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李心传完成另一些学术著作，重要的有：52岁时写的《丁丑三礼辨》23卷；56岁时著的《西陲泰定录》，“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60岁时著的《道命录》，“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参取百四十年间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还有《丙子易学编》、《诵诗训》、《春秋考义》、《读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①。《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②，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①《四库全书总目》卷81。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88。
①50000528_1875_0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②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200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①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②。《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③。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④。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②《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47。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①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
第三节徐梦莘恬于荣进升迁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军清江（今属江西）人。曾祖、祖父俱不仕，父亲徐世亨，累赠通议大夫。幼年聪颖，“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后来，更是通贯经史百家，尤其熟悉晋、南北朝及五代时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高宗在位的36年中，战火不断，南宋与金交争，经历绍兴和议及孝宗隆兴和议，南宋才算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徐梦莘前半生是在这样的年月中度过的。特别是他4岁时，即建炎三年（1129），金军攻下临江军，屠杀百姓，徐梦莘“母襁负亡去，得免”。时局动乱，社稷危亡，在青年徐梦莘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也成了他日后修史的缘由：“思究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绍兴二十四年（1154），徐梦莘29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县尉，因父丧未赴任。后调广西郁林州司户参军，不久因母离世而回归乡里。宋孝宗乾道四年（18）历官南安军教授，由于参政龚茂良之荐，改知湘阴县。在湘阴县任上，值得提出的，一是他大力提倡儒学；二是反对增加耕税。“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其他县邑唯命是从，只有徐梦莘“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徐梦莘此举使湖南帅很生气，“欲从簿书间捃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①。后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论更改两广的盐法，朝廷派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到地方上讨论盐法一事。徐梦莘等人认为原先的由朝廷专卖的“官般法”虽有弊端，但对于广西这样山高交通不便的地区，还是适用，不必随意更改，“广西山阻，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胡廷直等人则主张行“客钞法”，由客商购盐钞，至盐场支盐，转销给百姓。徐梦莘的意见被否定，遭受打击，后移知宾州，仍坚持自己看法。胡廷直怕徐梦莘阻挠盐法的推行，到任不久便被罢官。但事实证明徐梦莘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两广行客钞法，“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徐梦莘从宾州回乡后，年事已高，但仍勤于治学，手不释卷。绍熙元年（1190）因杨万里推荐一度出任荆湖北路安抚参议官，在任五年之久。他恬于荣进，无意升迁，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史上。同僚称他“廉静乐道，好学不衰”。绍熙五年（1194），完成了《三朝北盟会编》的编撰。为避免官场上斗争，庆元元年（1195）他带着书稿回归故里。
徐梦莘卒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终年82岁。
①《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①以上引文见《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发愤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莘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志在总结两宋之际大震荡的历史中，思考北宋覆亡的教训。徐梦莘的民族意识，体现在对两宋之际历史大变动的总结上，也是对历史上民族和战历史的反思。“靖康之变”暴露了北宋的**无能，文吏武将懦弱，虽有一二节义之士，但朝野上下多的是“偷生嗜利之徒”，这就是靖康之变留下的教训。
徐梦莘在“自序”中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寖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①50000528_1879_0此书专记宋金和战之事，起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二年（12）完颜亮伐宋败盟。共46年，分上中下三帙，上为政和、宣和25卷，中为靖康75卷，下为建炎、绍兴150卷。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日，诠次本末。
《三朝北盟会编》在编修上的特点，首先是取材广泛，其中“亲闻见笔而为记录者”的材料尤有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楼钥说：“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上下四十五载间，具列事实，制敕诏诰国书奏疏记序碑志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载者，搜掇无遗。”①其次《会编》详略有要，突出修史大旨。靖康之变与宋金和战的记载是重点。全书记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250卷。书中突出记靖康之变的内容，起钦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尽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不过一年多时间，就占75卷。“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更反映出徐梦莘作史的立意所在。据楼钥说，“又有纲目一册，并藏于家”。
平实修史，是这部书的又一个特点。徐梦莘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表明他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在议论上，都本着求实的原则。同时，在书中他表彰抗金将士、人民，抨击奸相佞臣，抨击**朝政。取材有法度，反映出他的修史之旨；叙事行《春秋》褒贬笔法，有作史义例，用意在：“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
此书的优点体现在“会编”两字上，其缺点也可从“会编”两字上得到说明，这就是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杂博”以及由此带来的记事上的失实。重视本朝史的编修，是宋代史学史的一个特点，各家又自有特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既不同于王称的《东都事略》，也不同于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稍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系事有条理，又注意事件的完整性，“会编”两字也反映出体裁上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纪事本末体”中。
徐梦莘的著作，还有《北盟集补》50卷、《会录》及《读书记志》等。
徐梦莘之弟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进士，“安贫乐分，不贪不躁”。①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著有《左氏国纪》、《史记年纪》等。从子徐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1205）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等。“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①。撰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及《汉兵本末》、《西汉地理疏》等。①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第六十章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第一节晁公武晁公武，字子止，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出身书香世家。七世祖晁迥（951—1034）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①高祖晁宗悫、曾祖晁仲衍，也是饱学之士。父冲之，字叔用，擅诗名，为江西诗派作家，族父补之（1053—1110），字无咎，从父说之（1059—1129），字以道，均为著名学者，以名节文章盛名于世。晁氏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武少承家学，浸耽群书。逢靖康兵灾，携家入蜀避难，寓居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故家藏书，在战乱中损失殆尽。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②，后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绍兴十七年知恭州（今重庆），后又知荣州（今四川荣县）、合州（今重庆合川）、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地。隆兴初，入朝为吏部郎中、监察御史。隆兴二年（14）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不久又为御史台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③。他对当时官冗恩滥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救弊之策。乾道四年（18），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在四川重建广惠仓，赈济饥民①。七年，诏除临安府少尹，擢吏部侍郎②。致仕后，在四川嘉定府符文乡度过了他的晚年。卒于南宋淳熙年间。
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自幼耽书嗜学，虽家藏书大多毁于兵火，但仍“心志不衰”。他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五十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又在知荣州任上，利用“三荣僻左少事”的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③。终于完成了《郡斋读书志》初稿，并在去世前，不断对初稿进行修订和补充。
《郡斋读书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①《直斋书录解题》卷1“昭德易诂训传”条；《宋史》卷305《晁迥传》。②明嘉靖《清丰县志》卷4。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71之8、77之75、78之49。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67、68。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37之6；明嘉靖《清丰县志》卷7。
③《郡斋读书志》自序。
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①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郡斋读书志》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20卷衢本和7卷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源于蜀刻20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衢州刊本为祖，后者源于蜀刻4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袁州刊本为祖。两本各有所长，衢本以内容丰富见称，袁本则附有赵希弁《读书附志》。清人王先谦将衢、袁二本合校刊行，以衢本为底本，校袁本于衢本之上，附《读书附志》于后，仍为20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校证标点本。
晁公武一生博学，他不仅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其他领域也有专深的研究，著述宏富。除《郡斋读书志》外，据史志记载，他还撰有《易诂训传》18卷、《尚书诂训传》46卷、《毛诗诂训传》20卷、《中庸大传》1卷、《春秋诂训传》30卷、《石经考异》1卷、《稽古后录》35卷、《通鉴评》10卷、《老子通述》2卷、《昭德堂稿》60卷、《嵩高樵唱》2卷等，这些著作惜已亡佚，今存者仅若干诗文残篇。
第二节赵希弁赵希弁，字君锡，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宋宗室子。按《宋史·宗室世系表》推算，为宋太祖九世孙。曾祖赵子孟，字醇父，号清愿先生，官右从政郎①。祖伯荃。希弁本师■（人字古体）子，过继师向为后。生父师■，理宗绍定时任衡山令②。
赵希弁为江西漕贡进士，曾任秘书省校勘书籍。他博学好古，家中累三世藏书，典籍甚富。淳祐九年（1249），宜春郡守黎安朝重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嘱赵希弁代为校正。赵氏以所藏书勘对晁氏书目，将晁氏未载者，或详略不同者分类著录，仿晁氏体例，撰为《读书附志》1卷。合《郡斋读书志》4卷一并刊刻，世称“袁本”。同年，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县）重刊《郡斋读书志》20卷本，是为“衢本”。希弁取衢本多于袁本的内容，编成《读书后志》2卷；又校原刻4卷与衢本差异，撰《二本四卷考异》附于篇末，于次年补刻刊行。至此，袁本增至7卷，由前志4卷、后志2卷、附①《直斋书录解题》卷8“晁氏读书志”条。
①《读书附志》卷下“藏六居士安乐集”条，《郡斋读书志》卷5，商务印书馆1931年影印宋淳祐袁州本。②《读书附志》卷上“皇王大纪”条。
志1卷组成①。
赵希弁利用三世藏书，勤于治学。从他的《读书附志》中可以看到，他对史学情有独钟，曾撰有《读史补注》130卷、《资治通鉴纲目考异》59卷、《续资治通鉴补注》946卷、《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补注》20卷、《续仰山孚惠庙实录》5卷，但这些史著今已不传。所存者为《读书附志》1卷和《二本四卷考异》。
赵希弁两次参与《郡斋读书志》的刊刻工作，对这部目录的校勘和传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整理的袁州本作为《郡斋读书志》的一个版本系统，在由宋至清的五百余年中，流传和影响范围较大，其宋刻原书保存至今，明清时期属于袁州本系统的抄本、刻本也较多。袁州本不仅广泛传播了目录学知识，而且为后人校勘衢州本、全面认识《郡斋读书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基本材料，这方面，他所撰写的《二本四卷考异》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对其校勘工作来说，他独力撰作的《读书附志》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学术价值。《读书附志》共收书469种，除少数与晁氏书目重见外，大部分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时典籍，正可以视为晁氏书目的续编。《读书附志》运用提要记载了各种典籍的篇目、编次，以及刊刻时间、地点、刻书人名等。其学识虽不及晁公武，提要内容也较简略，但对于人们了解南宋有关典籍的情况，则是大有裨益的，因而也为学界所重。
第三节陈振孙陈振孙（？—约1261），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今属浙江）
人。父祖虽非官宦，但也是读书人家。幼年好学，常从人借阅，“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①。嘉定十二年（1219），为浙江鄞县县学②，后迁绍兴教官，又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福建兴化军为宋代刻书、藏书兴盛之地，他在此抄录收集了大量典籍。端平三年（1236）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浙东提举。次年改嘉兴府知府。嘉熙三年（1239）调任浙西提举，在当地停废醋库，抚恤邦民，有政绩③。淳祐四年（1244）入京为国子监司业。淳祐九年前后，以侍郎、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④。
陈振孙性喜藏书，为南宋大藏书家、目录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①赵希弁：《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序》，《郡斋读书志·后志》卷首。
①《直斋书录解题》卷5“东汉诏令”条。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14“琴谱”条。
③王鏊：《姑苏志》卷42《宦绩》。
④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
《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种，51180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85，“直斋书录解题”条。
②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第六十一章秦九韶第一节经历和为人秦九韶（1202—约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属四川）人，祖籍鲁郡。父秦季槱，字宏父，绍熙四年（1193）进士。嘉定十二年（1219），秦季槱任巴州（今四川巴中）守。是年三月，兴元（今陕西汉中）军士张福、莫简等发动兵变，入川后夺取利州（今广元）、阆州（今阆中）、果州（今南充）、遂宁（今遂宁）和普州（今安岳），并进犯巴州。秦季槱弃城而走。朝廷命沔州都统张威引兵镇压。年仅18岁的秦九韶“在乡里为义兵首”，参加张威军的平乱之战。不久，秦季槱携全家辗转抵达当时的京师临安（今杭州）。嘉定十五年（1222），秦季槱任工部郎中，十七年，除秘书少监。宝庆元年（1225）正月，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工部掌管营建，而秘书省则掌管图书，其下属机构设有太史局。因此，天资聪颖、求知若渴的秦九韶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熟悉建筑、修造、治河等方面的土木工程知识，并向他父亲的属官中负责测验天文、考定历法的学者们学习天文历法知识。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说“早岁侍亲中都，因得访习于太史”，即指这段时间的事。秦九韶又曾向“隐君子”学习数学。他还向著名词人李刘学习骈骊诗词。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秦九韶的学识日趋渊博。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称他“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游戏、毬、马、弓、剑，莫不能知”。
宝庆元年（1225）六月，秦季槱被任命为潼川（今四川三台）知府，七月赴任。秦九韶于是随父回到四川。次年正月十二日，秦氏父子来到涪州（今重庆涪陵），与涪州守李踽及其两个儿子同游，观赏长江石鱼，并刻石题名，后为姚觐光收入《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成为一则重要史料。
在潼川，秦九韶曾当过县尉。这期间，李刘曾邀请他到国史院校勘书籍文献，但未成行。
端平三年（1236），元兵攻入四川，嘉陵江流域兵祸不断，秦九韶不得不经常参与军事活动，饱受战争之苦。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回忆道：“际时狄患，历岁遥塞，不自意全于矢石间，尝险罹忧，荏苒十祀，心槁气落。”数年后，秦九韶被迫再次离川，往东南避难。先后担任过蕲州（今湖北蕲春）通判及和州（安徽和县）守，最后定居湖州（今属浙江）。有史料记载，秦九韶是个自私、专横和唯利是图的人，抑或战争改变了他的天性。与他同时代的刘克庄在《缴秦九韶知临江军奏状》中说他“倅蕲妄作，几激军变；守和贩鹾，抑卖于民”。周密说他“既出东南，多交豪富”；在湖州的住家，建堂于苕水之上，“极其宏敞，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制乐、度曲，皆极精妙，用度无算”。非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者，岂能如此奢华？淳祐四年（1244）八月，秦九韶以通直郎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十一月，因母丧离任，回湖州守孝。在此期间，秦九韶可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专心学问，埋头著书。淳祐七年（1247）九月，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由于在天文历法上的造诣，次年他被推荐到朝廷，受到皇帝召见，因而得以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呈上他的奏稿及《数学大略》（即《数书九章》）书稿。
孝满书成后的秦九韶不甘寂寞，又开始向往功名利禄。淳祐十年（1250），他往投吴潜幕。吴潜（1196—1262），号履斋，南宋重臣，主战派首领。秦九韶与吴潜很有交情，他在湖州的居家即从吴处得到的地皮。宝祐二年（1254），秦九韶到建康，任沿江制置司参议，但不久去职，回湖州家居。此后，他去扬州攀附当朝权臣贾似道。宝祐六年（1258）正月，贾似道荐秦九韶于广帅李曾伯，时逢琼州守阙，于是李曾伯便命其暂任琼州守，但三个月后被免职。刘克庄说秦九韶“到郡（琼州）仅百日许，郡人莫不厌其贪暴，作卒哭歌以快其去”。周密则说他“至郡数月，罢归，所携甚富”。离琼州回湖州后，秦九韶又投奔吴潜，得荐，开庆元年（1259）任司农寺丞，因不满贾似道专权，被罢。景定元年（1260），又任命为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再次遭罢。不久，吴潜罢相，被贬潮州。秦九韶受到株连，也贬梅州（今广东梅县）做地方官，他“力政不辍”。约在景定二年（1261），病卒于任所，年60岁。
第二节对数学的贡献：《数书九章》秦九韶恶劣的个人品行，与杰出的数学才能是不相称的。因此有人因他的数学成就而为其个人品行辩护，如清代数学家焦循在《天元一释》卷下说：“秦九韶为周密所丑诋，至于不堪，而其书亦晦而复显。密以填词小说之才，实学非其所知。即所称与吴履斋交稔，为贾相窜于梅州，力政不辍，则秦之为人亦瑰奇有用之才也。”与此同时，也有人因他的恶劣人品而贬低其数学成就，如余嘉锡《南宋算学家秦九韶事迹考》中说他“虽能治天算，多技能，不过小人之才耳，何足道哉！”对秦九韶，也有较客观地评价：“有才有学的人未必有德，我们读《数书九章》，不能不表扬秦九韶在数学方面的贡献，但是论他的为人，也应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①《数书九章》，是秦九韶勤奋学习、苦心钻研和多年积累的数学成就的结晶，是堪与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相媲美的。这部著作，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明《永乐大典》和清《四库全书》皆题称《数学九章》。明季常熟赵氏脉望馆藏有另一抄本，万历时赵琦美为其撰写跋文始称《数书九章》。后来清道光时按赵抄本校刻的《宜稼堂丛书》本流传较广，遂成为现今的通称。该书共18卷，81题，分为9类，每类9题，主要内容是：一、大衍类：一次同余组的解法；二、天时类：历法推算、雨雪量的计算；三、田域类：土地面积；四、测望类：勾股、重差等测量问题；五、赋役类：田赋、户税；六、钱谷类：征购米粮及仓储容积；七、营建类：建筑工程；八、军旅类：兵营布置和军需供应；九、市易类：商品交易和利息计算。
每题答案之后都有“术”说明解题方法，“术”后有“草”说明演算步骤，①钱宝琮：《秦九韶〈数书九章〉研究》，载钱宝琮等著《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62页。
有的题目还画有图。《数书九章》中的两项最重要的成就是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
在数学发展史上，古典代数学的中心课题是方程论。中国古代的方程论，不论是现代意义下的开方，还是解一般的高于二次的一元方程都被称为开方。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到5世纪的祖冲之和7世纪的王孝通，已经解决了开平方、开立方，以及二次三项方程和正系数三次方程求正根问题。11世纪，贾宪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开方法——增乘开方法，通过随乘随加导出减根方程，逐步求出正系数高次方程的正根。12世纪，数学家刘益提出“正负开方术”，并突破了方程系数全都为正的限制。但刘益的方法并不是增乘开方法。秦九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以增乘开方法为主体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他的方程系数可正可负，可为分数，也可为小数，在有理数范围内没有限制，但规定常数项总为负。亦即解决了形如下列的数字方程求解问题：a0xn+a1xn-1+a2xn-2+.+an-1x+an=0其中a0≠0，an＜0，ai∈Q（i=0，1，.，n）。《数书九章》81个问题中，用方程来解的有21个，共列出了26个方程，其中二次方程20个，三次1个，四次4个，十次1个，其解法大都有详草。从其随乘随加的具体运算过程可以看出，秦九韶提出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可以毫不困难地转化为计算机程序。秦九韶还讨论了“投胎”、“换骨”、“玲珑”、“同体连枝”等特殊情形，并将其广泛应用于面积、体积、测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西方，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840年，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P.Ruffini，1765—1822）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解决数字高次方程无理根的近似值问题，而181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W.G.Horner，1786—1837）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论文“用连续逼近法解任何次数字方程的新方法”中，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相同的算法，后被称为“霍纳法”。秦九韶的成就要比鲁菲尼和霍纳早五六百年。
秦九韶对于一次同余组解法的理论概括，是他在数学史上的另一项杰出贡献。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是适应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假设在远古时代有一年的冬至、甲子日零时和日月合朔在同一时刻。该时刻即称为上元，从上元到本年经过的年数称为上元积年。在既知本年的冬至时刻和十一月平朔时刻的条件下推算这一年的上元积年是一个一次同余问题。设A为回归年（从冬至到冬至）日数，R1为本年冬至距其前一个甲子日零时的日数，B为一朔望月（从平朔到平朔）的日数，R2为冬至距前一个平朔的日数，则上元积年x满足下列一次同余组Ax=R1（mod60）≡R2（modB）。
3世纪后，中国各家历法都有一个特定的上元积年，但各个时期的天文学家尽管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却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的和完整的一次同余理论。
最早见于记载的一次同余问题是《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这相当于求解一次同余组x≡2（mod3）≡3（mod5）≡2（mod7）。
《孙子算经》给出最小正解：x=2×70+3×21+2×15-2×105=23，但未说明其理论根据。秦九韶青年时在杭州“访习于太史”，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他经过深入研究，把上元积年算法与孙子问题的解法联系起来，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解法。
设m1，m2，.，mn两两互素，M=m1·m2·.·mn，Mi=Mmi（i=1，2，3，.，n）。若有正整数k1，k2，.，kn满足kiMi≡1（modmi），i=1，2，3，.，n，则一次同余组x≡ri（modmi）≡r2（modm2）≡.的解为xmodM≡（）。kMriiiin=.1这就是西方文献中所称的“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把mi、M、Mi和ki分别称作定数、衍母、衍数和乘率。
显然，一次同余组解法的关键是求乘率ki。因为同余式kiMi≡1（modmi）等价于kigi≡1（modmi），其中Mi≡gi（modmi），0＜gi＜mi，所以这一问题又归结为求解同余式ax≡1（modb），（a，b）=1，a＜b秦九韶提出的著名的“大衍求一术”，就是求解（1）的方法（今亦泛指整个一次同余组的解法）。《数书九章》卷三“治历演纪”题，详细记述了南宋开禧历上元积年的推算过程。从大衍求一术的这一具体应用可以清楚看出，秦九韶的算法是完全正确和相当严密的。并且，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与他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一样，简洁、明确、带有很强的机械性，其程序亦可毫无困难地转化为算法语言，用计算机来实现。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数书九章》卷一、卷二大衍类共有9个一次同余组问题，其中只有“余米推数”题（三个模数为19、17、12）可直接应用“中国剩余定理”来解，其余诸题所给模数或带有小数，或带有分数，或为不两两互素的整数，需要进行适当的变换。带有小数和分数的模易于化为整数模。但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没有素数概念，因而秦九韶不可能用素因数分解的方法来化不两两互素的模为两两互素的模。可是他所设计的一些算法，如“两两连环求等，约奇弗约偶（或约得五，而彼有十，乃约偶弗约奇）”等，不仅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在实际计算上比素因数分解法更具优越性。因此，有些学者誉称其为没有素数的素数论。
在西方，最早接触一次同余组的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Fibonacci，约1170—1250），他在《算盘书》（1202）中给出了两个一次同余问题，但没有一般解法。直到18—19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Euler，1707—1783）和德国数学家高斯（C.F.Gauss，1777—1855）才对一次同余组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获得与“中国剩余定理”相同的定理，并对模数两两互素的情形给出严格证明。1852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发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其中介绍了大衍求一术。从1856年到1876年，德国人马蒂生（Martthiessen，1830—1906）等西方学者又多次指出大衍求一术原理与高斯方法的一致性，从而更加引起了欧洲学者的瞩目。德国数学史家康托（M.Cantor，1829—1920）高度评价了大衍求一术，他称赞发现这一算法的中国数学家是“最幸运的天才”。比利时东方学家李倍始（U.Libbrecht）在《13世纪的中国数学》（ChineseMathematicsintheThirteenthCentury，1973）一书中对从《孙子算经》到19世纪末斯提尔吉斯共15个有代表性的解决同余组的人或著作作了比较。他按工作质量所排列的名次是：斯提尔吉斯（1890），欧拉（1743），高斯（1801），秦九韶（1247），贝维立基（69），哥廷根手稿（约1550），休顿（57），慕尼黑手稿（约1450），斐波那契（1202），杨辉（1275），《孙子算经》（约400），阿古洛斯（约1350），程大位（1592），严恭（1372），玉山若干（约1460）。秦九韶名列第四。
《数书九章》除了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这两项重要成就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成就。如在代数学方面，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普遍应用互乘相消法代替传统的直除法；在几何学方面，提出已知三角形三边之长求其面积的等价于海伦公式的“三斜求积术”：A=14ababc222222-+.è÷é.êêù.úú,将《九章算术》与《海岛算经》中的勾股测望之术发扬光大，等等。《数书九章》的内容非常丰富，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数学和天文历法乃至雨雪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南宋时期户口增长、耕地扩展、赋税、利贷、度量衡以及货币流通、海外贸易等社会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
如果说《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形成，那么《数书九章》则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之顶峰，其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以及一次同余组解法亦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与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萨顿（Sarton，1884—1956）因此称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第六十二章张浚韩侂胄第一节张浚（附张栻）
由依附黄潜善到主张抗金张浚（1097—1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元丰二年（1079）进士，历任州县属官；绍圣元年（1094），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张浚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北宋末官至太常寺主簿。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今商丘南），参与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七月，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八月，张浚附和黄潜善，攻击左相李纲独擅朝政。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后，继续受到张浚的攻击。
建炎二年六月，张浚奏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①。因而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已被出为兴元知府，被宋高宗留任为礼部侍郎。同年十月，张浚兼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从此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二月，金军数百骑突袭“行在”扬州，宋高宗仓惶出逃，张浚与吕颐浩追随渡江，中书侍郎朱胜非任节制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军马，张浚任同节制军马，驻守平江抗金。不久，朱胜非召赴行在杭州，留张浚驻守平江。三月，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3岁皇子赵旉被立为帝，孟太后垂帘听政，张浚在平江组织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所部勤王。四月，“苗、刘兵变”平定，宋高宗复位，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
富平之战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①五月，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同年七月赴任，十月下旬到达兴元府，设司于此，随后调整西北各路军事长官。十一月间，到达秦州，经参议军事刘子羽介绍，张浚接见吴玠、吴璘兄弟，并提升吴玠为统制。曲端在陕西进行抗金活动，但专横跋扈，曾想杀死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王庶，南宋朝廷即以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召曲端，但曲端不奉诏。同年十二月，张浚任命曲端为处置使司都统制、威武大将军，并进行隆重的登坛拜将的仪式，张浚企图利用曲端的抗金声威，树起西北的抗金大旗。但当建炎四年正月，张浚命曲端率军救援在陕州围城中的李彦仙时，曲端却拒不出兵，以致陕州终于被金军攻陷。同年二月，张浚得知金军早已渡江南下，立即将处置使司事务交由刘子羽负责，自己率步骑数万人自秦州东进救援。当三月间到达房州时，得知金军主帅宗弼已自临安退兵北归，张浚遂率军重回西北。
当年秋初，张浚得知金左监军完颜昌（挞懒）仍在淮东，而前此渡江南犯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也滞留在江北，张浚推测金军企图深秋时将再次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建炎二年六月庚申。
①《宋史》卷361《张浚传》。
渡江，因而考虑出兵进攻金军，以分金军并力南下势。曲端在陕西的抗金，主要依靠部属吴玠等作战，自己常远处敌后，战胜则以为己功，战败则委罪部属。正月间，曲端命吴玠、张中孚等抗击金军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自当是白之误，今陕西彬县南），自拥重兵远处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当吴玠血战时，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仅不出兵救援，反而立即率军逃向泾州（今属甘肃），吴玠等遂战败。此战被称为建炎三大战之一。“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①，主要是依靠部将血战，取得虚名的曲端，已被金军的气势所压倒，当张浚提出进攻以分金的军势时，曲端竟然提出：“俟十年乃可议战。”②张浚知道依靠曲端为主将，领导抗击金军是不可能的，于是曲端以彭原之战坐视不救，被夺军权并被贬。
自张浚经营川陕以来，陕西军民受到很大鼓舞，使得金军主将完颜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不得不请求增兵。完颜宗翰（粘罕）等也认为宋“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派位望隆重的皇子（金太祖子，世宗父）、左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前往陕西任主帅，并命江淮战场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准备“以八月往陕西”①，与张浚争夺陕西。
宋高宗“以敌萃兵淮上，命（张）浚出兵，分道由同州（今陕西大荔）、鄜（今富县）延（今延安）以捣其虚”②，企图以之消除金军再次渡江南犯的可能性。建炎四年八月，张浚移檄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辅），问兴师犯宋之罪。同时，派权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攻取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环庆经略使赵哲也收复鄜延诸郡。于是，张浚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各率所部东进，金左副元帅完颜宗辅也立即将在京西的完颜宗弼所部2万人马，调入关中。九月下旬，张浚集合五路宋军，骑兵6万、步军12万，号称40万，以刘锡任都统制，进抵富平（今富平北），金主帅宗辅以宗弼与娄室所部分为左、右两翼，与宋军决战。“泾原帅刘锜率将士先薄虏阵，自辰至未，杀获颇众”③，金军左翼主帅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重围。“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军力战”，“自日中至于日暮，凡**战”④，两军相遇勇者胜，在此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率先逃跑，宋军相继溃退，金军虽胜但伤亡亦重，因而“得胜不追”⑤。“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以大兵团决战，宋军虽然战败，但仍然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张浚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所以，当张浚在斩赵哲、贬刘锡、上疏待罪时，宋高宗就说：“‘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建炎三大战》。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癸未。
①《金史》卷19《世纪补·睿宗纪》。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
③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张公（浚）行状》。
④《金史》卷77《宗弼传》、卷72《娄室传》、卷19《世纪补·睿宗传》。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国，无如浚。”①有的史书亦称：“富平一战，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张浚）痛念向者（高宗）海道之幸，（自己）已出襄汉。今也敌驻淮旬，有再入吴越之谋，万一犯属车之清尘，纵欲提兵问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顾利害，不计胜负，而决于一战也。”②去冬渡江南犯的主将宗弼及所部精兵，此后数年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确实相对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的压力。富平之战失败后，张浚退向兴州（今陕西略阳），命刘子羽去秦州，召集败散的宋军达10万人。在金军进攻下，张浚又退往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张浚任命王庶为兴元知府，王庶也汇聚溃军、义军2万人。吴玠亦收兵保和尚原，并于绍兴元年（1131）五月，大败来犯的金军宗弼所部。
江淮抗金绍兴二年，张浚被授检校少保、定**节度使。同年九月，南宋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十二月，又加任命卢法原为宣抚处置副使，引起张浚的不满。张浚被罢宣抚处置使，仍任知枢密事。绍兴三年五月，诏令张浚回朝。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以提举洞霄宫、福州居住。张浚调离川陕后，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六月，金军主将宗弼才自川陕回燕山府（今北京）。同年九月，伪齐与金军渡淮南犯，十一月，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随后即诏张浚“暂往江上措置边防”，“西连陇蜀，北洎江淮，既加督护之权，悉在指挥之域”①，负起了全面的抗金重任，但主要是领导江淮前线的抗金斗争。同年六月，在张浚亲往湖湘督战下，岳飞镇压了杨么起义。绍兴六年正月，张浚视师荆襄；后又被召回朝奏事，张浚即命韩世忠自承（今江苏高邮）、楚以图淮阳（今邳县西南），刘光世进屯合肥，张俊进驻盱眙，以杨沂中作为张俊部的后翼；岳飞进驻襄阳，准备北伐中原，摆出对金进攻的态势，军心振奋。韩世忠首先自楚州攻淮阳，张俊于五月间进驻盱眙，张浚也于六月渡江至淮南视师。刘光世于七月收复寿春府（今安徽凤台），岳飞于八月攻占蔡州（今河南汝南）、卢氏（今属河南）等地。宋高宗在张浚的力请下，也于九月初出发前往建康以鼓舞斗志，张浚又赶往镇江督师，伪齐闻讯后发兵分道南犯。十月，刘光世慌忙南逃，张浚乘马奔到采石，并下命有一人渡江者斩，刘光世被迫停止南逃。数日后，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其他南犯军队也纷纷退回淮北。
绍兴七年三月，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已答应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扩充其兵力以恢复中原。但首先遭到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所部并入岳飞军，遂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多次申述不被重视。八月，郦琼杀吕祉等，裹胁4万人叛变投向伪齐。九月，张浚以处置不当而罢相，提举宫观，后贬居永州（今属湖南）。但伪齐也因无存在价值，于同年十一月为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壬寅。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建炎四年十月引《龟鉴》。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壬辰。
金所废。抗金大好形势因而受挫，降金求和势力抬头。绍兴八年三月，秦桧任右相兼枢密使，主持降金求和活动。同年末，金以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恢复提举宫观。二月，出任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抚大使。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同月，授张浚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次年封和国公。绍兴十六年七月，张浚上奏备战抗金，奸相秦桧大怒，张浚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官爵，只保留文阶官特进，以提举宫观，贬往连州居住，绍兴二十年又移往永州居住。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奸相秦桧死。十二月，张浚被重新起用，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及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今江西南昌）。此前不久，张浚因母死守丧，于是奉柩归葬西川，到达江陵时，又上奏请高宗备战抗金，引起新任宰相、秦桧党羽万俟■、汤思退的不满，宋高宗也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张浚再次被贬往永州居住。
隆兴北伐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准备的同时，也放宽了对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同年十月，在宋金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起用张浚任判潭州，十一月又改为判建康府，当他十二月下旬到任时，“采石之战”已结束，金帝完颜亮已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也开始退兵。但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宋高宗却认为终归于和，所以并不重用张浚。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才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六月，高宗即退位，孝宗即位。
隆兴元年（13）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封魏国公。“上谓浚，当先图两城（指虹县、灵璧），边患既纾，弊以次革”①。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其子又率先逃窜，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隆兴二年（14）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②，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同年八月，张浚病死。乾道五年（19）谥忠献。
张栻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张浚长子。自幼受张浚“教以①杨万里：《诚斋集》卷115《张魏公（浚）传》。
②《朱文公文集》卷95《张公（浚）行状》。
忠孝仁义之实”，又受父“命往从南岳胡宏讲求程颢及颐之学”①，以荫补入官。孝宗即位后，“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②，历知州、知府、侍讲、左司员外郎。淳熙七年（1180），任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今属湖北）知府，本路安抚使，“以病请祠”③，改授右文殿修撰、提举冲佑观闲差以养病，未及拜命，病故，终年48岁，有《南轩易说》等传世。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理学湖湘学派（也称湖南学派）创始人，与朱熹、吕祖谦交往密切，时称东南三贤。朱熹对张栻也很敬重，曾说：“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④张栻亦为后世学者所敬佩，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⑤南宋后期，理学日益受到推崇，张栻也因而被推崇。嘉定八年（1215），赐谥宣。景定二年（1261），封华阳伯，从祀孔庙。
第二节韩侂胄宁宗之立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北宋宰相韩琦曾孙。祖父韩嘉彦，元祐四年（1089），娶哲宗姊温国长公主（神宗第三女）；父亲韩诚，于绍兴初年娶高宗吴皇后（后定策立宁宗）妹；自己又娶吴皇后的侄女，还是光宗次子赵扩（后为宁宗）夫人（后为皇后）韩氏的叔祖父，世代为皇亲国戚。韩侂胄以父任入官，孝宗末，官至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传位给“英武类己”的太子赵悙，是为宋光宗，但光宗被李皇后控制。绍熙二年，光宗宠妃被李皇后杀死，光宗受惊发病，朝政遂受制于李皇后，“自是政治日昏”。李皇后又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即使孝宗生病，光宗也极少前往探视。绍熙五年（1194）五月，宋孝宗病危，丞相留正等大臣，坚请光宗前往孝宗居处重华宫探望，仍被光宗拒绝；只允许其子嘉王赵扩探视祖父宋孝宗。六月初，孝宗病死，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光宗主持孝宗丧礼，仍被光宗以病拒绝，遂改由太皇太后（高宗皇后）吴氏代行祭奠礼。
左丞相留正请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监国，主持孝宗丧礼，终丧以后仍由光宗主政，光宗如想退位，可由太子赵扩即位。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则主张，不管光宗是否立赵扩为太子，请太皇太后直接主持，由嘉王赵扩即位为皇帝，迫使光宗退位。留正认为：“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①留正等大臣三次奏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光宗才表示同意，但给留正的御批却只是：“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并不提及立太子之事。留正又一再奏请立太子，而付出的“封题稍异，（留）正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赵）①《诚斋集》卷115《张左史（栻）传》。
②《朱文公文集》卷89《张左史（栻）神道碑》。
③《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8，淳熙七年二月。
④《宋史》卷429《张栻传》。
⑤《宋元学案》卷50《南轩学案·序录按语》。
①《宋史》卷391《留正传》。
汝愚辄启封，（留）正视牍尾，色忧，始密为去计”②。此次御批内容虽不详，但显然不仅不立太子，也许还否定了此前“念欲退闲”的御批。第三天上朝时，留正装病跌倒在地，随即奏请致仕，不待批复，即乘肩舆出城以逃避。而赵汝愚立即利用光宗曾批出的御批“念欲退闲”，加紧进行宫廷政变活动，为要得到统率殿前司亲卫军的殿帅郭杲的武力支持，他先派中郎将范任（一作仲壬）去见郭杲，范任先以“时事艰难告之，不应；又以忠义动之，又不应”；范任不得已，只得屏人说明这是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意见，但郭杲“又不应”。此时，适值工部尚书、宗室赵彦逾也因时势不安，去见赵汝愚，赵汝愚即向他说明要拥立嘉王赵扩，赵彦逾也很赞成。赵汝愚“遂请彦逾往见杲谕旨”，因赵彦逾曾有恩于郭杲，“彦逾急责之，杲许诺”③。于是，左司郎中徐谊说：“此大事，非宪圣太后（吴氏）命不可。而知閤门事韩侂胄，宪圣之戚也”。他的同乡知閤门事蔡必胜与韩侂胄同事，定计由他向蔡必胜说明此事④，韩侂胄遂被引见给赵汝愚，赵汝愚即请他将策立嘉王赵扩为帝，迫光宗退位的事，设法请太皇太后吴氏下旨。韩侂胄与慈福宫（吴氏居住）的内侍张宗尹等关系密切，遂通过张宗尹先后两次奏请，但吴太后都未同意，又通过重华宫（孝宗、谢后居所）内侍关礼哭请后，吴太后终于同意，郭杲连夜进行军事布置以防不测。次日（七月初五），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主持了嘉王赵扩（宁宗）的即位事宜。
赵汝愚策划的这次宫廷政变，主要是通过韩侂胄、赵彦逾才能完成的，两人都希望以“定策”功晋升高官。但政变顺利完成后，赵汝愚竟对韩侂胄说：“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韩侂胄只是落去阶官，由原先的遥郡防御使转为正任防御使，即是原先按阶官领取奉禄改为按防御使领取奉禄。赵汝愚又对赵彦逾说：“吾辈宗室，不当言功。”①并被出为地方官，引起韩、赵两人的愤怨。赵汝愚排挤韩侂胄、赵彦逾的目的，是独占定策功勋。不久，即升为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丞相，而且是独相，韩侂胄才又微升为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他所说的宗室、外戚不当言功，完全是欺人之谈。赵汝愚执政后，随即引进并重用一批理学人士，而朱熹、彭龟年又先后攻击韩侂胄，两人虽被罢官，但韩侂胄也以升一官后免职，任宫观闲差，更加深了他对赵汝愚的怨恨。得意忘形的赵汝愚，竟然在此前后散布，自己曾经“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②，以此说明他扶持嘉王赵扩即位的先兆。这种说法极其勉强，因为在光宗即位之初，已有李皇“后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许”之事③。如果将此解释成宋孝宗不同意嘉王赵扩即位登基，则宋孝宗向赵汝愚授鼎，应是另有含义，似乎更有道理。作为宋太宗长子、原嗣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赵汝愚竟然“数谈梦兆”，到底用意何在？不能不引起作为宋太祖后裔的宋宁宗的疑虑。赵汝愚被“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借）梦为符”①。庆②《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六月丁未。
③《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七月甲子；《宋史》卷247《赵彦逾传》。④《宋史》卷397《徐谊传》，卷434《叶适传》。
①《宋史》卷474《韩侂胄传》，卷247《赵彦逾传》。
②《宋史》卷393《赵汝愚传》。
③《宋史》卷243《（光宗）李皇后传》。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元年四月庚申；《宋史》卷393《赵汝愚传》。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出为福州知州，随即又被改授宫观闲职。同年十一月，又被贬往永州居住。庆元二年（1196）正月，病死于贬途中。
开禧北伐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升为保宁军节度使衔，虽仍是提举佑神观的宫观闲职，但通过向宋宁宗荐用其亲信等手段，掌握实权。由于不少理学人士上疏论救赵汝愚，理学人士朱熹、蔡元定等，遂不断受到贬窜。庆元三年二月，下诏：“自今权臣（指赵汝愚）、伪学（道学，即理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九月，又“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十二月，再“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庆元四年五月，下“诏禁伪学”，史称“庆元党禁”，以赵汝愚、朱熹等59人被列伪学逆党。
庆元二年七月，韩侂胄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四年五月，又加少傅；五年九月，又加少师、封平原郡王，但始终没有担任具体职务。嘉泰元年（1201）十月，“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②，表明韩侂胄的权势已巩固。次年二月，伪学党禁才被解除，列入党籍的人士逐渐恢复官职。
此时，金朝北边的蒙古逐渐兴起，不断攻金。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1203），金朝境内又不断发生小规模农民起义，金下诏加强镇压措施。“是冬，金国盗起，惧朝廷（宋）乘其隙，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宋朝以为金兵将南侵，“朝廷闻其事，即起参政张岩帅淮东、枢密程松帅淮西，又起侍郎丘崈守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防海道；起大卿辛弃疾帅浙东”①，全面进行防御。但南宋不久就知道真相，主战派终于看到攻金复仇的希望，有人就劝韩侂胄乘金内乱起兵攻金，收复中原以建盖世功勋，收复中原的舆论日益高涨。嘉泰四年，辛弃疾“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②。不少官员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同年二月，建韩世忠庙于镇江；五月，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北伐中原制造舆论，鼓舞士气。韩侂胄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开禧元年（1205）七月，由万寿观使的宫观闲职，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并开始作出兵部署。同年十二月，在对待金使傲慢无礼的问题上，韩侂胄也采取了当年虞允文的态度，请宁宗回内宫，并让金使次年元旦朝见，以示对金不屈服。
开禧二年四月，全面进行北伐部署的同时，追夺奸臣秦桧的申王王爵，取消原谥的忠献，改赐恶谥（后谥谬丑），以表示否定对金乞和的旧国策。北伐战争也在陈孝庆收复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时，实际已经开始。五月初，陈孝庆又收复虹县（今安徽泗县），数日后即正式下诏伐金。韩侂胄主持的北伐，虽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但确实燃起了主战派人士恢复中原的希望，不仅时年82岁的爱国诗人陆游写诗称颂：“日闻淮颍归王化，要使新民识太平。”①即使前些时作为赵汝愚党羽而遭打击的章颖，也表上所撰《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传》，称颂宋宁宗“怒发冲冠，雄心抚剑”，②《宋史》卷37、38《宁宗纪》一、二。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三年冬。
②《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四年正月。
①陆游：《剑南诗稿》卷67《赛神》。
他所撰写的《四将传》，在于“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几成功于今日”②。
但是，金朝还没有到内忧外患交织之时，韩侂胄北伐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仓促北伐攻金，选择攻金的时机也过早。东线战场上，虽然毕再遇迅速崛起，几乎是战无不胜，但宋军总的情况，却是败多胜少。更严重的是，由于韩侂胄当初用人不当，他寄以重望的西线主帅吴曦，被金招降。不但导致东西两线攻金计划的破灭，而且震动朝野，也动摇了韩侂胄北伐胜利的信心，遣使议和，但因金的无理要求而中断，战争继续进行。韩侂胄的一度动摇，助长了投降势力的气焰，在礼部侍郎史弥远的策划下，同年十一月，宋宁宗以御笔将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职事，与在外宫观。使得奸臣史弥远于次日，背着宋宁宗，指使夏震杀死韩侂胄的阴谋得逞。以致在韩侂胄死后的第二天，宋宁宗还下诏，“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下诏“改送英德府安置”；又诏“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直到第四天，才以韩侂胄已死，向宋宁宗报告。但史弥远仍不敢公开宣称是奉密旨杀死的③。韩侂胄死后，被史弥远函首送金朝，并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由于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所以，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被称为奸臣。元代修撰《宋史》的理学人士，并将韩侂胄与卖国的秦桧，都列入《奸臣传》。但是金朝君臣对于韩侂胄却另有评价，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韩“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①。不论是评价，还是处理的方式，远比南宋朝廷和理学家们公允。
②《宋会要辑稿》礼59之21。
③《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7《开禧去凶和敌日记》。
第六十三章史弥远贾似道第一节史弥远谋杀韩侂胄史弥远（14—1233），字同叔，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父史浩，绍兴十四年（1144）进士，高宗朝官至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朝两任右相，封魏国公。光宗绍熙五年（1194）四月死，五月追封会稽郡王，十月谥文惠。史弥远擅权的嘉定十四年（1221），追封为越王、改谥忠定。
史弥远于淳熙六年（1179）入官，十四年举进士。光宗时官至太常寺主簿，以奉养父史浩请祠，史浩死后守丧。从庆元二年（1196）除丧服，出任八品小官大理司直，到开禧元年（1205）初的近十年时间里，才升至六品的司封郎中。同年五月，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后，史弥远随即受到重用，到开禧三年三月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不但已封为男爵，而且已升为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的三品大员。
史弥远权位的迅速升迁，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当韩侂胄支持重用的宋军西线主帅吴曦叛变降金的消息，于开禧三年二月传到南宋首都临安时，宋朝君臣对战胜金军，收复中原，已失去信心，韩侂胄的威望也因而严重受挫。韩侂胄于六月遣使议和，金方提出以韩侂胄首级作为议和的前提，这理所当然遭到韩侂胄的拒绝。史弥远的政治野心立即迅速膨胀，“乃建去凶之策，其议甚秘，人无知者”，决心设法杀死韩侂胄，取而代之。
宋宁宗立皇后时，韩侂胄不支持立杨贵妃为后。杨贵妃在立为皇后以后，对韩侂胄怀恨在心。史弥远积极拉拢被杨皇后冒认为兄的杨次山，由杨次山向杨皇后提出，请她向宋宁宗提出罢免韩侂胄。史弥远又利用自己兼任资善堂翊善，蛊惑年仅岁的宋宁宗嗣子赵■，向宋宁宗“入奏：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于社稷”。杨皇后从旁赞之甚力，但宋宁宗不予理睬。显然想通过宋宁宗下诏罢免韩侂胄，是不可能的。史弥远决定绕过宋宁宗，由他和杨皇后伪造宋宁宗的御批密旨。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曾是韩侂胄党羽，见到密旨信以为真，转而投靠史弥远，当钱象祖想向宁宗奏明罢韩侂胄时，李壁怕消息泄漏给韩侂胄，钱象祖因而作罢。史弥远计划派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杀死韩侂胄，当夏震“初闻欲诛韩（侂胄），有难色，及视御批，则曰：‘君命也，震当效死’”①。十一月初，韩侂胄被杀死于玉津园。当“临安府申侂胄已身故”，“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犹谓其未死，盖是谋悉出中宫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②。
嘉定元年（1208）三月，史弥远实际掌权，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积极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九月签订宋金和议，史称“嘉定和议”，由金宋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这是以往和议中从来没有过的。对于这宋金议和史上最为屈辱的和议，引起朝野不满。“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指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朝流徙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②《宋史》卷243《杨皇后传》；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虎符》。之民，承命惟谨，曾无留难。”①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这番话，可说是当时舆论的代表。史弥远的丑行，实是与秦桧不相上下。
矫诏立理宗由于韩侂胄是被伪造的密旨杀死的，史弥远没能公开以此居为首功，只微升为礼部尚书，但已掌握实权。嘉定元年（1208）正月，升为知枢密院事，六月，兼参知政事，十月升为右丞相。十一月，因母丧丁忧。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起复为右丞相，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相擅权时期。
当年协助史弥远杀害韩侂胄，对金乞降求和的卫国公赵■，不久即被立为太子，嘉定十三年（1220）死。次年，宋宁宗另立赵竑为皇子。赵竑对于史弥远的擅权跋扈十分不满，想在即位后远贬史弥远。但被史弥远安置在赵竑身边耳目所告发，史弥远就不时地在宋宁宗面前诽谤赵竑，以图废赵竑，另立他人为继承人，但未能得逞。于是在嘉定十六年，史弥远收买当时只是九品小官的国子学录郑清之，阴谋在宋宁宗去世时，废皇子赵竑而另立宗室赵昀（贵诚）为帝，为此派他兼任魏忠宪王府教授，作为赵贵诚的老师。郑清之后虽数次升官，但兼任赵昀老师之职不变。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病重不能处理朝政时，史弥远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的步伐。同年闰八月，宋宁宗病死的当天黄昏，史弥远派人“夜召昀入宫，后尚不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反，后终不听”。但杨谷等说明，史弥远已命殿帅夏震派兵看守皇宫及赵竑，如果不立赵昀为帝，“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杨皇后在沉思很久，权衡利害关系之后，被迫同意。史弥远便伪造宁宗遗诏，“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为了说明赵昀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宣称：宋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即已“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①。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从此，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取代了由宋孝宗开始的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的帝位。
推崇理学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使南宋军民十分不满。在嘉定和议签订的次年，赞同开禧北伐的军官罗日愿与殿前司、步军司军官杨明、张兴等，谋杀奸相史弥远未成，都被处死②。嘉定十四年（1221），又发生了殿前司军官华岳谋杀史弥远事件。在开禧北伐时，华岳作为军事理论家（著有兵书《翠微南征录》等传世），以战略眼光指出，应待金朝破坏和议时攻金，不应在准备不足时主动北伐，因而受到韩侂胄的打击。但对史弥远的乞降求和更为不满，“谋去丞相史弥远，宁宗知其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①。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也引起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愤慨。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1，嘉定元年四月戊午。
①《宋史》郑41《理宗纪》一，卷243《杨皇后传》。
②《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二年五月戊戌。
①《宋史》卷455《华岳传》，卷40《宁宗纪》四。
然而理学人士刘爚，在嘉定和议签订后不久，就向史弥远提出：“荐引诸贤”②，表彰朱熹，为史弥远改善形象出谋划策，借史弥远之力以倡导理学。史弥远不仅随后即起用诸多理学人士，还在嘉定年间，对不符合赐谥条件的理学家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分别特赐谥号为文、元、纯、正、明，提高理学派的地位，争取理学人士的拥戴。在史弥远用阴谋手段，废除并杀害宋宁宗指定的继承人赵竑，并伪造宁宗遗诏，扶立宋理宗以后，宋理宗意外成为皇帝，甘心作傀儡，史弥远的形象因而更为丑陋。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先后以“谤讪”、“诬诋”罪名，被落职闲居。但史弥远为改善其形象，仍继续推行扶持理学派，重用或起用理学派人士，并追赠朱熹太师官号，追封信国公爵位，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还追赐岳飞的谥号为忠武，企图以此掩盖他奸臣面目。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结束了他独相二十六年的历史。次日以病危致仕，授两镇节度使，封会稽郡王，数日后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所赐号与秦桧谥号相同的忠献，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讨论谥号的礼官们，认为史弥远就是与秦桧属同一类人物，因为这在当时是士大夫们的某种共识。著名文学家刘克庄，在一年多以后的端平二年（1235）七月，给宋理宗的札子中，就公开将史弥远列为与秦桧一样的“小人”，指出“柄臣浊乱天下久矣，柄臣与其徒皆攫取陛下之富贵而去，而独留其大敝极坏之朝纲小人恃智巧，君子恃天理、人心之正，而天与人又有时而不然，桧十九年、弥远二十六年而衍七十日，光（指司马光）九月，君子之难取必于天如此。”①由于史弥远一直倡导理学，史弥远死后不久，理学又被确定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宋末及元代一些理学人士对之心怀感激之情。在元代理学人士参与修撰的《宋史》中，史弥远不仅没有被列入《奸臣传》，而且在《史弥远传》中也竭力进行粉饰，阴谋杀害韩侂胄被写成侠肝义胆，违反宁宗遗志非法扶立理宗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对其罪恶，仅在传末用“废济王，非宁宗意擅权用事，专任憸壬，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数句贬语以终篇。②第二节贾似道鄂州暗中乞降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父贾涉，宁宗朝官至淮东制置使。贾似道少时游博无行，以父荫入官补嘉兴司仓。其姐于嘉定四年入宫，为宋理宗所宠封贵妃，遂得赴廷对，从此官运亨通。自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灭金以后，南宋遂与蒙古南北对峙。淳祐元年（1241），贾似道任湖广总领财赋。淳祐九年升至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淳祐十年为两淮制置大使、②《真文忠公文集》卷43《刘阁学（爚）墓志铭》。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输（轮）对札子》二。
②《宋史》卷414《史弥远传》。
淮东安抚使、扬州知州，又兼淮西安抚使。宝祐二年（1254），又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同年设枢密行府于扬州；四年，又升为参知政事；五年又升改为知枢密院事；六年，升任枢密使、两淮宣抚使，一直是担任着保卫两淮的重臣。
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贾似道以枢密使改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江陵知府，他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军、政、财政大权于一身，又负责两淮的军事，全面负责南宋抗战前线总的防务。当时，四川大部已被蒙古攻陷。二月，蒙哥汗（宪宗）亲自率西路军攻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钓鱼城守将王坚奋起抗击，蒙哥汗于七月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蒙哥汗弟忽必烈率东路军于八月下旬到达长江北岸黄州（今属湖北）。九月初，忽必烈得知蒙哥汗死讯，以为不可无功而返，遂渡江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十月间，理宗任命在军中的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由江陵至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又进入鄂州，督师抗击。忽必烈接到夫人察必的使臣报告，要他北返以争夺汗位，遂扬言东下进攻南宋首都临安，准备渡江北归。贾似道却于此时私下遣使，以南宋愿称臣纳币、割让长江以北土地等条件求和。忽必烈在即将率部出发北归时，派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并嘱咐见蒙古军旗动即回，随军北归。使臣在谈判中见军旗动，立即签约后返回。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蒙古军随后也北还，鄂、潭两地相继解围。
十二月，贾似道隐瞒向蒙古乞降、签订和约的真相，而以战胜蒙古军报功。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景定元年（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派郝经入宋，“持书申好息兵，且征岁币”。宋理宗得知蒙古使臣到来，对宰执们说：“北朝使来，事体当议”。但贾似道害怕暗中乞降的情况暴露，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①，并命淮东制置司将使臣郝经一行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也不作防守准备。
丁家洲之战贾似道自鄂州谎报军情升任右丞相回朝后，开始了独相专政擅权时期，“由是权倾中外，进用群小”②。当时宋朝社会经济日益恶化，纸币会子（楮币、楮）贬值。贾似道向理宗提出的对策是：“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于是景定四年（1263）推行“公田法”，强行将民田以超过限额为名，三分之一回买给官府，实际上是有的人户“本无田”，被强买而自杀。而且买公田的钱，给的主要贬值的纸币会子，以及“民持之而不得售”的官告、度牒，使得平江（今苏州）、江阴、常州、镇江（今皆属江苏）、嘉兴（今属浙江）、安吉（今安吉南）六郡的大量田地，被低价强买，造成许多民户破产。又以所买公田设置官庄，原业主或原佃户成为官庄佃户，向官庄交地租。贾似道就是采取强取民财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一岁军饷，皆仰于此”①。
①《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74《贾似道传》。
②《宋史·贾似道传》。
①《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卷474《贾似道传》。
由于回买公田需要大量经费，采取“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以增加纸币会子的发行量，作为买田的经费，使得会子更加贬值。景定五年（1264）正月，又发行新纸币，“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同时废十七界会子，进一步促使纸币贬值，新纸币“关子行，物价顿踊”②，导致物价飞涨。
景定五年十月，宋理宗死，太子、皇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次年，贾似道进封魏国公。咸淳三年（1267），升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上朝一次，上朝后到都堂（政事堂）处理重大军政事务。此时，才任命左、右丞相以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仍是“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③。从咸淳八年冬，又开始了贾似道以平章军国重事的独相时期，更加**。
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为元，明确表示是“绍百工而纪统”④，加紧了灭宋的步伐。咸淳九年春，先后攻占樊城、襄阳（今湖北襄樊），元军顺流东下，向着南宋的统治中心地区江东、两浙路进军。
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去世，在贾似道主持下，扶立年仅四岁的度宗嫡子赵顯为帝，是为恭帝（瀛国公）。年过花甲且有病的太皇太后（理宗皇后）谢道清，垂帘听政，政事仍由贾似道掌握。十一月，在贾似道的要求下，任命了左、右丞相以应付元军临江的局势。
元军伯颜所统主力，于十二月初占领汉口，随后渡江，并于中旬占领鄂州，元军遂沿江东下。贾似道一直对战事置若罔闻，虽然数次表示要前往督师，却暗中指使党羽上书挽留，因而均未成行。直到鄂州失守，才在太学生等促请下，不得已而兼任都督诸路军马，但仍将都督府设于临安。次年（德祐元年，1275）正月，才出京督师。元军已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安庆（今安徽潜山）。二月，贾似道到达芜湖（今属安徽），首先派宋京前往元军主帅伯颜军中，提出南宋称臣、奉岁币，遭到拒绝。宋军当时扼守于丁家洲（今铜陵东北长江中），贾似道得知降元乞和无望，暗中准备快船，以便及时逃跑。二月下旬初，宋军主帅孙虎臣迎战元军于丁家洲，宋军战败，贾似道与孙虎臣乘船逃到扬州（今属江苏）。二月末，新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奏请杀贾似道以谢天下，但谢太后却说：“（贾）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因而“止罢平章、都督，予祠官”，后又被降三官，但贾似道留在扬州，不肯回临安，并上表请求保全性命。谢太后乃诏贾似道归故里守母丧礼，贾似道这才离开扬州回朝。七月，被降为高州团练副使，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宗室福王赵与芮早就痛恨贾似道擅权误国，“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尉郑虎臣欣然应命监送，贾似道前往贬途时，随行的侍妾有数十人，都被郑虎臣赶走，又将贾似道所坐的桥子的桥盖除去，让贾似道暴晒在太阳下。八、九月间，到达漳州（今属福建）的木棉庵，郑虎臣让贾似道自杀以谢天下。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郑虎臣随即将贾似道杀死，②《宋史》卷181《食货志》下三；《宋季三朝政要》卷5。
③《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④《元史》卷7《世祖纪》四。
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①第六十四章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第一节真德秀魏了翁真德秀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
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入仕任南剑州（今南平）判官。开禧元年（1205）又中博学宏词科，为福州（今属福建）知州、福建路安抚使萧逵的幕僚，次年入朝任太学正，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上奏指出：“虏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虏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谨，曾亡留难今日寻盟于虏，抑将听命于敌而图苟安之计乎。”①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秘书郎、著作佐郎等。
嘉定四年，“时相（史弥远）将用（真）德秀，会言官抵之”②，“每谗公（真德秀）以谄时相获骤迁”。真德秀力辞新命，改兼礼部郎官①。历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嘉定六年十月，为贺金宣宗即位使，北上至盱眙（今属江苏）边城，准备进入金境，当时金朝外受蒙古进攻、内有人民起义，未能过界成行，真德秀在盱眙等待至次年初，仍不能前往金京城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得退回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上奏提出整顿边防，以达到“退足以守，进足以攻”；对于金朝的形势也应了解清楚，不能“言人人殊”，以达到“闻事必实”等一系列措施②。以后又一再上奏论述宋金形势，然而，“时朝论方事苟安，谓公（真德秀）张望”③，真德秀愤而要求出任地方官，未被允许。
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七月中旬，金使来告已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真德秀随后即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被采纳。真德秀看到宰相史弥远并非想振兴图强，而只是在执政之初就采纳理学人士刘爚的建议，崇尚理学，以官爵收买人心。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当然欢迎崇尚理学之举，但对史弥远“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反为所薄”的情况深为不满④，非常感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⑤虽然史弥远进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坚决，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江东地区适值旱灾蝗害，真德秀奏罢贪官，并在临时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属安徽）、太平（今当涂）两地开仓赈济，政誉始著。二年后调任泉州（今属福建）知州，泉州为重要外贸海港，而原先不仅商税重，而且官员以“和买”的名义低价收购外商货物，以致外商海船进港数锐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
②《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真文忠公文集》卷3《使还上殿札子》。
③④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⑤《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减，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上任后，不仅公布税额，而且禁止官吏购买外商货物，并且组织民兵剿灭海盗王子清、赵郎所部，对外贸易迅速恢复，第三年到港海船就达36艘之多。嘉定十二年秋，真德秀升任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次年以母死辞官守丧。嘉定十五年，服除起复，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酒类专卖为收商税通商，取消田税正额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税等苛政。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即以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继位，是为理宗。九月中旬初，下诏召已是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回临安，三天后即被任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还未到任；过了两天又升改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侍读，升迁之速前所未有。真德秀对史弥远擅权废立不满，不仅一再辞免新命，迟迟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离潭州，又请假便道回家乡浦城休假，并再辞新命请求依旧任地方官。宝庆元年（1225）六月初才到达临安，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已于正月间被史弥远害死，更引起真德秀的不满，一月之间四辞直学士院，七月初终于辞去直学士院而只任礼部侍郎，并一再为济王赵竑辩解，并指出：“霅川之议（指杀害赵竑后的善后事宜）不询于众。与赏罚徇私，馈赂公行。”正如魏了翁所说：“皆人所难言。”因“而权臣（指史弥远）益媢（嫉妒）忌矣”①。真德秀于八月，一再请求以宫观闲差就医养病，又因为在对被害的济王赵竑追赠方面与史弥远及其党羽的意见不合而受到攻击，因而又三次自请黜责。九月初，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宫观闲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为史弥远所容，因而自请辞免待制及宫观而获准。十一月，以“真德秀奏札诬诋”，终于被“落职（待制）罢祠（宫观）”①。真德秀早年从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为朱熹的再传弟子，虽然学术成就有限，却是当时理学正宗的宗师，声誉很高，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史弥远党羽原拟贬窜真德秀，但一向对史弥远言听计从甘当傀儡的宋理宗，这次却亲加“保全”，而且“落职罢祠”②，也可以说是同意真德秀前些时的请求。可能宋理宗觉得如果真对当时的理学宗师真德秀加以贬窜，那么奸相史弥远崇奉理学的伪装将被撕破，史弥远也许是在清楚了这点之后而未再深责真德秀，使真德秀能安然退归故里著书立说。
非正常继承帝位的宋理宗地位早已稳固，而且在崇奉理学的活动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绍定四年（1231）六月，真德秀与原遭贬窜的理学家魏了翁，同时恢复原职名及宫观祠禄。次年，真德秀复出任泉州知州。
绍定六年十月，奸相史弥远死，其党羽郑清之虽于九月已升任右相，但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实在不得人心，因而不得不将充当史弥远打手的袁韶、李知孝、梁成大等加于贬降。而理学宗师真德秀升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端平元年（1234）四月，即被召为户部尚书；九月到临安后，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次年三月，升任副相（参知政事），但时已有病，未及有所作为，即于四月罢政，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病卒，享年58岁，谥文忠。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世。
①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德秀）神道碑》。①《宋史》卷41《理宗纪》一。又《理宗纪》中记真德秀提举宫观为八月，误。参见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魏了翁《真公（德秀）神道碑》作“仅降三官”而非“落职罢祠”。真德秀自称“居间数年而予之祠”（《真文忠公文集》卷《辞免权户部尚书状》），则魏了翁所记有误。魏了翁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第三名，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嘉泰二年（1202）召为国子监的国子正，次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开禧元年（1205）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次年升秘书省校书郎，以亲老为辞而出任嘉定（今乐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次年二月李好义等杀吴曦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之命，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朝廷收召诸贤”，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嘉定元年（1208）十月，“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魏）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①，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奸相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三辞聘召”以“迁延岁月”②。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起复，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数月后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嘉定四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嘉定八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①。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嘉定九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今属四川）知府，嘉定十一年春，改任泸州（今属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五年，魏了翁被召回朝，史弥远企图将已是著名理学家的魏了翁收为己用，虽遭到拒绝，但仍不断升迁其官职，魏了翁初任兵部郎中，后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次年，升太常少卿。嘉定十七年，升秘书监，又改起居舍人。同年秋，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原皇位继承人赵竑，而扶植宗室赵贵诚即位（理宗，改名昀）。魏了翁感到“时势忽异”，因而“积忧成疾，三疏请闲（宫观）”，不但未被同意，反而升为起居郎，他又上疏请求罢官领宫观闲差，仍未被同意。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被史弥远迫害致死后，引起以魏了翁、真德秀为首的正直人士的不满，魏了翁为因此而贬窜的官员送行，又被认为是“首倡异论”。魏了翁继续以①《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1《鹤山书院始末》。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等。
病告假，并请领宫观闲差，前后达五次之多。史弥远为了拉拢魏了翁，反而于九月升魏了翁为权工部侍郎，他在再次请祠后，理宗诏令不准再有呈请，才于十月初到部任职，随后又推荐他人自代。史弥远认为魏了翁始终不为自己所用，才于同年十一月以“欺世盗名，朋邪谤国”①，而处以降三官，靖州（今属湖南）居住，魏了翁遂于贬所靖州建鹤山书院，湖湘、江浙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
绍定四年（1213），魏了翁恢复原官衔领宫观闲差。次年五月，任为遂宁知府，魏了翁辞不受命。八月，改任泸州知州、潼川府路安抚使，于是修军备、兴学校，百废俱兴。
绍定六年十月上旬，南宋依照与蒙古的联合灭金协议，出兵与蒙古军围攻金临时都城蔡州（今河南汝南）。同月下旬，奸相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亲政，史弥远的亲信郑清之此前已升任宰相。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蒙古联军攻占蔡州，金亡。蒙古违背灭金后归还河南的原协议，只愿将陈州（今淮阳）、蔡州以南地区归宋，宋军在同意新协议后退兵。但宋理宗与郑清之等却想乘蒙古退兵之际，出兵占领河南以建不世奇功。南宋军队于同年六月占领故都开封、七月又占领原西京洛阳，但在蒙古军的反击下，宋军迅速溃退，这次草率行动，为蒙古军南下留下了借口。
宋理宗、郑清之为了改善形象，不仅贬逐史弥远的一些爪牙，还加紧推行崇奉理学，召用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端平二年十一月，魏了翁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次月，一介“书生未闲（娴）军旅之事”的魏了翁，又兼领督视江淮军马①，担负起长江中下游全面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朝论大骇，以为不可”，魏了翁虽然也一再推辞新命，但仍不得不勉强赴任。其实，这只是郑清之等“始谋假（借）此命以出（魏）了翁”。当宋理宗在魏了翁的请求下，赋予“便宜”处置军政事务的大权之后，郑清之等“复以建督（督视府）为非”，而且魏了翁的“奏陈动相牵制”②，根本不能有所作为。
端平三年二月，魏了翁被免去督视职务，而以签书枢密院事回朝。同年四月，魏了翁乞求解职归田里，被任命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湖南安抚使。在魏了翁力辞后，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但同年十一月即被重新起用为绍兴（今属浙江）知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1237）正月，改任福州（今属福建）知州兼福建安抚使。魏了翁一再请求致仕，同年三月死后十日，致仕诏书才颁下。谥文靖，累赠至太师、秦国公③。世称鹤山先生，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等多种著作传世。
魏了翁虽与朱熹弟子无师承关系，却是很有成就的理学家，与真德秀齐名，对于理学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魏了翁自己也称与真德秀“同生于淳熙，同举（进士）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①《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6《辞免兼领督江淮军马奏状》。
②《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③《宋史·魏了翁传》作赠太师，而《理宗纪》二作赠少师，两者或有一误，但已不详，故此处作“累赠至太师”。又《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0作“参知政事魏了翁谥文靖”，可能是误载，录以备考。海内寡二”①。魏了翁当时的声望虽稍逊于真德秀，但后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高于真德秀②。
第二节刘克庄真德秀门生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1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嘉定十七年（1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③，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①。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绍定六年末（1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端平元年（1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嘉熙元年（1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淳祐元年（1241），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淳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真公（德秀）神道碑》。
②参见《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
③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4《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又刘克庄《宋史》中无传，故这里叙述其经历稍详。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6《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①。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虚而无以守”②，以致受到御史郑发的攻击。次年正月，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但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宫观回乡闲居。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暗中向蒙古军乞降求和，而以战胜蒙古军闻奏，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但是，“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③。南宋中期以后，经历了长期对金朝、蒙古乞降、战败之后，对贾似道谎报战胜蒙古，迫使蒙古退兵，由于蒙古忽必烈汗一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南顾，使得贾似道制造的假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迷惑着南宋朝野，举国上下并不知道贾似道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自鄂州入朝任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过七十的一代文宗刘克庄再次被起用。同年十一月到临安后，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次年升为权工部尚书仍兼两制，日夜为草诏而忙碌。后人不理解当“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情况下人们的欢快心情，当群臣对时相贾似道歌功颂德时，不明真相的刘克庄也参与其中，因此受到后人责难，其情形与当年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关系受后人责难类似。这年（景定二年）八月，回朝不到一年的刘克庄急流勇退，请求致仕，这也许是他对贾似道的面目有所认识以后决定的。同年外调回家乡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任知府，实际是告老还乡，“优游觞咏”①，并不多过问府事。景定五年秋，以“目眚”（白内障）致仕。咸淳五年（1269）病逝，享年83岁，谥文定。积官至龙图阁学士（职）、正议大夫（阶）、莆田县伯（爵），世称后村先生，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
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刘克庄是南宋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南宋林希逸称：“西山（真德秀）诸老既没，公（刘克庄）独岿然为大宗工”。洪天锡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参见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5。
②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③《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亦称：“过江号大家，数无虑六七公”，刘克庄为其中之一，其诗词“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刘克庄的诗早年就受到叶适的称许，“水心（叶适）评公（刘克庄）诗曰：是当建大将旗鼓者”①。刘克庄推崇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称许他的“诗倍太白（李白）、子美（杜甫）”，而且是“三百篇（《诗经》）寂寂久，（陆游诗）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②。
刘克庄是个多产作家，作诗约4500首，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是南宋末年，也是当时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他所处正是南宋末年的危亡之际，爱国之情溢为诗词，“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他的自我表白。当史弥远杀害主张抗金的权相韩侂胄向金乞降求和，于嘉定元年（戊辰年，1208）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增加岁币并出“犒军银”300万两订立“嘉定和议”后，当时还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诗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在《梦丰宅之》诗中更对爱国人士称颂：“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③。
刘克庄还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他也推崇爱国词人辛弃疾，称赞辛词“横绝**，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①。刘克庄不仅与辛弃疾词风相似，而且同样充满爱国主义与忧国情怀，如在《沁园春·梦孚石》词中叹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而反映抗战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词中，更惊呼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友人投笔从戎，“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题柱”②。即使被后人称为阿谀贾似道的诗词，也多出于爱国忧民的情怀，如《凯歌十首呈贾枢使》诗中，歌颂抗蒙将士，“残党分兵尽扑除，游魂多不返穷庐，肃清执至龙颜喜，又奏淮西有捷书”。《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词中也说：“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这些都是在“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③，而不知道贾似道暗中向蒙古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下写出的。刘克庄还是南宋最有成就的诗词评论家，所著《后村诗话》论诗兼评词，“论诗则具有条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④。
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者刘克庄不仅祖父刘夙是理学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而且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嘉定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洗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又本目参考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6《题放翁像》。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戊辰即事》，卷3《有感》、《梦丰宅之》。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辛稼轩集序》。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7、190。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88、194。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195《后村诗话》。
三年（1210）十二月，在为朱嘉赐谥时，考功郎中刘弥正反对谥文忠的太常寺初议，而大谈儒学自“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朱熹）而圣道灿然矣”。进而提出谥以和唐代韩愈相同的“文”，被朝廷采纳①。刘克庄不仅少得家传，后又师从儒学宗师真德秀而且备受器重。但是，作为理学人士的刘克庄，在他思想中占首位的是爱国，而不像其他理学人士那样，对理学一味盲从。他对于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淳祐六年（1246）八月，刘克庄在《召对札子》中指出：宋理宗首要的失误是，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打击新学等学派，树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宋理宗的有关活动，被刘克庄讥讽为“薄物细故”，而群臣“纷争不已”；但对涉及国家安危的“急政要务”，即“谦逊未遑”，以致使得人们觉得“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接着他还不点名地指出，北宋末年以二程弟子杨时为首的理学家们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于是，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忙于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重设《春秋》博士等，因而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批评。刘克庄进而认为，罢斥新学等学派及崇奉理学派的举动，“于时（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②。
刘克庄还借元祐之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拒绝，终于引发新旧党争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走向灭亡的悲剧。随即指出“今庙谟暌异”，只重用理学人士，排斥其他学派人士，以致遭到“邪党（当是指新学派等人士）挪（揶）揄”，实在不知道今后将如何发展，以此作为宋理宗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刘克庄并提出，理宗是想把图存之权托付给像秦桧那样乞降求和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像张浚那样始终坚持抗战的人？刘克庄早在端平二年（1235）时，就将（把宋理宗扶上皇帝宝座的）权相史弥远毫不客气地比作奸臣秦桧那样的小人①。刘克庄的这些言论既不会受到宋理宗的欢迎，也不会为表面上似张浚，实际是秦桧的奸相史弥远所喜欢。然而他们对于在理学宗师真德秀等死后，“独岿然为大宗工”的刘克庄，不得不进行笼络，但并不授与大权，而是以宫观回家乡闲居达七八年之久。
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言行，不断受到其他理学人士的攻击，“人言排诋，无所不至”。景定元年（1260）冬，七十多岁的刘克庄重新被起用，主要担负起草诏书的工作，但仍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异己方面，在同年召对时指出：“王羲之讥诸贤以清谈废务、浮文妨要。先朝（北宋末钦宗朝）用杨时为给（给事中）、谏（谏议大夫），或者尚有不言‘防秋’、不言‘炮石’之诮。然则先急政要务，（后）薄物细故，非士大夫责乎。臣虽老悖，一念忧爱，狂言望择。”②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精神，可说是至老不变。
元代理学信徒在修撰《宋史》时，吹捧“自帝（宋理宗）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的所作所为，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三年十二月己巳。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卷51《轮对札子》二，端平二年七月。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庚申（景定元年）召对》一。
并予以完全肯定。对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味扶植理学、排斥异己，将南宋送上灭亡之途的宋理宗，认为只是“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而且认为：“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宋理宗）始焉。”①这与刘克庄的观点，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作为南宋末年文坛宗师的刘克庄，在496卷的元修《宋史》中，竟无一席之地，而为刘克庄请谥的门生洪天锡却有传，这就是不难理解了。
①《宋史》卷45《理宗纪·赞》。
第六十五章毕再遇李好义杨巨源孟珙余玠王坚李庭芝张珏第一节毕再遇李好义杨巨源毕再遇毕再遇，字德卿，兖州（今属山东）人。父毕进，为岳飞部将，阶至武义大夫。毕再遇以父荫补官，隶侍卫马军司，“武艺绝人”，受到宋孝宗的召见，赐战袍、金钱。
开禧二年（金泰和二年，1206）四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镇江诸军都统制郭倪兼任山东、京东路招抚使，率宋东路军北伐。毕再遇率87名敢死队，从镇江都统司的武锋军统制陈孝庆渡淮攻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毕再遇定计，以宋军主力佯攻泗州西城（州治），自率部下出其不意奋勇登上东城（淮平县城）南角，杀敌数百。东城金军溃败后开北门逃走，毕再遇攻占泗州东城。金军仍坚守泗州西城，毕再遇又转攻西城，树大将旗，大呼：“大宋毕将军在此”，“可速降”。金淮平知县降，毕再遇又占领泗州西城，取得了东路宋军北伐的首功。招抚使郭倪赶到新占领的泗州，慰劳得胜的宋军，授毕再遇刺史衔。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坚辞不受。五月，郭倪派池州（今安徽贵池）诸军副都统制、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率军数万进攻宿州（今属安徽），派陈孝庆率部进援。又命毕再遇率骑兵480名为先锋，直接进攻徐州（今属江苏）。当毕再遇进至虹县（今安徽泗县）时，遇到从宿州败退的宋军，随即加速进军，到达灵璧（今属安徽）时，又遇到进屯附近凤凰山的陈孝庆，他也要退兵。毕再遇说：“吾奉招抚命取徐州，假道于此，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遂自率所部阻击金军，当5000金军追来时，他派20名骑兵守北门，亲自率其余骑兵向金军冲击，金军大败，毕再遇率部追奔三十里，使宋军陈孝庆的大部队得以安全退兵。当宋军退到泗州后，毕再遇“以功第一”，升为武功大夫、左骁卫将军、殿前司选锋军统制。不久，奉命退回淮南的盱眙，兼任盱眙军知军。九月，毕再遇**州刺史衔，又改任镇江中军统制仍兼盱眙知军。十月末，东路金军主帅、山东两路兵马都统纥石烈执中，统兵渡淮南下，进围楚州（今淮安），毕再遇奉命救援楚州，郭倪另派部队接管盱眙的防务。毕再遇率部北上后，金军进攻盱眙，接防的宋军惊溃，盱眙被金军攻占，毕再遇又回军收复盱眙。不久，毕再遇升任镇江诸军副都统制，再次率军救援楚州，面对十倍于己的金军，毕再遇派小部队，间道乘夜赶赴金军运粮车的宿营地淮阴（今淮阴西南），烧尽金军的后备粮草，大败淮阴的护粮金军。
其时，西路金军已渡淮并迫近长江，围攻和州（今安徽和县），毕再遇立即率部南下，坚守**（今属江苏）。宋朝廷任命毕再遇带节制淮东军马衔，以便调遣淮东的其他宋军抗金。十二月上旬，金军进至**西北二十五里的竹镇，毕再遇随即登城部署战事，命令守城宋军偃旗息鼓，并伏兵于南土门，排列弩手于土城上。当金军刚进到城濠前，宋军突然万弩齐发，开门出战，鼓声大作，城上旗帜并举，金军惊恐而退，毕再遇乘机率军追击，金军大败。金军数万随后又围攻**，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督兵攻城，**城中宋军的箭已射尽，毕再遇命人打着青盖在城墙上来回走动，金军以为是宋军主将，因而争相向青盖射箭，城楼、城墙到处是箭，宋军拔取使用，多达一二十万支。毕再遇又命人在城门附近奏乐，以示闲暇，间或出兵袭击金军，使得金军日夜不得安宁。乘金军稍退之机，毕再遇亲自率军出城，夺取城东的野新桥，宋军突然出现于金军背后，金军遂退兵，毕再遇率军一直追击至滁州（今属安徽），俘获大量骡马衣甲。毕再遇又以功升领忠州团练使，并升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权山东·京东路招抚司公事。毕再遇自北伐以来，仅八个多月，已自低级军官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接替郭倪全面指挥淮东的抗金战争，这在宋代是极其少见的。
开禧三年春，毕再遇回至扬州（今属江苏），又加骁卫大将军衔（正四品）。毕再遇派兵分头袭扰围攻楚州已数月的金军，金军终于不支而退。毕再遇改任兼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十一月，奸臣史弥远矫诏杀害主战派权臣韩侂胄后，积极向金乞降求和。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初，毕再遇又加左骁卫上将军衔（从三品）。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后，毕再遇一再请求解甲归田，以表明自己反对和议的态度。但未被准许退闲，仍一直担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嘉定三年（1210），还晋升为保康军承宣使衔。嘉定四年，才以提举宫观任闲职。
嘉定十年（金贞祐五年，1217）四月，金军再次南犯。年近古稀的毕再遇，已无力效命疆场，升以武信军节度使衔致仕。不久病死，享年70岁，后赠太师、谥忠毅。
开禧北伐时，“诸将望风奔衄，再遇威声始著，遂为名将”①。毕再遇不仅改进军队装备，制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又减轻头盔的重量，马甲也改以皮制，车牌改为木造，使一个人即推动、举起，以便于战斗。还善于用计，金军常以水柜（筑坝贮水）放水以淹宋军，毕再遇即命战士做草人，“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排列成行，清晨击鼓，金军以为宋军来攻，随即开放水柜来淹，才知道是草人，毕再遇乘机出兵，杀败金兵。有一次，与金军作战，时而进攻，时而后退，相持至天黑，将用香料煮过的黑豆撒在地上后，“佯为败走，金人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毕再遇乘机反击，打败金军。又有一次，遇到数倍于己的金军，难与争锋，只得退兵以保存军力，怕金军追击，于是“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②，金军不知虚实，相持数日后才发觉有假，想追击宋军，但为时已晚。
作为岳飞部将后代的毕再遇，开禧北伐时，在对金作战中几乎是没有打过败仗，即使因军力悬殊不得已而退兵，也从未受过重创。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列校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可是，由于奸臣史弥远乞降求和，不仅使南宋与金签订了最屈辱的“嘉定和议”，也使一代英才毕再遇未能发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李好义杨巨源①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402《毕再遇传》。
②《两朝纲目备要》卷9，开禧二年十二月甲戌。
李好义（？—1207），华州下邽（今陕西蒲城西南）人。将门世家，祖父李师中在南宋初官至领忠州团练使，父李定一职至兴州（今略阳）中军统制。杨巨源（？—1207），字子渊，利州昭化（今四川广元西南）人，祖籍成都。开禧三年（1207）正月，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时，李好义正任兴州的中军正将，立即自抗金前线的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青坊赶回兴州。在吴曦叛变几天之后，李好义“与其徒谋举义”①。随军转运使安丙是吴曦父子的部属，因而被授为“伪蜀”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代行丞相职权。当时许多官员或弃官而去，或公然拒受伪命。但是，安丙认为许多军官都是吴氏世将，因而采取接受任命后称病，实际上是持观望态度，以观察形势变化，再决定去留。由于吴曦叛宋降金不得人心，时任合江仓官的杨巨源，也“阴有讨贼志，结义士三百人”②。并于二月中旬晋见安丙，商议乘安丙三月六日邀吴曦谒庙之机，以勇士杀吴曦。
杨巨源又与李好义共商大计。李好义指出杨巨源与安丙商议的计划欠妥，“彼出则龊巷，从卫且千人，事必难济”，应改在吴曦“熟食节（寒食节）祭东园”时杀吴曦。于是杨巨源假造圣旨，倒盖合江仓印，这样即使事情败露，也与安丙无关。以后又恐日久事泄，决定提前于二月的最后一天进行。李好义遂约敢勇军士李贵和与李贵关系密切的李彪、张渊、陈立、刘虎、张海等人，以及吴曦的亲卫军黄术、赵亮、吴政等低级军官及军士74人，加上李好义的弟兄李好古、李好仁、李好问、妹夫杨君玉等亲属，后又有禄袆所率军士10人，共百余人。在李好义的率领下，黎明前冲进吴曦内宫。李好义宣称是奉密诏来杀吴曦，杨巨源也骑马赶来宣布密诏。吴曦的亲卫兵遂放下武器逃走，李贵首先冲入吴曦的卧室，“手执其髻，举刃中曦颊，曦素勇有力，扑贵仆于地不能起”①。李好义急忙命王换连砍吴曦的腰二斧，吴曦因痛松手，李贵遂乘机砍下吴曦首级。
此次平叛有功，李好义自成忠郎特升转承宣使，李贵特升补授武功大夫、团练使衔，杨巨源升补为朝奉郎、通判差遣，任宣抚使司参议官。李好古等无官的授官，有官的升官，并都赏赐钱物。根本没有参加平叛，仅仅是事前与闻其事，而持观望态度的安丙，却窃据首功，升任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并享受执政官的礼遇。在平叛的奖谕诏书中，竟然对积极策划者杨巨源只字未提。而与平叛毫无关系，且“诛曦之日不肯拜诏”②的吴曦党羽、踏白军统制王喜，却被说成是“谋戮逆曦，备罄忠劳”③，不仅特升转为节度使，还被任命为兴州诸军都统制要职。这使杨巨源以赏不酬功，心颇不平。因而想向朝廷直接申报自己在平叛中的功劳。杨巨源在给刘光祖的信中，记述了当初策划诛杀吴曦时，安丙的“酬答之语”，并刻印传布。安抚副使安丙害怕暴露他当初持观望态度，以及他申报的平叛情形不实的情况，就以杨巨源“自负倡义之功，阴欲除之”①。六月，授命彭辂逮捕杨巨源，押送阆州（今阆中）狱。押解至大安（今陕西略阳南）时，杨巨源被杀害于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二月乙亥。
②《宋史》卷402《杨巨源传》。
①《宋史》卷402《李好义传》，卷402《杨巨源传》。
②《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③《宋会要辑稿》兵20之9。
①《宋史》卷397《刘甲传》，卷402《杨巨源传》。
途中，而安丙却以自杀上报。杨巨源的被害，引起“军情叵测”，安丙“以人情汹汹，封章求免”。南宋朝廷虽未罢安丙安抚副使之职，但因此另派刘甲出任四川安抚使，以稳定人心。后有李珙讼其冤于朝，嘉定六年（1213），为杨巨源立褒忠庙。嘉熙元年（1237）又赐谥忠愍。
李好义在杀死吴曦后，集于安丙家。王喜为吴曦党羽，对李好义组织勇士杀死吴曦忿恨已极，也在当天随后来到安丙家，“心怀邪谋，欲刃好义”，虽被安丙阻挡，“然日以杀好义为心”。②李好义升为中军统制、领承宣使后，随即建议乘机夺回吴曦献给金朝的西和等关外四州，并指出：“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则三州可不战而复矣。今不图，后悔无及，愿得马步千人、死士二百，赍十日粮可济”。李好义率军行至独头岭，王荣仲兄弟率民兵配合攻击金军，金军大败。三月七日，到达西和城外，李好义“率众攻城，亲犯矢石，人人乐死，以少击众，前无留敌”③。金守将弃城而逃，遂收复西和州。果然如李好义所料，此前一日别部宋军到达阶州（今甘肃武都东）时，金军立即逃走；数日后，金军又从成州（今成县）自动退走；忠义军张翼又收复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吴曦献给金朝的关外四州全部收复。
安丙向朝廷提出沔州（原兴州改名）诸军都统司，统辖十军，军权太大，自吴璘起就尾大不掉，建议增设诸军副都统司，各领五军以分其军权。开禧三年（1207）五月下旬，增设沔州副都统制司，李好义被任命为诸军副都统制，这更引起吴曦的党羽、沔州诸军都统制王喜的愤恨，于是加快了杀害李好义的部署。王喜派刘昌国归李好义节制，而李好义未加防范。六月中旬，李好义被刘昌国毒死。南宋朝廷追赠检校少保，嘉定五年（1212）追谥忠壮。第二节孟珙余玠王坚（附孟宗政、王安节）
孟珙（附孟宗政）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将门世家。
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父孟宗政（？—1223），字德夫。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宋军北伐时，率领义士进行游击战抗金，被任为枣阳县令，后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军南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与扈再兴、陈祥等率军出击，连败金军，又驰援枣阳，枣阳解围，遂兼权枣阳军（县升军）使。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军主将完颜赛不率军数万攻枣阳，枣阳军使孟宗政在援军扈再兴、刘世兴的协同下，抗击达三月之久，金军不支退兵。嘉定十二年二月，金军再次攻枣阳，在孟宗政多方抗击后，金军溃退。孟宗政又奉命出击金境内的湖阳县城（今河南唐河南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①。后任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积官至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②《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③《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①《宋史》卷403《孟宗政传》。
左武卫将军。嘉定十六年（1223），病死于枣阳任上。后赠太师、永国公，谥忠毅。
自嘉定十年（1217）起，孟珙从父孟宗政抗金，以功入官。嘉定十四年（1221），任光化县（今老河口）尉。宝庆元年（1225），升任峡州（今宜昌）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三年，改任京西第五副将、权神劲军统制，回到枣阳任职。孟宗政在世时，招收金朝境内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蔡（今汝南）三州壮士2万多人，编为“忠顺军”。孟宗政死后由江海统辖，军情不安定，此时改由孟珙权管忠顺军。孟珙将忠顺军分为三军，军情遂平定。绍定元年（1228），又于枣阳城西创修平虏堰，溉田10万亩，由忠顺军与民户分屯；同时命忠顺军每家养马，官供刍粟，于是粮丰马增。次年，升任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驻扎，总辖本军和屯驻忠顺三军，后升京西路兵马都监，又升兵马钤辖。
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十二月，金哀宗逃至蔡州，金将武仙、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刺瑗（袁）等聚兵邓州，进攻光化。次年五月，孟珙奉命进讨，一举歼灭武天锡所部并杀死武天锡，金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七月，又击败武仙于浙江石穴山寨（今河南淅川南）。孟珙升任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成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十月，奉命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京西忠顺军统制江海等从征②。
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军攻城北，孟珙所部宋军攻城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军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①。金哀宗当时正在进行传位给末帝完颜承麟的仪式，典礼刚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②。宋军首先攻入城内，而蒙古军还在西北城外与金军作战。孟珙部宋军打开西门，放下吊桥，接蒙古军进入城内。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六月，南宋不顾盟约，进军中原失败，与蒙古战事从此开始。孟珙被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留任屯驻襄阳兼镇北军（后改御前忠卫军）都统制。次年，孟珙移驻黄州（今属湖北），又历兼任光州（今属河南）知州、黄州知州。端平三年，蒙古军攻宋，襄阳府、随州（今属湖北）等地相继失守，江陵危急，孟珙奉诏救援。蒙古军在枝江（今枝江南）、监利（今属湖北）一带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南进。孟珙“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③，连破蒙古军二十四寨，火烧船、筏二千余。蒙古军被迫退走。嘉熙元年（1237）三月，孟珙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副使、江陵知府。秋，改任鄂州诸军都统制。蒙古军攻至汉阳境内，孟珙进至汉阳西南的沌口反击。蒙古军转攻黄州，并准备渡江，孟珙又率部进驻黄州城中，百计抗击。月余，蒙古军攻城不下，渡江无望，终于退兵。嘉熙二年初，孟珙升任鄂州·荆江府诸军都统制，又升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置司松滋县（今松滋西北）；又兼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出兵收复郢州（湖北荆门东北）、荆门（今属湖北）。嘉熙三年春，又出兵收复信阳（今属河南）、②本章第二、三节、参考胡昭曦、邹重华《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①《宋史》卷412《孟珙传》。
②《金史》卷18《哀宗纪》下。
③《宋史》卷412《孟珙传》。
襄阳、樊城，孟珙以功升兼枢密都承旨、鄂州知州。十二月，收复夔州（今重庆奉节）。嘉熙四年二月，升领宁武军节度使，改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知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承担长江中上游防务。
淳祐元年（1241）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开国公。淳祐四年春，又兼江陵知府，兴置屯田以供军需。淳祐六年，自春至秋，孟珙因病五次申请辞去实职，以宫观闲差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加上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愿向孟珙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并准备受降又未被批准，孟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①。病情遂加重，九月初以节度使致仕，随即病死。享年52岁。后特赠太师、封吉国公、谥忠襄。
余玠余玠（？—1253），字义夫，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侨居蕲州（治今湖北蕲春东北）。端平三年（1236），赵癸任淮东安抚制置使兼扬州（今属江苏）知州后，余玠晋谒，被留置幕府。嘉熙二年（1238）正月，任招信军（今安徽嘉山东北）知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嘉熙四年（1240），余玠率水军由运河进攻至开封有功，升任淮东提点刑狱，后又兼淮安知州、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又以率军援救安丰（今安徽寿县）有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六月，余玠晋见宋理宗，愿以恢复四川为己任，升任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从此，领导四川抗战。淳祐三年十二月，又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当时四川已残破，并经常受到蒙古军的侵扰。余玠到任后，招贤纳士，共商大计。冉璡冉璞兄弟应召入幕，首先建议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城东钓鱼山上筑城，并移州府于钓鱼城。余玠任命冉氏兄弟为合州长官，负责筑城。此前，已修筑多处山城，此后也修筑了十多座山城，许多州府移居山城，顽强地抗击蒙古军。余玠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俞兴又开屯田于成都（今属四川），经济有所恢复。淳祐十年（1250），余玠率部巡边，一直进到被蒙古军占领的兴元（今陕西汉中）。十二年（1252），又率部西向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抗击南犯的蒙古军，出现了近年以来最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余玠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跋扈的大将，以统一四川的军政。他乘到嘉定府之机，首先将当时也在嘉定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派杨成代统其部属。但移驻云顶山（当在今广元境内）的利州都统制司，却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之职。余玠率部至云顶山下，派新任都统制杨成上山任职，遭到姚世安的抵制。姚世安又通过避居云顶山现任宰相谢方叔的亲属，向谢方叔诬陷余玠。宝祐元年（1253）五月，南宋朝廷猜疑余玠，决定将他召回。七月，余玠暴卒于四川。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至宝祐三年（1255）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①王坚（附王安节）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珙）神道碑》。
王坚（？—1264），孟珙部将。嘉熙三年（1239），蒙古军在汉水支流浙水岸边的顺阳镇（今河南淅川南）聚集造船用的木材，准备造船顺水而下，进攻已被孟珙收复的襄阳、樊城。孟珙分兵出击，以吸引蒙古军主力。同时派王坚率小部队，隐蔽前往顺阳，烧毁了蒙古军堆集的造船木材。次年二月，孟珙出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今重庆奉节）知州，王坚从此入川。淳祐十二年（1252）正月，已是武功大夫的王坚，因在收复兴元（今陕西汉中）的战役中立功，升领团练使。宝祐二年（1254）六月，王坚和曹世雄等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广安（今属四川）等地御敌有功。七月，王坚升任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合州知州（州治已移驻钓鱼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其时，兴元都统司已移驻合州城。
宝祐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四月，蒙古军4万，号称10万，分三路攻四川，蒙古大汗蒙哥亲率主力自陇州（今陕西千阳西北）入散关（今宝鸡西南），南宋四川各地山城相继失守。十二月，蒙古军派降将晋国宝到合州（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拒绝，并将晋国宝赶下山。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王坚又派兵将晋国宝追回钓鱼城杀死，以向守城将士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蒙哥汗于二月间率主力到钓鱼山下，亲自指挥进攻，先后攻打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护国门。四月间一度乘夜攻上外城，都被王坚、张珏等守城宋军将士打败。王坚还乘夜率军下山，袭击蒙哥汗营地，由于蒙古将赵阿哥潘率兵拼死抵抗，王坚遂退回钓鱼城。六月间，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又单骑匹马到钓鱼城下招降，喊话未完，即遭到宋军矢石的攻击，几乎被击中。于是蒙古军又挑选精兵，乘夜攻占外城马军寨，王坚率领援军反击。次日清晨下雨，蒙古军的后继部队又遭宋军阻击而未能上山，攻城的蒙古军终于被击退。由于张珏与王坚“协力坚守，攻之九月不能下”①。七月间，蒙哥汗自己也在攻城时被炮石击中而受重伤，不得不承认进攻钓鱼城（合州）战役的失败，决定只留3000蒙古军牵制合州宋军，蒙古军主力转攻川东重镇重庆。但十多天后，蒙哥汗终因伤重而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随后即退走。忽必烈所率东路进攻荆湖地区的蒙古军在得知蒙哥汗死讯后也退兵。九月，王坚升领宁远军节度使、封开国伯。
景定元年（1260）四月，王坚被召入朝，升任侍卫步军司都统制。次年五月，又升领左金吾卫上将军、湖北安抚使兼江陵知府。景定四年三月，由于受到奸相贾似道的排挤，王坚又改任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兼管内安使。景定五年三月，王坚因受贾似道疑忌，抑郁病卒。死后谥忠壮。
王安节（？—1275），王坚之子。“少从其父守合州有功”入官②。王安节为度宗朝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王安节驻军江陵。二月，贾似道兵溃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中），沿江诸州县相继失陷，王安节奔回临安，改任浙西添差兵马副都监。三月，常州（今属江苏）、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降元，王安节收溃军入平江，并与张世杰部属合击元军。都统制刘师勇收复常州后，即派王安节、张詹前往常州，与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一起守常州，阻击东进的元军，前后达数月之久。十一月，元丞相伯颜亲至常州，在招降被拒绝后，亲自督战。文天祥所派的尹玉、麻士龙援军，血战阵亡。常州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仍然坚决抗击数十倍的①《宋史》卷451《张珏传》。
②《宋史》卷450《王安节传》。
元军。伯颜派亲军首先攻上城头，常州失陷，姚訔、陈炤等英勇战死，刘师勇突围，王安节率残兵巷战，臂伤被俘，拒降而被杀害。
第三节李庭芝张珏李庭芝李庭芝（1219—1276），字祥甫，随州（今属湖北）人。嘉熙末，投到京湖制置使孟珙的幕下，担任权建始县令。淳祐初又考中进士，重新投到孟珙部下任职，被任命为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淳祐六年（1246），孟珙病重，临终时荐李庭芝于朝廷。李庭芝感激孟珙知遇之恩，弃官，护送孟珙灵柩葬于兴国（今属江西），还辞官为孟珙服三年丧。
淳祐九年（1249），贾似道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后，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官。淳祐十年，贾似道改任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后，李庭芝被任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东）知州。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以枢密使任京湖、四川宣抚大使兼江陵（今属湖北）知府，留李庭芝为扬州权知州。六月，李庭芝升为湖北安抚副使兼峡州（今湖北宜昌）知州。
景定元年（1260）五月，南宋提升李庭芝为主管两淮安抚制置司公事兼扬州知州，负责淮东地区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景定四年三月，李庭芝因为多次打败蒙古军，被南宋朝廷提升为兵部侍郎，仍兼原职。
李庭芝考虑到蒙古军每次进攻扬州时，都在城外的平山堂上建楼，从高处监视扬州城中动静，还从这里用车弩射击城内目标。咸淳二年（1266），李庭芝为了控制制高点，就建造大城，把平山堂围在城内。他又招募流民驻防在城内，以加强扬州的防守。次年六月，李庭芝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仍兼原职。咸淳五年（1269）正月，又改为兼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
咸淳六年（1270）正月，宋朝将李庭芝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要他督师救援襄阳、樊城。在前线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多次被蒙古（元）军打败，他不听李庭芝的督促，不出兵救援，以致守卫了三年的襄阳，在咸淳九年（1273）三月被元军占领。随后李庭芝被罢官，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咸淳九年十月，李庭芝又被起用为两淮安抚制置使，南宋应李庭芝的请求，改任他为淮东安抚制置使、淮西策应使兼扬州知州。十年八月，李庭芝在淮河南岸的清河口（今江苏淮阴东）要隘建城，升为清河军，以加强淮东的防御。十二月，元军攻占鄂州（今湖北武汉）以后，南宋号召天下勤王，李庭芝首先响应。
德祐元年（1275），元军围攻扬州，李庭芝带领将士坚决抵抗，元军又多次派人进入扬州城内劝降，李庭芝每次都将元劝降使杀死，烧毁招降榜文，鼓励将士奋勇杀敌。这时，南宋又升李庭芝为参知政事（副相）仍兼任原职，并以金帛慰劳坚守扬州的将士。六月，李庭芝又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要他到临安参与主持全国的抗元战争，但是因为局势已很危急，前往临安的道路已很难通行，因而没能回朝。元军多次猛攻扬州，仍没有能攻下。由于元军主力南下进攻临安，进攻扬州的元军就改用长期围困的战略。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南宋朝廷降元。但李庭芝、姜才等人仍然死守扬州等地，成为元军的心腹大患。元军就命令已经投降的南宋谢太皇太后和皇帝（恭帝），仍然以颁降诏书的方式，要李庭芝投降，但是，李庭芝拒不奉诏，还登上城墙对招降使者说：“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①不久，元军押送南宋全太后、恭帝等北上，途经瓜洲（今江苏扬州南），元军又命全太后、恭帝再颁诏劝降，李庭芝不予理会，而以弩箭射退持诏招降的使者。部将姜才出兵救驾，然而没有成功。
在福州（今属福建）即位的宋端宗，七月“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②。李庭芝就将扬州的防守任务移交给淮东制置副使朱焕，自己与部将姜才率兵前往，7000人出城向东，准备从海上前去福州。他们刚离扬州，守将朱焕就开城门向元军投降，使苦守几年的扬州失陷。李庭芝等刚到泰州就被追赶的元军包围，泰州守将孙贵、胡惟孝又开城门降元，并将李庭芝、姜才献给元军。两人被押到扬州后，仍然誓死不降，最后以身殉国。
张珏张珏（？—1280），字君玉，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人。18岁到合州（今重庆合川）新驻地钓鱼城（今合川城东北）参军，因多次建立战功，升为中军都统制，被人称为“四川枭将”。在开庆元年（1259）保卫合州的战役中，张珏作为副将与主将王坚协守钓鱼城前后有九个月，多次打败蒙古军的进攻，蒙古大汗蒙哥受伤死在钓鱼山下后退兵。景定四年（1263）十月，张珏升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因为兴元府已被蒙古军攻占，都统制司和安抚使司也都移到合州。张珏上任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1266）十一月，张珏派部将收复渠州（今四川渠县）州治所在的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张珏在款龙溪将船碇泊在江中，截断江面建成水城，进行抵抗，再次挫败了蒙古军的攻势。咸淳八年（1272）四月，张珏又在与钓鱼城隔江的宜胜山（今合川北）筑城，用来加强钓鱼城的防守能力。次年正月，元军又进逼钓鱼城，张珏得到消息后，“乃张疑兵嘉渠口”，又“潜师渡平阳滩”，不仅击败了元军的进攻，又打破了元军想在马騣山、虎顶山建城的计划。
德祐元年（1275）二月，张珏升为宁远军节度使。五月，南宋又任命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又命他带兵来京保卫京城，但是入川道路已被阻断，诏令没有能送到。元军自秋至冬围攻重庆，重庆援绝粮尽。张珏虽仍在守卫合州，但“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①。次年，张珏为了解救重庆被长期围攻的状况，派部将赵安袭击元军的征南都元帅府所在地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二月，又派张万以船舰载精兵从水路冲入重庆，以增援重庆守军。而此时，以恭帝与谢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朝廷，已向元军投降。五月，宋端宗在福州（今属福建）重建南宋政权，改当年为景炎元年（1276）。六月，张珏又派部将赵安、王世昌等收复泸州（今属四川），元军被迫逐渐从重庆撤退，转而围攻泸州。同年十二月，张珏进入重庆后，派部将张万、程聪领兵收复涪州（今重庆涪陵），又派张万到夔州（今奉节），①《宋史》卷421《李庭芝传》。
②《宋史》卷421《李庭芝传》。
①《宋史》卷451《张珏传》。
控入川的门户，川东形势一度好转。
景炎元年（1276）年底，元军再次进攻四川，至景炎二年年底，先后攻占涪、万（今重庆万县）、泸等州，集中兵力进攻重庆，并致书劝降，张珏不予理睬，闭城坚守。景炎三年正月，元军加紧围攻重庆，张珏率兵出城迎战，遭到元军前后夹攻，宋军大败，退回城中。当晚，张珏部将赵安、韩忠显等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张珏率余部进行巷战，再次战败，回家想自杀，未成。于是，用小船载家眷从水路向东逃走，途中张珏又要投水自尽，被家人拦阻。元军追到涪州，张珏被俘。在押往元大都（今北京）途中，张珏于安西（今陕西西安城东北）的赵老庵中自尽殉国。
第六十六章文天祥张世杰第一节文天祥身世与文章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人。20岁，举进士。理宗宝祐四年（1256），对策集英殿，擢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开庆初年（1259），元兵犯宋。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时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乃自免归。后迁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等职。因忤贾似道，致仕。时年仅37岁。
咸淳十年（1274），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明年，出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派赴元军议和。被拘。夜亡走入真州。
文天祥此时曾欲请两淮之兵合纵抗战，但不为所用，且被猜疑。于是辗转逃避，泛海至温州，复收兵转战。终因力寡势孤，屡战屡败。景炎三年被俘，遣送至燕。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不屈而死。著作有《文山先生文集》。
《宋史》卷418本传称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
而当国家危亡之际，乃“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一似文天祥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民族英雄者。但从文天祥的遗文看来，颇似儒学教养极深的学者，不似性本豪华的文人。
文天祥早年的文章，存有《御试对策》一道。滔滔万言，其中有云：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此文用语，几乎都是理学家言。大概到了南宋末叶，程朱之学已经深入士子之心。虽然有过伪学之禁，但解禁之后，其学反而更加流行。文天祥此策的基本思想就是深受理学影响的。
宋元之际的儒学人物，为人处世，蹊径不同。有人只讲儒学的传宗接代，并不固执臣节；有人则固守臣节，不事二君。文天祥虽非程朱嫡传，其固守臣节，似与后者相近。
文天祥这篇文章还有一段值得注意。例如：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这段文字与前段不同，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
文天祥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已经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已经如此愤慨，于是，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也就写得更加悲歌慷慨、真切动人。
《后序》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这篇《后序》写于景炎元年（1267），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
与此文同工者，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也是前此少有的文章。其言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这样的笔墨，也可以说是纪实之文。南宋建炎以来，在兵荒马乱之中，纪实之文产生了不少，多存于野史杂著。但文天祥此文，不同于野史杂著，身为囚徒，自述遭遇，所记诸般，更富实感。
《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
文天祥还有一些书启记叙题跋文字值得称道，而历来称道者少。其中有的文章是很出色的。例如《衡州上元记》有这样的记述：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适忝陈臬事。常平以王事请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及献酬，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复次序。妇女有老而秃者，有羸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髽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有携儿者，有负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苏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为儿弁髦者，有为总角者。有解后叙契阔者，有自相笑语者，有甲笑乙者，有倾堂笑者，有无所睹随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趋者，相牵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触者。有醉者，有倦者，咳者，唾者，嚏者，欠申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结袜者。有履阈者，有倚屏者，有攀槛者，有执烛跂惟恐堕者。有酒半去者，有方来者，有至席彻者。儿童有各随其亲且长者，有无所随而自至者。立者，半坐于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环客主者，有坐复立者，有立复坐者。视妇女之数，多寡相当。盖自数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
从这样的文章看，文天祥的文笔是颇擅于描绘刻画的。这里对于州民老幼男女的描述，可谓穷形尽态。文章写于咸淳十年，南宋统辖的地区已甚狭小，而衡州一隅之地尚有如此承平景象，是很难得的。在文天祥看来，这乃是“国家忠厚积累，于民力爱养有素”所致。
这样的笔墨和上面所举文天祥诸作的内容显然不同，但从行文的工巧看，也有一致之点。
在记序文字中，文天祥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文天祥之文，并非一般应酬，应酬之中，时抒己见。如《送隆兴邹道士序》有云：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天祥是儒者，赠序给道士，当属应酬之文；但他认为邹乃“高士”，其“求丹”，在于“伐病”；其居心，亦“溥于济人”，这同那种只求自己“飞升”的仙人不同。对于这样的道士，文天祥是赞成的。这样的文章，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在文天祥的题跋文字中，有一篇《跋李景春万言书稿》也是很有特点的文章。其文云：吾乡布衣李君景春，上书于绍兴，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几古者询于ú荛之遗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国人，式克于劝，读君之言，当时州县间可嗟叹者如此。今去之百有余年，孰知又有过于君所观者！识者于此，又重为世道感。
称赞李景春上书之“知无不言”，又称赞宋高宗之“仁厚恻怛”，文天祥为人之忠厚，于此亦可概见。说到最后，指出“去今之百有余年”，“世道”之可“嗟叹”者，又有过于“君（李景春）所观者”。这是文天祥有慨于时事的。但尽管慨乎言之，出语却相当委婉，不为愤激之言。
这样的文章，应是文天祥早期所作。和《指南录序》及《后序》比较，思想是一贯的，但情绪不同。虽有感慨，而不甚激切。
从这样的文字看来，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
《过零丁洋》与《正气歌》文天祥一生业绩不在于诗，但在兵戈战乱之中、拘囚患难之际，苦吟不辍。而且以诗纪事，颇以“诗史”自期，曾说：“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其存于《指南录》之诗记录了他出使蒙元军营、被拘北上、逃难救亡的经历。《指南后录》之诗，记录了他再次被俘以及囚于燕京的历程。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作品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过零丁洋》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有附注云：“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得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这里的张元帅乃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少保乃南宋抗战英雄张士杰。文天祥时为元军俘虏，被逼作招降之书，实为奇耻大辱，故以死抗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志如此，也就无所畏惧。有诗如此，则其人可知。何止“好人好诗”而已。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愿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当时文天祥被囚于燕京土室已历两年之久。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第二节张世杰①提兵抗元，入卫临安张世杰（？—1279），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名将。
张世杰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宋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渐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
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境）
渡江，进围南宋重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战争十分激烈。由于宋将高达率军奋勇抗击，张世杰救援得力，蒙古军久攻未下。此时北方蒙古大汗虚位，忽必烈匆忙北返，遂解鄂州之围，张世杰因功迁转十官。
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接受降蒙宋将刘整“先攻襄阳”建议，命蒙古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阿术亲率蒙古军主力自白河猛攻襄阳，并修筑鹿门、新城等堡，以控制汉水通道。襄阳守将请朝廷派兵增援，时任京湖都统制的张世杰领兵前往，与蒙古军在赤滩浦（今湖北襄樊东南）展开激战，后被蒙古军击败。襄、樊被围五六年，外援断绝，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首先被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
咸淳十年（1274）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20万自襄阳南下，张世杰驻守郢州（今湖北钟祥），由于设防坚固，元军攻城不克，招降未果，于是绕道而走，沿汉水而下，直取鄂州。元军渡江后，鄂州守将向元军投降。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史》卷451《张世杰传》，下引不另作注。
德祐元年（1275），元军大举进犯，沿长江顺流而下，两岸州县守臣、武将大多丧失斗志，不降则逃，使得伯颜所率领的元军犹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临安。这时，临安守卫空虚，辅佐5岁小皇帝赵顯（宋恭帝）执政的太皇太后谢氏急忙下诏，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然而提兵赶来的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和赣州知州文天祥两人，朝廷上下感叹不已。
张世杰经江西等地入卫临安，途中收复饶州（今属江西），立下战功，不但未得到奖赏，反被朝中执掌政事的宰相陈宜中怀疑，说他有降元嫌疑，于是调换了他原来所统率兵马。张世杰到了临安，受命总都督府各军。
五月，张世杰部下刘师勇收复了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接着，张世杰又调兵遣将，四出进攻被元军占领的浙西诸郡县，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西）、广德（今属安徽）、溧阳（今属江苏）等地，浙右降元的不少地方又反正归宋，一时宋军兵势大振。
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集结战船万余艘，驻扎在焦山（今镇江），与元军对阵。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以示必死决心。元将阿术、张弘范以大船发动火攻，宋军猝不及防，船不能前后移动，士兵与元军展开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许多士兵溺水而死。张世杰失利，引兵暂退耑山，刘师勇退回常州。张世杰要求增兵，南宋朝廷未予理睬。
十月，元军进迫临安，此时，张世杰为检校少保。他与文天祥商议，各路“勤王军”此时已有三四万人，不如与元军决一死战，万一取胜，就命令尚在淮东抗元的宋军切断元军后路，国事尚有可为。但是，宰相陈宜中正向元军投降求和，对此建议无动于衷。十一月底，元军攻破独松关后，左丞相留梦炎弃官逃跑，陈宜中得到谢后允准，派人到元军求降，但遭到元宰相伯颜断然拒绝。
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谢后多次派人与元朝议降仍遭拒绝，南宋形势更加危急。张世杰、文天祥请求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少帝）转移海上避难，由他领兵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所反对。不久，陈宜中暗中做了手脚，向元军送去宋朝的传国玉玺和以皇帝赵顯名义写的降表。伯颜看了降表，要陈宜中亲自到元军商议投降事宜，并且捎信说：非宰相不能讲和。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到温州。张世杰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在南方扩大力量，继续抗元。
德祐二年（1276）三月，伯颜入临安，全太后和小皇帝赵顯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缓启程，以后也被解往大都，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至此宣告灭亡。
志存社稷，力挽残局临安陷落前，益王赵昰（8岁）、广王赵昺（5岁），由秀王赵与择等人护送，从临安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当时南宋一些不甘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去投奔。陆秀夫就在这时辗转来到温州。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由定海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又聚在二王的麾下。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大臣立时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宋朝。随后元帅府迁往福州。小皇帝赵顯被掳北上后，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人就在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元景炎，册立杨淑妃为杨太妃，与赵昰一起听政。张、陈、陆三人各委以重职，组成行朝的权力中枢，企图重整旗鼓，继续抗元，中兴朝政。
十一月，元军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张世杰护卫着端宗登舟入海，此后南宋小朝廷一直设在船上，成为海上流亡政权。不久，端宗的船队逃至泉州。泉州招抚使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他看到宋朝复国无望，心怀异志，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计，没有同意。之后，宋军海船不足，张世杰征用了他的大批海船，蒲寿庚大怒，投降元朝。端宗在泉州立不住脚，转移到潮州。不久，又转移到惠州，继续在海上流亡。
景炎二年（1277），张世杰、文天祥在江西、广东等地连续反攻，各地宋朝故将或义兵纷纷响应，收复不少失地。特别是福建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畲各族人民投入了反元斗争，抗元形势似乎出现了转机。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十月，元将唆都增援泉州，正在攻打蒲寿庚的张世杰被迫还师浅湾，元将刘深尾随而来，张世杰迎战失利，护卫端宗逃亡秀山，又转往珠江口外的井澳。在井澳，海上刮起飓风，端宗受惊吓落病。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病死在广州碙州。
四月，张世杰、陆秀夫等又拥立8岁的广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张世杰派兵进攻雷州失利后，觉得碙州不够安全，便把行朝转移到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中的厓山。张世杰在岛上修建行宫、军营，储备粮食，制造舟楫，准备继续抵抗。
元世祖忽必烈派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进，大举进攻福建、广东，企图最后一举消灭宋军。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兵追至厓山，张世杰决意和元军决一死战。
厓山决战，覆舟殉难决战之前，张弘范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严词拒绝：“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文天祥被俘后，张弘范又请他写信劝降，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写出他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劝降毫无希望，决战已成不可避免。此时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是张世杰担心，如果大军调动，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便慷慨地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二月初六日，元军发起猛攻，宋元两军进行最后决战。张世杰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将千余大船，结成一字长阵，以大绳串联，联舟为垒，停泊于海中，四周修起楼棚，像陆地上的城堡一样，又将行宫焚掉，皇帝赵昺也迁到海上。从早晨一开始，双方就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从晌午到傍晚，海面上怒涛汹涌，炮火轰鸣，虽然宋军顽强抵抗，以死相拼，但终究大势已去，士卒伤亡惨重。张世杰派人去把皇帝接来，纷乱中未能成功。宰相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就背起9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张世杰只好砍断维绳，指挥战船趁着朦胧夜色，保护着杨后突围，撤退到海陵山。张世杰还想奉杨太后求立赵氏之后，但杨太后听说帝昺遇难，也恸哭赴海死。张世杰收太后尸，葬于海滨。四天后，海上刮起飓风，将士劝他登岸避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便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①风浪越来越大，大船倾覆，张世杰这位抗元名将，最终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于平章山下大海之中。
①《续资治通鉴》卷184，至元十六年。
第六十七章李继迁张浦第一节李继迁倚辽抗宋夏太祖（963—1004），即李继迁，党项人。唐朝时宥州刺史拓跋思忠后裔，唐赐李姓。祖父李彝景嗣于后晋，父亲李光■嗣于后周，曾为银州防御使。母罔氏，宋乾德元年（963）二月，李继迁生于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无定河侧的山寨中（今名李继迁寨）。自幼喜习武，善骑射，机敏过人。十余岁时，他带领十余骑随从出猎，突然一只猛虎从山坡扑下，李继迁急令从骑躲入柏树林中，自跃起攀上树巅，引弓向猛虎发射，一箭射中虎眼，虎痛楚宛转倒地而死，自是其名部落皆知。叔父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爱其骁勇，宋开宝七年（974）授以管内都知蕃落使之职。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十月，李光睿之子定难军留后李继筠死，子年幼不得嗣，由季弟时任衙内都指挥的李继捧嗣位，从而引起党项拓跋氏宗族的内讧。宋朝企图藉此机会令李继捧携家属入朝，向宋朝献出党项李氏世居的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并迫令李继捧留居京师。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继迁其时居住在银州，又接到宋朝诏书，令其“护送李氏缌麻以上亲赴阙”①，始知祖居五州之地已尽归宋朝。继迁不愿从命，当即召集弟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量对策。继迁向众人道：“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继冲主张乘夏州无备，杀诏使，占据绥、银二州，对抗宋朝。张浦在分析自己与宋朝实力对比后说：“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②继迁接受了张浦的建议，诈称其乳母亡故，将殡葬于银州郊外。是时继迁在灵柩中暗藏兵器，以家属亲信等数十人扮作送殡之人，出银州后，直奔一个叫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的地方，此地距夏州有300里。继迁在这里向众人出示其祖先拓跋思忠像，用以号召部族。一时部族纷纷来此拜谒，从者日众。同年十二月，继迁第一次率部众进攻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当听到宋朝派兵援助银、夏诸州的消息，随即退走。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李继迁遣人到宋朝的麟州（今神木北）进贡马匹、骆驼等物，意在麻痹宋朝。宋太宗即派遣内侍秦翰赍敕书招抚继迁，继迁留秦翰宿于营帐中，任其出入无疑。秦翰见继迁无意归宋，欲刺杀继迁又未得机会，乃还宋。这一年的五月至九月，继迁率部犯宋葭芦川（今佳县西北）、三岔口（内蒙古乌审旗西南），都被击败。十二月，又约请西戎部族合兵2万众进攻宥州，也被宋军击败，仍退驻地斤泽，积蓄力量，谋再出击。太平兴国九年（984）七月，又率部袭击夏州西北之王庭镇（今乌审旗南），俘获甚众。自此以后，继迁以地斤泽为根据地，聚集部族兵已逾万，不时令张浦、李大信四出侵扰掳掠，使宋军难以捉摸，不敢轻易深入。九月，宋朝知夏州尹宪、都巡检使曹光实，暗中使人侦知继迁的营地，以精骑数千，前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②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后两次于夜间偷袭继迁大营，焚烧族帐，掳掠牛羊财物而去。继迁与弟继冲弃众逃走，继迁妻与母罔氏被掳。继迁经此惨败，又惧怕宋军追赶，整日东躲西藏，几无安身之地。后来还是依靠部族的周济，部民以“李氏素著恩德，悯其穷蹙，稍稍赈给之”①。继迁对周济他的部族豪右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先泽，能从我兴复乎？”②众豪右纷纷响应，并相约各率部民聚集于夏州北部的黄羊平，继续招纳蕃部。当时野利部的首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继迁。自此继迁的势力复又壮大。雍熙二年（985）二月，继迁用计以美言诱骗居住在银州的宋都巡检曹光实，到葭芦川接受他们纳节归顺。继迁预先于其地设伏待之。曹光实擅功心切，于所定之日，中继迁伏兵，曹光实及其从骑被袭杀。继迁遂入据银州，仍以都知蕃落使称，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并“预署”州官：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乜为丰州刺史。李继迁自得银州之后，虽设官授职，急欲重振旗鼓，但在进攻宋朝时多失利，或遭惨败。雍熙二年（985）三月，继迁以银州之胜，乘胜攻陷宋会州（今陕西靖边东北），纵火焚城。又进攻河西三族砦，寨将折遇乜败降，遂进围抚宁砦。四月，与宋军战于浊轮川，大败，丧失五千余众，部下没邵浪、悉讹与部族皆败，继迁领残部弃银州逃走。其后继迁将折罗遇、埋乞、埋乜也战死或被擒杀，宋降将折遇乜被俘。其时虽有夏州岌伽罗腻等族归附继迁，给予应援，不久又被宋将郭守文击败或降宋。继迁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但是李继迁并未被困难所折服，他收集余部，与部下亲信共谋对策。为摆脱孤立无援处境，图谋寻找强大的支持者。他对众人说：“吾不能克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雍熙三年（986）二月，继迁派遣张浦携带重金到辽，请求附辽称臣。四月，辽主耶律隆绪接受请求，遣使持诏授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职，“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授继冲为副使。十二月，继迁又亲率五百骑至辽边境，向辽主求婚。耶律隆绪欲借继迁牵制宋朝，许以公主嫁继迁。继迁附辽后，即于雍熙四年二月，出兵进攻宋夏州，于王庭镇败宋知州安守忠，进围夏州城，长达两月之久。八月，继迁屯兵黑水河，据险自固。因渡河欲攻宋罨子寨，被都巡检使石保兴击败。十一月，继迁又准备进攻银州，当党项诸部会兵于无定河侧之时，继迁被宥州党项咩兀族首领都指挥遇乜布用暗箭射伤，因而未能如期攻银州。
志取夏州宋端拱元年（988）五月，已归附宋朝的继迁族弟李继捧，谋招继迁归宋。宋太宗复授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职，赐国姓赵，改名保忠，又赐以金银财物。至十二月，继捧上书谎称继迁已“悔过归诚”，请赐官职。宋太宗即授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继迁却拒绝接受宋朝官职。雍熙二年正月，继迁也遣使向辽朝上表，表示要与继捧和好，辽主知非其本意，恐有异图，未允其①《西夏书事》卷4。
②《西夏书事》卷4。
①《西夏书事》卷4。
请。在此后的数年中，继迁、继捧兄弟，在宋辽双方对立的漩涡中，明争暗斗，或好或恶。淳化元年（990）四月，继迁驻兵安庆泽，因扰宋朝沿边熟户，继捧领兵讨击，继迁中箭逃走。到十月间，继迁谋取夏州，先遣破丑重遇贵等到夏州，对继捧说：继迁因箭伤不起，请降。继捧信以为真，遂不设备。继迁暗中集合诸族酋领，突攻州城。继捧逃回城中，被困月余。至次年初，宋将商州团练使翟守素领兵来救援，恐兵力不敌，乃于七月，假冒继捧的名义，代奉表向宋朝谢罪，表示悔过。宋太宗信之不疑，再次授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赵，改名保吉。又授其弟继冲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保宁。继迁母罔氏封西河郡太夫人。
但是，李继迁仍不改变取得夏州的初衷。淳化二年（991）九月，继迁仍据夏州外卫王庭镇，谋攻夏州。被继捧领兵乘夜间偷袭邀截，继迁复弃银州，逃入地斤泽。十一月，继迁遣人以辽主之命许继捧“重复王爵，永镇夏州”，诱其弃宋附辽。辽封继捧为西平王，复姓名李继捧。淳化三年正月，继迁领兵复据银州，并与继捧向宋朝提出请求恢复“五州故地”，宋朝不许。淳化四年（993）四月至十月，继迁遣蕃部指挥使李大信等相继进攻宋朝庆州、原州、环州等地。淳化五年正月，继迁领兵至绥州，胁迫绥州居民迁居平夏，牙将高文岯等世居绥州，不愿徙居，乃归宋。继迁逃离绥州，又到处攻掠堡寨，宋灵州、清远军受其威胁。宋太宗派马军都指挥李继隆等进讨。这时继捧得到消息，遣牙将李光祚通知继迁。继迁却缚李光祚于帐中，以轻骑乘夜袭击继捧营帐，继捧单骑逃回夏州，被州将赵光嗣囚禁，后押送汴京。继迁知继捧被执，又弃银州逃入沙漠。此后宋太宗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令隳毁夏州城，迁民于绥、宥等州。继迁母罔氏被羁押于延州，并善待之，以招抚继迁，后病死在延州。
自宋雍熙三年（986）正月继迁附辽，到端拱二年（989）三月，辽主封王子帐节度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继给继迁，结为姻亲。此后终继迁之世，事辽甚谨，岁时进奉及贺正、生辰使不绝于道。继迁事辽是为对抗宋朝，辽主也以继迁对宋的态度为转移，给予封赏抚谕或武力威胁。如淳化元年（990）十一月，继迁进攻夏州，大败继捧，遣使向辽朝“献捷”之时。正是宋军大败辽军于徐河，辽将耶律休哥负伤的危急时刻，为促使继迁进兵牵制宋军，辽主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淳化三年正月，辽朝听到继迁归宋授以银州观察使后，即遣西南招讨使韩德威领兵持诏至银州责问，继迁托故不出见，韩德威怒，纵兵大掠银州而还。继迁诉于辽主，辽主“赐诏拊谕之”。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派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宋扣留。三月，继迁遣使赴辽献马，以取得辽朝过问。自此以后，继迁凡对宋朝作战得胜后都向辽“献捷”。至道三年（997）四月，继迁以大败宋军告辽，辽主复封继迁为西平王。此后继迁加紧对宋朝的进攻，把主攻目标集中于灵州。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辽主授继迁子德明为朔方节度使，意在促使继迁攻取灵州。当咸平五年三月继迁攻克灵州后，立刻遣使赴辽告捷。
西平建都这时期李继迁与宋朝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当继捧被宋朝囚禁后，继迁仍一心想尽快从宋朝手中收回夏州，采取了武装进攻和表请索还的两手，但都无效。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的亲信大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羁留于宋。宋太宗授继迁为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受，却连攻宋乌白池、清远军、府州等地。宋朝再次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从至道二年（996）起，继迁谋西向河西走廊发展，对灵州开始作试探性的进攻。三月，继迁以兵三千于浦洛河，邀夺宋朝运送到灵州的粮草。五月，聚集党项部族兵数万，围攻灵武，声言索取张浦。宋太宗派出五路兵马进援灵武，继迁恐平夏有失，才解围而去。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真宗即位。十二月即遣使持诏安抚继迁。继迁在进攻灵州未果，以后同宋军作战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也接受了宋朝的安抚。并借宋朝国丧，一面素服致哀，一面遣牙校李光祚赴宋修贡，仍不忘“表求藩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①。宋真宗姑从所请，遣使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绥、银、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职，复赐姓名。并遣还张浦，授为郑州防御使。继迁此时如愿以偿，他即于次年，即咸平元年（998）正月，派遣押牙刘仁谦到宋朝代他“表让恩命”，客气一番。真宗赐仁谦锦袍、银带。宋朝还封继迁母卫慕氏为卫国太夫人，子德明为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
继迁接受宋朝“节钺”，复赐姓名，已深知宋朝的软弱无能，气焰更加嚣张，此后多年间四出攻伐劫掠，但把主攻方向指向灵州，以图在此立足，作更大的进取。咸平二年（999）底，继迁在对宋作战的间隙回到夏州时，制造有陨石落帐前，上书“天戒尔勿为中国患”的谶语，为进一步犯宋制造舆论。咸平三年（1000）九月，继迁再次邀劫灵州粮运后，屯兵积石河，确定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方针①。咸平四年（1001）八月，继迁集兵5万进攻灵州，灵州坚守不下。即遣牙将赵光允向宋朝贡马，暗中却遣兵袭破定州，围怀远镇，乘胜连破保静、永州及清远军。十二月，继迁再次进兵灵州，攻河外寨，招抚寨主李琼。又招诱当地党项熟户归附。咸平五年三月，继迁在围困灵州两个月之后，终于攻下灵州，杀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
继迁既得灵州，喜爱这里的山川形胜，遂谋从夏州迁都于此。其弟继瑗对迁都有异议，继迁对部下阐述迁都灵州的道理，他说：“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②继迁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工立宗庙，建官衙，筹备建都事宜。宋朝见继迁建都西平，兵力日盛，遣使将尚属宋朝管辖的绥、宥二州地归还继迁，以全党项李氏世辖的定难军五州之地。
西平建都城之后，继迁于咸平六年（1003）二月，自西平出驻鏊子山。
遣人以铁箭为凭给吐蕃首领潘罗支，言称向宋朝“纳款”讲和，今愿与潘罗支结好。潘罗支置之不理，反探知西平无备，遣人约会宋朝共图收复灵州。宋朝加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以鼓励其与继迁为敌。其时，继迁因银、夏、宥等州发生饥荒，灵州又面临战事，遂与子德明集兵屯浦洛河，以稳定部族人心。六月，继迁遣兵到河东边境掳掠，八月，又攻麟州，都遭到失败。十月间，暗中遣兵进攻西凉府，城被攻破，执杀知府丁惟清，复称凉州府。十一月，继迁自凉州回到西平，从缴获潘罗支的牌印、官告中得知宋朝授潘罗①《西夏书事》卷6。
①《西夏书事》卷7。
②《西夏书事》卷7。
支为朔方节度使之职，心甚恶之，遂集兵往攻潘罗支。潘罗支见继迁势盛，假意遣使请降，继迁深信不疑，即领兵退回西平。于是潘罗支速集六谷部诸族兵数万，在西平附近三十九井地方合击继迁军，继迁中箭败逃西平。继迁箭创发作，日甚一日，自度不久于世，召子德明嘱咐说：“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①又托付张浦等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延至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初二日继迁死，终年41岁。孙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谥神武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节张浦张浦（？—1014），银州（今陕西米脂）人，夏太祖李继迁亲信谋臣，后辅佐太宗李德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继迁谋背宋自立，乃为之献策出奔地斤泽，建立根据地，以号召党项部族豪右，抵御宋朝。张浦被遣多次领兵进攻宋朝，作战多计谋。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又建议继迁诱合西戎兵攻取宋宥州，以恃横山为界，扼险观变，稳定部族，更图进取。雍熙二年（985）二月，张浦跟随继迁赴银州诱杀宋都巡检使曹光实，占据了银州。继迁部众拥立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以号令党项部族。独张浦不附众议，他说：党项拓跋氏“自夏州入觐，无复尺疆，今甫得一州，遽尔自尊，恐乖众志。宜先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使人自为战。则中国疲于备御，我得尽力于西土矣”①。继迁认为说得有理，说此“是我心也”。遂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授张浦为左都押牙，以下分别授予官职。雍熙三年二月，继迁为抗宋谋倚辽主为援，遣张浦带了重金赴辽归附。端拱元年（988）五月，宋朝欲招抚继迁，继迁派张浦到宋环州知州程德元的居地，表示愿归顺之意，但一直未见行动。淳化五年（994）七月，继迁久攻夏州不下，又遣张浦同指挥使李光祚到宋朝绥州，假意向宋大臣内殿右班张崇贵“纳款”，受到张崇贵的犒赏馈赠。继迁为此也遣牙校向宋朝进贡物，表示感谢，并愿缓和同宋朝的紧张关系。至道元年（995）正月，当继迁再一次遣张浦、李光祚到宋朝进贡时，宋太宗令武士于后园中演武，请张浦等人观看，张浦见宋朝武士皆力可挽射两石弓而有余，十分惊骇。太宗即对张浦问道：“羌人敢敌否？”张浦回答说：“羌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已遁矣，况敢敌乎？”②太宗乘机说服张浦劝继迁归附宋朝，并进封张浦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被羁留在宋京居住。继迁听说宋朝扣留了张浦，遂于三月，遣使向辽朝献马，以求取得辽主的过问和干预。同时仍不断向宋朝发动扰边。直到至道三年（997）十二月，宋太宗死，真宗继位，继迁附宋，复授定难军节度使，才允许张浦回去，还加封他为郑州防御史。
宋咸平五年（1002）三月，继迁攻占宋朝灵州。次年正月，改灵州称西平府建都。此后与吐蕃六谷都大首领、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多次作战。十一月，继迁与潘罗支战，潘罗支伪降，继迁深信不疑。张浦疑有诈，对继迁说：“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①《西夏书事》卷8。
①《西夏书事》卷4。
②《西夏书事》卷5。
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若悬军孤立，主客势殊，未见其可。”①继迁不听张浦的劝告，张浦怏怏告退。不久潘罗支果然暗中调集六谷诸部兵数万，袭击继迁。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临终前，把儿子德明托付给张浦等，请他们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坚守江山。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德明继位，称定难军留后，授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大司马。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德明向河西走廊拓地，遣张浦率数千骑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出兵拒战，张浦不胜而还。次年四月，张浦再次被遣领精骑2万进攻甘州，围城十数日，可汗夜落纥乘夜间出兵偷袭张浦大营，张浦败还。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七月，张浦死，德明亲临其丧，悲声大哭。赠封银州观察使。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封银州伯。
①《西夏书事》卷7。
第六十八章李德明第一节嗣位西平王夏太宗（982—1032），即李德明。小字阿移。李继迁长子，母野利氏。
少年时“深沉有器度，多权谋”，又“精天文，通兵法”①。年方十七，即担任定难军节度使行军司马之职。宋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以继迁附辽抗宋，被辽授为朔方节度使。咸平四年九月，随继迁进攻宋朝清远军，受命领一支精骑抢攻北门，“堙壕断桥”以战。围城七昼夜，迫使宋将兵马都监段义开城投降。清远一战为夺取灵州扫清道路。咸平六年（1003）继迁建都灵州，改称西平府。十一月，继迁同吐蕃六谷都首领潘罗支作战中中箭受伤，生命垂危之时，召来德明和部下安排后事，一改反宋常态，嘱咐德明要“倾心内属”于宋朝。又托付近臣张浦等，共同辅佐，为祖先争光。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德明在继迁的灵柩前嗣位，称定难军留后。并对继迁旧臣亲信分别授以行军左、右司马，左、右都押牙，都知蕃落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及防御使等职。
德明初立，于当年六月便派兵和潘罗支内部的继迁旧部迷般嘱、日逋吉罗丹二族里应外合，攻杀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并一举攻占潘罗支弟厮铎督占据的凉州。其时正当宋辽刚刚订立“澶渊之盟”，宋真宗为改变对党项政权的强硬态度，决定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方针，主动向“国危子弱”的党项西平政权提出媾和。主要条件是宋朝许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给金帛、缗钱、茶等物；开放青盐禁令等五项。对德明则提出归还灵州，止限居平夏及遣子弟赴宋朝宿卫等七条。在七条中，德明对大部分表示同意，惟以遣子弟入质宿卫和归还灵州难以接受，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德明仍坚持取消这两条，宋真宗也以取消开放青盐禁令作为抵偿，至此终于达成了协议。景德三年（1006）九月，德明派遣右都押牙刘仁勖向宋朝进誓表，双方正式签订了和约。十月，宋真宗为嘉奖德明“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爵西平王”。“又赐推忠保顺翊戴亮节功臣号”。又遣使“赐袭衣、锦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①。景德和约，给德明的西平政权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宋朝谈判议和的同时，德明为稳定境内形势，安抚人心，接受行军司马赵保宁“假北朝威令慑之”的建策，遣使到辽朝请求册封。辽圣宗以德明为甥的关系，即遣使“持节封德明西平王，复姓李氏，赐车、旗、衣、币等物”①。并嘱咐德明善事庶母义成公主。
第二节奠定建国基础①《西夏书事》卷8、9。
①《西夏书事》卷8。
①《西夏书事》卷8-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