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儁迁都于邺，进入中原，未再实行乐取官牛垦官田的魏晋旧法。在税役上，慕容儁曾“宽常赋”②，然而“赋法靡恒”③，征收并无常额。役法也无一定的标准，申绍谓为“役之非道”。郡县守、宰在征税起役之时，又“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以至“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④。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实行“三五占兵”之法⑤。这与石虎所行三五发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谓“军封”。悦绾曾向慕容进言：“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慕容采纳了悦绾的意见，由悦绾定制罢军封，“出户二十余万”⑥。这说明前燕的官吏和他们所荫庇的人户，也是不交税、不服役的。军封助长了隐附之风，罢军封，免营户，利于检括逃避税役的隐附之户。
前秦的赋役，从现有材料来看，体现了轻摇薄赋的特点。苻健曾“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①。苻坚即位之初，“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并能注意减免田租。一次从龙门还长安，曾“丐所过田租之半”。苻坚的目的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灭燕之前，前秦境内已经是“田畴修辟，帑藏充盈”。灭燕后，苻坚继续推行了轻摇薄赋的政策。在役法上，“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复魏晋士籍也就是免除士族的税役，这是晋法。使役有常闻是说不任意征发徭役，以免影响生产。苻坚曾以关中水旱不时，“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地”。这样的工程没有征调农民而征调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的僮隶去进行，很能说明苻坚的使农民役有常闻的政策，得到了实行。因为僮隶本来是不服官役的。我们还可看到：苻坚对于被征服的代人，“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对于新附的涼州，“复租赋一年”②。三五取丁，沿自后赵、前燕的三五发卒、三五占兵，苻坚用到了徭役上。此制对起役有所限制，不是全发。有这样的制度比没有要好。江左也采用这种制度。但苻坚是否把三五取丁用到他族上，尚不可知。
淝水之战以后出现的国家，在赋役制度上，材料更少。但从中可以知道，大多数国家都有赋役制度，而且有的国家赋役还较轻，并非徒知掠夺。
后燕慕容垂时，慕容农为幽州牧，“法制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至者数万”①。这说明后燕不仅有赋役之制，而且某些地方官吏还能省赋轻徭。慕容宝时，曾经“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②《晋书·慕容儁载记》。
③《晋书·慕容载记》。
④《晋书·慕容载记》。
⑤《晋书·慕容儁载记》。
⑥《晋书·慕容载记》。
①《晋书·苻健载记》。
②上引均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①《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三《后燕录二》。
县”。这是为了增加课户。又曾“定士族旧籍”。②这是为了区分士庶，按晋法免除士族的税役。
南燕慕容德之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是士族则因为是兼复之家，与之合户共籍的百室千丁，都无须交税服役。是庶民也因为在西晋以来的户税制度下，户无论大小，只须出一户之税，即使定为上上等户，也难增加多少税收。故慕容德用韩■“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正其编贯”。③这说明南燕不仅有课役，而且曾经采取措施，解决荫冒逃避课役的问题。慕容超的时候，课役增重。太史令成公绥曾说慕容超“信用奸臣，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苦”④。这是南燕致败之由。
北燕冯跋以“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繁苦，百姓因穷”，为政“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他“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⑤。一时政治颇有起色。北燕仍是一个胡汉合组的政权，只不过以汉人为首而已。北燕存在时间不长，可冯跋乃是历史上轻徭薄赋的统治者之一。
羌人在东汉时还很落后，但后秦却是一个汉化的政权。在赋役制度上，后秦一开始便有田租，姚兴时，一次“租入者五十余万”①。而姚兴尚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他认为“能踰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他的做法是“损有余以裨不足”。②山林有税，在魏晋时期，只见于后秦。
后秦姚苌曾经规定：“兵、吏从征战，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③这是有关兵、吏之家的免税免役的规定。东晋有“唯蠲役在之身”的政策，北方兵、吏之家赋役的豁免，也只见于后秦。
河右诸凉赋役制度材料更少，然亦可考知一二。后凉吕光“崇宽简之政”，末年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④。继起的北凉沮渠蒙逊，很注意轻徭省赋。他曾下书“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母车氏病重，在下书反躬自问中，他提到“赋役繁重，时不堪乎？”某年春早，又在下书反躬自问中，提到“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⑤在河右诸凉中，北凉最注意赋役问题。《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收有北凉征发役作和有关兵役的文书，还有若干份名籍，证明北凉存在徭役的征发。文书中还可看到北凉有酒吏、仓吏、藏吏、财帛吏。以之与后秦的兵、吏合看，可知十六国时期同样存在吏与吏户。
西凉李暠世为西州右姓。《敦煌资料》第一辑所载西凉建初十二年（4）户籍残卷，记有丁男、次丁男、小男的年龄，与晋制略同。《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后主李歆时，“人力凋残，百姓愁悴”，氾称要求“罢宫室②《晋书·慕容宝载记》。
③《晋书·慕容德载记》。
④《晋书·慕容超载记》。
⑤《晋书·冯跋载记》。
①《晋书·姚兴载记上》。
②《晋书·姚兴载记下》。
③《晋书·姚苌载记》。
④《晋书·吕光载记》。
⑤《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可知西凉末年税役很重。
十六国中落后的只是夏国。赫连勃勃在晋安帝义熙二年称天王、大单于，官属中没有用一个汉人。他未颁布赋役制度，战争供给所采取的是“我则游食自若”的办法。但也要看到赫连勃勃后来的变化，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人，他“拜置守宰以抚之”①，表明他懂得了政治的重要。
①《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第四节东晋赋役制度东晋的赋役，由于北人的南奔，“侨人”的出现，土断的进行，呈现复杂的情况。
《隋书·食货志》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因为他们是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赋役上与土著居民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户籍上。黄籍之外出现了白籍。
东晋时的范宁说过：户籍本“无黄、白之别”，原来郡国户口，统统是黄籍。因为“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北方原来的籍贯）”，从而在黄籍之外，产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②由此可知白籍是侨人的户籍或“侨籍”。它是侨人的身分证，凭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
但是，来到南方的北方侨人极多。元帝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是流民第一次大过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①。这是流民第二次大过江。流民涌向江南，住侨郡，持白籍，免除税役，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必然要影响国家财政的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土断因而在所必行。
《陈书·高祖纪上》所载：“（成帝）咸和中土断”，是东晋最早的一次土断。关于这次土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这次土断是紧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过江采取的措施。土断的目的是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恢复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以解决赋役问题。因为赋役跟随户籍，故而土断的核心是整顿户籍。《南史·王僧孺传》有这样一段话：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这段话告诉我们，咸和二年（327）曾对户籍大加整理，整理出来的户籍被称为“晋籍”，因为“所书并皆详实”，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②《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①《晋书·地理志下》徐州与扬州条。
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480）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1.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3.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364）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1.《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2.《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①，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413）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②。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①《晋书·成帝纪》。
①②《宋书·武帝纪中》。
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376）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1.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2.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隋书·食货志》说东晋“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便是这一段的税法。之所以无课役，是因为受到诸王公贵人的荫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间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376）改行口税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和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田租是亩税，户调仍旧要“结评百姓家赀”①，九品相通输入于官。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这从太元元年实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税的制度，即可知之。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税起，至太元八年（383）淝水战后“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②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太元八年淝水战后增税米口五石起，至东晋灭亡止。《隋书·食货志》说的“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即税米口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便是这一段的税制。它的特征是，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制度。如按另一种说法，西晋一户以一丁计，那《隋书·食货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绢、丝、绵，便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是一个印证。王玄谟之法承袭的当是淝水战后东晋之法。
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规定废止。范宁说过，当时“举召役、调，皆相资须”①。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爽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的话②。百姓是既①《晋书·刘超传》。
②《晋书·孝武帝纪》。
①《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②《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殣不绝”的现象。
在役法上，东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这与西晋同。“男年十六亦半裸，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这比西晋役及十三岁以上要轻。特别是关于“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已开北朝与隋朝规定每年役期之端，二十日与隋同。另有“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规定。③③《隋书·食货志》。
第五节南朝赋役制度南朝的赋役制度又有变化，其突出表现是新的赀税的出现，关■之税比重的加大，役法上雇借的产生。
南朝宋孝武帝时，周朗上言说到：“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①周朗所谓“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说明当时行的是赀税。周朗所谓今宜“户减其税”，说明当时赀税的征收，以户为单位。周朗所谓树长一尺，田进一亩，屋加片瓦，税也跟着增加，说明当时的赀税，完全根据各户财产的多少，非分九品。②即在宋孝武帝时，实行占山格。《宋书·羊希传》所载官吏及百姓占山，“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这正是因为当时行的是赀税，而山也是赀，所以自当条上赀簿，一体纳税。税制由东晋后期的租调九品相通变为完全按照财产的多少纳税，当在宋孝武帝时。
南齐萧子良的《陈时政启》说过与周朗同样的话。“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伐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③所谓“围桑品屋，以准赀课”，即周朗说的桑长一尺，围以为价，屋不得瓦，皆责赀实。这说明齐时税制一同于宋。“围桑度田”，计赀定课，按《南史·罗研传》的说法，是南朝的“故事”④，即定制。
宋时又出现了所谓“三调”。《南史·孝义传上》记宋元徽末年，“有三调不登者”，吴翼之母丁氏“代为输送”。三调，据《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注，为“调粟、调帛与杂调”，又名“三课”①。征收方法，据《宋书·隐逸传·刘凝传》所说“一年三输公调”，似为一年三次分别征收。南朝史籍中所见租税即“调粟”。齐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戊申诏说到“所逋田租其非中赀者可悉原停”②。说明租粟按赀征收。
三调是与赀税同时产生的，它是南朝赀税征收的形式。所谓调粟、调帛与杂调，并不就是调实物。周朗说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是调钱。齐明帝建武四年十一月丁亥，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可详减旧价”③，也是调钱。南朝有所谓“折课市取”④，课即三课或三调，折收钱币，市取是官府用折收来的钱币，从民间购买军国所需的物资。将折课市取与周朗、齐明帝的话互相参证，便可明瞭南朝的三调是调钱。南朝史料中关于市取的记载颇多。《宋书·武帝纪下》永初元年秋七月记有：“台府所需，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租已折钱，故军国物资不①《宋书·周朗传》。
②一说南朝赋税仍为九品相通，依据为《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此说不承认宋孝武帝以后有何变化。
③《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④罗研附于《南史·邓元起传》。
①见《南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诏。
②《南齐书·武帝纪》。
③《南齐书·明帝纪》。
④见《隋书·食货志》。
能再责成租民办理。《后废帝纪》元徽四年记有：“敕令给赐，悉仰交市。”之所以要悉仰交市，是因为粟、帛、杂物均已折钱，敕令给赐，必须购买。《南齐书·武帝纪》记有：“可现直和市”，“其和价以优黔首”。此令是针对往常的强买而发。这种交市、和市或市取，唐朝称之为“和买”，与‘折课”是不可分的。不收粟、帛、杂物而收钱，从赋税发展史来说，与财产税的出现一样，也是一个进步。
南朝士人可以免除赀税，但官吏不能都免。复与不复，以士庶分，非以官民分。《宋书·王弘传》有所谓“复士”，这种复士包括“无奴之室”的、无官爵的士人在内。从《宋书·羊希传》说的官吏和百姓占山，一律“条上赀簿”来看，庶民出身的官吏，是不能免除赀税或三调的。士人到底有多少？沈约说：“且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①这近万士人是可以享受免税免役特权的阶级，是不课户。
以三调为形式的财产税，在梁陈时期，基本上维持下来。梁天监初，一度改调帛为“计丁为布”②，但后来又有“三调”③。
赀税或者说财产税，适用于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户，是南朝最重要的税收。此外，南朝还有一项重要的税收，即关市之税。
北魏的甄琛说过，南朝“崇关廛之税”④。廛税即市税，市中有收税牌告，叫樢格。南齐萧嶷徒镇荆州，尝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以税还民”⑤。南朝都城建康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所，备置官司，税敛很重⑥。
南朝又有“输估”与“散估”。《隋书·食货志》说：“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这种输估与散估，是市税的一种。
关税即关津之税。在南朝，有埭、桁、渡、津税①。埭税即牛埭税。南朝于风涛迅险、人力不济之处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运。如越州肖山县西钱塘江岸的西陵埭、浦阳江的南北津埭等都是②。始立牛埭，尚在济急利物，后来的监领者却“禁止别道通行，或力周而犹逼责租牛”③，遂成民病。津为过津税，四方都有。南朝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获、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④称之为津税。
桁与航同，是浮桥的意思。南朝建康有朱雀桁渡，为以舟济河。桁、渡有税，南齐顾宪之说到“京师航渡”税，始立也在济急利物，“既公私是乐，①《通典》卷一六引。
②《梁书·良吏传序》。
③见《梁书·武帝纪下》大通元年。
④《魏书·甄琛传》。
⑤《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⑥见《隋书·食货志》。
①见梁《书·武帝纪下》大同十一年三月庚申诏。
②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注。
③《南齐书·顾宪之传》。
④《隋书·食货志》。
所以输直无怨”⑤。
在关、市之税方面，南朝规定“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这非那一朝所制，而是南朝的“旧制”。⑥除此以外，南朝尚有行之于蛮族和俚族的赋税——赕物。“赕”，本意为“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之谓⑦。后来变成对蛮、俚“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⑧。还有行之于官吏的赋税——修城钱。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
此制在南朝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宋齐间因军兴关系，一度未收此钱。①以上所述南朝赋税，主要的仍是赀税。由于南朝的赀税已具有财产税的性质，对财产少的人来说，减轻了负担。南朝庶民终年最为害怕的，从史料上看，是徭役。庶民规避徭役的问题是宋、齐统治者最感头痛的问题。
南朝宋时，王弘上言说到：“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他认为过重，建议“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②这个建议为宋文帝所接受，成为定制，齐时未见改变。这是役龄。丁有半丁、全丁，役有半役、全役之分。
征发的方式为三五发丁。宋元嘉二十七年伐魏，曾“悉发青、冀、徐、豫、二兖五州三五民丁”③。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彭城孙棘兄弟二人，弟孙萨当充行，“坐违期不至”，罪当死④。三五发丁，在宋、齐是定制。齐时顾宪之说过：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⑤。宋齐役门即三五门。
此外南朝又有“吏姓”、“事力”、“滂民”等。《南史·文学传·钟嵘》有所谓“吏姓寒人”。《宋书·周朗传》说：“贫者但供吏”。南朝吏姓承自魏晋吏家。吏音示，奉也，职事也，劳也。南朝又有事力，或称力。萧惠开自京口请假还建康，由水路，舟力（事力）达二三百人。⑥这种为官家私人服役的事力，北朝也有，“皆听敕乃给”①。或说事力即吏力。事力之外又有“干”。宋孝武帝制定“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张融鞭杖“干钱敬道五十”，被免官。②可知干的地位与僮等，类似门仆③。
滂民，据《南齐书·周颙传》：“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可知是替县提供杂役之民，多用之于山泽。至于多少户出一个滂民，则各县不等。山阴是“每百户一滂”，在会稽郡中，被认为最轻。
⑤《南齐书·顾宪之传》。
⑥《南史·思倖传·沈客卿》。
⑦《南史·垣闳传》。
⑧《隋书·食货志》。
①《南史·齐本纪·世祖武皇帝》建元四年。
②《宋书·王弘传》。
③《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三》。
④《南史·孝义传上·孙棘传》。
⑤《南齐书·顾宪之传》。
⑥《南史·萧惠开传》。
①②《南史·张融传》。
③《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
南朝能免除摇役的，只有士族。庶民要想逃避徭役，有一个办法，就是买通有关官员，在黄籍上“改注籍状，诈入士流。”一入士流，便变成“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所谓“改注籍状”，主要是“窃注爵位，盗易年月”。④而这种爵位，不一定要父、祖、曾的爵位，可以是远祖的爵位。注上后他就可以变成士族⑤，就可以“百役不及”⑥。
改注籍状的问题，到齐时非常严重。齐高帝下令检定黄籍，设置板籍官，提出严格要求。但南齐严厉检籍，反而引起了怨望。唐寓之起兵，“却籍者”（籍被却者）都站到唐寓之一边。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却不得不下令“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⑦即允许重新注上祖先爵位，不服徭役。此后徭役制度发生了变化。
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十一月丁亥下诏：“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①南朝官府工匠可以轮番休假，自建武元年开始。到梁时，“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②。营造工人“皆资雇借”，而不再是征发而来，是役法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陈太建二年（570），宣帝又下诏：“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不劳订补。”官府仍然拥有的“国匠”，从此只减不增，雇借势将成为唯一的方法，并将扩大其范围，非仅国匠而已。唐代的和雇实导源于南朝。
④《南齐书·虞玩之传》。
⑤沈约在《奏弹王源》中说到：吴郡满璋之自称是三国、西晋名臣满宠、满奋之后，为“高平旧族”。如果属实，他便是士族。可知士族不一定就是父、祖、曾有爵位。否则，很难冒充。另一个原因是南朝的土族已经有了分化，同为士族人物，而升沉贫富各异。否则，也很难冒充。⑥《全梁文》卷三七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
⑦《南齐书·虞玩之传》。
①《南齐书·明帝纪》。
②《梁书·贺琛传》。
第六节北朝赋役制度北朝的赋役成为制度当自天兴元年（398）十二月拓跋珪设置八部大夫，功课农耕，量校收入开始。八部大夫具郁八部或八国首领与“以拟八座”，即尚书八座的双重身分。③《魏书·官氏志》称天兴二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资治通鉴》谓“令八部大夫主之”④。《资治通鉴》加“八部”两字，意义更明确了。八部或八国大夫实为全国的行政长官，并非单单是管理“八国良家”的首脑。⑤而八国良家“同为编民”①，既是直隶于八部大夫的住在畿内八国的特殊成员，又是如同州郡居民一样，受八部大夫管辖的普通编户，北魏的赋法对八国良家与郡县编户同样适用。这是探讨北魏税制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问题。
《魏书·食货志》载：“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谓“先是”，即魏初以来。“天下户以九品混通”，表明北魏建立之初，在赋法上承继了晋朝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之法。
太和八年（484），北魏准古班百官之禄，“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又“增调外帛满二匹”。常赋加重。但次年北魏即“下诏均给天下民田”，实行均田与三长之制，从此按籍而征之税立，而九品差调之法废。
《文献通考》载：在均田法下，国家对受田的农民“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②。这个看法是对的。《魏书·食货志》记载均田之后，“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三长之职在征集民调。初行此法，给人一个假象，似乎在均田制下，各户男女土地数字相等，只要按籍对他们征收同等的民调就可以了，实际却是“有盈者无受无还”，超过均田法令土地数字的大地主很多，而他们却只须与农民“一例出赋”。再他们的奴婢依良受田，而调数只有农民的八分之一。这对大地主是有利的。不过，因为“赋有恒分”，比起聚敛烦数、土地得不到保障之日，农民的日子也要好过一些。傅思益曾担心：“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①事实上未成扰乱，原因便在这里。
北齐和北周继续实行均田制。北齐赋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③见《魏书·官氏志》称天兴元年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谓之八国”。④《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安帝隆安三年。
⑤《魏书·食货志》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对“其外”两字有两种解释。一说为皇城外的四方四维，即畿内之地；一说为畿外的四方四维，即州郡之地。前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具有尚书八座的身分，“总理万机”（《宫氏志》）；后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为八国首脑。无论畿内畿外，作为总理万机的八部大夫是都要管的。监督与劝课衣耕，量校收入，也只能是八部大夫的一项职责而已，不是全部。
①《魏书·官氏志》。
②《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三》。
①《魏书·李冲传》。
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斗。”与北魏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比较，北齐的租调重了。北周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②粟五斛较诸北魏的粟二石，北齐的垦租二石、义租五斗，都要重。但是，北周在征收上，规定了丰年、中年、下年与艰凶札之别，这是赋法上的一个改进。
在均田制外，北朝尚有屯田制。太和十二年（488），北魏“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进行屯田。在田赋上。“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免其正课并征戍杂役。③北齐则于“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田赋无具体规定，只是“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④这是在均田和民调之外的另一种田制和税制。
甄琛说：“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⑤他的话说明北魏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农业，靠租调。北魏的货币经济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是不发达的。自“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到太和十九年（495），才通行“太和五铢”①。甄琛说的“唯受谷帛之输”，是实际情况，与南朝折课市取不同。但北魏自迁都洛阳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关市之税也日渐重要。魏明帝孝昌二年曾税市，“入者人一钱”。这是入市税。“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②这是店舍税。北齐后主之时，“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主施行。可却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北周也有市门税。闵帝时一度除之，到宣帝即位，又兴入市之税③，每人一钱④。
北朝的徭役，在均田前后，有所分别与联系。北魏实行均田制度以前，已将丁男或男夫、夫定为十五岁以上⑤。道武帝天赐三年（406）六月，尝“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漫南宫三十日罢”。四年七月，“筑北宫垣，三旬而罢”⑥。这里所谓“三十日罢”、“三旬而罢”，是番役。但筑宫非恒役，在北魏的徭役中，以运输所调谷帛为最经常，也最重要。献文帝时，曾“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⑦。输送地点的远近，按户等作出区别，这种规定无疑对下三品户较为有利，是运役上的一个改进。但这种运役无所谓轮番。
太和九年（485）均田，规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年十一②《隋书·食货志》。
③《魏书·食货志》。
④《隋书·食货志》。
⑤《魏书·甄琛传》。
①②③《隋书·食货志》。
④《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⑤《魏书·高宗纪》兴安二年有“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的记载，这是由于十五以下尚未成年。⑥《魏书·太祖纪》。
⑦《魏书·食货志》。
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还所受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①按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受田服役纳赋。十一至十五岁的“半夫”，半受田服役纳赋。年满七十的称老，通例要退田兔役。户无丁男、中男以老年为户主的，七十岁以上不退田，但免役。若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可有一子不从役。十一岁以下的为小，既不授田，也不承担课役。北齐河清三年（564）定令：“男子年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六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②无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的规定，亦未说到半夫田。
西魏大统时尝定男年十八以上、六十四以下为丁，十岁以上、十七岁以下为中，六十五以上为老，九岁以下为小③。北周有司役，掌力役之政令，规定：“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过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④按北魏在均田后，在徭役的征发上，仍然可以见到服役轮番的现象。宣武帝景明二年（501）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①。东魏兴和元年（539）九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三年十月，“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武定元年（543）八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四十日罢”。②这都是番役，但不见成文规定。北周则明文规定了丰年役三十日，即十二番；中年役二十日，即十八番；下年役十日，即三十六番。且规定凶年无力征，家起徒役无过一人。这是北朝役法上的一个显著进步。不过实行起来，又非全依规定。字文护当政时，是一年八番（所谓八丁兵），武帝初，改为一年十二番（所谓十二丁兵），或者说“率岁一月役”③。即原规定的丰年的天数。此后基本成为北周定制。这是对农民而言。北周在番役上还有一项创制，即规定“匠则六番”④。这是北朝对工匠服役的一个调整。
在徭中最为重要的仍旧是租调运输。北齐有“皆依贫富为三枭”的规定，“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⑤。这与北魏的“租输三等九品之制”，正相类似。
以上所说是北朝郡县编户的徭役负担。除此以外，北朝又有所谓“城民”、“府户”、“隶户”与吏等，他们提供卒役与兵役。
城民是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在各个州普遍设置起来的。城民的来源是被征服的和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城民的身分如同“皂隶”。城民的子孙①《魏书·食货志》。
②③山本达郎：《敦煌发见计账文书残简》，刊《东洋学报》第37卷第2号，1954年。④《隋书·食货志》。
①《魏书·世宗纪》。
②《魏书·孝静帝纪》。
③《隋书·食货志》。
④《隋书·食货志》。
⑤《隋书·食货志》。
还是城民。他们不仅要负担各种“碎役”⑥，而且还有“兵贯”⑦，父子相袭为兵⑧。这又与府户无异。
城民分布地区广大，《魏书·帝纪》所见有秦州城人、南秦州城人、凉州城民、营州城人、朔州城人、岐州城人、雍州城人、东徐州城民、齐州城人、荆州城民、南兖州城民等等。可知西至凉州，北至朔州，东至兖、徐，南至荆州，无不有城人。他们是北魏统治者劳动力和兵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府户、兵户或军户置于边境地区。如高聪、蒋少游曾为云中兵户①，赵苟子二百家为凉州军户②。这种户服的是兵役，然而平时也被他们的上司役同厮养。八国良家在边镇当兵的，原来“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③，不在府户之列。但自孝文帝迁洛以后，地位下降，被视同府户。
魏明帝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今既甄拔，应思报效。可三五简发，讨彼沙陇。”④此诏的颁布，表明自正光五年起，北魏诸州镇有军籍的府户、镇人或城人都被废除了，他们都成了郡县编民。然而军队不能没有，原来兵员的来源靠府户与城民，现在他们既被免为民，遂改为“三五衡发”。此法前代与南朝已经有过。北齐则简六坊内徙者为“百保鲜卑”，简华人勇力绝伦者为“勇士”。北周行府兵制。
隶户魏初便已存在，道武帝曾赐给安同“隶户三十”，明元帝曾赐给姚黄眉“隶户二百”⑤。太武帝灭北凉，“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①，不是隶户的开始，而是隶户的发展。隶户用于杂役，与城民不同的是，城民归地方管理，隶户则由朝廷掌握；城民为官府提供杂役与兵役，隶户则只提供杂役。城民始终属于官府，隶户可以用来赏赐，而一经赏人，便成为私役。魏明帝改镇为州，免诸州镇城人为民，城人到魏末已不存在，可隶户依旧存在下去。
吏在南北方都有。太和二十年（496）冬十月，魏孝文帝下令：“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②这是从编民中按人口比例征发吏役，给予番假，孝明帝时，扬州刺史元助曾上表奉“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③。北朝又有事力，或云即是吏役。官家私人事力均听敕给。北魏李彪曾向宣武帝请求“官给事力，以充所须”④。北齐规定“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勋品各给事力”。州、郡、县事力由所置的“白直”充当。⑤⑥见《魏书·刘昞传》。
⑦见《魏书·肃宗纪》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诏。
⑧《魏书·自序》记东益州城民“父兄子弟外居郡戍”，一家都在兵籍。①见《魏书·高聪传》。
②见《魏书·释老志》。
③《魏书·广阳王深传》。
④《魏书·明帝纪》。
⑤见《魏书·安同传》、《外戚传上·姚黄眉》。
①《隋书·刑罚志》。
②《魏书·高祖纪》。
③《魏书·元劭传》。
④《北史·李彪传》。
⑤《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
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下令“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⑥。时周已灭齐，武帝此令，是对魏初以来北方人户复杂化的一次大澄清。此后无论劳役与兵役，均由郡县编户担负，劳役与兵役一致起来。北周丁兵合在一起，出现“八丁兵”、“十二丁兵”之类，原因也在这里。
免役免赋在北朝也有它的规定。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令：“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以上赋役无所与”⑦。七庙是泛指皇帝的七代祖先，即自拓跋魏始祖以下的子孙，都被免除赋役。缌服亲是指族祖父母等亲，外戚的缌服亲也同样被免除赋役。范围虽广，但到此时尚未见士族免赋免役的规定。北魏鲜卑高门子弟到六镇去当兵的，可以享受“复除”的特权。这种复除指的是赋税。北魏清流，根据《魏书·肃宗纪》所说：“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可知是能免役的。北魏邻、里、党三长，“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也是“复征戍，余若民”。
在北朝民役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纳资代役的出现。从《魏书·食货志》所记薛钦之言，官府用绢布为酬，雇百姓车牛运输租调，是北魏百姓已可用绢布代替现役的征象。
⑥《隋书·刑罚志》。
⑦《魏书·高祖纪下》。
第六章法制第一节法典三国时期中国古代法典史较发达，很早就有成文法。战国初年，魏国李悝集各国法典之大成，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商鞅相秦，改《法经》六篇为《六律》，是为秦律。汉萧何因秦律，加兴、户、厩，为九章律。东汉末，政局动荡，且各个割据势力都打着匡正汉室的旗号，不便重修律令，故一般都沿用汉律。至魏明帝太和三年（229）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说等修订《魏律》，共十八篇。其中，盗、贼、捕、杂、户五篇袭用汉律，新增“劫略”、“诈伪”、“毁亡”、“告劾”、“请赇”、“乏留”、“惊事”、“偿赃”、“免坐”等九篇，又改具律为刑名，改兴律为兴擅，分囚律为系讯、断狱两篇。
单纯从篇名上看，魏律比汉律多出一倍，但汉律除正律九章外，又有孙叔通的傍章十八篇；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的朝律六篇，此外，还有起副法作用的令甲、令乙、令丙等三百余篇；鲍昱所撰有关民事诉讼的单律《法比都目》九百六卷；马融、郑玄等名儒所通的章句至于魏，所当用者共二万六千余条，七百余万言。故汉律体系十分繁杂。魏律将这些傍律、单律、章句等统统归并到正律中去。废除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旧律。如汉有厩律，掌厩置、乘传、副车、食厨等，后因花费太多而省略，仅设骑置，但律文犹存。魏除厩律，取其可用之条，别立为邮驿令。
汉律不仅繁芜，而且杂乱，篇目之间互相重复或抵触的律文甚多。魏律集类为篇，对汉律内容作了更合理的调整。一是将各项律令中同类的条目合并为一律。如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以上合为魏的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皆属于告反诉讼，合为告劾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以上罪行类似，合为擅兴律。请赇律合并了盗律中的受财在法；杂律中的假借不廉；令乙中的呵人受钱和科中的使者验赂诸条而成。偿赃律则合并了盗律中的还赃界主，金布律中的罚赎入责和科中的平庸坐赃等条。二是将一律中包含数种罪例的重分为别律。如盗律中的劫略、恐猲、和买卖人，皆不属于盗的罪例，故从盗律中分出，合上科中的持质，立为劫略律。贼律中的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和囚律中的诈伪生死皆与原律名相抵，故分出立为诈伪律。囚律包含囚、鞠狱、断狱等，内容繁多，分为系讯、断狱两篇。
魏律在删除繁芜时，注意保存了有用的条例。如废厩律时，除了取骑置为邮驿令外，又将其中的上言变事合入变事令，将惊事告急合上兴律中的烽燧等条，立为惊事律，使新律名副其实。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律文。如汉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哈订“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规定“不见不知，不坐也”。但因免坐之例繁多，有必要独立成律，故魏律更制定其由例。诸律令中有其教例而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
魏律除了删除、调整汉律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对法律体例进行了改革。
汉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规定罪名条例，是律文的总则，既不在篇首，也不在篇末，这种篇章结构不甚合理。魏律改具律为刑名，置于篇首，统领全文。“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这种以罪例带法令的体例，一直为后来历代的封建法典所沿用。
魏除正律外，还有令、科两种法律形式。曹操时，陆续颁布了设官令、军策令、褒赏令、求贤令等六十多篇，是根据形势随时颁发的法令，作为法律的修改，成为魏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修正律时，又于律外再修编魏令一百八十余篇，分为州郡令、尚书令和军中令三大类，内容涉及民治、吏治和将治，属于行政法规，与汉令集皇帝诏令的统一法典有所不同。但仍具有副法作用。
科起源于汉初，而作为法律形式则始于曹魏。科有两种涵义，一是对罪犯处于刑罚，“课（科）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一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条文，又称“科条”、“事务”。曹魏第一次颁科是建安五年（200）（《资治通鉴》卷六、七十三）。官渡之战后，曹操占领青州、冀州，“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史称“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三国志·何夔传》）。故长广太守何夔上书曹操，认为青州新收复，加上历年战乱，不可卒绳之以法，宜使长史临时自行处理，数年之后，民安其业，才可整齐法令。曹操听从了这一建议。可见，新科不是一般单行法令。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科起源于曹魏。汉代的科只是普通名词，不是正式的法律形式。科出现于三国时期的理由：一、汉律繁芜庞杂，对紧急事项有必要规定简明的法规。
二、汉末混乱时期，须颁临时法令以解决非常事件，或对和平时期的规定作修改。
三、曹魏、刘蜀、孙吴初皆以汉为宗，不便明改汉制，新颁法令不敢以律令为称，故名之为“科”，以区别于汉的律令。①又《三国志·曹仁传》载曹仁“严整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贾逵传》注引《魏略》载杨沛治邺的方针是“奉宣科法”。这都说明魏新科具有统一法典的性质。魏科亦有为单行法令，如建安十八年的“甲子科”对汉的肉刑作了修改。这类单行法令性质的魏科还有“禁内学兵书科”、“禁长史擅去官科”（《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禁酒科”（《徐邈传》）、“持质科”（《晋书·刑法志》）。魏明帝诏订新律时，以科入律，遂废。但不久又颁布新的科法。《司马芝传》：“（明帝时）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著者。”《魏志·三少帝纪》：“正元三年，诏其力战死其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但此后所颁的科都仅是临时修改律文之义，属于补充行政细则的单行法令。
刘蜀一直没有制订新律。建安二十四年②，刘备令诸葛亮、伊籍、法正、刘巴、李严等五人共造蜀科。蜀科内容未明，但由五位重臣编纂，估计不是①见《关于汉唐法典的二三个考证》，载《东方学》第十七辑，1958年。②蜀科制订年代史无明载。《册府元龟》载在刘备定成都时，即十九年。但《伊籍传》载时籍以从事中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等共造蜀科。十九年籍为从事中郎，二十四年，刘备称汉王，籍才封昭文将军。故采用二十四年。
单行法令，而是适应蜀汉军政实际状况的临时法典，与魏新科具有同样的性质。除蜀科外，又有《科令》两篇，《军令》三篇（《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大概是些单行法令。还有诸葛亮撰的《法检》，吕乂的《格论》，谯周的《法训》，可能是释律的著作。刘蜀国的军政活动中，未见有其他的法律形式记载，大概以科令为主要法典。
孙吴亦见颁新律。黄武五年（226）令有司写科条，郎中褚逢斋主执，陆逊、诸葛瑾裁定。嘉禾三年（234）孙权新城，又表定科令。赤乌二年（239）诏令“造三置官吏，皆依四科”（《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周鲂在诱降扬州牧曹休时称“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可见科是孙吴主要的法律形式。也有单行法令性质的吴科，如嘉禾五年的“盗铸之科”；嘉禾六年的“长吏擅去官科”；凤凰三年（274）的“出亡叛科”；天纪元年（277）的“实广州户口科”（皆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孙■传》）。“■初立，发优诏，恤士民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拢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吴科内容十分丰富，但除科外，罕见其他法律形式。如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刘蜀、孙吴两国法制甚不完备，既无新律，所颁科令对后世影响也不大。而曹魏则在大规模整理汉律的基础上，制订新律十八篇。魏国占据中原，又施行屯田政策，国力较蜀，吴强盛、有统一全国的基础，加上曹操以来的法治传统“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比较注重法治，故三国唯魏能立法。魏津在封建法典史上有一定地位，从体例上看，厘正篇第，以刑名冠于律首，这种篇章结构遂成此后封建法典的定制；从形式上看，魏律删繁芜，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提高了法律效能和律文的一致性：从内容上看，魏律改正“母出女嫁免坐法”及以八议入律都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后果，为后来的法典所吸收。
西普时期魏末，司马昭秉政，嫌魏律科纲严密，本注烦杂，又偏取郑玄章句，故令贾充等人重新删定新律，参与者有太傅郑冲、司徒荀颔、中书监荀朂、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工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欣、骑都尉成公绥、尚书柳轨和吏部令史荣邵等共十四人，于泰始三年（267）完成上奏，晋武帝亲自审阅诏准，于四年正月颁行全国。因晋律成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晋律共二十篇（一说二十一篇，但篇名无考），目次为：刑名、法例、盗、贼、诈伪、请赇、告劾、系讯、断狱、捕、杂、户、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关市、违制、诸侯。合六百二十条（《唐六典》记为一千五百三十条，误，见滋贺秀三的论述文章），二万七千余字。晋律篇章基本沿袭魏，分刑名为刑名、法例二律，又恢复汉的厩律，另新增卫宫、违制、关市、诸侯四篇，删去魏律的劫略、惊事、偿赃、免坐四篇。晋律用刑较宽，删除了魏律苛秽的条目，相对减轻了动辄获罪、轻重无情的弊病，更加适应于安定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体例、内容都较严谨和完善。卫宫律加强了对皇室和封建国家的保护；违制律规定了官吏渎职的惩罚，通过法治来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无疑有进步性。诸侯篇是针对分封制而设立的。西晋时，世族势力迅速膨胀，特别是一些显赫家族，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皇室势力相对削弱。司马氏政权要求各诸侯国、世族集团和地方政权无条件地服从皇权，反映在法律上，便是维持君臣上下关系的诸侯篇的产生。晋律自称“律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诸侯篇依《周官》所撰，以礼乐名分为中心，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和伦理观念。
贾充定新律，同时撰《晋令》四十篇。目次为：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十七丧葬、十八——二十杂、二一门下散骑中书、二二尚书、二三台秘书、二四王公侯、二五军吏员、二六选吏、二七选将、二八选士、二九宫工、三十赎、三一军战、三二军水战、三三——三八军法、三丸——四十杂法（一说三十二篇，按实际篇名为三十二，杂三篇、军法六篇、杂法二篇、合四十篇），凡二千三百六条，九万八千余字。
晋令与汉令、魏令在性质上有明显差别，它以令设教，违令有罪才入律。也就是说，晋令以教喻为目的，不具备副法作用。先教化，后刑罚，晋令首开教令法之先例，在法典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使律令分离，令不再作为法律的补充形式，而独立为教令法，解决了汉以来律令混杂，互相抵触的矛盾。
晋科在法律中占很小的部分。魏时已将科入律，后虽时或有颁，但数量不多，晋不另设科，附于律年终晋一代，见于史载的独立科令，仅咸康二年（336）的壬辰科，内容是禁占山泽，属于律外科人，不久旋废。另有律学家杜预、张裴注晋律时，将科释律，起详明律文的作用，以防止一律二科。晋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故事。贾充等人编纂令时，删定当时制诏之条，撰为故事，与律令并行（《唐六典》），共三十卷（一说四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四十三卷）。故事即旧事，指前代之事例，为习惯法，晋始编纂为成文法。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百官行事及处分的规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晋书·刑法志》）。故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仅存在于魏晋间，南朝或称“簿状”，梁时改称为科，隋唐以后并入于“式”。晋律综合了汉魏旧律之长处，较魏律更为合理、严密和简明，对南北朝的法律皆产生重大的影响，南朝基本上承用晋律，北朝初年所编律令也大部采自晋律。
南朝时期南朝社会尚清谈不重名法，律学衰竭，法治混乱。宋齐两代皆未颁新律，仅是制订或废除一些令、科以补充或修改晋律。如永初元年（420）除“无故自伤残者补治士”，二年又诏定杖罪之科，元嘉有酒禁、戒坛铸佛像造寺观等科。大明七年，改定“隶杀长史科”。齐永明七年（489）尚书删定郎王植集张裴、杜预所注律，取张说七百三十一条，杜说七百九十一条，一律两家各释互异的取一百七条，互通的取一百三条，合共一千三十二条，成书二十卷。武帝诏令狱官详正，公卿八座参议。后宋躬整理王植的抄撰及八座裁定的意见，编成律文二十卷，附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为八卷）。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请求施行，诏虽从纳，但终齐一代，并非正式施行，故永明律为非实施法律。而且，与其称之为律，不如说是考证晋律注释。永元元年（499），东昏侯即位时又下诏删省科律，但齐末兵乱，始终未行。而张、杜旧律及王、宋所纂诸书皆遗失殆尽。
南朝最大的立法行动是梁天监元年（502），武帝因律令不一，实难去弊，下诏重议新律。齐代旧郎蔡法度家传律学，能背诵王植之律，于是任命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让他凭记忆加以整理成文。又诏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常侍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参议，成梁律二十篇，一千五百二十九条，天监二年正式颁行。
梁律大体沿袭晋律。只是省诸侯篇，增仓库篇。另外改称盗律为盗劫；贼律为贼叛；请赇为受赇；捕为府捕。余十五篇一如晋律。蔡法度又撰梁令三十篇。目次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上、杂中、杂下、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台秘书、王公侯、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梁令大致因晋令而略加增损。此外，又集晋故事中仍适应于南朝的条例，编成梁科，共四十卷（《梁书·武帝纪》作四十卷，《唐六典》作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二卷，大概是逐渐遗缺）。
陈朝永定元年（557）诏尚书删定郎范泉制定律令，参议者有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等，成陈律三十卷、科令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陈律九卷、陈令三十卷、陈科三十卷）。陈朝的律、科、令基本上沿袭梁朝，甚至连“轻重繁简”，也“一本梁法”，而且“条法冗杂、博而不要”在法典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很快被淘汰了。南朝前两代未有立法，后两代虽成新律，但皆沿晋制，没有重大改革。
这是凝固了的门阀制度在意识形态上腐朽没落的反映，作为侨姓士族文化标志的玄谈越走越远，整个社会尚释老，轻名法，以清谈为高逸，以理法为庸俗，故出现法制停滞不前的局面。故隋统一全国后，弃南朝法制而循北朝法制，魏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法制系统至此终结。
北朝时期北魏皇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原是大兴安岭的游牧部落，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中原以前，尚无成文法，部落首领四部大人依习惯法处理部落内部的纠纷。《魏书·刑罚志》称：“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庭决群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遣决。”永嘉之乱，拓跋氏乘机入主中原，逐渐被汉族较高的封建文化所征服，开始了封建化过程，“乃峻其法”，陆续颁布了一些单行法令，如昭成帝建国二年（339）定赎罪法及对大逆、**、贼杀、盗劫等罪例的刑罚。拓跋珪即皇帝位后，着手制定法律。天兴元年（398）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品、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饷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用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这是北朝首次制定较系统的成文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秩序，同时废除了一些原始落后的酷刑。拓跋焘即位后，第二次修定法律，神祐三年（430）诏司徒崔浩改定津令，主要是宽刑省罚，如增设一年刑、允许以官爵除刑以及对孕妇、老少的恤刑等，进一步废除了原始刑罚的残余；正平元年（451），拓跋焘再次诏太子太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公孙质、李虚、散骑常侍高允等改定律令。主要是减轻对盗劫的刑罚，并增加放纵、通情、止舍三法例及其他罪行，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五条，刑二百二十一条。
以上三次修定律令皆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时拓跋族入主中原不久，封建化程度不深。这一时期法律的特点是大量吸收汉代旧律，废除部落旧习惯法，主要是宽刑省罚，法律中儒家学说的成分较重。首先从制定律令的人看，崔玄伯、崔浩都是汉士族高门，从两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学术的代表，所法家学是传统经学。胡方回出自西北，永嘉之乱以后，该地区一直保留着汉魏学术风气，胡方回的律学大抵亦属汉律系统。而高允、游雅、高闾诸人皆为北方汉士族名流，“贤隽之胄，冠冕州邦”，其学术也必承汉儒之嫡传。史称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北朝初期由这些汉以来的士族名流所制定的法律，大量吸收汉律和儒家学说，与南朝专用晋律，不超过张、杜律释体系有所不同。其次从法律内容看，三次定律都是以德治仁政为中心，主要是减轻刑罚。再从审判方式上看，真君六年（445）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以儒家经典取代法律条文来裁决罪行，这种方法正是汉“春秋决狱”的再现。春秋决狱自汉以来一直存在，但北朝表现得比东晋南朝更为突出。如上所述，北朝前期的法律大体上源于汉律系统，所不同的是糅合了更多的儒家学说。
孝文帝即位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包括对律令的改定。太和元年（477）诏群臣于太华殿议订律令。三年，又诏中书令高阁集中书秘书官修改旧律条文，经群官参议、孝文帝亲自刊定，于五年颁行，共八百三十二章，以枭首为最重刑，废除了神■律中残酷的(刑。太和十五年再次诏定新律，于十六年颁行。主负太和新律修订的是中书令李冲、参与者有尚书令怀谦、中书侍郎封琳、侍中冯诞、奉朝请高绰等人。李冲是陇西世族，曾祖李暠曾建西凉政权，是河西文化的嫡传。李冲辅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他所主持参订的太和新律，使河西文化的因素渗进了北朝法律系统。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宗室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卿王显等监修新律，具体修订的是尚书殿中郎袁翻、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彪、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高绰、前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黾、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人。参与者虽然众多，但实主其事的为刘芳和袁翻、常景①。刘芳、袁翻都是北还的南朝士族。刘芳先居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州时，被徙为平齐户。袁翻父宜先为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献平帝平东扬州时，翻随沈文秀投奔北魏。刘、袁来自江左，熟谙南朝律令体制，又为当世儒宗，修律时必然把南朝律学因素渗透进去。除江左因素外，正始律又进一步吸收了河西因素。常景为凉州“儒林先生”常爽孙，程灵虬家世本出凉州，父骏为河西大儒刘炳门人，灵虬本人也师事常爽，故灵虬之律学源出河西系统。北魏皇朝在封建化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律的修订，一百多年间，先后修律达十多次，其中以神■律，太和新律、正始律最有代表性。神■律体现了北魏前期的法律特点，主要是采自汉律，以传统法制为基准。太和新律吸收①《北史·刘芳传》，芳自青州刺史还朝者定律令“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方意也”。《北史·常景传》“先是太常刘芳与景共撰朝令，未成，芳卒，景撰成其事”。
了河西因素，正始律则加入了江左因素，在历次修律时，又不断揉进了儒家学说，故北魏津令集汉、晋、南朝律学之大成，为北齐、隋唐律令之源头。北魏律令大都遗失，篇名可考的有刑名、法例、贼、盗、斗、擅兴、系讯、诈伪、断狱、捕亡、户、厩牧、宫卫、违制、杂等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北魏律二十卷，一般以篇目为卷，故应有二十篇。上述篇见于《通典》《魏书》和《唐律疏义》，余五篇无考。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认为是请赇、告劾、关市、水火、婚姻，沈家本《律令考》则认为有赦律。姑列之以存疑。
北魏令自太武帝时已开始修订，崔浩修神■律时也定令，后游雅纂成。
史失篇名，可能孝文帝时已亡佚。故太和时，诏群僚“仪定百官，著依令”。颁太和新律时，宣示职员令二十一篇，篇名无考，见于史载的有职令、品令、狱官令等。可推北魏令主要规定百官行政细则。但似乎未付诸实施。《魏书·孙绍传》：“高祖律令并议、律条施行，令独不出。”宣武帝时，刘芳也撰有朝令，同样未颁行。北魏令的成效不明显。
北魏以科入律，科无专典。但开始出现“格”的名称。孝武帝太昌元年（532）诏曰：“理有一准，则民无觊觎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昌，隄防万物，可令执笔之宦，四品以上，集于都督，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从诏令可看出，格是补充律令的临时实用法规，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与律令并行。北魏格仅此一例，内容亦未详，可称之为格的萌发时期。永熙以后，魏分东西。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集群臣在麟趾殿议定新制，由中书监高澄监修，三公郎中封述，散骑常侍温子昇、御史中尉崔暹、侍中封隆之等人撰成文十五篇，颁于天下，又称麟趾新制。麟趾格篇名无考（《北史·窦瑗传》引麟趾新制三公曹第六十六条，则麟趾格似以曹名为篇名。
后北齐令亦取二十八曹名为篇名）。内容是“百官有司之所常引之事。”属于行政法规，类似于南朝的科。以格代科，始于北朝，而为隋唐所沿袭。西魏在法制史上的贡献是创造了“式”。大统元年（535）宇文泰辅政时，命有司变通古今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作新制二十四条。七年，依度支尚书苏绰奏议，颁六条诏书，令百官作为座右铭熟诵，又恐百官不力，同时颁职制十二条作为监督。九年，令尚书苏绰将前所作二十四新制和十二条职制加以损益，总为五卷，颁于天下，称为“中兴永式”，又称“大统式”。格、式这两种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是法制史上一大创举，至唐遂制度化，与律令并列为封建法律的四大形式。
北齐初年沿东魏“麟趾格”。天保元年（550），文宣帝嫌魏格未精，令李浑、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人对麟趾格进行修改，定为“北齐麟趾格”。天保八年，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不改律令，非所以创世垂法。于是，令魏收、邢邵、李铉等议定齐律，但积年不成。武成帝即位，于太守元年（561）下诏催督，至河清三年（564）才修成，由尚书令王叡审定上奏。参与北齐编修的先后有录尚书事赵彦深、中书令魏收、散骑常侍崔昂、大理卿封述，尚书右仆射薛琡、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散骑常侍王松年、殿中侍御史崔■等。北齐律共十二篇，二十卷。目次为：名例、禁卫、婚、擅兴、违制、诈伪（《唐六典》作欺误）、斗讼、贼盗（一作贼误）、捕断、毁损、厩牧、杂。定律例九百四十九条。同对，又定北齐令五十卷（《隋书·经籍志》、《唐六典》作四十卷、《通典》作三十卷，《新旧唐书》志作八卷），二十八篇，以尚书八曹为篇名，内容大都采自魏晋故事。又将那些不可立为定法的，另编《权令》二卷。
北齐也有格。河清无年（562）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定罪，但律无正文，于是另立“权格”，与律令并行。武成帝年间，由工部郭彦、太府高宾、司车路下大夫裴汉等修成齐格，卷数篇目无考。
北齐律是自晋泰始律以来又一个重要法典，对历朝法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校正古今所增损者十有七八”。其特点是“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如贼、盗自战国以来一直为二律，北齐合为一律。又合捕律、断狱为捕断，因为贼、盗同类，捕、断狱相连，故这些合并都比较合理。在刑罚种类上，北齐律定死、流、耐、杖、笞为正刑，正确确立了封建五刑制，以后历朝的刑罚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五刑的范围，仅是名称变动或刑罚轻重不同而已。在内容上，北齐律立十条重罪，即后来的十恶，一直沿用至封建社会晚年。在法律形式上，北齐律、令、格、式并行，奠定了封建法律四大形式的基础。因此，北齐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法典，在中国封建法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隋律、唐律的蓝本。
北周在宇文泰辅政西魏时，令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未竟而赵肃死。宇文觉称帝后，又令司宪大夫拓跋迪继续修律，至保定三年（563）修成上奏，称为大律，共二十五篇。目次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赇、告言、逃亡、系讯、断狱，凡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时，颁《刑书要制》，内容主要是加重刑罚。又称刑经圣制。由于酷刑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大象元年（579）废《刑事要制》。北周律是仿周之大诰而修的。即仿周礼，又采晋律，古今混杂，礼律凌乱，兼之条流苛密、烦而不要，又失之于严，刑罚峻苛，在内容上，体例上，用刑上都存在许多弊病，故隋朝虽继北周而来，但隋律却弃北周律而采北齐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编纂了大量的法典。其中晋律和北齐律在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科、东魏的格、西魏的式，丰富了封建的法律形式；历朝法典对体例篇章的厘正，对后代法典也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节刑法刑法是中国封建法律中最发达的部分。在古代，刑就是法，法就是刑，刑罚构成法律的基本内容。历代法典都详细地规定刑罚的种类、级别。秦以前，刑罚种类主要有墨刑（黥）、劓刑、膑刑（刖）、宫刑、大辟五种。前四种为肉刑，常附加于劳役刑，墨者守门，劓者守关，别者守囿，宫者守内。汉律承前五刑。汉文帝时废肉刑，用徒刑代替墨刑，用折左趾笞代劓刑。用折右趾代替大辟中的弃市。这是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继续这种改革的趋势，逐渐形成和确立了笞、杖、徒、流、死这五种新的主要刑罚。此外，还有赎刑、肉刑也一定限度内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刑罚有下述几种。
死刑（族刑附）-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