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五年（799）德宗任命常州刺史李鉤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鉤以刻剥百姓，专事进奉、贡献，来取悦德宗。李鉤恃宠骄纵，无所顾忌，以致盗取国库财物。浙西的平民崔善贞来到京城密奏李鉤不法之事，德宗看到后，很不高兴，将他用枷锁拘禁送给李鉤。李鉤即将崔善贞连同枷锁一齐活埋在道旁，远近的人听说了，不寒而栗。可见德宗愚妄到什么程度。由于德宗的纵容，致使李鉤成为宪宗时地方割据势力的一大祸患。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终年六十四岁。德宗在位二十五年，自称励精治道，但没有玄宗开元盛世那样辉煌业绩，却有天宝之乱那样动荡不安。
第三十一章陆贽第一节政治经历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十八岁登进士第，任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可谓少年得志。后又任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唐德宗当太子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陆贽被召为翰林学士，参与机谋。陆贽一心想报效恩遇，锐意于治，“政或有缺，巨细必陈”，为德宗所看重。
当时，德宗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之弊，政局混乱，在即位的第二年，因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继位，德宗不准而引起藩镇连兵。继而在建中四年（783）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进攻襄城（今属河南），九月德宗调发泾州、原州（今甘肃镇原、固原）之兵五千人前往援救，因接济不周，引起士兵哗变，攻入长安城，拥立朱泚为帝。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陆贽也从驾在左右。
当时天下大乱，机务繁忙，千头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而陆贽才思敏捷，一挥而就。“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并且又通俗易懂，人人可晓。同僚都很佩服他的才能。陆贽继而被任为考功郎中，掌管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德宗与他经常形影不离，在南奔梁州（今陕西汉中）的途中，由于路险，德宗“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①。可见尊崇之深。
德宗是个“昧于经国之务”的君主，陆贽以敏锐的政治目光，从大局出发，及时对德宗的过失进行劝谏。
在德宗出奔的途中有献瓜果的人，德宗竟想授以试官给予嘉奖，陆贽加以劝阻说：“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用。”如果滥施赏罚：“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使献瓜果的人比冲杀在疆场不顾生死的将士获得的奖赏还高，就难以劝勉臣下了。
泾原兵变后，群臣有给德宗上尊号之举，陆贽指出：“此乃人情向背之秋，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使德宗以改兴元年号而作罢。并在改元的同时接受陆贽的建议，下大赦令。兴元元年（784）一月，王武俊田悦、李纳接受朝廷赦令，去掉王号，上表谢罪，局势略有缓和。
在奉天，陆贽还对德宗处在危难之中，要设立“琼林”、“大盈二库以贮存四方贡物”，不敦行俭约，流露出骄奢之情，加以谏止。
在当时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陆贽能够洞察形势，进行分析，作出正确决策。在平定朱泚之乱的过程中，李怀光心怀异志，不全力追讨叛军，逗留不前，陆贽多次上奏李怀光反状已萌，促使犹豫不决的德宗同意李晟移军东渭桥，以防止被李怀光所吞并。又向德宗指出李建徽、阳惠元二节度使之军也将为李怀光所并吞，并说：“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敦促德宗采取果断措施，防患于未然。但德宗迟疑不决。在李晟移军东渭桥不久的兴元元年二月，李怀光果然和朱泚通谋叛唐，夺得李、阳二节度之兵，迫使德宗又从奉天逃亡梁州。《旧唐书》说陆贽“练达①本章材料依据旧、新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注出。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德宗兴元元年。
兵机，率如此类”。
德宗在奉天、梁州的危机重重的时期里，虽有宰相，可是大小之事，都由陆贽出谋画策，因而陆贽有“内相”之称。由于一些权臣的嫉妒和谮毁，又由于陆贽过于骾直，德宗虽很看重他，却久久不任他为宰相。在梁州时他被任为谏议大夫。兴元元年七月，平定了朱泚之乱，德宗回到长安，仅授以中书舍人之职。但陆贽仍一如既往，“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德宗虽不能皆可，而心颇重之”。贞元七年（791）任为兵部侍郎知贡举。贞元八年，反对陆贽的宰相窦参受到贬斥，于是陆贽任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当了宰相。
陆贽从政之时，由于藩镇割据，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尖锐又复杂，政治斗争已发展为直接的军事对抗。李贽从维护唐朝的封建统治出发，先后向皇帝写了近百条奏疏，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
第二节政治思想治乱由人，不在天命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四海骚然，靡有宁处”①。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②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③。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①，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②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唐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③。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
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恶”。所谓“同其欲恶”不过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这就必须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局出发，适当地考虑一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①，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尽可能地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
为了取得民心，陆贽请求赈救灾民。贞元八年（892）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的时候，他劝德宗给予抚恤，并说：“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②为了取得人心，陆贽提出国家必须要用度有节，躬行俭约，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以弭民怨。他要求“均节赋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取得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罪己诏。诏书中还特别宣布对那些受到“凶逆”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诏书下，“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感泣”。后来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陆贽的这些措施和建议收到了一些效果。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顾瞻观望的势力能够倾向于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镇。
立国之权，居重驭轻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德宗时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拥兵自守，不听朝廷号令。泾原兵变后，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他们可以“自置文武将吏，私贡赋”，并可以大量召募军队，拥有很大权力，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决定，“天子不能制”①。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②。显然李唐皇朝要想恢复昔日的统治，消灭藩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国之安危在势。”认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为此他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谈到在唐太宗时，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处于“居重驭轻”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够保持安定统一的局面。可是后来“承平渐久”，内地武备放松，地方的节度使权力日益扩大，关中实力日益削弱，外重内轻，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结果“安禄山窃倒持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八年。
①《新唐书》卷二一二《李怀仙传》。
②《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
之柄，乘外重之资”，发动叛乱，两京不守。这就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居重以驭轻，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则“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就会酿成大乱。他告诫唐德宗要“追鉴往事”，并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①的方针。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陆贽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求才贵广，考课贵精”
陆贽认为能否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叹乏才，惘然恍见于色”②。又往往对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人才之多寡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说“汉高禀大度，故其时多魁杰不羁之才，汉宣精吏能故其时萃循良核实之能”。并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来决定；第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责备，标准太高；弟四，对于有“过错”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第五，考察不当，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第六，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不是全面地看一个人；第七，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为了能够合理地使用人才，发现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①的重要原则。所谓“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认为“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才能通过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则天那样：“弘委任之意，开汲引大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他反对对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说：“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认为“人之才行，自古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②。他反对“以一言忤犯，一事过差，遂从弃捐”，终身而不复用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是造成“乏才”的原因之一。并指出：“贬降之辈，其中甚有可称者”，也应该录用，何况其中有些是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③的人，只有做到这样广泛地搜罗人才，才能使“人无滞用，朝无乏才”。为了广开才路，在陆贽的协助下，唐德宗又开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量才取士。招揽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材，以满足封建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所谓“考课贵精”就是“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加强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四。
①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七。
③《陆宣公翰苑集》卷十四。
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地主阶级的官吏。为了全面地了解一个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考课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八计听吏治”，有以下八个方面：一、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二、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三、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五、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六、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七、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八、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在考课的过程中他强调不能注重言论，而要注重行动。不能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内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就聪明；直朴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谀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实。因而“所举必试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①。通过实践检验是非优劣。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考核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通过考课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合理使用，使举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发挥官吏应有的作用。他认为“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授当其力则行”②。必须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一致，如果委非所任，处非所宜，就会使器大者不能人尽其材，才小者不能承担重任，这是不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的。
为了使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陆贽还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③这样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使吏治清明，提高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
广开言路，改过求治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①。把对于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②的可悲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广大，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③，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
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谏路①③《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一。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二○。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三。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
③《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是因为：上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所以必须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认为谏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①，这样才能使谏路畅通无阻。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第三节经济思想陆贽不仅是一个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思想家。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均节赋税”、“养人资国”等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改良措施。
“均节赋税”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的状况。这样租庸调制就难以实施。由于长期用兵，战事频繁，兴师动众，人民的徭役负担繁重。同时军费开支庞大，人民遭受的赋税剥削越来越残酷：“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征，加征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①而且征收赋税时，催促紧迫，不分季节，“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据敛谷租”，丝不容织，谷不暇舂，农民不堪于这种剥削和压迫，纷纷破产。有的不得不当佃客依附豪强，成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房屋，终日劳苦，长年不息，仍然难以维持生计。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超过了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贷，坐食租税，大肆聚敛，以致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局面。②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许多人离乡背井，奔波流亡，转死沟壑，出现了十室九空，都市化为丘墟，遗骸遍于田野的凄惨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养人资国”
关于人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陆贽认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他主张保护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劳动力，指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所谓“养人”就是说要使劳动者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有一个从事奴役性劳动的条件。他看到了“养人”和“资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因此，他反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毁家取财的极度剥削，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相反地他认为“当今之务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成永厚也”。所以他强调必须要“等以厚生之业”。“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遂人所营，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敛必以吋。”只有这样才能使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才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保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一。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证，达到“养人以资国”的目的。
为此陆贽主张采取以下一些改良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凡所占田，约为田限”。实行轻徭薄赋，要“量人之力”征收赋税，降低剥削率，十分取一，“裁减租价，务利贫人”。适当缩小“贪富悬绝”的巨大差别。“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使“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节约国家开支，“量入以为出”，使用度有节。认为“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为了“啬用节财”，他提出“窒侈欲以荡其贪风，息冗费以纾其厚敛”①。这些措施总的指导原则是“安富恤穷”，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这一方面表现出陆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他兼顾农民阶级的利益，表现出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对限制统治阶级的无节制的聚敛，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解决面临的经济危机，加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意义的。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第四节军事思想陆贽是个多才多能的人，对于军事方面也非常重视，他认为要想治国，“未尝不文武并兴，农战兼务”②。只有这样才能足食足兵，平息暴乱，安定国家，进而提倡政教风化，把加强军事看作是治国之本。
在当时复杂的军事斗争中，唐廷如何加强军事力量，发挥对内讨伐藩镇，对外保卫边疆的作用，是一个关系到唐政权能否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朱泚之乱平息之后，西北边防空虚的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陆贽对加强边防，建立一支统一指挥、训练有素、供养充足的军队极为关心。指出：“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治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①因此围绕着如何治军，保证衣食供给这两个问题，对唐廷存在的弊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治军针对德宗时，大都征调关东比较富庶地区的士兵轮番戍守边防，士兵缺乏训练，不能适应边疆的艰苦环境；边帅身不临边而在内地，又选精兵锐卒自随左右，把守边防要塞的士兵，更加缺乏战斗力的情况，陆贽建议：选派士兵“必量其习性，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又要抚以恩惠，安排好家属，安乐其居，使之思想稳定，才能发挥战斗力。做到“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于是他提出取消各道将士轮番防秋制度。按原来军队人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节度使招募年轻力壮愿住边城者而迁移之；一部分则由本道但供衣粮，委命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愿入边军者以供给之；一部分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作为新迁居的费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业者到各军城修造器具。召募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各种农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备。这样“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耕”②。军事力量必然增强，粮食供给必然充足，避免了轮番征发之苦，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善择将帅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还担心权分力散。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如同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节制多门而人心不一。陆贽认为这样：“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建军如斯可谓力分于将多。”①因而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兵马；一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六。
①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只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全部罢免。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放权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度”。陆贽认为，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况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要想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难以办到。因而强调：“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于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①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取得胜利。当然这样的将帅必须称职。陆贽认为“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奖惩分明由于没有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出现违反法纪现象，互相推委。遇敌失守，“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经心，置若罔闻。同时在军资供给方面，也极不合理。长期戍守边防的士兵，处在危难之地，服役劳苦，勇于杀敌，衣粮供给不足，常有冻馁之色；而不在边塞的关东士兵服役时间短暂，不耐劳苦，怯于作战，却衣粮供给丰厚，高于前者数倍，两者相比，差别悬殊。“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结果“怨生于不均”。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
陆贽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②，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同时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避免“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之间的团结，提高军队的士气。
贮积军粮陆贽注重军事，尤其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
德宗时，军粮的供应非常紧张，费用很大，运粮的人又很辛劳，千里运粮，长途跋涉，运米一斛抵达边军，运费钱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续不断，“倾财用而竭物力”，仍然满足不了供应的需要。陆贽向德宗指出：“屯兵守土以备寇。戎至而无粮，守必不固。”当时吐蕃侵扰边地，朔方、五原相继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军粮，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敛导无方、筹划不当。所以他建议采取“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①《陆宣公苑翰集》卷十六。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以劝农”，对于有力无资、愿意住在边地的士卒，贷其种食、工具、耕牛，就可以使戍卒忘归，贫人乐徙。既可以有足够的军粮，又可以充实边防。“无屯田课责之劳，而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如果能付诸实施，可以说是长久之计。
陆贽又对于当时征调军粮不顾各地粮食的丰歉，不知各地谷价的贵贱，不能权衡轻重灵活变通，而一味地按照旧例从江淮运粮，深感筹划失当。如关辅一带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农桑；江淮一带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结果宜籴之处无钱，宜粜之处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以所余”。乖于事理，浪费又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措施。在沿边各州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所得费用先在关中进入和籴。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然后将所余之钱以供边镇和籴。这样可以“不劳人，不加赋税，不费官钱”。惟于漕运一事，稍权轻重所宜，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可以使成百万石粮食“坐实边鄙”；又可以劝课农桑，赈济穷困之人。一举而两得，筹划颇为精细。①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八。
第五节“可为后世法”
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家，陆贽的政治遭遇是很不理想的。他的政治才能没能得到充分的施展，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首先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难以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取得显著成效。从整个历史趋势来看唐朝已经由盛而衰，安史之乱后的分裂混乱状态，到德宗时已持续了二三十年，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病入膏盲，积重难返，非一般改良所能解决。其次，唐德宗有时虽能采用陆贽的建议，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于陆贽的许多重要主张“虽嘉之”而“不能用”，“爱重其言”而“不从”，有时“虽貌从”而“心颇不悦”，“所用才什一”。这样，尽管陆贽后来身居宰相之位，也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政治作用。第三，腐朽邪恶势力裴延龄等“以聚敛为长策”，虽然引起社会的不满，但“独幸于天子”，他们结党作恶，“朝廷无敢言其短”，而陆贽“独身当之”，与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后来裴延龄等造谣中伤，以不实之词进行诬陷，结果唐德宗听信谗言，移陆贽为忠州别驾。陆贽直至去世，十年之内未能发挥政治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实际上，陆贽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唐书》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可为后世法”。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三十九篇之多，长者近千言，基本上把《陆宣公文集》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中是罕见的，可见陆贽言论“资治”作用之大。苏轼则说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并把陆贽的奏议文集进呈给当朝皇帝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圣言幽远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而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治乱之龟鉴。”①南宋也有人把陆宣公的奏议进呈给皇帝，说：“斯皆治道之急务”，“无片言不合于理，靡一事或失于机，策之熟，见之明，若烛照”。希望皇帝把它“置坐之隅”②，以引为鉴戒。直到明清，一些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对陆贽仍然颂声不绝。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唐室为之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③，范文澜《中国通史》称“陆贽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这个评价是当之无愧的。①苏轼：《进呈奏札子》。
②《进呈唐陆宣公奏议表》，见《陆宣公翰苑集》卷首。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
第三十二章颜真卿柳公权怀素第一节颜真卿出身名门，为官刚正颜真卿（708—785），字清臣，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是北朝著名学者颜之推的后代，唐初学者颜师古的五世从孙。颜真卿少年勤学，知识广博，善写文章，尤擅长书法。开元年间考中进士，曾为礼泉尉，据《云溪友议》所载，又曾任临川内史，使“浇风莫竞，文政大行”，颇受赞誉。后提升为监察御史。一次出使到河陇地区，当时五原有冤狱，很长时间没能作出判决，适逢天正早，颜真卿作出裁决后，天下了雨，五原郡的人称之为“御史雨”。以后，颜真卿又相继担任殿中侍御史、东都畿采访判官、武部员外郎等职。由于杨国忠怨恨他不归附自己，把他调出京城，担任平原太守。当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颜真卿以预防连绵大雨为由，修缮城防，召集壮丁，贮备粮食，而对外却仍会集宾客文士，泛舟饮酒、赋诗，以免安禄山疑心。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朔一带全部沦陷，唯独平原城防守完备。在唐玄宗刚刚听说爆发叛乱时，曾感叹地说：“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等听到平原派来的使者奏报后，极为高兴，对左右的人说：“朕不知颜真卿形状如何，所为得如此！”
安禄山攻陷了洛阳后，杀死洛阳留守李澄、御史中丞卢亦、判官蒋清，派使者段子光将三人的首级向河北宣示，颜真卿恐怕人心动摇，就哄骗各位将领说：“我识此三人，首皆非也。”就腰斩了段子光，秘密收藏了三个人的首级。几天后，用草结成他们的身体安葬，并设立灵位，大声痛哭，他的部下更加拥护他。颜真卿召募勇士，十天内共得一万人，向他们宣布举兵讨伐安禄山。颜真卿为国家遭逢祸难失声痛哭，勇士们都为之感动。安禄山派遣他的部将李钦凑、高邈、何千年等人把守土门。颜真卿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用计谋杀死了李钦凑、高邈，活捉了何千年，送往京师。攻破土门之后，河北十七郡归顺了朝廷，共同推举颜真卿为主帅，聚集了兵马二十多万，横向贯穿在燕赵之间，阻绝安禄山的叛军。朝廷任命颜真卿为户部尚书，仍为平原太守，不久又加任为河北招讨采访使。
当时清河太守派使者李萼来向颜真卿请求援兵，颜真卿为他发兵六千，并征求他抵抗叛军的意见。李萼出谋划策说：“今闻朝廷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东下，将出■口，为贼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斩袁志泰，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分兵开■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讨邺、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十万之众徇洛阳，分兵而制其冲。计王师亦不下十万，公当坚壁，无与挑战，不数十日，贼必溃而相图矣。”①颜真卿表示赞同。于是传令清河等郡，派遣大将李择交、副将范东馥、和琳、徐浩等人进兵，与清河、博平五千人联兵驻扎在堂邑。叛军袁知泰派其部将率二万人前来交战，被打得大败，斩首一万多人。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颜真卿多次派使者奏报情况。肃宗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使。当时军费枯竭，李萼建议他收景城盐利，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旧唐书·颜真卿传》。
“使各郡相输，用度遂不乏”。
安禄山乘虚派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各郡再次被叛军攻陷，唯独平原、博平、清河三郡依然固守，但人心动摇不安，形势危急，局面难以挽回。至德元年（756）十月，颜真卿只得弃城率众渡过黄河，经过江、淮、荆襄辗转来到凤翔，朝见肃宗。肃宗下诏任命他为宪部（刑部）尚书，不久，又加任御史大夫。在任官期间，颜真卿对于一些不守礼法的官吏加以弹劾。“军国之事，知无不言”，因而受到宰相的忌恨，被从朝廷排挤出去，任冯翊太守，后改任为蒲州刺史，又被御史唐旻所诬陷，贬为饶州刺史。
乾元二年（759）颜真卿任浙西节度使。当时淮南节度使刘展将要谋反，颜真卿预作防备。都统李峘认为这是制造事端，进行非议。朝廷就征召颜真卿为刑部尚书。后来，刘展果然谋反，而李峘则逃奔到江西。
颜真卿到朝廷后，宦官李辅国假传诏令将玄宗迁到西宫，颜真卿率领百官上表请问起居，为李辅国所痛恨，被贬为蓬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任命颜真卿为利州刺史，未上任，旋又改任为吏部侍郎。
后又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没有上任，改任为尚书右丞。代宗从陕州回到长安，颜真卿请先拜谒陵庙而后还宫，宰相元载对此有所非议。颜真卿气愤地说：“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岂堪相公再破除邪！”元载因此对他深加怀恨。没多久颜真卿改任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封为鲁郡公。当时元载援引私党，害怕朝臣论奏他的过失。就请百官凡是要论事先告诉长官，长官再告知宰相，然后上奏皇帝。颜真卿就此上书给代宗，指出：“今陛下欲自屏其耳，使不聪明，则天下何望焉？”认为：“今天下疮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岂得不博闻谠言，以广视听，而塞绝忠谏乎？今宰相宣进止，御史台作条目，不得直进，从此人不奏事矣。陛下闻见，止于数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便谓无事可论，岂知惧而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臣谓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林甫、国忠犹不敢公为之。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悔无及矣。”言词非常激切，于是中人抄写内本，传播于朝廷内外。后来颜真卿掌管太庙时，指出祭器不整齐，元载认为是诽谤。大历元年（766）被贬为峡州别驾，继而改任吉州司马，后又提升为抚、湖二州刺史。
元载被处死后，在杨绾的推荐下，代宗召回颜真卿，任他为刑部尚书。
代宗去世时，被任命为礼仪使。德宗即位后，杨炎为宰相，因颜真卿耿直而厌恨他，改任为太子少傅，仍为礼仪使，表面上给予尊宠，实际上是夺取了他的实权。
“忠至灭身”，三军痛哭卢杞专权时，忌恨他的耿直，改任他为太子太师，免去了礼仪使之职，并想把他排挤出朝廷，安排到方镇。颜真卿对卢杞说：“真卿以褊性为小人所憎，窜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卢杞之父）传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卢杞惶恐四顾，起身下拜，但对颜真卿更加怀恨在心。
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后，攻占了汝州。德宗向卢杞问计。卢杞回答说：“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进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①德宗表示赞同，于是命令颜真卿到许州安抚李希烈，诏令下达后，整个朝廷都大为震惊。李勉听说后，认为失去一位元老会给朝廷带来耻辱，秘密上表，请求留下颜真卿，又派人拦路截留他，没有来得及。颜真卿乘驿车来到东都洛阳，河南尹郑叔则认为此去难免一死，劝他稍作停留，等待朝廷后发的命令，颜真卿认为君命不能回避，毅然前往。
刚到许州时，颜真卿要宣布诏旨，李希烈指使养子一千人环绕着他谩骂。并拔出刀剑对着他，作出要分割他、吞食他的恣态。颜真卿纹丝不动，面色不变。李希烈急忙上前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颜真卿，喝令众人退下。把颜真卿安排在馆舍中以礼相待，但逼迫他上表朝廷，洗刷自己的罪过，颜真卿没有听从。
当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河北藩领主帅各自称王，他们派遣使者向李希烈称臣，劝他称帝。李希烈就召颜真卿来看，说：“今四王遣使见推，不谋而同，太师观此事势，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颜真卿反驳道：“此乃四凶，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求与之同覆灭邪！”李希烈听了很不高兴。过了几天，李希烈又让他与四镇的使者一同参加宴会，四位使者说：“久闻太师重望，今都统（李希烈）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颜真卿斥责他们说：“是何宰相耶！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四镇使者不敢再说话。李希烈于是将颜真卿拘禁起来，命令十名士兵看守馆舍，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坑，扬言要活埋他。颜真卿泰然自若，见到李希烈说：“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李希烈只是向颜真卿谢罪。
建中四年（783）三月，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在安州被李希烈击败，失去旌节。李希烈派人把旌节和俘虏带给颜真卿看。颜真卿见后号啕大哭，跌倒在地，气绝而复苏，从此不与人说话。后来李希烈的大将周曾等人谋划袭击汝州杀死李希烈，尊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事情泄露，李希烈将颜真卿拘送到蔡州，颜真卿考虑必死无疑，于是写好了遗书、墓志、祭文。李希烈僭越称帝时，派人问他称帝的仪式。颜真卿回答说：“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
兴元元年（784），唐军重振，李希烈担心蔡州发生变故，就派他的部将辛景臻、安华来到颜真卿所住之处，在院庭中堆满了柴草，浇上油，对颜真卿说：“不能屈节，当自烧。”颜真卿起身投向火中，辛景臻等人急忙制止了他。七月，德宗车驾回到了长安，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由于参与了朱泚的叛乱，被处死。李希烈听说后极为愤怒，就在八月三日，派中使与辛景臻等人将颜真卿缢死，时年七十七岁。
颜真卿的被害，在朝野引起了很大反响，三军为之痛哭，德宗停止朝见五日，谥号为文忠，下诏称他：“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新唐书》称他“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
书法上的卓越成就颜真卿以造诣超群的书法艺术名高天下，他善写正书、行书，“自篆籀分隶而下同为一律号书之大雅”。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吸取了前代和同时著名书家的长处，陆羽称他的字体得王羲之之筋骨心肺，他的笔法还师承了唐代书法家张旭，并请教过僧人怀素。他对笔法很有研究，《广川书跋》称“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特”。曾作笔法十二意。他以善写正书而名垂后世。字形具有蚕头燕尾的特点。“论者谓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此其大概也，至其千变万化，各具一体。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庄重，《仙坛记》之秀颖，《元鲁山铭》之深厚，又种种有不同者，盖自有早年书《千佛寺碑》已与欧、虞、徐、沈暮年之笔相上下，及中兴以后笔力迥与前异，亦其所得者愈老也。”①他的书法遗迹一直为人们所珍爱，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宋代欧阳修得其断碑题跋说：“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阙不忍弃也。”又说颜真卿“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先后传世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遗迹，故今处处有之，唐人笔迹见于今者，惟公为最多。”①明代学者陈继儒得到颜真卿所写的朱巨川告身墨迹，就将其书房命名为“宝颜堂”。总之，他的高超书法和他的高尚品格一样，可以并传而不朽。
①佚名：《宣和书谱》。
①欧阳修：《六一题跋》。
第二节柳公权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为唐朝名臣柳公绰之弟。少年时好学，十二岁时能写辞赋，他博通经书，元和初年，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守夏州时，征召他为掌书记。他通晓音律，擅长书法，精于正楷，初学王羲之，后又遍阅近代各家笔法，而主要得力于欧阳询、颜真卿两大书家，笔力遒劲刚健，结构谨严，自成一家，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说，是对后来影响很大的书法家。穆宗即位时，柳公权入朝上奏，穆宗召见他说：“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当天就任命他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后又提升为右补阙、司封员外郎。当时穆宗荒淫、放纵，不务政事，曾问柳公权用笔之法，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脸色为之一变，知道柳公权是以笔法为喻进行劝谏。
柳公权经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在宫廷之中作为侍书。他的哥哥柳公绰在太原任官，就写信给宰相李宗闵，说明家弟本来有志于专研儒学，却以侍书之职为朝廷所用，和卜筮之官颇为相近，心里感到耻辱，请求更换一散官。于是改任为右司郎中，后又改任为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等职。
但文宗对他很思念，又重新召他为侍书，并提升为谏议大夫，不久又改任为中书舍人，担任翰林书诏学士，文宗曾夜间召对柳公权，蜡烛已经燃烧尽而话没有说完，宫人就把蜡液粘在纸上继续用来照明。一次从幸到未央宫，停下车驾，文宗对柳公权说：“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纥。”柳公权上前表示祝贺。文宗说：“单贺未了，卿可贺以诗。”柳公权随即应声说：“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文宗非常高兴，称赞道：“子建七步，尔乃三焉。”
还有一次与其他六位学士在便殿问对，文宗谈及汉文帝节俭，随即举起自己的衣袖说：“此澣濯者三矣。”学士们都赞誉文宗节俭的美德，唯独柳公权默然不语，文宗就把他留下问他为何不语。柳公权说：“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澣濯之衣，乃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文宗对柳公权说：“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采，却授谏议大夫。”第二天，下诏任命他为谏议知制诰，学士之职依然。
开成三年（838），柳公权被任为工部侍郎。一次，文宗召见他询问政治得失，柳公权回答说：“自郭旼除授邠宁，物议颇有臧否。”文宗说：“旼是尚父（郭子仪）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何事议论耶？”柳公权说：“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文宗说：“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柳公权说：“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并引用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使文宗随即将二女送还郭旼。柳公权以忠言来匡正当时的弊政，大多类此。以后又晋升为学士承旨。
武宗即位后，柳公权被罢学士承旨之职，任为右散骑常侍，后宰相崔珙引荐为集贤殿学士，掌管院事。李德裕平时对柳公权很优厚，但因为崔珙所引荐，心中很不高兴，将其降职为太子詹事，改任为太子宾客。后又接连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等官爵，食邑二千户。后又重新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注出。
任命为左常侍。有一次，武宗重新召见一失宠的宫嫔，对柳公权说：“朕怪此人，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就把面前的数十张蜀笺给了他，柳公权略加思考，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①武宗看后极为高兴，命令宫嫔上前拜谢柳公权。以后又先后担任国子祭酒，工部尚书等职。咸通初年，为太子少师，咸通六年（865）柳公权去世，终年八十八岁。追赠为太子太师。
柳公权在当时以书法名扬天下，上自皇帝以至公卿、大夫及来入贡的外国人无不喜爱他的墨迹。一次，文宗在夏天与学士联句。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接着说：“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其他几位学士也都相继联句，文宗唯独吟咏柳公权所续两句，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就让柳公权题写在殿阁的墙壁上。字方圆五寸，文宗看后赞叹地说：“钟（繇）、王（羲之）复生，无以加焉！”宣宗尤为珍爱柳公权的墨宝，曾召柳公权到殿前，由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着砚台，枢密使崔巨源拿着笔，柳公权用真书在一张纸上写了“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十字；用行书在一张纸上写了“永禅寺真草千字文得家法”十一字；用草书在一张纸上写了“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八字。宣宗赏给他锦彩及瓶盘等银器。又让他自写谢状，不拘真书、草书。当时公卿大臣之家的碑志，不是出自柳公权的手笔，别人就会认为子孙不孝。外国人入贡专门准备钱财来购买柳公权写的字。柳公权曾写京兆西明寺《金刚经》，具有钟、王、欧、虞、褚、陆各家的笔法，为其得意之作。其流传的书碑很多，以《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为最著名，书迹有《送梨帖题跋》。
①《唐诗纪事》。
第三节怀素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长沙（今属湖南）人，后为京兆（长安）僧人，法号怀素。早年致力研究佛法，性格粗放，不拘小节，酷爱书法，据唐人陆羽《怀素传》所载：怀素“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由于家贫无纸练字，曾在家乡种芭蕉以供挥笔练字，所居号称“绿天庵”。但仍然满足不了他练字的需要，就漆一盘练习写字，又漆一木板练习写字，因为用力勤奋，不断摹写，使盘板都被磨破。“然恨未能远睹古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①到长安后，吏部尚书韦陟看到他的书法极为赞赏，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说：“此沙门札翰，当震宇宙大名。”怀素感到“学无师授，如不由户而出。”于是拜金吾兵曹邬彤为师，学习笔法。邬彤对怀素说：“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怀素连声说：“得之矣！”经过了一年多，怀素告辞而去。邬彤在他临行之前对他说：“万里之别，无以为赠，吾有一宝，割而相与。先时人传彤有右军恶溪小王骚劳三帖，拟此书课，以一本相付。”①这些对于怀素书法的进步是很有益的。怀素还与书法大家颜真卿多有来往，两人切磋琢磨，相互探讨，对笔法的理解更深刻了。怀素潜心于书法，颇有悟性。一天晚上观看夏天的云彩随风而动，变化无常，“顿悟笔法，自谓得草书三昧”。他练字下了很大功夫，以致秃笔成塚，他以擅长草书而闻名，尤其狂草最为人们所赞叹，论者称他的狂草如“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当时的文士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等人都曾写诗赞美他的狂草。李白的《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说他的字“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交战。”在此之前，唐人张旭的草书享有盛名，号称“张颠”；而怀素的草书则称为狂，说他是“以狂继颠”②。
怀素晚年的字更臻化境，字字如同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传世的字帖有《自叙帖》、《苦笋帖》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山高水深帖》题跋中称：“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后人作草，皆随俗缴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此卷是素师肺腑中流出，寻常所见，皆不能及之也。”①这不仅是对《山高水深帖》的评价，也是对怀素书法的高度评价。
①《唐文拾遗》怀素《自叙帖》。
①陆羽：《怀素传》。
②佚名：《宣和书谱》。
①《三希堂法帖》第五册。
第三十三章刘晏杨炎第一节刘晏幼有神童之誉刘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十岁的刘晏献上《东封书》，玄宗读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遂命宰相张说试其才能。张说测试后，大为称奇，对玄宗说：“国瑞也。”即授任秘书省正字，从此号为神童，“名震一时”。
一次，玄宗于勤政楼前盛设乐舞和百伎杂耍。时教坊有个叫王大娘的女妓，善戴百尺高竿，竿上装有木山，状似瀛洲、方丈等仙山，还有一小童在上面钻来钻去，歌舞不停。玄宗把小小的刘晏召到楼上帘下，贵妃很喜欢他，让他坐在自己膝上。玄宗问他：“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回答说：“天下字皆正得，唯有‘朋’字未正得。”贵妃让他咏王大娘戴竿，刘晏才思敏捷，应声而出，诗云：“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贵妃与诸嫔妃乐得哈哈大笑，遂赐给他牙笏及黄纹袍。①行政干才天宝年间（742—755），刘晏累授夏县（今属山西）令，以干练闻名，虽未曾督责赋税，却“输无逋期”。又举贤良方正科，补为温县（今属河南）令。政绩卓著，“民皆刻石以传”。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安禄山叛乱后，刘晏避难于襄阳（今湖北襄樊）。永王李璘欲任他为官，他坚决推辞。时肃宗在灵武组建朝廷，刘晏致书宰相房琯，论今日的分封与古制不同，认为“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齐桓公）、文（晋文公）功，不可致”。主张加强皇权。肃宗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刘晏赴任至吴郡，正遇永王李璘起兵叛乱，沿江东下，刘晏遂与采访使李希言计议抗拒。刘晏守余杭（今浙江杭州西），李希言交战失利，败归刘晏。刘晏乃调发义兵坚守壁垒。永王兵败后，欲转而攻略州县，听说刘晏早有防备，遂从他道逃去。不久，肃宗诏拜他为彭原（今陕西镇原东）太守，转任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进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不久又兼京兆尹。他“总大体不苛，号称职。”后遭司农卿敬羽诬劾他泄漏禁中事，宰相萧华又忌其才干，遂贬为通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于宝应元年（762）六月，刘晏再次入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饯、租庸使。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刘晏举荐他代己为户部侍郎，改国子祭酒，又将京兆尹一职让于严武。翌年正月，擢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然兼任诸使职。广德二年（764）正月，因与宦官程元振交通的罪名，仅做了一年宰相的刘晏被贬为太子宾客，罢知政事。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明皇杂录》卷上。按此贵妃非杨贵妃。
改革漕运自安、史之乱以来，潼关、洛阳一带受阻，江、淮财赋溯长江入汉水，抵达梁州、洋州，迂险劳费，汴渠也堙废不治。广德二年三月，关中米每斗涨至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①。在这种情况下，代宗又擢刘晏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以发展漕运，增加财赋收入。
刘晏受命以后，以转运为己任，为了弄清多年漕运的利弊，或坐船，或乘马，亲自对过去漕运沿线进行实地考察。他坐船由淮水经泗水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黄河。他到过河阴、巩县和洛阳，考察了宇文恺建造的梁公堰，分黄河水流入通济渠，又视察了大夫李杰新堤。他驱马陕郡城郊，右循砥柱、硖石，察看了三门渠津遗迹。经过他长途跋山涉水，实地调查研究漕运情况，“尽得其病利”。他要治理漕运，又担心受别人牵制，其治理方案难以推行，为了得到当政宰相的有力支持，他致书元载，具体陈述了漕运中的“四利”“四病”。其四利为：一是京师三辅之民徭赋繁重，江、淮粟至，可减少其一半徭赋；二是东都凋残，人口流亡，漕路流通，村落人口从此滋多；三是在边诸将，外虏入侵，听说江、淮贡赋增至，军食丰足，可以震耀夷夏；四是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云集，可追复贞观、永徽之盛。其四病为：一是从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人烟稀少，百姓穷困，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二是黄河、汴水自天下乱离以来，河岸崩塌，所在淤塞，“涉泗千里，如网水行舟”；三是东垣、砥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多不安全；四是从淮阴至蒲坂，长达三千里，屯戍相望，常言衣食不足，挽漕所至，船到便留，“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刘晏所陈述的四利四弊，既指出了开通漕运利国利民，可以振兴经济，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困难，如不解决这些难题，漕运仍然是纸上谈兵。元载正独揽朝政，看了刘晏的书信，极力赞成其事，因此刘晏“得尽其才”。从此，江、淮财赋才得以运至关中，代宗很高兴，派卫士备鼓吹于东渭桥迎接刘晏，还派使者慰劳他说：“卿，朕酂侯（萧何）也”。大凡每年运至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刘晏恢复了旷废日久的漕运事业，使江、淮财赋源源运进关中，缓解了关中财政紧张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他改革漕运的结果。他从漕船的制造，水手的雇用与训练，到督航、护航等环节都改变了旧法，漕运由朝廷直接经管。
为使船坚固耐用，保证运输途中安全无损，刘晏于扬子设十场造船，每艘船给千缯钱，要比一般的船价高出一倍多。有人不太理解，认为“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刘晏则解释说：“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刘晏洞察了官场之弊，多给船费，宁可给“执事者”以“私用”之钱，以求免得官吏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影响船的质量。后至唐末，有司计费付钱，无有富余，因此“船益脆薄易坏，漕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
运遂废矣”。①实践证明了刘晏的做法还是正确的。
在漕运中，刘晏也改变了旧法。旧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刘晏改用口袋装米而以舟运送，可减费钱十五；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费钱一百二十，刘晏做“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载一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派军将部送至河阴、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每斗减钱九十。他调来巴、蜀、襄、汉地麻竹筱作绹挽舟，以朽索府材代薪，“物无弃者”。他还采用分段漕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把江南漕运的货物存放在扬州，汴河漕运的存放在河阴，黄河漕运之物存放在渭口，渭船漕运之物进入太仓。②过去漕运关东之谷进入长安，因河流湍急，一斛能运至八斗的“则为成劳，受优赏”。刘晏因地制宜，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训练漕卒，使其识水性，分段漕运，“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石，无斗升沉覆者”③。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和减少了损失。刘晏所用篙工，也改变了旧法。过去，州县多取富人督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自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刘晏改用“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他从经营的盐业中出钱雇用船工，从江淮至渭桥，大抵漕运十万斛用傭钱七千缗，并补纲吏督运。因此，他主管的漕运“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①。
改革榷盐法刘晏还改革了榷盐法，用盐税以充军国之用。当时，许、汝、郑、邓州以西之民，皆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掌管；汴、滑、唐、蔡州以东，皆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在他掌管的食海盐区，坚持了原先第五琦的官营原则，同时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较灵活的形式。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只在产盐之乡“因旧监置吏”，负责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对盐商则“纵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在距产盐区较远的江、岭地区，则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结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于是他“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因此，在吴、越、扬、楚州等地“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和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每年得盐税为百余万缗，约等于百余州的赋税收入。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商人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营利，刘晏奏罢诸道对盐船过境，州县收税的做法，“禁堰棣邀以利者”，使盐船所行畅通无阻。同时，又于淮北十三处如扬州、汴州、宋州、淮西等地置巡院，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刘晏这种“官督民产商销”的政策，是以官商分利的榷盐法代替了过去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因而也大大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天下之赋，①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①《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盐利过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①。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河北魏博藩帅田承嗣兴兵作乱，吐蕃等也不时侵扰，兵革连年，军费支出庞杂，第五琦始榷盐以助军旅，刘晏代之以后，“法益密，利无遗入”。汴宋都虞候李灵曜北连田承嗣反叛后，河南藩帅有的也不奉行朝廷法令，擅自征收赋税，州县税收减少，刘晏却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人们无不称赞其能。大历末年，每岁赋税收入一千二百万缗，而榷盐收入占其大半，而“民不告勤”。一次京师盐价暴贵，诏令刘晏漕运三万斛盐以济关中，盐船从扬州出发，四十天即迅速运至京师，“人以为神”。改革常平法刘晏对常平法也进行了改革。广德二年（764），他兼领常平使。大历元年（766）他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等地的铸钱、常平、转运、盐铁使由刘晏兼领。他利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常平的营利效能。此前，常平业务由各州自办，由于政局的动荡，各州常平营利不多，现改由朝廷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刘晏于诸道设巡院，设专官专理各州常平仓。为便于掌握各地市场行情，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这样四方物价的高低、商品的盈余与短缺，虽极远不过四五日即能知悉，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见钱流地上”。
举贤任能，廉洁奉公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的用人之道是“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之所以如此，他觉得“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所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①他所任用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选用有能力的人，并能人尽其才。“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对于一些权贵豪门如以亲戚相请托，刘晏虽也给予安排闲散职务，俸禄给多少，任官的快慢，都满足其要求，“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刘晏卒后二十余年，掌管国家财赋的大臣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都是他的故吏。
刘晏本人也十分勤奋，孜孜不倦。每次早朝，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挥动马鞭计算财赋收入情况。每天天刚亮即开始料理事务，夜半方止，“虽休澣不废”。而且处理事务迅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晏虽掌管天下财赋，位高势盛，经手的钱物数不胜数，却为官廉洁，不谋私利。他治家以俭约著称，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他常说：“居屋安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①《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稳便，不务毛色。”①人们无不钦佩他的廉洁简朴。
刘晏理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爱民为先”。他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基础之上的。他的做法是：每月把各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报告给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祟”，使老百姓不至挨饿流散。各知院官见到歉收的迹象，也先将情况上报，某月须蠲免赋税多少，某月须救济多少。到期以后，刘晏不待州县申请即上奏朝廷，因此往往能应民之急，未曾失时，不等农民困弊、流亡，即及时赈济，“由是民得安其居，户口蕃息”。刘晏初兼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不过二百万，其末年乃增至三百余万。故史称“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
被诬致死，“天下以为冤”
大历四年（769）三月，刘晏再次擢任吏部尚书，知三铨事。他明于吏治，有识鉴能力，故“推处最殿分明，下皆慑伏”②。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代宗以宰相元载专横，多纳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也贪赃枉法，遂命刘晏审理。刘晏以元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经奏请代宗，又命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与刘晏同治此案。经过审查，元载与王缙伏罪。在处死元载以后，刘晏认为王缙与元载有主从之别，罪恶轻重不同，欲复奏朝廷，区别处理。遂对李涵等人说：“重刑再复，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复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李涵等依从其议，遂复奏朝廷，代宗乃免王缙死罪，贬为栝州刺史，“缙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大历十三年（778）十二月，宰臣常衮专政，以刘晏“久掌铨衡，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担忧他的“公望日崇，上心有属”。因而妒嫉他，奏称刘晏为“朝廷旧德，宜为百吏师长”，应擢任左仆射。表面上尊崇他，而实际上剥夺他的实权。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又难以找到代替其职务的合适人选，故虽擢任左仆射之后，仍使他兼领使务，知三铨事。
当时，江淮特产茶与柑桔，刘晏常与本道分别入贡，而刘晏所贡往往早于地方州府，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另外，刘晏常馈送四方名士，对一些爱说长论短的人“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人们议论刘晏有意固宠保位。在大历年间，军国费用皆依赖刘晏，故未曾对此检查。德宗即位后，一些人屡次上言请罢其使职，刘晏也一再推辞，德宗不但不允许，反又加授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不久，道州司马杨炎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前元载为宰相时，杨炎为吏部侍郎，因文学才望颇受元载亲重，但与吏部尚书刘晏关系不洽。刘晏奉命治罪元载，杨炎也遭外贬。这时杨炎为当政宰相，衔恨旧怨，并欲为元载报仇。当时传言代宗宠爱独孤妃，又喜爱其子韩王李迥，刘晏曾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尽管并无确凿根据，杨炎却如获至宝，上奏德宗说：“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幹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于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他涕泗交流，煞有介事。另一宰相崔祐甫表示反对，他说：“此事暧①《唐语林》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带有宰相职衔的朱泚、崔宁也从旁救解，当时，虽未对刘晏治罪，但德宗对刘晏遂生嫌隙，终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罢免了其转运、租庸、盐铁等使。二月，又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刘晏虽已外贬，杨炎仍不肯善罢甘休，他得知庾准往日与刘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荆南节度使。庾准按照杨炎的意图，诬奏刘晏曾致书朱泚，语言怨望，并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胁迫诏使，阴谋作乱，杨炎还出庭作证。德宗并未详察，遂于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缢杀刘晏。时年六十六岁。过了十九天，德宗才颁下赐死诏书，公布其所谓罪恶。家属发配岭南，受株连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时杨炎兼删定使，提议要籍没其家，但遭到群臣的反对，被迫停止。当时簿录其家财产，仅有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刘晏的无辜被杀，天下人都以为冤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朝廷，以为“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请求召还其远流的妻子。但德宗尚不悔悟，见表未有表示。直到兴元（784）初，德宗才渐渐悔悟，允许归葬。贞元五年（789），德宗还擢任刘晏一子执经为太常博士，另一子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以其父冤死，无所赠谥，请求退还己官，求追命其父，于是才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刘晏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理财家。时承安、史之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民生窘迫。他掌管财赋以后，革故鼎新，兴利除弊，“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他的“民不加赋，而国丰饶”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管（仲）、萧（何）之亚”，表现了他治理财赋方面的卓越才干。
第二节杨炎才能和缺点杨炎（721—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词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刚入仕途，被任为河西节度掌书记。杨炎的报复心很强，神乌令李太简曾因醉酒侮辱过杨炎，杨炎后借机报复，令人将李太简反绑，用铁棒拷打几乎致死。当时，因节度使吕崇贲爱惜杨炎的才干，才没有处他罪。李光弼奏请杨炎为判官，他没有接受。朝廷征召他为起居舍人，他也坚决推辞。服丧满后，被任为司勋员外郎，又改任为礼部郎中，知制诰，后又为中书舍人。他与常■共同掌管起草诏书，常衮擅长起草授官诏令，杨炎善于起草恩诏。由于他们两人起草的诏书文字优美，时并称为“常、杨”。
杨炎以荐举贤能为己任，所以许多士人都愿意归附他。代宗时，元载为宰相，因杨炎与元载是同乡，且有才干，元载就引荐他作为自己的亲信。由于元载结党营私、贿赂公行、侈僭无度、专横跋扈、多为不法，因而被代宗处死，杨炎也受到牵连，贬职为道州司马。
革除弊政，倡行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也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起用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凡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时，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这样，宦官中掌管内库者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杨炎任宰相后，决心革除积弊，就向德宗奏告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杨炎的奏请政见，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称赞他。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至此，租庸调制积弊①本节材料依据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①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可是掌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推行。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德宗坚信不疑，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①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报恩复仇，终罹杀身之祸杨炎作为一个被贬之官，起用为相后，仅几个月，以自己的政见开导德宗，给予有力的辅佐，很有政绩，一时受到朝廷内外赞誉为“贤相”，寄予很大希望。不久，因崔祐甫患有疾病，不能处理政事，另一宰相乔琳也被免职，使杨炎得以独揽大权。杨炎心胸狭隘，专权不久，便开始专意报恩复仇。杨炎由于对元载感恩戴德，总想有所报答。建中二年（781）二月，他先奏请实施元载生前提出的在原州修筑城堡的规划。德宗就派遣中使询问泾原节度使段秀实此举的利弊。段秀实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杨炎听说后大怒，认为段秀实是在遏制自己。于是解除了段秀实节度使的职务，征召为司农卿。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让他率军转移到原州驻扎，派遣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崔宁各统领士兵万人作为他的羽翼，同时下诏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①《陆宣公集》卷二二。
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为朔方军帅，法令严苛，接连杀死大将，泾州副将刘文喜就利用人们怨恨的心情，拒不接受朝命，上奏疏要求段秀实重新担任主帅，如不用段秀实就请用朱泚为帅，于是朝廷任命朱泚代替李怀光。可是刘文喜又不接受诏命。泾州有强兵二万，刘文喜以此拥兵自守，并请求吐蕃援助，当时天热干旱，人心不安，许多朝臣请求赦免刘文喜，德宗不听，命令朱泚、李怀光等军进攻。幸好泾州别将刘海宾斩杀了刘文喜，否则必然会产生边患。这些都是由于杨炎以个人喜怒撤换主帅所造成的后果。
杨炎还构陷了著名理财家刘晏的冤案。早先，左仆射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担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后元载之案，主要由刘晏审理，元载被杀，作为其余党，杨炎也受到连累被贬，因此他对刘晏深加怨恨。德宗即位后，由于刘晏长期掌管财政大权，许多朝臣都很妒忌他，就上奏书说转运使可以罢免，德宗又风闻刘晏秘密上奏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任宰相后，一心想要为元载报仇，就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幹、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又建议“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以便剥夺刘晏的财权。于是德宗罢免了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建中元年（780）初，杨炎又以刘晏奏事不实为由，贬其为忠州刺史。当时司农卿庾准也与刘晏不和，杨炎就任命庾准为荆南节度使。不久，庾准迎合杨炎的意图，诬告忠州刺史刘晏写信给朱泚请求营救，言语多有不满，又诬告刘晏召补州兵，想要抗拒朝命。杨炎作证说明确有其事，德宗信以为真。七月就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杀死刘晏，然后下诏赐死。朝野上下都认为刘晏冤枉。
节度使李正己多次上表朝廷，询问刘晏何罪被杀，讥讽斥责朝廷。杨炎“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镇，将过错推给德宗。德宗知道后，派宦官到李正己那里核实情况，果然如此，自此产生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当时隐而未发。就提升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仍为平章事，但不再专任杨炎了。
杨炎与卢杞二人同时执政，卢杞相貌丑陋，又无文学才干，杨炎对他很轻视，往往假托有病不和他在一起共事，议事又多有不合，卢杞因此怀恨在心。卢杞为人狡诈，为了发展自己个人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对于不依附自己的人必欲置之于死地。于是荐引太常博士裴延令为集贤殿学士作为自己的羽翼，来图谋异己势力。
梁崇义自代宗即位以来，就据有襄、汉七州之地，拥兵自守。德宗即位后，对他进行招抚，但他态度顽固，抗拒朝命。建中二年（781）六月，德宗任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领各军讨伐梁崇义。杨炎劝谏说：“希烈为董秦（即李忠臣）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杨炎坚持己见，争议再三，德宗不听。在此之前，杨炎回归朝廷时，路经襄、汉，努力劝说梁崇义入朝，梁崇义没有听从，已经图谋反叛。不久，杨炎又派自己的党羽李舟去劝说梁崇义，梁崇义顽固不听，最后终于反叛。议论的人都归罪于杨炎，认为是他促成梁崇义反叛的。此时，杨炎劝德宗不用李希烈，德宗对他更加不满。德宗又曾询问宰相，大臣之中谁可担当大任，卢杞推荐张镒、严郢，而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德宗认为杨炎议论疏阔，于是罢免杨炎宰相之职，为左仆射。过了几天，杨炎入朝谢恩，在延英殿问对后，急弛而归，没有到中书省与卢杞见面，卢杞对杨炎更加怒恨。不久卢杞引荐严郢为御史大夫。以前严郢担任京兆尹时，不依附杨炎，杨炎对他很不满，就指使御史张著弹劾严郢，罢免严郢京兆尹之职为御史中丞。杨炎又提拔了与严郢有矛盾的源休为京兆尹。严郢后来又因犯有度田不实之罪，改任为大理卿，当时人们感到惋惜。此时，卢杞则迎合众人的要求，又利用严郢与杨炎有积怨，故意引荐他为御史大夫。杨炎的儿子杨弘业很不成才，常违法犯禁，又接受别人的贿赂和请托，后严郢审理此案，便不遗余力，并查出了杨炎的其他罪行。
先前杨炎为修建家庙，就请河南尹赵惠伯为他出卖东都的私宅，赵惠伯就把此宅买来作为官署。严郢审理后，认为赵惠伯是“贵估其宅”，杨炎得到不少余利。卢杞召请大理正田晋处理此案。田晋认为：获取余利，以索取论罪，应该剥夺他的官职。卢杞对这样判处很不满意，就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而召请其他官吏重新议罪，后判为：“监主自盗，罪绞。”此外，又有流言蜚语说：杨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庙，“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德宗听说后更加愤怒，等到台司把审讯结果呈上，下诏三司重加覆按。于是在建中二年（781）十月下诏宣布：尚书左仆射杨炎凭借他文学才艺多次位居要职，但“不思竭诚，敢为奸蠢，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为顾全大局，特加宽宥，贬为崖州司马。诏书下达后，杨炎踏上了流放的路途，途经鬼门关，他似乎已预感到前景不妙，写诗感叹：“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在走到离崖州百里的地方，德宗又下诏赐死，终年五十五岁。
杨炎追随元载，被贬起用为相后从个人恩怨出发，打击报复，并陷害刘晏，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遂使卢杞得以施展奸计而罹杀身之祸。
第三十四章李晟第一节勇猛善战，名闻河西李晟（727—792）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都是陇右的裨将。李晟性强劲刚烈，善于骑射，喜欢读孙子兵书。十八岁从军，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他勇敢超群，名闻河西，一次随军攻打吐蕃，有一吐蕃猛将守城抵抗，使唐军伤亡很大，王忠嗣大怒，召军中善射的人射他。李晟应召，引弓而射，一发而将蕃将射死，三军为之欢呼、振奋。王忠嗣抚摸着他的后背称他为“万人敌”。后又跟随凤翔节度使攻打反叛的羌人，取得了胜利，提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在代宗广德初年，因攻打党项有功，授予特进、试太常卿。
李晟作战勇敢，很有谋略，在征战中常常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大历四年（769），吐蕃进犯灵州，当时李抱玉镇守凤翔，任命李晟为右军都将，李抱玉让他率领五千士兵抵抗吐蕃。李晟说：“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于是请率领一千士兵，迅速从大震关出击，直奔临洮，扫平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钟而还”。吐蕃军解除对灵州的包围而去。李晟因战功卓著，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官位，兼右金吾大将军，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
李晟不但勇猛善战，而且敢于除暴安良，公正廉洁。据《金石萃编》录《李晟碑》所载，他客居武都时，有一不法豪酋作乱，杀掠平民百姓，李晟见义勇为，“与所从十数驰而射之，殪其为魁者，余党遂遁，寇所虏获积如丘山”。李晟一无所取，“椎椎牛酾酒享士而去”。不久，节度使马璘在盐仓与吐蕃军交战失败，李晟率领所属士兵，救出马璘，因有功被封为合川郡王。
李晟的早年军事生涯主要在河西、凤翔一带，他为抵御吐蕃的进犯，保卫唐朝的西北边防作出了贡献。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第二节入神策军，讨伐河北叛军大历年间，李晟入京朝见，代宗把他留在京城宿卫，任为右神策军都将。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此军原为陇右的一支边军，广德元年（763），吐蕃攻陷京城长安，代宗逃到陕州，神策军由陕州护驾入京，驻守京城，才成为禁军。后又经过扩充，吸收了西北和其他军镇的地方武装，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神策军为保卫唐皇朝，镇压各地叛乱发挥了很大作用。李晟进入神策军后军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并扩大了他的政治影响。
德宗即位时，吐蕃进犯剑南，蜀中大为震惊。德宗下诏命令李晟率领神策军前往援救，李晟“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首虏千余级”。击退吐蕃，保卫了唐的西南边防、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由于德宗决心要扫平藩镇，没有对他的儿子李惟岳的继任给予承认，而导致了对河北三镇的战争。当时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与成德李惟岳相互勾结，抗拒朝廷。田悦率军包围了临洺和邢州，德宗下令任命李晟为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联合援救临洺。在战争中，河东、昭义两军在临洺南攻打田悦部将杨朝光，李晟与河东骑将李自良、李奉国在双冈攻打田悦军，阵斩了杨朝光。接着在临洺与田悦军进行激战，田悦全力顽抗，唐各军都退却了，而李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济，横击悦军”，使唐军重新振作起来。建中三年（782）一月，在洹水交战，将田悦军打得大败，解除了对临洺、邢州的包围，继而向魏博进军，使魏博的处境极为艰难，唐军形势较为有利。
这时，由于德宗对各军奖赏失当，引起了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他们两人与田悦相互勾结，背叛了朝廷，率军包围了赵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把守邢州，加强防范。结果引起了李、马二人的不和，马燧于是想领兵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燧领兵而回，就会导致唐军内部的崩溃，但李晟从大局出发，及时地对马燧进行劝解，指出：“李尚书（李抱真）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①使马燧顿时感到心悦诚服。于是他单人匹马来到李抱真军营中相互抛弃前嫌，结为友好。李晟的军队先是隶属于李抱真，又向朝廷请求兼属于马燧，以表示李抱真、马燧两人之间的协力合作，德宗都听从了他的安排。这样就弥合了唐军内部的矛盾，共同对付叛军。表现了李晟顾全大局的非凡气度。但由于京城长安突发事变，李晟讨伐河北叛军的行动不得不半途而废。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第三节平定朱泚之乱，收复长安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之变发生，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乱军拥立朱泚为主帅，围攻奉天，形势紧急。消息传到魏博行营，李晟接到求援诏书，立即奔赴国难，从河北战场回到关中，昼夜兼程而行，到代州时被任为神策行营节度使。又从浦津渡过黄河，驻扎在东渭桥。李晟在路上，一边行军，一边招集士兵，开始时仅有士兵四千，由于李晟善于抚慰，能与士卒共甘苦，人们都乐意归附他，旬月之间，发展到一万多人。
此时，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也率领五万士兵从河北战场撤回赴援，来到长安附近，并在礼泉击败了朱泚的叛军，其他各路援军也都分别相继来到，奉天的包围已被瓦解，朱泚只好退守长安，危局有所扭转。兴元元年（784）春，由于德宗听信卢杞的话，没有给李怀光恰当的礼遇和进行安抚，使李怀光心怀疑忌，以致和朱泚彼此勾结，背叛朝廷，使刚刚好转的局势，又开始恶化。
在这危难之际，李晟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挽狂澜于既倒，使唐皇朝度过了这一危机四伏的艰难时期。
当时李怀光驻守在咸阳，背叛朝廷的面目还没有公开暴露，为了吞并李晟之军，他曾奏请朝廷与李晟合为一军，朝廷不明真相，竟同意了他的要求。李晟与李怀光两军联营，营垒还没有修筑完毕，朱泚的大批军队已经来到。李晟认为战机已到，对李怀光说：“贼若固守宫苑，或旷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战，此天以贼赐明公，不可失。”但李怀光借口“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不同意匆忙出战。李晟的军队军纪严明，其军每次与李怀光军一同出征，李怀光的士兵往往抢掠百姓的牛马，李晟的士兵则秋毫不犯。李怀光的士兵厌恶李晟的士兵不和自己一样抢掠，就将其所得分给李晟的士兵，李晟的士兵始终不敢接受。李怀光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停滞不前，德宗多次派遣中使催促他出战。李怀光借口士兵疲惫，应该休息观察时机再行动。李晟也派人诚恳地劝说李怀光说：“贼据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进，虽晟不肖，愿为公先驱，死且不悔。”李怀光不听，暗中却与朱泚串通，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李晟很机警，多次上奏德宗，忧虑李怀光会反叛，要求将军队移驻东渭桥，以免被吞并，但德宗仍寄希望于李怀光。而李怀光却企图在各军之间制造矛盾，以激怒士兵，上奏称：“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德宗感到为难，就派翰林学士陆贽到李怀光军营中进行安抚，并召见李晟一同商讨军粮供给之事。李怀光想要李晟自己请求减少粮食的供给，使他失去士兵的拥护，以达到破坏和阻止他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目的。于是说：“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力？”陆贽没有说话，多次用眼色暗示李晟，李晟就非常巧妙地回答说：“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李怀光沉默不语，无言以对，只好作罢。接着李晟以有诏令移军为名，“结阵而行，归东渭桥”，脱离了李怀光。而不久与李怀光联营的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二军都为李怀光所并吞。
李晟认为李怀光叛变的阴谋已经明显暴露，上奏德宗，指出：“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请以裨将赵光铣为洋州刺史、唐良臣为利州刺史、张彧为剑州刺史，各率军五百以防患于未然。德宗没有采纳。李怀光并吞李、杨二军亮出谋反旗号后，德宗仓皇逃奔到梁州，感叹地说：“早用李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又担心地问浑瑊，李晟之军在叛贼腹心，兵力孤绝，能否取胜。浑瑊回答说：“晟秉义挺忠，卒然不可夺，臣策之，必破贼。”德宗才安下心来。于是任命李晟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加任为河中、同绛节度使。挽救唐朝命运的重任落在了李晟的肩上。李晟“治城隍，缮甲兵”，做收复京城长安的准备。当时李怀光、朱泚联合，气势极为嚣张，车驾南奔，人心惊慌，李晟率领孤军处在两股反叛势力中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处境极为险恶，在这紧要关头，他临危不惧、充满信心，以忠义激励全军，顽强、机智地与叛军周旋。李晟为了从思想上瓦解叛军，对他们进行了攻心战，他写信给李怀光“谕以祸福，劝之立功补过，故怀光惭恧，未忍击之”①。又任命判官张彧为代理京兆尹，征收渭北的粮草，不到十天就充足有余，做好了进攻长安的物质方面的准备。同时，骆元光统领的华州军，尚可孤统领的神策军，以及戴休颜统领的奉天军，韩游统领的邠宁军，都接受李晟指挥，甚至连李怀光的部将也率众投奔李晟，军势为之大振。而李怀光军内部则离心离德，势力逐渐削弱，李怀光又与朱泚产生了矛盾，他内忧部下哗变，外恐李晟袭击，只好率军回奔河中。不久，李晟又兼任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使。
德宗到梁州后，粮食供应困难，想要西往成都，朝臣议论不决。李晟立即上表说：“陛下驻跸汉中，所以系亿兆之心，成灭贼之势。若规小舍大，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虎谋臣，无所施矣。”①德宗去成都的想法才作罢。
兴元元年（784）四月，又加任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
五月三日，李晟大规模列兵，向将士们宣布要收复京城长安，并领兵来到长安的通化门外，叛军已经丧失了锐气，不敢出击。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和皇城的完好无损，李晟召集各位将领询问他们如何攻取长安。将领们都要求“先取外城，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李晟认为“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拢，策之上者也”②。各位将领都表示赞同，就与各军约定日期会集在长安城下。
五月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击败朱泚叛军。二十五日夜间，李晟把军队从东渭桥转移到光泰门外米仓村，逼近京城，李晟占据高处指挥。二十六日，朱泚的猛将张庭芝、李希倩率领大批士兵来到，李晟说：“吾恐贼不出，今冒死而来，天赞我也。”命令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人发兵攻击。当时华州军营在北边，兵少，叛军集中兵力进攻，李晟命令牙前将李演、孟华率领精兵去援救。李演等人努力奋战，叛军败走，李演等人乘胜进入光泰门。
五月二十七日，李晟再次出兵，各位将领请求等西部军队来到夹攻，李晟说：“贼数败，已破胆，不乘胜取之，使其成备，非计也。”①叛军又出战，官军多次取胜。二十八日，李晟列阵在长安光华门外，派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佖率领骑兵、派牙前将史万顷率领步兵直抵苑墙神■村。在此之前，李晟已先派人在夜间打开苑墙有二百多步长，等到李演等人来到，叛军已经树立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德宗兴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德宗兴元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一。
了栅栏堵住。他们从栅栏中刺射官军，官军不能前进。李晟愤怒，叱责各位将领说：“安得纵贼如此，当先斩公等！”史万顷害怕，率领其部众首先冲进，拔栅栏而入，王佖、李演带领骑兵跟随其后进击，叛军大败。官军分路前进，姚令言率领叛军仍在顽抗。李晟命令决胜军使唐良臣率领步骑兵进逼，且战且前，搏斗几十余合，叛军不能支持。到了白华门，叛军有数千骑兵出现在官军的后面，李晟率领一百多骑兵回身抵御，左右的人呼喊：“相公（李晟）来了！”叛军都惊恐逃散。朱泚率领败兵逃离长安，李晟派遣兵马使田子奇追击。其余叛军相继投降。
李晟驻军在含元殿前，住在左金吾仗（含元殿东），下令各军说：“最赖将士之力，克清宫禁，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无得通家信。”并对居民进行了安抚。李晟的大将私取叛贼妓女，尚可孤的士兵擅取叛贼马匹，都被李晟按军令斩杀。军队号令严明，“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②。李晟率军在渭桥时，曾出现了“荧惑守岁”的星象，过了很久才消失，宾客们都祝贺说：“荧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进兵。”李晟认为“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敌而已，天象高远，谁得知之。”攻取长安后，才对部下说明，以前并非不信你们，听说五星的主客变化无常。“万一复来守岁，吾军不战自溃矣！”大家都佩服地说：“非所及也。”
六月四日，李晟让掌书记丁公异起草文告送到梁州，进呈给德宗，说明已经肃清了宫禁、宗庙，建筑、钟磐等设施完好无损。群臣都表示祝贺，奏称：“古之树勋、力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来未之有也。”德宗也感动地说：“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
朱泚逃到彭原西城被部将杀死。七月，德宗回驾长安，这样历时九个月的朱泚之乱完全平息了。李晟被任为司徒、兼中书令，实封二千户。为表彰李晟的功勋，德宗下令立纪功碑于东渭桥。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第四节治理泾州，防御吐蕃收复长安后，李晟考虑到泾州临近边界，且为军事重镇，然此地治理不善，多次发生兵祸，为此，他主动奏请前往泾州。于是，德宗任命李晟兼为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为西平郡王，进驻泾州。当时，泾原之变中，凤翔发生军乱，杀主帅张镒，立部将李楚琳。泾州兵杀死主帅冯诃清，立别将田希鉴。八月，李晟来到凤翔，治杀死张镒之罪，斩杀王斌等十多人。泾原节度使田希鉴，感到疑惧，就派使者到凤翔进行观察，摸清虚实。李晟说：“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者把情况报告给田希鉴，田希鉴果然请求援兵，李晟就派心腹将领彭会英等戍守泾州。过了不久，李晟假托巡视边防来到泾州，田希鉴出来迎接，李晟和他并驾齐驱入城，两人叙说旧情，结为友好。田希鉴不再起疑。李晟设宴，田希鉴与他的部将都来到了李晟军营。李晟在外廊埋伏了士兵。正喝得酒酣耳热，彭令英带领泾州各将来到堂下，李晟说：“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知参与叛乱的石奇等三十余人，李晟责备他们说：“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全部将他们斩杀。李晟对田希鉴说：“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①于是亦将田希鉴缢杀。李晟进入田希鉴的军营，说明杀死田希鉴的原委，众人都胆战心惊，没有人敢动。李晟将情况报告了朝廷。德宗感慨地说：“泾州乱逆泉蔽，非晟莫能理之。”李晟归还军镇后，表荐右龙武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李晟尝说：“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转东徙，自弃之耳。且土无丝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岂有已乎！”就拿出自家的钱财来赏赐投降的人，进行怀柔，有一酋帅浪息壤投降，李晟奏请封他为王，每当吐蕃使者来到，李晟必安排就坐，穿着锦袍，佩有金带，以示尊崇，使吐蕃人感到羡慕。
吐蕃对李晟极为畏惧，吐蕃相尚结赞尤为厌恨李晟。他们认为唐朝的名将只不过是李晟、马燧、浑瑊三人而已，“不去三人，必为我忧。”于是实施反间之计，派遣使者通过马燧请和，请和之后就进行会盟，再通过会盟之际劫虏浑瑊，来出卖马燧。贞元二年（786）九月，吐蕃用尚结赞之计，兴师动众进犯陇州，抵达凤翔，无所掠夺，并且说：“召我来，何不以牛酒犒劳？”然后慢慢退去，以此来离间李晟。李晟先派衙将王佖率领精兵三千人埋伏在汧阳，告诫他说：“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若合势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王佖按着他所指示指挥，将吐蕃击败，因士兵不认识尚结赞，使其得以逃脱。十月，李晟派步骑兵五千袭击吐蕃摧沙堡，遇吐蕃军二万，吐蕃军大败，李晟军乘胜追击，攻占摧沙堡，烧毁吐蕃军资蓄积而还。自此尚结赞多次遣使求和。十二月，李晟到长安朝见，上奏说：“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支持李晟的意见，请求调发军粮供给李晟，命令率兵攻击吐蕃。德宗正厌战，疑心将帅生事以获取功劳。适逢韩滉去世，张延赏执政，与李晟不和，多次在德宗面前诋毁李晟，说不能让李晟长时间掌管兵权，想用刘玄佐、李抱真主持西北边事，让他们立功来压制李晟。德宗竟然采纳了张延赏的意见，削去李晟的兵权。在贞元三年（787）三月，册封李晟为太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尉、中书令，只是按时朝见而已，没有实权。这一年闰五月，浑瑊与尚结赞结盟，果然被吐蕃所劫，六月，罢免了马燧的河东节度使之职，这些都中了尚结赞的计谋。
第五节失兵权而忠心不贰李晟虽然失去了兵权，但对唐朝始终如一。曾有通王府的长史丁琼，也被张延赏所排挤，心怀怨恨，就求见李晟，说：“太尉功业至大，犹罢兵权，自古功高，无有保全者，国家倘有变故，琼愿备左右，狡兔三穴，盍早图之？”李晟愤怒地说：“尔安得不祥之言。”急忙将其捉获奏报朝廷。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并把他作为自己的楷模。在凤翔时，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搢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李晟做宰相时，皇上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李晟性格沉静、治军严谨、善于明察，对部下功劳大小、能力如何了如指掌，憎恨部下结为朋党，嫉恶好善，治家也很有礼法。
贞元九年（793）八月李晟去世，终年六十七岁。德宗亲临吊祭，废朝五日，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赠为太师。
李晟戎马一生，既勇敢善战，又能深谋远虑，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为平定朱泚之乱，挽救唐朝的命运，保卫西北边防，抵御吐蕃作出了贡献。第三十五章异牟寻第一节南诏同唐的关系异牟寻（？—808），南诏第七世国王。其父凤迦异曾入唐宿卫，拜为鸿胪卿。母是独锦蛮之女。他继王位后，致力于南诏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南诏本为哀牢夷中的乌蛮族。诏为蛮语王的意思。南诏部落最先有六个渠帅，号称“六诏”。蒙■诏、越析诏、浪穹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六诏势力大致相等，不相臣服。其中蒙舍诏地处诸部最南方，所以称为南诏。南诏国王姓蒙，其始祖名舍尨，因避仇家从哀牢（今云南保山）迁居到蒙舍川（今巍山蒙化坝），耕于巍山（今巍山城南巍宝山）之麓，经营二十余年，据有巍山以北蒙舍川的土地。舍尨子名独逻，又名细奴逻。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南诏王细奴逻派遣其子逻盛炎入朝，高宗赐给锦袍，并授给细奴逻巍州刺史之职。从此唐朝与南诏建立了联系。武则天时期，逻盛炎继位为南诏王，亲自入唐朝见，当时他妻子正怀孕，在他走到姚州时，听说他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非常高兴。逻盛炎在长安受到武则天热诚款待，还赐予锦袍、金带等物。所生的是第二个儿子，名盛逻皮。逻盛炎死后，其长子炎阁立为南诏王。唐开元年间炎阁死，盛逻皮继南诏王位。盛逻皮之子皮逻阁，后继位为南诏国王，唐玄宗授为特进，封为台登郡王。当时五诏与河蛮部落，在吐蕃的威胁下，经常依附吐蕃而不臣服唐朝，只有南诏始终依附唐朝。在唐朝支持下，南诏势力逐渐强大，而其他五诏势力微弱。开元末年（737），皮逻阁出兵进攻河蛮，攻取大和城（今云南大理），又袭大釐城。由于皮逻阁征讨洱河诸部有功，唐玄宗下诏赐皮逻阁名蒙归义，特加礼遇，派遣使者驰往南诏，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赐给他锦袍、金钿带等。皮逻阁这时谋划乘胜兼并五诏，派他的谋臣请求唐剑南节度使王昱，代为向朝廷请求合并六诏为一。当时唐朝和吐蕃争夺安戎城，进行激烈战争，攻取五诏有牵制吐蕃作用，便允其所请，并派中使王承训、御史严正诲参与军事，很快统一六诏，在西洱河地区建立统一的南诏国。开元三十九年（739），皮逻阁把都城迁到大和城。
天宝四载（745），皮逻阁派遣他的孙子凤迦异入朝宿卫，唐玄宗拜他为鸿胪卿，特别恩宠，赐给他许多文物，还有胡部、龟兹两个乐队。从此南诏和唐朝较长时期都保持友好关系。到了天宝七载（748），皮逻阁死，其子阁逻凤继位为南诏国王，以他儿子凤伽异为阳瓜州刺史。到天宝末年，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性急躁，不懂方略。南诏王谒见都督，往往都带妻子一同来。天宝九载，阁逻凤来谒见都督时，路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侮辱同来的妇女，并勒索贿赂，阁逻凤不答应，张虔陀派人进行辱骂，并向朝廷告发他的罪过，引起阁逻凤的愤怒，起兵攻破云南，杀了张虔陀，夺取羁縻州三十二州。
天宝十载，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大军讨伐南诏，南诏王阁逻凤派遣使者谢罪，请求归还俘掠而去。并且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不许和，我将归附吐蕃，云南就非唐所有。”鲜于仲通仗恃兵多，不许请和，囚禁南诏使者，进军至西洱河，被阁逻凤打败，唐军士卒死六万多人，鲜于仲通只身逃脱。南诏本贫弱之国，必依附大国，既与唐关系破裂，只好归附吐蕃。翌年，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锺（蛮语称弟为锺）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阁逻凤自立国号为大蒙。吐蕃给他金印，号“东帝”。阁逻凤在国门刻立石碑，即南诏德化碑，申明他叛唐是出于不得已，并对臣下说：我世世奉事唐朝，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给唐使者看，知我的背叛非我本意。天宝十三载（754），唐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进攻南诏，到大和城，被打得大败，士卒死有十分之八。
第二节异牟寻归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南诏王阁逻凤死，其子凤迦异早死，其孙异牟寻继立为南诏王。同年十月，南诏与吐蕃联合用十万大军，分三路进犯：一路出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一路出扶州（今四川南坪）、文州（今甘肃文县），一路出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连连攻陷州、县，刺史弃城逃走，士民们逃走隐藏在山谷中。这时唐德宗即位，对此深以为忧。杨炎上奏建议发禁卫军和幽州军与山南兵合击南诏军，德宗乃发禁卫军四千人，让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统帅，并发邠宁、陇右二镇及范阳兵五千，命金吾大将军曲环统帅，联合当地兵，从东川出兵，从江油向白坝（今四川江油北），与山南兵联合进击吐蕃、南诏军，大破南诏军，范阳兵追赶到七盘（今四川旺苍东南），又破南诏、吐蕃军，遂收复维、茂二州。李晟军追击于大渡河外，又打败敌军，斩首六千多，俘虏杀伤的也很多，吐蕃、南诏兵饥寒交迫，堕入崖谷死的有**万人。吐蕃人后悔又愤怒，把引导来的使者杀死。异牟寻也很恐惧，迁徙到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筑城居住，把城扩大十五里。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南诏归附吐蕃以后，吐蕃向南诏征收繁重的赋税，把南诏地势险峻的地方都夺去设立兵营和哨所，每年向南诏征兵，鉴于这些情况，异牟寻甚为苦恼。当时有清平官郑回，原是唐朝的西沪县令，阁逻凤攻破隽州时，把他俘虏到南诏。阁逻凤对郑回的学问和人品很是看重，赐他称号为蛮利，让他教王室子弟读书，授权可以责罚学生，郑回很有威望，南诏国人对他很敬畏。后来他当上清平官，深得国王信任。他见异牟寻由于吐蕃的求索而苦恼，便劝异牟寻说：“中国是礼义之邦，对邻国很少求索财物，如果归附唐朝，就可免去出兵帮助吐蕃战守，利莫大于此。”异牟寻听从了他的意见，暗中谋划归唐，然而不敢公开反对吐蕃。
南诏王异牟寻想内附唐朝，但不敢自己派使者去唐朝，便先派遣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唐，到唐后，唐德宗在麟德殿设宴，款待他们，给他们很多赏赐，封骠旁为和义王、苴梦冲为怀化王、苴乌星为顺政王，并授给他们印鉴，送他们回南诏。
德宗贞元四年（788），吐蕃屡次派人到南诏去，引诱和胁迫南诏。正值唐剑南节度使韦皋安抚各蛮族有恩惠，得到各蛮族的信任，各蛮族把异牟寻欲归附唐朝的话，告诉了韦皋。韦皋于贞元五年（789）二月，派密使写信给异牟寻，信中说：回鹘屡次请求天子一同灭吐蕃，王不早日定计，一旦被回鹘抢在前面，则王累代的功名都白白抛弃。况且云南久受吐蕃的屈辱，现在不乘这个机会依靠大国的势力来报仇雪恨，后悔就来不及了。韦皋给异牟寻去信，吐蕃得知后甚为怀疑，因此让南诏派大臣子弟到吐蕃为质，这使异牟寻更为怨恨。
唐剑南节度使韦皋修书招南诏王异牟寻后，经过几年没有得到答复。然而吐蕃每次征发南诏兵，南诏都派去很少。韦皋知道异牟寻有心归附唐朝。韦皋的讨击副使段忠义，本来是阁逻凤的使者。在这一年六月，韦皋派遣段忠义回南诏，并写信给异牟寻敦促告谕于他。吐蕃知道韦皋使者在云南，派使者指责异牟寻，南诏王异牟寻骗他说：唐使本是蛮族人，韦皋听从他的要求让他回来，没有什么阴谋。因而便把段忠义送往吐蕃。吐蕃多取南诏大臣之子为质，使异牟寻更是怨恨。
南诏勿邓部酋长苴梦冲，暗中与吐蕃勾结，煽动诱惑各蛮族，隔断南诏使者去唐通路。韦皋派遣三部落总管苏峞领兵到琵琶川，于贞元八年春二月，捉住苴梦冲，数说他的罪恶并把他斩了，往云南的道路才得畅通。从此吐蕃和南诏之间更是日益猜疑，每次南诏兵到边境上，吐蕃也发兵，声称互相响应，实际上是加以防御。贞元八年（792）十一月，韦皋又派人致书给南诏王，表示欲和他共同袭击吐蕃，把吐蕃驱逐到云岭以外，把吐蕃的城堡全平定，并助南诏在境上修筑大城，设置军队互相守卫，永远成为一家。
贞元九年（793），异牟寻决心归附唐朝，派出三个使者，分三路，一出戎州（今四川宜宾），一出黔州（今四川彭水），一出安南（今广西西部），都携带生金和丹砂，去成都见韦皋，以金表示坚定，丹砂表示忠心赤诚，把韦皋给他的信分为三，各带一份，最后都到了成都。给韦皋的信中说：异牟寻世为唐臣，过去由于张虔陀的侮辱，而中国使者到后，又不为澄清昭雪，所以产生了异心，鲜于仲通前次出兵，想改过自新而没有因由，后来吐蕃欺侮使我背约曾祖时曾得先帝恩宠，以后继承者都蒙恩袭承王位，人所以知道礼义，都是受唐的风情教化，异牟寻愿竭尽忠诚日新，归附亲近天子，请求增加剑南、西山、泾原等州的戍守兵力，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力分散，不能为强，这西南边隅地区，不烦劳天兵，可以立功。于是上表请求归附唐朝。韦皋送南诏使者到长安，韦皋上表祝贺。德宗赐以诏书，对异牟寻加以嘉勉，并命韦皋遣使者持牒加以慰抚。
贞元九年（793）十月，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带着诏书去南诏，并且自己也以帛书给异牟寻。崔佐时到南诏都城羊苴咩城，当时有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南诏。这时郑回暗中接见崔佐时并介绍了南诏情况。崔佐时劝异牟寻把吐蕃使者全杀掉，去掉吐蕃所立的封号，恢复南诏原来的名号，异牟寻一一听从。乃率领他的儿子寻梦湊和清平官与崔佐时一起到点苍山神祠进行盟誓，修载书四，一藏在神祠石室，一沉在西洱水，一放置在祖庙，一进献给唐天子。并把吐蕃使者全部杀掉，刻金契以献，又派遣曹长段南逻、赵伽宽随崔佐时入朝。
最初，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进行大战，死伤很多人，便向南诏征调万人，异牟寻想要袭击吐蕃，表示国小人少，请求发兵三千人，吐蕃嫌人少，最后增至五千人，吐蕃允许了。异牟寻表面表示寡弱，在派出五千人以后，自己率领数万人跟在后边，昼夜兼程，袭击吐蕃，在神川和吐蕃展开大战，大破吐蕃兵，截断了铁桥，淹死吐蕃兵一万多人，俘虏其五王，降伏吐蕃士卒十余万，派使臣到唐朝献捷。
贞元十年（794）六月，南诏王异牟寻派遣他弟弟湊罗栋和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朝献地图、土贡和吐蕃所给的金印，请求恢复南诏称号。德宗加以赏赐，拜尹仇宽为散骑常侍，封为高溪郡王。为了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成都少尹庞颀为副使，崔佐时为判官，俱文珍为宣慰使，刘幽宕为刺官。赐银窠金印，印文是“贞元册南诏印”。袁滋一行至大和城，异牟寻派其兄蒙细罗勿等用良马六十匹进行迎接，奏金钟玉珂，兵士振铎夹道列阵，异牟寻身披金甲、蒙虎皮、手执双铎■，千人执长矛保卫，有十二大象在前导引，骑兵、步兵也依次排列。到黎明时，进行册封，异牟寻率领官吏北面而立，宣慰使面向东方，册封使南向，宣读诏书册封。司仪者引导异牟寻离位，跪下受册封，异牟寻叩头再拜，又接受所赐服装备物。退下后说：“开元、天宝中期，曾祖和祖父都蒙册封袭承王位，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去旧痕录取功绩，又赐给爵命，子子孙孙永远为唐臣。”并设宴招待使者，宴会上，异牟寻拿出玄宗所赐的银平脱马头盘两个，对袁滋说：这是天宝时期先君凤伽异以鸿胪少卿入京宿卫时，皇帝赐给的。又指头发垂白的老笛工、歌女对袁滋说：这是先君回国时，皇帝赐给胡部、龟兹乐二列，今天已经丧亡略尽，就这二人还在。袁滋回京，异牟寻又派遣清平官尹辅酋等七人答谢天子，献上铎■、浪剑、郁刀、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纺丝、象、犀、越睒统伦马等物。
第三节联合唐军，屡破吐蕃贞元十一年（795）十一月，异牟寻进攻吐蕃，攻取昆明城（今云南盐源彝族自治县），取得食盐池。又攻破施蛮、顺蛮，并俘虏其王，置白厓城；因之定磨些蛮，隶属昆山西爨故地；又攻破茫蛮，掠弄栋蛮、汉裳蛮，充实到云南东北部。
贞元十五年（799），异牟寻谋划出击吐蕃，以邆川、宁北等城正当进路，乃凿山挖深沟进行作战准备，德宗答应出兵相助。异牟寻请求韦皋派大臣子弟到剑南为质，韦皋推辞，异牟寻坚决要求派子弟为质，韦皋无奈答应到成都来住，都遣他们读书就学。异牟寻对韦皋说：“昆明、隽州与吐蕃接壤，不先出兵，就为威胁，反而成为我们的祸患。”请求韦皋出兵进攻吐蕃。当时唐军屯于京西、朔方、大峙的粮食，想在南北一齐进攻故地时用，然而南方的粮转运延迟时期，士兵不能全部聚集。这年夏季，吐蕃麦未成熟，又发生瘟疫，赞普死，新赞普刚立，韦皋揣度吐蕃不敢出动，所以劝异牟寻暂缓出兵比较安全，比速而无功为好，现在边境上的兵比往年要多十倍，而且行营都在隽州，扼住西沪吐蕃的道路，昆明、弄栋可以无患。异牟寻遂约定他年。
吐蕃大臣认为岁在辰，宜于出兵，谋划袭取南诏。乃检阅士卒整治运路，将在十月围攻隽州，在昆明屯兵八万，准备一年粮草。吐蕃赞普以其舅攘鄀罗为都统，派遣尚乞力、欺徐滥铄屯兵在西贡川。异牟寻和韦皋得到情报后，韦皋命部将武免率领三千弓箭手前往，命亢荣朝率万人屯驻黎州，韦良金率二万五千人屯驻隽州，和南诏约定，紧急时一起出兵。吐蕃率领五万兵自曩贡川分二军进攻南诏，一军从诺济城进攻隽州。异牟寻害怕东蛮、磨些蛮为吐蕃作向导，想先用兵进击，韦皋告知说：“隽州实为往来通道，可以捍卫掩护几个州，敌人屡次窥探，所以用兵严加防守，屯兵和壁垒互相监视，粮食器械处处都有，东蛮岂敢怀有二心。”异牟寻乃通知东蛮、磨些诸蛮把粮食收入城中，不然全部烧掉。这时，吐蕃颙城将领杨万波来约投降，事情泄露，吐蕃用五千兵进行守卫，韦皋派兵击破。韦皋大将扶忠义又攻取末恭城，俘获牛羊以千计。吐蕃大将既煎让律在离十贡川一舍之地屯兵，其国师马定德率领种落出来投降唐军。西贡节度监军野多输煎也投降扶忠义军。吐蕃欺徐滥铄到铁桥，南诏军在水中下毒，吐蕃军人多被毒死，因而迁徙到纳川，坚壁防守。这一年吐蕃境内霜雪下得早，出兵不捷便速退去。吐蕃苦于唐和南诏联合进军，因而不敢进攻南诏，韦皋命令武免在隽州按兵镇守，在南诏边境也加以屯戍。
到贞元十七年（801），因剑南节度使韦皋和南诏王异牟寻配合作战，屡破吐蕃，转战千里，攻克城池七座，军镇五，焚烧敌堡一百五十多所，斩首万余级，俘虏六千，降户三千，德宗为韦皋加官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在对吐蕃交战中攻其腹心，俘获尤多，德宗特遣中人尹偕到南诏进行慰问和安抚。
在南诏西南有骠国，国王摩罗思那听说南诏异牟寻内附于唐，非常羡慕。因而请异牟寻引荐，派他儿子悉利移入朝进贡，献其音乐。异牟寻每年都向唐朝献纳地方产品，唐德宗对他尤加礼遇。
南诏的各项制度，都是在阁逻凤时建立的，异牟寻基本上是承袭这些制度。
元和三年（808），异牟寻死，他的儿子寻阁劝继位为南诏王。寻阁劝又称梦湊，自称骠信。异牟寻死，唐宪宗诏令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到南诏去进行吊祭。异牟寻从公元779年即王位到公元808年死，在位三十年，建立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为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第三十六章唐宪宗第一节重用人才唐宪宗（778—820），名李纯，顺宗长子，母庄宪皇后，琅邪人。
宪宗自幼受到继承皇统的教育。六七岁时，其祖父德宗抱置膝上，问曰：“汝谁子，在吾怀？”对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异而怜之。贞元四年（788）封广陵王，永贞元年（805）四月，册为皇太子，七月乙未，“权勾当军国政事”。八年庚子即皇帝位。次年改年号元和。
唐宪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削平了藩镇，加强了皇权，为唐后期的中兴奠定了基础。
唐宪宗将“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能用忠谋，不惑群议”，他先后任用了一批进士出身，年轻有为，忠谠有才干，力主削藩，反对宦官干扰军政的宰相。
宰相李吉甫，反对宦官操纵朝政，力谏取淮西。
宰相杜黄裳，坚决主张讨刘辟，以法度整肃诸侯，铲平藩镇。
宰相裴，请贬宪宗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罢其军权。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裴垍总机务，甚称中旨。裴垍在翰林，举李绛、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其后继踵入相。宰相李绛，运筹分化河北，不战收魏博。主张京西北神策军割隶当道节度使以防吐蕃。朝臣柳公绰、白居易等人为奸人所排陷遭贬黜，绛每密疏申论，皆获宽宥。
宰相武元衡，坚决削除割据的藩镇李琦，主淮西用兵，被藩镇李师道派人刺杀。
宰相裴度，坚决支持宪宗讨淮西，亲自挂帅督战平淮西。在淮西决战阶段，废除监军制，兵权归将帅，取得胜利。
宰相崔群，在翰林，说言正论闻于时。
宪宗周围还有一批极言直谏，维护政治清明的大臣，如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反对宦官吐突承璀挂帅出征，主张国家征战责成将帅；东台御史元稹纠劾不法，与中使抗争；刑部侍郎韩愈，谏止宪宗迎佛骨佞佛等。
①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纪者，不另作注。
第二节财政上的困难和缓解宪宗朝的财政形势宪宗朝的财政形势，虽比肃、代、德宗时有所改善，但仍是困难的。元和二年（807），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呈宪宗资治。当时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藩镇割据，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依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江南人民负担沉重。而且，当时天下养兵八十三万，大率二户资一兵。
元和六年（811）元月，中书门下奏：“国家自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今内外官给俸料者不下一万余员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县，故有一邑之地，虚设群司，一乡之甿，徒分县职，伏请州县可并合者并合之。”①藩镇割据，庞大的军队，以及庞大的官僚队伍，给宪宗朝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财政上的缓解唐宪宗任用裴垍为相，采取措施，减轻江淮人民的赋税负担。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裴垍责令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其观察使，先税所理州以自给，不足部分征收所属州的税。由是江淮人民稍苏息。
唐宪宗又任用李绛为相，绛在北边营田养兵，减轻财政开支。元和七年（812）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释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宪宗准奏。李绛命度支使卢坦经略，四年时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
宪宗还委任了一批理财的宰相，如元和元年（806）以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巽充使一年征课所入达到刘晏征收最高年份，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抵河阳，久不盈此数，唯巽三年登焉。”①元和四年（809）李巽上奏章荐举彬州司马（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扬子留后，宪宗准许。程异复为扬子留后、淮南等五道两税使，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元和四年（809）三月，以河东节度使李鄘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元和六年（811）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钱者。元和七年（812）四月，盐铁转运使王布奏：六年（811）卖盐铁计收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三百贯。
元和年间，由于宪宗任人得当，财政危机稍得纾缓。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六年。
①《旧唐书》卷一二三《李巽传》。
第三节削平藩镇讨刘辟，除李琦宪宗施政图治，“志平潜叛”，削平藩镇。
永贞元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阻兵自守，并要求朝廷同意他兼领三川（即西川、东川、山南西道）。宪宗不许。刘辟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对抗朝廷。宪宗旋即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高崇文克成都，擒刘辟，解至长安并族党诛之。既平辟，宰臣入贺，宪宗目示杜黄裳说：“此卿之功也！”杜黄裳是坚决主张讨刘辟、削平藩镇的。
铲除镇海李琦。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①，镇海节度使李琦亦不自安，请求入朝。宪宗下诏征调，拜右仆射。会入朝，李琦又称疾不至。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武元衡主张削藩，以为不可放纵。宪宗也认为应行威令。冬十月，诏征李琦为尚书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琦不受征，宪宗削除李琦宦爵及属籍（淮安王神通后代），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义宁、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以讨之。执李琦，械送京师，乃并其子师回腰斩之。并籍没李琦资财，赐浙西百姓，代当年租赋。
收魏博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依故事，立其子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怀谏十一岁，不能主军，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等人。宪宗与宰相议魏博事，宪宗欲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控制魏博。宰相李绛建议利用藩镇自身的矛盾收魏博：“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己故也军府大权必有所归，彼不依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粉矣。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宪宗称善。既而，魏博兵变，牙内兵马使田兴早晨入军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绕田兴而拜，请求田兴为留后，田兴惊讶地仆倒在地，众人仍不散，久之，田兴见势不可免，乃谓众人说：“汝肯听吾言乎？”皆曰：“惟命！”田兴部署：“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田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①冬十月，魏博监军将这种状况向朝廷作了报告，宪宗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李绛又建议：“魏博五十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魏、博、见、卫、澶、相）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宪宗即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免租赋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
魏博归朝廷，引起河北、山东、淮西等强藩的巨大震惊。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七年。
平淮西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也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以父病闻于朝，自领军务。
宪宗自平蜀，即欲取淮西。宰相李吉甫也力主取淮西，“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宿存数十万兵以备之。失今不取，复难图矣”①。宪宗先礼后兵，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吴元济不迎敕使，发兵四出，屠舜阳，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李君何不得入而还。宪宗决意讨淮西，冬十月，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吴元济，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又笼络强藩，十年（815）春正月，加韩弘守司徒。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方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命宣武等十六道讨吴元济。光颜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
淮西战事连着山东、河北割据势力的存亡，吴元济纵兵抗衡，王承宗、李师道暗中配合，给予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淮西之役，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于是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免吴元济。宪宗不答应，李师道遣大将率二千人趋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在军事上制肘官军。李师道又派刺客数十人，发盗数十人攻河阳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于是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不许罢兵。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宪宗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裴度还朝，分析了淮西必胜的形势，并推荐李光颜为将。不久，李光颜败淮西兵于时曲（陈州殷水县西南），淮西兵大溃。李师道又派出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和裴度。结果，武元衡被刺死，裴度头受伤坠沟中，因毡帽厚，得不死。京城因此大骇。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早朝，宪宗在御殿久等，班犹未齐。诏中外所在搜捕，于是京城大索。朝臣有的请求罢裴度的官，表示退让，以安恒、郓之心，宪宗愤怒地说：“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①裴度伤好以后，宪宗召裴度入宫对话，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裴度向宪宗进策：“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②宪宗与裴度在削藩见解上完全一致。
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讨淮西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多劝宪宗罢兵，宪宗却坚定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耶？！”当时举朝皆言罢兵，只有裴度“言贼不可赦”，宪宗于是独用裴度之言。
元和十二年，官军讨淮蔡，四年不克，“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玩寇相视，未有成功”，宪宗也很惆怅，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宪宗问裴度，度回答：“臣请自往督战。”宪宗亲自为裴度送行，以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以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度驰赴前线，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当时，诸道军中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九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宪宗元和十年-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