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近来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①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徵病情恶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望，并而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时年六十四。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安葬时，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愿，以布车载着灵柩。太宗悲恸之极，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他思念魏徵不已，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②太宗论定功臣，魏徵得以图像于凌烟阁。他望着魏徵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曰：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③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经魂徵举荐入相的杜正伦、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诛，因指摘魏徵有朋党；又扬言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遂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亲自书写的纪念碑。①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②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③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并非是谀美之辞。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七年。
①《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十九年。
③《魏郑公谏录》卷五。
第六章唐高祖第一节晋阳起兵唐高祖（566—635）是唐朝的开国君主，姓李，名渊。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①，其后屡经迁徙，至渊高祖李熙、曾祖李天赐均居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尧）②。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拜柱国大将军，与宇文泰、独孤信等为著名的“八柱国家”③，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
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都是独孤信的女儿。妻子窦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北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初李渊为千牛备身，得到独孤皇后的关爱，累转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大业初，为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卫尉少卿，掌管宫廷禁卫事，开始由文官转任武职。隋炀帝第二次征辽时，派李渊往怀远镇（今辽宁辽中附近）负责督运。杨玄感起兵反隋，又命李渊往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大业十一年夏，炀帝巡视太原，看到山西一带农民纷纷起义，便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①。李渊留家河东，率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打败了毋端儿部的起义军。又代樊子盖进攻绛郡起义军敬盘陀、柴保昌部。樊子盖在军，焚毁村坞，坑杀降人，“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②。李渊一反樊子盖所为，软硬兼施，对降人往往“引置左右”，于是降者“前后数万人，余党散入他郡”③。大业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这年十二月任太原留守。
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尤其是大河南北和江淮地区的农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越来越猜忌文武大臣。先后杀害了宿将鱼俱罗和董纯，逼死了名将吐万绪。又以郕国公李浑名应“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杀了他一家三十二人，因此使得人人自危。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对他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并且指出炀帝“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④。李渊“深然其言”。及任太原留守，他便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①这表明了李渊起兵的意图和策略。所以他到任以后，首先带兵在雀鼠谷击溃了活动于太原以南的历山飞别将甄翟儿部，稳定了山西的局势。①此据《旧唐书·高祖纪》，《新唐书》作陇西成纪（甘肃静宁西南）人。历来对李唐先世的说法不一。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考证，可参考。
②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③《周书》卷十六“史臣曰”。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
④《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夏侯端传》。
①②③④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但在对突厥入侵的防御战中，前时虽曾获胜，这次派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作战，却遭到失败。炀帝下令系渊而斩王仁恭。李渊对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弟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②过了不久，炀帝又遣使者驰驿赦渊及仁恭，使复旧职。李渊高兴地对世民说：“天其以此使促吾，吾当见机而作。”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③。经过这次事故，李渊便加速了举兵反隋的活动。
李渊为人“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④。他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早就授意长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次子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建成兄弟“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⑤。当时晋阳令刘文静看到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及刘文静坐与李密联姻系狱，李世民前往探视，共商大计。刘文静根据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主张“驱驾取之”。并且指出，招集大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⑥。大业十三年二月，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马邑，进据汾阳宫，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李渊乘机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募集兵员，“旬日间众且一万”①。又暗中派人往蒲州召儿子建成、元吉至晋阳，准备起事。副留守高君雅、王威对李渊颇怀疑惧，将为不利。五月甲子，李渊借口高、王二人“潜引突厥入寇”，把他们杀了，正式起兵。
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对始毕可汗说：“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惟可汗所择。”②突厥可汗复书说，如李渊自为天子，愿以兵马相助。六月己卯，建成、元吉自河东到达晋阳，裴寂等乃因建成兄弟，请“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③。李渊完全照办了。西河郡不肯从命，李渊使建成、世民将兵攻破郡城，斩郡丞高德儒。自此李渊自称大将军，署置府僚，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官员，随才授任。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等，各置官属。又“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④。遂定入关之计。
⑥《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
①《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④《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二节进取关中，建立大唐炀帝大业十三年（恭帝义宁元年）七月壬子，李渊以四子元吉为太原留守，委以后事。第二天，李渊自率甲士三万誓师，由晋阳出发，沿着汾河谷道南下河东。表面上打着“志在尊隋”①的旗号，宣布尊立代王为帝。始毕派人送马千匹，驻在楼烦的突厥阿史那大奈也率兵相助。渊军行至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代王侑（炀帝孙）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霍邑（今属山西），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阻击渊军南下。这时正值秋雨连绵，道途泥泞，渊军不得前进，军粮也感匮乏。外间还谣传突厥将与刘武周乘虚掩袭晋阳，因刘文静出使突厥未归，不知虚实。李渊召集将佐商议对策。裴寂等主张“还救根本，更图后举”②。建成、世民则力主进军。他们认为：“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再者，“今来禾菽蔽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粟，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③李渊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作出了继续进军的决定。八月己卯，雨止天晴，军粮也从太原运来了，李渊便率军进攻霍邑。先以轻骑挑战，宋老生统兵三万由东门、南门出而迎战，渊兵少却，宋老生以为李渊畏惧，引兵前进，离城里余而阵。殷开山率步兵抵挡宋老生，建成、世民绕向宋老生阵后，分别屯守东门和南门，断其归路。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李渊派人高呼“已斩宋老生”。宋老生部众听了，阵势大乱，纷纷往回逃走，渊兵所向奋击，打得敌军“血流蔽地，僵尸相枕”④，宋老生也被杀死了。李渊乘胜挥兵登城，攻克霍邑。进军临汾（今山西临汾南），克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龙门县（今山西河津）。这时刘文静从突厥赶到，同来的还有突厥大将康鞘利所带的兵士五百、马匹二千。沿河守臣也纷纷来降。李渊以书招降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及渊进军壶口（今山西吉县西南黄河畔），孙华渡河来见，渊以孙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赏赐甚厚，仍使回河西接应。又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等将步骑六千，自梁山渡河，以待大军。李渊自率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固守。渊见城坚不易攻取，意欲引兵西往长安，与将佐商议。裴寂说：“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李世民则持相反意见，他说：“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①李渊综合两种意见，扬长避短，决定留兵围困河东，自统主力军西进。遂自壶口渡河，舍于朝邑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②。李渊分军两路，命李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等数万人屯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扼守潼关，以备东方援敌；命李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掠取渭水北岸之地，对长安采取钳形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③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攻势。
李渊在关中的亲属，听到渊军到来的消息，纷纷响应。他的女儿（柴绍之妻，开国后封为平阳公主）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别墅散家财，招集南山亡命，得数百人。又遣家人马三宝说降邻近的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众至数千。李渊的从弟李神通也在鄠县起兵，众至数千。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起兵，有众万余。其中平阳公主的势力最大，招集诸部攻下盩厔（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县，众至七万人，号称“娘子军”。李世民一路西进，所到之处，“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①。及至泾阳（今属陕西），胜兵九万，与“娘子军”相会，声势大张。李渊乃命建成率永丰仓精兵，自新丰西进长乐宫，世民回师北屯长安故城。李渊引军西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十月辛巳，渊至长安，驻营春明门（长安城东面三门之一）外。合军二十余万，大修战具，围攻京城。十一月丙辰，发起攻势，一时“云梯竞耸，楼橦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②。军头雷永吉等先登，守军溃散，遂克长安。李渊入城，迎代王侑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渊还居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③。杀隋大臣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等，余无所问。于是文武将佐请李渊即帝位，李渊不听，仍在观望和等待时机。王戌，迎立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渊自长乐宫入长安。隋恭帝授渊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视事于虔化门（在大兴殿前东偏）。“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任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④。置丞相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李纲为司录。李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国公，元吉为齐国公。
义宁二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为宇文化及等所杀，消息传到长安，隋恭帝被迫让位，李渊便在文武官吏一片劝进声中，于五月甲子正式做了皇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以世子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其余官属，自相国府长史裴寂以下，均进位有差。李渊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正好费了一年的时间。
①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第三节削平群雄，统一全国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北方边境有李轨、薛举、梁师都、郭子和、刘武周、高开道；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江淮之间，有杜伏威、李子通、陈稜；江南一带，有沈法兴、林士弘、萧铣。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
以上邦（今甘肃天水）为都城，雄踞陇右，自称秦帝的薛举，当李渊攻占长安之后，即令其子薛仁果（一作杲）率兵进攻扶风郡城（今陕西凤翔），被唐军打退。武德元年（618）六月，薛举亲自统军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高墌（今陕西长武西北）一战，唐将刘文静等以轻敌失败，薛举方欲乘胜前进，突然病死军中。其子仁果继位，居于折墌城（今泾川东北）。李世民乘机进军高墌，与秦将宗罗■相持两月有余，乘仁果粮尽、将士离心之际，在浅水原大败宗罗■，进围折墌，薛仁果穷蹙降唐。
平定薛仁果之后，唐军便把锋芒指向河西的李轨。除联络吐谷浑以孤立李轨外，主要用分化手段来瓦解李轨集团。武德二年五月，唐高祖派安兴贵至姑臧（今甘肃武威），招抚号称凉帝的李轨，轨不从。安兴贵乃与其弟安修仁引胡人发动兵变，颠覆了李轨的政权，河西五郡并入唐的版图。
正当唐廷经营西北的时候，代北的刘武周大举进攻太原，唐军战败，太原留守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南下攻取浍州（今山西翼城），兵势直达夏县、蒲坂，关中震骇。唐高祖“悉发关中兵”①，命李世民统领抵御。世民自龙门渡河，驻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部僵持五个月之久，到武德三年四月，唐军乘宋金刚军粮匮乏，向北撤退的时机，迅猛追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介休（今属山西）一带，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把宋金刚打得大败。宋金刚和刘武周一起逃往突厥，后来都被突厥杀死。唐军完全占领了山西地区。这样就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这时关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遭到洛阳王世充的沉重打击，已经失败降唐，后来又因图谋东山再起被杀。据有河北地区的窦建德，击溃了由江都北上的宇文化及统率的隋军残部，又渡河消灭了占据周桥（今山东定陶）的孟海公。王世充则在洛阳自称郑帝，雄踞河南，与河北的窦建德遥相对峙。江淮之间，杜伏威在与李子通、陈稜等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统一了这个地区。长江中游仍有萧铣割据称王。
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奉命率领大军出关，进攻王世充。世民屯军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指挥各军对洛阳采取大规模的包围形势。洛阳虽有坚城利器，但围困既久，粮食短缺，死者相属。王世充面对强敌，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建德起初颇存观望，意图坐收渔人之利。后来看到洛阳十分危急，认为“郑亡则夏不能独立”①。于是乘战胜孟海公的余威，在武德四年三月率兵援救洛阳。李世民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对战守的利害进行了剖析，决定采取“围郑击夏”的策略。亲率精锐，驰往武牢，据险御敌。窦建德迫于武牢之险，无法前进。留屯累月，军心懈怠，竟为唐军所败，建德被①《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投降了唐军。李世民一举消灭了窦、王两大劲敌，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唐廷既杀窦建德，对他的旧部多加迫害，并下令征召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等赴长安，范愿等畏祸，共推刘黑闼为首，起兵漳南，各地纷纷响应。不到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窦建德的故地。黑闼自称汉东王，仍都洺州。旧时官员，“半复本位”②。武德五年初，李世民再度出兵，打败刘黑闼，黑闼逃奔突厥。这次唐军虽然赢得了战争，仍然没有赢得河北的人心。过了两个月，刘黑闼在突厥骑兵的掩护下又回到河北，仍然得到旧部曹湛、董康买等的支持，“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③。旬日之间，刘黑闼就完全占领了以前失去的旧境，并拥兵南下，“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④。这次唐高祖派太子建成率军攻打刘黑闼，并对俘虏宽大处理，以安定人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刘黑闼在被唐军打败退却途中，为部将诸葛德威所执，被送洺州杀害。
还在唐高祖攻克长安时，就派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击破朱粲。自金川（今陕西安康）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①。孝恭被拜信州（旋改夔州）都督。大治舟舰，训练水师，积极备战。武德四年九月，唐以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今属湖北）、自称梁帝的萧铣。铣将文士弘拒战失败，萧铣出降。唐军一举平定了荆湖地区。淮南的杜伏威，已于武德二年归附于唐。中原既定，伏威奉诏入朝，留输公祏据守。武德六年，公祏“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②，遂举兵反唐，称帝于丹阳。唐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率诸将水陆并进，以讨公祏。七年三月公祏败死，江南全部平定。
武德七年，高开道为其部将张金树所杀，金树以地降唐。同年，唐将李世勣讨平徐圆朗。至此，唐廷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②《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旧唐书》卷五五《辅公祏传》。
第四节玄武门之变唐高祖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玄霸早夭外，长子建成立为皇太子，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次子世民，封秦王，才艺不凡，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与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高祖第四子齐王元吉一直支持李建成。
还在武德二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①。指的就是对李世民的猜忌，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矛盾就更深了。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提醒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因结山东英俊”②。建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践了这一建议。为了加强军事势力，建成私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拉拢后宫妃嫔，特别是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短毁世民。还联合元吉多次策划谋害李世民。至于李世民呢，封德彝就曾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③这并非妄测之辞。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团聚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他虽因赏赐李神通田庄事，得罪过张婕妤，但也“遍见诸妃”，“有以赂遗”④。他的妻子长孙氏也在高祖和妃嫔之间，“尽力弥缝”⑤，以争取后宫的支持，但收效不大。
武德六年以后，李世民深感“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⑥，矛盾更加尖锐了。七年六月，唐高祖避暑仁智宫（今陕西宜君西南），建成乘居守之机，私下叫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⑦。这事被揭发后，高祖大怒，召建成至宫究问，又令世民前往讨伐举兵反叛的杨文干，并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①世民很快平定了杨文干，但高祖在元吉与诸妃的请求及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东宫和秦府的臣僚王珪、韦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后来，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酖之，世民心痛吐血，高祖因此对他说：“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②建成、元吉认为放走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挠，一面派人上书谏止，一面派人对高祖陈说利害，高祖遂罢此议。这时建成加紧活动，翦除世民的羽翼，或进行收买。房玄龄、杜如晦皆以谗言被逐出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等成为收买的对象，形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长孙无忌、尉迟①《旧唐书》卷六二《李纲传》。
②③《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④《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⑤《旧唐书》卷五一《太穆皇后窦氏传》。
⑥《贞观政要》卷五。
⑦《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①②《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③，世民犹豫未决。恰在这时突厥入寇，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④。率更丞王晊又向世民告密，说建成将乘为元吉饯行时暗害世民，并尽坑敬德等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世民便与房玄龄等密商发动政变。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听了很惊讶，告诉他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⑤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伏兵玄武门，杀死了建成、元吉。高祖方泛舟海池，尉迟敬德戎服入见，高祖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时裴寂、陈叔达等均在，高祖对裴寂等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①高祖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过了六天，高祖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②到了八月间，便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高祖晚年亲见贞观时期的太平景象，有一次在未央宫为高级官员举行的宴会中，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使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高祖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③太宗举杯上寿道：“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袵，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④高祖欢喜极了，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罢。贞观九年（635）五月庚子，唐高祖病卒，年七十，葬于献陵（在今陕西三原）。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⑤《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③④《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七章唐太宗第一节从起兵到即位唐太宗（599—649），姓李，名世民。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今属陕西）别馆。李世民生长在军事贵族家庭，从小就娴习武艺，很会骑马射箭。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大一倍，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①。他也喜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豪爽有识见，“临机果断，不拘小节”②，具有进取向上的性格。
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十八岁的李世民应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认为始毕可汗“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猝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③。第一次表现了李世民根据敌我力量采取对策的军事才能。十二年，李渊与农民军甄翟儿在雀鼠谷作战，李世民率领骑兵冲破义军的包围，从而取得了胜利。开始表现出李世民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英勇战斗精神。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的过程中，李世民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军占领长安，李渊以丞相辅政，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国公。武德元年（618），高祖即位，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以击溃陇右的薛举集团的功勋，拜右武侯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时刘武周侵占并州，世民统军出击，大破刘军，收复并州，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世民旋即率军东征，一举消灭了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两大劲敌，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武德四年六月，唐军凯旋，世民“被金甲，陈铁骑一万，介士三万，前后鼓吹，献俘于太庙”①。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②，加号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五年，再度东出，打败窦建德余党刘黑闼于河北，黑闼奔突厥，加拜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这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③。以武功见称的李世民，从此也很重视文事了。
由于李世民战功卓著，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武德晚期，双方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唐高祖虽然重视有功的次子世民，但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太子建成的地位。世民深感“有功高不赏之惧”，便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建成、元吉，唐高祖被迫立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就传位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①《酉阳杂俎》卷一。
②③《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①《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②《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③《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第二节“贞观之治”
贞观时期（627—649），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极为强盛，出现了历史上艳称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特别是贞观前期的主要业绩如下：第一，在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而略有改革。朝廷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贞观时因太宗曾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任职位较低，又有才能的官员，担任宰相职务。这样不但有利于进用贤才，而且宰相的人数多了，可使互相制约，避免个人专断，从而加强了皇权。
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唐太宗对三省长官要求很严，他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①后来太宗又一次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毋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①唐太宗因此重申三省旧制，凡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抒己见，并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后，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复奏以后，然后施行。“由是鲜有败事”②。唐初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设刺史和令为州、县长官。地方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休戚。唐太宗很重视地方官的人选，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③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对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由于马周建议朝廷不可独重内臣，而轻视刺史、县令，太宗宣布：“刺史朕当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官的素质。贞观年间，各地循吏辈出，如邓州刺史陈君宾“储仓充羡”，通、巴二州刺史李桐客“治尚清平”，沧州刺史薛大鼎、瀛州刺史郑德本、冀州刺史贾敦颐“皆有治名”，河北人民称道他们为“铛脚刺史”⑤。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初为改变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制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为准”⑥，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⑦的精神，重加删定。贞观十一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一曰名例，①《贞观政要》卷一。
①《贞观政要》卷一。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③④《贞观政要》卷三。
⑤《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传》。铛有三脚，故以为喻。
⑥《唐会要》卷三九。
⑦《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
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改革后的《贞观律》成为唐律的定本，对后世封建法律起过重要影响。第二，在经济方面，继续推行武德末期颁行的均田制。贞观初，泽州刺史长孙顺德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②。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暴雨成灾，太宗“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大水户”③。这说明当时确实给农民分配过土地。不过这种土地除没官及官地外，大多为“荒闲无主之田”④。因此荒地较少的“狭乡”，农民受田往往不足规定的数量，所以贞观初“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⑤。贞观十一年新颁唐律规定，宽乡占田违限不以违令论处。原因是“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得虽多，律不与罪”⑥。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今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村落偪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太宗因忧授田不足便“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⑦。均田制的推行，使贫困的农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他告诫使者到达州县时，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①。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在法律中规定，“诸非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②。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有利于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
唐太宗还很重视水利建设，除朝廷设置专官，以“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外，各地兴修水利，颇著成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虢州弘农渠，太原晋渠、栅城渠，河中涑水渠、十石垆渠、马鞍坞渠，冀州葛荣渠，陕州利人渠，瀛州长丰渠、滹沱渠，沧州无棣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诸泉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回清塘，绵州折脚塘、云门堰、洛水堰，资州百枝池，扬州雷塘、勾城塘，杭州阳陂湖等，不下二十余处，其他不见记载的可能更多。水利的兴修，自然使“百姓获其利”。
贞观时期，由于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不断发展。贞观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③。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④。八年九年，“频至丰①《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②《旧唐书》卷五八《长孙顺德传》。
③《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⑤《旧唐书》卷一九一《崔善为传》。
⑥《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
⑦《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
①《贞观政要》佚篇，罗振玉校录。
②《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
③《贞观政要》卷一。
④《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⑤。这就是所谓“贞观之治”的太平景象。
第三，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尊崇儒学，自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①因为儒家之道，是“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②而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贞观二年始以孔子为先圣，在国学中设置庙堂，以备祀典，并下令各州县都置孔子庙。
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人，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在朝廷设立国子监，下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种学校，收教各级官僚子弟。另有弘文、崇文两馆，专为皇亲国戚和大官僚子弟而设。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州、县学，但主要是州、县两级学校。这些学校就其规模、种类、数量和课目来说，都比前代为进步。特别是专科性质学校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太宗的崇儒，引起了对经学的重视。贞观四年，他以经籍流传已久，文字颇多讹谬，命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少传家业，尤长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据晋、宋以来经籍古本，悉心校正，完成了《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定本，于贞观七年颁行全国。是为统一经学的第一步。不久，太宗又以儒家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书成，凡180卷，名曰《五经正义》。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二十多人。书成以后，由于博士马嘉运提出许多批评意见，至高宗永徽四年重新裁定，明令颁行。《五经正义》的编撰，实现了前此未有的经学思想的统一。
唐太宗还很重视历史对政治的借鉴作用。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贞观时期，在史书编纂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贞观三年，太宗诏修齐、周、隋、梁、陈五代史，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司其事。由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以房玄龄、魏徵为总监。贞观十年五代纪传修成。计《周书》50卷，《齐书》50卷，《梁书》56卷，《陈书》36卷，《隋书》55卷。为与五代纪传相配合，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令狐德棻等纂修《五代史志》，历时十五年，成书30卷，编入《隋书》，故《隋书》共85卷。贞观二十年，有诏重修《晋书》，先后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参加编纂的有令狐德棻、李淳风、李延寿等十八人。逾二年成书，凡130卷。以上六史均系官修，那时史家李延寿又私撰《南史》80卷，《北史》100卷，统称为唐初“八史”。
在修撰前代史的同时，也开始修撰国史。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①。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体的国史，粗成30卷，嗣后续有修撰。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要观看国史，要求房玄龄“撰以闻”。“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②。从⑤《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②《旧唐书》卷一**上《儒学传序》。
①《唐六典》卷九《史馆》。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七年。
此，除纪传体的国史外，又创立了编年体的实录，历朝相继纂修不辍。由此可见，贞观时史学盛极一时的情况。
第三节求贤和纳谏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善于求贤和纳谏。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①。即位之前，已收罗了不少文武贤才。即位之初，就要求右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对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②这说明人才无时不有，关键是在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③强调宰相的职责在于举用贤才。这年夏天，因天旱下诏求言，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深切时宜。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将，怎能写出这样的好奏章呢？问知是出于他的门客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见马周，留置门下省供事，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太宗用人，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马周、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有来自敌方的屈突通、尉迟敬德、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有出身贵族的萧瑀、陈叔达等，有拔于怨仇的魏徵、王珪、韦挺等。因此史家称赞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④。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别注意了解官吏的优缺点。贞观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参加的宴会上，太宗让“识鉴精通”的王珪悉加品藻。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①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八年，太宗还亲自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②就在这一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右卫大将军薛万徹等时说：“于今名将，惟（李）世勣、（李）道宗、万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徹非大胜则大败。”③对文武大臣才能这种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现了太宗用人的明达。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纳谏。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曾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①《贞观政要》卷七。
②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④《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②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鉴，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①。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谏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为特出。例如：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②因举尧、舜之所以明，在于通达下情；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谗佞。太宗听了很满意。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左仆射房玄龄认为，群雄竞起，战胜乃克，草创为难。魏徵却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与人授，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魏徵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守成之难，识见更为深远。所以唐太宗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③贞观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进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为与近年不同。如始则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始则亲君子疏小人，近则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则不事畋游，近则畋游无度；始则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始则虽遇灾荒而民不逃怨，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④无不切中时弊，深得太宗的嘉奖。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①贞观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进谏，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政治表现分不开的。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③《贞观政要》卷一。
④《贞观政要》卷十。
①《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第四节统一边疆，促进各民族交往贞观初期，边疆上存在着两个威胁力量，一是北部的突厥，一是西部的吐谷浑，而突厥对唐的威胁尤为严重。
唐高祖起兵时，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一度对颉利可汗称臣。及统一全国后，突厥不断侵扰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重兵进逼长安。太宗亲自领兵隔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无辞以对。在唐军的严加备御下，颉利不敢轻进，结果双方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②，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③。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正当唐太宗积极准备反击突厥的时候，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④，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大破颉利于定襄（治大利，今内蒙清水河）。颉利北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颉利打得大败。李靖乘胜追击，李勣又伏兵碛口，堵住颉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颉利可汗穷蹙被俘，东突厥灭亡。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各族都举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军在这次反击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唐初，吐谷浑虽一度与唐通好，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贞观九年（635），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难，经行了上千里的无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领的一支军队一直到达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伏允在逃窜中为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降唐。唐军凯旋，从而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次年八月，唐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①，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②③《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四年。
西州刺史。
贞观十八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次年冬，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军事力量对付敌对势力外，也用和亲政策保持边疆的安定，而以唐与吐蕃和亲影响最为深远。松赞干布是吐蕃杰出的君主。他向慕汉族文化，于贞观八年遣使入贡，后来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贞观十五年，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带去了内地的菜种、蚕种以及各种药物和典籍，也带去了大批工匠和乐队。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感到异常高兴。为了照顾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还改服汉人的“纨绮”①。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东北边疆，长期占据辽东一带的高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决定进攻高丽，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趍辽东。第二年，李世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曜兵鸭绿江上。唐太宗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破辽东城，进军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延寿、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太宗只好下令班师。
正当唐军征辽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河套。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将其灭亡，原来服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次年，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势力已达到漠北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①。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唐平东突厥后，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①。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吐谷浑平定以后，仍以慕容氏为可汗。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可汗。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民表示同样的关怀。隋末以来，边民多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②。对汉民“没落外番投化，给复十年”③。“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④。对各族将领都视为一体，不分畛域。当时有不少战功卓著的少数民族将领，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尤为有名。至于被任为将军而在地方任职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突厥与吐谷浑各请互市，他们从内地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内地“资于戎狄，杂畜被野”⑤，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乏耕牛”的困难。内地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吐蕃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跃。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蔬菜种子等物品，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吐蕃。在唐朝规模庞大的国学中，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吐蕃、渤海等族酋长的子弟。在吐鲁番等地还曾发现《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这都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进入内地，带来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法和海马葡萄纹的铜镜，也传入内地，并被普遍采用。在“四海宁一”的条件下，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①《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③《唐律疏议》卷四《名例》。
④《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八年。
第五节太宗晚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一诗句对唐太宗来说不太适合，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贤君。但他晚年的行事，也确实不如早年的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这样就引起人们对他前后期政治的不同观感。贞观前期，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遂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曾经自鸣得意地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①这种自满情绪使唐太宗在政治上产生了前后不同的变化。贞观十一年，魏徵上疏说：“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顷年则“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这是说纳谏不如以前了。魏徵又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②这是说用法不如以前了。就在这一年，马周也上疏说：“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誌。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这是说徭役比以前繁重了，繁重到“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③这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营建宫殿。从贞观八年，太宗断然不顾群议，修复洛阳宫后，接连在洛阳修飞山宫，在汝州修襄城宫，在长安修翠微宫，在宜君修玉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次是对边疆的用兵不戢，贞观末年，西取龟兹，东击高丽。为准备再次征辽，大量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既役民力，复征“船庸”，因此“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④。激起了雅（四川雅安）、邛（四川邛崃）、眉（四川眉山）三州僚人的反抗。
贞观后期，唐廷还出现了废立太子之争。太子承乾放荡不羁，不近正士，不听规谏，甚至纠集党羽，密谋为变，终于贞观十七年谋泄被废。太宗原想立魏王泰取代承乾，但遭到魏徵等人的反对。承乾被废后，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的推戴下，太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立晋王治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太宗少娴骑射，驰骋疆场，长习文事，优游翰墨，身体本来很好。但早年曾患气疾，累年不愈。在征辽的归途中，得过癰疾。贞观二十一年，又得风疾。由于疾病缠身，就在这年前后已“饵金石”①。所谓金石，大概就是丹药。次年，有个印度方士那罗迩娑婆，“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①《贞观政要》卷十。
②《贞观政要》卷五。
③《贞观政要》卷六。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但是“药成，服竟无效”②。实际上太宗服食此药，不但无效，而且是中毒暴亡。高宗时的郝处俊和宪宗时的李藩都谈到这件事，李藩说：“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③因为他时代较后，忌讳较少，所以说得很坦率。唐太宗卒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时年五十二。葬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九嵕山）。
唐太宗论其私德虽有不足，但他作为一个历史的巨人，则光照简册。他少娴军事，能征善战。自晋阳起兵，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轻扫刘黑闼，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基础。即位以后，他吸取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和隋末农民战争的深刻教训，励精图治，明于知人，善于纳谏，厘改政治制度，发展社会经济，提倡学术文化，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贞观之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他既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罕有的英明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②《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③《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
第八章长孙无忌房玄龄第一节长孙无忌戚里右族，秦王腹心长孙无忌（？—6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出自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祖父长孙兕仕北周，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平原公。父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从小爱好读书，因而“该博文史”①，通达颖悟，富有谋略。其妹十三岁“嫔于太宗”，即唐太宗文德皇后。隋义宁元年（617）七月，李渊起兵太原，向长安进发。九月，渡过黄河，进入朝邑（今陕西大荔东）长春宫，长孙无忌即前来进见。李渊见他有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从此，长孙无忌常随从李世民征战，成为他的心腹人物。后因功擢任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天下时屡建大功，位望隆重，从而威胁着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于是他们兄弟之间围绕着储位暗中角逐，并逐渐表面化了。武德九年（626），太子建成以反击突厥侵犯为名，欲乘机调出秦王府精兵猛将，并与齐王元吉谋杀秦王。长孙无忌见形势十分危急，极力劝说秦王先下手为强，杀掉太子。他说：“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哉？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于草泽，不得居王左右。”①六月三日，秦王命长孙无忌等将房玄龄、杜如晦召入王府，共商对策。经过筹划后，决定先发制人。六月四日凌晨，长孙无忌等随秦王伏兵于玄武门。当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早朝路经此门时，发动了突然袭击，成功地杀死了太子与齐王。事变后，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无忌任太子左庶子。
贞观佐命元勋唐太宗即位后，无忌迁升左武侯大将军。贞观元年（627），再迁任吏部尚书。唐太宗论定佐命功臣，以无忌为第一等大功，又进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无忌身为佐命元勋，又为皇后兄长，受到唐太宗的特殊礼遇，并得以经常出入太宗卧室。很快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开始执掌朝政。
这一年，东突厥内乱，不少大臣上言欲乘机攻灭突厥。唐太宗感到：突厥君臣昏乱，不出兵则坐失了良机；出兵又违背了同盟之义。他犹豫不定，一时难以决断，便召问宰相。萧瑀以为“兼弱攻昧，击之为善”。而无忌却主张：“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他主张休养生息，反对穷兵黩武，显然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因而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同。
唐太宗非常亲重长孙无忌。贞观二年（628）在南郊祭祀完毕，即命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同乘金辂。裴寂推辞，太宗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①于是三人同乘而归。
有人上表说长孙无忌权宠太盛，对长孙无忌深信不疑的唐太宗手持奏表①《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传》。
①《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
对他说：“我与公君臣间无少疑，使各怀所闻不言，斯则蔽矣。”并转而对群臣说：“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②尽管太宗对他毫无嫌疑，而无忌却自惧盈满，请求辞职，长孙皇后也屡次劝说。太宗不得已，遂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授任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七年（633）十月，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位居三公。无忌再三推辞，太宗总是不允。他又让高士廉上奏说：“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仍然不答应，并说，任官必择才行，若无才行，即是至亲，也不虚授，任用无忌是取其才行，“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亲自上表辞让，太宗诏令回报他说：“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由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赡，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
唐太宗追思创业之艰难及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力，于是作《威凤赋》赐与他。太宗在赋中把无忌比喻成一只威凤，“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闭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驯群鸟于南荒。殄乱世而方降，应明时而自彰”，以颂扬其功。
长孙无忌认为，治理好国家在于君臣同心同德，孜孜于治。贞观十一年（637）春，唐太宗巡幸洛阳宫时，曾谈及隋朝的灭亡。无忌奏说：“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深以为然，当即表示说：“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①这年六月，唐太宗以为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分封了诸王之后又要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长孙无忌认为实行分封有害无益，遂与房玄龄联名上《请罢功臣袭封表》，以规谏太宗。他们的上表，首先陈述了历史上的变迁，时代变了，不应墨守成规。他说：“臣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缅维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迨夫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无益之文，覃及万方，不易之礼，有逾千载。”接着又分析了世袭刺史的弊病，指出了四不可：一是“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二是或“器识庸陋”，或“情缘右戚”，搞世袭是“重裂山河，愈彰滥赏”；三是“孩童嗣联，义乖师佥之方”，他们专擅地方，就可能“上干天宪，彝典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夷灭”；四是“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如行世袭，“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①。上表极陈世袭刺史于国、于民、于功臣之弊，剖析事理颇深。太宗见了上表，又发现功臣多不愿世牧外州，遂停止了分封功臣的做法。显而易见，无忌等反对分封世袭，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防止分裂割据形势的出现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贞观十六年（642），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翌年，唐太宗于凌烟阁为②《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①《贞观政要》卷十。
①《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功臣图像，他身居二十四功臣之首。
就在这年四月，太子承乾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又有夺宗之心。有的大臣也赞成立魏王为太子，太宗一时尚举棋不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大臣支持立晋王李治。当太宗表示要立晋王时，无忌当即表示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询问他朝臣对立晋王的意见如何时，他又果断地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陛下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在无忌等人的大力赞助下，晋王李治终于被立为太子。同时，他也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以辅佐太子。
事后不久，唐太宗感到太子仁厚懦弱，似不尽称心如意。他又感到吴王李恪英明果断，类似太宗本人，想改立吴王为太子。当太宗向长孙无忌说明了这一意思后，他马上劝谏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诫，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惟陛下审思之。”②太宗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
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也许是念舅甥之情，无忌是极力拥戴李治为太子的。之后他又不时称道太子的功德。贞观十八年（644），苑西监穆裕不知因什么激怒了唐太宗，太宗大发雷霆，命令于朝堂上将穆裕斩首。皇太子见此情景，马上犯颜规谏，最后使太宗息了怒。无忌便乘机称赞说：“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①。从此以后，唐太宗不再有更立太子的想法了。
长孙无忌位高权重，但他对朝廷的失误很少犯颜直谏，唐太宗对此似不太满意。一天，太宗曾对无忌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他听后却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太宗不喜欢他的阿谀之辞，当面批评他说：“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于是看着无忌说：“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太宗对无忌的评论，既有褒扬，也带有批评之意。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出兵讨伐高丽。起初，高丽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太宗不欲诉诸武力，长孙无忌也说：“高丽无一介告难，宜赐书安慰之，隐其患，抚其存，彼当听命。”②可是高丽又与百济联兵进攻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又不听唐朝的一再警告，于是太宗决定亲自东征高丽，令长孙无忌代理侍中职务。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患了重病，在生命垂危之际，将长孙无忌召入含风殿。君臣相遇三十余年，一旦离去，感到不胜悲痛。太宗摸着他的面颊，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几天，太宗又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善辅导之！”又转而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他还嘱托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①可见，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生前最宠信的大臣。
②《册府元龟》卷三二七《宰辅部》。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忠信获罪，无名受戮唐高宗即位后，进封长孙无忌为太尉、检校中书令，知门下、尚书二省事。无忌坚决辞去知尚书省事，高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年间（650—655），无忌为顾命大臣，位在百官之首，又兼为元舅，倍受高宗尊宠和倚重。洛阳人李弘泰曾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诏令立时处斩。无忌与褚遂良悉心辅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高宗也很尊重二人，拱手以听，“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②。
永徽二年（651），由长孙无忌监修国史。唐高宗曾广开献书之路，以从中发现人才，予以提拔重用。但是上疏虽多，却都没有价值，不足采用，心中不太高兴。无忌劝高宗说：“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
永徽三年（652），驸马都尉薛万徹遭贬后不满，遂与房遗爱、司徒荆王李元景谋反。事情败露后，长孙无忌奉命审理此案，查清了罪状，高宗诏令将遗爱、万徹等斩首，赐李元景及公主自尽。吴王李恪名望高，素为无忌所忌恨，也因房遗爱诬与同谋而冤死。江夏王李道宗平时与无忌、褚遂良不和，因与房遗爱有来往而受株连，被流放于岭南。
尽管唐高宗在处理军国政事时非常尊重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但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并由此导致君臣关系由疏远而至最终破裂，从而决定了长孙无忌晚年的不幸遭遇。
大约在永徽二年，武则天由感业寺再次入宫。早在贞观年间，身为才人的武则天以她的妩媚打动了太子李治的心扉，据说两人关系暧昧。这次武则天入宫后很快拜为昭仪，倍受高宗的宠爱，王皇后、萧淑妃也因而相继失宠，于是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问题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遭到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唐高宗心里明白，废立皇后一事能否得到朝臣的赞许，关键在于打通长孙无忌这一关节，于是他与武昭仪带着重礼亲自到无忌家里拜访。在酒酣耳热之际，高宗当面封无忌宠妃所生三子为五品朝散大夫，还赠送了十车金银珠宝与缯帛之物。之后，高宗流露了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意思。尽管无忌接受了厚礼与封赏，但却“对以他语，竟不顺旨”。高宗与武昭仪无计可施，只得怏怏而归。此后，武昭仪还让生母杨氏出面，到无忌府上“屡有祈请”①，均遭到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相劝，也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
尽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执拗不从，但在李勣、许敬宗等朝臣的支持下，高宗仍然废掉了王皇后，并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政争中，支持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而反对者褚遂良、韩瑗等宰相相继被贬出京城。长孙无忌虽然以他那特殊身份未遭贬斥，但也是势单力薄，特别是面对着过去曾被他极力反对的武则天皇后，心里更有几分不安。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怨恨不已。她刚被立为皇后，尚能克制自己，时间久了，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对长孙无忌的严厉报复。于是便让新擢任中书令的许敬宗乘隙陷害他。显庆四年（659）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搞朋党，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今事觉，故自杀”①。由于废立皇后问题舅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已渐渐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宠。但高宗似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只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于是自叹“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许敬宗又摇唇鼓舌，煞有介事地说：“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能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素以仁厚见称的唐高宗仍半信半疑，不肯下手，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例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①唐高宗被许敬宗这些危言耸听弄得昏头昏脑，在他的一再劝说下，竟不召见长孙无忌，仅凭许敬宗的一面之辞，即下诏剥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他的家族也受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诛贬相继。或许高宗仍念舅甥之情，或念他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
这年七月，唐高宗又命司空李勣、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再鞫无忌谋反罪状。他一到黔州，则逼迫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②。身为三朝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竟因执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遭许敬宗诬构而被无辜地杀害了。
长孙无忌对唐皇朝建有功勋，又因死非其罪，到了上元元年（674）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他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并准许归丧，陪葬昭陵。长孙无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该博经史，制律定礼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初佐命元勋，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出身于鲜卑族，但由于他爱好读书，该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在唐律的修定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武德年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的《武德律》，大略以隋《开皇律》为准。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①《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②《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①。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与中书令房玄龄等人撰定了贞观《式》30卷，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与司空李勣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18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又删定《散颁格》7卷。《散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特别是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②《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它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同时，由于该书又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国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他曾在《进律疏表》中指出：“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他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①。这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637），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100卷，其中《吉礼》60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6篇，《国恤》5篇，总130篇。显庆三年（658），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130卷，削掉了《国恤》，定著299篇。②时时处处以礼仪行事。在他辅政期间，对违背或不符合礼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永徽二年（651），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礼司却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长孙无忌与礼官议论此事，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③。遂上表，建议遵照礼仪行事。高宗依从了他的奏议，乃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显庆元年（656）九月，他鉴于武德年间所撰《衣服令》，规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一事，认为自周以来，俱用衮冕，按《周礼》，“衮与大裘，事乃有异”，不合礼仪，“请遵历代实诸祭并用衮冕”。他还认为，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按照礼仪要着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因此奏请改用素服，“以会礼文”①。高宗都一一依从了他的奏议。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正如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无忌戚里右族，英冠①《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②《册府元龟》卷六一二。
①《唐律疏议》附录《进律疏表》。
②《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
③《新唐书》卷十三《礼乐志》三。
①《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始终不逾。”②②《旧唐书》卷六五“史臣曰”。
第二节房玄龄秦府十年房玄龄（579—648），字乔松③，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房熊，任州主簿。父房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
玄龄少年时就很聪敏，又喜欢读书，因而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他曾随父亲到了长安，当时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以为隋祚久长，而善于见微而知著的房玄龄却看出了将乱的征兆，悄悄地对他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①房彦谦虽然不让玄龄明说此事，但心里却也同意他的见解。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仅十八岁的房玄龄即由本州举进士，授任羽骑尉，并于秘书省担任校雠。这时，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了他的举止言谈，便对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②后来补为隰城（今山西汾阳）尉，因地近太原，受汉王杨谅谋反事件的牵连，被贬职后转任上郡（今陕西富平）。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地区农民反隋浪涛汹涌澎湃，隋皇朝在风雨中飘摇。这时，房玄龄“慨然有忧天下志”。隋义宁元年（617），李渊挥师进据京师长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他走马投身于世民麾下。两人一见如故，即授任渭北行军记室参军。从此，便随从李世民转战南北。房玄龄的忠诚及才干深受李世民的赏识，他很快成为秦王府的心腹及决策人物。
房玄龄喜遇知己之主，他对李世民更是“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他尤其注意招揽人才，每次战胜敌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唯有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③。在击破王世充后，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④。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李世民曾颇为感慨地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①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他常主典管记，遇有军书表奏，他总是“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他曾极口称赞房玄龄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③房玄龄名字诸史书记载歧异，今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碑，参见《容斋随笔》卷十二《房玄龄名字》条。
①《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③《贞观政要》卷二。
④《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