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开元末年曾在幽州藩帅张守珪部下任捉生将，后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等职。他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心意，屡次挑起边事，以邀功赏，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先后担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安禄山见玄宗春秋渐高，不理政事，纲纪废毁，精兵悍将多集中在边镇，朝廷力量空虚，于是便蓄有政治野心。他罗致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于范阳筑造雄武城，贮藏了大量兵器，又从同罗、奚、契丹人中精选了八千强健者，作为他的“假子”②。当他准备就绪后，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率十余万大军南下，以诛杨国忠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由于承平岁久，中原武备松弛，兵不习战，叛军一路势如破竹，至十二月十三日即攻陷了东都洛阳。
“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时沉湎于声色中的玄宗如大梦初醒，顿时慌了手脚，匆忙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赴东京募兵；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率兵东征。同时还起用在京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让他率大军讨伐安禄山。
各地军民奋起抵抗叛军。河北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组织河北军民抗战，有力地打击了叛军，一时失陷的各城纷纷脱离了叛军；唐将李光弼率兵出井陉，连下数城，与颜真卿遥相呼应，严重地威胁着叛军的后方。张巡率兵扼守睢阳，与叛军血战数百次，阻止叛军不得南下江淮。哥舒翰也镇守潼关，叛军不能西进。这样使叛军一时处于困境之中。
但在至德元载（756）六月，昏庸的玄宗被叛军的假象所迷惑，屡次催促哥舒翰出关收复失地；杨国忠因害怕哥舒翰图谋自己，也极力赞成此事。结果在灵宝一战，唐军溃败，潼关失守，玄宗连夜仓皇出逃。在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痛恨杨国忠的祸国殃民，发生了哗变，射杀了杨国忠，逼迫玄宗，缢杀了杨贵妃，这才平息了众怒，才得以逃往成都。京都长安也很快落入叛军之手。
安禄山的叛乱，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繁华的都市变为废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此，③《通典》卷二。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元年。
②《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
唐朝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
第六节忧郁孤凄度残年在玄宗起驾马嵬驿，逃往成都之时，太子李亨在一些人的支持下与玄宗分道北上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重任。这时中原群龙无首，在军民的拥戴下，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
肃宗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又调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部五万军队，灵武一时军威强盛。接着又任命了朝官与将帅，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系统，对抗击叛军也作了全面部署。应肃宗之请，回纥也派来精锐骑兵助战。这时又适遇叛军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部下不服，战斗力也随之削弱，形势急转直下。至德二载（757）十月，唐军先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十二月，玄宗被迎回京城，安置在兴庆宫。
玄宗不再过问政事。他居住在兴庆宫，偶尔也去大明宫。侍卫他的仍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另有玄宗的亲妹玉真公主与旧时宫女、梨园弟子为他娱乐。
玄宗对杨贵妃之死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从成都回来后，即派人去祭悼她；后来又想改葬，遭宦官李辅国反对而停止，却密令宦官将贵妃遗体移葬他所。宦官献上了贵妃的香囊，玄宗把它珍藏在衣袖里。又让画工画了贵妃的肖像，张挂于别殿，“朝夕视之而欷氀伞雹佟?
上元元年（760），宦官李辅国为了立功以固其恩宠，上奏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喻不能解，不敢不以闻。”这年七月，李辅国乘肃宗患病之机，矫诏强行把玄宗迁居西内。在途经夹城时，李辅国又率射生将五百骑，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地拦住去路。玄宗胆战心惊，几乎坠下马来，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玄宗才安全地迁居甘露殿。事后，肃宗没责怪李辅国，反倒安慰他几句。②不几天，玄宗的几个亲信也遭到清洗：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于巫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玉真公主也出居玉真观。剩下玄宗只身一人，茕茕独处，形影相吊，好不凄惨。之后，肃宗另选后宫百余人，到西内以备洒扫。①宝应元年（762）四月，唐玄宗在郁闷中，溘然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葬于金粟山，名为泰陵。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曾锐意改革，使唐朝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骄惰怠政，奢侈**，酿成了天宝之乱，从明主堕落为昏君。正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但也给人以深刻的反思。
①《杨太真外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第七节杨贵妃杨贵妃（719—756），小字玉环，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后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父杨玄琰任蜀州司户，故出生于成都。她幼年丧父，后寄养在叔父玄璬家。杨玄璬时任河南府士曹，她是在洛阳长大的。杨贵妃从小学得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娴熟各种器乐。开元二十三年（735），她十七岁那年被选为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妃子。②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悼惜不已，后宫数千人，在他看来竟无一人中意。高力士深知主子的心思，遂外出寻觅，终于发现寿王妃杨玉环是最理想的人选。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玄宗行幸骊山温泉宫，经高力士引荐，命人从寿王邸召来了杨玉环，玄宗十分满意，马上别赐汤沐。沐浴之后的杨玉环在进奏《霓裳羽衣曲》时，舞姿翩翩。玄宗十分高兴，当晚即赠给她金钗钿合，为定情信物；还到梳妆间亲自给她戴上了金首饰。①杨玉环毕竟是唐玄宗的儿媳，为掩人耳目，玄宗命杨玉环自己乞请为女官，号“太真”，正式与寿王离异，住进了内太真宫。不到一年，其宠遇如同武惠妃，宫中称她为“娘子”，仪礼如同皇后。
天宝四载（745）七月，玄宗特诏册立左卫勋二府右郎将韦昭训的次女为寿王妃子；八月，即于凤凰园册立杨玉环为贵妃，位在诸妃之首，地位仅次于皇后。②杨玉环册为贵妃后，杨氏家族的人个个飞黄腾达。其亡父玄琰被追赠为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父玄珪擢为光禄卿；家族的兄长杨铦擢为鸿胪卿，杨锜为侍御史。贵妃的三个姐姐也被迎接到长安，赐给良第，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被封为虢国夫人，八姐被封为秦国夫人，玄宗并称为姨。
杨贵妃的远房哥哥杨国忠本是一个不学无术、嫖赌无行的小人，一向不为宗族所齿，也由贵妃姊妹荐引，被任为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不到一年，即兼领十五余使职。后代李林甫为相，执掌了国政。
玄宗得到杨贵妃后，曾对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为此，他还特意谱写了一支《得宝子》的曲子。从此与杨贵妃形影不离。
在《霓裳羽衣曲》中，贵妃舒展广袖，翩翩起舞，使得玄宗龙颜大悦。
贵妃又善弹琵琶，诸王、郡主、贵妃的姊妹都拜她为师，称为“琵琶弟子”。每弹奏一曲，大家都献给她许多金宝珍玩。她所用的琵琶精美别致，是用逻逤檀木做成，木质“湿润如玉，光采照人”，上有金缕红纹，绘成双凤。所用琴弦，是末诃罗国贡献的，用渌水蚕丝做成，“光莹如贯珠瑟瑟。”贵妃还善于击磐，“拊搏之声泠泠然，多新声”，即使梨园弟子也都望尘莫及。玄宗特命采用蓝田绿玉，琢磨成磬。磬架和穗子用金钿珠翠加以装饰，又专门造了两个金狮子，以做磬座，其豪华奇丽，“一时无比”①。
杨贵妃极度奢侈。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女工多达七百余人，为她雕②《唐大诏令集》卷四○《册寿王杨妃文》。
①陈鸿：《长恨歌传》。
②《杨太真外传》卷上，《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①《杨太真外传》卷上。
刻熔造者又数百人。她的奇服秘玩，变化无穷。四方争先进贡珍奇之物，达到“动骇耳目”的程度。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求良工精制奇器异服，都加官晋爵，擢居显位。杨贵妃小时长在四川，喜欢吃荔枝。岭南的荔枝果肉晶莹如玉，浆液酸甜如酪。但荔枝色味易变，玄宗不惜千里迢迢，每年命岭南驰驿传送，即使盛夏酷暑，送到长安后也色味不变。②杨贵妃善于迎合玄宗的心意，整天与他戏谑**。每至酒酣兴奋之时，常自统宫妓百余人，玄宗统小宦官百余人，在掖庭中排成两队，称为“风流阵”。双方用彩锦做旗帜，互相攻击打斗，败者要罚喝十大杯酒，以相戏笑。③偶尔杨贵妃也有惹玄宗发怒。天宝五载（746）七月，玄宗以她“妒悍不逊”而大发雷霆，把她遣送宫外杨铦家里。诸姊及铦以为大祸将临，吓得聚在一起抱头大哭。玄宗虽因一时之怒赶走了贵妃，却感到异常空虚、无聊，到了日中，即使山珍海味也不想吃。他心中烦躁不安，左右宦官时而横遭捶楚。乖觉的高力士熟谙主子的心意，请求将贵妃院中的供帐、器玩百余车送给贵妃。当晚又奏请贵妃归院，玄宗命打开兴安坊门，接回了贵妃。杨贵妃一见玄宗，立时哭泣着伏地请罪，玄宗十分高兴。“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①。
天宝九载（750）二月，杨贵妃因偷吹了宁王的紫玉笛，玄宗一时感到不快，再次将她遣送宫外。杨国忠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便向户部郎中吉温问计。吉温答应劝玄宗回心转意，遂入奏说：“妃，妇人，无智识。有忤圣颜，罪当死。既尝蒙恩宠，只合死于宫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之就戮？安忍取辱于外乎？”玄宗本来就有些懊悔，听了吉温的话，遂停止用餐，马上派宦官张韬光把御食分赐给贵妃。杨贵妃见到韬光，哭泣着说：“请奏：妾罪合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惟发肤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说着用刀剪下一缕秀发，以留诀别。玄宗闻奏以后大惊失色，立即把她接回，恩宠依然如故。②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也都深得玄宗的欢心，“每入宫，移晷方出”。玄宗赐给虢国夫人的照夜玑，秦国夫人的七叶冠，杨国忠的锁子帐，都是希世珍宝。③每年给韩、虢、秦三夫人的胭脂钱，就多达一千贯。杨铦任三品、上柱国，并于私第立戟。她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住宅华丽，每建造一堂，费用以千万计。如见到有的楼堂馆舍，其规模宏伟要超过自己的，又马上拆毁重建，毫不珍惜，土木之工，昼夜不停。玄宗每次赏赐及天下贡献，五家一样，史称“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①。
玄宗每次出游行幸，贵妃姊妹昆仲都要随从。贵妃要是乘马，则由高力士执辔授鞭。在每年十月幸华清宫时，贵妃姊妹昆仲五家竞相豪华，每家各为一队，穿一色服装，鲜艳夺目，五家若合为一队，则“映照如百花之焕发，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
③《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
②《杨太真外传》卷上，《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③《杨太真外传》卷上。
①②《旧唐书》卷五一《杨贵妃传》。
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②。
杨氏家族贵盛，权势凌人。天宝十载（751）正月十五上元节，杨氏五家夜游，在西市门与广宁公主相遇，为争先出门，杨氏家奴气势汹汹，挥鞭乱抽，一鞭把广宁公主打下马去，驸马程昌裔去扶，也挨了数挝。事后，公主向玄宗哭诉此事，玄宗仅诏令把杨氏家奴一人处死，公主虽为受害者，其夫程昌裔却被停官。玄宗还诏令为贵妃父玄琰立家庙，并亲笔书写碑文。诸王子孙凡是婚嫁，必先贿赂韩、虢国二夫人，由她俩奏请玄宗。凡经她俩奏请的，玄宗无不应允。因此，有的王孙竟以数百千金相酬谢。
安禄山因有边功，倍受玄宗恩宠。在他初次入朝时，玄宗让他与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叙为兄弟。大概安禄山看到杨贵妃在朝廷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了求恩固宠，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五岁，却请求做杨贵妃的养子。每次朝见时，安禄山总是先拜贵妃，玄宗感到奇怪，问是什么缘故，他故意装作傻呆的样子说：“胡人先母而后父。”①逗得玄宗一阵大笑。
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生日那天，玄宗与贵妃赏赐给他许多金银宝器衣物。第三天，例行为儿沐浴，将安禄山召入宫中，贵妃用锦绣做了大襁褓包着他，宫人还用采舆抬着，戏谑声、欢呼声动地，声彻宫外。玄宗听到后宫欢笑声，问其原因，左右回答说，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所以欢笑。玄宗兴致勃勃地去观看，赏赐了贵妃洗儿金银钱，又厚厚赏赐了安禄山。从此，宫中皆称禄山为禄儿，他随便出入宫掖，“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②。
安禄山对杨贵妃百般恭维驯服，但却不把平庸的宰相杨国忠放在眼里。
杨国忠几次试图拉拢这个手握重兵的藩帅，都未能成功。因此杨国忠在清除了李林甫在朝廷的势力后，矛头对准了安禄山，屡次奏说安禄山有反状。后来安禄山反叛朝廷时，以诛杨国忠为名，从而也导致了杨贵妃的悲惨下场。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蓄谋已久的安禄山于范阳起兵，挥师南下，金鼓声打破了天下的太平。在玄宗派出将帅反击安禄山失利后，年已古稀的玄宗表示要率师亲征，使太子监国。太子一向憎恨杨国忠的专权，他监国后势必给杨氏带来厄运。杨国忠惊恐万状，马上找韩、虢、秦三夫人商议对策，他们聚在一起大哭，之后，决定由三夫人去劝说贵妃，由贵妃亲自出面，“衔土请命于上”，玄宗遂取消了亲征的行动计划。③杨氏家族也暂时渡过了这一难关。
至德元载（756）六月，由于玄宗指挥失误，潼关失守，通往长安的大门被打开了。玄宗与杨贵妃等连夜逃离京师。当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一路风餐露宿，疲惫不堪，怨恨杨国忠的乱政误国招致了这次动乱，于是怒不可遏的六军将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杨国忠及其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秦国夫人也同时遇害。之后，余怒未息的将士包围了驿站。玄宗走到驿门，慰劳军士，命令收兵，军士却屹立不动。派高力士前去询问，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玄宗听后，依杖垂首而立，迟迟不表态。最后经京兆司录韦谔与高力士苦苦相劝，再三陈述利害关系，玄宗迫不得已，强忍着内心的巨大痛苦，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载；《安禄山事迹》卷七。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走进行宫，扶着贵妃出厅门，至马道北墙口与她诀别。贵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最后说：“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玄宗说：“愿妃子善地受生。”高力士把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经六军将士验明已死后，将尸体埋在西郭外一里多远的道路北坎下。时年三十八岁。①杨贵妃在她十几年的宫廷生活中，受玄宗宠极一时，唐代政治家曾指出：“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②奸佞杨国忠利用了这一裙带关系，得以平步青云，执掌国政，蠹政害民，促成了天宝之乱。因此，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杨贵妃，但仍可以说她是天宝之乱的一个罪人。
①《杨太真外传》卷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②《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第二十一章姚崇张说第一节姚崇武周贤相姚崇（651—721），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因突厥叱利元崇叛逆，忌有大臣与其同名，故命以字行①。后又避唐玄宗开元年号，遂改名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父姚懿在贞观年间（627—649）任■州都督，因对唐有功，死后赠幽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姚崇在十二岁时成为孤儿②。他少年时代为人豪爽，崇尚义气，但不知读书。约在咸亨元年（670），他二十岁时开始发愤读书，做了孝敬挽郎。由于他才华横溢，仪凤二年（677）应下笔成章制举③，授官濮州司仓参军，后调任郑州。几年后又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天授年间（690），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唐宗室和公卿大臣不少人被无辜杀害，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大臣每次上朝，都是提心吊胆，闹得人人自危。姚崇任司刑丞后，持法公正，反对罗织罪名和滥用刑法，因而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①不久，即升任为夏官（兵部）员外郎、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北方的契丹大举侵扰河北一带，连续攻陷了数州。当时军务繁多，各州司檄书雪片般飞来，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②。武则天十分赏识他的军事才干，因由郎中擢为夏官侍郎。不久，又擢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圣历元年（698）九月，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时，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则直言不讳地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为了防止残害朝臣的悲剧重演，他竟以自身和全家百余口性命向武则天担保：“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后很高兴，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③当即赐银千两，以表奖姚崇的忠贞。
长安元年（701）三月，姚崇任凤阁侍郎。四月，姚崇赴并州以北检校各军州兵马，以整顿边防，加强战备。不久兼知夏官尚书。当时，武则天男宠①《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张说《梁国公姚崇神道碑》均言姚崇“字元之”。《旧唐书》本传言“改为元之”，当误。
②《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载姚懿卒于龙朔二年（662），时姚崇当十二岁。③徐松：《登科记考》卷二。
①《梁国公姚崇神道碑》云：“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四。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③《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张易之飞扬跋扈，目无法纪，擅自把京城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到定州，以充实私置的寺院，僧人表示反对，因而上诉，由姚崇断停。张易之又屡次说情，均遭到姚崇的拒绝。因此，张易之极力在武则天面前诽谤姚崇。长安四年（704）九月，姚崇被贬为司仆卿，出为灵武道大总管。后改任安抚大使。姚崇即将离京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宰相。姚崇认为张柬之沈厚有谋，能决断大事，且已年迈，请武则天立即提拔重用。同年十月，年近八十岁的秋官（刑部）待郎张柬之，得以任命为相。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患病，宰相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五人欲乘机发动宫廷政变，除掉张易之、张昌宗，拥护中宗复辟。这时恰好姚崇也从灵武道回到京城，张柬之高兴地说：“事济矣！”遂把其计谋密告了姚崇。姚崇参与了密谋计划。张柬之等成功地杀死了张易之及其党羽，迫使武则天退位。姚崇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①武则天被迁往上阳宫，中宗上朝听政，文武百官无不喜庆雀跃，唯独姚崇却呜呜咽咽，流涕不止。桓彦范、张柬之见此情景，不以为然，对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则回答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②张柬之等人听了不太满意，当日姚崇即出为毫州刺史。后又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
辅佐睿宗景云元年（710）六月，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专擅朝政，并欲步武则天之后尘。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韦氏党羽，拥戴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唐睿宗一向熟知姚崇的政治才干，即位后立即把他从许州召回，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辅佐睿宗，与当时宰相宋璟齐心合力，“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①。
早在中宗时期，安乐公主等人卖官鬻爵，又大搞“斜封官”。宰相萧至忠上疏中宗，指出当时冗员倍多，且与日俱增，致使“台寺之内，朱紫盈满”②。为了整肃吏治，精减冗官，姚崇与宋璟于同年八月向唐睿宗建议：请把以前的“斜封官”一律罢免。由于睿宗的优柔寡断，这项正确建议未能施行。太平公主身为皇妹，在诛灭韦氏集团时又有大功，于是她结党营私，干扰朝政。诸王也手握兵权，威胁着皇太子的地位。景云二年（711）正月，他和宋璟密奏睿宗，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政局动乱不安的因素，请将睿宗的长子宋王、高宗的长孙豳王等出为刺史；罢免岐王、薛王的左、右羽林军职务，改任太子左、右率，以侍奉太子；并请把太平公主及其夫武攸暨迁居东都，以免干扰朝政。姚、宋的建议，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局，但睿宗却把此事泄露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十分恼火，并严厉责怪太子。太子李隆基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遂奏称姚崇等“离间”姑兄关系。于同年二月，姚崇被罢免宰①《资治通鉴》卷二○七，中宗神龙元年；《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②《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②《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
相，贬为申州刺史。宋璟也同时被贬。“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①。此后，姚崇又历任徐州、潞州刺史，迁为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等职，后又迁同州刺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政法简肃，吏治较为清明，人们曾为他建立德政碑，颂扬功德。在他离任时，“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马鞭、镫，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诏美焉”②。可见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
“救时之相”
开元元年（713）七月，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就想到姚崇是个人才。十月，乘在新丰进行讲武检阅军队之机，召姚崇入朝议论国是，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大意是：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租赋外的贡献，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要以礼相待，纳谏从善，杜绝营造佛道的寺观，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等③。唐玄宗听完这十项建议，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姚崇当宰相后，没有辜负唐玄宗对他的信任。他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伤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①。
张说与姚崇有私怨，他曾试图阻止姚崇入相，未能得逞。姚崇为相后，张说心里不安，就私自到岐王家“申款”，以求内助。在一次退朝时，姚崇诈称有足病，行动缓慢；当玄宗询问病由时，他又说心中有忧虑，痛不在足。接着便说：“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②唐玄宗忌讳宰臣与诸王交通，恐谋不轨，遂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唐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滥度人为僧尼。有些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借以逃避国家徭役。开元二年（714）正月，姚崇上奏提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的办法，得到唐玄宗的支持。还俗者共一万二千多人。接着，又下令禁止滥造佛寺，规定自今以后“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诸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③。这就抑制了中宗以来滥度僧人和大肆营建佛寺的弊风。
姚崇严格要求官吏，他撰有《五诫》，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其中在《持称诫》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称那样，“不差毫厘，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辞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睿宗景云二年。
②《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语林》卷一。两书皆云此事在荆州任职时。但考姚崇生平，并未在荆州任职。《大唐新语》卷六载：“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当为扬州。
③《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司马光以为天下事“须因事启沃，岂可一旦可邀”，“难以尽信”。故《资治通鉴》不取。王鸣盛等认为“此乃所谓新书滥采小说不可信则非”。见《十七史商榷》卷八七。按姚崇前已两任宰相，明了社会弊端，建言十事，似无不可。
①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金诫》中，他极口称赞了“昔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惧”的为政廉慎的高贵品质，要求官吏廉洁：“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谨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他告诫官吏贪赃受贿必将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无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壶诫》中，他赞扬了冰清玉洁、表里如一的为政者，抨击了“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鄙龌龊行径，并规劝官吏说：“在位禄厚官尊，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冰壶是对，炯诫犹存。”①姚崇主张行法公正，不避权贵。开元二年，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骄横不法，仗势欺压百姓，遭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李业闻讯后，立即到唐玄宗那里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亲，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旨在宽免。姚崇知道后，与另一宰相卢怀慎联名上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姚崇坚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亲、近臣犯罪，也决不宽贷。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治，“由是贵戚束手”②。
另一件事是申王李成义私自把本府中的录事（流外官，从九品）阎楚珪破格提拔为府中参军（正七品上），唐玄宗已批准。姚崇和卢怀慎闻讯后，即刻上奏表示反对，说：“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才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姚崇坚持任人唯贤，终于迫使玄宗收回成命，“由是请谒不行”③。
五月，姚崇又以荒年为口实，赞助唐玄宗罢免了中宗以来的“斜封官”，如员外、试、检校官等一律免职；并规定自今以后，非有战功及别敕，不得注官。由于大力整顿吏治，结束了长期以来任官驳杂、冗官滥吏充斥官府的局面。
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因居闲职而有怨言，唐玄宗命紫微省下狱审讯，刘幽求表示不服。姚崇等人对玄宗说：“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①玄宗听了姚崇等人的建议，停止下狱审查。不久，把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钟绍京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也因同党被贬为泽州刺史。姚崇既保全了功臣的名誉，又抑制了功臣的权势，对于稳定政局，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五月，黄门监魏知古因与姚崇有私憾，在知东都选举时，向唐玄宗告发了他的两个儿子受人馈赠，搞私人请托，干扰选举之事。在一次朝会时，玄宗问姚崇儿子的才德如何。姚崇马上揣测出玄宗的意思，回答说：“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唐玄宗满以为姚崇会袒护自己的儿子，没想到他却毫不隐讳。姚崇又解释说：“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玄宗听后，反倒以为姚崇大公无私，而魏知古却忘恩负义，于是要罢免他。姚崇又坚决请求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②在姚崇的一再请求①《五诫》包括《冰壶诫》、《执镜诫》、《持称诫》、《辞金诫》、《弹琴诫》。全文载《文苑英华》卷三六八或《全唐文》卷二○六。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下，玄宗这才应允。
开元初年，唐玄宗的兄弟们仍然主典禁军。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也分掌左、右羽林军。因此姚崇等人上奏，请将诸王出刺外州。玄宗等人依从了姚崇等人的奏议，次年六月，命宋王兼岐州刺史，申王兼豳州刺史，豳王兼虢州刺史。后又命岐王兼绛州刺史，薛王兼同州刺史。①同时还规定：诸王赴任后，只是总领大纲，其余州务，皆委州上佐主持。此后，凡是诸王兼都护、都督、刺史的，一律照此行事。从此，诸王被解除了政务与兵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把柄，消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不稳的隐患。
十月，唐军与吐蕃军在武街展开了激战，大败吐蕃军。姚崇与卢怀慎上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姚崇等人维护唐朝疆域完整的奏议，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②开元三年（715）正月，姚崇遇有子丧，请假十几天，结果案牍积压。宰相卢怀慎迟迟不能处理，心里有些害怕，就到唐玄宗那里谢罪。玄宗听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姚崇假满复职，十几天积压的政事，不一会即裁决完毕，自觉很得意，对紫微舍人齐澣说：“余为相，可比何人？”齐澣一时没有回答。姚崇又说：“何如管（仲）晏（子）？”齐澣听后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便更之，似不及也。”稍停了片刻又说：“公可谓救时之相耳。”③可见当时人对姚崇明于吏道，“剖断若流”的推崇。
捕蝗救农开元四年（7）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他又提出了灭蝗办法，“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①他建议派遣御史，名为“捕蝗使”，分头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众口一词蝗虫是天灾不宜捕，唐玄宗也一时犹豫不定。
姚崇力排众议批评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噉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按诸王出刺外州，此处说是群臣所请，未明言姚崇。汪嚎级ㄋ担阂Τ缭陬Ｗ谑痹?ㄒ橹钔跬獯蹋?种钔跬獯糖『迷谝Τ绲比ㄓ檬率笔敌校?笔且Τ缧???凇＜?锻艉隋唐史论稿》。今从其说。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最后，姚崇还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之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②玄宗也认为，蝗虫是天灾，“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姚崇则回答：“捕蝗之术，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玄宗听了才下决心，高兴地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①姚崇虽然说服了唐玄宗，但是公卿百官中的许多人仍疑惧不安。卢怀慎担心他捕蝗不成，反会丢了官爵，就私下劝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则毫不动摇地说：“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②姚崇忧国忧民，他的治蝗行动受到人们钦佩，评价他说：“姚元崇为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③开元四年（7）四月间，山东再次发生严重蝗灾。姚崇一如既往，立即派“捕蝗使”，促令各地捕蝗救灾。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尝捕埋之，为害益甚。”因此对抗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听到此事后，不胜愤慨，立即牒报倪若水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警告他说：“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其无德致然！”倪若水见牒以后，十分恐惧，不敢抗拒，只好乖乖地照令行事。五月，姚祟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①。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把蝗灾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晚年恩遇优渥开元四年（7）十一月，黄门监卢怀慎病卒，姚崇也患了疟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居第僻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让他迁居罔极寺，每天派使者数十人，前去探望病情。每有军国大事，都令宰相源乾曜去征求姚崇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时，凡是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也。”有时不合乎他的旨意，则说：“何不与姚崇议之？”为了咨询方便，源乾曜奏请唐玄宗，请姚崇迁往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华丽宽大，且有不少簿书，不是病人应住的地方，坚决推辞。唐玄宗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郑棨：《开天传信记》。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③《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②不久，姚崇辞去了宰相职务。辞职原因一是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广交宾客，一再接受别人馈赠的财物，招致了人们的非议；二是中书省主书赵诲为姚崇所亲信，他接受了蕃人的贿赂，事情揭发后，唐玄宗亲自审讯，被捕入狱，定为死罪，姚崇又设法营救，玄宗很不满意。正赶上曲赦京城罪犯，敕令中特别标名赵诲，“杖之一百，流岭南”。于是，姚崇忧惧不安，以为自己不宜再做宰相，数次申请，要求回避相位。最后，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根据他的举荐，由宋璟取代了宰相职务，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他的举荐，颇受史家好评。
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①宋璟继任为辅相，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
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将巡幸东都，却突然发生了太庙崩坏的事件。当时的宰臣附会阴阳灾异之说，妄加解释说：“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说得唐玄宗六神无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又询问姚崇：“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姚崇客观地分析太庙崩坏的原因，说：“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他还建议说：“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玄宗听后高兴地说：“卿言正合朕意。”②遂赐绢二百匹。
此后，唐玄宗命姚崇五日一朝，仍然入阁参与朝议，恩遇更加优厚，遇有重大的军国之事，仍然要咨询姚崇。开元八年（720），又授官太子少保。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故，终年七十一岁①。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②。
姚崇临终前，曾先把家里的田园资产分成几份，让他的儿子、侄儿各守其分，以免死后儿子们发生争执。并且作了遗令，告诫子孙不要厚葬。遗令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须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季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生前反对佛教，在遗令中不惮其烦地列举了北齐、梁武帝、胡太后、中宗韦皇后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的历史事实，告诫子孙不得迷信佛教，“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③。严禁为他“追福”而挥霍大量财物。
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宋璟等人辅佐唐玄宗，前后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直到至德元年（756），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当得知唐肃宗任命房琯为将时，他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①洪迈：《容斋随笔》卷五。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两《唐书》本传皆说姚崇享年七十二岁，而张说《姚崇神道碑》说“七十有一”。此从碑文。②两《唐书》本传皆说“谥曰文献”，碑文作“文贞”。今从碑文。
③《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他的“宏才远略”④。
④《大唐新语》卷八；《新唐书》卷二二三《李林甫传》略同。
第二节张说历仕四朝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祖籍范阳，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后迁居洛阳。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职卑微，仅为洪洞县丞。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张说遂屈居为乙等①，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长安初年（701），诏令张说与徐坚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此事。昌宗不学无术，只是广引文词之士，高谈阔论，“历年未能下笔”。唯张说与徐坚“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②。书修成后，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后又擢任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女皇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与人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称此是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了。当上廷作证时，再次威胁他，张说却慷慨陈词，对女皇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阴谋败露后，又气急败坏地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最后并说：“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理正词严，揭露了张昌宗的非法行为，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不分是非曲直，反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再次鞫审，最后竟被无辜流放于岭外。①唐中宗复位后，张说入为兵部员外郎，后转工部侍郎。景龙年间（707—709），遇母丧离职，服丧未满，中宗欲起复授黄门侍郎，当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②，张说却推辞不受，颇受有识之士的称赞。服丧期满，复授工部侍郎，不久改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景云元年（710），唐睿宗即位，张说迁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这年秋天，谯王李重福潜入东都，欲谋夺皇位。兵败后，东都留守捕获了其党羽数百人，审讯多月，迟迟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张说前去审理。张说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获了谯王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状，其余误捕下狱的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张说办事干练，深受睿宗的嘉奖，称赞他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这时，李隆基尚居东宫为太子，张说为侍读，备受亲近礼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结朝臣，朋比为奸，干预朝政，图谋废掉太子。这年二月，唐睿宗曾对待臣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侍臣们明白，此事显然是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觑，①《登科记考》卷三，《大唐新语》卷八。
②《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三年。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下引本传及《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不另加注。不知说什么好。张说则直言不讳地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听后十分高兴，即日下制止皇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制皇太子即位。
睿宗虽然退居为太上皇，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太平公主仍依恃皇兄权势继续干预政事，变本加厉地谋害玄宗。她恨张说不趋附自己，便奏请睿宗，将他贬为尚书左丞，并出为东都留守。张说洞知太平公主之党暗中怀有异谋，遂遣使者献给玄宗一把佩刀，暗示他要果断行事，以铲除太平公主之党。故史称“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之后，玄宗即召张说拜中书令，封燕国公。
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后，张说就私自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诚意。姚崇告发此事，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①边防建树张说被贬不久，又因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苏颋擢任宰相，张说以与其父苏瓖为故交，撰《五君咏》献苏颋，其中一则是记苏瓖事。苏颋读后很感动，上奏称张说为“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开元六年（718）二月，张说迁任荆州长史①。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
幽州地与奚、契丹接壤，为北方重镇。这一年契丹首领李失活死，大臣可突于争权，发生了内乱。唐朝派兵镇压，结果失利。张说上表，陈述利害，说：“臣熟知幽州兵马寡弱，率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因此，他请求加强战备，以防止边患。②在此期间，张说考虑到“国储未赡，边军未息”，为了“静人业农”，他上表情求屯田：“臣闻求人安者莫过于足食，求国富者莫先于疾耕。臣再任河北，备知川泽。窃见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灌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粳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时，急趋地利，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廪边，河漕通流，易于转运，此百代之利也”③。屯田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项很有益的措施。
开元七年（719），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他再次上表论奏边事，主张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和睦政策，用兵不过是迫不得已的。④后可突于终于立李失活的族弟郁于为国主，并遣使请罪。玄宗即册立郁于，唐与契丹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了。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①《明皇杂录》卷下，参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
②《幽州论戎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③《请置屯田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六。
④《并州论边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开元八年（720）秋，朔方大使王晙密奏原突厥降户勾引突厥，谋陷军城，因诛杀殆尽。此事引起了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的恐惧不安。为了平息事端，张说只率二十从骑，持节去各部安抚，晚上还住在他们帐中。拔曳固、同罗诸部听到后深为感动，“由是遂安”①。
开元九年（721）四月，原突厥降将康待宾诱使诸降户反叛，一时攻陷了兰池六州。诏令王晙率兵讨伐，并令张说知经略。康待宾暗中与党项通谋，攻破了银城、连谷，还占据了粮仓。张说率马步兵一万人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袭击，康待宾等大败而逃。张说率军乘胜追击，当追到骆驼堰时，党项部反戈。张说招抚党项流散人员，使各安其业。讨击大使阿史那献以为党项反复无常，请全部诛杀。张说制止了这一滥杀的做法，说：“王者之师，当讨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即奏请设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②。同年九月，召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开元十年（722），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并去朔方巡视边防，处置兵马。这时，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康愿子反叛，自立为可汗，劫掠牧马，西渡黄河出塞。张说率兵追讨，至木盘山擒获了康愿子，并俘虏三千人。为了防止这一带的突厥降户再次骚乱，于是议请将居住在河曲六州的降户五万余人强行迁往中原的许、汝、唐、邓、仙、豫等州。这样，朔方之地，空荡无人。张说因功赐实封二百户。
张说历经边镇数年，熟知边防事宜。当时沿边镇兵多达六十余万，他以时无强敌，奏请精减兵员，罢免二十余万。玄宗对裁减三分之一有些犹豫。张说解释说：“臣久在疆埸，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防农务。”
张说还着手对府兵进行了改造。当时诸卫府兵，成丁入伍，六十岁免役，其家又不蠲免杂徭，渐渐贫弱，大都逃亡。先天二年虽然有所改革，规定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镇者，则十年免役。但实际上徒有此令，并未能付诸实施。因此这时府兵之法日渐破坏，番役更替多不按时，卫士逃匿，宿卫之士无法得以保证。鉴于这种情况，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玄宗同意募兵，不过十几天，即得到精兵十三万人，“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①。张说的精减边兵、改革府兵，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王夫之评论说：“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执虎子、筑■场，供负荷之下。故军一罢，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而募兵分隶之议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彍骑。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②政改与文治开元十一年（723），张说进为中书令。在政治制度上所进行的重要改革是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在唐初设于门下省，为宰相议政之所。贞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八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九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年；《新唐书》卷五○《兵志》。②《读通鉴论》卷二二。
观之后，中书省权力渐重。武周时裴炎由侍中改任中书令，为便于政务推行，迁政事堂于中书省，但仍是宰相议政之所。张说任中书令后，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同时，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①。这一改制，使政事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由宰相议政之所变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
唐玄宗统治前期，经济繁荣，政治升平，进入盛世。好大喜功的玄宗粉饰文治，特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总领其事。由于文学之士受到宠遇，对其供给也十分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他们“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上奏罢免学士。张说反驳其言，说：“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玄宗听到后，“重说而薄坚”②。
开元十三年（725），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定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以宰相为学士知院事。他虽然地位显赫，却很谦逊。玄宗欲授任张说为大学士，他推辞说：“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后来在集贤院举行宴会，照旧例，官位高者先举杯，张说欲打破陈规，便对诸士子说：“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于是，众学士一起举杯同饮，一时传为佳话。张说雅重词学之士，善于用人之长。当时，在文学上有造诣、有名声的韦述、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羲、孙逖、王翰等“常游其门”，赵冬羲兄弟六人，韦述兄弟六人并词学登科，张说极口称赞：“赵、韦昆季，今之杞梓也。”①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是当代无人能企及的。他一生著作宏富，除了参与修撰《三教珠英》、主持改撰《开元五礼仪注》以外，还主持编撰了《大唐六典》。又奉玄宗之命，与他人一起类集要事，为诸王子习读而编写了《初学记》30卷。后人收集他的诗词、文赋、表奏、碑文、墓志，总成文集30卷。
积怨虽多，宠遇不衰张说有才智，但脾气暴躁，又好受人贿赂。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他不通文学，遂奏请拟任金吾大将军；前殿中崔月用与张说关系密切，便推荐他为御史大夫。玄宗拒绝了他的意见，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心里怨望张说。②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这时，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凡有论奏，张说又极力抑止，“于是铨选失序”。宇文融愤怒已极，即联合崔隐甫、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说他招引①《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册府元龟》卷三○八。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一年。
①《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术士王庆则“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人道岸“窥诇时事，冒署右职”；其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张说权势，“市权招赂”，又擅自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言辞“丑惨”。玄宗十分恼怒，即敕令源乾曜、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于御史台鞫审张说。
源乾曜奉诏鞫审张说，罪状多属实，玄宗派高力士去看张说，见他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以表示“自罚忧惧”。高力士将此情况回报玄宗，并说：“说往纳忠，于国有功。”玄宗听后也很怜悯他，仅罢去中书令职务，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只诛杀王庆则等人，受株连者十余人。
开元十五年（727）正月，御史大夫崔隐甫与中丞宇文融唯恐玄宗再进用张说，一再上言诋毁他。于是“各为朋党”，相互攻讦。玄宗疾恨朝臣朋比为奸，因命张说致仕，隐甫被免官，宇文融也被出为魏州刺史。①开元十六年（728）二月，以尚书右丞相致仕的张说兼任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罢知政事，专文史之任，但玄宗对他的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②，以征询张说的意见。
开元十七年（729），再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又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他上任那天，玄宗特命有司供帐，奏音乐，具酒馔，并作御诗一篇以叙此事，仪式热烈而隆重。不久，又以修撰谒陵仪注有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其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开元十八年（730），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笔写药方赐予他。由于医治无效，这年十二月病卒。时年六十四岁。赠太师，谥曰文贞。玄宗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
张说曾三任宰弼，擅长文学。一生掌文学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也颇有武略，可谓文武兼资。他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故史家称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五年。
第二十二章一行第一节身世一行（683—727），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祖父张公谨是唐代开国功臣，被封为郯国公。父亲张擅为武功县令。
他“少聪敏，博览经史”，常到藏书丰富的长安城南玄都观去看书，颇受观主尹崇赏识。一次，他从尹崇处借得西汉扬雄《太玄经》，此书意旨深奥，尹崇自称研读数年尚不能晓，张遂仅数日就读完，并能究其义而撰《大衍玄图》一卷。尹崇大惊，对人说：“此后生颜子也。”年轻的张遂成了长安城里的知名学者。
时值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任春官尚书，封为梁王。武三思有权有势，但没有才学，想与张遂结交。张遂为逃避纠缠，到嵩山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一行。
一行不仅道学功底深厚，也刻苦钻研天文学和数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在今浙江天台）投师学算。开元五年（717），一行被唐皇朝强征回京，由于他不愿做官，被安置在长安城内的华严寺编译佛经。开元九年（721），“太史频奏日食不效”。当时所用《麟德历》行用了五十多年，误差渐大，已需改革历法。于是，唐玄宗诏令一行负责主持制订新历。
一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从开元九年到开元十五年（721—727），为了编制新历法，在一行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天象观测工作。为适应实测的需要，又必须首先创制一些新的科学仪器，如“覆矩”、“黄道游仪”和“水运浑象”等。最后，在大量新的实测数据的基础上，编制出《开元大衍历法》即《大衍历》。
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草成，就在这年，一行在随驾去洛阳的途中死于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年仅四十五岁。一行去世后，唐玄宗诏张说与历官陈玄景写定《大衍历》，分为《历术》（又称历经）7篇、《略例》1篇、《历议》10篇，到第二年完成，开元十七年（729）起正式颁行。一行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在天文仪器制造、大地测量、编制《大衍历》三个方面。尤其是《大衍历》受到世人的称颂。如道士邢和璞称赞一行说：“汉之洛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正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①可见当时人们对一行贡献的崇敬。
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第二节在仪器制造及天文观测方面的成就天文仪器制造天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天文观测的新成果。一行十分重视天文实测工作。
他受命改治新历，首先就策划为配合改历所需的一系列实测工作。他奏请朝廷：“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①但是，当时太史局所用测候星度的浑仪上没有黄道环，不能直接测出天体的黄道入宿度②。于是，一行提出要制造一架新的仪器，并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先用木料做了一件黄道游仪的模型，后于开元十一年（723）制成了铜仪。一行、梁令瓒所制的黄道游仪的结构为三重环组。最外一重有三个环，包括地平、子午和卯酉环。其中卯酉环为过天顶和正东、西方向的一个圆环，这一重环组是固定不动的，起骨架作用。最里一重环组是夹有窥管的四游环，它的外圆周是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即以四分弧长为角的一度。中间的一重与李淳风的三辰仪相当，所不同的是在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打一个洞，使黄道环能沿赤道环移动，以适应古人所理解的冬至点沿赤道退行的岁差现象。这是浑仪发展过程的一个创举，第一次在仪器上体现了岁差现象。同时，这也是黄道游仪的名称由来。由于黄道和白道的交点也是在不断移动的，因而也在黄道上每隔一度穿一个孔，过一定时间后，就把白道环移动一孔。
此外，为了能更方便地进行中天观测，黄道游仪中的四根支柱安放在四个斜角方向。
一行用黄道游仪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有月亮的运动和恒星的黄、赤道度数（即经度）及去极度（相当于纬度）的测定。其中月亮运动的观测对《大衍历》的制定有很大意义，特别是为交食计算的准确性提供了基础。而在恒星观测中则发现了恒星位置和南北朝以来的星图、浑象所标的位置已经有所不同。①根据这些实测结果，《大衍历》革除了沿用了数百年的陈旧数据，取而代之以新的观测数值。一行在恒星观测方面是成绩卓著的。
一行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的第二件创作，是他与梁令瓒及诸术士合作制造的一台名叫“水运浑天俯视图”的浑天象。它不但能演示天球和日月的运行，而且立了两个木人，按刻击鼓，按辰撞钟，集浑天象与自鸣钟于一体。《旧唐书》对此台仪器的结构有详细的记载：“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全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平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当时共称①《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李淳风于贞观七年（633）制成一架浑天黄道仪，这架仪器有三重环组，中间一重环组由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组成，称为三辰仪。它不仅能直接测得天体的入宿度，而且还可以区别黄道度与白道度。但是，李淳风制造的这架仪器被放在宫内，皇家天文机构所用的浑仪仍然是后魏制造的铁仪。①这些变化经研究都可以解释为由岁差原因所引起。见席泽宗：《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天文学报》第4卷第2期（1936），第212—217页。
其妙。”①一行还创造了一种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即所测地的地理纬度）的专用新仪器——“覆矩”（又叫“覆矩图”）。关于覆矩的式样，史料没有详细记载。研究者猜想它可能如图1所示的形式②。
根据我们的考证，“矩”在我国古代天算典籍中有两种含义：一是形似木工曲尺的平面区域，即所谓的“积矩”；一是勾股形中的勾边加股边夹一直角构成的直角折线，即所谓的“矩线”③。“覆矩”当理解为将积矩开口向下。《旧唐书·天文志》有“以覆矩斜视，北极出地”多少度的记载，又说：“以图（即覆矩图）校安南，日在天顶北二度四分”。这说明一行的覆矩是一种用“角度”表示地平高度的测量工具。如图1所示，在覆矩的直角顶点系以重锤，在两直角边间安装一个0到91.31度（因我国古代历法多取圆周为365.25度，故直角当为91.31度）的量角器。使用时，把覆矩的一个特定边指向北极，使此边恰好在人眼和北极的连线上，则重锤线即能在量角器上直接读出北极的地平高度。
一行发明的覆矩是一种简便的测量北极高度的仪器，它在一行领导的开元年间天文大地测量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子午线测量一行受诏改历后组织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这次测量，用实测数据彻底地否定了历史上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错误理论，提供了相当精确的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
一行发起这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我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理论：“日影一寸，地差千里。”①刘宋时期的天算家何承天根据当时在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的测量数据，开始对此提出了怀疑，但长期未能得到证实。隋朝天算家刘焯则提出了用实测结果来否定这一错误说法的具体计划，他说：“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他建议：“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①但这个建议在隋朝没有被采纳。一行的测量则实现了这一计划。其二，当时发现，观测地点不同，日食发生的时刻和所见食象都不同，各节气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也不相同。这种现象是过去的历法所没有考虑到的。这就需要到各地进行实地测量。
这次测量过程中，由太史监南宫说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分赴各地，“测①《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梁宗巨：《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科学史集刊》，1959年第2期，第144—149页。③李继闵：《商高定理辨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93），第29—41页。①《周髀算经》、《尚书纬·考灵曜》等书里都有记载说，南北相距千里，夏至日中午，高八尺的竿子的影长就相差一寸。
①《隋书》卷二六《天文志》。
候日影，回日奏闻”。而一行“则以南北日影较量，用勾股法算之”②。可见，一行不仅负责组织领导了这次测量工作，而且亲自承担了测量数据的分析计算工作。
当时测量的范围很广，北到北纬51度左右的铁勒回纥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约北纬18度的林邑（今越南的中部）等十三处，超出了现在中国南北的陆地疆界③。这样的规模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南宫说亲自率领的测量队，按刘焯的计划在黄河两岸平原地区测量的四个点，由北向南有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汴州浚仪太岳台（今开封西北）、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豫州上蔡武津馆（今河南上蔡）。其中白马在黄河北，其他三点都在黄河以南。它们均介于东经114.2—114.5度之间，差不多在同一经度上（即刘焯所说的“南北使正”）。总计白马至上蔡526里270步，北极高度相差1.5度，从而得出大约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这实际上给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
由于对唐尺数值的大小，人们目前的看法还不一致，故评价一行这次子午线测量的精度受到限制。初步的估计结果是，一行的测量值与现代值相比，相对误差大约为11.8％。
国外最早的子午线实测是在公元814年，由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米（约783—850）参与组织，在幼发拉底河平原进行了一次大地测量，测算结果得出子午线一度长为111.815公里（现代理论值为110.6公里），相当精确。但这已在一行之后九十年了。
②《通典》卷二六《职官典·秘书监》。
③梁宗巨：《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科学史集刊》，1959年第2期，第144—149页。第三节《大衍历》的九服晷影算法及其正切函数表我国古代历法从东汉《四分历》开始，就有各节气初日晷影长度和太阳去极度的观测记录，漏刻、晷影成为古代历法的重要计算项目。隋朝刘焯发明二次等间距插值法之后，李淳风首先将二次插值法引入到漏刻计算中，由每气初日的漏刻、晷影长度数求该气各日的漏刻、晷影数。但是，各历法中所记载和计算的漏刻和晷影大多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的数值。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通过观测知道，随去极度变化的影长，又因地方而异，但同太阳的天顶距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行在《大衍历》中发明了求任何地方每日影长和去极度的计算方法，叫做“九服晷影”。
古人把阳城作为测影的标准地点，即所谓的地中。如图2所示，若NP为阳城的北极高度，S1、S2、S3为阳城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阳上中天位置，则PS1、PS2、PS3为阳城夏至、小暑、大暑诸气太阳的去极度，取α1＝PS2－PS1、α2＝PS3－PS2，则α1、α2分别为阳城夏至到小暑、小暑到大暑的去极度差数，也是太阳天顶距的差数。且这个差数对任何地点的相应季节都是相等的。
设有某地北极高度为NP′，则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阳上中天位置为S′1、S′2、S′3。显然，有α1＝PS′2－PS′1，α2＝PS′3－PS′2。
阳城夏至、小暑、大暑太阳天顶距为ZS1、ZS2、ZS3等，故α1＝ZS2－ZS1，α2＝ZS3－ZS2，同样，有α1＝ZS′2－ZS′1，α2＝ZS′3－ZS′2。
历法中已给出阳城各气初日的太阳去极度，则各气的去极度差即为已知，同样各气的太阳天顶距差亦为已知，而这个差数对于任一地点都是相等的。这样一来，对于任一地方，只要知道某一节气（如夏至）的太阳天顶距，其他各气的太阳天顶距都可以通过加减这个差数求出。剩下还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如何求某地夏至（或冬至）的太阳天顶距；其二，已知天顶距如何换算出晷影长。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影长与太阳天顶距的对应数表来解决。
如果列出一张以天顶距为引数，每隔一度的影长的数值表，则以上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先在所测地测出（冬）夏至晷影长度（在一行领导的大地测量中，在每处都进行了这样的测量），由影长查表得出太阳天顶距，再加减一个如前所述的差数αi即可求出该地各气的天顶距，返回再查表得影长。一行在《大衍历》“步晷漏术”中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从0度到80度的每度影长与太阳天顶距对应数表，这是世界数学史上最早的一张正切函数表。①在国外，大约920年左右，阿拉伯学者阿尔·巴坦尼（al-Battani，约858—929）根据影长与太阳仰角之间的关系，编制了0度—90度每隔一度时12尺竿子的影长表，这实际上是一个12ctgα的数表。另一位阿拉伯学者阿①刘金沂、赵澄秋：《唐代一行编成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4期（1986），第298—309页。
尔·威发（Abul-Wafa，940—998）在980年左右编成了正切和余切函数表，每隔15度和10度给出一个值。他还首次引进了正割和余割函数。②一行和阿尔·巴坦尼差不多沿着相同的途径编成正切和余切函数表。一行用太阳天顶距，阿尔·巴坦尼用太阳仰角，两者互为余角，所以他们两人的发现是相同的。而一行的正切函数表比阿尔·巴坦尼的余切函数表早近两百年，比阿尔·威发的正切表要早二百五十年。尽管一行的正切函数表只从0度到80度，误差也相应大一些，但它毕竟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
②参见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D.E.Smith，HistoryofMathematics，Vol.2。第四节《大衍历》的插值算法今天常用的牛顿插值公式，其不等间距的形式比等间距的形式要复杂得多。天算史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中国古代，唐朝天文学家、数学家一行在其《大衍历》中发明了二次不等间距插值法，且一行还有意识地应用了三次差内插法近似公式①。因此，一行在插值法方面的贡献备受中外天算史研究者的关注。
我国古代非线性插值法，是刘焯在其《皇极历》（604）中考虑到太阳运动不均匀性为计算太阳行度改正值时首创的。有关中国古代插值法的算理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刘焯二次等间距插值法的造术原理建立在源于《九章算术》描述匀变速运动的模型基础之上，认为太阳每日的运行速度之值构成一等差数列。质言之，所用数学方法就是构造一等差数列并求其前若干项和。一行的插值法并没有人们所想象那样的推广意义。就插值算法本身，一行算法与刘焯算法实质完全相同②。所不同的是，《皇极历》是在以平气为间隔的日躔表基础上插值。而《大衍历》是在以定气为间隔的日躔表上插值。
《太初历》以后，各历都以平分一回归年365.25日为24等份而得每节气长15.22日，这样规定的二十四气称为“常气”，或叫“平气”。张子信指出“日行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于是刘焯造《皇极历》时体会到二十四气皆应有“定日”，他说：“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但刘焯并没有搞清楚太阳速度的加减和季节的关系，他的日躔表是把秋分定日后到春分定日前平均分为12段，每气14.54日；春分定日后到秋分定日前也平分为12段，每气15.45日。这显然不是“定气”。一行则认为，太阳在一回归年365.2444日**行365.2444度，每气行15.2185度。冬至附近日行速度最急，故二气间所需运行时间最短，夏至附近日行速度最缓，故二气间的时间最长。实际上，《大衍历》这里首先提出了平分黄道为24等份，以太阳实际走完每个等份的时间长度为各节气长度，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定气”概念。一行提出正确的定气概念以后，在计算太阳改正时自然就以定气为插值间隔。至于插值法本身则完全是沿用刘焯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刘焯在日躔表中规定太阳视运动一年内的变化规律是：冬至最快，冬至后渐慢，到立春时开始加快，春分时又达到最快，冬至到春分这段时间内日速比平均速度快。春分后太阳视运动的速度突变为最慢，之后逐渐加快，到立夏时又开始减慢，夏至达到最慢。春分到夏至时段内比平均速度慢。夏至以后的变化情况以夏至处为镜面对称，如图3所示。
《大衍历》盈缩分一年内的变化趋势则如图4所示。盈缩分在冬至附近最大，以后逐渐变小，夏至时最小，之后又逐渐增大。这相当于把冬至作为太阳视运动的近日点，夏至为远日点。这种认识是正确的，而《皇极历》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①严敦杰：《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科技史文集》（第1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②王荣彬：《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构建原理》，见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317页。
说一行有意识地应用了三次差内插法的近似公式，是指《大衍历》的月亮极黄纬算法和五星中心差改正算法中所用的插值法。当对我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的构造原理有了深入的认识之后，研究者进一步通过将这两处插值法的有关术文与刘焯二次等间距插值法的术文进行对比研究，证明两者在实质上也是相同的。
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大衍历》使用了三次差插值法，是因为《大衍历》在上述两种算法的插值法中都引入了“中差”概念的缘故。但实际上一行引入“中差”的原因在于，刘焯日躔表中的各气陟降率之差是相等的，而《大衍历》月亮极黄纬等数表相邻两栏的差一般不等。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一行受命改历时作了大量天文观测的结果。若仍照搬《皇极历》的做法，就会出现同一点处有可能得到两个不同的值的现象，这就迫使一行必须在计算方法上进行一点细节上的调整。
第二十三章刘知幾吴兢第一节刘知幾①好学少年，博览史籍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父亲刘藏器在唐高宗时任侍御史。善于词章，文史很有造诣。有三个儿子，知幾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刚十岁出头的刘知幾学《尚书》，由于深奥难懂，学习不专心，常常被父亲责打。一天，知幾看见父亲给哥哥们讲《左传》，就放下手里的《尚书》，偷偷跑去听，听了几次，对《左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左传》中有很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还讲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比起类似文件汇编的《尚书》，显然好懂易学。他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功课，不禁叹息说：“书如是，儿何怠！”这话传到刘藏器耳朵里，就同意小儿子也学《左传》。知幾学完《左传》，这时刚十二岁。此后，他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仍感到不满足。他的志向并不在于仅仅了解一些历史事实，而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他读史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十七岁时，已广泛涉猎汉代以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包括唐朝皇帝实录。这些书多数是借阅的，有的部帙残缺。通过勤奋苦读，刘知幾不但获得了大量历史知识，而且也对各种史书的思想观点、叙事体例、文字特点，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读这些史书时，刘知幾不盲目崇拜前代史家，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写西汉一代之史，就不应有《古今人表》（班固《汉书》中的《古今人表》所收录人物起自远古的太昊伏羲氏，止于秦末陈胜、吴广等，未收录西汉人物）；谢承的《后汉书》应该为西汉末起义军所立的更始皇帝（刘玄）立“本纪”。当时听到刘知幾这番议论的人，都责备他不该这般议论前辈大学者。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自己许多看法有与前人不谋而合之处。这极大增强了刘知幾在钻研学问上的自信心。从此，刘知幾更加活跃地独立思考，在钻研史书过程中，一有创见就随手写成札记。日子久了，学问就越来越渊博，为后来撰写《史通》打下了基础。
以文知名，步入仕途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刘知幾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这时刚二十岁。有了官职之后，他面临两条发展道路：一是以声名继续词章之学，以利于仕途发展，求名利双收；二是重新钻研历代史书，但此不为时人所重，影响个人的声望和升迁。他选择了后者，把精力投向史学。有一段时间，他去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从官方和私家广泛借阅史书，尽情披阅。
①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卷六三《史馆上》、卷六九四《史馆下》、《史通》、《全唐文》卷二七四。刘知幾虽然对史学异常执著，但对政治也并非漠不关心。他在任获嘉主簿期间，曾多次上书皇帝，表达革新政治的意见。当时正值武则天当政。武则天一方面严厉打击长期把持政权的贵族集团，一方面不拘常规大量提拔下层地主阶级成员。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以做官，普通人可以自荐当官，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做官。这样一些有才干者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但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刘知幾上书请求淘汰不称职的官员。证圣元年（695），刘知幾再次上书，他指出：“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说：“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可以看出，刘知幾的政治眼光是较敏锐的。他所指出的问题，触及到当时政治中突出的一些弊病。武则天见到刘知幾的几次上书，虽然很赞赏他的直率敢言，但却未采用。当时朝廷一方面大量任官，造成官爵泛滥；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致使法网严密。很多官员每天上朝前，与家人别离就像生死诀别一样。每任命一个官员，仆役们窃窃私语：“又来了一个鬼。”不到十天一月，可能就被满门抄斩。刘知幾深感置身官场祸福无常，于是作了一篇《思慎赋》放在案头，警戒自己时时保持小心谨慎。这时刘知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既想奋发有为地干一番事业，又担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斗的牺牲品。刘知幾很不善于在官场上周旋逢迎。他性情耿直，不得上司欢心，任获嘉县主簿一连十九年不能升迁。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刘知幾被调任定王府仓曹，并参加编写大型类书《三教珠英》。原来北齐时祖珽等编有《修文殿御览》360卷，唐初高士廉等编有《文思博要》1200卷。武则天认为这两部类书还不够完备，于是命张昌宗、李峤、徐彦伯等二十余人编修《三教珠英》，在《文思博要》的类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亲属、姓名、方域等部。被挑选来的编修者多是天下饱学之士，这是刘知幾第一次同全国著名学者们共事。无疑，在两年多的修书过程中，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学识也被别的学者所了解。
在《三教珠英》修成的第二年（702），四十二岁的刘知幾终于正式成为国家的一名史官，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又升任左史，撰写起居注。他在晚年曾回顾说：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愚俗，采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见，刘知幾在进入史馆之前，以孔子自勉，对史学有一番宏伟抱负。
刘知幾从四十二岁起，到六十一岁逝世，绝大多数时间都任史职或兼任史职，中间有几次短时间未担任史职，所以他晚年自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东观，是东汉时官藏图书之处，并在此组织集体修史，因而后来成为史馆的代称。
刘知幾当史官后很快就发现，在史馆修史很难发挥自己的创见，往往要遵循一些陈腐的修史格式，或者违心地去歪曲历史真相。他在入史馆的第二年奉诏和李峤、朱敬则、徐彦伯、吴兢等编写《唐书》，即修撰本朝纪传体国史。领衔修史的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不学无术，只会争权夺势。由他来领导修史，怎么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呢？更何况是写和当时政局、人物有密切关联的史事。史馆监修常以迂腐的见解干扰史官的写作。如刘知幾被分配写《李义琰传》，根据李义琰家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昌乐已经居住三代的事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这本无可非议，但监修一见则大笑，认为李义琰的祖先原是从陇西（今甘肃陇西）迁过来的，应改为陇西人。知幾无可奈何，只好改写。但后来在《史通》中说明了这件事，并指出：写人物的家乡籍贯应依据父祖以来的实际居住地，而不应依照先祖的发源地。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追溯过远就失去了记籍贯的意义。
刘知幾在史馆参加集体编修的史书，除《唐书》成书80卷外，还有《高宗实录》20卷、《中宗实录》20卷、《则天皇后实录》30卷、《睿宗实录》20卷。所谓实录，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皇帝在位时的事件。最早有南朝周兴嗣编修的《梁皇帝实录》，记载梁武帝萧衍之事。以后也出现几种皇帝实录，但直到唐贞观年间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史官编写在位皇帝或前朝皇帝的实录成为定例。实录的编写主要根据起居注，再参考其他朝廷档案文件。实录记载史事较详细具体，是编写纪传体正史的基础。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使史官在编写实录时受到很大干扰。因为对每个人物的评价和对每件大事的记载，都可能成为官场倾轧的材料。监修实录的大臣和史官有时凭个人的好恶，对某些人物和史事作歪曲性描写，实录不实是常见现象。刘知幾在编写实录时，感到处处受牵制。
唐初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表明皇帝对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强，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监修大臣的严格监督。史馆监修往往把如何记载史事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于逢迎的人担任了史官。刘知幾是有独立见解的人，自然对史官所受的束缚更加敏感。
刘知幾在史馆无法充分发挥才能，渐渐产生了脱离史馆的念头。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中宗李显率百官护送武则天灵柩由洛阳回长安，刘知幾请求留在洛阳，在那里闭门治学。过了三年，有人报告朝廷，说刘知幾身为史官，不为国事尽力，取乐于园林，私自著述。于是他又被石回京城。这时史馆的情况更复杂了，竟同时有五个宰相监修国史。长官多，意见又不一致。如记载某件史事，监修杨再思说必须如实书写。另一监修宗楚客说应该隐讳真情。这使刘知幾无所适从，难以下笔。这时，又有一个监修萧至忠几次责备他编写史书没有成绩。刘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愤然写出辞职信交给萧至忠。信中，刘知幾尖锐批评了史馆现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观望。史官多而不精，又都妄自尊大，每记一件事、一句话，都互相观望，迟迟不写，所以等到头发变白也写不出史书。
其二，资料不足。前代是把天下各种史料汇送史官，可是如今史官只能自己采集史料，而且得不到各部门支持，困难重重。
其三，权贵干涉。史馆人多嘴杂，保密很难。一个史官要是记载某人恶事，著述未完，内容已传遍朝野上下。因此史官畏惧权贵的干涉报复。
其四，监修牵制。史官修史要处处秉承监修意见，而监修多，意见分歧，好比十羊九牧，史官无所适从。
其五，职责不明。监修不定具体章程，史官各自分工不明，使得写作无所遵循，遇事互相推诿，坐等时光流逝。
由于刘知幾久居史职，对史馆里的弊病洞若观火，因而所言皆击中要害。萧至忠见信后大为惭愧，实在无言以对，但又舍不得刘知幾这个人才，于是不批准他辞职。而其他监修则对刘知幾的批评大为恼怒，这样一来，刘知幾受到的排挤更加严重，处境愈发艰难。
发愤著作《史通》刘知幾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才华无所寄托，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初次成书是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后又作修改。他写此书时，就有人嘲笑他愚。书成后，由于臧否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因而又引来各种指责。唯独集贤院学士徐坚深知此书的价值，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刘知幾的著作很多，如《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子玄集》30卷，但最重要的而又流传至今的，只有《史通》。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幾的大儿子刘贶因罪流放。刘知幾感到不平，上书辩解，惹得唐玄宗发怒，将他贬职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六十一岁的老人，经不住长途跋涉，加之心情悲愤，很快就病逝了。刘知幾的一生虽抑郁不得志，但《史通》却为他树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史通》的基本宗旨是对过去的史学作出批判性的、建设性的全面总结。刘知幾依照流派和体例，将众多史书概括为“六家”和“二体”。所谓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所谓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由于当时二体中，纪传体占优势，其编纂技术也更为复杂，所以《史通》对纪传体的分析较多。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专门探讨纪传体各个组成部分，《论赞》、《序例》、《序传》则兼论纪传体与编年体共有的部分。刘知幾评析史书体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该体例之渊源，然后述其流变，再归纳一个简洁的定义，接着便用此定义去检讨相关史书的违例之处。
例如，关于世家，《史通》中的《世家》篇首先指出：“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以此衡量，《史记》就有毛病，因为陈胜起义称王仅六个月就兵败身死，子孙未嗣，封地亦无，“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因而《史记》列陈胜于世家，是“名实无准”。另外，世家之作应区别诸侯和大夫，“家国本别”，但《史记》竟将一些大夫记入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刘知幾还认为，世家应记“**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者，而汉代的诸侯王和古代诸侯有很大不同，“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应入列传。而《史记》将汉代诸侯与先秦诸侯并列世家，“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刘知幾对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均用类似方法评论。其优点是严整了史书体例，循名责实，促进了历史编纂技术的提高。但缺点是有时过于拘泥体例，不免有一些迂腐之见。如指责《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陈胜列入世家，既表现出比司马迁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又未通史书变例之义。
刘知幾对于史书编写方法的探讨是相当细致的。如关于史书结构编排，《载言》篇谈到如何处置辞章、诰令、章表的问题。《断限》篇谈到收载史事的起讫时间问题。《编次》篇谈到纪、传区分和纪元采用等问题。《品藻》篇谈到对史书所记人物的品评分类问题。
关于史书内容取舍，《书事》篇谈到取舍的标准，即在荀悦所说的“立典有五志”外，增加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三科。《人物》篇谈到史书应记“恶可以惩世”，“善可以示后”之人，舍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刘知幾甚至还费了不少笔墨探讨史书行文的技巧、风格等问题。《因习》、《模拟》二篇指出，不能盲目照搬前代史家的记事方式和言辞，不要“貌同而心异”的模拟，而要“貌异而心同”的模拟。他又进一步展开论述了史书“叙事”的三个要点，即“尚简”、“用晦”、“戒妄饰”。此外，《采撰》篇具体论述了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方法。
判断一个史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还要看他的史学观及史学思想。刘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长”论和“一家独断”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不小的影响。
所谓史家“三长”，即“才”、“学”、“识”。《史通》的《核才》、《鉴识》、《杂述》等篇，对“三长”分别有论述，但较详细的说明还是他和礼部尚书郑惟忠的一段对话，见于《旧唐书·刘子玄传》。
礼部尚书郑惟忠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刘知幾回答道：“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柟斧斤，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如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由此看来，史识，指正确的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史才，指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这“三长”，是对优秀史家的标准的恰当而贴切的说明，不仅当时人觉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认和发挥。
刘知幾长期任职于史馆，强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对史家自主性的压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独断”的主张，他在批评史馆的种种弊病后，说：“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辨职》）这是当时史学领域里官方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刘知幾不愿向史馆中的恶势力低头的坚定信念。史馆之积弊在修史中的最坏影响，莫过于“曲笔”。刘知幾对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实的“曲笔”现象给予了愤怒的批判，鲜明地提出了“直笔”论。他认为，直笔，象征一个史家的气节，是史家最可贵的道德表现，“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他称颂历史上敢于奋笔直书的史家为“壮夫”、“烈士”，“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
曲笔和直书，一虚一实，一恶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为何世间还是多曲笔而少直书？刘知幾指出，曲笔的总根子在统治者身上，“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曲笔》）。说真话要招来灾祸，说假话却可安然无事。当然，刘知幾不可能超越阶级的、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将主直反曲的观点贯彻到底，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
此外，“疑古”、“惑经”论表现出刘知幾史学思想上的一些进步因素。他指出：《尚书》、《春秋》虽经孔子编定，为史书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轻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真伪不分，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刘知幾之所以“疑古”、“惑经”，是由于他认为孔子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存在谬误，非加以纠正不可。这些错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体例不一而给后世史学带来不良影响。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很完美，“善无不备”，会愈加以讹传讹，所以他要大胆批评，纠正错误。
隋唐时代，史学批评进入繁荣阶段。刘知幾集前代史学批评之大成，撰成近九万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学的基础。《史通》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较全面的理论系统，表明史家已能够对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整体的审视。《史通》对于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代史家无不从《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营养。封建史家虽然多指责刘知幾“侮圣”，“离经”，为“名教罪人”，“工诃古人，拙于用己”，“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但是对于《史通》的成就也给予肯定。宋人黄庭坚把《史通》与《文心雕龙》视为史学、文学领域之双璧，“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
刘知幾的许多合理意见为后人所采纳和发挥，促进了史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刘知幾认为，在纪传体史书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这一意见为宋代史家郑樵所采纳，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虫略》。清代考史名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举出了《史通》启发后人的几个例子：“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指刘知幾）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为科律，谁谓著书无益哉。”刘知幾对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章著《文史通义》对《史通》的许多观点都有明确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节吴兢一代诤臣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
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的长安年间（701—704），吴兢被举荐“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从此吴兢步入仕途。他为史臣，耿直敢于犯颜直谏，保存至今的吴兢几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迹，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对当时政治局势较有影响之作。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无力驾驭全局，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都在觊觎最高权力，阴谋之事连接不断。一时朝中人人自危，气氛恐怖。吴兢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说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谋，是一场阴谋。他劝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由于吴兢奏表颇有影响力，加上御史中丞萧至忠的进谏，终于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相王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负面影响。群臣面对玄宗不敢大胆进谏。吴兢感到这种状况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劝玄宗对进谏者有所区别，改变赏簿罚重的做法，如进谏者“所言是”，则“有益于国”；即使“所言非”，也“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吴兢在奏章中举出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还特别赞扬了太宗李世民虚怀若谷、导人使谏的故事。
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谏十铨试人表》即是一例。当时在选用官员时，皇帝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吴兢很反对，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他强调的是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变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
从上述事例，说明吴兢在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