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善于审时度势的房玄龄极力赞助李世民的武力夺宗斗争，并劝世民先发制人。他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忷忷，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房玄龄的老谋深算及李世民的亲遇，遭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忌恨，遂乘机诬告于唐高祖，正在他与李世民加紧策划之际，高祖下令将他与杜如晦一起驱逐出秦王府，不得事奉秦王。
武德九年（626）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决定采取行动，派长孙无忌等召回房玄龄谋事。为了防止他人发现，他穿着道士服，秘密而来，经过密谋策划，决定翌日凌晨伏兵于玄武门，乘太子早朝时突然袭击。结果一举射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助成了李世民夺宗的成功，由此擢任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
贞观良相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淮安王李神通以为房玄龄等人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①贞观三年（629），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他位居辅弼以后，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房玄龄对尚书省的政务一向是认真负责，对省中的公牒、狱讼都亲自披阅，予以妥善处理，不辞辛苦。唐太宗见他如此勤苦，对他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于是敕令尚书省“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②。让他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帮助唐太宗更好地处理军国大事。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一次在太宗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①玄龄还认识到，创业之主历经艰险，了解民情，精勤于治，一般说国家治理得较好，而子孙却易骄奢败亡。在他回答太宗的“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的问题时说：“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②可见，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①《贞观政要》卷三。
②《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②④《贞观政要》卷三。
又是治国之要道。一次与唐太宗论治，曾谈及了隋朝名相高颎的公平正直，他颇有感慨地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直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太宗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③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④。唐太宗依从其议。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四不可①，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
修定朝章国典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②。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在修定律令时，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思想。唐太宗即位不久，他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条，又诏令玄龄与弘献重加审定。房玄龄认为，古代有五刑，其中一为刖刑。及肉刑废除后，现以笞、杖、徒、流、死为刑，而又刖足，这样即为六刑，比古代尚繁。根据房玄龄的意见，“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③。旧令规定，兄弟分居，荫不相及，但是连坐俱处以死刑。唐太宗对此提出异议。房玄龄等人又议论，认为“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改为：“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④房玄龄与法司撰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厩库，六是擅兴，七是盗贼，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分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这次制定的律令，删繁就简，务求宽平，史称“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既简化了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③《贞观政要》卷五。
①《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②《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
③④《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①②《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法。
房玄龄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分为13卷。贞观十一年（637），正式颁行天下。接着，又删改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最终删削二千三百余条，定留七百条，分为18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贞观格》也是“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②。
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尽管作为法律来说，唐律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依据，但它比较宽简，较隋律有所减轻，人民总比生活在摇手触禁、动辄得咎的严刑峻法的统治下要好一些。
房玄龄对封建的礼仪也颇为精通。早在武德二年（619），诏命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高祖释奠时，又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配。贞观二年，房玄龄认为此做法不符合礼教，遂与博士朱子奢建议说：“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于是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罢去了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①在唐太宗平定突厥后，五谷丰登，群臣曾请封泰山。唐太宗命秘书少监颜师古等人召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封禅的仪式，但久议而不决。太宗又命房玄龄与魏徵等人博采众议奏上，对于坛之大小，玉牒、玉检的尺寸等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②。
房玄龄奉诏与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138篇，分为100卷，名为《大唐新礼》。另外，房玄龄还与礼官一起，对不合时宜的旧礼作了改定。他认为，“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天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对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农隙讲武，天子上陵、朝庙等礼仪，“皆周、隋所缺，凡增多二十九条”。其余的也都依准古礼，稽考历代，择善而从。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可，遂“颁于内外行焉”③。
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④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忠肃恭懿，更得殊遇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又以房玄龄德高望重，加授太子少师，以教谕太子。他自惧盈满，屡次上表请解除左仆射职务。唐太宗诏令回报他说：①《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②《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志》四。
③《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
④《新唐书》卷一○二《令狐德棻传》。
“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不得已，他只得以本官就职。当时，皇太子欲行拜见师傅之礼，并准备好了仪卫，以等待房玄龄的到来。但房玄龄得知此事后，“深自卑损”，不敢谒见太子，悄悄回到家里。“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贞观十六年（642），房玄龄又进拜司空，仍综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
他已居端揆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太宗特派使者劝谕他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竭，当更奏闻。”①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留任原职。
贞观十七年（643），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太宗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他又进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并依然监修国史。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赞助唐太宗以修旧好。贞观十五年，薛延陀部乘太宗东封泰山之机，进攻唐属国突厥，被唐兵击败。第二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另派叔父前来求婚，言归于好，并贡献马三千匹。当时，太宗认为“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部崛强”，是以武力征灭，还是“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房玄龄上奏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听从了玄龄的意见，当即表示：“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①遂决定与其和亲。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更立王弟子藏为王，遂专擅国政。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表示，盖苏文弑君攘国，取之甚易，但又不愿劳民伤财。房玄龄马上表示赞同太宗的意见，说：“陛下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②司徒长孙无忌也不同意出兵，于是便对高丽采取了安抚政策。
贞观十九年（645）春，唐太宗执意亲自远征高丽，他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并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凡军粮器械，军伍行留，由玄龄“悉裁总之”③。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倚重，特命他“得以便宜行事，不复奏请”。当太宗离开京师不久，有人来到留台，声称有密告。玄龄问密告何人，那人回答说告房玄龄本人，他听说二话没讲，即命乘驿将告者递送太宗所在。太宗听说留守有表送告密人，马上料到是诬告房玄龄，不由怒气冲天，命左右执长刀而后接见他，问密告何人，回答说是房玄龄。果然不出太宗所料，立即喝令腰斩，并玺书告谕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又再次重申：“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①由于房玄龄知人善任，唐太宗在选任官吏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贞观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②《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③《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二十一年（647），太宗幸翠微宫时，曾擢任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这时房玄龄正留守京城。适遇一官吏从京师来翠微宫，太宗便问他房玄龄听说任李纬为尚书有何意见时，那人回答说：“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②太宗听后，即将李纬改授洛州刺史。
房玄龄事奉唐太宗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但缺乏像魏徵那样面折廷诤的骨鲠品质，遇到太宗处事失误之处，不敢极言谏诤。贞观五年，（631），相州人李好德因患有疯癫病，言涉妖妄。大理丞张蕴古上言，说好德患病，不当判罪，太宗将宥免他。但蕴古却将此事秘密地告诉他，还与他博戏。此事被人弹奏。唐太宗一怒之下，将蕴古斩首于东市。事后，太宗又非常后悔，即批评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③批评了房玄龄不能直言规谏，以致使其处事出现了失误。
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太宗将他召入玉华宫，坐肩舆进入殿内，直到御座侧才下，君臣相见涕泪不止。太宗特意将他留在宫内，每听说玄龄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一听说病势加剧，则面容忧悴。
唐太宗对房玄龄的尊宠使他感激万分，这使得他对唐太宗一再扬言东征高丽一事的过失再也不能缄默不言了。他对诸子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拖着沉重的病体，上表劝谏。上表说：“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唐太宗看完上表，十分感动，对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①房玄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唐太宗为便于探病，遂凿通苑墙，特开一门，频频派中使候问。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太宗又亲临病榻，与玄龄握手话别，悲痛难忍，还诏令皇太子与他诀别，并当面将其子房遗爱擢为右卫中郎将，遗直为中散大夫。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卒，享年七十岁。为了深切悼念他，唐太宗特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为给房玄龄办理丧事，特赐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并陪葬昭陵。
房玄龄生前极力辅佐唐太宗治理军国大政，同时也善于料理家事。他早年服事父母以孝而闻名。父亲曾身染重病，卧病十旬，他尽心料理药品与膳食，百余天“未尝解衣交睫”。父死后，他悲痛万分，五天不食不饮。他事奉继母也是“恭谨过人”。母亲病了，每逢请的医人来到家门，他“必迎拜②《贞观政要》卷三。
③《贞观政要》卷八。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垂泣”。在他守母丧期间，“尤甚柴毁”。唐太宗特命散骑常侍刘洎前去安慰，并赐与寝床、粥食、盐菜等物。①房玄龄对其妻也以礼相待，恩爱很深。在他年轻时，病得将死，便对其妻托以后事说：“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由于夫妻感情笃厚，其妻卢氏听了二话没说，哭泣着进入帷帐中，用刀自剜一目，以向玄龄表示誓无二心。玄龄病愈后，“礼之终身”②。
房玄龄治家也有法度，尝告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特意搜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并对他们说：“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还说：“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只是到了高宗时，次子遗爱所尚高阳公主疾恨遗直居嫡，遂与遗爱阴谋夺其封爵，事情败露后，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遗直虽以父功特予宥免，也除名为庶人，把房玄龄辛苦经营的家业荡涤一空。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三十二年，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与杜如晦一起被称为唐初贤相。
①《贞观政要》卷五。
②《新唐书》卷二○五《房玄龄妻卢氏传》。
第九章李靖第一节才识与胆气李靖（571—649），字药师①，京兆府三原（今属陕西）人。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②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③大业（605—61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皇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为了平定割据势力，李靖随从秦王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从此，李靖开始崭露头角。
①《旧唐书·李靖传》云“本名药师”，按《新唐书》本传、《宰相世系表》、《金石萃编》卷五一李靖碑皆作“字药师”，今从《新唐书》传、表及碑。
②《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二节平定江南当进击王世充的战役打响不久，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萧铣政权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安辑萧铣。
李靖奉命，率数骑赴任，在途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时，适遇蛮人邓世洛率数万人屯居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进讨，接连败北。李靖为庐江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俘虏甚多。于是顺利通过金州，抵达峡州。这时，由于萧铣控制着险塞，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前进。李渊却误以为他逗留不前，贻误军机，秘密诏令许绍将他处死。许绍爱惜他的才干，为他请命，才免于一死。
不久，开州蛮人首领冉肇则叛唐，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出战失利，李靖则率八百士卒袭击其营垒，大破蛮兵。后又在险要处布下伏兵，一战而杀死肇则，俘获五千多人。当捷报传到京师时，唐高祖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李靖的精诚至忠博得了李渊的信用，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并亲笔写敕与李靖说：“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上陈了攻灭萧铣的十策，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擢任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孝恭行军长史。高祖又以为孝恭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
李靖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组织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同时，他见巴、蜀之地归附唐皇朝不久，各部族还不太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劝说李孝恭把各部族酋长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①。这对于稳固巴、蜀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攻势。
这时，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涛涛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他那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二千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四年。
到，即想进击。李靖劝告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李靖的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是很正确的，但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获得舟舰四百余艘。①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②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支持，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③。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有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①李靖佐助李孝恭出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梁，战功卓著，唐高祖诏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战事刚一结束，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他安抚岭南诸州，并特许承制拜授。这年十一月，李靖越过南岭，到达桂州（今属广西），派人分道招抚，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降。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表示归顺，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于是连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自此，“岭南悉平”。高祖下诏劳勉，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距朝廷遥远，隋末大乱以来，未受朝廷恩惠，若“不遵以礼乐，兼示兵威，无以变其风俗”，遂率其所部兵马从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桂州出发南巡，所经之处，李靖亲自“存抚耆老，问其疾苦”，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于是“远近悦服”②，社会安定。
武德六年（623）七月，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辅公祏二人不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窃据丹阳（今江苏南京），举兵反唐。高祖命李孝恭为帅，李靖为副帅，率李勣等七总管东下讨伐。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以阻断水路。并筑造建月城，绵延十余里，以为犄角之势。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大都认为，公祏劲兵连栅，固守不战。若直取丹阳，捣毁其巢窠，惠亮则不战自降。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他们极力坚守，“若我师至丹阳，停留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道虽然据城持重，“今若攻其城，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依从其计。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经过浴血奋战，杀伤敌军万余人。冯惠亮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公祏惊恐不安，兵虽众多，但人无战心，不得不弃城出逃，后被活捉，于是“江南悉平”。
李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赐物千段，并赐奴婢一百口，良马一百匹。设立东南道行台，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①②《册府元龟》卷三九七《将帅部》。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三节北灭突厥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李渊太原起兵时，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唐皇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支持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唐皇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自恃兵强马壮，不断举兵南下侵扰。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以反击突厥。
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并长驱直入，兵临渭水便桥之北，不断派精骑挑战，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察虚实。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才退兵。事后，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因他作战屡建功绩，赐实封四百户。
此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又任命并州都督李勣、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徹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①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②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勣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①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事后御史大夫萧瑀妄加劾奏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虽一时不明缘由，特赦不得审查。在李靖入见时，唐太宗仍严加责备，李靖却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以其功劳大，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实封户，通前为五百户。后来，唐太宗知道李靖受了诬告，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在宰相议政时，又“恂恂似不能言”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四节西击吐谷浑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634）十月，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唐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贤智，莫相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不久，又特赐李靖一条灵寿杖，以帮助他疗养足疾。
可此事还未过两个月，就发生了吐谷浑进犯凉州的事件，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在任命统帅时，唐太宗自然想到了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李靖，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惜足疾未愈。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一听到朝廷将远征吐谷浑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他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去求见宰相房玄龄，请求挂帅，亲自远征。唐太宗大喜过望，这年十二月，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分别任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人为各道行军总管，统由李靖指挥。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吐谷浑的战争序幕拉开了。
李靖奉命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季节。他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翌年闰四月，唐军在库山（在今青海天峻）与吐谷浑交战，李道宗部大败吐谷浑，唐军首战告捷。
狡诈的吐谷浑可汗伏允一面往西败退，一面令人把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干草已被烧光，春草尚未萌生，诸将大都认为战马瘦弱，不可长途追击。侯君集认为吐谷浑已“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①。李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于是兵分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等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齐进发。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路军进展顺利。不几天，其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属青海）击败吐谷浑军，杀其名王，用缴获的大批牛羊充作军食。接着李靖的主力军也先后于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大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所率南路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深入荒漠二千余里。这里荒无人烟，温差变化大，有时酷热难忍，有时寒冷得令人颤栗。有时无水，他们只能刺马饮血解渴。唐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长途奔袭，到了五月，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又大败其军，俘获了其名王。薛万均等于赤海也打败了吐谷浑的天柱王军。
李靖都督各军继续进击，又连战告捷。李大亮军于蜀浑山击败吐谷浑军，获其名王二十人。部将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击败吐谷浑军。唐军乘胜进军，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吐谷浑西陲且末（今新疆且末）。部将契苾何力追击伏允可汗，破其牙帐，杀数千人，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只），并俘虏了其妻子。
伏允可汗率一千多骑兵逃到碛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下纷纷离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九年。
散。不久，伏允可汗为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杀死天柱王，率众降唐。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吐谷浑，并向京师告捷。唐朝为了控制吐谷浑旧境，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并留下李大亮协助防守。
在进击吐谷浑时，利州刺史高甑生任盐泽道总管，未按期到达，贻误了军机，受到李靖的责备，他心怀不满。战事结束后，即串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令调查此事，弄清事实真象，判定高甑生以诬罔罪减死，流放边疆。从此，李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不久，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征伐高丽，把李靖召入阁内，对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唯高丽未服，亦有意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虽染病在身，仍表示愿意从行，对太宗说：“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①太宗见他实在年老体衰，未同意他远征。
李靖虽未从征高丽，但对前线的战事颇为关注。唐太宗进至驻跸山（今辽宁辽阳南）时，高丽兵倾国出动，内部空虚，李道宗曾请求率精兵五千，奇袭平壤，太宗未答应。事后回京，太宗询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素以出奇制胜的李靖以为太宗未能听从李道宗的计谋，便说：“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李道宗，他说明了当时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说：“当时忽遽不忆也。”①李靖明察事件，善于见微而知著。唐太宗要他教给侯君集兵法，后来侯君集上奏太宗，说李靖将反，因为每到精微之处，李靖则不教授。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却回答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此时，君集尚未有任何反迹，太宗似不相信。一次，朝后回尚书省，君集骑马越过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见到这种情况，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②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杀，证明了李靖的预见准确无误。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①《唐语林》卷五。
②《大唐新语》卷七。
第五节杰出的军事家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①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
《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②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①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①参见蓝永蔚：《李靖问对伪辩》，《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②《通典》卷一四九《兵典》二。
①《通典》卷一五八《兵典》一一。
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埳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洿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②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①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阨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①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②。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③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①《太平御览》卷二九三。
①《太平御览》卷三二三。
②《通典》卷一五七《兵典》十二。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形状，“以旌殊绩”④。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⑤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④《贞观政要》卷二。
⑤《加李靖特进制》，《全唐文》卷四。
第十章弃宗弄赞文成公主弃宗弄赞（617—650），又号为松赞干布，是我国古代吐蕃王国第三十二世赞普。在他一生中，承继父祖基业，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创建统一的吐蕃王国，并发展经济，对沟通汉藏文化友好关系，有过重大贡献，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第一节吐蕃的兴起吐蕃王国是羌族的一支（今藏族）所建。羌族是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所居地是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向四方伸展。早在战国初期，其中氂牛部率众向南迁徙，居留在越巂（今四川西昌）一带，称为越巂羌。这些部落迁徙无常，以后进入西藏。到公元五世纪，在西藏高原散布许多羌族部落，其中以氂牛部势力最强，分为六个兄弟部落。酋豪弃聂弃自称为天神之子，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琼结一带），成为六氂牛部的王。后来弃聂弃自立一部，降服其余六部，六部酋长被称为父王六臣，另外有三个通婚部落，称为母后三臣。这时羌族部落已处于氏族社会末期，部落中已有等级分化，有立君长的需要，弃聂弃被称为赞普，意为雄强的丈夫。①以后其子孙世袭赞普称号。到第七代支弓赞普时，发生内乱，赞普被他臣下罗阿木所杀。以后其子集结同族消灭了罗阿木势力，被拥为赞普，即第八世布岱巩甲赞普。这时吐蕃居住在琼巴地方。吐蕃人已会冶炼银、铜、铁，制造犁具，引水灌溉，从事农耕。到了第十五世赞普提肖烈时，建立琼巴堡寨（今西藏山南琼结，汉文史籍称为疋播城，跋布川）。到十七世赞普时，出现了政权机构，在政权机构中，设置大论②辅助赞普统理国事。吐著从二十六代赞普弃脱赞（又称为瘕悉董摩）起，才有赞普世系的记载。到第三十世赞普达布聂西（又称讵素若）时，吐蕃开始强盛，“侵伐不息，土宇渐广”，经济文化逐渐发展，统一邻近各部，初步形成为国家。
在公元六世纪，西藏高原上，小邦林立，堡寨遍布，由于奴隶制的发展，各邦贵族间相互攻伐，强者兼并弱者。在互相争夺中，吐蕃、苏毗以及西部的羊同，先后发展成为西藏高原上三个最强的国家。尤其苏毗，北接于阗，东邻多弥（居住在青海通天河一带的部落），南至吐蕃，统辖着雅鲁藏布江以北直至昆仑山脉广大地区的吉曲河（今拉萨河）流域，比吐蕃更为强盛。苏毗有两个都城，女王达甲瓦，驻于年卡宁波（今西藏日喀则一带），小女王弃邦孙，驻在儒那堡寨（今拉萨）。苏毗发生内乱，贵族年纪颂纳波杀死女王，立弃邦孙为国王，吞并了达甲瓦的领地，引起一些贵族的不服，以綝·臧古和巴·鱼泽布为首的贵族，暗中与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勾结，先遣使通款输诚，然后又潜至疋播城和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共立盟誓，密谋叛变，共同反对苏毗。
大约在619年，达布聂西病死，论赞弄囊继为赞普，綝·臧古、巴·鱼泽布等苏毗贵族再和他订立盟约。大约在620年，经过一番准备，论赞弄囊便亲率精兵万人渡过雅鲁藏布江进攻苏毗，在苏毗贵族的内应下，很快攻下儒那堡塞，杀了弃邦孙和权臣念氏，苏毗王子逃往西突厥，占有了苏毗的领土和吉曲河流域的一些地方。论赞弄囊发布命令，把吉曲河流域原名岩波，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云：“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②吐蕃王廷的宰相称为大论，副相称为小论，唐人译为宰相平章国事。
改名为彭域。原苏毗贵族和当地庶民向他进上赞普尊号，称颂他“政比天高，盔比山坚”，号为朗日论赞。论赞弄囊也按功行赏，把原来苏毗贵族所占城堡、土地和奴隶封赐给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哲蚌·纳生，这四个原苏毗的大贵族，由于助吐蕃有功，都成为吐蕃的新贵族，吐蕃赞普的重要大臣。苏毗领主琼波·邦色也杀了藏博小邦主马尔门，率藏博二万户归附吐蕃，论赞弄囊即将二万户赐给邦色，以后达波贵族叛乱，企图脱离吐蕃，论赞弄囊领兵平定了叛乱，并征服达波全境，从此西藏高原主要地区都为吐蕃所有。
第二节弃宗弄赞的少年时代弃宗弄赞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在公元617年他出生于吐蕃旧都亚隆札对园的降巴木决岭王宫。他父亲朗日论赞是吐蕃的赞普，母名萨颓格姆。藏族传说他从小聪慧，沉毅，多才多艺，故其臣僚奉以尊号松赞干布。一些史书记载也都称赞他“为人慷慨才雄”，“骁武绝人”，“多英略”，“通达工艺、历算、武技”，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英雄。弃宗弄赞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是与他的家庭和所受的熏陶、教育分不开的。他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吐蕃赞普的合法继承者，家庭和吐蕃臣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和发展。从幼年起他就在骑射、击剑、武术等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十岁以后已经成为武艺超群的勇士。在文化修养方面，他能背诵赞普的世系，十分熟悉历史英雄传说。他喜欢吐蕃民歌，长于诗歌创作，常常在宴会上即兴赋诗，他的作品是现在流传的吐蕃文学作品中最早的。
朗日论赞十分关心对弃宗弄赞在品德方面的培养。为他选择的朋友，都是道德品质好、行为端正、诚实谨慎的人，如吐蕃著名的大相尚囊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一同骑射、游猎、唱歌、跳舞，也喜欢做陆博、围棋等游戏。弃宗弄赞虽是王子，他对待朋友都是推心置腹，以诚相见，性格豪爽而无骄贵习气，因而深得人心。
弃宗弄赞出生以后，就过着宫廷豪华优越的生活。当时的琼巴，不仅是政治中心，经济也十分繁荣，商贾云集，远方的食盐、布帛、以及松耳石、珠翠等装饰品，珍奇的物品，也都运到这里，王宫的仓库中收储着各类珍宝和特产，供给王室的需要，弃宗弄赞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度过他的童年。弃宗弄赞是在吐蕃势力蒸蒸日上的年代成长起来的，所以从幼年起就立志光大祖先的事业，把吐蕃蓬勃发展的形势推向前进，对于未来充满信心。第三节嗣位和平叛朗日论赞征服苏毗，平定达波以后，西藏高原得到统一，吐蕃王朝一时出现了升平的景象。但是在这和平的景象中却蕴藏着危机。
朗日论赞依靠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等原苏毗贵族的力量兼并了吉曲河流域等地，赐给他们领地和奴隶，使他们成为效忠于自己的新贵族，凡事都与他们商议，并且任命綝·臧古的儿子尚囊为大论。这样新贵族的地位就超越了旧贵族，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权因此大为增强。朗日论赞的重用新臣，却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吐蕃旧臣（主要是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的不满，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在征服苏毗过程中分享到一土一民，而且原有的地位反而降低，因之心怀怨恨，阴谋叛乱。公元629年的一天，朗日论赞吃了有毒食品突然死去。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等贵族一起举兵进行叛乱，达波、工布、娘波等地区都被叛乱者所据，吐蕃西部的羊同、敌国苏毗也与旧贵族内外呼应，苏毗王子回到藏博乘机进行“复国”活动，他们与苏毗旧贵族结合，起兵驱逐琼波·邦色的官吏和驻军，发兵攻打吐蕃，新建的吐蕃王国面临新的危机。
这时，弃宗弄赞年仅十二岁，在这突如其来的危机时刻，在他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亲信的大臣拥戴下，登上赞普宝座。他一方面坚守山南琼结、泽当一带，一方面追查阴谋毒害他父亲的人，经过一番追查，查出为首的几个人，消灭了许多旧贵族，并消灭了在宫廷内部的敌对势力，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旧贵族力量逐渐削弱，羊同的进攻也被在年楚河地区的娘氏力量所抵制。
松赞干布在局势稳定以后，便亲自渡过雅鲁藏布江到吉曲河谷地区进行巡视，受到逻些贵族和庶民的欢迎和拥戴。彭域地区人们向他进献贡品，并表示对他效忠，北方地区得到巩固。弃宗弄赞见到支持他的人很广泛，对重新统一吐蕃增强了信心。有些大贵族看到弃宗弄赞年幼，表现十分自负，弃宗弄赞为了招集和训练士卒，与他们曲意周旋。他作为王子的骄贵任情，受到压抑，性格变成沉默寡言，少年老成，更符合“松赞干布”的尊号。藏语“松赞”是端庄尊严的意思，“干布”是深邃沉宏之意。松赞干布在此结托中小贵族，深入民间，问民疾苦，厚赏士卒，经过三年，军队十分精锐，大约在632年，开始出兵平定叛乱。在人心归服，将士用命的情况下，很快平定了叛乱，攻占了叛乱者所占地方，旧贵族兵败投降。这样，松赞干布把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民众和军队完全收归赞普统辖之下，吐蕃的统一又得到恢复。旧贵族受到严重打击，他们丧失了原有的特权。
第四节迁都逻些，统一西藏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便产生了迁都的想法。他北巡彭域时，曾到逻些地区，这里的险要地理形势，秀美的原野，雄峙的布达拉山，令他十分喜爱。在他平叛之前，曾在这里招集士卒，训练军队，与这里的部落首领及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得到他们的拥戴，他平定叛乱的武力，都是这里的部落成员，如果想控制着这支兵力，就不能远离这个地区。山南的琼结、泽当一带，虽然是吐蕃的发祥地，那里有祖先的坟墓，但由于朗日论赞的被害，他始终对那里的旧贵族心存疑虑。与小而窄的雅隆河谷相比，吉曲河谷地域更为广阔，逻些（今西藏拉萨）地处吉曲河下游，是彭域的中心，曾是苏毗的根据地，具有西藏高原政治中心的地位。逻些北有念青唐古拉山作屏障，东连娘波、工布等地，西邻羊同，南依雅隆河谷，位置适中。迁都逻些，更有利于防御北面的苏毗和西方的羊同。由于以上各种考虑，在平定叛乱后，弃宗弄赞和大相尚囊等人相度形势，决定迁都到逻些。
633年，适应形势，弃宗弄赞把都城从山南琼结，迁到逻些。随着都城的迁徙，许多依山而居的部落也纷纷迁到平原中居住，更多的人从事农耕，过去的游牧也改变为定居放牧，促进生产的发展。迁都逻些，使吐蕃真正据有西藏高原心腹地区，可以居中控制四方，为吐蕃的发展与强盛提供了有利条件。迁都以后，平原出现了大片农田，牛羊遍野，马匹肥壮。
吐蕃国力日益强盛，弃宗弄赞开始他统一西藏高原的计划。当时吐蕃北面的诸羌中，最大的是苏毗，平叛以后，虽然苏毗的进攻被遏止，但其威胁仍然存在。所以弃宗弄赞决定派具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宰相尚囊出征苏毗。尚囊在打败苏毗的抵抗后，采取招抚的办法，宣传松赞干布接纳归附者的政策，对苏毗庶民与吐蕃本部民户一样对待，使之安居乐业；允许苏毗贵族保留自己领地，按规定缴纳贡赋，所以很快就招降了苏毗各部，从此吐蕃的国土扩展到青海南部。收复苏毗后，东部的多弥、白兰、党项等部也相继臣服。在吐蕃西南，和田之南有羊同（又称象雄），朗日论赞时，曾与吐蕃联姻。平叛以后，弃宗弄赞亲自征讨羊同，羊同因而再次臣服吐蕃。弃宗弄赞将妹妹赛玛噶嫁给羊同王为妃，对他进行笼络。公元638年，弃宗弄赞攻打吐谷浑进兵唐边境时，羊同也出兵随征，也曾与吐蕃使臣朝见唐太宗。但羊同王不甘心役属于吐蕃，对征调财物深为怨恨，屡次进行反吐蕃活动并发生军事冲突。羊同王对赛玛噶疏远，宠爱原有王妃，赛玛噶也决意消灭羊同王。公元644年，弃宗弄赞发兵攻入羊同，杀了羊同王，羊同部众都归附吐蕃，收为编民。这样，弃宗弄赞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以后羊同人和吐蕃境内人民经济文化关系更加密切，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藏族，使我国西部边疆得到开发。
在迁都逻些以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泥波罗（尼泊尔）国也开始与吐蕃通聘。泥波罗当时已进入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国王鸯输伐摩于630年开始摄政，实行重商政策，极力开展对外贸易。泥波罗的工艺品极为精巧，其雕刻、绘画、建筑等都达到很高水平，为了向吐蕃推销手工艺品，与吐蕃进行贸易，主动派使者到吐蕃通聘。弃宗弄赞为了建设都城，需要泥波罗人帮助，便立即答聘。在修建布达拉山顶的红宫时，招聘不少泥波罗工匠。在638年松赞干布向泥波罗求婚。639年，鸯输伐摩国王把他女儿尺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同年松赞干布派禄东赞、吞米等去泥波罗迎娶尺尊公主。尺尊公主入藏时带来释迦佛像、琉璃宝钵、珍宝绫罗、男女仆从等。尺尊公主的入藏，使吐蕃和泥波罗的关系更为亲密。
第五节文成公主与唐蕃联姻文成公主是唐宗室之女，可能是唐太宗族弟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李道宗随从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又助太宗剿灭群雄而定天下，以后又讨伐突厥、吐谷浑，功勋卓著，位极尊隆。所以当唐太宗许婚弃宗弄赞时，为了在政治上结托吐蕃，而选中了他的女儿。文成公主是皇室宗女，出生皇家，自幼就受过良好教育。她熟读经史诗文，通达礼仪。由于当时唐朝佛教盛行，因而使她虔诚信仰佛教，诵读过不少佛教经典，还通晓占卜之术。文成公主是一个有才识而端庄的女子，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她为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作出很大贡献。
吐蕃与唐联姻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吐蕃各部很早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在朗日论赞时，中原的医药、历算等书籍就已传入吐蕃。唐朝是中原的大国，地域辽阔，政治修明，典籍丰富，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声威远播于西域。自从629年，唐太宗击败东突厥，统一漠南地区，薛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和奚、契丹、室韦等部，都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吐蕃东北的党项、白兰等也都归附于唐。各国君主和首领，都以娶得大唐公主为荣，并可借此倚大国之威以服其众。弃宗弄赞做了赞普以后，对于中原文明就十分仰慕，因此在634年，征服苏毗、羊同之后，便遣使者到唐朝通好。唐太宗对吐蕃首次通使很为重视，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因之便立即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报聘。弃宗弄赞隆重地接待了冯德遐，见到唐朝使者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雍容优雅的态度，更加喜欢和汉族亲近。从唐朝赠送的礼物，具体体验了唐朝丰富多采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对中原文明更加羡慕，立即决定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礼品随同冯德遐一起到唐朝，向唐皇室求婚。当时边疆民族的国王和首领有很多向唐朝请求婚配公主，把唐朝公主下嫁看成是了不起的特殊恩典，等于得到唐朝的信任和支持，是一种殊荣。如636年，唐太宗把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把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这些都使弃宗弄赞加深了他要和唐朝结亲的急切心情。弃宗弄赞第一次派使求婚，由于唐太宗从各方面慎重考虑，并未轻易答应，婉言拒绝了弃宗弄赞的请求。
吐蕃使者回去后，由于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又不能直说唐朝不许婚，恐怕伤了弃宗弄赞的自尊心，恰好他出使唐朝时吐谷浑的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因此便编造谎言对弃宗弄赞说，初至唐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头上。弃宗弄赞听了后，很是恼怒，吐谷浑王能配公主，只有自己遭到拒绝，这有损自己在各族中的威望。于是立即征调境内和羊同的军队，进攻吐谷浑。诺曷钵不能抵抗，逃到青海湖以北，牲畜和人民多为吐蕃所掠。以后弃宗弄赞转兵东向，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公元638年，弃宗弄赞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唐都督韩威领兵抵抗被打败。原已归顺的阔州、诺州的党项部落也叛唐归附吐蕃。弃宗弄赞用兵的目的主要是对吐谷浑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向唐炫耀武力，迫唐许婚。吐蕃进攻松州后，于638年八月，唐太宗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右领军将军刘兰，率步骑兵五万人分四路出击吐蕃，大败吐蕃兵。弃宗弄赞以武力求婚未能如愿，一些吐蕃大臣纷纷劝他罢兵回国，他不接受，有八个大臣因气愤先后自杀。直到在松州失败后，乃觉悟到这种做法的失策，引兵而回。
弃宗弄赞回到逻些后，派大论禄东赞为使入唐谢罪，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唐太宗考虑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宽恕了他的侵犯，允许他的请求。使者回到吐蕃，向弃宗弄赞报告了唐朝许婚。弃宗弄赞十分欢喜，立即准备了丰厚的聘礼，黄金五千两，珠宝珍玩数百件，命大论禄东赞到长安纳聘。贞观十四年（640）十月，禄东赞到达长安，朝见了唐太宗，向唐太宗述说弃宗弄赞仰慕大国，殷切请求结亲的愿望和诚意，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下诏准其所请，决定以文成公主下嫁弃宗弄赞。
为了等候公主赴藏，禄东赞在长安逗留了三个多月，目睹中原风物，京城雄伟气派的建筑，皇宫的庄严壮丽，居民之多和街市的繁华，甚为赞叹。在逗留期间，唐太宗和文成公主曾多次召见了他。唐太宗见他机智聪敏，精通谋略，非常喜欢，给他优厚礼遇，想把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他为妻，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他的深明礼义，忠于职守的品格，颇为唐太宗和群臣所赞赏。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是确定由唐太宗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前往护送。入吐蕃的行程，事先也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吐谷浑边境修筑了行馆，作为公主和随从人员中途作较长时间的休息，熟悉高原的气候。约定文成公主在进入吐蕃时弃宗弄赞率兵到河源亲迎。订婚以后，文成公主并没有沉湎在远离家园和父母的哀伤之中，而是悉心筹划到吐蕃后如何迎接新生活、如何从事高原的建设。她召见禄东赞了解吐蕃地方的物产、风土人情各个方面，准备了妆奁和各种物资。在她的妆奁中，有大量金银、绸帛、珍宝；还有大批书籍，除了儒家经典、史书、名家诗文、佛经外，还有种树、医药、历法、工艺技术等书籍。还准备了耐寒抗旱的芜菁、各种谷物的种子，准备到吐蕃试种和推广，并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科技知识介绍给吐蕃人民。
除了一些物质准备外，还组织一支人数众多的随从公主到吐蕃去服侍和服役的队伍，其中有公主奶母一家，官属和他们的家属、侍女、卫士，制造日用品的工匠和厨役等。为了公主的安全，李道宗挑选了一支工队，人马精悍，装备整齐，衣甲鲜明。这是最早进入西藏高原的汉族人，他们对汉藏民族友谊和西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次年（641）一月，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择日启程。临行前唐太宗为禄东赞等吐蕃使臣设置了丰盛的宴会，为之饯行。启程之日，载着珠宝、绫罗、衣服、饰物、书籍等妆奁的马骡骆驼列成大队前行，还另备洁车载着释迦牟尼佛像。衣甲鲜明的卫队前后护卫着文成公主所乘的绣车，一些侍婢、官属随从人员也各乘车马，浩浩荡荡地离开长安。朝中文武百官也到郊外欢送。文成公主等行进到大城鄯城（今西宁）时，大队作了停留，然后前行两百余里到险峻的赤岭，下车换乘马，进入吐谷浑境内，文成公主第一次经历了高原的风霜后，受到河源郡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的热烈欢迎，住在早已建成的行馆。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解除旅途疲劳以后，又继续西行。在吐谷浑和吐蕃边界柏海（今青海扎陵湖）地方，弃宗弄赞带着禁卫军按约早已到此等候迎接。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会见，对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十分爱慕，对于随从人员的众多，妆奁的丰厚，繁缛的礼节，都感到新奇。见到前来护送的李道宗，非常恭敬，执子婿礼。弃宗弄赞陪同公主观览河源风光，见到侍女们华丽衣着，珠宝饰物，隆重的亲迎仪式，尤其是文成公主的学识、风度，盛赞中原服饰之美，礼仪之盛，不胜羡慕。行过亲迎礼后，李道宗告别公主和弃宗弄赞回朝复命。因为道路险阻，弃宗弄赞先启程回逻些，公主带来的汉族工匠也先行出发，和吐蕃人民一起为公主平整道路，设立驿馆，开辟一条联系唐蕃的驿道。禄东赞和吐蕃大臣共同护送公主缓慢前行。文成公主在路过的农业区，安装碾硙，留下芜菁种子和各种谷物种子，教导吐蕃人民各种种植方法。
文成公主到达逻些以后，吐蕃人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吐蕃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庆祝赞普的婚礼。弃宗弄赞为公主举行盛大的宴会，婚礼十分奢华，热闹。弃宗弄赞对亲近的大臣说：我祖上从来没有与中原上国通婚的先例，现在我能娶大唐公主，实在太幸福了，应当为公主筑一座城，以夸示子孙后代。吐蕃人的习俗，人们都以赭色涂面，公主看了很不习惯。弃宗弄赞立即下令停止这种习俗。弃宗弄赞在他和公主相处时，都脱去毡裘，穿着唐朝所赐的华贵汉装。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结婚时年二十五岁。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弃宗弄赞便大兴土木进行沼泽的平整，修筑逻些市街，建筑神殿。文成公主到逻些后，根据公主的心愿先后修建了小昭寺和十二座神殿，也为泥波罗尺尊公主修筑了大昭寺。把文成公主带去的一尊觉阿佛像，供奉在小昭寺内。为了纪念和公主结婚，弃宗弄赞在公主经过的道路上建筑一座城寨，如中原的雕楼，气魄雄伟，十分壮观。
吐蕃的习俗，王室冬天住在逻些王宫中，到了夏季，便移居琼结，在原野里建起巨大帐幕，用于居住，官吏也在此处理公事。山南泽当一带，柳林茂密，翠色宜人，文成公主喜欢这里的景色类似中原，也到这里定居，命令她所带来的随从人员和工匠，向当地人民传授整地开畦等耕作方法，安装水硙等技术。命侍女们教授当地人民纺织、刺绣，吐蕃人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技术，对于吐蕃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弃宗弄赞非常赞赏工匠的技巧，下令免除他们的差役。并且派使者到唐朝要求赠送蚕种，派遣酿酒、碾硙、建筑等各种技术工匠到吐蕃，帮助建设，唐朝满足了他这个要求。
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弃宗弄赞派遣很多贵族子弟到唐朝国学学习诗书，还聘请中原儒者为他掌管文书奏章，加强唐蕃文化的交流。文成公主的出嫁，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增强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第六节立法建制，发展文化在朗日论赞时期，吐蕃虽然已形成国家，实际上仍是一个贵族的军事联盟，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机构，各贵族独立统治自己的领地，拥有自己的家臣和军队，赞普只是联盟的最高首领。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国后，深深体会到要想巩固国家统一，必须加强王权，建立集中的统治机构，制定法律和各项制度。在他继位为赞普以后，就极力从事政权的建设，决定把唐的政治制度作为借鉴。
吐蕃王廷官制，原来专设大论（宰相）一人，统领内政外交，权力极大，往往难以控制。弃宗弄赞深感改革的必要，乃仿效唐朝制度，在大论以外，增设宰相多人，其中有小论（副相）、兵马都元帅宰相同平章事、副元帅同平章事，统领全**队。此外，还有掌管民政的四个最高长官，都称为“宰相同平章事”，他们与大论共掌国政，一切重大国事都由宰相会议研究决定，报请赞普批准后执行。在宰相之下设置各类官员，分掌各种政务。其中有曩论（内相），掌管官员升迁调补等内政，相当于吏部尚书。纰论（外相），相当于鸿胪寺卿，掌管外国使臣的接待等外政事务。“岸奔”（度支使），分掌财政。资悉波折逋（大会计官），掌管征收赋税。喻塞波掣逋（断事官长），又称“整事大相”，掌管刑政，相当于刑部尚书。此外还有掌管宣发诏令的给事中等官员，合称宰相僚属。在上述诸官中，大论最尊，总揽政务，事无大小，必须由他批准。上述的官职都由贵族担任，父死子代，世袭其职。这样国家政治、军事等各项政务由王廷统一管理，贵族就不能各行其是，加强了王廷权力。
弃宗弄赞在官吏制度上还仿效唐朝，制定了官阶品级制度，向各级官员颁发告身（一种章饰），分六种，各有大小二等，共十二等。最上等为瑟瑟，次为金、银、镀金、铜、铁。
在兵制和地方官制方面，弃宗弄赞把地方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把吐蕃全国分成四个如：伍如（中翼），辖以逻些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约如（右翼），辖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叶如（左翼），辖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之地；拉如（后翼），辖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北之地。征服苏毗后又设一孙波如。“如”有“翼”、“旗”的意思，是吐蕃的大军事区和行政区。每如分为上下两个分如，共八个分如，每个分如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又各有一个下千户所，四如共有三十二个千户所和四个下千户所。另外，还有四个禁军千户所分镇四如。每个分如有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分如在旗帜和马匹上各有不同颜色，作为区别。军队编制以一百余人为单位，设一个百夫长。一个大五百统帅五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率两个大五百，实际上每个千夫所有各约万人左右，统率二十个大五百，以后称为万户府或万夫长。各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同时也是原来的贵族领地。大将以下各级官员，都是由当地的大小贵族担任，世袭其职，但须经王廷的任命。所有士兵都登记造册，由朝廷掌管，全**队由兵马都元帅统率，调动以赞普的金箭为凭。
随着吐蕃国家制度的完善，在统治上也有加强法制的需要，弃宗弄赞继为赞普以后，积极学习文字，制定和颁布法律。据吐蕃史书说“松赞干布在位，以臣民于君前忿教争竞，无礼无仪，乃创十善法律，使善者有所劝，恶者知所戒”。据记载当时颁布的律文有二十条，其主要内容在于：“令行善者劝，作恶者惩，强梁者以律绳之，贫弱者以法扶之，设四兵以为禁卫”。“定度量衡之法，设阡陌之制。教民习书，为马装备，创兴礼义。”这都是说的立法的意义。至于法律律文，有“争斗者罚金，杀人者依其大小抵偿。盗窃财物者，罚赔八倍，并原物为九。通奸者，断肢体而流之。诳语者，割舌”（刘立千译《史鉴》）。各种记载不同，有的说弃宗弄赞有“十善法律”，有的说有“德行诫命十八条”，多为道德训条，有些是出于后世附加的。根据史籍记载弃宗弄赞时制定法律，用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史书记载说吐蕃“用政严酷，人无敢违”。“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数）；其狱，窟地深数丈，纳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制定这样落后的刑罚，也完全符合奴隶制度的情况。
弃宗弄赞为了改变吐蕃的落后情况，一方面吸取各国的先进文化，同时也积极从事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他和文成公主结婚后，加强了唐蕃的文化交流，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学习，积极地引进唐朝的生产和工艺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开启学习唐朝文化的风气，造就许多兼通汉藏文化的人才。让汉族医生帮助吐蕃医生翻译医学典籍，发展藏医学。
弃宗弄赞在文化上突出的建树，就是创造吐蕃文字。吐蕃原来没有文字，“其吏治，结绳齿木为约”。公元633年（？），弃宗弄赞派遣吞米·桑布札等十六名贵族子弟到天竺留学，在克什米尔向大婆罗门李敬学习文字学，学成回到吐蕃以后，吞米·桑布札等把梵文与西域各国文字，特别是和阗文互相比较，采取笔画简单易于书写不同形体，制定了三十个藏文字母，这三十个字母都是辅音，利用辅音重叠或在辅音上加上符号的方法构成复辅音，另外又制定四个元音符号，加在字母上下，用以拼写藏语。桑布札又著《文法三十韵》，作为藏文学习的书籍。藏文创造以后，弃宗弄赞大力提倡，他专心学习了四年，强制贵族子弟学习，号召大臣们学习，采取了许多奖励学习的办法，这样很快得到推广和应用。从此，朝廷的公文、法令，军队和人民的册籍都使用藏文记录，还用藏文翻译汉文医书和梵文佛经，创作文学、史学等作品，对于吐蕃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藏文的创造，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文成公主带了许多医书，汉医韩信杭帮助吐蕃人哈律马哈德娃和德日马郭吉两人翻译成藏文。韩信杭和印度医生巴惹多札、大食医生朵利诺波共同研究，合著《无畏之武器》医书。在汉医学的影响下，藏医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和处方等都有了发展。
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弃宗弄赞的提倡和推广，文学、算学、历法、历史等，都有所发展。无论是大食、突厥、印度、泥波罗各国的先进事物，弃宗弄赞都积极学习，兼收并蓄，在周围各族的先进文化影响下，结合吐蕃固有文化的改造，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吐蕃文化。
弃宗弄赞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对佛教也采取保护的政策。吐蕃人原来信奉苯教。苯教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役使鬼神等为主要活动。苯教首领在朝廷中有较高地位。后来佛教徒进入吐蕃传教，当时苯教势力较大，并未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因此吐蕃不仅没有佛教徒，也没有佛殿和佛像。弃宗弄赞先娶泥波罗尺尊公主为妃，后又娶文成公主为妃。泥波罗是著名的佛教国家，唐朝佛教也盛行，两位公主都信仰佛教，她们都把佛像、佛经、法物等带到吐蕃。吞米·桑布札从印度留学回来也带来佛经，并译成藏文，从此佛教在吐蕃开始流传。在两位公主影响之下，弃宗弄赞也接受了佛教，并为尺尊公主、文成公主修筑了大昭寺、小昭寺，弃宗弄赞又建立了十二座寺庙，这样佛教和苯教同样在吐蕃国内传播开来。弃宗弄赞曾迎请天竺、泥波罗和唐朝僧人到逻些兴佛法，资助翻译佛经，据说译出的佛经有二十五部之多。但终弃宗弄赞之世，吐蕃人没有出家的。
第七节吐蕃和唐朝的友好关系在朗日论赞时，吐蕃与唐朝就有经济、文化的交流，两族人民之间就有交往。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后，吐蕃和唐朝成为“甥舅之国”，汉藏两族人民间的亲密关系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弃宗弄赞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各方面，都得到唐朝的支援与帮助，两国人员往来频繁，互相援助。以前两国间时有边境冲突，自从和唐朝联姻以后，十余年边境相安无事，弃宗弄赞一直以唐朝的子婿自居。在公元644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回朝，弃宗弄赞派遣大论禄东赞奉表庆贺，其表说：“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渡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向唐太宗献上金制的七尺高金鹅，可盛酒三斛。
648年，唐朝使臣出使印度（天竺）。中天竺阿罗那顺劫夺诸国贡献的名贵贡物，使者王玄策战败逃至吐蕃，弃宗弄赞立即派出一千多精兵与泥波罗七千多骑兵，随从王玄策攻讨劫贼，擒了阿罗那顺，然后遣使向唐献捷。649年，唐太宗崩，高宗即位，授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
弃宗弄赞接受唐朝官爵封号，深以为荣，以臣礼自居，致书给唐顾命大臣、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除讨。”表示愿尽臣属的义务。同时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奠祭于唐太宗灵座之前，表示对唐太宗深切哀悼和怀念之情。唐高宗对弃宗弄赞的忠诚友好，非常赞赏，于是晋封他为宝王，并在唐太宗陵前竖立他的石刻像。弃宗弄赞向唐朝请求蚕种、造酒、碾硙、纸、墨的匠人，唐高宗允其所请，选派优秀工匠去吐蕃传授技术，帮助吐蕃建设。
649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患病，居住在彭玉色莫冈别墅养病，于650年春季逝世，把遗体安置在琼瓦，文成公主派使者到唐朝报丧，夏五月到达长安后，高宗派遣武卫将军鲜于匡济赍玺书赴吐蕃进行吊唁。弃宗弄赞逝世时，他的嫡子贡日贡赞早已亡故，他的儿子贡日贡赞与昆交芒木杰赤噶生子芒伦芒赞。在他逝世后，其大臣拥立他的孙子芒伦芒赞继位为赞普。弃宗弄赞逝世以前，泥波罗尺尊公主已故世，除文成公主以外，弃宗弄赞又娶象雄妃、如羊妃、木聂妃三人，但均未生子。
弃宗弄赞娶文成公主后，九年中和公主共同生活有三年之久。弃宗弄赞逝世，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继续留在吐蕃生活了三十年，直至680年，文成公主逝世。唐高宗又派使者吊祭。在这期间，她仍热爱吐蕃人民，关心生产和人民生活，得到吐蕃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唐朝和吐蕃两国间曾一度失和，进行战争，但吐蕃人民对她敬爱如故。她逝世时吐蕃为文成公主举行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这是吐蕃以前都没有的。吐蕃人对文成公主十分怀念，在人民中流传着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诗歌歌颂文成公主，戏剧、舞蹈都纪念文成公主，说明吐蕃人民对文成公主有十分深切的感情。
第十一章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第一节陆德明陆德明，名元朗，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约生于梁末陈初，历仕陈、隋、唐三代。青年时代，随从梁、陈时代知名人士周弘正学习，善于谈论老、庄和《周易》。陈宣帝太建年间，太子陈叔宝即后来的陈后主召集全国各地名儒，在建康皇宫的承光殿举行一次关于儒家经学的讨论会。那时，陆德明年方二十，应邀前往参加，坐在最末的席位上。由德高望重的国子监祭酒徐孝克①主讲儒经经义，他依仗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趾高气扬，旁若无人，与会的名儒们在这个权威的面前甘拜下风，谁也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唯独叨陪末坐的年轻人陆德明敢于起来同他争辩，多次指出徐孝克讲解中的弱点，深中要害，博得满座的赞赏，也受到陈后主的重视。从此，名声大震，步入陈朝名士之林。陈朝朝廷任命他当始兴王王国的左常侍，后升迁为国子监助教。陈朝灭亡以后，回到故乡吴县。
隋炀帝即位后，搜罗南朝著名学者到长安任职，陆德明被任命为秘书省学士。炀帝大业年间，下诏召集京城及各地通晓儒经的名士到长安讲学，命陆德明同名儒鲁达、孔褒同到门下省会合诸儒讲授经义，互相诘难，互相争辩，谁也没有辩论过他。于是加授他为国子助教。不久，礼部侍郎许善心推举陆德明和徐文远、包恺、褚徽、鲁达等为学官，授陆德明和包恺、鲁达、褚徽为太学博士，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当时人评论陆德明讲《易》、徐文远讲《左传》、褚徽讲《礼》、鲁达讲《诗》，都是高水平的。
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后，隋朝东都留守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为帝，号皇泰主。杨侗任命陆德明为国子监司业，命他进殿中讲授经书。不久，王世充废黜杨侗，自立为帝，封自己儿子王玄恕为汉王，任命陆德明为散骑侍郎，充当汉王师傅。充当王世充儿子的师傅一事，陆德明自认为是莫大的耻辱，但又深知王世充为人残忍，不便当面拒绝，便想了一条苦肉计来推辞这件差使。就在举行拜师礼的前一天，他服用一剂喝了要腹泻的巴豆散。第二天他卧床在东墙壁下。王玄恕到来后，跪在床前向他大礼参拜，他竟然当面腹泻起来，装着病势十分沉重的样子，既不回礼，也不答话。王玄恕无奈只得以师傅得痢疾向王世充禀告。然后陆德明以养病为名，移居洛阳以东的成皋县，同一切人断绝往来。
不久，唐秦王李世民率兵攻克洛阳，平定王世充，派遣使者征召陆德明到长安，任命他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命长子中山王李承乾随从他学习经书。秦王对他十分敬重，使阎立本写真形，褚亮为之赞曰：“经书为贵，玄风可师，励学非远，通儒在兹。”①不久，补授太学博士。后来唐高祖亲自到太学祭奠先哲先圣，祭奠后，召开了一次儒、佛、道三家经义讲习会，由大儒徐文远主讲《孝经》，高僧惠乘主讲《波若经》，著名道士刘进喜主讲《老子》。讲授完毕后，由陆德明先依据各家经义，分析其要旨；然后提出问题请这三位名流回答，他们都给难住了，最后还是由陆德明把问题一一解说清楚。高祖叹赏说：这三位大儒、高道、名僧学问渊博，能言善辩，但都被陆德明问①徐孝克，《旧唐书》卷一**上《陆德明传》作徐克。
①《大唐新语》卷三。
得哑口无言，他真是一位学术精深的贤才啊！赏赐他丝帛五十匹。太宗贞观初年升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不久病故。他生平著作颇多，主要有《经典释文》30卷，《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流传当代。后来太宗阅读《经典释文》，对陆德明学识的渊博善辩甚为嘉奖，赏赐其家布帛二百段。陆德明的儿子陆敦信，唐高宗龙朔、麟德年间历任门下省左侍极、同东西台三品、检校右相等职，封嘉兴县子，后任大司成，因年老多病致仕归家。第二节颜师古青出于蓝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行②，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颜之推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著有文集30卷、《颜氏家训》20篇，并行于世。颜之推从山东辗转跋涉到关中，跨越了南北阻隔，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中，发现了不少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语言因古今、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把这些心得与其他内容一并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唐初，师古拜为燉煌公府文学，后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由于他办事机敏，谙熟国家政事，又正逢军国事务繁多之时，诏令一概出自他手，所写册奏无人能及。太宗即位，师古备受重用，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后又因公事获罪免官。贞观七年，师古拜为秘书少监，专司刊正之事，对那些令人困惑的奇书难字，他都能原原本本地将疑难剖析明晰。当时秘书监引入很多后进之士任校雠，担任秘书少监的颜师古却压制清贫寒士，而优先任用勋贵权势之人，就连富商大贾之流亦混迹其中，舆论称师古收受贿赂，于是被贬为郴州刺史。赴任前，太宗怜惜师古的才华，责备他“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所授，卿自取之”。希望他“宜深自戒励也”①。于是仍留任秘书少监。
颜师古不论为官还是赋闲，都能遵循家训坚持读书，研习学问，所以能胜任经史的考定和注释。太宗尝“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多所厘正。书成，太宗诏诸儒重加详议，诸儒各守门户，同声非难师古，师古则依据晋、宋以来古今传本，对诘问一一答复，解答中援引证据简赅透彻，才情溢于言表，令诸儒无不折服。贞观年间，颜师古还参与了《五礼》的修撰①，十一年，《五礼》撰成，颜师古进封为子爵。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汉书》作注。颜师古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解释翔实明晰，深受时人称许，誉其为班孟坚忠臣。太子将《汉书注》奏上朝廷，太宗下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褒奖。十五年，太宗下诏将祭泰山，主管部门与公卿博士集议其仪式，众说纷纭，颜师古上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②于是将此著交付公卿定其可否，多赞同其说，但祭泰山事终未成行。不久，颜师古调职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②此据《旧唐书》本传。《新唐书》则曰名师古，字籀。
①《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①即《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大唐新礼》，《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大唐仪抢瘛贰*②《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年，随太宗东巡，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颜师古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又有文集40卷传世③。永徽三年，其子颜扬庭将其遗作整理成《匡谬正俗》8篇奏于朝廷。保留至今者有《汉书注》及《匡谬正俗》。
汉书功臣在颜师古之前，已有多人为《汉书》作注，对此清人王先谦有个总结。
他说：“颜监以前注本五种：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也。”①这五本中有集注本，如晋灼就在服、应二氏之外，又增伏俨、刘德等十四家，而臣瓒又增刘宝一家，总共有二十家，其中不乏像应劭、服虔、韦昭这样的名家。但颜师古《汉书注》一出即受到时人的称道，显然因其有魅力。他自称注《汉书》的宗旨：“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释，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②。颜师古明确反对借注《汉书》攻击《汉书》，进而阐述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一遵轨辙”，即依照《汉书》原文客观地注《汉书》，“翼赞旧书”也只是为了正确地解释《汉书》。从此出发，他注《汉书》，首先要订正《汉书》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脱漏，恢复《汉书》的原貌，其次要阐明由于时代的推移所出现的语音、词义的变化，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的不同等问题。
颜师古在《叙例》中提到《汉书》表中有“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的问题，他“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做到“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但是为了“一遵辙轨”，不便改动《表》的内容，于是就在与表有关的传中加以说明，如卷三三《韩王信传》提到其后裔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頟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师古注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頟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对令人困惑的表，颜师古则予以说明，决不妄加己意。如卷十五上《王子侯表》序结尾有注：“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这显然是对此表的批评，这批评符合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与“攻击本文”有本质区别。至于那些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颜师古也多是指出错误，阐明理由，而不轻易改动。如卷四三《朱建传》“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下注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颜师古这样做意在“归其真正”，而按照颜之推“不妄下雌黄”原则不予改动，可以避免新的“以意刊改”，不仅保持了《汉书》原貌，而且为以后的校勘树立了典范。
颜师古作《汉书注》，参酌二十家注释，对前人注释的甄别采取了不同做法。对于“汎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③《新唐书·艺文志》作60卷。
①《前汉书补注序例》，见《汉书补注》卷首。
②《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取焉”①。而“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②。如卷五一《邹阳传》“有白头如新”，其下只有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而颜师古不置一辞。但不是所有注都能如此简单地全取、全舍，有的注“指趣略举，结约未伸”③，颜师古则“衍而通之，使皆备悉”④。如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下引应劭注：“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此注把难解的词都分别解释了，但对此句的意思仍不甚了了，于是颜师古注曰：“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这样此句的内在含义就很清楚了。还有的注则“诡文僻见，越理乱真”，这样的注本可不采，但是它们已经造成不好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汉书》原文，对这些错误的注释，必须“匡而矫之，以祛惑蔽”①。如卷七《昭帝纪》“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下引文颖注：“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晋灼注：“帝自谓通《保傅传》，未能有所明也。”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师古则曰：“晋、瓒之说皆非也。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
《汉书注》是一部《汉书》的新注，颜师古根据新注的需要利用旧注，但这还不够，因为“旧所阙漏，未尝解说”②，颜师古作新注，“普更详释，无不洽通”③，并且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④。这样，颜师古所作新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引据确凿，有很强的说服力。颜师古注中有关注音、解词、辨古今字的内容较多，有人称颜注是重训诂一类的史注，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汉书》多用古音、古字，到唐代已有古今之隔，这是注释《汉书》必须做的。为了疏通《汉书》文句，颜师古不仅注音解词，而且还串讲语句，指出词句由何演化而来。如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下注曰：“天功，天下之功业也。《虞书·舜典》曰‘钦哉，惟时亮天功也’”。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根据《汉书》是史书的特点，非常重视时间、地点、史实的补充和注释。如卷三六《楚元王传》“大雨雹”，下注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又如卷二五上《郊祀志》“兵车之会三”，注曰：“谓庄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六年代郑围新城也。”颜师古反对考辨正文，但注中也存有异说，如卷五五《卫青传》“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下注曰：“言众寡不敌，以其坚战无有退心，故士卒丧尽也。一说，若建耻败而不自归，则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这样兼容并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同解释，其目的仍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决无“多引杂说”哗众取宠之意。另外，《叙例》有这样一条耐人寻味，“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如卷二二《礼乐志》记“高祖说而叹曰”，下注：“说读曰悦。”下段记文帝事，“天子说焉”，亦注：“说读曰悦。”这不仅表明颜师古深感难字、假借字是读懂《汉书》的主要障碍，同时也考虑到读者会因“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而影响正确理解原文。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语言大家《匡谬正俗》是颜师古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8卷，一百八十二条，前四卷五十五条，主要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一百二十七条，则博及诸书，以论诸书字义、字音与俗语相承之异为主。《匡谬正俗》是一部未完稿，结构亦不完备，但就其具体条目而言，则引征丰富，论述中肯，尤其是颜师古能指出某些解释的谬误是因音读的差别造成的，从而推出同音假借之说，更有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
《匡谬正俗》主要探求造成解释谬误与读音的关系，而这关系往往有古今之别、雅俗之异。我国南北方语言本来就有很大差别，加之南北朝时南北长期隔绝，难以交流，造成不少读音、字义的不同。对此，颜之推已有所察觉，在《颜氏家训》的《书证》、《音辞》两篇中有所论述，并表示出寻求异音相承关系的意向。颜师古从此得到启发，把字音与字义的解释自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很多难以理解的字义迎刃而解，这不仅使颜之推寻求异音间相承关系的意向付诸实践，而且创后世叶音之说，为注释又开新径。《论语》、《尚书》、《史记》作为《匡谬正俗》的条目并不辨正某些词语的解释，而是涉及书的思想、某一体例的运用及流传中的一些情况。如《史记》条追溯《太史公自叙》与《尚书序》的相承关系，以及后人对《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叙传》的曲解等等。这类以书名为题的条目虽为数不多，却反映出颜师古对具体词汇的解释是建筑在对全书的统观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而《汉书注》也是如此。
颜师古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名物、制度、习俗有了改变，与其相应的词汇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或是损益、或是消亡、或是与原意相反，而这类词汇变化的来龙去脉，是解释词汇时必须说明的。如卷五解“郎署”：“《冯唐传》云，‘文帝辇过郎署，见冯唐而问之’。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今之学者不晓其意，但呼令史、府史为郎署。自作解释云，郎吏行署文书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属文，咸作此意，失之远矣。”唐代学者不明郎署自汉至唐，内涵已有损益，以唐郎署解汉郎署当然不免失之远矣。
《匡谬正俗》的宗旨是纠正诸经、诸书部分音读、注释的错误，并对出错的原因加以探讨。如卷一“甲”条，颜师古认为甲有狎音，不是假借为字，而是因甲训为狎，后世把甲训为狎误认为假借，故使甲有狎音。这说明音读讹误的原因之一，是将释义词的读音与被释词读音相混（包括字义相同读音相混），同时也澄清了假借的概念，假借是指因甲乙二字同音，即可互为代替，这与因二字义同，即将二字读如一音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另外，由于读音造成解释错误或障碍，在典籍中也屡见不鲜。而出现这些不同的读音，或因古今音，或因方言，或因俗语，颜师古在书中以充分的论据，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说明。
颜师古《匡谬正俗》纠正不少音读、注释的错误，内容非常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典籍在流传中因口传、笔抄出现不少错误，而这些错误随着时间的延续，已被当做正确的东西流传。颜师古撰《匡谬正俗》正是为防止谬误继续蔓延，贻误后人。颜师古纠正典籍音读、注释的错误，不是简单地标其正误，而是征引大量资料，阐明其产生谬误的前因后果，这样不仅使其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客观上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颜师古从诸多谬误原因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传》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苟不明练，岂宜臆说，以误将来。”①此可谓整理古代文献的千古不易箴言，值得遵循。
第三节孔颖达孔颖达（574—648），字冲远②，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祖父孔硕，北魏时任南台丞。父亲孔安，北齐时任青州（州治今山东益都）法曹参军。他八岁入学，非常勤奋，每天能背诵书本一千余言。成年以后，遂贯通经史，尤其是对于汉儒服虔所注《春秋传》、郑玄所注《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较深的造诣，并擅长文学，通晓算术历法。同郡大儒刘焯是知名学者，孔颖达慕名前去拜访，刘焯见他年轻，态度有些傲慢，后通过言谈议论，问难答疑，才知道后生才识不凡，不觉肃然起敬，非常佩服。
隋炀帝大业初年，改州为郡，下诏各郡推举通晓经书的贤良文学，孔颖达被本州推举，朝廷授以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一带）博士职。当时炀帝征召各郡儒官在东都洛阳集会，命国子监、秘书省所属各学士同他们一起讨论经义，互相问难。孔颖达出类拔萃的学识崭露头角，使那些以前辈自居的著名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因为在辩论中被这个年轻人驳倒而感到羞惭，也因为他一举成名而妒火中烧，竟然不择手段雇了一名刺客去刺杀他，幸而礼部尚书杨玄感把他藏在家中，得免于难。不久补授太学助教。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孔颖达避乱迁居武牢（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唐太宗平定洛阳王世充后，搜罗文学之士，授孔颖达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封曲阜县男，调任给事中。当时太宗初即位，励精图治，留心政事，以孔颖达屡次进忠言规谏，对他更加亲信。太宗曾经问他：《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这是圣人教人谦虚的话。意思是说：自己虽然有能力，并不妄自尊大，仍然向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询问自己不会的事情；自己的才艺虽多，还以为不足，仍然向那些才艺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更求集思广益。自己虽然有智谋，切勿锋芒外露。自己虽然有真才实学，仍须态度谦虚。不仅匹夫庶民应当这样，就是有的君王也应如此。凡是有德的帝王内心虽然蕴藏着神明，但外表必须沉默不露，使人不能测知其深浅。所以《周易》说：长上教化百姓必须用启发蒙童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德性；又说：君上有神明之德必须隐晦不露，使臣民潜移默化。①如果身居帝王高位，好炫耀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才智凌驾于臣民之上，从而掩饰自己的缺点，拒绝接受群臣的谏诤，就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下隔阂，君臣大义也就荡然无存，自古以来灭国亡身，都是由此引起的。唐太宗听了，深以①《匡谬正俗》卷五《隄》条。
②《旧唐书》、《新唐书》俱作“字仲达”，《旧唐书》校勘记根据于志宁《曲阜宪公孔公碑铭》改作“字冲远”。
①易经：“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见《易传》蒙第四，明夷第三十六。为然。
贞观六年，太宗任用孔颖达为国子司业。一年余，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论历法、明堂各项事宜，多按孔颖达的意见议定。又同魏徵撰成《隋史》，以论撰功劳，加授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他又同朝臣修定《五礼》，遇有疑难，都向他咨询决定，书成后，进爵为子，赐帛三百段。皇太子李承乾命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②，他针对太子过失，在文中借题发挥，多方规劝。太宗知他在东宫屡次进谏，赐他和左庶子于志宁每人黄金一斤，绢一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在东宫侍讲。贞观十四年，太宗到国子学参加释奠典礼，命孔颖达宣讲《孝经》，宣讲完毕后，他上《释奠颂》，太宗亲写诏书嘉奖。后来太子承乾不遵守法令制度，他多次进谏，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对他说：太子已长大成人，不应当面数说他的过失。他回答说：我受国家厚恩，应当进谏，虽死不辞。进谏次数更多，言词也更为恳切，太子未能采纳，后来终于因过失被废黜为庶民。贞观十七年，孔颖达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语说：“道先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主要是称赞他在弘扬儒学经典上的功绩。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年七十五岁，赠太常卿，谥曰宪，并赐予陪葬昭陵的恩典。
孔颖达死后，其子孔志继承父业，官至国子司业。后来孙子孔惠元也继承父祖当过司业之职，官至太子谕德。他们祖孙父子三代相继任国子司业，时人传为美谈。
孔颖达是唐代著名儒家大师之一。贞观年间，他奉诏命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余篇，号称《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7卷，因为孔颖达是主要撰稿人和纂稿人，所以这几部书都署名孔颖达撰。撰成后，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令国子监采用，并赐孔颖达帛三百段。《五经正义》对唐以前各家著作详加考订，采其所长，舍其所短，博览群书，成一家之言，在经学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仍有不少错谬或繁琐之处。博士马嘉运对此一一驳正。太宗下诏加以修改裁定，没有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令中书、门下西省召集国子监三馆博士以及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订，后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担任总裁，加以增损，然后定稿，颁行天下。这部经学名著的编成，对于后世经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②《旧唐书》作《孝经义疏》，《新唐书》作《孝经章句》。
第十二章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第一节姚思廉文史世家姚思廉（？—637），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约生于梁末陈初，在八十岁左右去世。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还“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①。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得到赏赐颇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僧垣“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②。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游历求学，购聚图书，见闻日益广博。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③。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他聚书多达万余卷，并都阅读过①，为梁、陈、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隋平陈以后，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他对臣下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②姚察的著作很丰富，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卷，还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还有未撰成的梁、陈二史。
这样的家学传统，对姚思廉有良好影响，少年时就喜好史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学习，除了读书，再没有其他嗜好，甚至从不过问家人的生计状况。三朝仕宦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①《周书》卷四七《姚僧垣传》。
②③《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①《册府元龟·总录部·赐书·聚书》。
②《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①。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②。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撰梁、陈二史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
隋大业五年（6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①。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①《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②《新唐书》卷一○二《姚思廉传》。
①《史通·古今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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