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一统大业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椎，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建邺。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
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以水军八万、方舟百里，鼓噪攻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东吴亡国，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
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祜的功绩啊！”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咬牙切齿地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合。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把孙皓封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是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大，党羽多，儿子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他们极力争吵，在封赏中占据了上峰，王浑被封为公，王濬却被封为侯。一些朝臣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回过头来给王濬升官加赏，搞得十分狼狈。而那个灭吴的阻力贾充却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户的赏赐。
太康元年，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这一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后人批评司马炎的这一措施与造成“永宁（301）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资治通鉴》卷八一）的结果，有一定的关系。
颁行占田荫客制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法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还规定，课田五十亩，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边远郡县只交户调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不课田，每户交三斛，再远的交五斗，名曰义米；极远的交钱二十八文叫作算钱。户调为賨布一匹，远地可减至一丈。上述规定只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为九等，根据户等收税，即所谓九品相通。
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
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志》）。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这是封建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是地主国家对地主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重大让步。这一规定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象司徒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田庄就有地十顷。宗室司马睦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达七百余户。
奢侈荒淫，世风日下司马炎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从小习于安乐，贪恋奢华。称帝之初，他极力矫情伪饰，一俟统治巩固，骄淫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诏采择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备后宫，并禁断人间婚嫁。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变本加厉起来。他“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晋书·武帝纪》），生活极端腐化。孙皓投降，东吴后宫五千粉黛尽归洛阳，西晋后宫的女子则达万人之多。司马炎不知宿在何宫为好，于是他乘坐羊车，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里，就宿在哪里。一些希望得宠的宫嫔，在宫前放上羊喜爱吃的竹叶和盐，诱使羊车停在自己那里。后来宫嫔们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纵情淫乐，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著于史。太傅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晋书·何曾传》）。何曾每天膳食用钱一万，还说没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儿子何劭衣裘服玩无数，每天的饭钱比老子多一倍。司马炎的舅父后将军王恺同散骑常侍石崇竞相夸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恺用紫丝绫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摆出司马炎赐给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选。石崇的后房百数，膳食穷尽水陆珍奇。厕所挂满锦帐，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客人不饮，当场就把劝酒的美女杀死。司马炎的女婿王济用铜钱堆成短墙，用人乳喂猪、人乳蒸肉，还自称是掌握了烹调的秘方。真是丑恶透顶。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对此不满。太康三年（282）车骑将军傅咸上书猛烈抨击上层社会崇尚奢华的风气，要求司马炎对此加以限制。他指出，粮食布匹，来之不易，如果不知节俭，就会造成物质财富的匮乏。奢侈浪费对于社会的危害比天灾还要厉害。傅咸认为，要想让人们祟尚节俭，必须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么浪费起来就没有止境了。实际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对司马炎提出批评。
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太康三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据史书记载，太康初年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主要应归结于劳动人民辛勤努力的结果。
立嗣风波太康三年年底，司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至青州担任都督。在司马昭的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的对手。到这时，他又成了司马炎要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障碍。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他除享乐之外，什么事也不懂，闹出的笑话很多。有一次，司马衷游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者说：“这个叫唤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后来听到天下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不少，他竟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呀？”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被人们推崇为有三公之才，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是有野心的女人，当然不甘心权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誊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去了。
而那个司马攸也确实为争取到继承皇位的资格煞费苦心。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作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拥戴。他们希望接替司马炎皇位的是司马攸，而不是那位白痴太子。
司马炎嫉恨司马攸的才干与威望。对于司马炎想传位于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冯紞，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尸居其位，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
无法收拾的身后事太康五年（284），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反对司马炎选官用人的标准，要求废止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代汉时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实施的一种选官制度。由于负责品定人物的各级中正职务逐渐为大族名士所控制，这一制度遂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有力工具。司马炎受禅后，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时，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选官论品的唯一标准。各级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对象的籍贯和门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门第的高低，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当代轩冕”，而不是“冢中枯骨”，所以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为功臣勋贵及其子弟所垄断，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刘毅将九品中正制归纳出八种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虚作伪，营私舞弊。“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由于中正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没，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局面。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制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当时，赞同刘毅建议的大臣还有卫瓘、李重等人。司马炎虽然肯定他们的意见，①以上引文出自《晋书·刘毅传》。
但是由于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已成为西晋的既定国策，他自然不会因此废除这一被士族视为身家性命的制度。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称为匈奴南单于的嫡系。东汉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肃、陕西、内蒙和山西一带。曹魏分匈奴为五部，以酋长为部帅，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强。司马炎代魏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共领匈奴三万余落，分别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区，人数达几十万以上。刘渊在其父刘豹死后，已自代为左部帅，司马炎的任命使刘渊的职务正式得到西晋政府的认可。
也是在这一年，司马炎下诏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为东部鲜卑慕容人的酋长。魏初慕容人进入辽西，到西晋时又迁至辽东郡北，后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迁到徒河青山（今辽宁义县）一带。
魏晋时期，除匈奴屠各族、鲜卑慕容部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旧史上把他们归纳为“五胡”，即主要是鲜卑、匈奴、羯、氐、羌。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汉族地主强迫少数民族为他们充当田客，甚至掠为奴婢，封建政府则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为他们去打仗。由于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奴役，内迁的少数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间，西晋统治营垒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徙回原地。由于这一建议既很难办到，又要使统治者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所以司马炎没有采纳。但是他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却毫无措施，致使死后不久，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痛苦，终于起而反抗。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这一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到处抢掠，野蛮烧杀，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割据之中。刘渊、慕容廆都是那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刚刚五十四岁，由于极意声色，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当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大臣杨骏以此为借口，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骏是司马炎继后杨氏的父亲，出身于弘农大族。他专权好利，与其弟杨珧、杨济权势熏灼，有“三杨”之称。杨骏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杨骏乘机将皇帝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而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十分生气，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不久，皇后杨氏假借司马炎的旨意发布以杨骏独自输政的诏书，并催促司马亮上路。
四月，司马炎病死。临死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
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杨骏开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录尚书事诸职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亡国。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二十五年。
第二节张华①张华（231—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父张平，曹魏渔阳郡太守。张华年幼丧父，家境清寒，孤贫无以自立，不得不为人牧羊为生。他并未因此自甘暴弃，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谨，博览群书，故“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恪守封建道德礼法，为人豁达，“勇于赴义，笃于周急”，“造次必以礼度”。他气质深沉，“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彭城刘讷有“人伦鉴识”，曾见张华而感叹说：“张茂先我所不解。”（《晋书·刘隗传》）。
以才华而被擢用曹魏后期，张华仍居乡未仕。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同时，他目睹了在曹马斗争中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又受到广为流传的玄学思想的影响，难免产生出愤世嫉俗的情绪。他遂著《鹪鹩赋》①以自寄，通过对鸟类的褒贬，抒发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在赋中，他感叹雕鹖（鹖：古书中一种善斗的鸟）、鹄鹭（鹄：天鹅）、鹍鸡（类似鹤的一种鸟），“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慧而入笼”，“鹫（雕）鹗（鱼鹰）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其原因就在于“有用于人也”，“惟体大妨物，体瓖足玮也”。对比之下，他赞誉“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色浅体陋，不为人用”的小鸟鹪鹩（又名巧妇鸟），认为它虽“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却所求甚少，“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所以鹪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处世之道却是很明智的。《鹪鹩赋》既是对玄学处世哲学的形象阐述，也是张华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赞誉“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的鹪鹩的同时，抨击了“怀宝以贾害”，“饰表以招累”，“诱慕于世伪”的社会风尚，揭露了声称任自然的门阀世族的虚伪面目。他提倡“飞不飘飏，翔不翕习”，反对浮华交游；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的简朴生活方式，反对奢侈纵欲，恣意享乐的生活观；主张“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反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所以，张华的“任自然以为资”，与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尽情享乐的腐朽哲学观，是有本质区别的。
《鹪鹩赋》问世后，引起很大反响。名士陈留阮籍看过之后，赞扬张华可谓“王佐之才也！”张华由此声名鹊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书卢钦见到张华后，十分器重他。同乡大族曹魏左光禄大夫、方城县侯刘放“亦夸其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华。
张华在二十五岁左右时，被范阳郡太守鲜于嗣推荐为太常博士。吏部尚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张华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见《文选》卷十三。
书卢钦在辅政的司马昭面前对张华备加推崇，张华又转为佐著作郎，参与编撰国史。不久，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他才识过人，思维敏捷，“朝议表奏，多见施用”，深得司马昭赏识，遂正式任命他为中书郎。
晋武帝禅代曹魏，转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张华接近皇帝，位居要冲，具有相当大的实权。他习于吏事，“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他史识渊博，“善谈史汉”（《晋书·王戎传》），谙通封建典章制度。晋武帝曾问他汉代宫室制度和建章宫的千门万户，张华“应对如流，听者忘返。画地如图，左右属日”，使人大有亲临其境之感；他博通礼乐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泰始五年（269），晋武帝修定礼乐，命张华与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等人创作正旦行礼、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共十三篇，张华一人即写了《冬至初岁大会歌》、《宴会歌》、《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宗亲会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诗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诗的形式，内容主要是盛誉司马氏功德、粉饰西晋太平盛世，宣扬皇道德教，虽音韵逗留曲折，诗句庄重典雅，但与《鹩鹪赋》相比，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
但张华也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他著《博物志》十篇。《博物志》闻见甚广，取材宏富，是张华渊博的知识、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坚实的文学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志》中因多载怪异，而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切实可信。他还创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诗，流传至今的虽寥寥可数，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一首中，他慨叹“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遂“伏枕终遥昔”，回顾了历代兴衰隆替的历史，不由得“永思虑崇替，慨然独抚膺。”一个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憧憬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文选》卷二九）。在《情诗》二首（《文选》卷二九）中，张华用苍凉苦楚的伤感笔调，表达了与佳人离别后的闲愁哀怨的心情。“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离别，安知慕俦侣”等佳句，虽只是个人悲欢离合的抒发，却反映了他对爱情忠贞不贰的信念和情操。
张华所著的四言诗《励志诗》（《文选》卷一九）气宇不凡，颇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诗文带有一定的老庄思想色彩，同时又仍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它对仗工整，又不枯燥无味；它引经据典，却不流于晦涩。诗文一开头的“大仪斡天，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几句，即让人感到“逝者如斯，曾无日夜”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这种“日与月与，茬苒代谢”的形势下该如何立身处世呢？他的回答是：“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应以儒家经典作为座右铭，即“先民有作，贻我高矩”；用玄学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荡，栖志浮云。”他告诫人们不要“放心纵逸”，而是要像耕耘南亩一样去修身修德，“力来既勤，必有丰殷”。他用“水积成渊”、“土积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川广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牵之长，实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达到理想境界的辩证关系。他勉励人们要戒骄戒躁，做到“山不让尘，川不辞盈”，用“若金受砺”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进德修业”，“以隆德声”，实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的政治抱负。《励志诗》是张华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完全成熟的标志。儒玄并用，以儒为主，是张华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
在这种十分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张华在从政过程中披肝沥胆，政绩突出，不仅深受晋武帝赏识，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评，时人比之为子产。不久，四十岁左右的张华就被擢为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成为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
平吴立功张华在任中书令期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促成并制定了伐吴大计，从而加快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咸宁初年（275），距西晋代魏已有十年，距灭蜀亦时逾十二载。时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边境战事不多，经多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晋书·羊祜传》）。而割据江南一隅之地的孙吴，则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下，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孙皓“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名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在毫无限制的横征暴敛下，“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三国志·吴书·贺邵传》），可谓“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晋书·羊祜传》）。西晋攻伐孙吴，取乱侮亡，统一全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当时，镇守江汉地区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羊祜上疏晋武帝，陈“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同上）。晋武帝召集群臣朝议。司空、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等人“同共苦谏不可”（《晋书·冯紞传》），群臣亦多附合，以当时关陇地区氐羌少数族屡叛，官军屡败为由，多不赞成羊祜的建议。只有张华据理力争，与羊祜、杜预共同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虽“密有灭吴之计”，却因“朝议多违”而未做出伐吴的决断。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见晋武帝时，又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为之心动。因羊祜有病，不宜经常召入宫内咨询，晋武帝遂派张华去羊祜住处问其筹策。羊祜与张华推心置腹，陈述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伐吴的战略方针。张华十分赞同羊祜的见解和伐吴之计。羊祜对张华说：“成吾志者，子也！”（《晋书·羊祜传》）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吴大业并未因此而中止。羊祜临终前，推荐了志同道合的杜预接任自己的职务。张华也不负羊祜所望，为完成羊祜遗愿而力排众议。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张“无失事机”，迅速征伐孙吴（《晋书·王濬传》），贾充等人再次反对，贾充上表，以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劳扰，五谷不登，兴军议讨，惧非其时”（《晋书·贾充传》）。张华与之针锋相对，固劝伐吴。不久后，杜预在“缮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吴准备工作后，表陈武帝，主张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杜预表至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围棋。张华趁热打铁，劝说武帝采纳杜预的建议。他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后决断，发诏伐吴。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朝廷财政，“量计运漕，决定庙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吴正式开始。贾充任大都督，总统六师，负责整个伐吴战役。开始时，“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一直反对伐吴的贾充因而上表武帝，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病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同时因张华筹谋平吴之策，与中书监荀勖建议腰斩张华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对此晋武帝回答说：“伐吴是我的决策，张华只是赞同我的意见而已。”给予张华以信任和支持。尽管如此，当时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贾充、荀勖的主张，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张华为了使统一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顾贾充等人以腰斩相威胁，“独坚执，以为必克”。
通过著名将领杜预、王濬、王浑等人的努力，伐吴战役终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的胜利进程，充分证明张华确实是目光远大、意志坚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平吴后，武帝特下诏令，对张华所建立的殊勋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奖赏。诏书说：“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陷入党争平吴后，张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污，他的功勋和才能，亦招来忌妒和谗言。张华虽襟怀坦白，洁身自好，不搞浮华交游，不介入朋党之争，可是，处于政争纷纭的旋涡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谈何容易！西晋统治集团从咸宁年间开始，在围绕齐王司马攸之国、伐吴以及太子（即惠帝）废立的问题，逐渐形成两大对立势力。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左卫将军冯紞等人为一方，他们为人鄙薄，好观察上旨，承颜悦色，专以曲意逢迎为事；他们主张剥夺齐王攸实权；反对出师伐吴；反对废黜“不堪政事”的痴呆太子。侍中任恺、中书令和峤、庾纯、向秀等人为另一方。他们以名士自居，刚直守正，素轻视贾充等人的为人；他们反对齐王攸之国；主张废昏立贤，更择太子。两派矛盾逐渐激化，由政争发展到人身攻击，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张华与任恺、和峤等人关系虽很好，政见基本一致，但他却避免卷入两派的人事争端中。可是，他在伐吴问题上与贾充等人形成的尖锐对立，却使他在平吴前后成为贾充一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屡遭谗言中伤。
平吴后，“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对张华“憎恶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晋武帝起初并未听信荀勖谗言。有一次，晋武帝问张华谁可成为辅政大臣的合适人选，张华回答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宜留以为社稷之镇。”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齐王攸，不欲他权势过重，而想出齐王攸之国。张华的意见当然不合圣意，故“微为忤旨，间言遂行”，遂于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张华到镇前，鲜卑慕容涉归大肆侵掠辽西，占领昌黎。张华一到镇，即于三月派安北将军严询征伐慕容涉归，在昌黎附近大败之，杀伤数万人。张华在军事胜利后，并未继续穷兵黩武，以武力征服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杠杆，而是以安抚来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归子慕容廆往谒张华，张华以礼相待，“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晋书·慕容廆载记》）。正由于张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张华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绩，得到朝野人士的赞赏。时朝议欲征召张华入朝，任为尚书令，进号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动议使贾充党羽侍中冯紞不安。冯紞曾反对伐吴，“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紞传》）。加之张华曾对武帝非议过冯紞的哥哥冯恢的品行才能，所以冯紞利用“深有宠于帝”的地位，对张华竭尽中伤之能事。冯紞曾侍从武帝，借议论锺会叛乱说：“臣以为锺会之所以叛乱，颇与太祖（司马昭）有关。”武帝听后大为不解，问冯紞缘由。冯紞回答说：“锺会才浅识薄，而太祖却夸奖太过，称赞他有谋略，授以高官显爵，使他处于要帅重地，掌握精兵强将，因此使锺会自以为谋略万无一失，却功名不符，未受重赏，遂心怀不满，飞扬跋扈，起兵反叛。”武帝听后表示赞同。冯紞又进一步说：“既然陛下已经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应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诫，不要让像锺会那样的人再重蹈覆辙。”武帝问：“现在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让武帝屏退左右后，遂以隐喻的方式诋毁张华说：“过去曾为陛下出谋献策，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谓人人皆知。现在出据方镇、掌握军队的人，陛下都应对其严加防范。”于是武帝遂“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晋书·五行志》），非但未采纳朝议征召张华为尚书令，反而剥夺了张华的方镇统兵权，以重儒教为由，任命他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太常卿。不久后，又以太庙屋栋折为由，免张华官。而后一直到武帝死，张华始终郁郁不得志，未任职官，仅“以列侯朝见”，尽管这样，他仍能做到宠辱不惊，既不为自己申理称冤，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与佞幸小人争一日短长。
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张华的处境稍有好转。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广陵王司马廆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惠帝“盛选德望以为师傅”（《晋书·愍怀太子传》），张华因而被任为太子少傅。当时杨太后的哥哥杨骏操持朝政，他“自知素无美望”（《晋书·杨骏传》），所以对张华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与朝政”。张华心胸豁达，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与汝南王亮、楚王玮合谋诛杀杨骏，又欲废杨太后为庶人。在朝议时，群臣“皆承望风旨”，赞成废黜太后。张华则既不以贾后旨意为己见，又不计多年来官场失意之恩怨而对武帝遗孀杨氏落井下石，他认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待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武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尽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为人之坦荡正直却由此可见一斑。
辅佐朝政杨骏被诛后，统治阶级内部再次出现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当时政出多门，权柄不一。大司马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二公辅政，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贾后虽挟持昏主惠帝，有皇权这张王牌，却因二公执政而不能专恣。元康元年（291）六月，贾后让惠帝手写密诏，指使卫将军楚王玮诛杀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等人。但局势却一发而难以控制，时“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张华明知楚王玮并非矫诏而杀二公，仍参与了贾后在诏书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密谋。他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资治通鉴》卷八二），又亲自劝说惠帝：“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贾后遂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则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宠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296），又晋升他为司空，领著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自慰。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
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女史箴》①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为宗旨，隐喻贾后要以“妇德尚柔，含章贞法”当作行为的准则。他列举了樊姬不食禽兽肉三年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恒公夫人因齐恒公好听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以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而不与汉成帝同辇的典故，劝诫贾后应恪守妇道，行仁义礼教以辅佐惠帝。他辩证地指出“宠不可①见《文选》卷52。
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的利害关系，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认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贾后摈弃佞幸小人，杜绝文过饰非。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惠帝自己并无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废立，惠帝会认为是僭越之举。况且宗室王势力强盛，朝廷内又有持异议的朋党，恐怕一旦进行废立就会出现动乱，招致杀身之祸，引起政治危机，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裴頠说：“情况确实与你的担忧相符，但贾后这样昏庸残暴的人，做事毫无顾忌，不考虑后果，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动乱，那又该如何办呢？”张华说：“我们二人现在还能被贾后所信任，只要经常在她身边进行规谏，申明祸福利弊，估计她不会做出什么大的僭越行为。幸好现在天下局势还比较安定，我们照此行事，可能会一直维持平安无事的局面的。”（《晋书·裴頠传》）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如关中氐羌少数族爆发起义，梁、赵诸王“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张华即及时调离二王，委任虽出身低下却有“文武材用”的孟观率宿卫兵赴关中。结果孟观“大战十余，皆破之”，镇压了起义（《晋书·孟观传》）。赵王伦调回京师后，任有职无权的车骑将军、太子少傅，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遂“求录尚书”，张华“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张华复不许（《晋书·赵王伦传》）。
与张华共同辅政的大臣，多是贾后亲族。如侍中贾模，是贾充族子，他“潜执权势”，“至于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惮之”，此外又“贪冒聚敛，富拟王公”（《晋书·贾模传》）。侍中裴頠，出自河东裴氏，亦是贾充妻之从子，为人“欲而无厌”（《晋书·韦忠传》）。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与“贾郭通亲”，时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他“苟媚取容”，“驱动浮华，亏败风俗”，“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庶族出身的张华，对这些地位与自己相当的权臣的丑恶行为，自然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脱世俗，不与之随波逐流，尽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严于律己，不营资财，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另一方面又能够善于找出与这些权臣之间的共同点，与之通力合作。如贾模为了本宗族的私利，对贾后擅权心怀忧惧，尚能“尽心匡弼”（《晋书·贾模传》）；裴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多次上书进表，陈述“多任后亲，以致不静”之弊，主张“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晋书·裴頠传》）。这与张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张华尽可能与贾、裴二人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利用他们的力量规谏贾后，以推行和实施自己的政见，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尚书左仆射王戎领吏部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洽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视知识，雅爱书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搬家时，曾“载书三十乘”，以至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视南士，不因他们是孙吴亡国之余而怀有偏见。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入洛。“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这种清高，实际上是南士与北士之间存有芥蒂的反映。当时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对南士有所轻侮。张华则不然，他素重二陆兄弟，见之如旧相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称赞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陆机传》）。陆云为人不拘小节，而张华“多姿制”，喜欢用帛绳緾束胡须，陆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张华对此毫不介意，仍将二陆荐之于诸公，为其延誉（同上）二陆遂对张华倍加钦佩，待之以师资之礼。又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号为南土“五俊”，入洛，张华见而奇之，称其为“皆南金也”。（《晋书·薛兼传》）。他常常用“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东南之宝”这样的话语品价南士，并随才授职（《晋书·褚陶传》）。
他举人荐士公允，不囿于门第出身，唯以吏幹文义为准。陶侃早孤贫，为县吏，举孝廉入洛，张华与之交谈，“异之，除郎中”（《晋书·陶侃传》）。名士牵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侠”，帝舅王恺诬陷他有秽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张华请为长史”（《晋书·牵秀传》）。成公简虽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张华对成公简十分赞赏，经常对人说：“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晋书·成公简传》）。刘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张华甚重之”，因而出镇幽州，“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晋书·刘弘传》）。张轨“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却未受高品，“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晋书·张轨传》）。成公绥“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徵为博士”（《晋书·成公绥传》）。陈寿有“良史之才”，张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欲举陈寿为中书郎，为荀勖所阻而未遂（《晋书·陈寿传》）。左思出身于地位卑微、世业儒学的家庭，他博学多识，文赋情采富丽，著《三都赋》，通过对蜀、吴、魏自然风光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渴望四海为一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张华读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一时间豪贵人家竞相传写，遂有“洛阳为之纸贵”的美谈。（《晋书·左思传》）
正由于张华能够像何劭赠诗中所说的那样：“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文选》卷二四），故他“尽忠匡辅，弥缝补阙”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晋书·张华传》曰：“虽当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
但是，张华的种种主观努力，只能暂时地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势力强盛，后族外戚擅权乱政，门阀世族奢侈纵欲，恣意聚敛。就在所谓“海内晏然”时，关中地区少数族就频繁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亦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华对此是深有认识的。他之所以反对废黜贾后，就是担心因此而造成危机的总爆发。但贾后权欲无穷，她时时欲废非己所生的愍怀太子，打算长期操执朝政。幸赖张华、裴等人极力反对，这一阴谋才迟迟未能实现。而诸王因不满贾后擅政，也时刻虎视眈眈，觊觎皇位，寻找时机，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库发生火灾，张华就因怀疑是诸王叛乱，而“先命固守，然后救火”，致使累代异宝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事后张华说：“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晋书·五行志上》）预见到太子废黜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总导火索。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张华之死元康末年，辅政大臣之一贾模失宠于贾后，忧愤而卒，制约贾后的力量遂大为减弱。随着贾模的失势，一向与贾后沆瀣一气的贾谧（贾充的外孙）操持权柄，“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晋书·贾谧传》）。在这种情况下，张华原来的“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的方针已难以奏效。所以，愍怀太子的亲信，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找张华，打算与张华合作，发动武装政变以制止这一阴谋。但张华却推说不知贾后欲废太子事。刘卞说：“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赏识，才由须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谈论此事，您为什么却对我有所怀疑呢？”张华说：“假如有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刘卞答道：“太子东宫内人才济济，有精兵万余人。您身为宰辅，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让他录尚书事，废黜贾后于金墉城，这不过是两个黄门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会万无一失。”张华拒绝了刘卞的建议，他回答说：“现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儿子。我又没有受命辅助太子执政，忽然立太子而废贾后，这是无君无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够成事，我也难免要身负不忠不孝的罪名。况且权巨贵戚当朝，威柄不一，我以此举授人以口实，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呢？”废黜贾后之事再度成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设计，将太子灌醉，因使太子书写犯上谋乱之书，然后当惠帝于式乾殿会群臣时，出太子手书遍示之，群臣看后，未敢有异议，均附合贾后赐太子死的建议。时只有张华坚决反对，他说：“废黜太子并赐死，这是国家的大祸。自汉武帝以来，每次废黜太子，往往导致丧乱。在大晋据有天下不长时间的今天，废太子事更应慎重考虑。”尚书左仆射裴也认为应核对笔迹，以防诈妄。贾后遂将手书与太子过去奏事笔迹相对照，果然是太子所书。张华等人无言相对，但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贾后知道难以让张华等人改变主意，遂上表把赐太子死改为废为庶人，惠帝下诏同意。
太子被废后，引起东宫将士和诸王的强烈不满。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后，复太子。他们“以张华、裴安常保位，难与行权”（《资治通鉴》卷八三），而赵王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晋书·赵王伦传》），遂与赵王伦密谋此事。赵王伦与其佞幸谋臣孙秀，一向朋比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当然不会放弃这一良机。他们先劝贾后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杀了太子，借贾后之手除掉了夺权的障碍，接着又策划政变，以废贾后。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赵王伦和孙秀为了使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派司马雅去张华处，说：“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机，赵王想与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业。”张华知道赵王伦、孙秀等人得手后一定会有僭越篡权的逆行，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司马雅恼羞成怒，说：“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敢如此说话。”遂看也不看张华就扬长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张华亦未发赵王伦之谋。可见他还是赞成废黜贾后，只是不愿与赵王伦共事并直接卷入这种不忠的活动中而已。
当天夜晚，赵王伦发动兵变，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他亦因对张华的宿怨新恨，以党附贾后的罪名，将张华和裴等人收执于殿前马道南。张华责问主事的（中书）通事令史**说：“你想要害忠臣吗？”**称诏诘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为什么不能守节廷争！”张华说：“式乾殿朝议废太子事，我是力谏的，这有文字记载为证。”**问：“既然劝谏未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去位！”张华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使者至，下达了斩张华、裴并夷三族的命令。张华临刑前慨叹道：“我是武帝时的老臣，一片丹心。我并不惜命，只是担心今后国家将有不测之祸难。”遂被杀害，时年六十九岁。
张华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闫缵抚张华尸体痛哭道：“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晋书·闫缵传》）刘颂哭之甚恸，他得知张华子孙有逃脱免难者的消息后，又转悲为喜，说：“茂先，卿尚有种也！”（《晋书·刘颂传》）陆机、陆云兄弟，为张华作诔，又写《咏德赋》以悼之。
永宁元年（301）五月，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诛杀赵王伦、孙秀，齐王冏执掌朝政。齐王冏上奏惠帝，请求给张华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诏，恢复张华的官职和爵位以及所没财产，为张华洗刷了冤案。
第三节羊祜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头脑清醒的政治人物羊祜出身于汉魏名门士族之家。从他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皆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职。祖父羊续，汉末任南阳太守。父亲羊衜为曹魏时期的上党太守。母亲蔡氏是汉代名儒、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姐姐嫁与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为妻；而他本人迎娶的是曹魏皇室成员夏侯霸的女儿。
在羊祜的青年时期，曹魏统治阶级内部正进行着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这一斗争主要是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间展开的，羊祜与斗争的双方都有姻亲关系。处于夹缝中的羊祜不愿意卷入到旋涡之中，采取了回避态度。他虽然因博学多才、善于写文、长于论辩而有盛名于世，却多次回绝州郡政府的征辟，主要是出于上述的原因。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去世，继位为帝的齐王曹芳只有八岁。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受遗命辅政，两大集团的斗争白热化。正始初年，曹氏集团在斗争中明显地占据优势。曹爽把司马懿排挤到太傅的闲职之上，将统领禁军、掌管枢要的权力皆掌握到自己的弟兄及心腹的手中，从而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司马懿实行韬晦之计，假装生病，暗中却加紧布置，伺机反攻。羊祜虽然年轻，但很有政治头脑。他判断曹爽终将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当曹爽征辟他为僚属的时候，羊祜不但自己拒绝出仕，而且劝阻同时受辟的王沈，也不要答应曹爽的要求。由于门第关系，尽管羊祜基本游离于两大集团争斗之外，但从思想感情上说来，他对司马氏的一派显得更为亲近一些。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掉曹爽，夺得曹魏政府的军政大权。政变之后，司马懿大举剪除曹氏集团，与曹爽有关的很多人遭到诛连。羊祜的岳父夏侯霸为逃避杀戮，投降了蜀国。在这场灾难中，羊祜并未因岳父降蜀受罚，这大约得济于他的亲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高贵乡公曹髦统治时期，司马昭执政。羊祜第一次接受征辟，先后出仕中书侍郎、给事中、黄门郎等职。陈留王曹奂时期，羊祜调任为秘书监。曹魏末年已完全是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司马懿父子兄弟相继执政。他们先后废杀两位皇帝，又屡次诛杀大臣，改章变制，发号施令，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实际统治者。这时，羊祜已加入司马氏集团，并逐渐上升为该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司马炎建五等爵制，羊祜以功被封为巨平子，食邑六百户。不久，又被拜为相国从事中郎，与司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机密。晋代魏前夕，司马炎调羊祜为中领军，把统领御林军，掌管京城内外戍卫的重任交给了他。咸熙二年十二月（266年1月），司马炎受禅称帝，建立西晋王朝。羊祜以佐命之功，被进号为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羊祜怕引起贾充等权臣的妒嫉，固让封公，只受侯爵。泰始初年，司马炎曾改任羊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等职。
镇戍荆州，以德服人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羊祜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雄心勃勃，积极筹划消灭孙吴政权的战争，以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泰始五年（269），司马炎除任命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镇临淄、下邳，加强对孙吴的军事布置以外，又特地调任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进行战前准备。
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西晋的荆州包括今天的陕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区。孙吴的荆州则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晋吴间的边界线以荆州为最长，所以这里是灭吴战争的关键地区。
羊祜到任后，发现荆州的形势并不稳固。不但老百姓的生活不够安定，就连戍兵的军粮也不充足。于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开发荆州方面。他下书给辖下的镇将，禁止他们以建造府第的名义扰民，并大量开办学校，允许晋吴双方的边民来去自由，尽可能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了消除边害，以便抽出一部分军队进行生产，羊祜设法使孙吴撤掉了对襄阳威胁最大的石城驻军。然后，他把军队分作两半，一半执行巡逻戍守的军事任务，一半垦田。当年，全军共垦田八百余顷，到年底收获的时候，打下的粮食足够十年的军需。羊祜的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下令取消江北所有的都督建置，授予羊祜南中郎将的职务，负责指挥汉东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不久，羊祜又被加封为车骑将军，并受到开府如三司之仪的特殊待遇。这一年，羊祜四十九岁。
泰始六年（270），孙吴在荆州的都督换上江东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达荆州后，注意到西晋的动向，立即上疏给吴主孙皓。陆抗对荆州的形势表示忧虑，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应该认真备战。他把自己的想法归纳为十七条建议，请求实行。陆抗的到来，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面加紧在荆州进行军事布置；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议，伐吴战争必须利用长江上游的便利条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区）大办水军。羊祜认为，益州刺史王濬是治理水军的最佳人选。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济其所欲，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终于使晋武帝改变将王濬调离益州的打算。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濬统率的益州水军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首先攻陷建邺、生擒孙皓的西晋军队。
泰始八年（272）八月，吴主孙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阐的职务。步阐因害怕被杀，拒绝返回建邺，当年九月，献城降晋。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监军徐胤各率军分别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县），从东西两面分散陆抗的兵力，以实现由荆州刺史杨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阐的计划。但陆抗破坏了江陵以北的道路，晋军粮秣的运输发生困难，再加上江陵城防坚固，不易攻打，羊祜顿兵于城下，不能前进。杨肇兵少粮悬，被陆抗击败，步阐城陷族诛。战争结束后，羊祜受到处罚，被贬官为平南将军。
西陵救援失利后，羊祜总结教训认识到：孙吴的国势虽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荆州尚有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主持军事，平吴战争不宜操之过急。于是，他采取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的两面策略，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寻找灭吴的合适时机。羊祜派兵占据了荆州以东的战略要地，先后建立五座城池，把石城以西的土地都纳入西晋的版图之中。在荆州边界，他对孙吴的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每当发生军事冲突，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许他们再说。有一次，部下从边界抓到吴军两位将领的孩子。他知道后，马上命令将孩子送回。羊祜经常释放被俘的敌将，对战死的吴人也厚礼殡敛，送交对方。行军路过吴国边境，如果晋军使用当地的粮草，他都要下属按数作价给予赔偿。打猎的时候，羊祜约束部下，不许超越边界线。凡是被吴人射杀的禽兽，他都送还对方。对于投奔西晋的吴军将领，羊祜更是格外优待。羊祜这些作法，使对方心悦诚服。吴国人十分尊重他，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许多人受到感召而投降于他。例如，吴将夏详、邵f降晋，随同他们而来就有当初被羊祜送回孩子的两位将领。吴将邓香进攻夏口，兵败被俘，羊祜当场将他释放。不久，邓香率领着部下重新归降过来。陆抗对羊祜这一套收买人心的措施，毫无办法，只好告诫部下说：“羊祜专门做好事，如果我们专门干不好的事，这不等于说，不用打仗，我们就让人家制服了吗？现在，我们只要守好边界就行了，千万不能光想占对方的小便宜。”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的荆州边线处于和平状态。
壮志未酬身先死咸宁二年（276）十月，晋武帝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吴军，恰巧两年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孙吴荆州前线失去唯一能与羊祜抗衡的军事家。而这时，在孙皓高压统治下的吴国境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民怨鼎沸，危机四伏。这一切表明西晋灭吴的条件已经成熟。羊祜不失时机地上疏给晋武帝请求伐吴。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后的南北两国关系。指出，双方边战屡起，根本的原因是吴国的弃信背义。只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扫灭吴国，才能天下太平，永无兵役。他反对以春秋诸侯争霸的观点类比晋吴关系，劝告晋武帝在广泛听取臣下意见的同时，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羊祜以蜀亡为例，说明两国交战，只有势均力敌，自然环境的险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光凭山水险阻，无济于事。他分析说，吴国的地理条件远不如蜀国，“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而危机却十分严重，“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在西晋方面，无论军队的数量，还是资储器械，都大比灭蜀的时候丰足。但如果不抓着这个大好的时机，军事优势就会在日常的消耗中丧失。羊祜详细地为未来战争进行了规划，建议“梁、益（今四川、陕西地区）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东北、河南西南一带的晋军），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汉）；徐、扬、青、兖（指今皖北、苏北一带的晋军），并向秣陵（今江苏南京）”。几路大军，同时进击，吴军势分形散，根本无法对抗。孙吴国内人心思乱，兵临之际，绝不会出现奋力死战的局面。吴人长于水战，短于陆战。一旦晋军攻破长江，吴人只能退保城池，去长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计，整个灭吴战争不用很长的时间，就会获得胜利。
羊祜的建议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等人的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人骚乱问题，认为那里尚未平定，不应该同时进行灭吴战争。最初晋武帝对羊祜的上疏是大体赞同的，听到反对派的意见，态度又犹豫起来。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说，灭吴与平定鲜卑骚乱并不矛盾，相反，只会促进西北问题的解决。他要求晋武帝尽快完成这一丰功伟绩。但是，除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外，羊祜的意见没有为众人所接受，灭吴建议被搁置了。羊祜对此十分痛心，他说：“世间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好的机会被放过了，怎么能不受再兴办此事的后来者谴责呢？”
咸宁三年（277），孙吴夏口都督孙慎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没有派兵对孙慎进行追击。事后，晋武帝派人追查原因，并打算移徙荆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说：“襄阳和江夏相距八百余里，等我们得到敌人的消息，对方早已离开多日，怎么会追得上呢？调动军队徒劳往返，只是为避免个人受罚，这是我绝不干的事情。”他还认为，曹操置都督府与州治相近，主要目的为防止兵力分散。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能因为战场上的偶然失利，随便迁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后，他抱病再一次向晋武帝陈述伐吴主张。后来，因病势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来探病的张华讲：“孙皓昏庸暴虐，现在灭吴可以不战而克。如果一旦孙皓不在了，吴国另立有为的新君。我们虽然有雄兵百万，也不容易灭掉它了。吴国终将成为我们的后患！”在得到张华的赞同后，他高兴地说：“你是能使我志向得到实现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势继续恶化，晋武帝开始着急，要求羊祜带病指挥这场战争。羊祜回答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挥不可。对于功名的事，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会推荐他的。”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羊祜没有看错人，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羊祜虽然失去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晋武帝在灭吴后的庆功会上流着眼泪，追忆羊祜的功绩说：“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的功劳啊！”并按照汉代封萧何的仪礼，给予羊祜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
羊祜为人正直。在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职居高位，却从不随波逐流，结党营私。有人曾劝他“有所营置，令有所归戴者。”羊祜拒绝说，绝不干树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他本人即弃官回乡。由于一直谦让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后，许多僚属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浮华之徒。为此，他得罪了当朝的一些权贵。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经常造他的谣。时人也有顺口溜讲：“二王当国，羊公无德。”羊祜对下属十分谦和。初到荆州，他曾夜出营门游玩。军司徐胤拒绝开营门，并批评他说：“您担负都督的重任，随意外出，是不顾国家安危的轻率举动。”羊祜不但当面接受徐胤的批评，而且从此以后出入十分谨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较俭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于资助亲戚和赏赐军士。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在荆州地区，羊祜有较高的威望。羊祜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集日。满集的人闻讯莫不痛哭流涕。谁也无心作生意，最后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孙吴守边的将士知道消息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地的老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憩的岘山，刻下石碑，建起庙宇，按着时节进行祭祀。由于人们一看见石碑就要落泪，所以这块碑又名“堕泪碑”。人们主动避羊祜的名讳，把屋室称作门，并改户曹为辞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晋书·羊祜传》记载的《老子传》外，《隋节·经籍志》又收录有《集》二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节杜预①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
博学多通的“杜武库”
杜预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级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于曹操，曾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受封为丰乐亭侯。父亲杜恕官至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
杜预虽然生长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袴子弟。他从小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个“杜武库”的绰号，称赞他博学多通，就象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府的内部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于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书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杜恕因此触犯司马懿，屡遭排挤，被出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实际权力。当年，征北将军程喜秉承司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受到父亲的牵连，杜预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未能出仕。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相继病死后，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职务执政。这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曹氏余党陆续被翦除干净，司马氏代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对某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司马昭素闻杜预的才能，极力争取他，亲自把妹妹嫁与杜预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复了杜预袭爵的权力，征辟为尚书郎。司马昭任相国后，杜预改任为参相府军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委任为主力军统帅锺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魏军攻灭蜀国，钟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被乱兵杀死。魏军监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解这一阴谋的邓艾。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僚属丧生。杜预凭借智慧幸免于难。事后，他冒着被卫瓘构陷的危险，当众对卫瓘杀人灭口的卑鄙行径进行指责，认为卫瓘对这场动乱也是有责任的。
咸熙元年（264）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时任守河南尹，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部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268）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杜预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标准，不是讲道理的书，所以法律应该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触犯。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68），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但是杜预的建议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先为安西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他的对头石鉴也到达了这里。石鉴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是杜预的顶头上司。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骑的杜预出击。杜预识破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他顶撞石鉴说，草盛马肥的六月根本不适合同鲜卑人作战，另外政府军队的兵源给养问题也必须集中力量预先解决，所以交战的时间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预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拒绝出兵，激怒了石鉴。石鉴找个罪名，将杜预逮捕送交给廷尉治罪。多亏杜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才保住性命，但仍丢掉了爵位。不久，石鉴在一次战斗中，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朝廷重新使用他参谋军国大谋。很快，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因为石鉴的报复，他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学发明。社预制造成功人排新器，并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杜预对当时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杜预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典牧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西晋政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三陈平吴策同年十一月，晋武帝改任杜预为镇南大将军。受命之后，杜预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经去世的原荆州都督羊祜的职务，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作战前准备。
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西晋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孙吴政权仍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不过，孙吴的国力远比西晋要弱，再加上政局动荡，很难同西晋抗衡。晋武帝登位以后一直想发动灭吴战争，可是西晋朝廷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除羊祜、张华等少数大臣支持晋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数人态度暧昧。朝廷中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象贾充、荀勖等则持有不同见解，以致错过了一些灭掉孙吴的极好的战机。咸宁四年春天，荆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羊祜突然病重，一直优柔寡断的晋武帝有些后悔，想让羊祜带病出征，但羊祜很快去世了。临终前，羊祜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认为他完全可以担此重任。羊祜举荐杜预，一方面是因为在朝廷内部的争论中，杜预始终站在羊祜一边，积极支持灭吴战争；另一方则是因为杜预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杜预驻守的襄阳是西晋南部边境荆州的首府。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争一开始，杜预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孙吴的荆州。
杜预到达荆州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兵奇袭西陵。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是孙吴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驰骋荆州。对于西陵的重要性，孙吴也早有注意。大将陆逊曾指出，西陵是孙吴的西大门，丢掉西陵则整个荆州不保。所以，从陆逊到他的儿子陆抗，从没有放松过对西陵的控制。但杜预发现自陆抗死后，吴主孙皓逐渐削减了这里的兵力。只是驻守在这里的总督是孙吴的名将张政；不除张政，西陵很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于是，杜预实施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他从军队中挑选了一批精壮的将士，突然偷袭张政。张政虽然对杜预的到来有所警惕，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到任就来偷袭，由于没有准备吃了败仗。张政害怕孙皓惩罚他，没有如实报告情况。杜预早了解孙皓生性多疑，对臣下不很信任，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虏送到孙吴的首都建邺。孙皓果然中计，气急败坏地召回张政，任命武昌监刘宪接替他的职务。在大战之前，敌人将帅移易，军心动荡，这就为晋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准备就绪后，上书晋武帝请求开战。这时，驻守在扬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王浑上表声称孙吴要发倾国之兵攻打晋国。反对派乘机说三道四，弄得晋武帝对杜预的请战迟疑不决，最后竟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到下一年。
杜预得知晋武帝变卦，非常着急。他再一次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说，孙吴的兵力相当紧张，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连西线也无力增援。杜预婉转地批评晋武帝听信谣言，放弃灭吴大计，实际上是纵敌养患，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认为，灭吴战争胜券稳操，即使没有成功，也不会损失什么。对于杜预的上书，晋武帝仍然迟迟不置可否。杜预又急又气，第三次上书请求立即开战。他愤怒地批评反对派既不顾国家利益，又怕别人立功的阴暗心理和可耻行径。杜预还向晋武帝指出，由于我们要攻打吴国的消息已经泄露，吴国可能要采取对策，那必将给我们灭亡吴国的战争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当杜预的这次上书被人送到晋武帝那里的时候，大臣张华正在陪晋武帝下棋。张华立即推开棋盘，劝晋武帝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恳求他采纳杜预的建议。这时候，贾充、荀勖等人又出来大唱反调。大臣山涛竟然强词夺理地说：“外宁必有内忧。留下个吴国，可以避免内乱，说不定是件大好事呢！”由于杜预的几次上书，把攻打孙吴的形势剖析得一清二楚，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发兵攻打孙吴。
功勋卓著这一年十一月，晋武帝调集大军二十多万，兵分六路，水陆齐进，大举进攻吴国。杜预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担任主帅，晋武帝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
咸宁六年（280）正月，杜预命令他的军队包围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不想在这里消耗时间和兵力，对它只是围而不歼。在切断了江陵和外部的联系之后，他立即调动一部分兵力向西进攻，夺取沿江的一些城池。一个漆黑的夜晚，杜预派遣几名得力的将领率领八百名精壮的士卒去偷袭江南的乐乡。这支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人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长江。他们按照主帅的计谋，一方面在山上到处点火，树立旗帜，虚张声势；一方面分兵袭击乐乡附近的各个要害地区。这样一来，把乐乡城里的吴军都督孙歆吓得坐卧不安，各处的吴军也人心惶惶，不敢随意行动。接着，杜预的这支人马就埋伏在乐乡城外，等待时机攻城。正巧，这时候有一支吴军从江岸返回乐乡；杜预的将士就乔装打扮，混杂在吴军的队伍里溜进城里，活捉了吴军都督孙歆。杜预设计巧取乐乡，使部下将士十分钦佩。他们都说：“主帅用计谋打仗，真是以一当万啊！”
在扫清江陵的外围之后，杜预很快拿下江陵，占据荆州。接着杜预挥师东进，配合其他地区各路晋军攻打孙吴的都城建邺。有人对连续进军产生了畏难情绪，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天气转热，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应该等到冬天再继续进军。杜预不以为然，分析整个战争形势说：“现在我们接连取胜，士气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气。打仗好比劈竹子，只要劈开几节，底下就会迎刃而解了。”杜预的意见终于为大家所接受，以后战争的形势正象杜预所预言的那样发展着。
在向东进的同时，杜预还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广州地区，也就是现在广西、广东一带。整个灭吴一役，杜预功勋卓著，共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人。杜预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武艺。《晋书》本传讲，他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很糟糕。但每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在灭吴战争中，吴人最恨杜预，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常常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杜预有大脖子病，东吴人就给狗脖子上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以发泄对杜预的仇恨。他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战争开始以后，他统率水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达荆州界内，王濬需受杜预指挥调遣。但是，杜预十分尊重他，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给对方制造任何困难。杜预还向王濬表示，水军可以根据战争的发展，自行指挥，并建议他尽量减少耽搁，直下建邺，建立旷世之功。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邺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同王濬在长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濬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濬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邺、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攻击陷害他。和王浑相比，杜预的人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它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杜预在这次战争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杜预继续镇守襄阳。他反对天下安定了就要废弃军备的观点，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放松部队的训练。杜预把荆州军队的防卫重点集中到了对付当地少数民族方面。
在荆州，杜预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在整修前代河渠的基础上，他引滍水、淯水两江之水入田，使一万余顷农田受益。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预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标上界石。杜预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运河一万余里，使夏水和沅、湘两水直接勾通，既解决了长江的排洪问题，又改善了荆州南北间的漕运。杜预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老百姓称他为“杜父”，并歌颂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但是，杜预却不得不提防京城中的权贵对他的陷害。每年杜预都要大量送礼贿赂他们。他曾对别人说，这样作不是企图通过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权贵不要加害于他。
太康五年闰十二月（285年1月），杜预被征调到中央政府任司隶校尉，途中行至邓县，突然病故，终年六十三岁。
杜预生前的著述很多。他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世，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他的文集十八卷。
第六章曹植、阮籍、陆机、陆云第一节曹植“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谓曹操传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悔而罢之”云云。
这件事情如果属实，大概恰可作为曹植“饮酒不节”的注脚。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来，曹植之醉，又非由于自己“饮酒不节”，而是中了曹丕之计。
《魏氏春秋》所载，当然也不是完全可据的。但由此却可推知，所谓曹植“饮酒不节”者，亦未必全属事实。曹植有《酒赋》一文，假借矫俗先生之言曰：“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据此申论云：“《酒赋》结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岂沉湎于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
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
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丁晏申论，似有道理。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作危险之源。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他说：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固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话说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说：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材，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陈审举表》也是曹植此时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与之合，窃窥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这一段话说得更加随便了。作为诸侯王，最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说自己熟知兵法，“行师用兵之要”，能与孙吴
合。不但不自韬晦，反而露才扬己。这正是他以前曾说的“道家之明忌”，他这时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这时如此放言无忌，居然未遭杀身之祸，这不能不说曹睿为人确比曹丕温厚，对于诸侯王的政策也确实比较温和。
在这篇《陈审举表》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站在“公族”的立场，曹植这话是说得中肯的。从当时曹魏政权面临的局势看，这话也是说得适时的。曹植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虽然缺乏政治头脑；而对于“豪右执政”，对于异姓“当权”，却很有政治眼光。没过几年，曹魏政权即为异姓所代，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当时对于这一番话似乎并未重视，只是“优文答报”
而已。
与此同时，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
“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命运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
第二节阮籍生平与著作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与曹氏的关系较深，对阮籍的政治立场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晋之际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为青少年时代。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②。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他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要突出，伏义给阮籍的信说：“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大体上与《世说》的记载相符。但是年轻的阮籍，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这时与阮籍有关系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修养，在此时已经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异之，以为胜己。”魏晋的名士风流，在阮籍身上表现比较突出。二是从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为第二阶段。竹林诸人的聚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阳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在野与之互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但这时发表的文章还很少涉及政治。阮籍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时之事。这个阶段，竹林诸人正是时代的骄子，文化界的先导。《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就特别指出嵇康的论和阮籍的诗作为代表。王导渡江以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咏怀诗》，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三是从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63），此为竹林七贤分化瓦解的阶段。从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来，司马氏营立家门，尽杀曹爽、何晏等敌对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游已经结束。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①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咸传》。
②《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杜笃《新书》云：“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陈留志》云：“魏末清河太守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①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以下引用此传，不再注明出处。
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中间一度出为东平相，后来又为步兵校尉。“但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始终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而山涛、王戎之流已经打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嵇康被杀之后，向秀应计入洛，阮籍也被迫写了劝进表。这时已经到司马氏代魏的前夕了。阮籍卒于景元四年（263）冬，时年五十四。这是嵇康死后的第二年，司马炎即位的前二年，《大人先生传》和《咏怀诗》的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阮籍是魏晋文士中放达派的代表，行为有些怪僻。服葬时居然饮酒食肉，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捉摸不透，对他作出错误的判断。当时人根据其疯疯癫癫的行为称之为“痴”，而礼法之士责备他不遵守名教，但这都是皮相之谈。他的这些行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烟幕或保护色。它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有一次，阮籍登广武（今河南荥阳）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即虎牢山，今河南荥阳），望京邑而叹，因赋豪杰诗。这倒流露出他对当时统治者的由衷的轻蔑。司马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残酷地屠杀异己，窃取了政权。石勒就曾说过：“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①阮籍的用意大约和石勒差不多，只是没有说出具体姓名而已。李白以为阮籍用竖子讥诮刘邦、项羽，却没有说对②。
阮籍也不是没有才干。他一度为东平相，小试牛刀。旬日之间，“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这一段短短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不是无所作为。《晋书本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却是实录。他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晋武帝）的求婚；锺会多次问以时事，企图通过他的表态，以便罗织罪名，皆以酣醉获免。这两个事例，说明了酒在阮籍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阮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载《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原注：梁十三卷，录一卷。两唐书经籍志《阮籍集》均作五卷。《唐日本国见在书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故唐代实有五卷、十卷两种本子。宋代书目多为十卷本。但《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有《阮步兵集》十卷，诗集类又有《阮步兵集》四卷。与隋唐时期实无多大悬殊。明代诸刻有黄省曾十卷本，张溥一卷本，其内容大致相同。惟钱曾所见朱子儋本多出四言《咏怀》十三首。丁福保历访海上藏书家，都无朱子儋本，其所辑《全三国诗》中所存四言诗仅有三首，与通行本无何出入。黄节为《咏怀诗》作注，始从明潘璁本检出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一至三与丁书相同，其四至十三则丁氏所未见者。黄氏据以入录，并为之作注，始得重见于世。其所据之潘璁本，据云乃明崇祯间所翻嘉靖刻本，前有嘉靖癸卯陈德文序及崇祯丁丑潘璁序，分上下两卷①。黄氏卒后，此书亦不知下落。后来逯钦立同志重①见《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
②见《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载《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有“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今，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等语。
①见《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9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辑魏诗，即据黄氏所校潘本过录②。黄氏书成于一九二○年，逯氏书成于一九六四年，前后不到半个世纪，古籍仍在不断销亡，这一点也很令人吃惊。玄学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标榜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到了战国中叶，发展为庄子的相对主义，发生很大变化。战国末年以迄汉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进而为黄老刑名。所谓黄老思想实以老子为主，庄子的影响并不显著。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垄断地位，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新儒学风靡一时。黄老思想一度消沉。东汉中叶以后，道家思想与神仙思想相结合，改头换面，成为道教的一个渊源。党人斗争失败以后黄巾大起义风起云涌，儒家思想丧失了过去的权威，思想界出现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晋玄学。这个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代替五经，以客观唯心论或朴素唯物论代替汉代的宗教神学。和汉代的天人感应论、目的论相比，它有清醒和梦呓之别。这种思想的萌芽，应该从仲长统说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的呼声①，标识着时代思潮的转变。
阮籍对于《老子》、《庄子》、《周易》，都下过工夫，他的《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就是这方面的著作，可惜篇幅断烂，不能反映他的全部思想的内容。能够指出的是，他具有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并且具有沟通儒道的倾向。他对于自然界的解释：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
他是用《易传》的思想，修正了老子的客观唯心论。他关于道的解释：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能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
（《通老论》）肯定了道法自然。自然（物质）是第一义的，道（规律）是第二义的。有了自然世界，然后才有精神的存在。他摆正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说的非常清楚。他把太极、元、道，并列起来，有意识沟通儒道之邮，但三者并不完全一样。道是出于自然的，而太极是自然的同义语，道和太极之间，怎么能画等号呢？这是阮籍的一个漏洞。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阮籍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的产物。他把人的精神分作性（天性）、情（**）、神（思想意识）三种。以为：人生天地之间，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论》）
他在这里，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谈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有了自然界然后才有人，有了人然后才有各种精神状态。他不但用《易传》充实道家的唯物论，而且也用儒家关于性情的说法，补充道家之不足。这种作法的企图是好的。但是，自然、精气的道家用语，阴阳、五行、游魂之变的儒家用语，错杂使用，有意捏合而不能泯为一体。这是他的缺点。
虽然如此，他已经摆脱了汉代思想家的束缚，他在庄子的影响下，鼓吹②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93页。
①引自《后汉书》有关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他说：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理其事。（《达庄论》）
这种说法，援用儒家的词句，用庄子变换了它的思想。在下面的几句话中，情况更为明显。
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重阴需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达庄论》）
男女同位四句，阮籍引用《周易说卦传》而稍加变通。原文作“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高亨云：不字疑衍）相射”。意谓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每一对彼此矛盾对立。而阮籍则把本来有差别的东西，说成没有差别，把本来性质相反的东西，说它们可以相通。这是用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来解释《周易》，与《周易》的原意自然不能相合，但是它不仅直接继绍《齐物》、《秋水》的心传，而且间接也和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说法遥相呼应。
阮籍的思想不够深刻，也不够成熟，但在魏晋之际，这种思想还有一定进步意义。因为他不谈天人相应，不谈受命之符，不谈天生圣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划清了界限；同是谈论《周易》，他不仅绝口不谈卦气（孟喜）、爻辰（郑玄）、升降（荀爽）、旁通（虞翻）等等，和汉易分道扬镳，而且也和王弼不同。王弼说：“圣人体无”①，对《周易》作了唯心论的解释，而阮籍则以为“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见《通易论》），对《周易》作了唯物论的解释。
在政治思想上，阮籍同情人民，强烈谴责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反对君主**。他认为名教、礼法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种思想是相当深刻的，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不仅不承认有什么圣君贤相，而且把他们都看成坏蛋。他谴责他们两面派的行径，“假廉以生贪，内险而外仁。”（《大人先生传》）廉洁、仁慈是外表，贪婪、险毒是实际。他们“欺愚诳拙，藏智自神”，以至出现弱肉强食的局面。他们真正有了地位之后，就不遗余力地剥削人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同上）从思想渊源来看，这是仲长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阮籍的说法，比仲长统深刻得多。
他深知赏罚的作用及其实质，也深知赏罚的局限性。他说：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同上）
他的这种说法宣布了法家思想的破产。他举出秦国为例说：秦破六国并兼其地，夷灭诸侯，南面称帝。姱盛色，崇靡丽，凿南山以为阙，表东海以为门，万世而不绝，图无穷而永存。美宫室而盛帷帟，击钟鼓而扬其章，广苑囿而深池沼，兴渭北而建咸阳，■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藂于阿房。时代存而迭处，故先得而后亡，山东之徒虏遂起而王天下。（《达庄论》）
秦汉以来的几度兴亡，给阮籍以深刻地教育，魏晋易代中的篡弑屠杀，更使其有切肤之痛，他从阶级国家的形成当中，发现社会动乱的病根在于君主**。他指出：盖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①《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注引《王弼传》。
他用阶级、法律来概括国家机器，已经基本上掌握其压迫剥削的实质。
仲长统对于社会发展的归趋，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而阮籍则不然，他认为只要取消君主，就可以万事大吉。他说：盖无君而庶民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同上）
这种没有君臣，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实在就是远古的原始公社。阮籍以后，鲍敬言又发挥这种无君论，陶渊明也向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乌托邦。①这种思想固然是对原始公社的憧憬，也与当时的坞壁经济有关，不能说他完全出于空想。
由于同情人民，阮籍也非常憎恶统治阶级的走狗。他在《大人先生传》中，采取大人先生和“君子”对话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鞭挞，把他们的宦海浮沉，比作虱处裈中。其略曰：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何异乎虱之处裈中乎！（据《晋书》本传）他对于这些“君子”的攻击，应该和他的无君论结合起来看。
表现在社会思想上，阮籍的一些行动也开风气之先。他有意识地反对男女授受不亲，提倡男女社交公开。把母亲和父亲放到同等地位，都有提高女权的味道。但是他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却很少保存下来。
文学成就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他的不朽之作。它摆脱了汉代乐府和古诗中描写游子思妇的老调，也迥异于建安以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新风①，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其所描写的内容是时世的艰辛，朋辈的不幸，宵小的猖狂，个人的坎坷，愤世、嫉俗、忧生、惧祸的心情，完全出之于诗，因而值得重视。屈原不过是惧谗畏讥，庾信不过是因绝望而悲歌，老实说他们都不存在生命危险，而阮籍“以其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托之《咏怀》，皆属有为而言，绝无游枝之语”②。其处境比他们格外艰苦，这些诗的创作绝非容易，保存下来尤其困难。它是曹、马政权交替之际幸存者的呼声，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魏晋之际历史的一面镜子。自从它问世以来，文艺批评家对它极力推崇，除了已引刘勰的话以外，锺嵘也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①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对阮籍的苦心孤诣，并没有完全揭发出来。锺嵘以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②。李善以为“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过，因兹发咏，每有忆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①引自陶渊明《桃花源诗》。
①《文心雕龙·明诗篇》。
②见程千帆《古诗考索》第283页。
①《诗品》上。
②《诗品》上。
世下难以情测。”③他们的话都不错，经过清代何焯、陈沆诸人的不断钻研，大体上已能读懂。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可以对魏晋的时世增加新的认识。《咏怀诗》是政治诗，其中对于改朝换代的描写，俯拾皆是。如：“欢娱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其五）“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十二）“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其十八）“适逢高风起，羽翼自摧藏。”（其七十九）。所谓白日、羲和都泛指曹魏政权，所谓高风泛指敌对势力。古来多用太阳以喻君主。这些辞句表示曹魏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濒于灭亡的境地，用意非常明白。“欢娱未终极、羽翼自摧藏”，则是其个人的遭遇。
其实，曹魏后期的政治大事，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高贵乡公的被杀等等，在诗中都有所反映，作者的描述也是有倾向性的。如：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秀相追寻。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其十一）
按：此诗以楚国的往事比喻曹魏的行将灭亡。究其实旨，它是针对高平陵事件而发。何焯以为“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灵侯比曹爽朱华句谓私取先帝才人为伎乐，高蔡句谓兄弟数出游也。”何说大体妥当。曹爽的党羽何晏是南阳宛人、邓飏是南阳新野人。相当于三楚的秀士。他们虽对司马氏实行夺权，而未能加意防范，卒招致高平陵事件的爆发，司马氏把他们一网打尽。《战国策·楚策》楚辛谏楚顷襄王举黄鸟为喻，由黄鸟谈到蔡圣侯。他说：“黄鸟其小者也，蔡圣侯因是已。南游高陂，北陵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视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受命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这一篇作品，可以说是悼念何晏的诗。“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流露出作者对诸人的感情。有人把这首诗加到齐王芳身上是错误的。四言《咏怀》有云：“三后临朝，二八登庸，升我俊髦，黜彼顽凶。”三后当然是指文帝、明帝和齐王，顽凶大约是指曹爽诸人。立意与此篇矛盾，应是故意错乱其辞，用以逃避文网。又如：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其十六）
按：此诗据何焯所考是指司马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之事。废幼帝为齐王，事在九月甲戌（十九日），立高贵乡公在十月庚寅（初六日）。这种废立大事恰在九月、十月之交，相当于鹑火中。而司马师的决策废立，稍前于此，正在日月相望（十五日）之时。何义门的考订大体可信。作者对此无能为力，却也并不甘心。他用不惜憔悴的语言，表示他的抗议。又如：王子十五年，游行洛水滨，朱颜茂春华，辩惠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轻荡易恍惚，飘飖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其六十五）
按：此诗用王子晋早夭的故事，刻画高贵乡公的遇害。史称高贵乡公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率领殿中宿卫诸人，要和司马昭决一死战，司马昭的党羽贾充迎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于是成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当时高贵乡公只有二十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③《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注。
云：“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然轻燥忿肆，自蹈大祸。”把曹髦的被害，归咎于他的轻举妄动，这正是陈寿的曲笔。但这种记载与诗中的轻荡、弃身恰相照应。当时司马氏篡夺之势已成，正在易代前夕，阮籍用酸辛二字表示他的哀悼。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不妨认为“驾言发魏都”、“昔余游大梁”两首，都是与评魏明帝有关的诗篇。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其三十一）
魏都、梁王，都是借古讽今，“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则是曹魏的现实。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所怜者谁子，明察应自然。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其二十九）
按：大梁明指魏都，而第二句的黄华，为山名。《水经·洹水注》云：“洹水出上党泫氏县，东过隆虑县（今河南林县）北，又东北出山径邺县南。”又云：“（隆虑）县有黄华水，出于神囷之山黄华谷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门带，带即山之第三级也。”所以诗中的黄华，实际上离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颇远，而为邺都（今河北临漳）附近的山。诗中的高台，不是神话**工之台，而应如黄节所指邺中的三台。肆侈两句是对魏明帝曹叡的批评。他肆意挥霍，大兴土木，死时只有三十六岁。《魏略》和《三国志》对其沉湎酒色、轻用民力，有许多记录。如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又于芳林园起陂池，修土山，公卿群僚皆往负土，宫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又录夺已经出嫁的士家（即军户）之女，配嫁无妻的军士。规定其夫家可以生口自赎，又选其有姿色者入宫。当时臣僚杨阜、高堂隆等上书切谏，他一律不听。这些事实，就是《咏怀诗》写作的背景。阮籍的《咏怀诗》中，爱憎是比较分明的。他有的怀念，有的羡慕，有的怜悯，有的谴责，决不含混。
关于怀念之例，或泛称所思（如：“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见其十五），或泛称亲友（如：“徬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见其三十六），或泛称佳人（如：“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见其八十），或称故时人（如：“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见其三十四）或称客与宾，兹举此首为例。
平昼整衣冠，思见客与宾，宾客者谁子，倏忽若飞尘。裳衣佩云气，言语究灵神，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阮籍所怀念的，是其亲友、故人。结合他的交游来看，并不难得出答案。只是当其写作当时，有的人已经不在了（如嵇康），有的人已经转变了（如山涛）。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永远没有了。“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其七十七），阮籍在这里便流露出索漠孤独之感。关于羡慕的例子，也有很多。阮籍所羡慕的是安贫乐道的上世士，是不以生死异其操守的穷达士，是慷慨捐生的壮士。关于第一类，例证较多，这里姑且不谈。关于第二类，如：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其十三）
这首诗是就李斯、苏秦和伯夷、叔齐之死，发表议论。李斯被杀时，思为布衣而不可得，想到牵黄犬出上蔡东门的往事。苏秦佩六国相印，卒受车裂之刑。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对于三人之死，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清人何义门以为“此言人皆有死，若苛求富贵者，其卒亦贻五刑车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若夷齐者为得其所乎！”何义门的解释本来不错，但阮籍的用意，还在于“不食周粟”上，这一点何义门未及指出。如果看这一首还不清楚，请再看一首：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西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赡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其十八）
诗中歌颂的对象，是所谓穷达士。措辞很不平常。王暝怂担骸扒畲镒植⒂檬济睢４锕滩痪茫?钜嗪问А！蓖跏鲜蔷臀难?系男薮橇⒙鄣摹Ｈ绻?拥笔钡恼?味氛?慕嵌壤纯矗?饫锏那畲锸浚?Ω弥傅氖切е也苁系娜恕Ｆ?┗拱阉?潜茸鼍吧剿桑?美春吞依罨ɑハ喽哉铡?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固有常。（其三十九）
读了这首诗，很容易联想曹植的《白马篇》。从题材和内容来看，二者确有些类似。但时代不同了，它们的针对性毫无相同之处。曹植所能想到的敌人不过吴蜀，而阮籍的假想敌只能是司马氏。他所歌颂的只能是毋丘俭、诸葛诞等人。阮籍认为只有这样才算穷达不易其操，才算求仁得仁。
关于怜悯的例子，无过于湛湛长江水一首，上面已经谈过，兹不多赘。
关于谴责的例子，却特别多。这里有：颠倒黑白的工言子，惟利是图的佞邪子，趋炎附势的当路子，为虎作伥的缤纷子，故作姿态的洪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划归司马氏集团。
阮籍认为最危险的人物就是工言子：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其二十五）
这些话是针对司马氏的走狗锺会等人说的，不但嵇康之死是由于锺会的告密，而且阮籍本人也多次遭到锺会的盘算，只是由于他守口如瓶，才没有蹈嵇康的覆辙。
他谴责佞邪子：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嗤。（其三十六）
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也就谈不到什么正义与否的问题。
他谴责当路子：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其八）
当路子是随波逐流，忘乎所以的人-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