集安高句丽墓葬集中分布在老岭山的岭前和岭后。分布岭前23处，12206座：分布岭后的9处，152座。两地合计12358座。其中以岭前洞沟地段（今集安县城附近）最为密集。在这地段内细分为下解放、禹山下、山城下、万①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1期。②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1982年6期。
①方起东：《吉林辑安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1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等：《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2期。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学刊》1982年1期。
②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宝汀、七星山和麻线沟等六个墓区，共11300座①。这32处墓群，大多分布在山麓上，排列有序，规模悬殊。石坟多分布在靠山麓处，土坟多在河谷阶地和平川地带。在保存较好的地区，尚能看出埋葬先后的序列。如七星山南坡的墓葬，从山腹开始往下成行排列。有的行列由小墓开始逐渐到大墓；有的则由大墓逐渐到小墓；有的开始由小墓逐渐到大墓，再由大墓逐渐到小墓。土坟则埋葬在排列有序的石坟行间空隙处。这种现象表明，集安洞沟墓群是当时生活在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族；不同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墓地，并且按不同辈次有规律的埋葬，反映了高句丽各阶层身份的不同和葬俗的变化。在包括日本人发掘在内的300多座高句丽墓中，重要的大中型墓有长川1号墓、2号墓②，下解放区的31号墓和冉牟墓、环纹墓，禹山下区的41号墓、68号墓、1080号墓和太王陵、将军坟、角觗墓、舞俑墓、洞沟12号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山城下区的332号墓、983号墓、1411号墓和龟甲壁画墓、折天井墓、兄墓、弟墓，万宝汀区的78号墓、242号墓、1368号墓，七星山的96号墓，麻线沟的1号墓和千秋墓、西大墓①，等等。高句丽墓的墓室（放置尸体处）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这是与中原汉式土葬墓最大的不同处。墓葬结构比较复杂。外部结构可分积石和封土两大类。所谓积石墓，即“积石为封”的墓葬，又简称为封石墓或石坟。封土墓即以土为封的墓葬，其中包括少数封土内混以石块和在封土底部四周用石块砌以方坛或方坛阶梯的墓葬，简称土坟。内部结构又可分为石圹和石室两种。所谓“石圹”，是指用石块或河卵石在地面上堆积方形墓基，再在上面构筑长方形框的石圹（椁室）。埋葬后封以碎石，不再加顶盖，整体如方丘状。一般没有墓门，也没有墓道。“石室”流行于封土墓时期，系用石材在地面上或半地下筑造墓室（石室），四壁上部抹角叠涩，顶加盖石，有墓门，也有墓道。但大型积石墓的石室仍构筑在顶部中央。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研究，高句丽积石墓可划分为无坛石圹墓、方坛石圹墓、方坛阶梯石圹墓以及方坛石室墓、方坛阶梯石室墓等五型。封土墓都是石室墓，配合外部结构，可分为无坛封土石室墓、方坛封土石室墓和方坛阶梯封土石室墓等三型②。
这些形式多样的高句丽墓制，既有年代早晚的不同，又是墓主身份不同的标志。一般地说，积石墓出现较早，无坛石扩墓为一般平民墓，数量最多，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②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东北考古与历史》创刊号，文物出版社，1982年。陈湘伟：《吉林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①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2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1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10期。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4期。吉林集安县文管所：《集安万宝汀墓区242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军6期。方起东、林至德：《集安洞沟两座树立石碑的高句丽古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1期。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日满文化协会，1940年。
②研究高句丽墓葬类型的文章很多，这里主要参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年2期；魏存诚：《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考古学报》1987年3期。
始见于高句丽建国以前，下限至五世纪初。方坛石扩墓和方坛阶梯石坟墓分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墓葬，流行时间大致相同，上限不晚于东汉初年，下限约在四世纪上半叶。随后出现的方坛石室墓和方坛阶梯石室墓，墓主身份与方坛石扩墓、方坛阶梯石扩墓同。著名的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1号墓、七星山96号墓、万宝汀242号墓和桓仁21号墓，都属于方坛阶梯石室墓，大约都是高句丽王室或高级贵族的陵寝，这种形式的墓制，大约流行千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将军坟。将军坟整体呈阶梯式金字塔形，每边长35.6米，高12.4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岗岩石条砌筑，共七级，每面有顶护石3块倚护。墓室位于第五级中部，长宽各5米，高5.5米，顶部以整块巨石覆盖。气势雄伟壮观，是高句丽陵墓建筑的代表作。
封土石室墓出现最晚，大约开始于四世纪末叶，以后逐渐取代积石墓，成为高句丽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画墓绝大多数见于封土石室墓。至今已发现壁画墓20座，有角觗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12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号墓，五盔坟4号墓，麻线沟1号墓，山城下332号墓、983号墓，万宝汀1368号墓，了解放31号墓，长川1号墓、2号墓和禹山下41号墓。其中除禹山下41号墓是方坛阶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画墓内容简朴，大多绘于白垩壁面上，以表现墓主生前宴饮、歌舞场面为主，墓顶衬以日月星辰图案，设色单调。属于早期壁画墓的有万宝汀1368号墓、角觗墓、舞踊墓。年代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中期壁画墓大多出现于多室墓，作画方法与早期相同，壁画内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为主要题材，但佛教题材明显增多，并开始出现四神图像。壁画内容丰富，线条流畅，是高句丽壁画艺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沟12号墓、麻线沟1号墓、三室墓、禹山下41号墓和长川1号墓、2号墓。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晚期壁画多出现于单室墓中，壁画直接绘于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为主要内容，衬以怪兽、仙人、莲花网状图案。设色浓艳，装饰富丽，壁画内容和艺术手法，都明显看出受汉文化的影响。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年代约在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
由于高句丽墓构筑在地面上或高于地面上，历史上曾遭到严重破坏，尸骨、葬具遗存极少，除彩绘壁画保存较好以外，遗留下来的随葬器物也不多。根据发掘时的迹象和残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丽前期（积石墓前三式）实行火葬，似皆单入葬，随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壶、罐、铜制或铁制的马具和武器，连同尸体一起火化。后期（封土墓）采用土葬，设棺床，有木棺，单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器物较前期丰富，种类与中原魏晋墓略同，一般都有陶制的明器和铜铁制的工具和武器，个别的还有金属饰品。常见的器形有壶、罐、钵、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桥、马镫、马衔、泡饰等马具和斧、锛、削、矛、长刀、镞、铠甲等工具和武器①。①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1期。第六节瓷窑和瓷器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①，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①。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壘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多处，西晋窑址60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①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叶宏明、曹鹤鸣：《关于我国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1978年10期。①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文物》1981年10期。②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①。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②，1958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③，1974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①，1962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②，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③，1973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④，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①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以后收入《朱伯谦论文集》，紊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②倪振逵：《南京赵士岗发现三国时代孙吴有铭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8期。③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①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葬》，《考古》1976年5期。②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孙吴凤凰元年墓》，《考古》1962年8期。③王志敏：《从七个纪年墓葬漫谈1955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孙吴两晋清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
④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6期。
坤者也”①。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②。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③、吴高荣墓④、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⑤、鄂城吴孙将军墓⑥，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①和佳山吴墓②，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件，陶器仅6件③；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件，陶器7件④；益阳⑤、长沙⑥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①镇江市博物馆：《介绍一件上虞窑青瓷扁壶》，《文物》1976年9期。②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三），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③秦光杰：《江西南昌市郊永安六年墓》，《考古》1965年5期。
④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3期。⑤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⑥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3期。
①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年5期。③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考古》1974年1期。
④武汉市博物馆：《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6期。⑤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湖南省益阳县晋、南朝墓发掘简况》，《文物资料丛刊》（八），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⑥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①。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②、湖南湘阴窑址③，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④和邛崃窑址⑤。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米。1979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万平方米。1973年发掘。在25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①，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②。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①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附论出土的青瓷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余家棟：《试析洪州窑》，均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1期。高至喜：《略论湖南出土的青瓷》，《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④江学礼、陈建中：《成都市西郊青羊官窑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6期。翁善良：《成都青羊宫窑址调查》，《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二辑），1984年。⑤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75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①卢茂村：《福建松政县发现西晋墓》，《文物》1975年4期。
②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南安丰州狮子山东晋古墓（第一批）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③。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②。1982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③。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④。此墓随葬青瓷器50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①，内有纪年墓10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②，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③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③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福州郊区南朝墓》，《考古》1974年4期。卢茂村：《福建建瓯水西山南朝墓》，《考古》1965年4期；曾凡：《福州西门外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5期。①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②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③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④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年9期。①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韶关六朝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5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东晋、南朝墓简报》，《考古》1959年9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基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考古学集刊》（一），1981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南朝墓》。《考古学集刊》（三），1983年。②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市东郊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88年5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南朝墓》，《考古》1983年9期；又《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又《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考古》1983年7期；广西梧州市博物馆：《广西苍梧倒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12期。
③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北方的瓷窑和瓷器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⑤。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①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②；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④。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①出土青瓷罐10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件②；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件③；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件④：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件⑤；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④黄启善：《试论广西东汉至隋唐墓出土的青瓷器》，《广西文物》，1985年2期。⑤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
②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③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等：《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5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④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考古学报》1989年3期。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山东枣庄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窃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7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①邺县考古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
②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③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
④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4期。⑤磁县文物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带系罐共18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⑥；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⑦；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件⑧；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件⑨。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自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件、杯3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自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①。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①、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②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⑥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⑦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11期。⑧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安阳县文教卫生管理站：《河南安阳县发现一座北齐墓》，《考古》1972年1期⑨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①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①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3期。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3期。
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③。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
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③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第七节早期石窟石窟寺是佛教的重要遗迹。中国创建石窟寺大约始于3世纪，盛行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8世纪。多数石窟从开凿使用到衰落废弃，往往延续几个历史时期，情况很复杂，非本节所能详备。本节辑录的石窟寺资料，只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开凿，内容介绍也以这个时期为主，故简称为早期石窟或早期石窟寺。
早期石窟的开凿地点，是与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布的情况相一致的。佛教东渐，首及新疆，次及甘肃河西走廊，随后进入中原北方地区。本世纪初以来，一些外国学者相继进入新疆、甘肃，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有的还伴随着掠夺、破坏。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三十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①，1935年北平研究院调查响堂山石窟②，是较重要的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分布于各地的石窟都进行过复查记录编号；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发掘了一些重要石窟的窟前遗迹，并采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准确地解决了一部分石窟和造像的分期断代问题。
根据佛教东渐的路线和自然地域所形成的洞窟分布，分为新疆地区、河西走廊、陇东固原地区和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
新疆地区新疆南邻北印度，是我国石窟寺起源的重要地域。在天山南麓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上，石窟寺遗址十分丰富。历史上佛教最盛的地区是古龟兹，即今库车、拜城一带；其次是焉耆和古高昌（今吐鲁番附近）。在这条路线上，经调查的石窟寺有处，即喀什县东北山崖的佛窟，巴楚县脱库孜萨米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西石窟，库车玛扎伯赫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赫孜尔哈朵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新和县托呼拉克埃肯石窟，焉耆县锡克沁石窟、明屋佛寺，吐鲁番县雅尔湖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吐峪沟石窟，等。总计发现洞窟600多个①。大体说，以库车为中心的各窟群，系就山崖开凿而成；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各窟群，多系依崖壁以土坯券筑成鹿。新疆石窟寺，历史上曾遭严重破坏，造像无存，只剩部分壁画。调查过的处遗址中，保存较好、时代较早的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吐峪沟石窟。它们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中国石窟，又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纽带。
克孜尔石窟②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木札提河北岸的悬崖间，东经82°27′，北纬41°47′。位置适在库车、拜城两县城之间。现存洞窟分布在谷西、谷内、谷东、后山四个区内。1953年原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调查时编列236个号，大体代表相同数目的单个洞窟。克孜尔石窟内容丰富，类型齐备，其中洞窟形制较完整、壁画遗存较多的约占三分之一，大多①黄文弼：《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考古情形报告》，《学术季刊》，卷4期。②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①李遇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1962年7、8合期。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开凿于四至八世纪。大体上可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和方形鹿四种。早期石窟大部分在谷西区，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为主。壁画以立佛、佛传和本生故事为中心内容。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又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
库木吐喇石扈①位于库车县西南约30公里处。窟群分布在渭干河东岸的山麓或断崖上，分南北两区，相距约3公里。北区洞窟较集中，编号80个，窟形和壁画保存较好的不到半数。南区较分散，编号32个，保存较好的约10个。据现存洞窟判断，其始凿年代和延续年代均晚于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约创建于五至七世纪，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两种。洞窟形制、壁画题材与克孜尔石窟同期洞窟十分接近，具有显著的龟兹特色。
森木塞姆石窟②在库车县东北约40公里库鲁克达格山口处。洞扈分布在直径约800米的河谷口内。编号洞窟52个，窟体保存较好的19个，年代与克孜尔石窟相当。早期窟大多是僧房窟。洞窟区中部有寺院遗址。
吐峪沟石窟③在高昌故城东约15公里吐峪沟水东岸。现存洞窟41个，大多崩坍，仅数窟保存较好。早期石窟大约开凿于五世纪，是吐鲁番地区较早的石窟。晚期石窟约开凿于回鹘高昌时期（九至十四世纪）。早期窟以东南区4号窟保存较好，是一座有前室的中心柱窟。中心柱正面塑立佛像。穹窿顶，正中绘莲花；穹窿四角各绘一天王像。正壁和左右壁分上下两层。上层墨线绘七排千佛，千佛中间各绘一铺一佛二菩萨；下层绘佛本生故事画。每幅有汉文墨书隶体榜题。字迹与罗布泊发现的晋简和莫高窟发现的十六国卷子相同，应是五凉立高昌郡时所开凿。
河西走廊地带分布在河西走廊沿线上的早期石窟，大多以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从西向东，经调查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除安西榆林窟被后代改建外，都还保存着五至六世纪的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莫高窟和天梯山石窟。
莫高窟①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敦煌县东南22.5公里的鸣沙山下。
据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复查整理的石窟内容总录，莫高窟共有492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尊塑像。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持续营建，窟内陆续出现了各时期各宗派所崇尚的以大乘佛教经典为依据的壁画和彩塑。艺术内容涉及了佛藏中的经、律、论、史四大部分。可以说它是今天世界上保存得较为完备的佛教美术馆和佛教图像宝库。
经考古类型学的比较研究，确定属于十六国晚期创建的有7个窟（编号267—272、275），属于元魏前期的有8个窟（编号251、254、257、259、260、263、265、487），主要窟形是人字坡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窟。壁画除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日本平凡社1985年版。②③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8、9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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