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诸葛亮又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东）。魏派曹真迎战。诸葛亮因粮尽而还。魏部将王双率军追击，被战败而亡。
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迎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成县西），郭淮退走。遂克武都、阴平两郡。
建兴八年（230）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今甘肃天水南），张郃由子午（由今西安南到宁陕东）、曹真由斜谷（郿县到褒城）出，三道欲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今陕西洋县）。因遇大雨，道绝，真等皆退走。这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
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输军粮。魏将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费曜、郭淮等御之。诸葛亮破费曜、郭淮于上邽，司马懿敛兵依险拒守。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来追，蜀汉伏兵弓弩齐发，张郃中矢而死。
建兴十二年（234）春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十万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输粮米。并进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司马懿对峙渭南。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相持百余日，八月，亮病笃，卒于军中。蜀军退。
这六次战争，有两次是出祁山，一次是出斜谷，一次出散关，一次出建威，一次是魏军进攻，诸葛亮在汉中拒守。六次战争中，第一次，第六次规模比较大。
治戎和理民陈寿评论诸葛亮，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干将略”（《诸葛亮传》）。治戎和理民，是封建时代治理国家的两大纲领，在和平时期是这样，在战争时期也是这样。这是丞相应当尽到的职责，也是有丞相才能的人才能尽到的职责。蜀汉在三国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的时间最晚，诸葛亮能辅佐刘备父子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与魏、吴鼎立，极为不易。这种成就，是跟诸葛亮治戎和理民的成果分不开的。
陈寿称誉“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饬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为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魏志·诸葛亮传》评曰）“用心平而劝戒明”，是诸葛亮贯彻于军政民政的一贯作风。“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表明这位政治家的深刻的政治影响。
有关诸葛亮的事迹，见于史籍者不多。就流传下来仅有的简略记载而言，如建兴六年街亭失败后，取西县民千余家还汉中。建兴十二年屯田渭滨，耕者杂于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这都表明，诸葛亮的军队是节制之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
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局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治先后由蒋琬、费祎掌管。蒋琬还考虑过伐魏，兴复汉业。费祎就全无与魏争天下的思想了。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国大体上采取了保境安民政策，军事活动比较少。费祎死后，姜维在蜀掌权。诸葛亮对他很赏识，称他“思虑精密，敏于军事，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费祎时，姜维“负其才武，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姜维掌权后，又恢复了对魏的战争。他仍是贯彻诸葛亮的军事路线，重点首先在争取占有陇西。姜维自以为是天水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同上）他数次出兵，都是争夺陇西。
自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到延熙二十年（257）的五年之间，姜维五次伐魏。延熙十九年在上卦南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一次战争中，因另一路军队误期，姜维被邓艾打败，战士“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百陇以西亦骚动不宁”（《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段谷败后，不仅姜维的威望大减，蜀国蜀军也元气大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个庸材，他为政四十年，前期因有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辅政，政治较为清明。但在费祎之后，他听信宦官黄皓，政治昏聩。就连大将军姜维也因害怕黄皓陷害而不敢驻在京城成都。
蜀汉晚期，朝政是相当**的。公元261年，吴派使臣薛珝来蜀，回国后对吴主孙休说到蜀国情况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三国志·吴志·薛综传附子珝传》）姜维的抗战及其失败景元三年（262），司马师以锺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司马昭谋伐蜀，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锺会赞成。司马昭遂以锺会都督关中，筹划伐蜀。他对朝臣们说：“自定寿春以来（指讨伐诸葛诞），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指吴、蜀）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晋书·文帝纪》）
姜维听得司马昭派锺会都督关中，已经看出司马昭的诡计，赶忙从沓中上书后主说：“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今陕西略阳南阳平关）、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境），以防未然。”（《三国志·蜀志·姜维传》）后主信任宦官黄皓，迷信鬼巫，黄皓说王人告诉他，魏决不会进攻，刘禅即把姜维的奏章压下，朝中群臣都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景元四年（263），魏国兵分三路大举伐蜀。西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带兵三万从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沓中进攻，目的是缠住姜维，使他不能从沓中回撤。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带兵三万从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向桥头进发，截断姜维的归路。东路是主力，由锺会亲自率领，带兵十万分从斜谷（今陕西郿县南）、骆谷（今陕西盩厔南）、子午谷（今陕西鄠县南）三道，向汉中进发。
这时，姜维提出的御敌的方案是：“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①，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三国志·蜀志·姜维传》）锺会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汉中，蜀军就是按照姜维的方案作御敌的安排。这时蜀在汉中的守军，有一万来人。于是撤诸外围守军，分为两部，分别退守汉（今陕西沔县东）、乐（今陕西城固）两城，守城军不过五千人。锺会进入汉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并不留在那里攻城，只派两位偏将带领一部分军队把汉、乐两城包围起来，自己却带领大军越过汉中向阳安关②进发。魏军不伤一兵一卒，不战而取下汉中。
①《资治通鉴》卷七七甘露三年（258），引此句作“听敌入平”。胡三省注云：“谓纵敌使入平地。”意思与此《传》正相反，细审形势，当以《资治通鉴》为是。
②《资治通鉴》卷262景元三年注：“阳安关口，意即阳平关也。”
姜维在沓中，听得魏军主力已到汉中的消息，急忙从沓中向汉中转移。
后面邓艾跟踪，紧追不放。姜维到了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桥头大道已被魏将诸葛绪占领。姜维假装要从诸葛绪军的北面过境，靠着地熟、人熟、情报快，在诸葛绪撤兵向北去堵截的时候，他却折回头以快速行军通过了桥头，等到诸葛绪再回到桥头的时候，姜维领兵刚刚过去。
姜维走到阴平，锺会已经攻下阳安关口，正向白水关（今四川广元西北）进军。姜维急忙会合由成都开来的廖化、张翼率领的援军，一同退守剑阁（今四川剑阁）。
剑阁，有大、小两座剑山，相隔三十里，群山相连，形势绝险。姜维守住剑阁，锺会屡攻不下。后方遥远，粮运困难，军队给养大成问题。锺会一筹莫展，打算退兵。
邓艾进兵到阴平（今甘肃文县），听得锺会被姜维阻止在剑阁，正欲退兵，急忙写信给司马昭报告军情：大军已深入蜀境，功告垂成，千万不能撤退。他认为从阴平走山路向南，出剑阁西面一百多里，可以袭击涪（今四川绵阳）。涪在剑阁后面，离成都不过三百里，是成都的门户。如果军队到涪，姜维势必撤兵来救，这样，锺会的大军就能不战而取剑阁，如果姜维不来援救，涪守军势弱，必然容易攻下。邓艾信送出后，不待司马昭的回示，就照信上所说的计划，自阴平向南进军了。
邓艾所走的这条路，实在艰险。山高谷深，七百里地很少人烟。邓艾一路凿山开路。遇到险要之处，兵上们便攀着树枝，缘着悬崖，一个拉着一个的前进。
邓艾就这样翻山越岭来到江油（今四川江油），驻守在江油的蜀军，大吃一惊，便向邓艾投降了。邓艾由江油进一步迫进涪。
蜀汉军驻涪的主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没有乘邓艾远来疲惫还没有站住脚步的时候向邓艾进攻。他的部将黄崇再三向他建议，诸葛瞻不肯接受。邓艾进攻了，他的人马都是处在不进就死的处境，攻势非常勇猛。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邓艾派人去劝他投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子瞻传》）瞻大怒，立斩来使。邓艾攻入绵竹，诸葛瞻和黄崇都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诸葛尚，听得父亲战死，说：父子为国家大臣，没能早杀黄皓，致使国破家亡，有何脸面活下去。也力战而死。
邓艾进军到雒（今四川广汉），离成都只有八十里。后主招来群臣会议。有的主张到南中去，有的主张到东吴去。光禄大夫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犹豫了半天，最后也就听了谯周的话，向邓艾投降了。只有后主的一个儿子北地王刘谌，很有点烈性和气节。他愤慨地对后主说：如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于地下，奈仍屈辱投降！后主不听。刘谌觉得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便带着妻子到他祖父刘备庙里大哭一场，先杀妻儿，然后自杀。
后主投降以后，又命姜维向锺会投降。蜀汉的兵士听得要向敌人投降，都气得拔刀砍石头。
有的史书记载称蜀亡时有二十八万户，男女九十四万口，将士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参看《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第六节孙吴对江南的开发。孙吴的灭亡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自公元200年孙策死，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252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前后达五十二年。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发时期。东汉末年，先有镇压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北方遭受破坏，人民大批南逃避乱，对于江南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开发，是有帮助的。
征山越、蛮族和夷族孙吴能在江南立国，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为条件。孙权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仍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岭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兴起，而广大内地，仍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这时期，在东南内部地区居住的是越族。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多是山地，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山越，这与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区的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后。他们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尝入城邑，对长吏”（《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自然也不服役纳租。
山越人口众多，地区广大。他们居住地区又靠近孙权统治地区中心的吴郡、会稽、建业等地，对孙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①。孙吴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征服山越，使他们成为东吴的兵源和财源，变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孙吴与山越人的战争，从孙策时即已开始，一直到孙皓时止，几十年中连续不断，几乎与吴国的统治相始终。其中，次数多，规模大的征讨战争，多在孙权时期。每次征讨之后，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强壮的收编为士兵，赢弱的划归郡县。公元234—237年，诸葛恪征讨丹阳郡山越，一次就得兵四万人（《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据《吴志》各传中所载诸将征讨山越所得士兵人数加起来，已不下十三四万。①吴亡时，吴国士兵人数大约有二十多万，其中山越人约在半数以上。
居住在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交州地区的被称为夷。孙吴对蛮、夷人也有过不少征讨。黄龙三年（231），孙权以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三国志·吴志·潘濬传》）。赤乌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攻没县邑。孙权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务崇招纳。“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孙吴征服山越、蛮、夷等族后，一方面是把他们征发出来作战士和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江南荆、扬、交、广地区，东汉时有二十个郡和二百六十五个县。②东吴时期，由①《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励。”《三国志·吴志·贺全吕周锺离传》：“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这些记载，说明山越对孙氏政权的威胁。①参看何兹全：《东吴兵制》，见《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②此据《续汉书·郡国志》。无广州，在交州内。
于分置和增置，已增为四十三个郡和三百一十三个县。③通常情况下，郡县数目的增加多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东吴时期，江南郡县数的增加，除这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越、蛮、夷族居住地区被开辟而增设了郡县。
农田水利的发展东吴政权注意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使江南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江下游三吴地区最为显著。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东吴与曹魏一样，也注重屯田。吴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征服山越、蛮、夷所取得的民户，一部分成为郡县编户，一部分也用来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称为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农官名称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不受郡县的管辖。①典农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县令长。屯田的规模都是相当大的。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顷。②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数千家③。诸葛恪在庐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万人④。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数万口⑤。这些规模大的屯田，都是军屯。民屯人数也不少。永安六年（263），“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既然说是“取屯田万人以为兵”，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这是很清楚的。而且从屯田人中抽出一万人，大约不会影响屯田的耕作，这也说明孙吴民屯中的劳动人数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支持。为了对豪族进行报答，曹魏晚期出现的给客制度，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取皖城，以吕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建安二十四年，蒋钦死，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志·蒋钦传》）。建安二十年，陈武从孙权征合肥，战死。“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志·陈武传》注引《江表传》）。
③参看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作“县三百一十三”。
①《宋书·州郡志》：“溧阳令，汉旧县。吴者为屯田。”“湖熟令，汉旧县。吴者为典农都尉。”“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年二十一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这些记录，说明吴的屯田与魏一样，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不受郡县守令管辖的。
②见《晋书·王浑传》。
③《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三年（235）春，（权）遣兵数千客佃于江北。”④《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自领万人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⑤《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将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
孙权前期，内外形势动荡，他依靠江北、江东豪族为他维持局面，所以这时期孙吴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是比较团结的。孙权后期，情况变化了。本来，吴和蜀的立国情势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出师表》）。孙吴则满足于划江自守的偏安局面。诸葛亮生前曾几次北伐，吴则很少主动向魏大规模进攻。西晋的傅玄说孙权“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傅子》）。到孙权后期，三国鼎峙局面已大体稳定下来，孙权年事已长，为子孙皇位计的思想逐渐突出，他与将相大臣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出现了。陈寿评论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评曰）。他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后来孙皓猜疑大臣，果于杀害，不过是孙权晚年事态的发展而已。
与夷洲的交通孙权时期有一件大事，这就是与夷洲的交通。夷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湾。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角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髠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居室，种荆为蕃障。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其地并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见《太平御览》卷780引）从用鹿觡矛，石镞刀斧看，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或已到晚期。从种荆为蕃障看，当时掠夺战争尚不严重。国家，往往是在城邑、掠夺战争之后出现的。夷洲居民当时还没有城邑，也还没有国家组织。
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亶洲，不知今何地，可能是琉球。孙权使万人至夷洲，可能事先对夷洲已有很多的了解。不然，他不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活动。
夷洲以外，北到辽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曾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魏明帝曾诏辽东，提到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狂诱边民”（《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吴与南海各地的海上来往和贸易也比前代有所发展。吴的使臣曾多次泛海南出。交州刺史派康泰、朱应出使南海各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回国后，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导物志》。大秦的商人经南海来到吴的建业。大和尚康僧会，也是从海上到达吴都建业的。
孙皓与吴的灭亡司马昭灭蜀之后，本来打算休息三年就去灭吴。但灭蜀后的第二年，司马昭就死了。司马昭死后不到半年，儿子司马炎即受魏禅为帝，改元泰始元年（265），西晋开始。又过了十五年，晋才伐吴。
吴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其人既残暴，多忌讳，又荒淫，好酒色，还使用一些酷刑来杀人。但这个人却有点聪明，也有才干，与蜀后主刘禅不一样。
吴的租税徭役很重。孙权时，大臣张昭、陆逊曾上疏，希望能减轻赋税。但孙权认为：三国分立，常要打仗，租税徭役不得不重。到孙皓时，虽然不打仗了，但修造宫殿，穷极技巧，功役费用以亿万计。人民服役，不胜其苦。后宫的宫女已有数千人，还年年要挑选。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陆凯曾上疏：“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茶毒百姓，不为君计。自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贺邵也上疏，“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三国志·吴志·贺邵传》）可是，孙皓对于陆凯、贺邵的上疏，却恨之入骨，贺邵因此被杀。
百姓受不了孙皓的压迫剥削，就起来反抗。施但领导的起义，有一万多人参加，直攻打到离建业三十里的地方。交州、广州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斗争了好多年。
孙皓的荒淫暴虐，使吴国上下离心，伐吴的条陈，就时时在晋朝廷上提出来。大臣对伐不伐吴，分成两派。一派以羊祜等为首，主张伐吴。一派以贾充为首，坚决反对伐吴。晋武帝是个平庸募断的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咸宁五年（279）晋益州刺史王濬上疏：“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王，则强敌也。愿陛下勿失事机。”（《资治通鉴》卷八十）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也上疏：“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疏到之时，武帝正与张华围棋。张华也说：“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这才下了伐吴的决心。
这年冬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沿长江上下六路出兵。一路由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领出涂中（今安徽滁县），一路由安东将军王浑率领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一路由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一路由平西将军胡奋率领出夏口（今湖北汉口），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出江陵（今湖北江陵），最西一路由龙骧将军王濬率领，从蜀顺江而下。六路大军共二十多万。但总领六路大军的却是始终反对伐吴最力的贾充。
在六路大军中，王濬一路作战最勇猛。吴军曾在西陵（今湖北宜昌）以西吴晋两国交界处，用铁索和铁锥把长江的水底、水面都封锁起来。王濬到后，破除了障碍，顺江而下。加上江陵、夏口、武昌诸路大军的胜利，晋军很快就到达建业，孙皓只得投降。孙吴的灭亡，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吴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差不多比蜀多一倍。附：三国世系表第二章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第一节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66），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①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①据唐长孺先生说，见《西晋田制试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46页。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
第二节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宗室诸侯王权力之重魏晋间帝位的更替，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认为，要防止这种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使其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因此，武帝在泰始元年即位后，就大封宗室①。以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上》）。
晋继承了两汉的封国制，有王、侯两级。因有西周五等爵制的传说，又定了五等爵。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五月庚中复设“五等爵”（《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总的说来，晋“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又“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典·历代王侯封爵》）。
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比起西汉初年所封的王来，西晋诸王的封地还不能跨州连郡，而且西晋的诸侯王也是“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的。封邑民户的户调田租，也不都归王侯所有，他们享有的只是户调的三分之一（绢一匹）和田租的二分之一（二斛）。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冏，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任职朝廷的，如东海王越和长沙王颙。
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以致出现了八王之乱。
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庸人，而皇后贾后，却怀有政治野心，并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后，外戚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廷大权。惠帝无康元年（291），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命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以辅政；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北军，是守卫京城的禁军，是军队的精锐和骨干。
不久，贾后又以惠帝的手诏，责楚王玮擅杀大臣，杀楚王玮。至此，朝廷权力都落在贾后手里。贾后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中书监张华、裴
为侍中；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朴射王戎并管机要。在这①《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元年：“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个政权的核心人物中、贾模、裴等是贾后的亲党，张华是个撑门面的人物。张华和贾模，裴頠同心辅政，从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元康九年间，在政治上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司马光的评论称当时“虽王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元康元年）。
惠帝的太子司马伷，幼年聪明，为武帝所喜爱。长而刚猛，又渐为贾后所畏忌。贾后的亲党伯将来太子继位后，对他们不利，便劝贾后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杀害了他。
太子遹死后，赵王伦在他的心腹孙秀的谋划下，宣称为太子报仇，起兵杀贾后及张华、裴頠等。不久，赵王伦自立为帝。
与此同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齐王冏的父亲齐王攸和晋武帝都是司马昭的儿子，后齐王攸出为司马师的继嗣。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执政。司马昭常说：“天下是司马师打的，天下也应由司马攸继承。”司马攸才出武帝之右，且为众望所归，也差一点代替武帝为嗣君，因而齐王冏原有作皇帝的可能。赵王伦称帝时，齐王冏出镇许昌。他得到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的支持，联合进兵洛阳。加之赵王伦的亲信王舆在洛阳起兵反伦。齐王冏内外结合，大败伦兵，杀伦和孙秀，迎惠帝夏位，齐王冏辅政。
惠帝无子，按亲疏顺序，应由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齐王冏贪恋权位，立了惠帝一个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引起成都王颖的不满。河间王颙在联合讨伐赵王伦以前，曾支持过赵王伦。对此，齐王冏是心怀不满的，河间王颙也因而内不自安。
齐王冏辅政后，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河间王颙推尊成都王颖为首，起兵讨冏。骠骑将军长沙王乂起兵为内应，发兵攻冏。冏败被杀。成都王颖居邺，遥执朝政。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大小，皆去邺征询成都王颖的意旨。这局面是维持不久的。长沙王乂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间嫌隙渐生。颙、颖联合起兵讨乂。长沙王乂，史称其“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晋书·长沙王乂传》）。及二王来攻，乂率兵应战。战久，粮乏，洛阳城中大饥，将士虽然疲敝，但上下同志，皆愿为乂效死。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乂围洛阳日亟，洛阳城中“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晋书，惠帝纪》）。情况困难，洛阳城内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东海王越，密与殿中诸将联合，捕乂送全塘城，为颙部将所杀。
成都王颖入洛阳，复还镇邺。惠帝诏以颖为丞相，东海王越守尚书令。
不久，又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丞相如故。
司马颖僭侈日甚，大失众望。东海王越奉惠帝诏亲征颖，为颖所败，逃归东海。司马颖俘惠帝到邺，河间王乂部将张方入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同起兵讨颖，连破颖军。邺中大震。司马颖仓惶挟惠帝去洛阳。张方迎惠帝入洛阳，拥兵擅政。因连年兵燹，洛阳残破。张方又拥惠帝和司马颖去长安。这时朝政大权自然又转入河间王颙手中。司马伷废成都王颖，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以迎惠帝为名，起兵讨河间王颙。次年颙败，越迎惠帝还洛阳。成都王颖北渡河，为人所杀。河间王乂后来在应征诏赴洛阳途中为人所杀。公元306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炽立，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越之手。
从汝南王亮到东海王越，一共有八个王参加混战，中间还夹着一个贾后。这是西晋历史上的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
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晋书·李特载记》）。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有数万家（《晋书·王弥传》）。益州流民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晋书·杜弢传》）。刘琨上疏陈述他在并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给他们的不是帮助和同情，而是歧视和欺压。如关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贪暴，官吏们甚至想“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晋书·李特载记》）。巴蜀流民在荆、湘为旧百姓之所侵苦（《晋书·杜弢传》）。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
《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也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他们看到民族压迫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要把各族内迁人口迁回他们的原地。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宜及平吴之威，“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晋书·匈奴传》）。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发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304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刘渊就认为：“帝王岂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所授耳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称自己为汉王，是表明他是接续汉朝的帝统，要与晋争天下。刘渊在河北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并州（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一带地方。
刘渊起兵后，在东方起事的还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党羯人。羯是附属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显然与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幼时作过商贩，作过田客。惠帝末年，并州荒歉，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取胡人，“两胡一枷”卖到山东作奴隶，换取军粮。石勒年二十余，也被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南）师懽家为奴，从事耕种。后来，师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与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们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们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在赵魏（今河北、河南）的公师藩。公师藩为濮阳太守苟晞所杀，石勒和汲桑亡伏苑中。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招纳山泽亡命”（《晋书·石勒载记》）。
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的性质，是被降为田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石勒起事的地点，是远离羯族的居住区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隶，与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县系囚、山泽亡命，这些都是汉族劳动人民和受压迫的汉人。
怀帝永嘉三年（309），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3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第三节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
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
成汉的建立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公元36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308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史家把两个国号合起来，习称为“成汉”。
在西晋晚年，略阳、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成了流民的领袖。李氏，就是略阳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称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
西晋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怀有割据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朝廷抗衡，就拉拢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廞。廞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膝，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廞又猜忌李庠“饶勇得众心”，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李特及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廞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廞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傭”，“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屡为流民向益州当局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公元301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巴蜀的土著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304年，雄遂自称成都王；306年，称皇帝，国号大成。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公元334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
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338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李寿即位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淫杀尤甚，上下离心。347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汉（前赵）的建立前赵的创建人是刘渊，其祖父於扶罗为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中平年间（184—189），羌渠派於扶罗将兵助汉朝统治者镇压黄巾起义。羌渠被国人所杀，放扶罗便留在内地，自立为单于。刘渊之父名豹，为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用刘氏。刘氏是匈奴的部落贵族。这些刘氏贵族，虽然分领五部，却都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们已经汉化。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改为北部部尉。
八王乱时，成都王颖想拉刘渊率领匈奴五部帮他打内战，因以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到了左国城，受匈奴贵族们的拥戴，称大单于，都于离石。公元304年，称汉王。公元308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汉廷设置的官职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还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农等，这些都是汉朝官职；仅于临终前以子刘聪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以西，此是匈奴称号。
刘渊死，子和立。刘和少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汉化也是比较深的。刘渊死时，受顾命之托的刘聪等都手握强兵。特别是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和与刘聪所处的对文形势是很难相安无事的。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反为刘聪所杀，刘聪即帝位。
刘聪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傅祇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他处处以汉族传统的治国道理要求刘聪。刘聪大兴土木，兴建宫殿，陈元达就上疏诤谏：“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龙兴以来，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晋书·刘聪载记》）
刘渊、刘聪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众。刘渊以刘聪为大单于，大单于所领就是匈奴人，刘聪所“握十万劲卒”也是匈奴人。据《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刘聪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在刘氏朝廷，大单于手握匈奴族强兵，地位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又是皇帝储贰的地位。匈奴刘氏政权，特别在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刘聪攻下洛阳，长安，俘虏了怀帝、愍帝后，大体上统一了中原。但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发展。石勒据有赵、魏；曹嶷占有东齐（今山东），刘曜坐镇关中（今陕西），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刘琨为晋保有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刘聪获得政权后，很快生活腐化，荒淫奢侈。其子弟争权，各拥强兵。
宦官弄权，挑拨是非。加之连年战争，社会不安定，人民无法正常生产，饥荒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前赵的人民不断逃亡。如“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晋将赵固，郭默攻河东，至绎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晋书·刘聪载记》）。到刘聪晚年，刘氏汉朝已陷入上下不宁，分崩离析的局势。
流民和坞堡组织八王混战之后，接着刘渊、刘聪，石勒等起兵反晋，中原地区人民又陷入战乱之中，人口南移的不下九十余万。①不能或不愿外逃的，留在中原。逃亡也要有条件，或者依附世家大族，或者自相团聚，还都有最起码的川资和生活资料。携家带口，长途逃难，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原地，在面临的命运中挣扎。当时留下来的人民求生存的一个办法，是组成坞堡以防守。有了坞堡，就可以防御小股的流寇。坞堡越坚固，人数越多，防御力量就越大。
顾名思义，坞堡是一种堡垒，内能住人，又可储存粮食。董卓的郿坞是东汉未年的建筑，但可以作为坞堡的典型来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载：“（卓）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据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年坞”，由此可①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刊《燕京学报》15卷第1期，1934年6月。以想见大型坞堡的坚固，难于攻破。
坞堡组织，还可以上推到西汉未年。汉光武刘秀与五校农民军在渔阳一带作战，令“百姓各自壁以绝其食”，“视人堡壁坚完者，敕今固守”（《后汉书·陈俊传》）。堡壁之起和防边有关系，渔阳就是北方的边地。东汉初，北边备匈奴，沿边地区以及河北各地都筑有堡壁。光武十四年，扬武将军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陛，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后汉书·马成传》）。为了防御羌族的骚动，汉光武以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奏请为金城“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后汉书·马援传》）。汉和帝时，樊准任河内太守，“羌人屡入郡县，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后汉书·樊宏传附曾孙准传》）。汉桓帝时，羌人“寇钞关中”，“复没营坞”（《后汉书·皇甫规传》）。“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巨鹿坞”（《后汉书·段颖传》）。陇西，关中，北方边郡的坞堡多为防御羌人而建。西方的多称坞，北方的多称堡壁。三国、西晋未，已混而为一了。
西晋未年，刘渊，石勒起事时，中原黄河流域到处是些汉人聚众自守的坞堡组织。刘曜“周旋梁陈汝颖之间（今河南、安徽省一带），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清丰西南），诸垒壁多陷之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垒百余（今河北省中部）（王浚）讨勒，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晋书·石勒载记》）。
垒壁和坞堡大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从这些记载可以想像，当年中原大河两岸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坞堡组织。
每个坞堡都有一个坞堡主。这些坞堡主，首先是当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敌方进攻时能领导大众进行防御。这些坞堡，构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农的避难场所。如《晋书·郭默传》所述：“郭默，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甚众。”又据《李矩传》称：“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魏浚传》也称，“永嘉未，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郗鉴传》称：“郗鉴，高平金乡人。鉴得归乡里，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千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苏峻传》也记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从以上记载来看，坞主大都是推选的。当时是在战乱环境中。这些最初团聚起来的及后来依附投靠来的人，就逐渐成为坞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随魏浚的数百家和后来襁负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后都归其族子魏该所率领。这些人就都被称为魏该的“部曲”了。最初，这些部曲与主人的隶属关系可能还不太强。魏该后来受刘曜的攻击，拟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晋书·魏浚传附该传》）。但这些部曲总是要受些军法部勒的。八王之乱时，庚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推衮为主。庾衮对大众说，立之为主就要听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规，“众咸从之”（《晋书·庾衮传》）。魏晋时期依附关系，隶属关系转强，中原地区坞主和坞内大众的关系即是隶属关系强化的体现。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换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堡都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庾衮后来自禹山迁到林虑山，林虑山附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当地有个大头山，形势绝险。庾衮率领他们共守这个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田种地（《晋书·庾衮传》）。邵续纠合亡命，绥怀流散，屯于厌次。曹嶷乘续军外出，“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晋书·邵续传》）。有粮食才能生存，耕田种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个坞堡组织的共同情况。
东晋：普的再建及在东南的偏安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在建康再建东晋政权。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导是代表人物。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司马伷封琅邪王。怀帝时，东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马睿受东海王越的提携，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他接受了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以后，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开创了东晋帝业。
司马睿、琅邪王氏和西晋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越，他们三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就与他过从甚密，劝他离开洛阳到琅邪封国去。司马越为太傅时，王衍以太尉之尊，却作他的太傅军司。永嘉元年，即司马睿移镇建业这一年，王衍请求司马越以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可见，永嘉年间，晋统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后路。①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过大功、也未处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卷入西晋晚年诸侯王争夺政权的斗争漩涡。他与司马越是皇室的远支，封地相邻，思想意识上也接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密切。
公元317年，愍帝被杀，司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来，史称为晋元帝。
他能建立东晋王朝，主要靠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司马睿封国琅邪在东方（今山东临沂一带），曾为都督徐州、扬州诸军事。先镇下邳，后移镇建康，也均在东方。建康是孙吴的都城。江南的财富曾支持孙吴建国数十年之久，而江南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西晋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刘渊、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这一带地方。因此，正当中原连年战乱，迭遭破坏之际，江南却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这里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地区。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护。
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①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王导、王敦对司马睿的拥戴，才改变①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
①参阅陈声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刊《金明馆丛稿初编》。
态度。王导遂即向司马睿建议：“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都应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顾、贺两家如此，也都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北方的世家大族乐意拥戴司马睿是比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导的拉拢联系。《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所以司马睿称帝时，硬是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势态。
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如此重要，但也并非始终都很融洽的。司马睿作了皇帝，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这样的安排，司马睿是未必情愿的，因而逐渐任用刁协，刘隗，以疏远王导。当时王导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可是王敦却“益不能平”，“嫌隙始构矣”（《晋书·王敦传》）。
太兴四年（321），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这是在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石勒，实为防御王敦。王敦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武昌，其部参军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和沈充，以东西两路夹攻建康。
这次战争，王敦打胜了。军队进入建康，诛杀大臣多人。刘隗出逃过江，投奔石勒。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
王敦打胜后没有留在建康，又退还武昌。是年冬，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玉导受遗诏辅政。元帝在位时，喜爱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赖王导的保护，才得不废。为感激王导，明帝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王敦病，明帝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军败，亲党皆死。王敦虽死，王导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323—325）死，年仅二十七。儿子司马衍继位，即晋成帝，即位时才五岁，王导、庾亮、郗鉴、温峤等受遗诏辅政，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权就落在庾亮手里。明帝病笃时，受遗诏辅政的大权几乎都在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之手。庾亮一得势，司马宗深为不满，不久被庾亮杀掉。司马宗一头白发，成帝好久不见到他，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晋书·成帝纪》）。庾亮杀了司马宗，又图排挤王导。但担心荆州刺史陶侃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就用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备陶侃。接着，庾亮又要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到建康作大司农，目的在夺苏峻的兵权。庾亮问朝臣的意见。王导反对，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着且包容之。”光禄大夫卞壶说：苏峻拥强兵，历阳与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听调命，领兵来犯，将很危险。温峤也带书信来表示反对。庾亮不听，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渡江进攻建康。次年初，苏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又“纵兵大掠”（《晋书·苏峻传》）。庾亮逃往寻阳，投奔温峤。陶侃本对庾亮不满，不愿出兵救建康，因温峤的劝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亲自去看他，引咎自责，陶侃始释然。
陶侃、温峤大军顺江而下，打败了苏峻，收复建康。苏峻被杀，祖约逃走，投附石勒，后为石勒所杀。
战后，陶侃回荆州，自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温峤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苏峻之乱，请求外镇，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今安徽芜湖）。朝廷大政仍归王导执掌。王导在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仍是“镇之以静’和“政务宽恕”。此后，东晋的政局大体上安定了几十年。
从前赵到后赵。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短暂统一正当东晋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这一时期，内部暂时相对平静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区也在饱经战乱之后，出现了后赵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统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后，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又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18年，汉刘聪死，经过一番内乱，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乃刘渊之族子，少养于渊。年少时，博览群书，汉化较深。刘曜称帝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贤宿儒教之。
石勒于刘聪死后内部大乱时，出兵占有平阳、洛阳，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刘曜东西相峙。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关中地区，经汉未及西晋未年的破坏，到刘曜占有时，并未有多少恢复。这是个胡、汉、羌、氏民族杂处的地方。刘曜在这里与羌、氏的战争频仍。公元320年，刘曜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人首领句徐、厍彭①相联结。刘曜杀解虎、尹车、并杀句徐，厍彭。于是巴众反，“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同年，又与陇右氏羌虚除权渠部战。此后，又连年与仇池氏羌杨难敌战，与陈安战。后来，他又向凉州张茂进攻，“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但刘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晋书·刘曜载记》）。公元325年，刘曜与石虎在洛阳附近作战。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资治通鉴》卷九三）。无故大惊奔溃，说明刘曜军队因连年战争，士卒疲惫，战斗力已非常弱了。
成帝咸和三年（328），后赵石虎率军四万自积关（今河南济源西）西入，下河东五十余县，遂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救蒲坂。石虎退，刘①《资治通鉴》卷九一“巴酋句徐、厍彭”，《晋书·刘曜载记》作“巴酋徐厍彭”。今依《资治通鉴》。胡注：“句，古侯翻；厍音舍；皆姓也。”
曜追之，于高候原（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石虎败奔朝歌（今河南卫县）。刘曜自太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河攻洛阳金墉，分兵攻汲郡。河内、荥阳、野王皆来降。石勒部将石生守金墉，自八月至十一月，刘曜攻之不下。冬十一月（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已进入公元329年1月），石勒亲自统步骑救金墉。臣下劝他不要出兵。石勒说：“刘曜率十万大军，攻金墉一城，一百天攻不下，已看得出他的师老卒怠了。但如不救金墉，金墉破，刘曜乘胜来攻，将席卷河北，就大事不好了。”石勒的大臣徐光对他说，“刘曜高候大胜之后，不能乘胜直趋襄国，而去围攻金墉，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无能为。伐之必胜。乎定天下，在此一举，机不可失。”
石勒对刘曜可能采取的作战计划作了三种估计。他说：“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入河处），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到成皋，见无守军，高兴地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大军直抵洛阳。刘曜军十余万，集中在洛阳城西。石勒自帅步骑四万人入洛阳城。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石勒帅大军出城三面夹击。刘曜自幼嗜酒，未年尤甚。这次大战之前，刘曜又大饮酣醉。临战，石堪以骑兵冲击，曜军大败。曜昏醉退走，落马坠于冰上，为石勒军所俘。后被杀。刘曜子刘熙、刘胤放弃长安，逃往上卦（今甘肃天水）。公元329年，石勒出兵攻占上邦，杀刘熙、刘胤等。前赵亡。至此，西起关陇，东接辽西，大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归在后赵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尽管这个局面没有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十六国的混乱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石勒，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聪明而有才略，又勤奋好学。在戎马倥偬中，常令儒生读书给他听。石勒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后不久，就建立大学，简取明经善书者署为文学椽，选将佐子弟三万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以教之（《晋书·石勒载记上》）。他提倡经学，任用儒家。以从事中郎将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立秀孝试经之制。又命各郡立学宫，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石勒拉拢、使用一些汉人作官，帮助他进行统治。同时，对汉人也有杀戮，有报复。大致可以认为，石勒的这些作法是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不是简单的残杀。对一般汉人、老百姓，石勒懂得，应当加以安辑，使他们能够安定地生活。《晋书·石勒载记上》称：“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安阳、临漳、清丰一带）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幼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攻巨鹿，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到巨鹿一带），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后来，他在襄国设崇仁里。“徙朝臣椽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张宾，说他之所以依靠石勒，是因为“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是十六国时期很有才略、高识的人，对石勒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帮助。北方的上层人物多和张宾一样，愿意依附石勒。张宾说：“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晋书·石勒载记上》）这说明北方“衣冠之士”乐于依附石勒者不少。
但这也并不是说在石勒统治时期，北方胡汉各族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石勒曾对胡人“重典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这条禁令的本身，就说明侮易衣冠华族的事实是存在的。《石勒载记》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敝坏，大惊曰：樊将军何贫之甚也？坦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赏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土，不关卿辈老书生也。”内迁的胡羯，在魏晋时期是备受汉人统治者的欺辱的。如今他们的贵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把对汉人统治者的仇恨撒在一般汉族人身上，也是难免的。但石勒是懂得胡汉各族的相安，对他巩固统治的重要性的。他是用法律来维护这种相安的。
石勒采取措施，鼓励生产。他“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光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他采用魏晋的户调田租制，每户出户货二匹，租谷二斛，这比魏的田租亩四斛，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和晋的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要轻的多。这在战争频仍，生产破坏的十六国时期，也是难能可贵的。
石勒还注意建立法律、租税、田亩制度，稳定国家秩序。但他的时代究竟还是个战乱时代，军事权力的分配是一件头等大事。随石勒一同起家的石虎，领兵多年，威震内外，但残暴不仁，诸子又并握兵权。这对儒雅的太子石弘是个极大的威胁。石勒在世时，未加防范，石勒一死，石虎就杀掉石弘，自己称王。
石虎于公元334年末或335年初夺位，公元349年死，在位十五年。这个十五年，是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十五年。
石虎是石勒的族子，一说是族弟。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在作战时，“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但他骁勇善战，为石勒立了大功。石勒作了皇帝，立子弘为太子，弘弟宏为大单于，封石虎为中山王。石虎非常不满，对儿子石邃说：“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之，令人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石虎统治时期，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对外作战，徭役非常繁重。他准备征辽西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了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成，以备征军之调”（《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又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余人，分为三等来分配。郡县迎合他的意思，务于美淑，夺人妻妇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当时有个和尚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昔役晋人，以厌其气。”于是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在石虎残酷奴役下，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梁犊领导的戍卒起义，曾攻陷长安，发展到十多万人，从长安东出，大败石虎军，东进到荥阳，陈留（今河南省中部）。
公元349年，石虎死，诸子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石虎养孙汉人冉闵利用胡汉两族的仇恨，大杀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都承冉闵意旨，大杀羯人，高鼻子黄胡须多有滥死者。这是十六国时期，汉胡两族最残酷的一次互相残杀。
冉闵，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幼而果锐，勇力绝人。他镇压了梁犊的起义军，因而声威大振。冉闵杀死石虎的儿子石鉴，杀石虎二十八孙，自立为皇帝，后赵亡。
冉闵，曾企图以汉人为基础来巩固他的政权。他最盛的时候，“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他也曾企图联络东晋，遣使臣去对东晋的君巨说：“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但晋军未来。永嘉之乱后，北方长斯陷入动乱中。人口死亡，土地荒芜。无论是前赵还是后赵，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基础，都争着抢夺劳动力，把人口迁到自己的都城和中心地区。人口的流动迁徙，成为这时期突出的事情。在冉闵占据邺建立魏国的时候，石赵的余部占据襄国和一些地方，与冉闵对抗，互相残杀，中原地区情况非常混乱，成为无政府状态。于是当初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各还本土，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流亡。据《冉闵传》称：“青、雍、幽、冀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冉闵的魏，不过建立了两年多一点（350年闰正月至352年四月），史家不把它计入“十六国”之内。起于辽西的前燕，消灭了冉闵，占据了北方黄河下游地区。前秦兴起于西方，占有关中。于是中原出现前燕、前秦对峙的局面。此外，还有前凉，建国在河西走廊一带，还是由汉人建立的，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起了相当促进的作用，是在十六国中自具特点的政权组织。
第四节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北方前燕的建立前燕慕容氏，是鲜卑族的一支。曹魏初年，入居辽西。魏晋之际，迁居辽东北。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部落首长慕容皝率部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对部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晋书·慕容皝载记》），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逐渐接受汉文化。
西晋未年，中原大乱，北方一些地方的人民多向辽西一带流亡。慕容皝乃侨立一些郡来收容他们。《晋书·慕容皝载记》称：“时二京倾复，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据当时人说，来归的流亡人口之多，十倍于旧有人口。
投靠慕容廆的流人中，也包括一些世族大家。中原大乱时，一部分青、冀、豫等地的世族大家北徒幽州，投靠王浚。王浚败，他们又东投慕容氏。慕容廆任用他们作官，“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姟⒑佣?峥??呻牛徊澈７廪摹⑵皆?胃谩?捕ɑ矢︶А⒗剂赙砚??晕恼虏碰寥尉邮嘁?换峄?熳蟪怠⑻?胶?阋怼⒙彻?鬃耄?跃傻虑逯匾??鲇选Ｆ皆?踝摚?逖Ц猛ǎ????约谰疲?涫雷影伮柿炷饺菔瞎笞遄拥苁?奘芤怠?
慕容廆说，“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愿也。”（《晋书·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他以此为号召，笼络汉人世族大家。这些世族子弟也说：“慕容龙骧将军（廆）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诚、义感天地，方扫平中壤，奉迎皇舆。”（《晋书·慕容廆载记》）他们也以此来宽慰自己。两方面就这样结合起来了。公元333年，慕容廆死，慕容皝继立。公元337年，慕容皝即燕王位。
公元342年，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慕容皝时期（333—348），燕国与段辽战，与宇文归战，与高句丽战，拓占土地，迁掠人口。成帝咸康四年（338），慕容皝征段辽，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以归。后赵石虎率众数十万围棘城，慕容皝坚守不动，间出城冲击，所向披靡。石虎不得已而退。慕容皝遣将追击，斩获三万多人，石虎大败而还。慕容皝西边拓境至凡城（约在今河北青龙东河北辽宁边界一带）。公元340年，慕容皝袭赵蓟城（今北京），略三万余家而归。石虎徙边民于三魏，以蓟城为北境。公元342年，燕军分南北两路攻高句丽，大胜，掳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其都城而还。公元344年，燕伐宇文氏，大胜，克其都城。燕国收其畜产，徙宇文氏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今辽宁义县）。
慕容皝，南败后赵，东兼高句丽，北取宇文氏，十多年内拓地三千余里，掠徒人民十万余户。
对于来归的汉族流人，慕容皝给以土地、耕牛，使他们从事农业。前燕原定田租是：用官牛的二八分，十分之八入官，十分之二归农民自己；用私牛的三七分，十分之七入官，十分之三归农民自己。后来慕容皝接受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改用魏晋屯田的租额：“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晋书·慕容皝载记》）。
高句丽、宇文氏族人等，因为都是战败之后被强迫徒来，不像汉人“慕义而至”，多“有思归之心”，而且人数不少，有十万户之多。封裕建议，对他们采取强制性的限制。他说：“句丽、百济、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徒，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云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晋书·慕容皝载记》）看来，高丽、百济、宇文各族的人，人身自由是受到一些束缚的。
燕境内人口增加，旧有土地不能容纳，“无田者十有四焉”。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慕容皝罢诸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开垦荒地，离不开水。他大兴水利灌溉，下令：“沟洫灌溉，有益公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晋书·慕容皝载记》）
慕容皝死，子继位。经过慕容廆、慕容皝两代的经营，前燕已有强固的基础，正俟机会向外发展。恰好这时冉闵在对后赵夺权。慕容就趁机于352年消灭了冉闵，自称燕皇帝，初都蓟城，后定都于邺。一直到370年，前燕为前秦所灭。
前秦的建立和对北方的统一慕容氏所占据的，是中原的东半部。乘后赵之乱，氏族苻氏以关中长安为中心，建立起秦国，史称前秦。
苻氏是氏族的一支，世居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前赵刘曜据有关中，部落帅苻洪归附刘曜，曜以洪为率义侯。石勒擒刘曜取长安，苻洪西保陇山。石虎攻上邦（今甘肃天水），苻洪降，石虎以洪为冠军将军。石勒徙关中豪杰及羌、氏十五万户于司、冀州，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率户二万居仿头（今河南滑县西）。后赵未年大乱，关陇流民相率西归，苻洪降晋，招引归众，至十余万。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公元350年，苻洪为石虎降将麻秋毒死。子苻健杀麻秋，率众西入长安，占据关陇。公元351年，自号天王、大单于，国号秦。次年，称帝。
公元355年，苻健死，子苻生立。据一些史书记载，这是个极残暴的君主，动辄诛杀宗室大臣，以致朝中人心惶惶不安。
公元357年，苻健弟苻雄之子苻坚杀苻生自立。苻坚是一个很能干的君主。公元370年灭了前燕，公元376年灭了前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北方燕、秦两国，论人口，疆土，都是燕强于秦。秦能灭燕，在于其政治修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燕为秦所灭，是由于其政治**，经济衰落，社会穷困。
秦主苻坚得到王猛，自比为刘备得到诸葛亮。王猛协助苻坚，整饬吏治，打击豪强，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关中是个水旱不时的地区，苻坚、王猛采取引泾水，修渠道溉田，推广区田法，取得“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的效果。秦国政治社会一片朝气，据《晋书·苻坚载记》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路，工商贸贩于道。”
燕国的政治情况，恰与秦国相反。燕主慕容时期，军事由大司马慕容恪主管，军队还是强的。政治由太傅、司徒慕容评主管，却是**昏庸。史称其：“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资治通鉴》卷一○一晋海西公太和三年）“百姓困弊，盗贼充斥，纲颓纪紊，莫相纠揭”（《资治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燕国后期，有两个人是有才能的，一是慕容恪，一是慕容垂。公元367年，慕容恪病死。慕容垂不容于慕容评，被迫外逃，投奔苻坚。慕容评为人贪鄙，封固山泉，鬻樵及水，积钱帛如丘陵。而燕国人民困难，士无斗志。苻坚、王猛早有灭燕之心，公元369年东晋北伐时，燕向秦求救。秦曾出兵救燕。但这并不是秦有爱于燕，而只是形势使然。燕王派使臣求救时，王猛对苻坚说：“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因此，苻坚出兵援燕。次年，在桓温败退后三个月，前秦即由王猛帅军进攻洛阳。燕国在洛阳的守将出降。秦取得洛阳以西地。
公元370年，苻坚遣王猛督镇南将军杨安、邓羌等步骑六万伐燕。杨安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晋阳是燕国重镇，驻有重兵。取下晋阳，可解除秦军后顾之忧。王猛自帅大军攻壶关（今山西长治北）。燕主命慕容评帅中外精兵三十万拒秦兵。慕容评畏惧王猛，屯兵潞川（《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据《水经注》：潞川在上党潞县北。阚骃曰：潞水，即漳水也。按：当是浊漳水），不敢再进。他认为王猛是悬军深入不能久留，欲以持久制之。王猛以游击将军郭庆帅骑兵五千，绕道间行出慕容评军后，烧评辎重。
大火熊熊，百里外的邺城可见火光。秦军猛将邓羌等率部冲入燕阵、战到日中，大败燕兵，俘斩五万余人。秦兵乘胜追击，所杀及降者又十万余人。慕容评单骑走还邺城。
秦兵进围邺都。慕容欲逃往龙城，为追兵所俘。秦灭燕，得郡一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苻坚迁慕容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人四万余户于长安。
秦灭燕后，次年即公元371年灭仇池氐杨氏。公元373年，苻坚遣将攻取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地区）、益州（四川大都）。西南夷邛笮、夜郎皆附于秦。公元376年，灭前凉。同年，乘鲜卑拓跋氏内乱，又灭了代。淝水之战的前夕，公元382年，苻坚又派吕光进驻西域。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东北的肃慎，到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十二国，都遣使通好。前秦的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高僧传·释道安传》），疆域之大，是十六国任何一国和后来北魏、北周、北齐所不能比的。
前凉的兴亡在前秦统一北方过程中最后灭掉的一个国，即前凉，是在十六国中独具特色的一员。前凉，从张轨于公元301年任凉州刺史算起，到公元376年为前秦所灭，历时七十六年，是十六国中享年最久的一国。前凉实际上也是一个割据政权，但对晋执臣下之札，经久不衰。凉州本是荒僻地区，经张氏的经营，地方的经济文化部有发展。在十六国混乱的年代里，凉州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虽也曾有过强敌压境，但前凉政权都能自行捍卫。
晋惠帝时，张轨在朝任散骑常侍。因看到朝政混乱，“阴图据河西”，于是就要求到河西走廊。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对这个偏远地方，朝廷已无力照管，张轨在这里实际上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时，河西的鲜卑人很多，其中有些人干扰地方的治安，同时地方上也出现“寇盗纵横”的情况。张轨到任后，即对这些人加以惩治。他很快地就树立起威信来。鲜卑人若罗拔能自漠北向河西移动，侵入凉州。张轨派兵阻击，斩拔能，俘鲜卑人十多万口，安置在河西走廊，张轨因此威名大震。
晋京洛阳失守后，中州避难来河西者络绎不绝，张轨上表，请合秦杂流人于姑臧（今甘肃武威）西北，置武兴郡，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河西一直不用铸币，这时还以布帛代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张轨命铸五铢钱，“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这反映了当地经济的向上发展。
晋愍帝在长安即位，张轨派军三千人守卫长安。在此以前，张轨也不断对晋廷有所贡献。
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他在河西，“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具状以闻。”（《晋书·张轨传》）《资治通鉴》卷一二三称：“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胡三省注：“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在十六国混乱时期，河西俨然成为汉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据点，自张轨以后，经久不衰，在历史上有相当深远的影响。①公元314年，张轨病死，长子张寔继位。晋廷正式任命张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晋宗室南阳王司马保所部，因司马保病死，有一万余人自上邦（今甘肃天水）来投，张寔都予以收容。
320年，张寔为其帐下阎沙等所杀。寔弟张茂诛阎沙等，自称凉州牧。
324年，张茂病死，兄张寔子张骏继位，称凉州牧、西平公。公元346年，张骏病死，子张重华继位、称凉州牧，假凉王。公元349年，凉州官属共上张重华尊号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重华在公元353年病死，子张曜灵即位。
自张茂至张重华在位三十余年间，前凉国势在不断发展。公元323年，前赵之刘曜亲率大军二十八万五千人西下凉州，沿黄河列营一百多里，扬言要渡河进攻姑臧。张茂部署防御力量，表示决心抵抗。刘曜知道自己“军势虽盛，然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中军疲困，其实难用”，不敢贸然渡河。后来刘曜为石勒所并，张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西域诸国派使者送来方物。张骏并在吐鲁番地区设高昌郡。公元346年，后赵主石虎命大将麻秋攻下凉州金城郡（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张重华任主簿谢艾为中坚将军，率步骑五千，东击麻秋。谢艾大破麻秋军，斩首五千级。347年，石虎先后派麻秋、石宁等率师十二万，进攻抱罕（今甘肃临夏）。前凉守将张璩率部抵抗，后赵士卒死伤数万。此后，谢艾又两度大破后赵军。张骏、张重华父子统治前凉时期，其疆域，南至河，东至秦陇，西迄葱岭，北暨屠延。曜灵继位，年方十岁。不久，重华庶兄张祚废曜灵，自称凉州牧、凉公，次年又自称凉王。张曜灵之弟张玄靓在公元355年。张重华之弟张天锡在公元363年，相继为前凉主。从曜灵继位到张天锡自立的十年间，前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自相残杀，前凉的统治逐步走上下坡路。张天锡取得政权①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1—42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后，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公元376年，苻坚征调了步骑十三万人进攻前凉。张天锡先后征集了十万人进行抵抗。经过几次会战，前凉军大败，张天锡投降，前凉亡。苻坚统一了北方。
第五节东晋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淝水之战东晋的北伐在后赵混乱，燕、秦乘机崛起，分割中原形成东西对峙的时候，东晋也企图乘机收复北方失地。这时的东晋朝廷，是由桓温主政。
东晋的初期，过江而南的北方世族大家，都还有故乡之思。过江不久，即有祖逖的北伐。元帝以祖逖为镇西将军、豫州刺史，驻军雍丘（今河南杞县）。祖逖联系黄河南岸坞堡主，共同抗御石勒，“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晋书·祖逖传》）。当时就有人用歌颂他：“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这时，王敦坐据荆州，与朝廷执政大臣刁协、刘隗不和，祖逖深以为优。又加朝廷派了个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位在祖逖之上。祖逖意甚快快。公元321年，在雍丘发病而死。祖逖之后，庾亮、庾翼兄弟也曾有志北伐。他们以荆州为驻地，练兵习武，准备北进。这时北方正处在石虎统治之下，兵力强大。东晋朝臣在江南安居二十多年，不愿北归，对庾氏兄弟的北伐，多持观望和反对态度。庾亮驻有重兵的邾城被石虎一举攻破，庾亮自贬三级，忧愤发病而卒。庾翼接替庾亮的职务。为了北伐，他不顾朝廷的反对，自行由武昌移镇襄阳。他到襄阳后，“缮修军器，大佃积谷”，并在请求朝廷准许他北代的上疏中，要求皇帝“表御之日，便决圣聪，不可广询同异，以乖事会”（《晋书·庾翼传》），可见他对朝臣反对北伐的愤恨。不久庾翼也病死，北伐就成了泡影。
庾氏兄弟之后，主张北伐而又在行动上采取了相当规模的是桓温。①桓温，与庾翼友善。庾翼死，晋明帝以桓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这时，石虎在北方，国势强大；而成汉的李势，则是众叛亲离。桓温决定先取成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出兵伐成汉。三年（347）春二月，兵至青衣（今四川乐山西）；三月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大军直指成都。李势逃往葭萌，送表请降。成汉亡。桓温还江陵，进位征西大将军。
石虎死，北方乱。桓温认为这是北伐的好机会，上疏请出兵。这时的东晋朝廷，对桓温有所顾忌，任用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与桓温对抗。殷浩在当时很有名气，但无才略。桓温说：“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晋书·殷浩传》）殷浩曾两次主持北伐，谋收复许、洛，但都打了败仗，积年准备的器械军储，损失殆尽。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数浩之罪，请废之。朝廷不得已，免浩为庶人。自此，内外大权全归桓温。
桓温锐意北伐，前后有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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