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的主编是陈得芝同志。得芝同志，1933年出生于福建霞浦县。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并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置》等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三章，第四章（与丁国范同志合写），第五章至第七章；乙编综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的第五节，第十三章；丙编典志的第七章；丁编传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二节，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一、三、四、七节，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第十五章的第一、三节。
1984年4月23日至28日，元史卷编写会议在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由陈得芝、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五位同志组成的编委会。
黄时鉴同志，1935年出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8年至1979年任教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79年迄今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兼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古代中西关系史。他主持编印《元代史料丛刊》，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代表性论著有《考辨》、《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辽与“大食”》和《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传记部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并审定了丙编的稿件。
邱树森同志，1937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5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3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并从事蒙元史研究，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元朝史》（合著）、《妥欢贴睦尔传》、《元朝史话》、《回族文化志》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新编中国通史》、《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史学家辞典》等。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九章，第十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二、三、四节，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二、三节。
丁国范同志，1932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5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元末社会诸矛盾的分析》、《释兀剌赤》、《关于元代的里甲制度》、《镇海族源辨》、《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等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第四章（与陈得芝同志合写）；传记部分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一、三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一节。
姚大力同志，1949年出生于上海。1981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1993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专长蒙元史、中国北方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参加过《元朝史》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代表性论著有《元代科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论元代刑法体系的形成》、《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等多篇论文，有译著三种（合作）。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三章的第五、六节；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二、六节，第二十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的同志还有：刘迎胜同志，1947年出生于河南获嘉县。1981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理事。他曾于1987年至1988年获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199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事研究。曾三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考察。研究领域包括蒙元史、西域史、中亚诸国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主要著作有《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研究》，并曾参加《元朝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项目的编写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四节，第十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至四节；传记部分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一、三节，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十一章第三节。
高荣盛同志，1946年12月出生于江苏金坛市。197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的研究与教学。发表《元代海运刍议》、《郑和航海图三议》、《隋唐时代阴山地区的室韦》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三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志合撰），第五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章第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的第一、二、三节。
叶新民同志，1938年出生于吉林榆树县。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留本校蒙古史研究室（今蒙古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元大都研究》、《简明古代蒙古史》（合著）等书，发表蒙元史论文二十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章。
史卫民同志，1952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4年获中央民族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年11月至1991年12月，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著有《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元代军事史》、《元代社会生活史》、《元上都》（合著）、《元代政治制度史》（合作）等书，并发表有关论文三十余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九章。
桂栖鹏同志，1957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8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副系主任，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专长元史、中国古代文化史。发表有《萨都剌卒年考——兼谈为伪作》、《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关于标点本的一则辑佚》、《元代江南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第一节。
张云同志，1960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198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8年获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任职于中国藏学中心。专长藏族史、西北民族史，发表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第二节。
王颋同志，1952年9月生于上海。1982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9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后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论著有《元代书院考略》、《元湖广行省驿站考》、《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陈氏安南国建置考》、《元史地理志资料探源》、《辽史地理志资料探源》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节（与胡多佳同志合写）、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一节。
胡多佳同志，1950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1985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江苏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发表有《早期蒙宋关系》等学术论文，参与编著《中外社会科技大事纵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五节，第十章第一、二、四节。
尚衍斌同志，1958年出生于山东鄄城县。1982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1987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任新疆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元史。著有《古代西域服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发表《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高昌偰氏与中朝交往》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序说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三节。
沈仁国同志，1963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198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江苏教育学院讲师，主要论著有《元代的俸禄制度》、《中国古代史简编》（合著）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三、四节。
郑忠同志，1968年出生河北唐山。1990年毕业于徐州师院历史系，1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七章第六节（与姚大力同志合撰），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五节（与王颋同志合作）。
郭英德同志，1954年生于福建晋江。198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教授，著有《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明清传奇综录》等著作。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九章。
蒙元时期科学技术继续发展。本书科技小组撰写的稿件，仍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何绍庚同志总其成。他并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制盐业、印刷业、造船与航海等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节；传记部分第十七章第一节。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同所助理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纺织业（与高荣盛同志合撰）、矿冶业、机械、建筑、兵器等部分。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陶瓷业部分。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三节中的水利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石油天然气部分。
薄树人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第一、二节。
赵翰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
廖果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三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七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
本卷书成后，尚有目录编制、章节调整等方面需要加工，刘雪英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本卷的特点是：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序说编对各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概况，叙述甚为详审。民族史是本书计划中的重点。
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应如何安排，是一个大问题。在本书各卷中已按照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处理。本卷民族章是按照第四卷的办法处理的。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蒙元时期很重要的人物，按照本书通例，应分别为之立传。但本卷并未这样做，而是把比较重要的材料集中于综述中，这既可加强综述的纲领性地位，又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活动提供时代的背景，以重现历史人物的面貌。为避免重复，此二人不另立专传。
如果说本卷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是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鸿庵同志创建的。鸿庵去世后，陈得芝同志继续负责，一直贯彻朴实治学的学风，在国内外学人中享有盛誉。我与鸿庵同志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本书倡议时，鸿庵曾参与筹划。今天，元史卷的完成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遗愿。最后，感谢蔡美彪同志、刘乃和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白寿彝于北京1995年7月24日中国通史第八卷甲编序说第一章汉文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元史》《元史》210卷，明宋濂等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乙亥（初四日），夺取元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军占领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为把自己取得政权的经过说成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①，并为了总结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作为本朝统治的鉴戒②，乃决意仿唐朝以来新建王朝必组织一定人力，设局纂修前朝历史的做法，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僖等人，仅用了1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人继续纂修，经过1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成21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天。
《元史》正文由《本纪》、《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原金朝状元王鹗就奏请纂修成吉思汗的实录了①。此后，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实录，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据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幸赖《元史》本纪，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58卷志和8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所修的《皇朝经世①见李善长《进表》。
②《宋濂目录后记》云：“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为证。
①《元史》卷一六○《王鹗传》。
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编写而成；部分列传的史料来源则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在总体上不及本纪、志和表。
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①。钱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②。
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06），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道光四年（1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①《日知录》卷二六《元史》。
②《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元典章》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60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190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①。
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126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1门、467目、2391条。
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①，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
《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190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勘正“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①，读①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见台湾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后。①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①两书分别于1931年、1934年由国立北平大学研究所刊行。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时，将两书收入，同时重印。
沈刻本时，当对照利用此书。1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出版，为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1964年和1972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第二册。
《通制条格》本书现存22卷，官修。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13）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②。全书88卷，凡2539条。此书仅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故名《通制条格》，现存的22卷是：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
本书的性质与《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书的汇编，故其史料价值极高，研究元代历史尤其是各种制度时，必须参考此书。惟其通读的难度，也和《元典章》相仿。本书仅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影印本，凡6册。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3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句读，然后译成日文，并详加注释。1986年3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时鉴点校本，用新式标点对全书进行分段点校，为读者通读本书，特别是难度很大的“硬译”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经世大典》本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此书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天历二年（1329）冬，元文宗下令“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命赵世延、虞集等主其事。次年（1330）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成书。全书分10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4篇为“君事”，由蒙古局担任纂修；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6篇为“臣事”，由虞集等编纂。
《经世大典》书成之后，仅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②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现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根据《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书的内容梗概。阅读《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的《经世大典》残文，尚可窥见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驿传》类的“站赤”①，出自《赋典·漕运》类的“海运”②，出自《宪典·仓库》类的“仓库”③。翻检《广仓学窘丛书》所收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6篇，又可知道《经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6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这些原文除《仓库》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此外，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转载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据魏氏在说明中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页”。如今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不存，幸赖《海国图志》得以保存。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其内容大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故其史料价值极高。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台湾苏振申对《经世大典》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著有《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84年5月版。可供参阅。《元朝名臣事略》本书15卷，元苏天爵编。苏天爵本卷另有传。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文类》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厅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纳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书特点。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资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书的更多，例如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采用此书。又此书47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卷都是蒙①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三。
②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
③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
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汉人（其中无南人）；而《元史》列传前32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次也是仿照此书的。
此书元刊本极少见。1962年，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开头有韩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绍了本书作者简况、史料价值和版本状况。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过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为校勘不精，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达千字以上，甚至因《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有缺页，竟把两传并为一传，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译，给研究蒙元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一般读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碍。《历代名臣奏议》本书共350卷，明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永乐间，朱棣命翰林编修黄淮、杨士奇等编辑此书，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集以备观览。永乐十四年（14）十二月书成进览，命刊印，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门，名目过繁，然搜罗甚富，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
本书搜集元代诸名臣的奏议，对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搜集的元代两种重要的奏议，一是元世祖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镜策》，今虽有元刊本8卷传世，但极罕见，一般读者很难有机会睹其庐山真面目，而本书中已加收录，散见于有关各门；另一种是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见单刻本传世。单就这两种奏议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如投下、驱口、匠户、钞法、盐法、军站、田制等，均有所论述，对了解元代各种制度，有很大的帮助①。本书有明经厂刻本、明崇祯八年张溥删节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前者为最佳。张溥删节本非足本，重要内容如赵天麟所上奏文均遭删削，故此本价值甚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1989年10月影印出版此书的明永乐内府刻本（即经厂本），为学人利用此善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国初群雄事略》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撰。本书共收集元末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计有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有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李思齐、扩①参见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科学》页329，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廓帖木儿、纳哈出、陈友定、何真等人的起兵或割据的史料，广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为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全书“采自诸书，抵牾处不改定，参差处不画一，仍是长编之例，实非刊定之书”①。
从本书作者的生卒年代及书名用“国初”二字，即可知是书编成于明朝。其具体年代一说“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26）前后”②。本书有钞本多种，各种钞本的分卷也不尽相同，有15卷、14卷、不分卷等。近人张钧衡校订是书，定为12卷本，收入《适园丛书》中。198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德信、韩志远点校本（14卷）。是本以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照清钞本和《适园丛书》本加以标点校勘。《出版说明》云：“对书中所引资料，其书尚存者，均取原书校核；所注资料出处不够明确的，予以查补。凡钞本中因讹、舛、衍、脱而有乖文义者，加以改正，并作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书中所引资料原书今已散失者，用有关史料校勘，不动原文，只在校勘记中说明。”因此，中华书局版为是书最好而又易得的版本。
①《国初群雄事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
②1980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说明。
第二节行记《西游录》本书为上、下卷，耶律楚材著。耶律楚材，本卷下册别有传。1218年，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召至蒙古怯绿连河畔的大斡耳朵。次年春，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往返西域凡7年之久。据《西游录·自序》说，他于戊子（1228）驰传到燕京，很多人问他西域的情况，因著此书，以省应对之烦。本书未有“戊子清明日”题记一行，可见书成于1228年。《自序》写于己丑（1229），为书成后翌年刊印时所作。原刊本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表明系家刻自印之本。
全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专记自北京出发以及西域各城的情形；第二部分是专门抨击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著名学者向达在校注本书时，于其未完之作《前言》中说：“记地理和反道教的两部分都很重要。”他又指出，《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二书，“都是十三世纪记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历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书。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关于天山以北以至于葱岭以西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游历其地归而以汉文记载游踪的，绝无其人、其书。《宋史·高昌传》只凭王延德所记，略及北廷，如大食、拂林诸传不过得之传闻而已。到了十三世纪《西游录》、《西游记》二书，始首先对于上述诸地目识亲览所得，著成文字，公诸于世。”他还说：“二书也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以及阿姆河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向达的《前言》系未完之作，故对本书第二部分的价值未及作评价。今就其内容看来，反映当时释、道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斗争之激烈，跃然纸上，也可见当时释门中多方诋毁道家的一斑。《西游录》刊行以后，最早收录它的是元代盛如梓的笔记《庶斋老学丛谈》①，但仅节录其西游地理的一部分凡八百余字。1926年，日人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旧钞本足本，1927年神田据以排印出版，后《六经堪丛书》曾据之重印，是为过去通常使用的足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本，虽注释偶有疏忽之处，但仍不失为目前最佳而又易得的版本。
《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北使记》金乌古孙仲端撰，刘祁记。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金史》卷一二四有其传。
本书记作者出使北朝（蒙古）、西域期间沿途的所见所闻，对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状况等均有记载，可供了解十三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和西域①见《知不足斋丛书》。
情况作参考。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四种曾收有此书，对书中磨里奚等几个部族名作了注解，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此外，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及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祁《归潜志》点校本，亦收有本书。《长春真人西游记》共2卷，为金元之际李志常撰。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常子，又号通玄大师，是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邱处机（1148—1227，号长春子）的弟子，后掌全真道门（1238—1256）。己卯（1219）冬，成吉思汗遣侍臣刘仲禄持诏至莱州（今山东掖县），敦请邱处机赴西域“问道”。次年正月，邱处机率门徒尹志平、李志常等18人启程，在燕京（今北京）、宣德（今河北宣化）等地盘桓多时。辛巳（1221）春二月，离宣德，取道漠北西行，中经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抚州（治今河北张北）、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鱼儿泺（今内蒙古达里诺尔），东北行至斡辰大王帐（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东），转西北行至陆局河（今克鲁伦河）入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处，沿河南岸西行，又经窝里朵（当在杭爱山北麓）、阿不罕山（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之宗海尔罕山）北、金山（今阿尔泰山）、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昌八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阿里马（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东13公里之阿脱诺克）、大石林牙（即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布拉纳古城）等，复经霍阐没辇（今锡尔河）及其以西诸地，于同年11月18日至邪米思干（即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壬午（1222）三月，复经碣石（今撒马尔罕以南之沙里夏勃兹地方），过铁门。渡阿母没辇（今阿姆河）东南行，于同年四月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成吉思汗。五月返回邪米思干。八月，再抵成吉思汗驻地，入帐论道。九月下旬，三抵邪米思干。十月，离此东还。癸未（1223）六月初渡碛。宿渔阳关（当即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之吴公坝），复经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下水（今内蒙古岱海）等地，于同年秋八月回到宣德，并于甲申（1224）回到燕京；丁亥（1227）七月，病逝。
邱处机死后，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以亲随其师西游之经历，记述所经山川道里和沿途所见风俗人情等见闻，并兼及邱处机生平，是研究十三世纪漠北、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此书过去鲜为人知，乾隆年间钱大昕从苏州玄妙观《道藏》中钞出，并为之作跋加以表彰，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人王国维为之作校注，是目前较好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南宋赵珙撰。此书原题“朱孟珙撰”，误，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已辨正。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赵珙奉其上司贾涉之命，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至燕京，见到总领蒙古大军攻金的木华黎国王。他将自己出使期间的见闻著录成书。全书分立国，鞑主始起，国号年号，太子诸王，诸将功臣、任相、军政、马政、粮食、征伐、官制、风俗、军装器械、奉使、祭祀、妇女、燕聚舞乐共17目，为研究当时蒙古国和幽燕一带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是《说郛》本，1926年刊行的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是通行诸本中较佳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黑鞑事略》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大雅字子文，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嘉定七年进士，官朝请郎，出为四川制置副使。史书载其嘉熙四年（1240）使北。淳祐三年（1243）守重庆，蜀地残破，大雅重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根柢，人德之，为立庙。卒谥忠烈。据王国维《黑鞑事略跋》之研究，彭、徐二人分别于壬辰（1232）和乙未至丙申（1235—1236）年间作为南宋使节的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彭大雅是书状官，先将自己的使蒙见闻写成书稿，徐霆随使归宋，亦将其见闻记录编撰成稿。后二人相遇，各出所撰以相互参考，遂以彭著为定本，把徐霆的不同记载作为“疏”写在各有关事项之下，合成本书。书中顶格书写者为彭大雅原书，其低一格者是徐霆之疏。本书内容丰富，从多方面介绍了蒙古国的主要人物、地理气候、游牧围猎、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法和占筮、差发赋税、贸易贩贾、官制和习惯法、军事装备、行军扎营，布阵破敌、作战方法、军马将帅以及所属各投下状况等等。全书共分“其主”、“其子”等48条。所记内容为作者身历其境、耳闻目睹的记录，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1925年为本书作跋，指出“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本书通行诸本中以1925年王国维笺证本为佳，见《王国维遗书》。
《纪行》、《西使记》《纪行》1卷，张德辉撰。张德辉，《元史》卷一六三有传。他是金朝御史台的下级官吏，金亡后，为真定军阀史天泽幕僚，充当经历官。《元朝名臣事略》卷十载其事迹。1247年，忽必烈在漠北潜邸召他北上询问当世事。德辉从中原北上，途经驴驹河（今克鲁沦河）、浑独剌河（今土剌河）、和林城及塌米河等地而达于忽必烈驻地。本书是他记录这次北上的经历及沿途所见所闻，对于当时蒙古族居住的大漠南北风土人情，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地理情况记述颇详，对研究蒙古国时期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原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玉堂嘉话》卷之八，常见的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西使记》1卷，刘郁撰。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西征，征服木剌夷、黑衣大食及西亚大片土地。蒙哥九年（1259）正月，常德（字仁卿）奉命驰驿西觐旭烈兀，他从和林出发，途经昏木辇（今蒙古与新疆交界处布尔根河）、龙骨河（今新疆乌沦古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忽章河（今锡尔河）、撒麻耳干、阿姆河等地，到达旭烈兀驻营地，往返共14个月。归国后口述其经过见闻，由刘郁加以记录而成此书。书后有“中统四年（1263）三月，浑源刘郁记”。
常德的西使比起耶律楚材和邱处机来，要晚四十年左右，在此期间，经过蒙古的几次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中亚的面貌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本书的有关叙述，为人们了解十三世纪中期中亚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书对旭烈兀西征的经过以及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正可补其他汉文史籍之所缺。
本书原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玉堂嘉话》卷之二。后被收入《古今说海》等多种丛书之中。王国维为本书作过校录，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古行记校录》。
《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安南行记》《真腊风土记》1卷，周达观撰。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六月，决定遣使者赴真腊，命周达观从行。次年二月离明州（今宁波），二十日自温州开船，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风不行，于是年秋七月始达；大德元年（1297）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回到四明，往返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该国居住约一年。他返国后，据其亲身见闻写成此书。
真腊即今柬埔寨。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为其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吴哥时代。本书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柬埔寨十三世纪末叶多方面的事物，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麴、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40则。前有总叙。书中城郭等则记载了国都中许多伟大的建筑和雕刻，此外，本书还广泛记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生活状况、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情况，是现存的关于柬埔寨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唯一记载。夏鼐先生在本书《校注者序言》中指出，“连柬埔寨本国的文献中，也没有像这样一部详述他们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书籍，所以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对它极其重视。”元廷元贞遣使真腊一事，《元史》不载，赖此书存其梗概；又《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此书可补其缺。本书对研究十三世纪元廷与真腊的通商等友好关系也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版本甚多，元末所刻陶宗仪《说郛》收有此书，盖为本书最早的刊本。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以影印明刻《古今逸史》本为底本，对勘各本，并采中外各家之长，加抒己见，进行注释，是目前最好而又便于阅读的本子。
《岛夷志略》1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1349）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熟悉东西洋诸地情况的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本书共分100条，除末条“异闻类聚”系抄撮前人旧记而成者外，其余99条皆记作者亲身游览，耳目所亲见之事，每条大抵记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些条还附带提到邻近的若干地方。全书所记涉及的国名和地名达二百二十余个，其中有不少是首次见诸我国著录。本书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此书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下启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其价值更超过了宋明诸作，因作者所记皆为亲历而非凭耳闻，所以，本书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十四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从近人沈曾植开始，为此书作校注、翻释、考释者颇不乏人。此书及《清源续志》的元刻本均佚。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集诸家之说，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并考其未备，为最新研究成果。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安南行记》一作《天南行记》，1卷，徐明善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十一月，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徐明善等为副使，同使安南。本书即记此次出使事。
本书有商务印书馆排印《说郛》本，宛委山堂《说郛》本题作《天南行记》。
《北巡私记》刘佶撰。作者元末供职于朝廷，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并将此事美化为“北巡”，故名其书为《北巡私记》。全书记载自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所记多为元顺帝仓促北逃以及最后死去的经过，其中对逃亡的路线、途中的狼狈情状、统治阶级间的倾轧及腐朽劣迹等，均有生动的记载。关于这段史实，本书是现存的唯一汉文记载，且为作者所亲自经历，故有较珍贵的史料价值。柯劭忞于光绪戊申（1908）得此书时，称之为“希世之秘笈”，“如获海外奇珍，自诧为平生第一幸事”。此言不无道理。本书有《云窗丛刻》本。
第三节其他史料《平宋录》、《庚申外史》《平宋录》1卷，刘敏中撰。刘敏中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诸朝，《元史》有传。平生著述除本书外，尚有《中庵集》25卷，其中11卷是碑铭、墓志、行状，有关元前期的资料十分丰富①。
本书专记元朝征服南宋经过。常见有《守山阁丛书》本。
《庚申外史》权衡编。权衡，字以制，号葛溪，元末明初江西吉安人。
元顺帝至正年间曾隐居于河南漳德府一带28年。不应元聘，著书甚多。本书记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一朝历史，因元顺帝生于庚申年（延祐七年，1320），称庚申帝，故书用此名。本书上起元统元年（1333），下迄至正二十八年（1368），全书用编年体写成。所纪史实，多为《元史》和其他著作所无，叙事生动、具体；由于作者在整个元末农民战争期间都在河南一带，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多耳闻目睹，故本书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以及当时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在地名人名及事件年月上，由于作者根据一时传闻记录，无文书可以检寻，故不免有所抵牾，这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此书《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学津讨原》、《海山仙馆丛书》、《豫章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均曾收入，各本文字互有异同。1991年，中州出版社出版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氏实录》1卷，明杨学可撰。学可名敏，字学可，以字行，人号清风先生，四川新都人。曾拜元儒杜圭为师，博通经史。当其学成之时，适逢元末兵起，乃避居云南昆明，讲论六经。后复归西蜀，其时适当明玉珍强盛之时，明玉珍授他国子助教，他坚辞不受。入明以后，赴京诉老疾，辞归西蜀，继续从事教书工作。明刘惟德为之撰《清风先生传》①。
本书记元末农民起义四川首领明玉珍及其子事迹始末，较之《明太祖实录》中的《明玉珍传》，次序大体相同而内容更详细，就具体史实而论则互有异同，兹举二例：其一，关于明三其人，《明氏实录》称明三原姓万名胜，是明玉珍手下的一名战功卓著的人物，明玉珍称帝后复其姓名为万胜，拜为司马。但《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明玉珍传》及张廷玉《明史·明玉珍传》均将万胜作“明二”。徐松在《明氏实录》校补中已指出后两书的这一错误，①见《北京图书馆馆藏古籍珍本丛刊》。
①见张奉书等：《新都县志》卷十一《艺文》。
并说“明三为是”。其二，关于明玉珍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明氏实录》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亦互有异同，相同的是两书均称明玉珍曾“去释老二教”；不同的是《明氏实录》载明玉珍在去释老二教的同时一并去弥勒堂，而《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则与此截然不同，说他是“去释老而专奉弥勒法”，这一问题既涉及明玉珍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弥勒法的态度，又涉及他与元末南方红巾军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本书确有其重要价值，它既足与正史相互参考，又可订正如《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价值很高的史籍的某些错误。此外，本书的成书年代，很有可能早于明建文时以方孝孺为总裁而编修的最初之《明太祖实录》①。若如此，则本书更值得人们重视。加之作者为四川人，对明玉珍父子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了解较深刻。这些均说明本书的史料价值较高。
本书原无注，清徐松据《明太祖实录》等为之校补，节省了后人翻检之劳，且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收于《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第五集。此外尚有《学海类编》本等。1983年，四川重庆发现明玉珍《玄宫之碑》，为研究明玉珍事迹及整理本书提供了新的资料。
《保越录》、《高丽史》《保越录》1卷，徐勉之撰。本书记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与张士诚两部争夺绍兴事。是年，朱元璋遣胡大海攻绍兴，张士诚将吕珍据守，三月不下，胡大海退去。当时张士诚已降元，本书作者站在元朝的立场，褒张贬朱。但对战争经过，叙述颇详，可补史文之缺。
本书常见有《学海类编》本。
《高丽史》139卷，朝鲜李朝郑麟趾撰。作者奉王命修撰此书，书成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1451）。全书用汉文写成，体例悉仿中国正史。全书计分世家46卷，志39卷，表2卷，传50卷，目录2卷，记载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氏王朝的事迹。高丽王氏王朝起自918年，迄于1392年，大体与我国辽宋金元时期相当。凡32主，其中熙宗至恭愍王凡11主在位期间（1200—1368）约当成吉思汗兴起至元朝灭亡。本书为了解高丽与蒙古、元朝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且对了解元朝的政治、经济、农民战争的活动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有日本明治四十一年缩印三册本。1957年朝鲜平壤影印三册本。
①参见丁国范：《杨学可及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第四节笔记小说《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归潜志》、《山居新语》《齐东野语》20卷，周密撰。作者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弁阳老人等。祖籍济南。其曾祖泌，自济南迁居吴兴，至密四世。其家世代为官，本人在宋宝祐年间任义乌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交游很广，故见闻甚博。是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以中华书局1983年张茂鹏点校本最为方便。
《癸辛杂识》6卷，这是周密寓居癸辛街时所写的另一部笔记。主要记载宋元之际的琐事杂言，这是区别于《齐东野语》的地方。书中所记如“襄阳始末”、“佛莲家资”、“方回”（降元宋臣）等条，史料价值甚高。本书以中华书局1988年1月吴企明点校本最为方便。
《归潜志》14卷，刘祁撰。作者为金末元初人。书名“归潜”，乃作者未仕元时，自署其居。本书一至六卷为金末诸人小传；七至十卷杂记轶事；卷十一记金哀宗亡国始末，保存了大蒙古国窝阔台汗攻灭金朝的宝贵史料。后元修《金史》，多采此书。本书以中华书局1983年崔文印点校本最为方便。此外尚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等。
《山居新语》本书4卷，一作《山居新话》，杨瑀（1285—1361）撰。
作者字元诚，号山居，晚年自号竹西居士。其五世祖自婺迁杭，遂为杭人。文宗天历间至京师，历仕广成局副使、中瑞司典簿。后至元六年（1340）参预逐权臣伯颜之谋，以功超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继升同佥院事。至正十五年（1355）起为宣政院判官，改建德路总管。十七年以浙东宣慰使致仕。二十一年七月卒。杨维桢《东维子文集》有其神道碑。本书是作者致仕退隐杭州时所作，书中有不少关于典章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元末史事颇为有用。常见有《武林往哲遗著》本。
《庶斋老学丛谈》、《静斋至正直记》、《遂昌山樵杂录》、《农田余话》《庶斋老学丛谈》3卷，盛如梓撰。此书辨论经史，亦间及朝野轶事。
盖作者犹及与元初故老游，故所记俱有根据。如刘好礼任吉利吉思、撼合纳、谦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期间，曾亲见北边昼长夜短之现象，即载于此书，常为研究北边历史地理者所引用。本书通常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静斋至正直记》4卷，一称《静斋类稿》，别名《静斋直记》，通称《至正直记》。前人以为此书系元孔齐著。其实本书作者应为元孔克齐①。克齐字肃夫，号行素，一号静斋，孔子55世孙，荐授黄冈书院山长，召为国史编修，元末避兵居鄞之东湖，记其见闻，备得人情物态之详，对了解当时情况颇有参考价值。从所记内容可以得知，是书之成书年代当不会早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书中关于文人逸事的记载，甚为精彩，如《松雪遗事》条即为一例。常见有《粤雅堂丛书》本、1972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清抄本。
《遂昌山樵杂录》郑元佑（1292—1364）撰。作者生于元中叶，上及见宋诸遗老，下及见泰不华、倪瓒（云林）等人。是书记述以宋代轶闻较多，有《学海类编》、《稗海》、《读画斋丛书》本。
《农田余话》2卷，长谷真逸撰。作者本名张翼，一称长谷真逸，吴人①。是书多记作者亲身经历的元末及张士诚割据东南等史事，常为研究元末农民战争的学者所引用。通行有《宝颜堂秘笈》本。
《乐郊私语》、《草木子》、《辍耕录》《乐郊私语》1卷，姚桐寿撰。本书系作者自桐江移居海盐后之作品，书成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所记多平日耳闻目睹之事，全系条文式，各条互不联系。书中对杨完者苗军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及张士诚在嘉兴的活动记载较详，对研究元末江南农民起义有参考价值，其自称以“乐郊”名书之故为“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乐郊也”。通行有《学海类编》本。
《草木子》4卷，叶子奇撰。作者为元末明初文人。其书凡8篇，自天文、地理、物象等皆一一辨析，其记元代故事，亦颇详核。研究元末农民战争者常引此书。通行有中华书局1959年断句本。
《辍耕录》一名《南村辍耕录》，30卷。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明初浙江黄岩人，生卒年月不详①。元末兵起，宗仪避乱松江华亭之泗泾，诸生买地结庐，命其宅曰“南村草堂”，由杜待制为之书额②。遂居以老。晚年闭门著书，作品甚多，世传除本书外，尚有《说郛》100卷，《书史会要》9卷，《四书备遗》2卷等。时人孙作（大雅）《沧螺集》中①丁国范：《三议》，《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①《千顷堂书目》卷十二《小说类》。
①陶宗仪的生卒年月，其友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及《明史·文苑传》等均未述及。1924年，《通报》刊载法人伯希和《说郛考》一文，推测陶氏生年“或在1320年前后”；1938年，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九册刊登渡边幸三《说郛考》一文，主陶氏为元至元元年前后生；1963年6月《大陆杂志》第26卷第11期发表昌彼得《陶宗仪生年考》，考定陶氏生于延祐三年（13）。②见（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四《第宅》。
有其传。
本书是作者避兵松江华亭期间，于耕作之余的随手札记，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抄录整理，分类汇编而成。此书内容庞杂，“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凡**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录之”③。由于作者知识的广博，对元代掌故、典章制度的熟悉，尤其对元末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等状况，更是亲身见闻，再加之本书取材广泛，从而使本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一部享有盛名的笔记。《辍耕录》相当大的一部分条目，系抄自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著作，但这些被抄录的著作有些现已不存，它们的部分内容反而赖本书得以保存。如卷二一“宫阙制度”条，原当出自《经世大典》，但原书今已不存，仅见于此。又如卷一“氏族”等条，对元史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可与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部分相互参考，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还有部分条目，如卷二七《旗联》、《扶箕诗》、卷二八《刑赏失宜》、卷二九《纪隆平》等，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有重要史料价值，一再为学者们所引用。此外，卷二四《黄道婆》等条，为了解元代生产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卷一九《射字法》等条目，则为研究元代松江方言提供了参考资料。总之，《辍耕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辍耕录》有元末刻本及明刻本多种。1959年中华书局据武进陶氏影元刻本为底本，断句重印，读者称便。
③分别参见孙大雅：《南村辍耕录叙》；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
第五节政书《宪台通纪》官修，编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本书系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记载世祖至元五年到顺帝至元二年的御史台建官定制、司属沿革、员额损益及有关诏敕等。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史料之一。原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八中。
《宪台通纪续编》，官修，本书亦为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收编后至元二年到至正十三年的典制掌故等文书。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另一重要史料。原书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九中。
《南台备要》刘孟琛等撰。刘孟琛至正初为南台令史。本书是南御史台的有关典章制度的汇编。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元朝政府策划镇压农民起义的档案资料，原书已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一○至二六一一中。
《秘书监志》11卷，王士点、商企翁编。士点字继志，东平人。至顺元年起历任通事舍人、翰林修撰、秘书监管勾等职。企翁字继伯，济阴人。国子监贡士，至正元年由翰林典籍迁秘书监著作佐郎。两人于至正二年合撰此书。本书记述秘书监及其所属各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吏、工匠的题名、待遇，天文阴阳人员的考试程式等。对编纂《大元一统志》的经过，本书亦有详细记载。此外，书中还登录了北司天台译写域外天文资料的名称。故本书对研究元代科学文化有很高价值，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本书有《广仓学窘丛书》本。1992年6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高荣盛点校本，为本书最新而又方便的本子。
第六节地方志研究元代历史，地方志中的有关史料日益为学者们所重视。这类史料，在元代纂修的方志中固然较多地存在，在明，清两代编纂的方志中，也时有发现；它们的涉及面很广，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物产状况、经济生活、赋役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方组织、阶级斗争、名胜古迹、人物传记、艺文图籍等，无不与之有关。虽然就每一种具体的方志而言，其涉及面不可能如此广泛，它们之间的价值也各有差别，但就总体而言，则确是如此。其中有些史料既不见于明初官修的《元史》，甚至也不见于元人的文集。如果说史学界前辈陈垣先生当年曾主要依据元人文集的有关史料而撰成其名著《元代西域人华化考》，则可以预料在今后的年代里，将有人依据方志中有关元代的史料，写出别开生面的论著。当前的关键是：我国现存方志卷帙浩繁，这一宝库中的有关史料尚有待人们认真去发掘。这里只能将现存的元代方志分别介绍于下。
《大元大一统志》官修。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令“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具体由秘书监负责此项工作。秘书监于至元二十三年试图根据“汉儿田地里”原有的文字图册450册，加上“回回图册”，将其合成“一个图子”。至元二十四年，又得到了湖南秀才虞应龙编成的《统同志》稿本，其数量颇为可观，达两驿船之多，再加上在其他各地采集到的图志，进行综合添改，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完成了此书的大部，“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凡483册，计787卷。但边远地区的有关资料这次并未收齐，因而这些地区的图志也未编出。成宗即位后，遵其祖父忽必烈的遗愿，继续这项编纂工作。在他即位不久，云南、辽阳等边远地区陆续“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陆改不同去处”，乃以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大学士秘书监岳铉主其事，于大德二年（1298）二月编成云南等处图志通计58册。次年，又编成辽阳等处图志并至元《大一统志》全部目录共计8册。大德四、五两年，又对原已编就的787卷《大一统志》进行仔细校勘并添改沿革，在此基础上组织人力抄清。直到大德七年（1303），才最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共600册，1300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书中并有“彩画地理图本”①。
本书的编纂时间前后长达18年之久。本书是一部地方总志，涉及面广，①《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情况，均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一集。《元史·地理志》多取材于此书，《大明一统志》当亦以此为蓝本。
此书所引事迹，如大都寺观之壮丽，古迹之纷繁，多他书所未见。书中延安路狄青、韩琦等人事迹均出《宋史》，但与今本《宋史》多不合，因其所据是元初所修《宋史》，而非现存的元末脱脱所修的《宋史》所致。此书于元至正六年（1346）曾有刻本，今仅存其残本。明万历进士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称“《元一统志》一千卷”，表明此书当时尚散失不多。魏源《海国图志》载：“闻国初昆山徐尚书修一统志时，元一统志尚存，而灾于传是楼之劫。”②本书散失经过，于此可见一斑，金毓黻曾有辑本并加考证，收在《辽海丛书》内。后赵万里又加辑录，分成10卷，名《元一统志》，196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云南志略》、《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大德南海志》《云南志略》1卷，李京撰。京字景山，河间人，大德五年（1301）任乌撒（今云南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宣慰副使，参与了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的活动。作者在其任职期间，“周履云南，悉其见闻，为《志略》四卷”③。原书早佚。陶宗仪《说郛》收有1卷，为“云南总叙”和“诸夷风俗”两部分，并非完本。但就其内容而言，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是元代有关云南民族状况的较为详尽的文献。
本书现存《说郛》本以商务印书馆本较佳，而《说郛》宛委堂本虽亦收有此书，但内容较少。
《至元嘉禾志》32卷，徐硕纂。硕曾任嘉兴路教授。此书修于至元甲申（1284），至戊子岁（1288）刊行。此书记元嘉兴路事。嘉禾为宋秀州（后改嘉兴府）郡名。全书凡43门，序次甚详。“其时江南初入版图，惟沿革、城社、户口、赋税、学校、廨舍、邮置数门稍有增改，其余大率沿宋《志》之旧文耳。”①本书有清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冯福京修，郭荐纂。福京，潼川（今四川三台）人，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判官。荐，乡贡进士，鄞县教谕。书成于大德二年（1298）七月，原本卷首有三图，故名图志，今图缺而志存。全书分为8门：《叙州》、《叙赋》、《叙山》、《叙水》、《叙物产》、《叙官》、《叙人》、《叙祠》。多记当代事，然较简略，对了解当地赋税、学校、寺观及其占地状况等均有史料价值。
②《海国图志》卷二，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
③虞集：《云南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①钱大昕：《跋至元嘉禾志》，《潜研堂文集》卷二九。
此书有《四库全书》本、《宋元四明六志》本。
《大德南海志》陈大震、吕桂孙纂修。书成于大德八年（1304）。原书20卷，已散佚，现残存元大德刻本5卷（卷六至十），其中有关元代广州的赋税、物产以及舶货等记载很有价值，特别是卷七《舶货》后附“诸蕃国”名，是研究当时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本书除上述残存的元大德刻本外，《永乐大典》残卷中亦保存了该志的部分内容，主要见于卷一九○五至一九○七，《广·广州府》门。
《延祐四明志》、《至顺镇江志》、《齐乘》、《至正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20卷，袁桷（1266—1327）等撰。桷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元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自大德初年起，历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国史院编修官，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等职，“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元史》卷一七二有传。书成于延祐七年（1320），分《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等12考，每考各系小序。作者熟悉风土掌故，本书材料较丰富，考证较精审，为当时所推重。
原书20卷，现缺卷九至十一。有《宋元四明六志》本、《四库全书》本。
《至顺镇江志》21卷，俞希鲁纂。希鲁字用中，永嘉平阳（今浙江平阳）人。从其父德邻侨寓镇江。曾官从仕郎，衢州路江山县尹。宋濂为其撰《俞先生墓碑》①。此书前列郡县表、官制表，次分地理、风俗、户口、土产、田土、赋税、山水、神庙、僧寺、道观、学校等27门，研究元史的同行们认为这是元代编得最好的一部方志，对于研究元代地方政府组织、城市经济、赋税制度、宗教活动都很有好处。例如，书中关于也里可温教的记载，就是珍贵的史料。
本书常见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丹徒鲍氏刻本，1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齐乘》6卷，于钦纂。钦字思容，益都人，历官国子助教，兵部侍郎，益都路总管。时人柳贯为之撰《于思容墓志铭》①。此书所叙以益都、般阳（治今山东淄川）、济南三路为主，附述高唐、禹城、聊城、东阿等州县，分为沿革、分野、山川、郡邑等8门。《四库简明目录》称本书：“首尾淹贯，而叙述不冗不漏，在元代地志之中，极为有法。”其实此书着重古今沿革，对当代制度等则甚为简略，为人们提供的史料并不多。
①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①见《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本书有元至正刻本及明刻本，常见的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
《至正四明续志》12卷，王元恭纂。元恭字居敬，号宁轩，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至元六年（1340）任庆元路（治今宁波）总管，续补《延祐四明志》而撰此书。书成于至正二年（1342），内容有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城邑、山川、河渠、土产、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等类，其中关于“市舶物货”的记载，为研究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料。本书有《宋元四明六志》本。
《至正金陵新志》、《昆山郡志》、《无锡县志》、《析津志》《至正金陵新志》15卷，张铉纂。铉字用鼎，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书成于至正四年（1344），分地理图、山川志、官守志、田赋志、兵防志等17门。本书详于历史沿革，其他部分比较简略，但其中关于元代官制、兵制的记载，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有元刻本、元刻明修补本传世。《四库全书》亦收有此书，惟书名误作《至大金陵新志》。
《昆山郡志》6卷，杨譓纂。作者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元昆山州州治即今江苏太仓，系当时一个新兴的港口，此书载有关于海运和市舶的资料。常见版本为《太仓旧志五种》本。
《无锡县志》4卷，王仁辅纂。作者字文友，梁溪人。他刻苦读书，颇有学问，里人倪昭基延以教其弟瓒。是书成于至正元年（1341），四库馆臣谓其“不著撰人名氏”，“是明初所修也”。未必正确。南京图书馆有旧抄本，谓是书作者为“元巩昌王仁辅”，共3册。
《析津志》熊梦祥撰。梦详字自得，江西丰城人，人称松云道人。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书院山长，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归，年九十余。作者出任崇文监期间，不但有接触大量内府藏书和文献资料的机会，而且可周览大都（今北京）及所属地区的山川名胜，对当地作实地的考察，为撰写本书创造了条件。
元大都旧称为析津。析津本古冀州之地。辽时改称南京析津府，治析津宛平（即今北京西南）。故本书为最早记述今北京地区的一部专门志书，是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历史的宝贵资料。书中对元大都的城池、坊巷、官署、庙宇、人物、风俗、学校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惜原书早已亡佚，今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永乐大典》等古籍中辑佚而成，名《析津志辑佚》，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可窥其梗概。
第七节诗文集《元文类》、《天下同文集》、《元诗选》《元文类》70卷，本名《国朝文类》，苏天爵编。本书是元代最重要的一部总集，编者生平事迹可参见《元朝名臣事略》条。苏天爵以20年的努力，“搜摭国初至今（元顺帝即位之初——引者）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其编选与取舍的原则如下：“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全书共收诗、文八百余篇（其中大半为文），按文体分作43类。时人陈旅评论说，“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①。
《元文类》对于元史的研究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不少元代的重要文献，赖其保存，如史料价值极高的《经世大典》现已不存，但我们从《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甚至部分“政典”的内容，如“征伐”、“招捕”等即是显例；又如元代著名文人王鹗、李谦、阎复、元明善、宋子贞等的文集今均不存，他们的部分作品赖此书得以保存；再如，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神道碑和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的行状，也仅见于此书。第二，是书收有当时著名文人姚燧所作碑铭、墓碣四十余篇，而现存姚燧《牧庵集》的文字经过清朝四库馆臣的妄改，使人感到不知所云，现赖此书得以恢复其部分原貌，故《元文类》又有校勘的价值。
本书版本通常以《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大字本为佳而易得。
《天下同文集》前甲集50卷（缺7卷，实存43卷），周南瑞编。南瑞字敬修，安成人，乡贡进士，《元史》无传，此书编成于元成宗大德年间，所收诗文限于元代前期，内容不如《国朝文类》丰富，但其中有些诗文亦为他书所无，如黄文仲《大都赋》，有助于了解元代政治中心大都的情况；赵壁的《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有助于了解元代佛教的情况。本书有《雪堂丛刻》本。
《元诗选》清顾嗣立（65—1722）编。嗣立字侠君，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博学工诗，曾被召入京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一生博览群书，著述繁富。全书分初集、二集、三集，每集又按天干分为十集，惟癸集为全书附后之总编，因此初、二、三集均无癸集。本书为规模最大的一部元诗总集，但仍属选编而非全集性质。编者当时通过各种途径据以采择的元人专集几近四百家，如今不少诗集已经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其部分。
本书有顾氏秀野草堂刊本，1987年中华书局标点本（已出初集、二集、①以上均见陈旅《国朝文类序》。
三集共6册）。
《遗山文集》、《湛然居士文集》、《陵川集》、《许文正公遗书》《遗山文集》40卷附录1卷，金元好问（1190—1257）撰。作者字裕之，号遗山，祖系出自拓跋魏，太原秀容（今山西析州市）人。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官至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构野史亭，以著述存史自任，元末修《金史》多采之①。元好问于金末在学术上名重一时。本书凡诗14卷，文26卷，其中记序、碑铭志碣甚多，保存了金末元初人物和事件的丰富资料。通常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湛然居士文集》14卷，耶律楚材撰。本书是别人据楚材作品而汇编成集，最早编成于公元1233年，共9卷；系当时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录，这9卷就是现在本书的前9卷，写于公元1233年以前。后来又有人补辑了公元1233—1236年的作品，是为本书的后5卷②。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则谓：“《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中书都事宗仲亨辑。”
全书以诗为主，也有一些序、疏等文章，反映了作者的部分经历、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是书为治元史者研究耶律楚材的思想和十三世纪初我国北方和西北史地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向达在其校注《西游录·前言》中指出耶律楚材自西域东归，“并不如旧史所说扈驾归和林，而是另走天山北面长春西行的那条路。由阿里马北行过阴山至不剌城，由不剌城而东经轮台、北庭、高昌，出伊州，出大漠，以至肃州”。向先生在作出这一结论时，即参考了《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辨邪论序》、卷十三《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序》及卷三《过夏国新安县》诸篇。谢方在其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中，也指出了“文集中还保存了不少不见于”正史的重要史料。如关于窝阔台的医官郑景贤的事迹，就是一例。本书中耶律楚材的西域诗，是作者亲至其地身历其境而写成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是我们研究西域地区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本书过去通行的是《四部丛刊》本，此外尚有《渐西村舍》本和据它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湛然居士集》35卷，今未见，不详何人所辑。《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已记载是书35卷“缺七卷至十二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钱氏撰《补元史艺文志》时，殆亦未见此35卷之全貌。中华书局于1986年出版本书的谢方点校本，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上述诸本，书后收有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①《金史》卷一二六有其传，甚简略，郝经为之撰《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五。②参见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页6，中华书局1986年版。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等作为附录，为目前最佳而又最易得到的版本。《陵川集》39卷，郝经（1223—1275）撰。本书全称《郝文忠公陵川集》。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家世业儒。曾为忽必烈藩邸旧臣和重要谋士之一。世祖即位，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使宋，被宋相贾似道扣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达年之久，至元十一年（1274）始得还朝，翌年卒。《元史》卷一五七有传。本书对研究忽必烈即位前后的政治形势以及元朝各项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常见有清乾隆三年凤台王氏刻本、清道光八年增补重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
《许文正公遗书》12卷，许衡（1209—1281）撰。衡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等职。本书中的《时务五事》、《汰冗官疏》等奏疏，对研究元初政治情况很有价值。通常有清乾隆五十五年怀庆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二十四年江学诗刻本《鲁斋遗书》14卷，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紫山先生大全集》、《秋涧先生大全集》、《藏春集》、《雪楼集》《紫山先生大全集》26卷，胡祗遹（1227—1293）撰。作者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于世祖朝历任户部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太原路治中、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济宁路总管及山东、浙西提刑按察使等职，以精明干练著称，所至颇具声誉。《元史》卷一七○有本传。其在朝廷和地方为官期间，对政事颇多建言，均收入文集，是了解世祖朝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书中之序记碑铭，亦可据以考证史书，本书常见有《三怡堂丛书》本，惜其中有关北方民族之专名已被妄改，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乾隆翰林院抄本。
《秋涧先生大全集》100卷，王恽（1227—1304）撰。作者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北方儒士。历官世祖、成宗两朝，生平凡五任风宪，三入翰林，遇事论列，随时记载，故著述甚多。《元史》卷一六七有本传。本书是了解世祖、成宗两朝政治、经济、典制及农民起义等的重要史料，如《中堂事记》载世祖中统初政务甚详；《乌台笔补》记任职御史台时的言事文稿一百五十多条；《玉堂嘉话》则是对翰林院典制沿革的追记；《论草寇钟明亮事状》为研究农民起义的学者经常引用。又，本书自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一，共收行状、传、墓志铭、碑铭、碣铭共84篇，涉及1人次，在这些人中，《元史》有传者仅10人，其中大部分均为不见于《元史》记载的地方官吏，其事迹可补正史之缺者甚多。如程瑞为定宗、宪宗时奉命至襄汉间的互市官，《浑源刘氏世德碑》记刘祁、刘郁事详于他书等均是证明。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初编本，系商务印书馆当年据明弘治刊本影印。1985年4月，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有此书，系据元至治刊本之明修补本影印而成，虽间有残损不清处，仍可供校勘文字之用，颇为珍贵。
《藏春集》6卷，刘秉忠（12—1274）撰。《四库》馆臣谓“原书十卷，今佚其杂文四卷，惟诗仅存”。现存作品多是作者随从忽必烈在藩府和进攻大理时的咏唱，对了解元初社会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有《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商挺（元世祖时期的名臣）编集之《藏春集》明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南京图书馆也藏有清钞本。另1985年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此书，系依明天顺刊本过录之旧钞本影印。
《雪楼集》30卷，程钜夫（1249—1318）撰。作者本名文海，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为出身南人儒士之名臣，受忽必烈重用。曾预修成宗、武宗两朝《实录》。本书涵诏制册文10卷，序记书文15卷，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平云南碑》、《拂林忠宪王神道碑》、《济南公世绩碑》等为治元史者所经常引用。本书常见有清宣统庚戌（1910）阳湖陶氏涉园刊本。台湾孙克宽曾撰《程钜夫与其雪楼集》一文。《牧庵集》、《石田集》、《吴文正公集》、《圭斋集》《牧庵集》36卷，姚燧撰。姚燧字端甫，号牧庵，《元史》有传。燧之学得于许衡，是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和文章巨匠。许多名臣世勋、官宦富室之家都争相求他撰写碑铭墓志、记序之文。泰定元年（1324），江西行省刻其文集，未全收，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或即出此。至顺三年（1332），门人刘时中刊行其全集50卷，久佚。今本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记序59篇，碑铭墓志家传行状等88篇，及诏制诗词经义等文，约当其全集十之六七，惟其非汉语人、地名等均被改译，至不可识，需用《元文类》及抄本或其他资料比照改正，始可利用。
《石田集》15卷，马祖常（1279—1388）撰。祖常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自仁宗朝至顺帝朝，历任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江南行台中丞、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在职期间，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参加修撰《英宗实录》。
本书因作者所居号“石田山房”，故名。其包括诗赋5卷、文10卷、附录3篇（虞集撰《桐乡阡碑》、许有壬撰《马文贞公神道碑》、《石田山房记》），保留着许多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其中《建白一十五事》及杜瑛、元明善、忙兀的斤、伯颜、燕铁木儿等碑铭，均可补正史之阙。元人苏天爵编撰《元文类》，选其文集中篇章多达21篇。还间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如《石田山居》、《室妇叹》等。现存版本有至元五年（1339）扬州路儒学刻本，系苏天爵编次祖常诗文，请于御史台，交付扬州路学所刊行的。另有明弘治六年（1493）熊翀刻本，凡15卷，附录1卷，是清《四库全书》所依据的本子。通行的版本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元四大家集》本。
《吴文正公集》100卷，吴澄撰。又名《支言集》，为其孙吴当所编。
前90卷文，后10卷诗，其中纂言部分是元代理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而碑、铭、表、志部分，诸如董士选、洁实弥尔、伯都（忙兀氏）、邓文原神道碑，岳元镇、赵思恭、邢聚、述哥察儿墓碑，董文用、张弘刚墓表等，均可补正史之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些碑、铭还保留了许多宋、元道教的宝贵资料。
有明永乐四年（1406）、宣德十年（1435）刻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另有明成化间刊行的《临川吴文正公集》49卷本，乃是将百卷本归并而成。通行的版本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万氏刻本，题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47卷，卷首1卷、外集3卷。
《圭斋集》卷，欧阳玄撰。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今属湖南）人，宋欧阳修之后。延祐间举进士第，任太平路芜湖县尹。致和元年（1328），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文宗时，参预纂修《经世大典》。顺帝时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关于此集，揭傒斯序称原本44卷，为欧阳玄门人王师模所辑。有诗流者3卷，鈆中者10卷、驱烟者15卷、强学者10卷、述直者3卷、脞语者3卷。而宋濂序则谓原集多至一百余册，毁于兵火，仅存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24卷，由其孙佑持编。两本皆已失传。今存本为其宗孙铭、镛编辑，于明成化七年（1471）由刘圩刻印。明清各本皆据以重刊。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本。《圭斋集》所存碑、铭、制、表虽不多，但所涉及的皆为欧阳玄同时代的重要人物或事件。
《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全集》、《滋溪文稿》、《金华黄先生文集》《清容居士集》50卷，袁桷（1266—1327）撰。袁桷出身南宋官僚世家。成宗大德后，入居翰林长达30年。泰定初，辞归。袁桷文章“博硕伟丽、文风风流”，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所著有是集与《延祐四明志》等。《清容居士集》凡辞赋2卷，诗14集，文34卷。所撰碑铭、墓志、行状、传记达八十余篇，均可用以补证史事，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通行版本为《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揭文安全集》14卷，补遗1卷。揭傒斯撰。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后期著名文士。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延祐初，以程钜夫、卢挚荐，入翰林国史院为编修官。此后，又历仕集贤学士、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等职。文宗、顺帝朝，先后参与编修《经世大典》和辽、金、宋三史，并任修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至正四年（1344），《辽史》成，傒斯因寒疾卒。傒斯诗文，为时人所称道。他与当时虞集、范梈、杨载并称为“元诗四大家’。是集共收傒斯诗4卷，制、表、序、记、碑、志、杂文8卷，续集2卷。其门人燮理溥化校录，传世者仅见钞本。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补。集中多记元成宗朝至宁宗朝时事，史料价值较高。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旧钞本，所录诗文较他本完备。另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滋溪文稿》30卷。苏天爵撰。因其藏书之滋溪书堂而得名。原为37卷，今诗稿7卷已佚而余30卷。系苏天爵任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时，其属掾高明、葛元哲所编。集中所收碑志、行状、传等凡108篇，叙事详明典赅，对研究元代典制、人物、史传略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集。
《滋溪文稿》有北图元刊本，但仅存5卷（二十六至三十卷）。《四库全书》亦有收录。常见有《适园丛书》本。
《金华黄先生文集》43卷，黄溍撰。黄溍（1277—1357），字文晋、晋卿，婺州义乌人（今属浙江）。延祐二年登进士第，授台州宁海县丞，转诸暨州判官，压抑豪强，平反冤狱，颇有政绩。后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诏、兼国史院编修官，升翰林直学士。至正十七年卒。
是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初稿3卷（内诗2卷和文1卷），为黄溍未及第时所作，临川危素所编次。另一部分为续集40卷（诗3卷，文37卷），为其登第后所作，门人宋濂、王祎编次。集中行状、碑铭、墓志、世谱、家传达22卷之多，其中拜住、也速带儿、答失蛮、合剌普华、刘国杰、董士恭、董守简、揭傒斯等人的神道碑，王都中、韩性、许谦、袁易、杨仲弘等人的墓志铭以及《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马氏（月忽难）世谱》等，均可补史传之阙，对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续金华丛书》本。又有明嘉靖九年刻《黄文献公集》乃虞守愚、张俭据危素所编23卷本删订重刻。《四库全书》所录以及清代所刊刻者均出此本。
《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至正集》《道园学古录》50卷，虞集（1272—1348）撰。虞集“平生为文万篇”，然而稿存者仅十之二三，传世凡5种。即《道园学古录》50卷、《道园类稿》50卷、《道园遗稿》6卷、《翰林珠玉》6卷、《伯生诗续编》3卷。元代皆有刊本。《道园学古录》是至正元年（1341）由虞集的幼子翁归及门人李本等人搜集整理，由他自己亲自审订类目编定而成并交付福建廉访副使斡玉伦徒刊刻的，书名亦为其亲题。是集分在朝稿20卷、应制录6卷、归田稿18卷、方外稿6卷，共计50卷。
《道园学古录》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史的一部重要的元人文集。集中保存着大量有价值的碑、铭、墓志、行状、传、记、序、题跋、制诏等史料，内容丰富，为史学工作者所借重。如对于仁宗朝奸臣铁木迭儿之专权跋扈，虞集在贺胜、杨朵儿只、张珪等三人的神道碑、墓志铭中所记甚详。他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屡赞三人刚直不阿，对研究仁宗、英宗二朝的政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序、跋部分也是研究宋元文学、艺术、理学的重要材料。此外，《道园学古录》中还保存着许多有关南方道教的资料。虞集家居江西，深受当时龙虎山道和建康（今南京）茅山道的影响，并与玄教宗师吴全节等道士有着密切的交往，还为他们撰写了诸多碑板记事之文，多见于方外稿中。台湾学者孙克宽在《元代文化之活动》一文中提到《道园学古录》的价值时这样说：“《道园学古录》全集的价值，仍在传志碑铭、序跋之文。尤其是方外稿的全部文章，皆是元代道教史的宝贵资料”。陈垣先生在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以《道园学古录》中的《岳德文碑》与吴澄所撰的《天宝宫碑》相佐证，考订了宋元之际大道教派产生和发展的状况。再有，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对元代典章制度也有别具特色的注释，对研究元代政治制度有重要价值。
《道园学古录》的版本有明景泰七年（1456）郑达、黄江翻元刊本，常用的《四部丛刊》初编本即据此本影印。
《道园类稿》50卷，是虞集传世5种文稿之一，刊刻于《道园学古录》之后。至正六年（1346），当时任职于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的虞集门人刘沙剌班，以所流传的《道园学古录》“字画差小、遗逸尚多”为由，责成临川郡学重新刊印，将《道园学古录》中的在朝稿、应制录、归田稿三部分中的篇目混合，按碑、铭、序记、题跋、应制等文体重新分卷，而删除方外稿，总成50卷，是为《道园类稿》。欧阳玄为其作了序。
尽管删除了方外稿，但对于元史研究者来说，《道园类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不次于《道园学古录》。首先，《道园类稿》按类编次，分类清晰，在篇目安排上优于《道园学古录》，其次，从史料内容来看，《道园类稿》总共1300多篇诗文中，《道园学古录》所未收的多达443篇，其中重要的碑铭、序记、题跋等文字达4篇，就史料价值而言，《道园类稿》和《道园学古录》是相辅相成、并存不废的。关于《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湾学者刘元珠曾作过专门的论述①。
《道园类稿》自元至正六年初刊以来，即属罕见的古籍。在重刊的次数和流通方面都不及《道园学古录》。清乾隆间敕修《四库全书》时，《道园类稿》虽经地方官进呈，但却未被采用。现存版本有元抚州路儒学本，北京图书馆馆藏，不全，卷十七至二十配清抄本。南京图书馆馆藏册清抄本附补遗一卷陈琦、李昌隆、黎久序。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初复刊元抚州路儒①刘元珠：《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食货月刊》，第卷第11、12期合刊。学刊本，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刊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五、六辑中。
《至正集》81卷，许有壬（1287—1364）撰。有壬，延祐二年进士，自仁宗至顺帝诸朝历任内外职近五十年，顺帝时官至中书左丞，为元后期名臣，《元史》有传。其文章、词赋均臻上乘，与欧阳玄齐名，为时人所重。本集系在世时其门生所编，似未刊刻，流传不广，《元史》本传亦不详其卷数。现存明、清抄本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皆81卷，《四库全书》即据抄本收录。宣统三年聊城邹道沂始用家藏抄本石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将此本影印收入。有诗词赋33卷，序记14卷，碑志26卷，公移4卷，其余为题跋、赞、颂等文。碑志多载重要人物及官署，公移22篇皆建言时政，尤以英宗时所上《风宪十事》、泰定初所上《正始十事》议论剀切，涉及当时诸多重要政事。
许有壬又有自编《圭塘小稿》13卷（圭塘为其所居安阳别墅名），别集2卷（其弟有孚编），续集1卷（五世孙颙编），附录1卷。多有《至正集》未收诗文，如《怯烈公（镇海）神道碑》等重要碑志。
第二章蒙、藏、回鹘文资料第一节蒙古文资料蒙古文资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写成的两类。
畏兀字蒙文资料畏兀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代。据《元朝秘史》第203节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命他“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并下令“凡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拟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可见青册（K.k-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档案文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①。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①。《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②。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1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首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Monggol-unNi’uфaTobбá’an，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Cinggisqaqan-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发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1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①《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②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1929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12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①。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1866（俄）П.Кафароб：Старинноемонгольскоеск-азаниеоЧингисхане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1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1935（德）B.Haenisch：MangholunNiucaTobca’an拉丁字音写本1941（德）B.Haenisch：GeheimeGeschiehtederMong-olen德文译注本*1941（俄）C.A.Козин：Сокровенноесказание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1941（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1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1947（蒙）Ts.Damdinsuren：MongholunNihuchaTo-bchiyan近代蒙文译本*1949（法）P.Pelliot：HistoireSecretedesMongnls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1949（土）AhmedTemir：MongllarinGizliTarihi土耳其语译本1950（伊朗）：Tarikh-isirri-yemoghulan波斯文译本（据Pelliot法译）
1951（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1955（捷）P.Poucha：TajnaKronikamongolu捷克语译本1956（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nsuren）
1957（蒙）Ц.Дамдинсурзн：МонголыннууцтобЧоо新蒙文译本（1976年再版改订）
1960-61（中）姚从吾、札奇斯钦：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汉文译注本*1962（匈）L.Lige■AMongolokTitkosT.rtenete匈牙利文译注本1963（英）A.Waley：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andotherPieces英文译本（前十卷）
1970-76（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语》日文译注本*①下列诸译本据括注者外，均系据汉字音写蒙文译出。有*号者为重要文献。本表参阅了原山煌编：《元朝秘史文献目录》，日本蒙古学会，1978年。
1971（匈）L.Ligeti：HistoiresecretedesMongols拉丁字音写本*1971-83（澳）I.deRachewiltz：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ds英文译注本*1972（澳）I.deRachewitz：IndextotheSecretHisr-toryoftheMongols（附）拉丁字音写本ンンチ1979（中）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汉文译注本1981（中）巴雅尔：《蒙古秘史》古蒙文复原、近代蒙文译本1982（美）F.W.Cleaves：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英文译本*1987（中）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碑铭及其他现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资料是1225年所立的一块石刻（国外学者称之为“成吉思汗石”），文仅5行21个词，述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大聚会时，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儿之子）射中远的。其后有1240年河南济源紫微宫碑上的三行蒙文：1246年贵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1257年外剌部驸马所立释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记；1259年、1261年和1268年的少林寺圣旨碑等。至元六年（1269）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后，规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书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场合，特别是蒙古地区和各汗国，仍继续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现存文献有碑铭、汉籍和佛经的蒙文译本、牌子、伊利汗文书等。中外学者对这些文献分别做过大量研究（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71年，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所编的《蒙古语文献汇编》（MonumentaLinguaeMongolicaeCollecta）第二部《前古典时期文献，Ⅰ，13和14世纪》于布达佩斯出版，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地发现的畏兀字蒙古文遗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写，并说明其形状、来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参考文献书目。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时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献总汇。1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道布编辑、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资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称是“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辽、金朝都制有“国字”，遂令国师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写蒙古语，并作为通用字母译写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们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1个，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敕及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虽比用畏兀字更准确，但因字形繁难，且各音节分开，把多音节的蒙古语词割裂了，很不便识读，故难于推广应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就更难通行了。因此，其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现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圣旨、令旨、帝师法旨（绝大多数为碑刻，只有少数文书原件）、官印、牌子、钞币、碑额文字、崖刻、器皿题字，以及居庸关石刻、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孝经直解》蒙译本残页等。此外，还有为译写汉字需要而编的《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纪中叶，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价值并进行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韩儒林、蔡美彪、亦邻真、照那斯图，国外学者伯希和、鲍贝、阿尔托、李盖提、福赫伯、博森、小泽重男等人，都在考释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方面作出了贡献（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41年出版的鲍贝著《方体字》（КвадратнаПись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英文本改书名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TheMongolianMonumentsinhPhags-pascript，Wiesbaden，1957）一书，刊布并译释了十余件圣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的正字法、语音学和词态学特点。1971年，李盖提所编《蒙古语文献汇编》第三部《八思巴字文献》（MonumentsenecriturehPhagspa，Budapest）出版，此书汇集了元世祖至元顺帝时代的圣旨、令旨、懿旨12件①，牌子4件，居庸关石刻及其他文物多种（均用拉丁字译写，并有简短介绍），收罗颇富。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第二册《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收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碑刻、文书27件，牌符4件，书籍残页2件及居庸关石刻等，是目前最完全的元代八思巴字资料汇集。我国各地现存的碑刻、文书及其他文物尚多，近年陆续有新发现，有待于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①其中，1305年怀宁王海山赐给乌思藏沙鲁寺的令旨为原件（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发现，刊布于其所著《西藏画卷》第2卷，由伯希和作考释），其余均为碑刻。
第二节藏文资料藏文资料有综合性通史、教法源流、世系、传记、文集，以及档案文书、金石碑刻等，相当丰富。
《红史》元代是藏族史学发展成熟时期，其代表性成就无疑首推公哥朵儿只（Kun-dgahrdo-rje，1309-1364）所著《红史》（蒙古语书名Hu-landeb-ther，藏语作Deb-tberdman-po）。公哥朵儿只出身噶尔氏贵族，至治三年（1323）任搽里八万户（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地在今拉萨东南）万户长，至正十二年（1352）让官于其弟，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著述甚丰。《红史》始撰于1346年，成书于1363年。全书内容次第为：1.从世界开创至释迦牟尼诞生的传说王统、佛教的建立和传承、印度王统；2.汉地历史简述：周至唐、唐朝帝系及唐代吐蕃（据译成藏文的《资治通鉴·唐纪》及《唐书吐蕃传》摘录）、梁至南宋灭亡；3.西夏历史；4.蒙古王统——至元顺帝失国（元末部分系后人所增补）；5.吐蕃王统——至朗达磨被杀和吐蕃分裂；6.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纳里速（今译阿里）王统及其地佛教的传播；7.萨斯迦世系与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8.吐蕃佛教的传承；9.噶当派传承；10.噶举派各派的传承——达波、加尔麻（噶玛）、伯木古鲁（帕竹）、必里公（止贡）、搽里八（蔡巴）。最后以元成宗护持吐蕃僧人诏书作结。所载吐蕃各教派历史尤详于元代，是研究元代西藏史的最重要史料；有关南宋和元朝历史部分也有一些不见于他书的珍贵资料，如宋少帝在元英宗时被害于萨斯迦，元顺帝即位前的皇位空悬期间由燕铁木儿摄政等。《红史》是藏族史学中第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其体裁为后来的藏文史籍所承袭。1961年，锡金甘托克出版了此书排印本；1964年，日本学者稻叶正就、佐藤长的日文译本（有校注）在京都出版。1981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所出校注本，系我国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北京和西藏所存九种本子校勘整理而成，根据西藏档案馆存的两种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缺的40页内容，并征引汉、藏文资料详加注释，是目前最完备的版本，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即据此译出。
《佛教史大宝藏论》元代著名高僧布思端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亦名《善逝教法史》，bDe-gshegsbstan-pai-choshbyung），记述印度和西藏佛教的历史、来藏的印度高僧和西藏译师名单及所译经典目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6）。
《汉藏史集》明、清时期藏族史学更加繁荣，出现了大批各种类型的著作。其中对元史研究具有特殊重要价值的是班卓儿藏卜（sTag-tsha■-rdzo■-padPalhbyor-■za■-po）所著《汉藏史集》（rGya-Bod-kyi-yig-tsha■）。作者为后藏达仓宗人，生平不详。此书著于1434年，但“汉地之王统”一篇，记事迄于景泰五年（1454）。其体裁与《红史》基本相同，而记述史事更为详细。特别是元朝时期，除叙述蒙元历朝皇帝外，还记载了元朝的行政制度（中央各主要机构和各行省），在吐蕃的括户和驿站的设置，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置及其户口数，伯颜丞相和桑哥丞相的传记等。与《红史》比较，所载萨斯迦派和伯木古鲁万户的历史以及西藏与元廷的关系，均更详尽；还增加了沙鲁万户、达那宗巴（当即《元史》所载之熬笼答剌万户）的历史和江孜法王世系等内容，也主要是记述元代史事。作者生活年代去元不远，得以利用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如现已大部分散失的《大元通制》、乌思藏宣慰司档案文书等，以及遗民故老口述的亲身见闻，因而所载元代史事就更为丰富、可信，且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汉藏史集》传本甚少，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据我国藏学家王尧提供的国外抄本铅印出版，有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青史》、《新红史》软奴班（gZhon-nu-dpal，1391—1481）所著《青史》（Deb-t-hers■on-po），成书于1478年，记事止于1476年。全书分15篇（sKabs），是一部大型著作。第一篇述释迦族起源和佛教的建立、吐蕃王统（迄于朗达磨诸子）、汉地王统（周至明成化年间，包括蒙元帝系），第二、三篇述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和密藏的翻译，第四篇述萨斯迦派历史及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事迹，第五篇以下述吐蕃各部教法的传承。作者为乌思（前藏）地区一寺庙住持，曾受教于各派名僧，博学多才。他利用了大量文献，包括寺庙志、高僧传记、古编年史以及《红史》、布思端《佛教史大宝藏论》等，取材宏富。此书大部分内容是各部教法传承，含有大量元代西藏高僧的传记和各派、各寺庙的历史，十分珍贵。所载史事、人物的年代，较他书更为详细、准确。《青史》著成后即付刊刻，原版于乾隆末散失了一部分，复刻新版。俄人藏学家列里赫译为英文，附有详细索引，分两册，于1949、1953年在加尔各答出版（TheBlueAnnals，RoyalAsiaticSocietyofBengal，MonographSeriesT.VII）。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铅印本。有郭和卿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锁南札思巴（bSod-nams-gras-pa，1478—1554）所著《新红史》（Deb-ther-dmar-pogsar-ma），成书于1538年，体裁仿照《红史》，而叙事简要。此书主要特点在于不是按教派，而是按各地方政治势力来分别叙述，除依藏文史书体例略述印度、吐蕃、汉地、西夏、蒙元王统外，逐个记载了萨斯迦、牙不藏、加麻瓦、必里公、思答笼、伯木古鲁及琼结、仁蚌等20家地方大小势力，尤详于伯木古鲁，对我们了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情况和元末明初伯木古鲁（明译帕木竹）地方政府兴盛的历史非常有用。有图奇的英译本（罗马，1971）和黄颢的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史家巴卧·祖拉称瓦（dPah-bosTsug-lagphren-ba，1504—1566）于1564年写成的大型著作《智者喜宴》（mkhas-pa■idga■-ston，民族出版社1986年原文刊本），综合叙述西藏教法史和政治史。作者充分吸收各类文献，大量抄引在注释中，因而资料尤为丰富。成书于43年的五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史》（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iglu-dbya■s。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3），从历史传说起一直写到明末顾实汗入主西藏。书中分别叙述了萨斯迦派、蔡巴（搽里八）噶举派、止贡（必里公）噶举派和帕竹（伯木古鲁）噶举派的政教史，以及仁蚌巴等十余家地方贵族、大臣的世代事迹，是研究元代西藏史必须利用的资料。
其他资料元代以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贵族出于维护本家势力的需要，编出了大批世系宗谱和先贤传记等类著作。其中著名者如《朗氏宗谱》（rLans-kyipo-tibse-ru，详细记载伯木古鲁派和掌握此派政、教大权的朗氏家族历史）、《萨斯迦世系》（Sa-skyagdun-rabs，最详细的萨斯迦派历史，且收录有元朝诏诰和萨斯迦高僧章奏、文告等档案文书）、《沙鲁世系》（Zha-lugdunrabs）、《萨斯迦班智达传》、《布思端译师传》（Bu-stonlo-tsa-■bahirnam-par-thar-pa）、《历辈噶玛巴简传》（Chos-rjekarma-■pasku-hphrenrim-byon-hyirnam-tharmdor-bsdus）等，都是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资料。此外，有两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一是松巴堪布（Sum-pamkhan-po，名也摄班珠尔Ye-shesdpal-hbyor）的《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宝树》（hphags-yulrgya-nagchen-pobodda■sog-yul-du■dam-pahiChos-hbyun-chuldpag-bsamljon-bzan，1748年成书），搜罗资料极为丰富，书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1027年至1746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书；二是1819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Gu-shri-dka-bcu-pablo-bzang-tshe-‘phel）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Chos-■byun），对藏传佛教与蒙古的早期关系有详细的记载。此书同时有蒙文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其抄本，1990年，陈庆英、乌力吉根据藏、蒙文本译为汉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区还保存有许多元代的档案文书，这是最珍贵的原始资料。沙鲁寺所藏十一件帝师法旨，经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画卷》（TibtanPaintedScrolls，罗马，1949）并译为英文，已为学界所熟知。在萨斯迦寺和其他寺庙保存的此类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利用。此外，还有印章（如“白兰王印”）等各种实物资料。
第三节回鹘（畏兀）文资料八世纪时，七河地区的突骑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突厥语，其后回鹘人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主要在西迁到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元代改译为畏吾、畏吾儿或畏兀、畏兀儿）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纪，以后逐渐被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文完全取代。
现存回鹘（畏兀）文资料，大别之可分为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两类。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经典和宗教歌诗、故事；后者有历史、文学作品，医学、历法、语言书，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书，包括谕令公文（主要是有关赋税徭役的）和私人间的钱物借贷契约，土地和人口的买卖、典当、租种契约，养子过继文书，货物贸易合同等等。可以确定属于十三、十四世纪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官私文书在110件以上①，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畏兀）文文献的不断发现，中外学者陆续刊布文献的原文、译写和翻译，发表研究论文。重要者有俄国拉德洛夫的《回鹘语文献集》（1928），马洛夫的《古突厥文献》，德米特里耶娃等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语手稿文献概述》一、二（1965，1975），德国米勒编的《回鹘文献研究》4卷（1908—1931），班额、冯加班合编的《吐鲁番突厥语文献》6卷（1929—1934），前东德科学院编的《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中的回鹘文献各册，法国出的《伯希和中亚考古丛刊》中的回鹘文文献册（1971），我国学者冯家昇与他人合撰的《回鹘斌通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1958），耿世民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1983）。冯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诺夫、基比罗夫、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麦、冯加班，日人护雅夫、山田信夫、庄垣内正弘、梅村坦等许多学者，对各种文书分别作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的论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书的译写和译文。1961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册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编的《龙谷大学所藏回鹘资料目录》以及多篇有关研究论文。1987年以来，新疆《喀什师院学报》连续刊载袁丁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李经纬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汇集了108件文书（即将出版），是目前国内收罗最多的一部回鹘文书集。
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碑铭，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甘肃武威），《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在甘肃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在酒泉）。耿世民、卡哈尔、刘迎胜先后对这些碑铭作过研究介绍。
①美国学者克拉克（V.Clark）所著《十三—十四世纪东突厥斯坦畏兀儿世俗文书概论》（1975）中说，在其研究的141件文书中，可断定是十三—十四世纪遗物的有110件。这还没有囊括所有已发现的文书，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又有新的发现。
第三章国外资料第一节波斯文资料三部蒙古通史十三世纪蒙古征服的结果，使所有说波斯语、用波斯文的地区都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先后受大蒙古国的阿姆河行省和元世祖之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国的统治达一百多年（河中地区受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时间更长）。波斯文化素称发达，留下了大量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部大型史书：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都丁主编的《史集》、瓦萨甫的《瓦萨甫史》。
《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Ala’ual-din‘Ata-Malik-i-Juwayni，1226—1283），呼罗珊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西北）人。其祖任花剌子模国财政大臣（Sahib-diwan）；父巴哈丁，1233年为蒙古人所俘，被呼罗珊蒙古长官成帖木儿录用为财政官（仍称Sahib-diwan），其后一直在阿姆河行省担任此职。志费尼以大臣子出任阿姆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曾三次随阿儿浑入朝，前两次皆中途折回，第三次于1252年复抵达蒙古首都哈剌和林，至1253年秋返回。在蒙古逗留期间，他开始撰写《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Jahan-Gusha）。此后，他跟随旭烈兀讨灭木剌夷（亦思马因派）和报达哈里发国。1259年被任命为报达副长官，直到去世，可能因公务繁忙，1260年以后就不再继续写他的著作了。其书始于蒙古兴起，只写到1257年灭木剌夷国，还有若干拟定的章节没有写，是未完成的著作。书分三部分，第一部述蒙古建国及其征服畏兀儿、西辽和花剌子模，窝阔台至贵由时期的蒙古政事和拔都西征；第二部述花剌子模兴亡史和统治波斯的历任蒙古长官（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事迹；第三部述蒙哥登基和旭烈兀西征，木剌夷兴亡史。作者精熟中亚历史，且所记载的大部分是亲身见闻，故非常详细、确实，尤其是成吉思汗西征、旭烈兀西征和蒙古对波斯的统治等部分。作者亲睹蒙哥登基后对政敌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大臣的无情镇压，这段史事在《元史》中多被删略或隐瞒，所以他的详尽记载更是珍贵。此书一直以抄本流传，本世纪初，伊朗学者卡兹维尼以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最古的1290年抄本为底本，用其他多种抄本进行校勘，于1912、19和1935年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卷波斯原文集校本（《吉伯丛书·旧编》第十六号，伦敦）。英国波斯学家波义耳据此译为英文，并加详细注释（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8）。何高济据英译本重译为汉文（上、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史集》主纂者拉施都丁（Rashidal-DinFadlAllah，1247—1318），哈马丹人，先任伊利汗阿八哈（1265—1282年在位）御医，后为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赏识，擢任宰相，辅佐合赞汗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政绩甚著。完者都汗（1304—13年在位）时期，仍任宰相，权位益隆，诸子并任地方长官。1317年，因政敌进谗，被不赛因汗（1317—1335年在位）罢黜。次年处死。拉施都丁于1300年奉合赞汗旨主持编纂蒙古历史。1307编成进呈，复依完者都汗之命增编世界各民族历史和舆地图志，1311年完成。全书定名为《史集》（Jamial-Tawarikh），按原书总目录，分作三卷（mojalad）。第一卷为蒙古史，系奉合赞汗旨所修，完者都汗钦定称为《合赞汗祝福史》（Tarikh-iMubarak-iGhazani），分两章（bab）：第一章——蒙古、突厥诸部族志；第二章——成吉思汗先世纪，成吉思汗纪，窝阔台合罕、术赤、察合台、拖雷、贵由汗、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铁穆耳合罕纪传，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阿鲁浑、海合都、合赞六代伊利汗传。第二卷也分两章：第一章为完者都汗传；第二章为世界史，包括古代波斯诸王、穆罕默德和历代哈里发、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哥疾宁、塞尔柱、花剌子模、法儿思、木剌夷）以及乌古斯、中国、犹太、拂朗、印度诸民族史。第三卷为《诸域志》（Sawaral-Aqalim）。现存各种抄本均无第三卷和第二卷中的完者都汗传，可能并未编成。1927年，土耳其学者托甘在伊斯坦布尔TopkapiSarayi图书馆发现了《史集》的一个附编的单独抄本，称为《五世系谱》（Shu‘ab-iPanjgana），包括阿拉伯、犹太、蒙古、拂朗、中国五民族，可能原是第二卷的附录。
《史集》是伊利汗国的官修国史，拉施都丁及其助手们利用了伊利汗宫廷档案如《金册》（Altandebter，可能就是元朝颁发给各汗国的《实录》）等，以及波斯、阿拉伯历史著作如《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阿昔儿的《全史》等，还征询于任职伊利汗国的蒙、汉及其他民族官员，收集了大量书面和口头资料，尤其是熟悉蒙拉施都丁《史集》刊本、译本表年代译校者书名出版地内容1836E.Quatrem.reDjamiel-Tevarikh;HistoiredesMongolsdelaPerse.Paris旭烈兀汗传原文校订、法文译注本1841F.vonFrdmannVollst.ndige.bersichtder.ltestent.rkischen,tatarischenundMongholischenV.lkerst.mme,Kазаи部族志德文译本1858И.Н.ВерезинСборникЛетописей,刊于TpyдыВостоногоотделения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АрхеологискогоОбщества(简称TBO),T.V部族志俄文译注本1861同上同上,TBO,T.VII,部族志原文校订本1868同上同上,TBO,T.XIII,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至即位)原文校订及俄文译注本1888同上同上,TBO,T.XV成吉思汗纪(即位至死)原文校订及俄文译注本1900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下《太祖本记译证》成吉思汗纪汉文译文(据Березин1911E.BlochetDjamiel-T.varikh;Histoireg.n.raledumonde:HistoiredesMongols,vol.2Leiden元太宗至成宗纪原文校订本1940KarlJahnGeschichte■■z■n-H■n’sausdemTa’rikh-i-Mub■rak-i■■z■n■desRa■■dal-D■nLondon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1941同上Ta’rikh-i-Mub■rak-i■■l■n■desRa■■dal-D■n;GeschichtederIlh■neAb■■■bisGaihatu,Praha阿八哈汗至海合都汗传原文校本(附德文摘要)1946СборникЛетописей,T.III,Москва旭烈兀汗至合赞汗传俄译本1947邵循正《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元世祖纪(前半)汉文译注1951KarlJahnHistoirUniverselledeRa■■dal-D■n:HistoiredesFrancs,Leiden拂朗史原文校本、法文译注本1952Л.А.ХетагуровСборникЛетописей,T.1.кн.1Москва部族志俄文译注本1952О.И.Смирнова同上T.1.кн.2同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注本1957Ю.П.ВероховскийДж■миагТаварих,T.Щ,Баку旭烈兀汗到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及俄文译本1960M-T.D■nesh-PajuhM.ModarresyСборникЛетописей,T.II,Москва元太宗至成宗纪俄文译注本1960A.A.РомаскевичA.AхетагуровJ■mi‘al.Taw■r■kh(PartoftheIsm■‘■l■sHistory)Tehran亦思马因史原文合校本1965Джами‘атТав■рйх,Т.1.ч.1.Москва部族志原文集校本续表年代译校者书名出版地内容1965дж■миат-Таварих,т,кн.1Баку部族志原文集校本1965Rash■dal-D■n’sHistoryofIndiaTheHague印度史原文影印本1969同上DieGeschichtederOguzendesRa■■dad-D■nWien乌古思史原文刊本1971同上TheChinageschichtedesRa■■dad-dinWien中国史原文刊本1971J.A.BoyleTheSuccessorsofGenghisKhan,NewYork元太宗至成宗纪英文译注本1980Джами‘ат-Тав■рйх,T.2ч.1Москва元太宗纪原文集校本1983余大钧、周建奇《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二分册(据俄译本)，北京部族志、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1985同上同上，第二卷(据俄译本)，同上元太宗至成宗纪汉文译本1986同上同上，第三卷(据俄译本)，同上旭烈兀汗至合赞汗传汉文译本古典故和元朝制度的孛罗丞相给了拉施都丁以最大帮助。这使得此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部族志》一章，一一记载了蒙古高原上的所有部族、部落，正好弥补了汉文史料对十至十三世纪这一地区记载的贫乏；有关蒙古兴起和蒙古早期历史的记载，也远较汉文史料详细。《史集》有多种抄本传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先后出版了各部分的原文校勘本和译本（见表）。
《瓦萨甫史》T’artkh-iWassaf是瓦萨甫（Shihabal-Din‘AbdAllahSharafShirazi，1264-1334）所著《地域之分割与岁月之推移》（Kitabtajziyatal-Amsarwatazjiyatal-A’sar）一书的简称。作者为泄剌失人，担任伊利汗国税务官，得到宰相拉施都丁的赏识和庇护。他编撰此书，意在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故始于1257年旭烈兀灭木剌夷后进兵报达之役，体裁亦仿志费尼书。1312年，因拉施都丁之荐，谒见完者都汗于新都孙丹尼牙，呈献其书并献颂辞，由此获得“御前赞颂人”（wassaf-iHadrat）的赐号，此后即以号行。此书初为四卷，第一卷述蒙哥之死，元世祖、元成宗两朝暨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三代伊利汗时代史事；第二卷述伊利汗阿鲁浑时代暨法儿思、罗耳阿塔毕史；第三卷述伊利汗海合都至合赞时代暨起儿漫、德里算端史；第四卷述元成宗之死，武宗、仁宗暨伊利汗合赞后期和完者都汗时代史事，并于卷末采志费尼书简略补叙成吉思汗至蒙哥前四汗史。1328年，又续编成第五卷，述伊利汗完者都后期、不赛因汗时代（迄于1328年）暨窝阔台、术赤和察合台后裔史事。《瓦萨甫史》是以伊利汗国为主体的大蒙古国全史，面面俱到，其所载元朝与海都等西北诸王的关系尤为可贵。但作者声称要用华贵文体写作，目的不单是记述史事，更在于树立文采的典范，以致铺陈过当，反使史事淹没在满纸华丽词藻之中。有1853年孟买刊全书石印影本，极佳。1856年，维也纳出版了哈默尔校订的第一卷原文及其德文译本。
伊利汗国时期的其他历史文献《纳昔儿史话》（Tabaqat-iNasiri）作者术兹札尼（Minhajb·SirajMuhammadJuzjani1193—？）先仕于呼罗珊之古耳朝，蒙古入侵后逃奔德里苏丹国，任法官。书成于1254—1260年，共23章，述阿拉伯帝国及波斯、印度穆斯林王朝史，最后写到蒙古的入侵。有关成吉思汗蒙古军在阿富汗地区的战事，记载最为详细，多有不见于他书的资料。有W.N.Lees校订本（第11，17—23章，加尔各答，1863—1864），H.G.Raverty英译本（第7—23章，伦敦，1981）。
《完者都算端史》（Ta’rikh-iUljaituSultan）哈沙尼（Abu’lQasim’Abd-Allahal-Qashani）著。作者自称是《史集》的真正作者。此书为伊利汗完者都一代之详细编年史，包括了有关这一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史事。有1969年德黑兰刊本（ed.byMahinHambly）。
《拉施都丁书信集》（Mukatabat-iRashidi）系其秘书所编集，主要为拉施都丁写给他的担任各地方长官的儿子们和其他官员的有关政治、财政事务的信件，是研究伊利汗国史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苏联学者法林的俄文译本（莫斯科，1971）。
《兀外思史》（Ta’rikh-iShaikhUwais）胡特比·阿哈里（AbuBakral-Qutbial-Ahari）著。作者为阿塞拜疆人，生活于十四世纪前、中期。此书著成后呈献于札剌亦儿朝算端兀外思（1355—1374年在位），故名，像其他穆斯林史书一样，此书也是从亚当讲起。其蒙古王朝史部分，前半取材于《史集》等书，愈接近作者的时代，独立的叙事渐多，对伊利汗国后期及其后继者札剌亦儿朝历史以及阿塞拜疆地区的史地记载尤详，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的关系和钦察汗国史事也有很多记载。仅有一种抄本传世，最后一部分（第134—184页，即伊利汗国和札剌亦儿朝历史部分）有J.B.VanLoon的英译本，并附刊原文（海牙，1954）
《命官文书规范》（Dastural-KatibfiTa‘yinal-Marateb）纳黑乞瓦尼（MuhammadNakhchiwani）编。编者可能是伊利汗不赛因朝宰相吉雅太丁（拉施都丁之子）下属书记员，吉雅太丁奉旨命他集伊利汗国的官文书，历30多年，至1366年始完成，呈献于札剌亦儿朝兀外思算端。除序言、结语外，分两部，第一部为书简，第二部为任命文书范例，计收蒙古长官、宰相及财政长官、伊斯兰圣职者三类任命书95件，是研究伊利汗国制度史的第一手资料。有苏联学者阿里札德校订本（分三卷，莫斯科，1964—1976）。《选史》（Ta’rikh-iGuzida）可疾维尼（Hamd-AllahMustaufiQazwini）著。1330年成书。第四章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史，含蒙古王朝，除主要依据《史集》外，还参考了其他二十多种史籍，也属于当代人所著史书。有布朗的原文摹写本和英文节译（2卷，莱顿一伦敦，1910，1913）。
《心之喜》（Nuzhatal-Qulub）可疾维尼的另一部著作，1339年成书。是蒙古时代的波斯地理志，详载各州行政区划、城乡情况及税额、道里等，非常有用。有斯特朗治的原文校订与英译本（2卷，莱顿—伦敦，1915，1919）。这个时期还有多部波斯各地方史志留传下来，如《也里史志》（Ta’rikhnama-iHarat，作者SaifiHerawi）、《泄剌失志》（Shiraz-nama，作者IbnZarkubShirazi）等。
帖木儿朝时代的史书帖木儿朝时代编纂的许多史书，也有不少重要的蒙元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的史料。著名的有：尼咱马丁·沙密（Nizamal-DinShami）的《胜利之书》（Zafarnama，1404年写成）和撒剌法钉阿里（Sharafal-Din’AliYazdi）的同名著作，两书都是帖木儿的传记，前者有NecatiLugal的土耳其文译本（安卡拉，1949），后者有PetisdelaCroix的法文节译本（Delft，1723），以及法文本的英文重译本（伦敦，1723，译者J.Darby）。《木阴历史选》（Muntakhabal-TawarikhMu‘ini）作者为Muinal-DInNatanzi，编年史，可能利用了蒙古文或畏兀文史料，所载察合台史事较他书为详（有关察合台汗国部分已译为俄文，收入《吉尔吉斯史资料》，莫斯科，1973）。
哈菲兹·阿布鲁（Hafiz-iAbru，沙哈鲁汗廷史家）的《全书》（Majmu’a-iHafiz-iAbru）为通史著作，其伊利汗完者都、不赛因至札剌亦儿朝后期的波斯史部分，已由K.Bayani以《拉施都丁史集续编》（Dhail-iJamial-Tawarikh-iRashidi）之名刊行（德黑兰，1931），并译为法文，加上注释后出版（《伊朗蒙古诸王编年史》，巴黎，1936）。
《贵显世系》（Mu’izzal-Ansab）著者佚名，内容为成吉思汗系和帖木儿系诸王世系及其后妃、诸大臣姓名表，其成吉思汗世系是以拉施都丁之《五世系》为根据编的，或疑此书亦哈菲兹所作（作者称系奉沙哈鲁汗之命编纂），经后人增补。
迷儿宏（Mirkhwand1433-1498）《洁净园》（Raudatal-Safa），通史著作，其第五、六卷分别为蒙古史、帖木儿朝史。其外孙宏达迷儿（khwandamir，1475-1535）于十六世纪前期也编有一部通史，题为《旅行者之友》（Habibal-Siyar），其第三卷为蒙古时代至1524年的历史，此书有M.C.Defremery法文节译及注释本（《突厥斯坦与河中的蒙古诸汗史》，巴黎，1853）。祖孙二人都是也里（明译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著名史家，他们的著作于察合台汗国事记载较详。
第二节阿拉伯文史料《全史》伊本·阿昔儿（’Izzal-DinAbual-HusaynAliIbnal-Athir，10-1234）著有《全史》（Kamilal-Tawarikh）。作者精通历史，著作丰富。编年史巨著《全史》是其代表作，分12册，始于人类开创，迄于1231年。第12册中记述了1220年以来蒙古入侵河中、波斯、美索不达米亚、谷儿只等地战事，是最早记载蒙古西征的穆斯林史书，属于同时代亲身见闻的记录（多得自目击者的讲述），十分可贵。俄国学者齐曾高曾将这一部分译为俄文，收入《金帐汗国历史资料》之第1卷（圣彼得堡，1884）。
《札兰丁传》奈撒维（Shihabal-DinMuhammadal-Nasawi）著有《札兰丁传》（Siratal-SultanJalalal-DinMangubirni）。作者为呼罗珊之奈撒人，与花剌子模高官有往来，熟悉其国事，且目睹蒙古之入侵。1223年蒙古军班师东还后，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从逃亡地印度返回波斯，复兴破败之故国，奈撒维被任为书记，自此追随札兰丁直到他败亡（1231）。此书著于1241年，从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在位后期写到札兰丁之死，所载多亲身见闻，尤详于呼罗珊地区情况，是记述蒙古攻灭花剌子模的主要史料。有O.Houdas的校本及法译（2卷，巴黎，1891，1895）。
《苏拉赫词典补编》札马勒·哈儿昔（JamalQarshi1230-？）的《苏拉赫词典补编》（Mulhaqatal-Surah）是留传至今唯一的元代察合台汗国人所著的历史。作者出生在阿力麻里，先仕于该城主、哈剌鲁首领昔格纳黑的斤及其继承者，1263年移居可失哈耳，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曾游历锡尔河流域各地，并在海都处服务过。1282年，他用波斯文编译了十一世纪词典家朱哈里（Jauhari）的阿拉伯文词典，称为《苏拉赫词典》（al-Surahfial-Lughat），其后又用阿拉伯文撰写了《补编》（完成于十四世纪初）。书中简略叙述了蒙古早期（前四汗）史，而对海都和察合台汗国史则有较详细的记载，还分别记述了牙老瓦赤、麻速忽的生平、政绩，以及当时阿力麻里、可失哈耳、和阗、忽毡、费尔干纳、察赤、巴耳赤邗、毡的等地的情况及其显贵、名流（主教、学者）的事迹，正好弥补了汉文和波斯文史料对中亚地区、特别是这一地区社会状况记载的不足。由于是当时当地人亲身见闻的记录，更加可贵。十九世纪末俄人安德烈夫在中亚发现此书抄本，转送彼得格勒亚洲博物馆。巴尔托德据此抄本节录、校订，收入所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一卷《史料》中，此后学者都通过这个节录的刊本利用该书资料，未有他种文字译本，最近才由华涛译为汉文并加简单注释（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11期，1986、1987）。
《伊本拔图塔行记》作者拔图塔（1304—1377），摩洛哥丹吉尔人，1325年开始游历世界，到麦加朝圣后，游历了阿拉伯半岛、波斯各地、叙利亚、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钦察汗国、河中。1333年至印度，在德里留居八年。1242年奉德里算端之命随元朝使臣来朝，未及登舟而船因风漂没，遂辗转马尔代夫、僧加剌、马八儿等地，大约1245年始从朋加剌乘船至泉州。在游历了广州后，复从泉州北上大都，但大概只到杭州即折回，1347年还印度，随即返回故里。后摩洛哥国王命他口述旅行见闻，由书记官术札伊笔录，著为旅行记。由于卷帙浩繁，此书一直以节本流传，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十九世纪中，法国人在摩洛哥发现其全文手稿，由德弗列麦里等校勘并译为法文，分四卷出版（巴黎，1853—1858）。吉伯据此本译为英文，作了详细注释（剑桥，1956—1971，未完）。拔图塔行踪几遍大蒙古国全境，对所到之处都有详细记述，其中国行记部分记载了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城以及所经沿途各地状况，尤详于这些地区的穆斯林情况；对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交通、贸易往来，也有不少极可贵的记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中的英文摘译本，译出了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内容。近年，马金鹏将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译为汉文（《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为全译本，但错误较多。
埃及的历史书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于1259年击败旭烈兀西征军，从蒙古人手里夺取了叙利亚；其后，又多次与伊利汗国发生冲突和战争，并力图和钦察汗国建立联盟以对抗伊利汗国。马木鲁克王朝与波斯、钦察蒙古王朝频繁的敌对和友好关系，使这个时期的埃及历史家对蒙古有相当多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并载入他们的著作。当然，这些著作对我们的主要价值在于记载了蒙古与埃及的关系。其中重要的有：诺外利（al-Nuwayri，1279—1332）所著《应用于文学各门之成果》（Nihayatal-ArabfiFununal-Adab），为马木鲁克朝三大百科全书之一。分五部，第五部为教俗历史，始于亚当传说，迄于十四世纪初。其蒙古史部分取材于《札兰丁传》、《全史》，价值不高，而所载埃及与伊利汗国关系史事，则系其亲身见闻，翔实可信。
乌马里（Ibnal-Umari，1301-1349）著有《眼历诸国行记》（Masalikal-absarfimamalikal-amsar）。书中所载贵由汗与拔都的冲突、阿里不哥即位后曾得到西北宗藩的承认等内容，可补其他史籍之缺，极为可贵。德国学者莱西（K.Lech）于1968年出版了此书阿拉伯原文摘录与德译文合璧本，题为《蒙古世界帝国——乌马里在其中对蒙古帝国的描述》（韦斯巴登）。
第三节欧洲文字资料《蒙古史》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deplanoCarpini，1180-1252）著有《蒙古史》（HistoriaMongalorum）。作者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佩鲁贾附近之PlanoCarpini。他是方济各会创始人圣方济（SaintFrancisdaAssisi）的弟子，先后在德意志、西班牙担任大主教，学识渊博，忠勤教务，为建立北欧、西欧的方济各会作出很大贡献。此书是他1245—1247年作为教皇使节出使蒙古汗廷（出使经过见本书《中外关系》章）归来所写的报告，分九章，前八章分别记述蒙古的地理、人民、宗教、习俗、国家、战争、被征服国家、对付蒙古人的方法，第九章叙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宫廷的情况。这是欧洲人根据亲身见闻所写的关于蒙古的第一部详细报告，同时人文森特（VincentdeBauvais）的百科全书式名著《大鉴》（SpeculiMajoris）第四部《史鉴》（SpeculumHistoriale）中收录了其部分内容。原书抄本传世者有五种。十六世纪以来出有多种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1839年达维扎克（D’Avezac）的拉丁原文校订与法文译注合刊本（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1903年必兹里（C.R.Beazley）的原文校订与英译合刊本；1929年温加尔（P.A.Wyngaert）的原文校订本（《中国方济各会》SinicaFranciscana第1卷，佛罗伦萨。最好的原文刊本）；1930年里希（F.Risch）的德文译注本；1955年道森（C.Dawson）编《出使蒙古记》所收英译本；1957年莎斯齐娜（Н.Л.Щастина）的俄文译注本（对1911年马列英Мадеин俄文译注的订正和补注）；1965年贝凯（D.J.Becqet）与韩百诗（L.Hambis）的法文译注本。此外，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的随员波兰人本笃（Benedict）也著有一篇简短的出使记，附录贵由汗致教皇信的拉丁译本，达维扎克首次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此件抄本与前述《蒙古史》一起刊行。《东方行记》卢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著有《东方行记》（ItinerariumadPartesOrientales）。作者出生于法国佛兰德尔之Rubruquis村，生卒年不详。他是法国国王圣路易身边的许多方济各会教士之一，1248年从圣路易东征（第7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1253年奉命以传教士身份前往蒙古探明虚实。1255年回到塞浦路斯，圣路易已回法国，大主教命他留在阿克尔（Acre，今以色列海法地）讲授神学，将蒙古之行写成书面报告，派人送呈国王。这篇很长的报告书（即《东方行记》）详细记述了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山川湖泊、城郭以及蒙古、钦察阿兰、不里阿耳、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等各民族情况（他最早指出“大契丹”即中国的居民就是古代所称之Seres人），对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信仰、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记载得尤为详细，特别是着重报告了拔都斡耳朵、蒙哥汗廷及蒙古国都哈剌和林的情况，记载了所见所闻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报告之末他要求到法国面见国王，大概获得了准许，因为不久后罗杰·培根（RogerBacon）在法国曾遇见他并听他谈了蒙古之行，培根在其著名的《大著作》（PousMajus）地理门中大量收录了他的报告书内容。原书抄本现存者有五种，相互差别不大，应是同源。自1599年哈克鲁特（R.Hakluyt）首次刊布其部分内容（拉丁原文与英译）以来，出了多种原文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1839年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原文校本（最早的全文刊本）；1900年柔克义（W.W.Rockhill）的英文译注本（含普兰诺·卡尔平尼行记的译注）；前述1929年《中国方济各会》第1卷所刊原文校本；1934年里希的德译本；前述《出使蒙古记》中的英译本和莎斯齐娜俄文译注本（道森编的《出使蒙古记》有吕浦、周良霄的汉文译注本，1983年出版）。1985年出版的克劳德与卡普勒（ClaudeetReneKappler）法文译注本吸收了前人（主要是伯希和的《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的成果，是最新、最好的译本。
《寰宇记》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著有《寰宇记》（Ledi-visamentdoumonde）。马可波罗旅居中国达17年，游历了很多地方（详见本书《中外关系》章），1291年从泉州启程回国，1295年返抵故里。次年，他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被俘，在热那亚狱中讲述其东方见闻，同狱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小说家）笔录成书，1298年完成。同年获释回家，因其东方旅行经历和拥有巨大财富而声名显赫，被称为“百万”（IlMilione）。其书原稿使用法、意混合语写成（已佚），传抄中又出现拉丁语、意大利语及其他欧洲语译本，现存各种文字抄本达数十种，相互歧异甚多，其中最接近原稿文字者为巴黎国立图书馆藏B.N.fr.1119抄本，最古老、最完整者为西班牙托莱多图书馆藏哲拉达（Zelada）拉丁文抄本。十五世纪以来出版的各种文字本子也数以百计，最重要者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伦敦，1871年初版，1903年戈迪埃改订本）；伯内德托（L.F.Benedetto）校订本（佛罗伦萨，1928）；穆勒、伯希和合作完成的诸本集成、英译本（伦敦，1938）。汉文译本有四种，以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记》（据沙海昂法文译注本译出，1936）最通行。①传教士书信①本书多采用伯希和、穆勒英译本，书名则仍沿用冯译本作《马可波罗行记》。来华方济各会教士书信（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先后奉教皇之命前来中国传教的孟特戈维诺、安德鲁、帕列格里纳都曾写信给本国教友，报告其经历与见闻），是了解元代中国天主教会情况的最重要第一手资料。梵蒂冈和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这些书信的写本。方济各会史家瓦丁（L.Wadding，1588-57）发现了这些书信，编入其巨著《方济各会年鉴》；玉尔据瓦丁书译为英文，收在所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1866年初版第1卷）中。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也收有这些书信的英文译本（据《中国方济各会》第1卷所刊拉丁原文）。
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行记鄂多立克（OdoricofPordenone，1274或1286—1331）著有《旅行记》。他出生于意大利弗留里省的Pordenone，年轻时即进入乌弟纳的方济各会僧院。大约于1314年开始到东方游历传道，先在亚美尼亚、波斯各地过了7年，1321或1322年由忽里模子乘船到达印度西海岸之塔纳（Tana，元代译作靼拿），再到俱兰（今奎隆），乘船到马八儿，由此渡洋东来，经苏木都剌、爪哇、占城等国，到达广州。他从广州到泉州，由此北行经福州、杭州、金陵、扬州、临清等城，到达大都。在大都居住了3年，然后由陆路西行，经东胜、甘肃诸地，取道波斯北境（原木剌夷国）回到故乡。1330年5月，他在帕度亚（Padua）口述旅行经历和见闻，由教友威廉（WilliamofSolagna）用质朴的拉丁文笔录下来。此书有很多种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抄本传世。十六世纪以来出了多种刊本，最好的是1928年出的《中国方济各会》版拉丁文校订本。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收在《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初版第一卷，1866），戈迪埃的法文译注本（巴黎，1891）。清光绪十五年（1889），留学意大利的郭栋臣将鄂多立克旅行记译为汉文并加注释，刊于武昌，名《真福和德里传》，后香港《公教报》重印其译文。最近，何高济根据玉尔译本译成汉文（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马黎诺里（GiovannidaMarignolli）著有《东游回忆录》。他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贵族世家，生卒年不详。为当地圣克鲁契（SantaCroce）方济各会僧院教士。1338年奉教皇本笃十二世之命出使元朝（见本书《中外关系》章），1353年回到阿维尼翁，向教皇（英诺森六世）呈递了元顺帝的书信。1354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南部小城比西纳诺（Bisignano）的主教。同年，他受到前来意大利接受教皇加冕的德皇卡尔四世的赏识，被聘为皇家牧师，遂从皇帝至布拉格，奉命重修《波希米亚编年史》。次年，在编撰此书第一部“世界史”开头部分世界创造之后讲到伊甸乐园，随即插入了他本人的奉使元朝回忆录，记述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见闻。其中，关于阿力麻里基督教情况，他在元廷受到的接待和汗八里（大都）基督教情况，“蛮子”（江南）地区和刺桐城（泉州）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此书仅有一种完全的古抄本（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传世，藏于布拉格，但在威尼斯另有一摘抄本（十五世纪），包含了其有关亚洲记述的所有最重要内容。1820年，德人梅纳特（J.G.Meinert）首次将马黎诺里的东方旅行记述辑录出来，加以整理和注释，刊于《波希米亚科学学会论文》第7卷，始显于世。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编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866年初版第2卷），张星烺从玉尔书中摘译了一部分，编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其他资料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档案以及中世纪各种史籍中还保留有大量蒙元史史料，包括书信（如各国君主和教会有关蒙古问题的通信，教皇致蒙古诸汗的书信和给来华教士的命令书底本，蒙古方面来信的原文和译件，来华教士写信给教友的书信），使者的报告和旅行记，有关与蒙古通使和交涉的记载等。例如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Asscelin）和西门（Simon）等出使波斯西境蒙古军统帅拜住营地，西门在归来后著有题为《鞑靼人史》的报告书，原书已佚，幸而同时人文森特的《史鉴》收录了其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伯希和所著《蒙古人和教廷》第二章对这份史料进行了精密研究；理查德（J.Richard）从《史鉴》中辑编出西门的《鞑靼人史》（SimondeSaint-Que-ntin，HistoiredesTartares，拉丁原文校订、注释，《十字军史有关文献》Ⅶ，巴黎，1965）。1248年法国国王圣路易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鲁（AndreWofLongjumeau）率领使团出使贵由汗廷，庄维尔（Joinville）的《圣路易传》和其他同时代史籍对此次出使有详细记载，大量引述了安德鲁的出使报告。伯希和在《蒙古人与教廷》中也有一节专门研究这些重要史料。前已提及的温加尔神甫所编《中国方济各会》第1卷除普兰诺·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外，还收入了许多重要档案资料。伯希和在得到此书后，进一步研究有关蒙元时期历史的拉丁文史料，其成果《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遗著之一，1973年，巴黎）旁征博引，包含有丰富的以前未曾被利用的原始资料。最近，哥肯扬（H.G.ckenjan）和斯维尼（J.R.Sweeney）将几种有关蒙古进兵东欧的拉丁文史料译为德文并加注释，汇编为《蒙古风暴——目击者和同时代人的报告》（1985年出版），其中包括大约1236—1237年旅行到蒙古人统治区的玉连（Julian）写给意大利佩鲁贾主教的信（这是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最早报导）、匈牙利一教区两位副监有关蒙古入侵的详细记载、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主教及贵族写给教皇等的书信。
第四节亚美尼亚文资料《海屯行记》系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HethumI，1224—1269在位）赴蒙古朝见大汗的往返旅程记载。小亚美尼亚（西利西亚）是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基督教国家，1244年归附蒙古，成为臣属国。1254年春，海屯一世遵从拔都之命亲身入朝蒙古大汗。他与随臣经大亚美尼亚、谷儿只境，过高加索山，5月至拔都营帐（伏尔加河下游）谒见，然后渡扎牙黑河（今乌拉尔河）东行，9月到达蒙哥汗廷（哈剌和林）朝见、贡献，得到蒙哥颁赐的庇护诏书；11月离汗廷西还，经畏兀儿、河中地区、波斯北境、阿塞拜疆和大亚美尼亚，行程8个月，回到本国。这篇《行记》收录在其随员、历史家乞剌可思·刚扎克（KirakosofGandjak，1201—1272）所著的《亚美尼亚史》中，因记载行程尤其是回途所经各地地名甚详，作为十三世纪东西交通和中亚地理的重要资料早就受到学者的注意，先后被译成俄、法、英、德各种文字。以前，布莱资奈德（E.Bretschneider）的英文译注（收在《中世纪研究》第1卷，1910）最通用，有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收）、唐长孺（《海桑东游录》，载《国学论衡》，1935年）汉译本。1964年波义耳（J.Boyle）在《中亚杂志》发表的英文译注，利用了1961年出的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原文精校本，并吸收了巴托尔德、伯希和、米诺尔斯基、哈密尔顿等人的新研究成果，是最佳译本（有何高济汉译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亚美尼亚史》乞剌可思的《亚美尼亚史》是蒙古征服时代亚美尼亚历史家的多部同类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书中除收有上述《海屯行记》外，还有得自亲身见闻（乞剌可思本人曾被蒙古人俘虏）的关于蒙古征服西亚史事以及蒙古人面貌、习惯、语言等多方面情况的珍贵记载。其他历史家如瓦尔丹（VardanVardapet，1200或1210—约1270）、斯蒂潘（StephanOrbelian）、森帕德（Sem-padofConnetable）等人的亚美尼亚编年史著作也都含有不少有价值的蒙元史史料。都洛里埃（E.Dulaurier）的《亚美尼亚史家所载之蒙古人》（《亚洲杂志》1858、1860）摘译乞剌可思、瓦尔丹书有关章节为法文；帕特卡诺夫（К.П.Патканов）的《根据亚美尼亚史料的蒙古史》（Ⅰ，Ⅱ，1873，1874）摘译乞剌可思、瓦尔丹、斯蒂潘书中有关部分为俄文；A.Г.Галстян从十几种十三到十四世纪亚美尼亚编年史及其他文献手稿中辑录有关资料译为俄文，编成《关于蒙古人的亚美尼亚史料》（1962，莫斯科）。
《引弓民族史》另一种重要的亚美尼亚文史料是格里哥尔·阿堪赤（Gri-gorofAkanc，1250—1335）的《引弓民族史》。帕特卡诺夫于1870至1871年出版了此书的原文刊本和俄文译注本，题为《僧侣马迦基的蒙古史》，但根据的是一种很晚的有破损的手抄本。晚近，布雷克（R.P.Blake）与弗莱（R.N.Frye）利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修道院收藏的更好的古手稿（写于1271年，有1870年刊本）为底本进行校订，出了新的原文与英文译注合璧本（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9）。据其考订，此书著者并非马迦基，而是格里哥尔；他不是蒙古征服事件的目击者，其书主要取材于著名亚美尼亚长老、史家瓦纳堪（VanakanVardapet，乞剌可思和瓦尔丹的老师，曾被蒙古人俘虏）的一部已佚历史著作，并加进了他自己掌握的资料。书中着重记述了蒙古西征军统帅绰儿马罕、拜住和伊利汗旭烈兀、阿八哈对西亚各国的征服和统治，尤详于谷儿只、小亚美尼亚史事，迄于海屯一世去世（1271）和其子列昂三世（LeonⅢ，1269年奉阿八哈汗之命嗣父位）在位初年。《东方史精华》历史家海屯（Hethumpatmich）著有《东方史精华》（LesFleursdesHistoiredelaterred’orient）。海屯是小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侄，格里哥斯（Grigos）公国王公，1305年向国王海屯二世交还封国，出家至塞浦路斯为僧。不久赴法国阿维尼翁晋见教皇，教皇克力门五世授以普瓦提埃（Poitier，在法国西部）修道院，1308年于此去世。其书系1307年著成于普瓦提埃（以法语口授），分60章，包含亚洲诸国志、蒙古诸汗史、圣地及东方基督教情况三部分，对蒙古与小亚美尼亚关系记载尤详。有多种法文、拉丁文抄本。玉尔曾摘译其第一部分中的“中国”章为英文，编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刊本有1906年巴黎出版的《十字军历史家丛刊（亚美尼亚文献Ⅱ）》本。
第五节叙利亚文史料《东方总主教雅八剌哈与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十四世纪前期一位佚名聂思脱里派教士所著。列班扫马（RabbanSawma，1230-1294），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大约在1275年与其弟子、东胜洲人马忽思（Marqos，1245-1317）决意同赴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循陆路西行，至蔑剌哈城（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谒见了正在该城的聂思脱里教会总主教马儿·腆合，得到他的谕令，参观了报达（巴格达）和西亚许多地方的修道院与先贤圣迹，但因伊利汗国与马木鲁克王朝的敌对关系，未能去耶路撒冷。马儿·腆合授马忽思为“契丹”与汪古教区主教（易名雅八剌哈YahbhAllaha），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命他们东归主持教务，但由于中亚有战事而中途折回。1281年马儿·腆合亡故，马忽思被选为总主教（称雅八剌哈三世），他一直得到伊利汗的优遇，在聂思脱里教会事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列班扫马于1287—1288年奉阿鲁浑汗之命出使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罗马教廷、法国（巴黎）和英国（至当时英王爱德华驻地、法国西部之波尔多）；从欧洲归来后，先后主管桃里寺（Tabriz，伊利汗国都，今大不里士）、蔑剌哈教堂，1293年至报达辅助总主教。此书佚名作者应是雅八剌哈身边的亲信教士，所撰“雅八剌哈三世传记”叙事甚详；其述他们师徒二人由大都至西域各地的旅行经历和列班扫马的欧洲之行，出自列班扫马的旅行记（由波斯文节译为叙利亚文）。第一个原文刊本是1888年由贝占神父（P.Bedian）在巴黎出版的；1895年法国学者夏博（J.B.Chabot）出了法文译注本。同年，贝占得到更好的抄本，又出了第二版（修订本）；1928年出的布治（E.A.Budge）英译本，系据贝占修订本与其他抄本校勘后译成，题为《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有一篇很长的绪言，引用其他史料（如把·赫卜烈思《教会编年史》关于两位僧侣系奉忽必烈之命西来朝圣的记载），对本书内容作了扼要考述，并略叙东方聂思脱里教派情况，但译文无注释。1958年又有彼古列夫斯卡娅（Н.В.Пигулевская）的俄文译注本。
《叙利亚编年史》与《教会编年史》把·赫卜烈思（BarHebraeus，1226-1286）著有《叙利亚编年史》和《教会编年史》。把·赫卜烈思，阿拉伯语名阿布·法剌兹（GregoryAbu’l-Faraj），犹太人，出生于马拉提亚（在今土耳其东部）。父为医生，1243年曾服务于一蒙古将领，次年举家迁居安条克。把·赫卜烈思17岁为修士，历任阿勒颇等地雅各派主教，1260年以后在伊利汗国从事宗教活动，升任总主教（Maphrian），并成为伊利汗宫廷医生。他学识渊博，精通叙利亚、阿拉伯、希伯来诸语及科学、文学各科知识，有著作三十余部，最有名的就是这两部历史著作。《叙利亚编年史》叙述从创世迄于当代的政治史，包括蒙古诸汗史；有关蒙古的记载除利用同时代波斯、阿拉伯史料外，多基于亲身见闻，十分可贵。《教会编年史》主要记述安条克及东叙利亚教会、雅各派、聂思脱里派的历史，也有不少有关蒙古的珍贵史料。前者有1789年出的叙利亚原文与拉丁文译本（莱比锡），1932年出的布治英译本（含原文，题为《格里哥里·阿布·法剌兹编年史》，伦敦）；后者有1872—1877年出的原文与拉丁文译本（鲁文）。
第六节俄、日文资料俄文资料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对俄罗斯各公国的征服和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统治，在当时俄罗斯各公国、各城市的编年史著作中留下了大量记载。记载较多者有《诺甫哥罗德编年史》、《拉甫连齐耶夫编年史》、《伊帕齐耶夫编年史》、《尼康诺夫编年史》、《罗戈日编年史》等。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俄国陆续出版《俄罗斯编年史全集》（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русскихлетописей），卷帙浩繁，检索颇难。尼柯拉叶甫娜（М.Т.Николаевна）编集了一部《十二—十四世纪俄罗斯编年史故事》（莫斯科，1968），摘录蒙古统治时代主要史料译为新俄文并加注释，便于参阅。
日文资料元代为日本的镰仓幕府（1192—1333）中后期和南北朝（1336—1392）
前期，这个时期的日本史籍十分丰富，包括朝廷、幕府和诸家贵族的记录、寺院文书、地方史志、僧传及高僧著作、私家著述等许多类。有关元朝与日本外交、战争及民间交往的记载，散见于各类史籍中。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集的《大日本史料》第四编和第五编是镰仓时代史料，第六编是南北朝时代史料，用编年体，逐年辑录，注明出处，便于查检。
至元十一年（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和十八年（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的两次元朝侵日战争是元代中日关系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日本方面的主要史料有《八幡愚童记》、日澄的《日莲圣人注画赞》和竹崎季长的《蒙古袭来绘词》。文永、弘安两役期间，京都石清水八幡社举行诵坐祈祷，祈求保佑战胜来犯之敌，《八幡愚童记》旨在记载此事以说明祈禳之功。此书著成于弘安之役不久，主要利用从战地送达京都的战情报告，详细记述了两次战役的经过，史料价值很高，唯作者居于京都，不谙九州地理，常有讹误。《日莲圣人注画赞》第五篇《蒙古来》内容与前书大略相同而较简约，其资料来源也是送到京都的报告文书。竹崎季长（竹崎五郎兵卫尉）是肥后国御家人，文永、弘安两役中战功卓著的武将，为传扬其功勋，令画家土佐长隆父子二人作战况图卷，自撰词文，记其亲身参加的历次战斗始末，地点、战况均翔实可信，无疑是元代中日战争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图中对元军将卒、战船、服饰、兵仗、战法等都有生动描绘，尤为可贵。明治二十四年（1891），山田安荣搜集有关文永、弘安两役的文书、日记、朝野记录等各类史料，编成《伏敌篇》两册，甚便参阅。
僧人语录、诗文集和传记中包含了大量元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由于来元日僧和赴日元僧基本上都是搭乘商船来往的，他们的记录就反映了当时中日间贸易之繁盛。至于这些记录在反映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史料价值，那更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章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第一节明代的元史著述据《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明人的元史著述有二三十种，但多半不传。洪武初年设局纂修的《元史》由于仓促成书，缺漏、谬误甚多，刊行后不久，曾参与史局的朱右就另撰《元史补遗》12卷，惜其书佚。洪武二十三年，解缙因代人草疏为被处死的李善长讼冤而遭解职，朱元璋令他居家著述十年，后解缙致书董伦言及此事，谓“《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第”①。据此知解缙曾奉旨改修《元史》并已进行了一部分，但似乎没有完成，其稿亦失传。永乐初，胡粹中（名由，以字行）撰成《元史续编》卷，据称他“以《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缺漏，乃作此以综其要”②。其书用编年体，全仿《通鉴纲目》体裁，大书提要，小字分注，间附议论，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实际上是续明初陈桱的《通鉴续编》，不能称续《元史》。资料基本上取自《元史》，增益甚少，议论每多迂腐，价值不高。现存有永乐间刊本及诸抄本，四库全书本。成化间商辂等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元代部分即以此书为本。其后，薛应旂、王宗沐各编有《宋元资治通鉴》，所采之书甚少，尤略于辽、金、元，仅备一体裁而已；其他如王洙《宋元史质》、周复浚《元史弼违》等书，皆无足取。唯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立题颇当，能综括有元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大事件，不失为初学者有用的参考书；取材虽大体不出《元史》，但也略有补充，如《治河》篇全文收录了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律令之定》篇摘录了郑介夫的奏议。此外，冯从吾著《元儒考略》4卷，以《元史·儒学传》为主，兼采志乘资料附益之，略具一代学术专史梗概，有一定参考价值，清初全祖望续纂《宋元学案》时当利用了此书。王光鲁编《元史备忘录》，分谱系、氏族（转录自《辍耕录》）、诸臣、重名、俚名诸篇。其“诸臣”篇将《元史》所载蒙古、色目重要人物（杂入耶律楚材等数名汉人）按仕历时间先后编为名单，分列于诸帝之下（自“太祖诸臣”至“顺帝诸臣”），再分为创业、守成、推戴、文翰、奸臣、反臣等类，名下各略举主要事迹。这种分类方法后为清代史家采用。元代蒙古、色目人同名者颇多，此书“重名”篇一一辑出，注明其身份，为清代汪辉祖编《三史同名录》所取法。
总的说来，明代的元史著述成就不大，因为《元史》是本朝太祖诏修的官史，明人虽然不甚满意，也不敢多加非议或立意重修，受其拘限，故难有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②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创新。入清以后，学者不再有此顾忌，对《元史》的阙失作了严厉批判。中国传统史学最重综纪一代的“正史”，纰漏百出的《元史》实在不餍人望，于是重修一部元代信史便成为史学家们努力的主要目标。
第二节清中叶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类编》康熙间，邵远平著成《元史类编》42卷（99年进呈）。邵远平，康熙三年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曾参与纂修《一统志》。其高祖邵经邦于明嘉靖间著有《宏简录》一书，本意欲续郑樵《通志》，而仅编成唐、宋、辽、金诸朝纪、传，远平继高祖之业续编了元代纪、传，故又称《续宏简录》。其书以《元史》为基础改编，自谓曾兼采《元文类》、《经世大典》、《元典章》及元人文集以补其缺遗。卷一至十为本纪，卷十一至四二为列传，无表、志，凡天文、地理、律历制度和诏令按年编入诸帝本纪，故本纪特详；列传仿王光鲁《元史备忘录》之例分类，并增补了十余人，其中有赵天麟、郑介夫传，分别收录了二人所上《太平策》的主要内容；正文之下酌加注语考订异同。不过，邵氏并没有全面搜罗史料，当时能见到的资料而他没有见到的还有很多，其著书目的也仅在于续“祖录”，而不是重修一部元史。此外，清初学者孙承泽编有一部《元朝典故编年考》（10卷），将元代重要史事分年编次，除《元史》外，还采取文集、说部资料作了补充，其第九卷收录了12卷本《秘史》的末两卷（续集）总译，指出这是蒙古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所不载”。
钱大昕对元史学的贡献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构新史的第一人是乾嘉学派代表人物、史学大师钱大昕。本书第十卷别有传。他学识渊博，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对史学的贡献尤大，而以元史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元史史料的价值都是经他慧眼发现、表章而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明初即有刻本，但一直没有受到史家的足够重视，乾隆十三年（1748）万光泰曾据总译改编成《元秘史略》2卷，却谓其“文不雅驯，好述委琐之事”，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秘史》抄本（洪业推测可能就是他本人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即据以补正《元史》，屡屡引述，在《跋元秘史》一文中指出：元初史事唯《秘史》所载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其必于此书折其衷欤。”对其重大史料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后他又得见明刻12卷本，著录于《元史·艺文志》，并提出《秘史》可能就是元代内廷秘笈《脱必赤颜》之说。《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在《道藏》中，知之者鲜。钱大昕在苏州担任紫阳书院院长（1788—1804）期间，乾隆五十九年（1794）到玄妙观阅读《道藏》，发现了这部重要史料，立即借来抄出，并写了一篇跋，指出其“于西域道里风俗多可资考证者”，从此这部长久湮没无闻的子部附庸之书才一跃成为史部的要籍，先后有著名学者徐松、程同文、沈垚、洪钧、王国维等作了考释。《元典章》作为元政府的文书汇集，史料价值之高无与伦比，而四库馆臣竟谓其“多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不足以资考证”，乃仅存目而不予收录，可见时人对其重要性并无充分认识。钱大昕早已留意此书，从友人处得到一抄本后，即作跋绍介，特引其中一“俗语”（硬译体）公文以证明其价值。据日人岛田翰《访余录》记载，1905—1906年他到江浙一带访书，曾见到有钱大昕疏注的《元典章》抄本，这些疏注写在书的“行间栏上”，“多未发之秘”，可见钱氏对《元典章》曾做过仔细研究，惜此本今已失传①。此外，经他表彰而得到史家重视的还有《圣武亲征录》等史籍。广泛搜罗金石文字资料是钱大昕在发掘元史史料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他搜集的元代金石资料达四百多件②，为其中125件撰写了跋文，用金石文字与《元史》及其他文献记载相参证，发现了很多可以补充或订正《元史》的资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100卷是钱大昕的主要史学著作，也是乾嘉学派代表性的考史名著，其中考订《元史》（卷八六——一○○）占15卷。后复得三十余条，收入《诸史拾遗》卷五。他以多方面（音韵、金石、舆地、典制、历算）丰富的学识对原书逐卷审核，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缺，所发明者不胜枚举。此外，他的《金石文跋尾》和另一名著《十驾斋养新录》中，补正《元史》者也甚多。三是《元史稿》的编撰。重修一部元代信史是钱大昕的最终目标。他在《元史艺文志自记》中说，任职翰林院时，以《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拟仿范晔（著《后汉书》）、欧阳修（著《新唐书》、《新五代史》）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据其自编《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可见他重修元史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只是没有最后定稿，这就是道光年间其侄孙钱师璟《钱氏艺文志》所著录的“《元史稿》百卷，在金陵汪氏处”，1905至1906年间岛田翰在江浙访书，还见到过其“残本二十八巨册”（缺卷首至卷二五），系“钱竹汀手稿本”。此后下落不明，“或云藏山东某氏家”①。传世者只有他生前定稿的《元史艺文志》（1801年刊）和《元史氏族表》（1806年刊）两篇。元代蒙古、色目氏族“考稽尤难”，《辍耕录》之《氏族》篇所列蒙古72种、色目31种，“见于史者仅十之三四，而译字无正音，记载互异”，钱大昕博采正史、杂①参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1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
①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127引范希曾《南献遗征笺》。
史、碑刻、文集、题名录等资料，审其异同，其蒙古诸氏族主要根据《秘史》记载厘定，由于他精音韵之学，又懂蒙语，族名、人名的勘同多数准确。在《史集·部族志》传入中国之前，能有这样的成绩诚为难得。此外，他还著有《元诗纪事》，也已失传。
其他史家的著作同时代著名史家赵翼（1727—1814）的主要著作《二十二史札记》36卷中，第二九、三○两卷为元史札记。此书与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性名著，但赵氏治史方法与钱、王不同。他自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考订”，又认为不可据稗乘以驳正史之讹，是以“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这种以本书证本书的方法用之于漏误特甚的《元史》，虽然也能发现一些问题（如相互歧异，记载不实等），但就考订而言则显然很不足。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善于抓住一代重要的政事、制度及其特点，运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列举多证加以阐明，并作出评论，所论述的都是元代“有关于治乱兴衰”的大事。故钱大昕誉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
同时代史家考订《元史》者还有汪辉祖（1730—1807），所著《辽金元三史同名录》40卷，卷十六至三五为元史（又“总录”、“附录”4卷收异史同名者，亦多元人），以蒙古、色目及契丹、女真人名为主，凡纪传表志所见同名（含异译者）悉予收录，按韵部编次，注明出处，并加考证。他的更重要著作是《元史本证》50卷（1801年成书），因系尽据《元史》本书之文相互参证，故名，包括“证误”23卷，“证遗”13卷，“证名”14卷。《元史》出于众手，又草草交差，未加互校审订，自相歧异处甚多。作者对全书作了仔细校勘，凡记载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散见他篇资料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如《同名录》例），共得三千数百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加完备。但因《元史》本身疏漏太甚，用“本证”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难免有许多失误、漏校之处。
嘉、道之际，先后有祁韵士（1751—1815）著《皇朝藩部要略》（蒙古诸部）、《西陲总统事略》（述新疆诸部），徐松（1781—1848）著《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等书，都涉及元代史事地理。徐松还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考订所载金山以西地理；并拟重修元史，但未成。与徐氏同时稍晚的大学者龚自珍（1792—1841）和沈壵（1795—1840）也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龚自珍通满、蒙、回、藏语，曾撰《西域置行省议》，并着手编撰《蒙古图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资料并毁于火，仅存拟进呈表和序文数篇。沈壵著有《新疆私议》、《西北地名杂考》、《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补徐松之未备）等文（均收入《落帆楼文集》）。他们开始摆脱乾嘉学派烦琐考据的局限，首重于经世致用，尤为重要的是开启了晚清学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对此后元史研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三节鸦片战争后的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邻境外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时代最重要，如梁启超所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间竞言训诂音韵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另一方面，出于认识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汉文者逐渐增多，中国学者从中了解到前人未详的元代西北宗藩国的历史，并且知道域外还有许多元史史料可补中国史料之缺，于是开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渐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魏源与《元史新编》最早利用境外资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魏源（1794—1857）。他与龚自珍同以讲求经世之学闻名，并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圣武记》中对新疆、蒙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841年，林则徐将自己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嘱托他扩充改编为《海国图志》。在编撰此书时，他读了许多外国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拟进呈表》），疆域甚广，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鉴于旧《元史》的疏漏，他在编成《海国图志》后，就着手重修元史，“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西域事则补充以外国书中资料，著成《元史新编》95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后其族孙魏光焘觅得原稿，托邹代过、欧阳俌校定，到1905年才完成、刊行。其书本纪14卷，世祖以下袭用邵远平《元史类编》；志32卷，表7卷，其中《艺文志》、《氏族表》全取钱大昕书；列传40卷，按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时期人物主要事迹分类编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并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平服各国》、《中统以来屡朝平服诸藩》诸传，多叙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广。其所补充外国资料主要在这些传中，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邹代过也盛赞其“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编跋》）。其实魏源所见外国之书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士《地理备考》），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不过他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并首创西北诸传，其“开榛莽而启津途”之功仍不可没。
其他西北史地与元史学者的成就同时以精于西北史地之学著名的学者还有张穆（1805—1849）和何秋涛（1824—1862）。张穆应祁巂藻之请复核其父祁韵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觉得应有地志与之“相辅而行”，遂著《蒙古游牧记》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迹，其中涉及元代蒙古历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辟的参证。书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涛整理、补充而成，1859年刊行。张穆还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元秘史》总译部分，与他本校勘后刊入《连筠簃丛书》，使之得以广泛流通。何秋涛亦究心时务，以为俄罗斯地与我国北境相近，和边防关系甚大，而未有专书论述，乃采官私载籍著《北徼汇编》，初仅6卷，后复广泛搜罗有关俄罗斯和新疆、蒙古、东北三边区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扩编为80卷，1858年进呈，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其中与元史有关者有历代北徼诸国、诸王、将帅传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何氏还在张穆协助下出了《圣武亲征录校正》。
张、何以后，清末民国初，从事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时称“道咸时学”）的学者更多，他们中在元史方面贡献大者有李文田、洪钧、丁谦、柯劭忞、屠寄等。李文田（1834—1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15卷（据《连筠簃丛书》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释史事、部族、地理、人物。由于所据的仅是不完全的总译，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语言，而颇多错误，但在提供考证资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作为第一部《秘史》注释①，它在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当时著名学者文廷式（1856—190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为李注书增补了许多有价值的眉注。李文田编撰的其他元史书有《西游录注》、《圣武亲征录校正》、《和林金石录》（据俄人拉德洛夫所编《蒙古古物图谱》录出）等。在他之后研究《秘史》的还有施世杰（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宝铨（著《元秘史李注补正》）、丁谦（下详）等人。
丁谦（1843—1919）是晚清著名的舆地学者，尤精于西北历史地理研究。自汉至唐各史之西域传和历代西域纪行之书他都做了考证，而特别着重于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证》（附《元史》特薛禅、曷思麦里、郭宝玉诸传地理考证）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西使记》、《张德辉纪行》、《经世大典图》等书的地理考证，并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元初漠北大势论》等文。他自谓其考证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书，参互推究”，观其所撰元史诸篇，“西史”、“西图”资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和《中俄交界全图》。当时我国边疆图籍出了不少，丁氏搜罗殆遍，又得洪钧书译介之外国资料相参证，因而能比前人有所进步。不过他涉及的范围太广，又缺乏必要的语言学修养，错误颇多。
①岛田翰《访余录》称他曾见过黄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证》，其言似不可信。同时代对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沈曾植（1850—1922）和文廷式。他们都是光绪进士，长于史学，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沈曾植初任职刑部多年，后任总理衙门章京。时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编为《蒙古古物图谱》4册（1892—1899年出版），驻华俄公使送了一部给总理衙门，沈曾植为其中的阙特勤碑写了一篇跋文。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笺证》、《岛夷志略广证》（据新旧各图及中外学者著述考证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文廷式任职翰林，由编修升侍读学士。时《永乐大典》大部分尚存，他从中抄辑出不少元代文献，如《大元官制杂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后被王国维刊入《广仓学宭丛书》中。沈、文都是维新人物，拥护变法，并曾赴日考察，学术眼界也宽。文氏在日本结识了内藤虎次郎，受其托抄录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给他，那珂通世遂据以将汉字音译蒙文转译为日文。当时研究元史诸家中还有曾廉（1857—？）。他长期在家乡湖南邵阳教书，思想极端保守，反对戊戌变法。1902年客居贵州后从事于改编元史，著成《元书》102卷，1911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卷。他虽取同乡先贤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而宗旨却与魏源以来诸家致力于广搜中外史料、考订史实以补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称欲继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纲常大义。其书主要依据《元史》，作了大量删节，仅少数重要儒臣列传及忠义、孝友、列女等传按其编纂宗旨增补了许多内容（如忠义由85人增至0余人，列女由107人增至0余人），所发议论亦多迂腐。此书无论在资料上和方法上都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在重修元史诸书中最无价值。
第四节清末民国初的三部元史著作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洪钧（1839—1893），同治七年（1868）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光绪十三年（1887）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十六年归国，迁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出使前，他已致力于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驻欧期间，乃加意搜访外国资料。适其时欧洲蒙古史研究兴盛，多桑《蒙古史》（法文）、哈木耳《金帐汗史》和《伊利汗史》（德文）、哀德蛮《史集·部族志》德文节译本和《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华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名著先后出版，获得如此丰富的珍贵资料使他欣喜异常，遂假使馆译员之助译成中文，“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于是在驻欧的后两年中即肆力著述，撰为《元史译文证补》。归国后继续修订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临终前他将已定稿的清本托付沈曾植和陆润庠，而将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陆润庠于光绪23年（1897）将清本刊行，目录上分30卷，其中10卷有目无书，当在散失之稿本中。本书第一卷《太祖本纪译证》上、下为全书主要部分，约占四分之一，正文为《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纪》与《成吉思汗纪》的详细节译，并采同书《部族志》一些资料补入，复据汉文史料及其他外国资料考释其部族、人物、史事、地理，分注于正文之下。第二至二五卷（存15卷）分别为《定宗宪宗本纪补异》、《后妃公主表补辑》以及术赤和拔都以下诸金帐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里不哥、海都、哲别、西域（上、下，述花剌子模及蒙古对该国的征服和统治）、报达、木剌夷补传，主要取材于多桑书，兼采中西史料补充编成，仍夹注考证文字。第二六至三十卷（缺1卷）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和《旧唐书大食传考证》。洪钧本熟谙元史和西北史地，又得见大量域外史料和俄人所绘较为精确的《亚洲俄罗斯及其邻地》图（他将此图译出改绘为《中俄交界全图》，光绪十六年刊行），有同如鱼得水，故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他所据贝勒津俄译《史集》有很多缺陷，其余诸书皆后人著述，加以译者缺乏专业修养，故错误不少。尽管他的域外史料译述今天已经过时（有了更完整、更准确的译本），其考证文字则仍具有参考价值。
《元史译文证补》的面世使治元史的学者眼界大开，宛若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洪钧开创的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成为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谈元史者几乎无人不称引“西史”，大抵皆据洪书，可见影响之大。
柯劭忞《新元史》柯劭忞（1848—1933），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内外官职。尤喜治元史，任职翰林时，即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很多元史资料，自此不断搜集，博访私家藏书及元碑拓片，所得甚富，多有稀见者，复得洪钧书及其他东西学者著述，遂决意重修元史。入民国后，更专心著述，1914年起入清史馆任总纂、馆长，仍继续编撰元史，至1920年成《新元史》257卷，含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次年，大总统徐世昌（柯氏同年进士）颁令列为“正史”。《新元史》利用了明清以来诸家研究成果，包括新出之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此书以取材广泛、内容丰富著称，尤其是列传部分比旧史增加了很多，除根据《秘史》及“西书”资料增立者（如东西道诸王、初兴将帅、西域诸国等传）外，主要是采录文集之碑传墓志和金石文字；诸志则采《元典章》及《经世大典》遗文作了许多补充。然而，其于旧史所增删改动之处都不注明出处，读者不知其所据为何，以致惮于利用，虽然后来刊行的他的遗著《新元史考证》中说明了所补资料来源，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不足以弥补这一最大缺陷。所用外国资料除大部分采自洪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译的内容，如洪书有目无文的《部族考》篇（当据俄译《史集·部族志》译编，稿本佚亡），柯氏称他“据未译本辑补”，收入《译史补》卷六，但他所据的并非《史集》，而是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一书之导论（根据《史集》及其他资料略述蒙古部族），其译名多有错误，柯氏据以补缀新史之《氏族表》，难免造成许多错误，所以他的新译资料也难以完全凭信。此外，译名混乱、考订不审之类问题甚至比旧史还多，是以其书不足为据。
屠寄《蒙兀儿史记》屠寄（1856—1921），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二十一年，奉命到黑龙江查办漠河金矿，事后被留任黑龙江舆图局总办，主持编绘《黑龙江舆地图》。早年他就曾用心研读过《元史》、《秘史》及其他蒙元史籍，这时为研究黑省（当时省境包括呼伦贝尔地区）沿革，更广泛地搜集有关史料和诸家著述，并亲率属员进行实地测量，“测绘所及”除黑省外还旁涉奉天、吉林、内外蒙古及俄境毗连之地，因而对以前研究者不甚了然的蒙古初兴史事及东道诸王分封之地理有了更真切的认识，益感《元史》之疏漏与前人研究之不足。在编绘黑龙江舆图的同时，研究兴趣开始转向蒙元史。二十五年，舆图告成，并著《黑龙江水道记》等书。在此期间，还撰有《元秘史地理今释》、《元秘史注》（稿本在南归途中遭劫失落），自谓略胜前贤。二十六年，因俄人入侵，绕道蒙古南归，沿途仍留意考察地理风俗。后相继担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奉天大学堂总教习、淳安知县等职，公务之暇，肆力编撰《蒙兀儿史记》。1913年辞武进县知事职，“自是一意著述，朝夕寝馈于蒙兀儿史者，前后凡五年”①。从1911年起，先后三次将先写成部分在常州自家刻印，并继续撰写、修订，全书未完成而病卒。其子孝宦将已刊及未刊稿本汇总整理，于1934年刊行，共28册，0卷，含本纪18，列传129，表12，志1。内14卷有目无文，包括初刻本已有的两篇列传；另据屠寄后人所藏稿本，尚有已写成的40篇列传未刊入②。《蒙兀儿史记》的优点，一是广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著述，增述了大量旧史所缺内容，除对旧史纪传表志作了很多补充外，还增立列传四百余人及西域诸国传、蒙古色目氏族表。其外国资料除采洪钧书外，还用了多桑《蒙古吏》“原书”、美国学者乞米亚可丁（JeremiahCurtin）的三部著作——《蒙古人史》、《俄国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亚旅程》，俄人所著《蒙古泉谱》、《马可波罗行记》、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等等；二是对史料和前人著述进行了仔细考订，择善而从，订正了旧史及前人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三是增订内容皆注明出处，对资料的取舍、考订皆说明根据，使读者得以审辨、复核；四是统一译名，这是治元史最难之事，屠寄所用的译名（主要用《秘史》）及其勘同虽不尽妥当，但颇能自成体系，其失误之处因注有出处，亦便于读者审订。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外国资料除洪钧书外都是靠朋友（如周秉清为他译述多桑书）和儿子（孝实译乞米亚可丁书，孝宦译英人新著《史家之历史》等）为之翻译，这些资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于后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讹误，而译者又非元史专家，难免错上加错，故多有不确切之处。屠寄缺乏科学的语言学修养，在非汉语名词对音勘同上错误颇多，如以“主因”为“朱邪”、“斡脱”即“犹太”之类。有不少考证不够严谨，牵强武断，如误从《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祖先来自吐蕃之说而断定《秘史》所载腾汲思海即青海湖之类。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如同洪钧一样主要是受时代的局限所致），《蒙兀儿史记》仍是重修元史诸书中最好的一部。
①见其子屠孝实等撰：《先君敬山先生年谱》。
②参见余大钧：《论屠寄的》，《元史论丛》第3辑。
第五章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第一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的元史研究固然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但他们受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语言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缺陷，与当时外国东方学家的蒙元史研究相比，显然落后了一段距离。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民国初年以来，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研究元史的学者遂另辟蹊径，采用新方法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数百年来补缀或重修《元史》的老路。开辟新路径的是史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陈垣（1880—1971）和陈寅恪（1890—1969）。他们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我国这一学科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王国维1898至1900年在沪工作期间入东文学社攻习英、日文和哲学等科，是为“治新学之始”。1901年以老师藤田丰八和罗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学，旋因病归。他初治西洋哲学，1906年后改治文学史，尤倾心于古典戏曲研究。其名著《宋元戏曲考》（1912）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书中对元杂剧和南戏的渊源、时代与作者、结构、文采等诸方面作了精辟的考述，也可以说是他有关元史的第一部论著。1911年他随罗振玉流亡日本（19年回国），自此转向经史和古文字研究。承晚清西北舆地之学的余绪，王国维也十分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辈。他还将徐松、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元《经世大典》遗文《大元马政记》等六种（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书监志》（11卷）抄本编刊入《广仓学宭丛书》（19）。1925年王国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后，专注于蒙元史研究，短短两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论文有《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黑东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记》等，还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谱》以及多种元代史籍的序跋。其《鞑靼考》依据对宋辽金和蒙古史籍记载的对比分析与地理考证，精辟地论证了辽金史所载之“阻卜”即是鞑靼。《萌古考》一文广泛搜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对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历史活动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韦）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金史》于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讳，而所征之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实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黑车子室韦考》论证此为室韦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韦，并考述了此部于唐末叶南迁的史实。金朝为防御北方诸游牧属部而修筑的界壕边堡曾在蒙金关系和蒙古兴起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区的重要历史遗迹。《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筑过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线边堡军镇和部族的地理方位，为后来的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证此名应即金朝的乣军，列举大量资料对金元之际乣军的情况和“乣”字的读音作了缜密的分析，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刘祁北使记注》、《刘郁西使记校注》等多种，不仅为后学者提供了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如考定《蒙鞑备录》作者应为赵珙而非原题之孟珙，《亲征录》载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游记》所载宣差阿里鲜即札八儿火者之误，考证鱼儿滦即达里泊，浑独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鲁哈河东）应即辽代之镇州可敦城，以及关于窝鲁朵城（古回鹘城，即哈剌八剌哈孙）、鳖思马（别失八里）城及其东之三小城、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游记》之大石林牙）的考证等等，精采之处不一而足。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上述论文同为对元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此外，他还有二十多种有关蒙元史的未完成遗稿和古籍校、批。若不是昆明湖水过早淹没了这位旷世学术巨子，其嘉惠于后学者必将更多。①陈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学根柢，1913年入京从政后，利用北京藏书丰富的条件，阅读益广，且见政局日益混乱，乃渐潜心于治学和任教，自1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国学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后，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学工作。1917年，他准备撰著一部中国基督教史，首先研究的课题便是当时国人还不甚明了的元代也里可温①，完成了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广泛搜集有关汉文资料，分15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确指出也里可温是“元时基督教之通称”。文章发表后，当即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此后，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年代学、校勘学等方面连续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1924年完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1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补》和《校补释例》，1933年完成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纪南俄人之汉文学》（1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1929）、《马定先生在内蒙发见之残碑》（英文，1938）等。长达十万言的《华化考》，对这一元史上极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课题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笔记、碑刻等书近200种，“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陈寅恪序中语），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读的参考书。《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汉字音写及汉译年代，以细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译音用字规律，是《秘史》①参见余大钧：《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①国外学者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对此也先后作过一些研究。研究的重要文献。他以1925年从清宫发现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补错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1908）计达一万二千多条，其校勘极为精细，为研究者提供了这部重要史料的较完善本子。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利用大量文献、碑刻资料，对金元之际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影响。
陈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学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学著称的陈宝箴），1910年起留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著名学府达十余年，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文史哲三系教授，并曾兼职于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后一直执教于中山大学。他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作于1930至1931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其中《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即灵州，Temegetu为榆林，Irghai为宁夏（今银川），订正了前人的误说；《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历史传说的演变及其来源，揭示出其“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的实质。此外，他的《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一文，根据《至元译语》所载，并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汉文资料为证，充分证明元代蒙古人称汉人为“札忽歹”。陈寅恪的蒙元史著述虽少，但已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的新时期的标志。
同时代学者张星烺（1888—1951）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他曾留学美国、德国。1913年开始翻译玉尔的英文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23年发表了《导言》部分，1929年出版了译本第一册（原书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后未再续出；1937年又出版了他据Benedetto意文本的英译本重译的行记全文（书名《马哥孛罗游记》）。还撰有《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的记载》（载《燕京学报》，1928）。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1930），分载历代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朗、中亚、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较大比例。此书汉文资料搜罗甚广，外国资料则主要取材于玉尔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8年戈狄埃增订本）等书，玉尔书中所辑资料及其考释大部分都被译出编入，甚便读者，唯考证颇多失当。岑仲勉（1886—1961）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从事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札记》、《再谈钦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冯承钧（1887—1946）从二十年代起致力于法国汉学家著作的翻译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译名家专著、论文近百种（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为多），多是学术价值很高、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文献。其译名和考证文字的准确译述需要有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决非译书匠所能办到。可以说，他的译著（还加有不少补充、订正）本身就是一种专门家的研究工作，对我国学术的进步贡献甚大。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译著有《多桑蒙古史》（1936年）、沙海昂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36），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鲁赛《极东史》中的蒙古部分（译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儿帝国》等。此外还翻译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与教廷》。他自己编著的蒙元史书有《元代白话碑》和《成吉思汗传》，并发表有《辽金北边部族考》、《元代的几个南家台》、《评元秘史译字用音考》等论文。所译论文后汇编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册，1957年又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第二节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位大师的研究范围都很广，蒙元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从事的时间都不长。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把我国的蒙元史学科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中最著名、对以后的蒙元史学界影响最大者有姚从吾（1894—1970）、韩儒林（1903—1983）、翁独健（1906—1986）和邵循正（1909—1972）等。姚从吾于1922至1934年留德期间（除1929至1931年在波恩大学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学），曾从汉学家傅朗克、蒙古学家海尼士等学习，并钻研名史家兰克等人的著作，深受兰克治史方法的影响。此时他就开始了蒙元史研究，译出柯劳斯的《蒙古史发凡》（载《辅仁学志》，1929），撰《金元两代史源的研究》（载AsiaMajor，1933）。归国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9年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并创办辽金元史研究室，开创了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贡献甚大。他毕生锲而不舍地在辽金元史的广阔领域中耕耘，著述宏富。其蒙元史著述有《辽金元史讲义·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专题论文数十篇（收入1959年自编之《东北史论丛》及后来门人所编《全集》第五、六、七集）。专题论文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如《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代蒙古人的军事组织与游猎文化》，《说元朝秘史中的篾儿干》，《旧元史中达鲁花赤初期本义为“宣差”说》，《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选立太子》等多篇；一类是蒙古统治中原的政策演变和汉人的因应态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忽必烈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及此事对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忽必烈汗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元世祖崇行孔学的成功与所遭遇的困难》，《元好问上耶律楚材书与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蒙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与札奇斯钦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这是第一部我国学者据汉字音写蒙文译成汉文的全译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还出版了《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和《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并收入《全集》）。无论《讲义》或专题论文，都贯穿着他重视史料批判的治学方法，从文献资料的分析入手，与史事的考述紧密结合起来，列举多证以阐明一事一理，头绪清楚。他对历史上中原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文汇融合有独到见解，提出“国史扩大绵延观”①，这与他兼治辽金元三史显然有很大关系。
韩儒林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得到陈垣、陈寅恪教授的指点，开始研读外①参见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用比较语言方法考释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1933年赴欧留学，先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从伯希和、海尼士等进修蒙古史、中亚史，并学习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种语言文字。其间，他着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诸碑，相继完成了《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译释和《暾欲谷碑》的翻译。1936年回国，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改南京大学）。1940至1943年间，在抗战后方的艰难条件下，发表学术论文达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文章。他在1940年写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称有待考证者甚多。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虽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编元史，使元史学面目一新，但他们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从西方学者的译文和著述中转译而来。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与音点最易讹错，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汉文史料）与之比勘，则各类名称很难定其写读。西人译文中未经考订随意译写的错误很多，依赖重译必然跟着出错（还加上原译不误而译人不懂专业致误者）。因此他主张“必须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之研究”，相互订正、发明，始可扫除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谬误。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关于十三翼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记载远详于汉文史料，但贝勒津、哀德蛮之刊、译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误，洪钧重译舛误更多，韩文据波、汉、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为突厥人袭用，考证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对大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演变。《蒙古的名称》一文将唐代以来此名的二十多种异译分为五组，分析了不同译写的音值及其语言来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据女真语译写来的。《爱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认而被忽视的《牧庵集》中爱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库馆臣改译的名字一一复原，据以考证其世系行实，发覆补缺者甚多。其名物制度考证之精当多类此。五十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培养人才和科研组织工作，1956年创立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77年创办了《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年发起组织了中国元史研究会，并任会长。期间仍著述不辍，先后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勘同》多篇论文，主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两卷本《元朝史》的编纂。1982年出版了自编论文集《穹庐集》；1988年出版了由其门人整理的《韩儒林文集》。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受洪业、陈垣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元史，1932年完成学士论文《元田制考》；继入同校研究院，1935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对前代著述中的疏误补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38年以《爱薛传研究》获哈佛博士学位。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爱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此后他转到巴黎大学，就教于伯希和，进一步学习了从事蒙元史研究必须的各种语言文字和方法。1939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这期间，他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通过缜密的考证，订正柯劭忞、屠寄二书谬误达十余处；《斡脱杂考》，对元代史料中所见“斡脱”一词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数情况下用于译写Ordu（斡耳朵）和Otok（又译月脱，意为进酒，元代汉译“喝盏”）外，斡脱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词源于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所谓“斡脱钱”即斡脱们营运的官本钱债，从而纠正了洪钧以来诸家以斡脱为犹太的误解；《元典章译语集释》，列举职官制度译名33个，考释了达鲁花赤、札鲁忽赤、怯里马赤、必阇赤、怯薛等名称；《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考察了从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的法典编纂和颁行过程及其历史背景。解放后，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领导工作，晚年发起成立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副会长，为培养人才、组织和指导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元史》的点校、《蒙古族简史》的编写和波斯史料的汉译。
邵循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近代史时，受陈寅恪指教和影响开始钻研蒙元史。1934年赴欧留学，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伯希和专攻蒙古史，并学习波斯文及其他东方语文，继转入柏林大学继续研究。193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留学期间，他就着手搜集和研读波斯文蒙古史料，回国后不久即发表了《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直接用《史集》（Blochet刊本）、《贵显世系》（写本）原文与《元史》比勘，互证互补，是为继陈寅恪之后我国学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另一篇论文《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也是用波斯文与汉文史料比较研究的方法写成。其后他从事于《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据Blochet刊本）的翻译和注释，1947年在《清华学报》发表了《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其余《蒙哥汗纪》、《忽必烈汗纪》（下）和《铁木耳合罕本纪》的译释生前未曾刊布，后由其门人整理这部分残稿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译释》诸篇以汉文和其他文字史料与波斯原文对勘，订正了原文中许多译名的讹误，使得各种文字史料得以互证互补；并旁征博引阐释涉及的种种名物制度，多有卓见，表现了深厚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功底。此外，他在多年从事蒙元史教学和研究中还有不少创见，惜多未成文。1982年《元史论丛》第一辑收集到他四十年代前期所写的四篇论文一并发表，其中《元代的文学与社会》和《蒙古的名称与渊源》曾在报刊上登载过，《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和《释natigainacigai》是未刊手稿。在这些文章中，他以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对许多译名作了精当考释。五十年代以后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但也讲授蒙元史并指导这方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晚年参与并指导《元史》的点校，作出了贡献。韩、翁、邵三位学者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在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影响下走上蒙元史研究道路，都在三十年代出国深造，而且均曾受业于伯希和；都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西方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研究的基本路子都是利用各种文字史料进行比勘，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纠正洪钧、柯劭忞、屠寄元史著作中的谬误。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三十年代以后我国蒙元史学科发展的主导倾向。同时代的另一些学者则注意于元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第三节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蒙思明于1936年发表《元代的阶级制度》一文，1938年以《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为题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刊行。这是我国学者详细研究元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第一部著作，资料之丰富，论析之全面，都远超过箭内亘的《元代社会三阶级》。作者利用的各类史籍达二百多种，其中仅文集就有六七十部，就一项专题研究而言，搜集之广，为前所未见。全书分五部分，分别论述了宋、金社会原有之阶级（作者将地主与贫民称为“经济阶级”），元代的种族四等制（作者将此称为“种族阶级”），两种阶级系统之冲突及其混合，混合后元代社会阶级之实况，元末革命及元代阶级制度之崩溃。作者认为阶级形态之决定力实为经济关系，故元代之种族阶级制日渐被经济势力“潜移”，但终未能根本破坏。虽然所用“种族阶级”、“经济阶级”二名未必妥当，但建立这一观点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实况》是本书主体部分，分为贵族官僚僧侣地主富商联合组成之上层阶级、各种户计之中间阶级、奴隶与佃户组成之下层阶级三类。1962年作者在此书重版的前言中对这种划分方法作了自我批判，不过此书是以例证资料丰富见长，分析欠当并不影响它的参考价值。这篇前言还对元史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如认为元代阶级的矛盾与民族矛盾基本一致，不能说那一种是主要矛盾。
吴晗主要以明史研究的卓著成就享有盛誉，其有关元史的著述都是与明朝的兴起相联系的元末农民起义及其历史背景——元代社会、政治状况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研究。1936年他连续发表了《元代之社会》、《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元明两代之匠户》三文，1939年发表《投下考》。1941年发表的《明教与大明帝国》，提出大明国号出于明教（摩尼教）之说。他认为元末红军宣传的“明王出世”，典出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经》，韩林儿既称小明王，则韩山童必自称大明王，其徒众亦为明教徒；朱元璋本小明王部下，其部曲多红军，为迎合民心，故用“明”为国号。此说曾长期为史学界所采纳，影响颇大，近年才受到质疑。1946年，又发表《元史·食货志·钞法补》。以上诸文皆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1986）。其名著《朱元璋传》对元末社会与农民起义也有详细论述。
其他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蒙元史论文。唐长孺著有《巴而术阿而的惕斤传译证》、《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等，后文对前四汗时期中书省和燕京行尚书省的职掌、官称作了考证，指出太宗时的所谓中书省、尚书省“实为汉人习惯上之称谓。中书为治汉回文书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必阇赤；尚书省为治汉地财赋及刑政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札鲁火赤”。这无疑是确切不易之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著有《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元陕西四川行省沿革考》。元初行省因事而设，置罢分合无常，治所屡易，名称多歧，《元史》地理、百官二志均有误。谭文搜集纪传及其他资料加以考定，理清了两省建置变易的年代和名称。其晚年所撰《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订正了《元史》所载“合兰府水达达路”之误，考述了两路的设置年代的辖境。三十年代，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受到重视，这与当时进行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有关。除上述蒙思明、吴晗的著作外，陶希圣撰有《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按：作者误以“斡脱”为犹太）、《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等文，鞠清远撰有《元代的寺产》、《元代系官匠户研究》及补篇等。全汉升所撰《元代的纸币》一文，以丰富的资料论析了钞法的演变和崩坏，有较高参考价值。
杨志玖于三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元史研究。其时他先后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当研究生，师从向达、姚从吾，选择了元代回回人作为研究课题，写成论文《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未刊），并相继发表《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赛典赤赡思丁生年问题》、《元代回汉通婚常例》等文。据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于民间对回鹘的谐音俗称，十三世纪前期的汉文文献里，它与回鹘（回纥）同被用于泛称西域民族，这是因为回鹘西迁的地域很广，而且在人种、语言上与中亚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别。随着西域各地人大量东来，人们知道了回鹘人与其西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须加以分别，于是至迟在元世祖时期的公文诏令中，就很明确地用回回专称伊斯兰教徒，而称回鹘人则用新译名（畏兀儿或畏吾儿）取代这一唐时的旧译，从此确定下来。不过文人丫丫电子书仍常混用旧名，所以《元史》中还能见到称回回人为回鹘（回纥）的情况。在搜集回回人资料时，他发现了《经世大典·站赤》著录的一个文件，记载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鲁浑大王处事，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行记》所述同行西还的阿鲁浑汗三使者完全一样；同时，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鲁浑遣使来元求婚于故妃亲族，使者带回阔阔真公主及大汗礼物的记载。他将新发现的史料与西方史料相参证，推断马可波罗离华时间应为1291年初，撰写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发表在1941年的《文史杂志》上。此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准确的考证，更在于证明了马可波罗的记载及其经历的真实性。四十年代他发表的重要论文还有《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五十年代以来，他主要在元回回人问题、马可波罗问题、探马赤军问题三个方面作了研究，发表论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元史三论》，1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元史上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如王崇武关于朱元璋和元末红巾军的几篇论文，刘铭恕关于色目人的起源、户口青册等问题的论文，以及文献学家、科技史家、文学史家所写的各方面专题论文，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六章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第一节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史学工作者积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蒙元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学科的主要领头学者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杨志玖等继续在高等学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在培养人才和组织、指导研究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在蒙元史领域最活跃的一批学者多出于他们门下。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在他们主持下已着手进行，如《元史》的校点，元朝断代史的编撰，域外史料的翻译等。这个阶段的重要学者还有余元庵、蔡美彪、刘荣峻、贾敬颜、方龄贵等。余元庵于1949年发表《元朝秘史远箭近箭官号新释》、《元史志、表部分史源探讨》等文，五十年代著有《成吉思汗传》和《内蒙古历史概要》。蔡美彪参与范文澜主持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着重研究辽金元史，注意收集和研究元代汉、蒙文碑刻，出版了与罗常培合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和他整理考释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并发表多篇研究元代戏曲史的论文。此后他在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的考释和蒙元制度、文化诸方面研究上又取得很多新成果。刘荣峻以多年精力译出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经典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原著广博精深，译者下了很大功夫，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准确的译本。贾敬颜擅长考证和文献研究，发表多篇考释蒙古名物制度和研究蒙古部族的论文（部分成果收集在《民族历史文化萃要》一书中），并完成了《圣武亲征录》的校注。方龄贵在考释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和搜集、研究云南元代碑刻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其所编《元朝秘史通检》是研究者很有用的工具书。一批共和国建立后培养的年轻学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并在老一辈学者指导下参与研究工作。
这个阶段的蒙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元末农民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元代社会矛盾问题，古代蒙古社会性质问题，人物评价问题（主要是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三个方面都发表了不少论文，大部分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都面目一新，其中不乏资料充实、论证精细的专题研究。几项重要的蒙元史研究项目均已在进行中，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组承担的《中国通史》和历史研究所宋元史研究室承担的《中国史稿》元史部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承担的《元朝史》专著等。
“文革”开始，正常的学术活动基本停顿，仅有个别项目在几年后恢复工作，《元史》的校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就是在那时的政治运动夹缝中进行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大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不再局限于农民起义、社会性质、人物评价几个课题。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发扬，注重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详尽的考释辨析，作深入的创造性的专题研究，不务空言。有更多的学者善于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国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考订、补充，这是我国蒙元史研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了一批基础扎实、学风端正的新一代年轻学者（多数是“文革”后培养的博士、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都拥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1979和1980年，在翁独健、韩儒林等倡导下先后成立了两个主要蒙元史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会刊《元史论丛》和《蒙古史研究》，集中发表较高质量的专题论文，并出版报道国内外研究情况的《通讯》。两个学会都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对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很多成就，这首先应归功于其开创者姚从吾。姚氏早期弟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著名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在七十年代寓居美国之前任教于台湾大学。他着重研究蒙元前期的蒙古制度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主要著作有《蒙古史论丛》（上下册）、《蒙古的社会与文化》，并与姚从吾合作完成《汉字音译蒙文蒙古秘史译释》，在元代蒙藏关系史研究方面也很有贡献。同时有另两位学者成果也很丰富：孙克宽主要研究汉文化在蒙元治下如何延续及其影响，著有《元代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元代汉文化的活动》以及有关南北道教、儒学等方面的数十篇论文；袁国藩的著述涉及蒙元前期制度、习俗、政治、人物等多方面。与大陆情况相似，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一批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相继崛起，他们中许多位出于姚从吾门下。有些人后来虽寓居海外，仍经常回岛内讲学、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其中以萧启庆成就最为显著。
蒙元史是一门世界性学科。由于涉及多种语言文字以及制度文化的多样性等特殊困难，过去我国学人以此为专业者较少，研究者人数和许多方面研究成绩反不如外国。建国以来，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改变了这种落后状态，不仅成果数量居各国之冠，总体学术水平也已进入世界前列。李治安、王晓欣所编《元史学概说》一书（1989）对各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详细评述，本章仅择要介绍，略加补充。
第二节史料整理与研究汉文史料数百年来，学者们对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订工作。由翁独健主持，主要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邻真等多位学者承担的《元史》点校本，不仅总结了前辈学者的成果，还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数以千计的校勘条文，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姚景安根据此本编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尽可能地勘同辨异，甚便读者。《元史》漏误甚多，订正补缺不是点校本的任务，翁独健提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个史实订误”。这个工作更艰巨，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研究，近年来许多专题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
翁独健还提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务，如《元典章》的整理，《经世大典》的辑佚，专题史料的辑录，碑刻资料的汇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与翻译等。这些工作都已陆续有了成果。专题资料辑录方面最丰富，出版有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杨讷、陈高华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杨讷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黄时鉴的《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等。元代史籍的点校也出了很多种，如《通制条格》（黄时鉴）、《吏学指南（外三种）》（杨讷）、《庙学典礼》（王廷）、《秘书监志》《高荣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订湖山类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诗文集。赵万里的《大元一统志》辑本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部分恢复了久已散佚的这两种重要史籍。史籍的注释是更艰苦的研究工作，先后出有向达的《西游录校注》（未完本）、苏继顷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陆峻岭的《异域志校注》、贾敬颜的《圣武亲征录校注》、萧启庆的《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任崇岳的《庚申外史笺证》、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等。碑刻资料的辑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这里所谓“白话”，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语结构，用当时的口语、俗语将蒙文文件直译为汉文，元代史料（特别是《元典章》）中此类文体的公文非常多，较难理解。亦邻真撰《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从蒙文语法结构和某些特殊用语的蒙汉文对应上作了阐释，为阅读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类是史书：出了7种《元朝秘史》的新译（或加注释）、复原本，其中谢再善汉译本（1956）系据达木丁苏隆新蒙文本译出；姚从吾、札奇斯钦译注本（1960—1961）据汉字音写蒙文重译，姚氏还发表了多篇考释文章；亦邻真的畏兀儿字复原本加有简要的注释（蒙文），并附有一篇关于版本、文献及复原方法的详细导言。其他蒙文史书，有留金锁翻译的《十善福白史》，朱风、贾敬颜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另一类是碑刻、文书资料：元代使用两种蒙古文字，都留有遗物。道布汇辑了一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1983），收集文献22件，附有新蒙文转译和简要说明。八思巴字蒙文资料比较丰富，蔡美彪做了许多搜集、研究工作，发表《元代圆碑两种之考释》，《泾州水泉寺碑译释》，《河东延祚寺碑译释》，《元代开化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照那斯图汇辑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1991），收集碑刻、文书达40件，并撰写了《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等多篇译释；他与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对新近出土的同一块碑上所刻的宪宗九年、中统二年、至元五年、皇庆元年四道圣旨（前三道为回鹘式蒙文，后一道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详细的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译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释中讨论了若干古蒙古语语法问题，对鲍培的译注作了订正。
藏文史料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十余种刊、写本进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红史》的校注本，根据西藏档案馆藏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无的四十多页，尤有价值；其注释参阅了多种藏文史料，注明出处，便于查检。此书已由陈庆英、周润年译为汉文。整理出版或译成汉文的其他藏文史籍还有《青史》、《汉藏史集》（有陈庆英汉译本）、《智者喜宴》、《萨迦世系》、《朗氏宗谱》、《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布顿佛教史》、郭和卿汉译本）、《西藏王臣记》（郭和卿汉译本）、《新红史》（黄颢汉文译注）、《蒙古佛教史》（陈庆，英、乌力吉据藏、蒙文两种本子合译）等。藏学家王尧发表《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对这通在内地发现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儿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儿文（回鹘文）碑刻、文书存世者也有不少。五十年代冯家升发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和《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约三种》二文，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此后，耿世民对多种文书、碑刻作了研究，相继发表《几件回鹘文文书译释》、《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刘迎胜、卡哈尔进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勋碑，发表了新的校勘和译注。在中国各地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发现者最多。五十年代吴文良曾编有《泉州宗教石刻》一书，1984年又出版了陈达生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收集各类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铭，有图版、原文及汉、英译文。
域外史料在翁独健的倡导和组织下，域外史料的翻译取得很大成绩。与《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济据英译本译出，后者由余大钧、周建奇据俄译本译出，均经翁独健审校。这两种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汉译本的出版，实现了史学界多年的愿望，对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还有不少。韩、翁、邵等前辈学者曾提出，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直接用这些史料原文与汉、蒙文史料互校互证，并出版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本子。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具备了这个条件，正陆续出成果，如刘迎胜研究察合台汗国史的多篇论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资料，华涛将札马勒·哈儿昔的《苏拉赫辞典补编》的阿拉伯原文节录本译为汉文，马金鹏据阿拉伯文本译出《伊本巴图泰行记》。其他文字史料的译本还有何高济译的《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行录》（据英译本），吕浦译、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记》（含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及孟特戈维诺等信件，据道森编英译本），耿升、何高济译的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据英、法文译本）。蒙元史外文史料语种很多，要全面翻译过来还有很大距离，不仅需要懂这些语文，还要有相当程度的专业训练，个别译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为专业知识不足之故。
第三节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的编撰一般中国通史著作元代部分多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元史难点多，若非专家执笔，难免左支右绌。由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七册和由陈高华执笔的《中国史稿》第五册元史部分则以崭新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两书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专门研究基础上的综合贯通著作，各有特点。《通史》篇幅较大，故许多方面能展开论述，尤其对元代各项制度的因革，元中期政治史，边疆各民族（特别是蒙古、藏族），都有详细、精辟的考述。《史稿》受篇幅限制，以简约明快为特点，精择典型史料讲清史实，阐明论点，其社会经济一章为作者最专长领域，尤显精采。两书都有不少独到见解。韩儒林主编，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上、下册）是一部较大型的断代史专著，对元代史作了全面的论述，其特点一是能广泛吸收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并注明有关论著所在，便于读者作进一步研究时查阅，这是综合性著作应该做到的；二是在若干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引证中外史料较为丰富，并对许多名物制度和史实作了必要的考证，能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被认为“大体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元史研究水平”。此外，邱树森、黄时鉴分别出版了简明的《元朝史话》。台湾李则芬出了一部四册的《元史新讲》。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韩儒林主编，1985）
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辽夏金元卷（蔡美彪主编，1986）是目前最佳的元史工具书。两书都是我国元史专业研究者的集体工作成果。前者有一百八十多条，包括人物、制度、经济、文化、中外关系、史籍各方面，释文较详，并有一条元朝史总述，可作为研究元史的入门书。后者条目3000条，包罗甚全，释文简明准确，知识量相当大。此外，陆峻岭编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周清澍编的《元人文集版本目录》，方龄贵编的《元朝秘史通检》，都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第四节政治史研究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研究。研究成吉思汗的论著甚多，其中重要者有韩儒林、杨志玖、亦邻真、周良霄所撰诸文。他们都深入论析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国家的历史背景及其对蒙古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贡献，并探讨了蒙古统治者进行征服战争的原因和影响，在指出征服战争给各民族（包括蒙古族自身）带来危害的同时，从历史发展角度作了分析，认为蒙古灭夏、灭金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由分裂局面走向再统一和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西征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邵循正、周清澍分别著文考证成吉思汗生年，以充分证据考定为12年，否定了1155年或17年之说。蒙元前期其他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主要有陆峻岭、何高济合撰的《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和杨志玖、刘迎胜关于“定宗征拔都”记载的阐释，都结合中外史料考述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统治集团围绕汗位争夺不断发生的或明或暗的斗争。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辨》据汉文、波斯文史料考定她应是太宗六皇后，订正了以前提出的大皇后说，并论析了她与耶律楚材、镇海等大臣的关系和在蒙古国政务中的作用。对失吉忽秃忽、镇海、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等主政大臣，都有学者作了专题研究，尤以对耶律楚材的研究比较深入，有韩儒林、余大钧所撰论文和黄时鉴写的传记。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详细考述了开国功臣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家的起源、封建及其后裔的政治地位，并列有相当完备的世系、仕进等表。蒙金战争时期，中原各地出现了一批地方武装头目，蒙古统治者在他们归降后即命为世袭管领本境军民长官，形成类似藩镇的大小“世侯。到何之撰《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分地区考察了地方武装势力的兴起、归向和在蒙古统治下的地位与作用。孙克宽分别论述了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保定张氏三家事迹。
忽必烈及其在位时代向来是蒙元史研究的重点。总论其一生功业和一朝史事的主要有周良霄所撰《论忽必烈》和《忽必烈》传记（1986）。专题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对其藩府侍臣、谋士班子的集结过程和不同类型作了细致分析。这些人物多是后来辅佐他立国中原，“遵用汉法”，建立元朝的重臣，其中刘秉忠、廉希宪、郝经等都有学者写过专论。陈得芝、王廷合撰的《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考察了忽必烈即位前与其兄大汗蒙哥在中原汉地控制权和统治方针上的矛盾与分歧，以及因此引发的阿兰答儿钩考事件。白钢、孟繁清研究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都认为获得汉族地主阶级支持，依托中原雄厚的人力、财力优势，是他得以战胜阿里不哥的主要原因。关于李璮叛乱事件，孙克宽、周良霄等作了专题研究，周撰《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指出这一事件对忽必烈政策的变化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从此怀疑汉人的忠诚而转向重用西域人。其他中外学者也多持这一看法。关于忽必烈与海都、都哇的战争，刘迎胜发表多篇论文，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记载相比勘，对史事作了详细考述。关于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之乱，主要有姚大力、叶新民的研究，姚文考证战事地理尤详。有关忽必烈行“汉法”的论文很多，以姚从吾的研究最为详尽。论者多充分肯定行“汉法”的进步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为维护蒙古贵族特殊权益保存了许多蒙古旧制），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一文尤其强调后一方面。对其重用阿合马等“聚敛之臣”理财，多数学者仍持传统的批判态度，认为阻抑了汉法，加重了剥削。萧启庆著《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分析了西域人得势的原因、汉人的态度和对元代政治的影响。丁国范、黄时鉴先后撰文研究以太子真金为代表的汉法派与权臣阿合马的斗争。
有关蒙夏、蒙金、蒙（元）宋战争的研究，以后者成果最丰富，先后出了三部著作：陈世松、匡裕彻、朱清华、李鹏贵合著的《宋元战争史》（1988），李天鸣的《宋元战史》（台湾，1988），胡昭曦等著的《宋蒙（元）关系史》（1992）。专题研究比较重要的有陈高华的《早期宋蒙关系与端平入洛之役》和胡多佳的《早期蒙宋关系》。
元中期政治史的专题研究不多。萧功秦《论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和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对忽必烈以后统治上层各派势力争夺皇位的斗争作了系统考察，都认为蒙古忽里台选汗旧制的保留是造成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和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围绕英宗与丞相拜住被杀事件考察了行汉法与反汉法派的斗争。有关元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矛盾和农民战争，论著甚多，讨论的问题有元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何者为主，以及相关的元末农民战争性质问题，红巾军与白莲教、明教的关系，朱元璋政权性质的转化等等。近十年来，研究更深化，注重史实的考证和专题论析。重要论文有杨讷的《“扶箕诗”不是农民军的口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元代的白莲教》，邱树森的《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韩山童、刘福通首义颍州考》、《彭莹玉事迹考略》，韩志远的《白鹿庄起义说辨伪》等。杨讷考证红巾军领导者为白莲教徒，“明王出世”的宣传和“大明”国号均出自白莲教经典，与明教无关，订正了前人误说。四川发现的明玉珍墓“玄宫之碑”提供了一些新史料，与史籍记载有异，胡昭曦、刘孔伏撰文作了研究。邱树森著《妥欢贴睦尔传》（1991），全面论述了元顺帝生平及元后期史事。
政治、军事制度研究。李涵《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和燕京行省》论证断事官（扎鲁忽赤）是蒙古国政务主管，燕京行省是由此发展来的统治汉地的政务机构；必阇赤本怯薛中主文书者，太宗时因承担征赋任务而分化出来，成为政务机构“中书省”。前此札奇斯钦曾撰文分论扎鲁忽赤与尚书省、必阇赤与中书省的关系，立论相近。另一篇重要论文为姚大力的《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认为忽必烈即位后建立的中书省，乃是从以断事官及其辅佐必阇赤构成行政中枢的蒙古旧制向中原王朝体制（直接仿自金尚书省制）的实质性转变，尽管仍保留有某些蒙古成分。关于其他朝廷机构，有李涵、杨果对枢密院的研究，郝时远对御史台监察制度的研究，达力扎布对宣徽院的研究，张帆对翰林国史院的研究等。台湾学者杨国藩所著《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全面论述了省、部、台、院等各种机构及忽里台、内廷会议、朝议等各类政事制度。关于行省制度，有台湾学者丁昆健、袁国藩的概述性论著。王廷《元代行政地理研究》考述了腹里（中书省直辖）、辽阳、陕西、四川、江西、江浙诸省沿革。杨讷的《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和台湾王民信的《元朝的录事司考》是两篇研究下层地方制度较深入的论文。
实行投下分封制是元朝的一大特点，周良霄《元代分封制度初探》和台湾洪金富的《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对此作了总体研究。周文认为太宗分封中原州邑民户后实行投下五户丝制，对蒙古旧制而言是进步，但对中原则是历史的倒退。洪文认为分封制是“蒙古人的公产私产观念在国家组织形态上的反映”，太宗以后的投下食邑化政策并未能贯彻，元代投下始终与州县制并存，没有完全中央集权化。李治安的专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对草原兀鲁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属人口、宗王出镇制度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详尽论析，有不少独到见解。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也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子弟分封与功臣千户分授，认为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才是封主，后者则是地方长官。
元代官员的选用，要害之职多授予有“根脚”的勋贵之家，一般官员则以吏出身者为多。许凡《论元代的吏员出职制度》及其所著《元代吏制研究》对吏员的类别、等级、职能和升迁规定作了详细论述。元太宗时曾举行过一次儒士选试，其后直到仁宗时才正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杨树藩有一篇总述的论文《元代科举制度》。姚大力撰《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时代背景》更深入探讨了科举长期停罢及延祐初恢复的原因，元代科举的作用及其局限等问题，并对一些史实作了考证。
怯薛制是蒙元军政体制的核心，萧启庆的《元代宿卫制度》作了总体研究，尤详于世祖即位后的演变及其政治上（决策中的作用和出任官职）、经济上的特权。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主要是考订四怯薛长的承袭世系和轮值日期。关于蒙元初期的军事组织，史卫民撰有《元秘史九十五千户考》和《蒙古国时期左右翼千户沿袭归属考》，前文认为成吉思汗初组千户当如《元史·术赤台传》所载只有65个，后文主要考证木华黎所统攻金军队的组成。他的另两篇论文对元代侍卫亲军的组织、职能、建置沿革作了系统研究。姚家积《元代的“驱军”与军驱》认为卫军中的色目诸卫主要是由放免色目俘奴组成。学界对探马赤军的意义、组成、职能等问题曾有各种不同阐释，杨志玖撰《元代的探马赤军》和《再探》、《三探》诸文进行深入探讨，贾敬颜、黄时鉴亦著文讨论，这是元代军制研究进展最大的一个课题。唐长孺、李涵合撰《金元之际七万户》，论述蒙古灭金前后汉军诸万户的设置；黄时鉴、王廷先后撰文讨论其设置的时间、数目等问题，互有歧见。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就此制建立原因、镇戍军的分布、统辖系统和军士轮戍制作了全面论述。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考述了军户的种类、来源、赋役义务、轮换制与奥鲁制。贾敬颜《奥鲁制度与游牧民族》认为此制源于游牧民的社会组织。
元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重要论文有姚大力《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和黄时鉴《考辨》。姚文从元初对金泰和律的沿用、改造和废除考察了元刑法体系形成的三个阶段，并揭示了其包含汉、蒙、回多元因素的特点；黄文不同意元代无成律的通行说法，论证《大元通制》就是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典，基本精神和模式都是承袭唐律而来的。
第五节经济史研究户籍与赋役制度。元代户籍分军、民、匠、站、僧道、儒、医等等种类，台湾学者黄清连发表两篇论文，全面考察了诸色户计的划分及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论证元代有户等制度，并探讨了户等与赋役和财产的关系。他还对军户、站户分别作了研究。萧启庆《元代的儒户》详细考述其设立经过、数目、权利与义务以及出路问题，指出其地位略同宗教教士，优于军站民匠，所谓“九儒十丐”并非事实。李景林《元代的工匠》讨论了匠户的来源和地位。元代户口资料极不完备，邱树森、王廷合撰的《元代户口问题刍议》推断最高时当达1900万户，近9000万口。还有学者作了更高的估计。关于赋役制度，华山撰有《元代赋役制度考略》，文中对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有关部分提出商榷。陈高华的《元代税粮制度初探》就此项主要赋税的演变作专题深入研究，订正了《元史·食货志》记载的多处疏误，考明北方丁税、地税是以不同户计为征收对象，即民户纳丁税，僧道站匠验亩纳地税，全科户每丁所纳粟应为二石而非三石，并讨论了江南田赋（两税）的一些问题。他还对《食货志》失载的役法与和雇和买分别作了考述。多数学者论述投下五户丝赋制，均以王恽《中堂事记》为依据，认为每五户纳丝额由一斤增为二斤始于中统元年，但郝经的《河东罪言》已讲到每五户纳丝二斤，陈得芝《蒙元史读书札记》指出郝经这篇奏议应作于宪宗五年，五户丝增额当在宪宗时。关于课税，陈高华的《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和高荣盛的《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分别研究了盐、茶的生产、流通和盐课、茶课征收办法及课额的变化。
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经济史家梁方仲撰有《元代的土地制度》，总论各种土地占有状况，认为官田比前代增加，农民失去土地，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加强了。韩国磐《试论金元官田的增多》得出相同结论。高荣盛《元代江南官田刍议》具体分析了江南地区官田的种类、数量和租率，估计三行省共达20万顷以上。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论述学田的设置、租佃关系和赋役，以及寺院、地主对学田的争夺。李景林研究了寺院土地占有状况。郭庆昌、马明达、王廷、周继中等先后对屯田作专题研究，讨论了屯田的分布、来源、种类、经营方式、屯户义务等问题。罗贤佑《元朝蒙古贵族的庄田》对此类庄田的来源（赐田、投献与侵夺）、管理（各地“田赋总管府”和庄官）作了论述。施一揆《元代的地契》介绍泉州丁氏族谱中发现的8件土地买卖文书，考释了元代田宅买卖过程。陈高华《元代土地买卖的过程和文契》利用更多文书资料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刘和惠《元代徽州地契》刊布了安徽博物馆的13件藏品并作了分析。
农业、手工业生产。多数学者认为蒙元前期农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世祖时逐渐恢复和发展。师道刚等所撰《从三部农书看元朝的农业生产》论证元代农业确有长足进步，工具的改进尤为显著。史学通、周谦、洪用斌对元代棉花生产与棉纺业地域的扩展和技术的进步都有详细论述。与农业相关的元代水利建设，金曰寿发表过一篇总述文章。邱树森《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专论元末黄河的治理，对贾鲁的治河思想、方法、工程技术作了论析。梁方仲《元代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对八个手工业部门生产力的考察，认为比宋代有所发展，有力反驳了倒退说。郑天挺《关于徐一夔》考定此文所记为元末杭州丝织业雇佣劳动情况，是研究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资料。冯家升《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棉纺业的伟大贡献》详细论述了元代棉纺工具与技术的重大进步。刘新园、白彬发表多篇论文，对瓷器生产，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官局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图画风格等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范金民《元代江南丝织业述论》认为元代江南蚕丝生产有了新发展，民间丝绸业已普遍化，设在建康、镇江、杭州、苏州的官营织局规模甚大，产量、质量都很高。
商业、都市与交通。元代全国统一，国内贸易有很大发展，但除几部综合性著作外，尚无深入的专题研究。海外贸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陈高华、吴泰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对市舶制度、官本船贸易、舶商经营方式、输出入商品以及贸易关系的国家，政府的控制等作了全面论述。关于都市的专题研究，主要有陈高华著《元大都》，他与史卫民合著的《元上都》，以及贾洲杰《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和叶新民论述上都官署、宗教、交通的系列文章。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对驿传制度作了全面概述。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主要考述连结中原与漠北的帖里干、木邻两条站道，并论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对通西域诸驿路有更详细的考述。李逸友据亦集乃古城发现的文书，对另一条通往西北的重要驿路“纳邻道”作了考述。郭毅生研究了辽阳行省驿道，王廷、祝培坤研究了湖广行省驿道，蔡志纯、洛桑群觉等研究了元代吐蕃地区设置的驿道。开通南北大运河和开创江浙至直沽的海运是元代的两大建树，赖家度《元代河漕和海运》对此作了概述，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和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是两篇较深入的研究论文。高文论述海运兴衰的全过程，对管理机构、海运船与船户有较详细论述。陈得芝《论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从港口增加、交通范围扩大和航海知识进步三方面作了分析，并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说明元人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人的航海图说知识。第六节思想文化史研究哲学思想。唐宇元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元代主要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的思想和朱学、陆学合流问题，其分撰的《宋明理学史》上卷第三编《元代理学》集中了这些研究成果。陈高华的《陆学在元代》着重讨论了朱陆合流问题。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详细论析了程朱学说的北传及其与蒙古统治者和北方各思想流派的关系。萧功秦《元代理学散论》从理学的“适应力”角度考察了其在蒙元时代的社会政治作用。研究其他思想家的主要有：任继愈最先著文表彰《长期被埋没的民主思想家邓牧》；容肇祖撰《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认为其世界观基本上是朴素唯物主义，仅有时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邱树森撰《邓牧和他的》、《刘基和他的》，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宗教。孙克宽发表多篇文章，全面研究了蒙元时代的各派道教。郭旃《金元之际的全真道》深入论析了邱处机及其门人投机的政治态度和在战乱时局下的特殊作用，并涉及元初的佛道之争。陈智超《金元真大道史补》利用新资料详细考述了此派盛衰历史及其思想理论。扎奇斯钦《十三世纪蒙古君长与汉地佛道两教》详细论述了蒙古诸汗与佛道关系的演变，认为蒙古人基于萨满教泛神观念，采纳各种宗教为汗祈天祝寿；其所以最尊崇喇嘛教，是因为他们与吐蕃人在文化类型上的相近。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对佛教各派的消长、僧籍、僧官制度以及寺院组织有全面论述。陈得芝《论元代的“诗禅三隐”》考述江南禅僧圆至、本诚、大忻三人的生平和思想，对江南士人由儒入佛的现象作了分析。刘迎胜《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利用畏兀儿文书和中外资料论证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区仍有相当势力，以哈剌火州、哈迷立为中心，最西分布到海押立。杨讷的长篇论文《元代的白莲教》，对这一源于净土宗的佛教宗派的产生、教义、传播、组织及其与官方和农民起义的关系诸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它并非民间秘密宗教，亦未与明教合流。丁国范《元代的白云宗》论述了另一非正统佛教宗派。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是这一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在总论元朝对基督教（也里可温）的政策和管理之后，按地区考察了基督教的分布和活动。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就周文所未及的畏兀儿、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基督教情况作了考述。杨志玖《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试析》指出当时中国穆斯林中有大量什叶派，苏菲派也很盛行。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据对碑刻、方志、族谱资料的分析，认为此次战乱是泉州穆斯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争夺市舶权的斗争。刘迎胜对泉州元清净寺碑所记伊斯兰教诸职名作了考释。
教育。元代各类学校数量甚多，有关资料相当丰富，但学者多注重儒人地位、出路和学田等问题，对教育本身的专题研究很不足。关于书院的论文稍多，王廷《元代书院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详细论述了书院的类型、分布、数量、学田、课程，以及山长的任命等问题。马明达对“三皇庙学”——医学教育作了研究。
史学。官修宋辽金三史是元代的主要史学著作，有关三史的论著很多。
从元代史学成就角度讨论的主要有刘凤翥、李锡厚合撰的《元修宋辽金三史再评价》和邱树森的《脱脱和辽宋金三史》。前文认为元人摒弃大汉族正统观念，为辽金两朝单独修史，较完整地保存了辽、金原始史料，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当时的中国历史。许多学者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的思想和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评论。
文学艺术的研究，重点为元曲，论著甚多，其次为书画、诗文。科学技术方面，以有关天文历法和郭守敬的研究为多，其次为农书与农业技术、数学、水利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第七节民族和边区史研究蒙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有蒙古族源、早期蒙古社会性质、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和元代的蒙古地区等方面。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订和语言的比较研究，论证构成蒙古族的核心部族是“原蒙古人”，即室韦—鞑靼人，他们属于古东胡诸后裔的一支。作者还分析了十至十二世纪“尼鲁温蒙古”各氏族的分衍，认为这些“氏族”实质上是草原贵族通过掳掠别部人口编成的比邻公社，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经瓦解了。同作者《关于十至十二世纪的孛斡勒》一文论证孛斡勒（汉译“奴婢”）是游牧经济中的早期农奴，而非奴隶；“斡脱古·孛斡勒”一词，在蒙汉文合璧《竹温台碑》中对应于汉文“元勋世臣”，是升入贵族阶层者的美称（原意为“老奴婢”）。六十年代曾对蒙古建国前后的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多数研究者主张建国前处于父权制氏族公社阶段，建国后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后来，高文德在专著《蒙古奴隶制研究》中提出蒙古从十世纪开始形成奴隶制，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但研究者对此尚有不同意见。关于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研究，有周清澍的系列论文《汪古部事辑》四篇，分别考察了其族源、统治家族世系等，认为此部应源于回鹘；陈得芝《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探讨了蒙古建国前漠北最强大的克烈部的族源、地域和历史活动，认为此部与唐中叶迁入漠北的“九姓鞑靼”有渊源关系；此外，姚从吾《说元秘史中的蔑儿乞》，札奇斯钦《说元秘史中的亦乞烈思》，姚家积《蒙古人是何时到达三河之源的》，白拉都格其《弘吉剌与特萨禅》等文，都分别对各部族作了较深入研究。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全面论述了元代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陈得芝的《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对元代蒙古地区的政治史和军事、行政机构的设置作了系统考述。同作者还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称海城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等历史地理考证文章；其《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考征了立碑人八立托驸马和外剌部居地，并对中原佛教在蒙古的传播作了考察。
韩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和周清澍的《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考察了蒙古西北境诸部的历史。杜荣坤、白翠琴《试论斡亦剌部十三、十四世纪政治经济的变化》论述了此部归附蒙古后由氏族向封建制的转化。过去论者多低估元代蒙古人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甚至认为采取抵制态度。萧启庆先后撰写《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及其续篇《再探》和《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三文，搜集大量资料，详尽地考述了元代蒙古人特别是入居内地者研习汉文化的背景与原因及其汉学造诣，所列蒙古儒者、文学家、书画家达百人以上，并对蒙古人在观念、礼俗方面吸取汉文化的情况作了考察，证明熟谙汉学的蒙古人为数甚多，旦有与日俱增趋势，有力地纠正了前人旧说。
藏族史研究元代藏族史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1959年韩儒林发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统治西藏地方的》，对统辖吐蕃地区的宣政院、分镇吐蕃的亲王奥鲁赤家族和乌思藏十三万户名称与方位作了系统考述，为此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周清澍撰《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论述了阔端与西藏首领的关系。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讨论了世祖以乌思藏赐八思巴为“供养”的时间、乌思藏行政机构的建置和萨迦本钦的职名等问题。同作者还撰有《元代内地藏僧事辑》，对胆巴、沙罗巴、辇真吃剌思等人事迹作了考述。陈庆英精通藏文，除译出《红史》、《汉藏史料》等重要藏文史籍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主要有：《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与史卫民合撰的《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与王辅仁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等，诸篇均能充分利用藏文史料，多有发明。藏族学者仁庆扎西发表《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据《汉藏史集》的记载考证桑哥为藏族噶玛洛部人，并对他的政绩作了肯定的评价；此外他还撰有《西平王府今地考》、《西平王与吐蕃的关系》等近十篇论文（均收入《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1989）。沈卫荣专事元代藏族史研究，连续发表《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行政体制研究》、《略论元与元以前的沙鲁派》、《元代西藏佛学大师布敦的生平及其著述》、《论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立》等多篇论文，成绩引人注目。著名藏学家王森所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是全面研究藏传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对元代西藏各教派及其与元廷的关系有详尽的考述，在总体研究上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
西北地区各族史研究畏兀儿等族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也有显著进展。程溯洛《宋元时期高昌回鹘初期农业封建社会的若干特征》和张承志《元代畏兀儿内部状况》利用畏兀儿文文书与其他史料相参证，考述了畏兀儿地区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程氏另一篇文章《元代维吾尔人对祖国文史的贡献》叙述了入仕元廷的畏兀儿文人事迹。张氏《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对三城方位及其在蒙古统治西北地区格局中的重要性作了考察和分析。耿世民、张广达合撰的《唆里迷考》据一份新出土的回鹘（畏兀儿）文文献，结合穆斯林史料及汉文史料，考定前人未能确知方位的“唆里迷”实即焉耆的另一个名称。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考证了该地方位和元朝于此设置元帅府的意义。有关其他西北民族的研究论文有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华涛《穆斯林哈剌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白钢、史金波《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和史金波《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等。刘迎胜着重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参证，对察合台汗国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发表《早期的察合台汗国》、《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察合台汗国的分裂》、《元末的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等十余篇论文，填补了我国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东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东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和杨保隆的《浅谈元代的女真人》。三篇文章分别对女真、兀者野人、吉里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了论述。关于西南各族，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利用大量方志及土官族谱资料以补正史，对史事、地理多有精当的考订，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杜玉亭《元代云南土官制度》认为元朝统治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这一制度对促进国家统一和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杜玉亭、陈吕范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迁》以充分论据否定了这一误说。杜氏所著《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较全面搜集了有关史料，考订亦多新见；其《忽必烈与云南》对元朝设立云南行省和实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评价。罗贤佑《略论元朝与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关系》较全面地讨论了元朝统治西南各族的政策。方龄贵近撰《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云南元碑资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将这些珍贵资料汇编为一册，并发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释。
回族史研究杨志玖除论文集《元史三论》所收十余篇有关论文外，近年续有新作，并正在收其研究成果汇总、扩充为《元代回族史稿》一书，绪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第二章《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杂志上连续刊载。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收集回族史专家撰写的重要回回人传记二十多篇，考说详明，并附原始资料。赛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别是云南的治理上起过重大作用，其后人也一直居于高位，所以有关的论文很多。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也讨论了赛典赤早年事迹以及《元典章》所载“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文件等问题。刘迎胜发表有《13—1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与中国穆斯林医学》、《与研究》等文。有关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较多，此不赘述。
第八节中外关系史研究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由专家分国撰写，其中中缅、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与阿拉伯诸篇对元代都有较多叙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专题研究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元与日本、高丽关系王启宗撰有《元军第二次征日考》和《元军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势的分析》二文；余又荪撰有《元代之中日贸易》；陈有和撰文讨论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历史影响》，认为导致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发、孙国珍分别对元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论述；陈高华《十四世纪来中国的日本僧人》从诗文集中辑录了二十多名来华日僧资料，很有参考价值。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全面考述了联姻的背景、实行情况及其对高丽的影响，认为它是蒙元强权政治的产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强对高丽的控制；郝时远撰有《蒙古东征高丽概述》；朴真姟对?敫呃龅目萍冀涣鳌沸鹗隽嗣藁ā⒒鹨?⒂∷⑹醮?敫呃黾捌溆跋臁?
元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吴紫金《元代我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叙述了成宗至顺帝朝12次爪哇来使情况及中国移民对印尼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引用《玩斋集》中的《四明慈济寺碑》一段记载证明泰国史家关于暹王坤兰甘亨（敢木丁）曾访问元朝的说法是可信的；邹启宇、尚芳分别撰文进行讨论尚文认为来访者当是敢木丁之子。凌纯声《元代在缅设置缅中行省考》是一篇较深入的专题研究；高荣盛《元代中缅关系略述》，对元缅战争经过、入缅道路和设官置府作了进一步考察。吴景宏发表了长篇论文《元代中菲关系之探讨》。
元与印度、伊朗、阿拉伯关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首先揭出了《东国通鉴》（实本于《高丽史》）
中一段关于印度王子孛哈里投奔元朝的记载，陈高华从《中庵集》中发现了此人的更详细资料《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证实和补充了《高丽史》的记载（见所撰《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元新考》）；刘迎胜进一步考证此不阿里之祖贯“西域哈剌哈底”即《马可波罗行记》所载之cal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湾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lhat，并论述了当时中国、印度、波斯湾间的交往（见所撰《从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元与波斯关系，刘迎胜撰有《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任荣康的《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考述了元与伊利汗国的关系和往来交通路线。元与阿拉伯的关系，在多篇通论历史上中阿关系的文章中都有论述，其中以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较详；叶文程《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往来》主要根据新发现的海船等考古资料作了研究。李希义撰文介绍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元经历及其行记；沈福伟发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认为元人所绘世界地图上非洲图形之准确与此有关。但此说依据不足。
元与欧洲的关系余大钧所撰《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和他所写的》，对此次使节及其奉使报告书的版本、内容作了详细介绍。罗贤佑撰有《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陈得芝《元代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欧关系，提到元人朱德润《存复斋文集》所载延祐间“佛林国使来”，认为可与西史所载罗马教皇遣教士安德鲁等来大都协助孟特戈维诺传教一事相印证。马可波罗研究最为学者所重视，著述甚多。余士雄收集诸家论文三十余篇，汇编成《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大体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杨志玖继发现《经世大典》的有关重要资料之后，又撰写了多篇论文，进一步研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种种经历，有力驳斥了认为马可波罗未至中国的说法（诸文均收入《元史三论》）。黄时鉴《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考证了其离华、抵波斯和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的年代日期。王廷《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认为Tingiu应为通州，Vuguen应为侯官。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证其由大都前往云南和到扬州、镇江、泉州的经行路线与年代，认为他只走过这两条驿路，行记中的南京、襄阳两地显为插叙，并未亲至。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习用波斯语文，他不是作为色目官员，而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
第七章国外的蒙元史研究第一节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西方学者的早期著述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其时，法、英、意、德、荷等国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东方文献，一些著名大学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课程，创立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出现了第一批东方学家。曾是东方历史上最强盛、并对欧洲发生过很大直接影响的蒙古帝国的历史，自然成为东方学家们十分注意的研究领域。法国的东方学居于领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献写本和汉文文献最为丰富，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第一部蒙元史专门著作，这就是克鲁瓦（PetisdelaCroix，22—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伟大成吉思汗史》。克鲁瓦通晓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语，曾任法国国王的土、阿语翻译，熟悉穆斯林文献。他根据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欧洲旅行家的行记，用十年功夫译编成此书，分四册，内容包括成吉思汗传以及其继承者（迄于十七世纪）的略传，古代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法规，蒙古、突厥、钦察、畏兀儿及东西方鞑靼人的地理。书末附有所据穆斯林作者和欧洲旅行家著述名录及生平简介。此书于作者死后十五年即1710年在巴黎出版，1722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克鲁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编著蒙元史的西方学者，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后来多桑在这方面又前进一大步，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纪法国的汉学有很大发展，汉学家通过汉文史料的译编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来华耶稣会士以法国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学术修养，热心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耶稣会士宋君荣（A.Gaubil，89—1759，1722年来华）就是一位十八世纪最优秀的汉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家，他毕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译中国的经籍和历史。时邵远平《续宏简录》（即《元史类编》，99年成书）新出不久，他将此书前十卷本纪译为法文，题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1739年出版于巴黎。耶稣会士冯秉正（DeMailla，69—1748，1702年来华）则译《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法文，编为《中国通史》13卷，1777—178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九卷为元朝史，除据《续纲目》外，还参考了《元史》。宋、冯二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不识汉文的西方学者获得元朝史知识和利用汉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据。
同时期，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Guignes，1721—1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1756至1824年先后在巴黎出版。其第三卷为蒙元朝史（1757），第四卷为帖木儿朝史（1758）。德基涅通汉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资料，书中还对蒙古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此书是西方学术文献中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亚游牧民族历史的名著，尽管其资料和见解在今天看来多已过时，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献中仍占有要重地位。沙皇俄国自十六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十七世纪中叶先后侵占了额尔齐斯河至叶尼塞河及贝加尔湖东、西各部，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和蒙古地理、民族、物产的调查。十八世纪，帝俄科学院组织了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考察。考察团成员密勒（G.F.Muller）指导史料的搜集工作，并著有《西伯利亚诸王国志》（1750年圣彼得堡出版）；菲舍尔（I.E.Fischer）根据密勒搜集的资料著《西伯利亚史》（1768年圣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二书都含有卫拉特和布里雅特蒙古历史的内容。被聘为帝俄科学院教授的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P.S.Pallas）参加了西伯利亚考察，他通过译员的帮助收集卫拉特史料，编纂了《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2卷，1776、1801年圣彼得堡出版），此书曾是西方学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俄人还在西伯利亚、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献写本和刻本，为以后俄国蒙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俄国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根据1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正教会派传道团驻在北京，每十年轮换一批，并许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俄国早期的著名汉学家都出在这些人中，他们在蒙元史籍的翻译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贡献。
蒙元时代欧洲旅行家的东方行记早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英国史家哈克鲁特（R.Hakluyt，1583—）的名著《英语民族主要海陆路旅行与发现》（1598—00修订版，25年Purchas氏增补版），就包含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记。其后又有贝热伦（Bergeron，34）的法译本，彼特（PietervanderAa，1706）的德译本及其他多种英、法、德文译本，多是基于哈克鲁特书的英译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写成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先后被译成德文（17，1780）、法文（1726）、俄文（1770）和英文（1780），此书有关蒙古早期史的记载多含传说成分，史料价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译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当时很受重视。
十九世纪是东方学重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体系，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对东方学的推动最大；另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不仅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们易于获得更丰富的东方文献和实物资料。作为东方学若干分支（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显著进展。
法国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和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M.J.Klaproth）是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东方学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雷慕沙幼眇一目，资质聪慧，精通汉语，兼晓其他东方语言，23岁即著《中国语言文学评论》（1811）。1814年创设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担任首任教授直到去世；1822年创立法国亚洲学会并任其机关刊物《亚洲杂志》（JournalAsiatique）主编。1820年出版了专著《鞑靼诸语言研究》（Recherchessurleslangues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满、蒙、维、藏诸语。
蒙元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国国王与蒙古皇帝的政治关系》（载《皇家研究院论文集》1822、1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纪鞑靼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论文集》，1824）；《波斯蒙古王朝创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续宏简录）》（载《亚洲杂志》，1823）；《蒙古诸王撒里答》；《蒙古将军速不台》；《畏兀儿大臣塔塔统阿》；《鞑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诸文皆载于1829年出版的论文集《NouveauxMelangesAsiatique》第2卷）。
他还将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译为法文，1819年巴黎出版。对中国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并写过论述萨满教的文章。克拉普罗特的研究领域也很广，主要有中国的佛教和满文文学等方面。
其有关蒙元史的论著都发表在《亚洲杂志》上（法文）：《马可波罗所记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1824）；《关于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天德州》（1826）；《马可波罗所记中国西部诸省地理考释》（1828）；《关于纸币之起源》（1822）；《拉施都丁史集有关元代中国的记述译注》（1833）；《亚美尼亚王海屯行记译注》（1833）；《十三世纪蒙古入侵谷儿只、亚美尼亚概述（亚美尼亚史料译注）》（1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罗特的著述显示，他们已将汉文史料与波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等各种文字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欧洲尤其法国浓厚的东方学研究风气和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还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蒙元史学者——多桑（A.C.M.d’Ohsson，1779—1851）。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国，任外交官，也是历史学家，1784年离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807年去世。多桑从小在巴黎受教育，后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后为驻巴黎（至1814年）、海牙、柏林公使。他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具备了研究蒙元史的优越条件。在西方学者中，他第一个最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献，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亚美尼亚等各种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荣、冯秉正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其第一卷初版于1824年，后又据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译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译本作了较大补充，全书于1834至1835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窝阔台合罕至元顺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历世伊利汗顺序）史。他把丰富的原始资料组织到系统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处，因此，长期以来此书一直是学者们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关资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参考书。多桑书无疑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划时代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称誉说：“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并非溢美之辞。当然，多桑不懂汉文，未能更广泛利用汉文史料，是此书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献不是最好的写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译写也不太规范，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国清末民初学者通过这些著作接触域外史料，译名常因此致误）。他没有设立专章叙述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史，还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国史。现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经过校勘的刊本和译本，研究者们不再取材于多桑书，但多桑书以其系统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门书。
与多桑同时的法国东方学家卡特麦尔（E.M.Quatremère，1782—1857），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驱和典范。他先后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学校担任教授，初研究伊斯兰埃及史，后主要从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译，成果甚富。1836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国国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传”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译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长达百数十页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论文。其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达五百余条，极其丰赡，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阐释考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很多条注释实际是篇幅相当长的专题研究。《汉学书志》作者戈狄埃（H.Cordier）谓，1893年曾听说法国国家出版局准备出版此书之第二卷，但后来未见问世，可能已经散失。此外，卡特麦尔所著《马木鲁克算端史》（1837），对蒙古与埃及的关系有较详细的论述，并将埃及史家马克利齐《诸王国志绪言》的部分内容译出收入书中。
一些法国学者研究蒙元时代西方使节的旅行记和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1824年，菲鲁萨（M.Ferussac）继德国学者梅纳特（J.G.Meinert）刊布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1820）之后，发表了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1831年，雅克（E.Jacquet）也发表《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他还刊布了1330年前后驻伊利汗国孙丹尼牙城主教让·柯拉的《大汗国记》拉丁文写本部分内容（《亚洲杂志》，1830），后来玉尔即据此译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这方面最好的成绩是1839年出版的达维扎克（D’Avezac）用莱顿、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合校的卡尔平尼行记《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从行者本笃（Benedict）关于卡尔平尼出使的简短报告，并译为法文，加了很有价值的注释，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东方学家都劳里埃（Ed.Dulaurier）和布洛塞（M.J.Brosset）先后研究了有关蒙元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前者著《亚美尼亚史家所记载的蒙古人》（《亚洲杂志》，1858），后者著《两位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札克和乌黑塔内·乌尔哈》（圣彼得堡）1870），两书都含有《海屯行记》的法译。德弗列麦里（C.Defremery）和桑吉涅底（B.R.San-guinetti）合作的《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校勘、法译本（1853—1858）使人们第一次获睹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马可波罗行记》当时已出了很多版本。1865年，法国汉学家颇节（G.Pauthier）又刊行一种新版本。这是首次依据巴黎帝国图书馆所藏出自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种抄本整理而成，除异文校勘和说明外，还加了丰赡的历史、地理注释，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汉文史籍资料进行考证。此书不仅在版本学上很有价值，在马可波罗行记的史地研究上也前进了一步。但他错误地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时的枢密副使孛罗，而且，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长期地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甚至附会日甚，直到1927年才由伯希和彻底纠正①。颇节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他继雷慕沙和贾柏莲（德国）、施密特（俄）、伟列亚力（英国）之后，于1860年著文介绍了爪哇泗水发现的八思巴字钱币（载《亚洲杂志》）。1862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传》和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关八思巴字一节译成法文，并通过与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对照，构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题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长篇文章（载《亚洲杂志》）。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论文。
戈狄埃（HenriCordierl849—1925）和沙畹（Ed.Chava-nnes，1865—191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杰出东方学家，他们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贡献。戈狄埃在1869至1876年以美国一商会职员身份驻上海期间开始从事东亚史地研究，1881年就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职，后与著名荷兰东方学家斯勒格（GustavSchlegel）一同创办了东方学专门刊物《通报》（1890）。他著名的成绩是编纂了《汉学书志》（其中著录了迄至十九世纪末西人有关蒙元史的几乎所有著译书目）、《日本学书志》、《印度支那学书志》以及专著《中国及其对外关系通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订了玉尔的《马可波罗书》（1903年再版本和1920年的《注释与补遗》）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3—19年再版本）。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1917）等论文。汉学大师沙畹，1889①伯希和《评沙海昂译注本》，《通报》，1927。
年起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开始从事《史记》的翻译；1893年起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记》（部分）法译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记的译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辽、使金行记译释》（原题《到辽、金的中国旅行家》，载《亚洲杂志》，1896，1898），《居庸关刻石初释》（《亚洲杂志》，1894），《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即白话圣旨碑文和文献研究，《通报》1904、1905、1908）等。其《中国的旅行家》一书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张德辉、常德等人旅行记的简单介绍。此外，1895年，波拿巴亲王（RolandBonaparte，leprince）刊印了法国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献（石刻、信件、钱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据这些材料，德维里雅（G.Deveria）撰有《蒙-汉文碑铭考释》（《亚洲杂志》，1896），德鲁恩（Ed.Drouin）撰有《波拿巴亲王所刊元代钱币释》（同上）等文。
1896年，列昂·加恩（LeonCahun）出了一部长达530页的《亚洲史导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起源到1405年》。其中199—400页是讲蒙古人和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动，可读性很强，但他对东方的语言和历史却缺乏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资料，随意解释并加以引申，因而错误很多。
俄国第九届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1806—1821）团长雅金甫·俾丘林（ИакинфБичурин，1777—1853）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杰出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广泛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国典籍。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职守，被判流放，1826年召回任外交部译官。他著译甚丰，主要有《蒙古志》（1828）、《十五世纪至现代之卫拉特史概述》（1834）、《中亚古代各族史料汇编》（中国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传的俄译，1851）等。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译为俄文，并据《通鉴纲目续编》相应部分增补，编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1829），俄国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长期以此书为采用汉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还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蒙古史的论文。因其业绩，被选为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同时期的俄国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施密特（I.E.S-idt，1779—1847），以其对东方语言特别是蒙古语以及蒙古历史文献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国和英国东方学会特别名誉会员荣衔。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语语法》（1831）及《蒙德俄辞典》（1835）等。1824年，他发表了研究中亚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形成史的论著；同年，又将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译为德文并作了语言学评注。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注本，名为《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圣彼得堡，1829），与蒙古原文对照，极便利用。这是最早的，也是极好的《蒙古源流》欧文译本，其注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还写有译释1225年移相哥刻石铭文（《科学院论集》第2卷，1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称为“方形字”。载《帝国科学院历史学部通报》，1848）的文章。
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柯瓦列夫斯基（О.Ковалев-ский1800—1878）被认为是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828至1832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北京从事考察研究，为学习东方语言加入了正教会传道团，在北京居住了3年。他对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都有研究，曾编集了两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1836—1837）。其主要贡献则是编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辞典》（喀山，1844—1849），这部辞典收词完备，质量上乘，至今仍是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书。他还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学史等书，惜已不存。杰出汉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瓦习理（B.и.Василъев，1818—1900）是1840—1850年的北京传道团成员。在北京十年间，他研究了汉、蒙、藏、满诸语言和中国的儒、佛、道、伊斯兰教史，由于通汉、藏文（这一点同时代学者中无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绩尤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条、历史和文献》（2卷，1857，1869）非常有名，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绩主要是将《蒙鞑备录》译为俄文，并对蒙古古史及其与金朝关系作了详细阐述，题名《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历史》，载于《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四卷（1859）。这个时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汉学家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ПалладийКафаров，1817—1878）。他也是于1840年成为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后来担任了两届传道团团长，在北京居住了30年，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极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汉文史料译成了俄文：（1）《元朝秘史》的汉文总译，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载于《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1866），这是《秘史》最早的欧洲文字译本；（2）《长春真人西游记》（同上，1868）；（3）《圣武亲征录》译注，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载于《东方文集》第一集，1877）。此外，他还翻译了张德辉应召赴漠北的《纪行》并加注释（《帝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报告书》第9-10册，1867）。这些重要汉文史料的译介应该大有助于欧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广。而较晚的俄国东方学家布莱资奈德（E.V.Bretschneider，1833—1901）用英文发表的论著，在西方学界影响更大。布氏生于里加，1866至1883年担任俄国驻北京使馆医生期间，研究汉学和中国植物学。时英国玉尔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马可波罗书》新出，促使他以浓厚兴趣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他以玉尔书未能直接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关汉文史料特别是旅行记，在1874到1877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887年汇集并增补为两卷本巨著《基于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书中含有耶律楚材《西游录》、乌古孙仲端《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西使记》、《辽史·天祚帝本纪附耶律大石传》、《元史·耶律希亮传》等重要汉文史料的译文及详尽的注释。此外，还转译了《史集》（据多桑书）的部分内容和亚美尼亚文史料《海屯行记》等。其注释引用大量俄国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学考察报告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产进行考释，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
这个时期俄国东方学家也开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1840年，喀山大学教授、德国人哀德蛮（F.Erdmann）将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译成德文（有删节）刊行，书名题为《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诸民族概况》。后来，他又根据《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纪》以及译成俄文的有关汉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习理所译《蒙鞑备录》等），著《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莱比锡，1862）。另一位杰出东方学家格里戈里耶夫（B，Гриторъев）通晓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种东方语言，在他还是彼得堡大学学生时（1834），就将帖木儿帝国历史家宏达迷儿的《历史概要》（波斯文）译成俄文出版，题为《从古代至帖木儿时代的蒙古史》，并作了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这部译著作为最早译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评价。此后格里戈里耶夫继续从事蒙元时代史特别是金帐汗国史、中亚史和钱币学的研究。他的论文《论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的关系》（1875）分析游牧民入侵定居地区的原因，提出了游牧经济特殊条件下为解决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邻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扩展的观点，被称为“推动论”。他还写过一篇有关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讯（《亚洲杂志》，1861）。
对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贡献最大的是俄国杰出东方学家贝勒津（И.НБерезин，1818—1896）。他是哀德蛮的学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语，有可能直接从穆斯林史料入手进行研究。他的最大功绩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译本。在从事这项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预备性著作”《东方历史家丛书》（1849—1854），并对金帐汗国史进行了研究，撰有《从可汗诏敕看金帐汗国的内部制度》（1850）以及论述蒙古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他的博士论文《术赤兀鲁思的内部制度纲要》也是基于诸汗诏书研究而完成的一种重要著作（载《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8卷，1864）。1858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译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5卷）；1861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7卷）；1868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纪》从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译注与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13卷）；1888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纪》从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译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15卷）。作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译本，贝勒津书的译文在他那个时代无疑具有相当高价值，出版后数十年中一直为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所利用。他的注释，特别在语言学方面，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他所根据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种抄本（即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1576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大大影响了其校、译的质量。
稍后，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贡献的俄国学者还有齐曾高曾（B.T.Тизенгзузен，1825—1902）。他广泛搜罗该时代阿拉伯文（主要为埃及马木鲁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辑录、编译为两卷本《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选辑（原文和俄译文）出版于1884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儿的《全史》、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诺外利书、拔图塔行记、埃及马木鲁克朝算端哈剌温传、贝巴尔思传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为其中几种尚无其他文字译本）。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选辑迟至1941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ky）就将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中所收录的《海屯行记》译为俄文（《西伯利亚杂志》1822，克拉普罗特法译本即据此转译）。后来，俄国学者帕特卡尼扬（K.Патканиян，即Патканов，1833—1889）进一步研究亚美尼亚文蒙元史史料，1870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译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题为《僧侣马迦基蒙古史》。自此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他还选辑多种亚美尼亚史家著作，译编为两册《亚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1873、1874）。
十九世纪中，有许多俄国人深入中国蒙、藏、新疆等地区进行自然、物产、民族、历史、语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们在蒙古搜集了不少历史文献，发现了多处古迹和文物，写下了大量旅行记和考察报告，其中不乏有关蒙元时代的历史、地理资料。最重要的是1818年在额尔古纳河支流昆兑河上游找到的1225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实物资料）。1889年雅德林切夫（H.M.Яадринцев）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与元代碑刻，1890年拉德洛夫（B.B.Раднлов）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的古城废墟和碑刻。1892至1899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图谱》4册，展示所发现的古迹、文物图片，并标明地图位置，极为有用。以前，中外学者曾对蒙古国都位置以及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做过许多探索，多未中鹄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遗址的发现，使元代蒙古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蒙古学家波兹德聂也夫（A.M.Позднеев，1851—1920）两次进行实地考察，1892至1893年完成了从恰克图到北京、从科布多到库伦的纵横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其所著旅行记《蒙古与蒙古人》（2卷，1896、1898），对《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传说均有论述。其中记录了许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迹和遗物。
十九世纪俄国的蒙元史研究，还应该提到毕业于喀山大学的布里亚特族学者班咱罗夫（ДоржиБанзаров，1822—1855）。在极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蛮教》（1846），《两种中亚字母》（关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1848），《叶卡德琳诺斯拉夫省发现之蒙古文银牌考释》（1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称考》与《论卫拉特与畏兀儿》，《移相哥碑铭考释》（1851）等。他的所有论文于1955年逝世100周年时由语言学家桑热也夫结集出版。
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巨子巴托尔德（B.B.Бартолвд，1869—1930），其学术生涯与法国的戈狄埃、沙畹一样都是跨世纪的。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学家门下受过严格科学训练。1896年他调彼得堡大学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授课讲义）就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札记》第五卷刊出；同年，又发表了评论法国加恩所著《亚洲史导论》的文章，反映他在学术上已经成熟。他把蒙元时代的中亚史定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课题，为此广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大多数是抄本，编成《原文资料选辑》，作为其预定著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编，于1898年出版。1900年，其第二编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巴托尔德治学极其严谨，坚持在尽可能全面搜检史籍和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据，据必确切。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亚的历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据原始资料研究蒙古时代以前的中亚史，以致这一部分竟写到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对题”（见作者前言），因此在1928年出版英译本时，书名改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本书绪论部分详细介绍史料（分“前蒙古时期”、“蒙古入侵”、“欧文著作与文献”三部），第一章为“河中地区地理概观”，第二章为“迄至12世纪的中亚”（从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辽与花剌子模”，第四章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从蒙古建国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后附有大事年表与参考书目。1963年，莫斯科开始刊行巴尔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为第一卷首先出版，并增补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从1227年成吉思汗之死至1269年的中亚史）。1968年出的英译本第三版也据此增加了第五章。巴托尔德未能直接检查和利用蒙、汉文史料，尽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种蒙、汉文史料的译本，难免有若干不当之处，伯希和曾著《评注》一文①提出修正意见。但除此之外，此书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说十分完美，堪称是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划时代巨著。
1898年，巴托尔德还出了一本《七河史纲》（七河地区指巴尔喀什湖以南、锡尔河上游纳林河以北之地）。二十世纪初期，他发表了大量中亚史、伊朗史、伊斯兰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亚史四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①载《通报》，1930年。冯承钧译为汉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等，都是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其他西方诸国德国学者很早就重视东方语言的研究。贾柏莲（H.C.vonderGabelentz）在1838年发表《一个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东方艺术杂志》第2卷1期），公布了从赵涵《石墨镌华》中抄录的八思巴字“重阳万寿宫碑”，并加转译和注释。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献的文章。1840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补释》（同上第3卷），对前文作了补充、订正。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普尔格施塔勒（J.F.vonHammer-Purgstall，1774—1856）曾任驻奥斯曼帝国外交官，后为宫廷官员，帝国科学院院长，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语，对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诣。1832年，帝俄科学院悬重赏向国内外学者征求金帐汗国史著作，哈默尔于1835年以其所著《钦察之金帐汗国史》应征，虽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评价，但却没有获奖。1840年，他自己出版此书。1842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国史》。两书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国史专著，恰与多桑书和卡特麦尔书几乎同时问世，标志着这个时期欧洲蒙元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他的另一贡献是将波斯文《瓦萨甫史》第一卷译为德文，1856年于维也纳出版。
1872年，维也纳大学教授沃而甫（OttoWolff）出了一部《蒙古或鞑靼人史》，篇幅也很大。此书叙事从蒙古兴起至窝阔台合罕之死和拔都从中欧班师，尤详于拔都西征之役（征服钦察、斡罗思和入侵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战事）。其后，又有巴希菲尔德（G.Bachfeld）写了一本小册子《蒙古人在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1889），专述1241年战事。斯特拉哥什（G.Strakosch-Grassmann）著有《1241—1242年蒙古对中欧的入侵》（1893），可补沃而甫书之不足。
蒙元时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记也早有德文译本，十九世纪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布列克（A.Burek）所译，经诺依曼补充、订正的马可波罗行记译注本（1845年初版，1855年补订本）。
德国东方学家胡特（G.Huth）于1898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学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译本，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并被广泛利用于元代史研究。胡特将此书作者误认为是济美日多尔吉（济美南喀），后人多沿其误，直到晚近才被订正。
这个时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贡献的英国学者主要是亨利·玉尔（HenryYule，1820-1889）和霍渥士（H.H.Howorth，1842—1926）。玉尔于1840至1862年在印度英军中服役，后任总督秘书。他对东方历史地理，特别是中世纪旅行记，有很广泛、深入的研究，成为哈克鲁特学会会员。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卷，1866），始于鄂多立克行记的研究，后扩大到其他有关中国的中世纪旅行记和地理资料。在长达253页的“绪论”中，叙述了从上古直到十七世纪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并附录有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西方作者有关中国记述的摘译。本文部分分别译出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东游录》，来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纪》有关中国的记载（主要据多桑书转译），十四世纪前期佛罗伦萨商社代理商帕哥罗提（Pegolotti）《诸国志》所载从塔纳到中国之路及中国诸地贸易和货物情况，教皇使者马黎诺里的《东行回忆录》、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旅行记的中国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纪初鄂本笃的中国行记。每篇前面都有详细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况的说明，译文注释亦较详赡。此书后经法国学者戈狄埃修订、增补改为四卷（1913—19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元代）的重要参考书。玉尔的另一名著《马可波罗书》（1871年初版，1874年再版修订本）是当时最权威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与1818年出版的马斯登（Marsden）英译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其注释详明，考证颇多精当，超过了同时的颇节。此书后亦由戈狄埃修订、增补，更趋完善（1920）。
霍渥士年轻时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后任英国下院议员，考古学会会长。他是一位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虽然不通汉、蒙古、波斯等东方文字，却有志写一部完整的蒙古史，并相信凭他的史学素养，利用转手资料（欧洲学者著作以及所译东方史料），也可以完成。他的确极其广泛地阅读了几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译著，前后用数十年之功，终于写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第一卷为中国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为俄国的蒙古史（1880），第三卷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为附录与索引（1928）。此书可以视为汇集了迄至十九世纪欧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包罗最广，叙述亦颇详，重要地方注明出处，不失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参考书。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学术修养和语言知识不足，所用资料全出于转手，阐述史事也多因袭前人，少有新意，从学术性方面衡量远逊于先前的多桑书。霍渥士还发表过几篇蒙元史论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1880）、《钦察的白帐汗国》（1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国牧师伟列亚力（A.Wylie）对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过一些研究。他在上海发现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将拓本寄往伦敦，并著文介绍（《汉蒙文古碑铭》，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部会报》，1855），其后又相继写了《关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亚洲杂志》，1862）、《论居庸关古石刻铭文》（《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0）等文。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元代天文仪器的文章（《第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集》，1876）。这个时期，发表过有关蒙元史论著的英国学者还有奥尔良（P.J.Orle-ans《中国两个鞑靼征服者史》，1854），格伦威尔德（W.P.Gro-eneveldt《1293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国评论》，1875—1876，为《元史·爪哇传》的英译，1877），布舍尔（S.W.Bushell，《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5）等。1881年，兰-蒲耳（S.Lane-Poole）出了一本《不列颠博物馆藏蒙古钱币》（馆藏东方钱币目录第六卷），绪论中叙述了蒙古历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并公布了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钱币目录和图版。奥立佛（E.E.Oliver）研究了察合台汗国史，发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钱币》（《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1）。
波斯文史料的翻译，有拉维尔弟（H.G.Raverty）的术兹札尼《纳昔里史话》英译本（《亚洲伊斯兰诸王朝史》，1881）和罗斯（E.D.Ross）的海达儿《拉施德史》英译本（《中亚蒙人史》，1898）
美国著名东方学家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业绩虽然是在藏学方面，但他学识广博，对宋、元时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和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合作的《诸蕃志》英文译注本十分有名。他在1900年完成的《卢勃鲁克东行记》英文译注本（含卡尔平尼行记，伦敦哈克鲁特学会出版）注释详明，利用了大量欧洲中世纪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证，迄今为止仍是研究这两种行记最好的著作。
第二节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本世纪初期，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带头人，本世纪中叶许多有成就的蒙元史专家多出于他们门下。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东方学各学科析分愈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广，因而又具有多学科的特点。一方面，汉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以及欧洲中世纪史的专家都有不少与蒙古史有关的著述；另一方面，优秀的蒙元史专家也多兼通数门语言和若干学科的知识。
法国东方学大师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是本世纪蒙元史研究领域无可争辩的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权威，这是由于他不仅汉学造诣极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学。渊博的语言和文献学知识加上异常的天才和勤奋，使他在极广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无往而不获。伯希和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曾受业于沙畹。1899年为印支古迹调查会（不久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校）研究人员，后任教授。其间多次来我国搜集图书资料。1906至1908年在我国新疆、甘肃考察古迹，从敦煌千佛洞等处劫走大量珍贵的古文书、写本、木简及绘画等文物。191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去世。1925年起担任《通报》主编，1935年当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长。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古代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阶段正是蒙元时期。从本世纪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论文、著作、札记和书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陆续出版的。概括地说，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种重要史料展开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书名、成书年代、版本和相关的其他蒙文文献，以及古代蒙古语、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题》（《通报》，1913）、《今已不发音的13、14世纪蒙文中的h字首词》（《亚洲杂志》，1925）、《元秘史旧蒙文中的一段讹误》（《通报》，1930）、《阔阔·迭卜帖儿与户口青册》（同上）、《释‘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两处脱漏》（《亚洲杂志》，1940）、《忽卜赤儿》（《通报》，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铭、文书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转写及法译本（译文仅有前6卷，即第1—185节）于1949年出版。二是欧洲使臣、教士的报告和相关的东西方文献，由此研究蒙元与罗马教廷及欧州国家的关系和元代基督教情况。主要论著有《唐元时代中亚及远东之基督教徒》（《通报》，1914），《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1923、1924、1928），《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研究》（1973年出版，有关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雅八剌哈与列班扫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札记）。三是《马可波罗行记》，从他学术生涯之初便开始研究此书（1904年出版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后期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1938年，他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A.C.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并用多种版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书名从Zalada本作DescriptionoftheWorld）在伦敦出版，这被公认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记注释虽未全部完成预定条目，但已形成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后由韩百诗负责整理，按字母顺序排列，分两卷出版于巴黎（NotesonMarcoPolo，第1卷，1959；第2卷，1964）；1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全书共有386条，每条均首列各种版本的异写并考其正误，有很多条文长达数十页甚至百余页。诚如韩百诗在“前言”中所说：“这已不再是马可波罗行记的注解，而是展现了他极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的专题论文集。”四是《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只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于莱顿，题为《成吉思汗征战史》第一卷。其中一部分出于韩百诗之手，署名二人合著。注释中包含有蒙古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国前漠北历史的详细、精辟的考证。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还有《高地亚洲》（1931），《金帐汗国史札记》（巴黎，1950），在1902年译注本基础上增订的《真腊风土记》译注本（未完成，1951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尔梅克史评注》（巴黎，1960）。他写了大量书评，其中《评》，（《通报》，1929）、《评巴托尔德著》（同上，1930）、《评Waley英译本》（同上，1931）、《库蛮》（《亚洲杂志》，1920，评班额与马迦特合著之《东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关蒙元史的精辟考证文章。
同时代的东方学家伯劳舍（E.Blochet，1870—1937）从1895年以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从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编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导论》（1910），并刊行了以本馆所藏抄本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这个刊本尽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劳舍的东方语造诣不高而多有讹误，但长期以来没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长编撰综合性著作闻名的东方学家格鲁塞（R.Grou-sset，1885—1952），开始是治希腊史的，后兴趣转移到亚洲历史文化。他知识广博，尤善于吸收和总结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有机地组织到自己的综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书往往能反映有关学科已达到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一类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从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主要部分为蒙古史，1939）、《蒙古帝国》（第一阶段：成吉思汗建国前的蒙古、蒙古国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1944）。此外，他的《远东史》（1929）和《中国史》（1942、1943、1947）等书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时代法国的蒙元史研究达到顶峰，此后就逐渐下降了。能继承其事业者为数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学生韩百诗（L.Hambis，1906—1978）。上述伯希和的许多种重要遗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从1942年起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蒙古语，编有《蒙古书面语语法》（1946）；后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1965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恢复了伯希和创立的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并建立了中亚研究中心（1974），从而使法国的中亚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传统得以维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译注（1945）和《元史卷一○八诸王表》译注（1954），两书对检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历十分有用；《马可波罗寰宇记》法译本（1955）与《卡尔平尼蒙古史》法译本（与Becquet合译，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学术水平和文笔俱佳的传记作品；与伯希和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明代蒙古史文献》（1971）。其重要论文有《蔑儿乞部伯颜传初释》（《亚洲杂志》，1953）、《谦河札记》（同上，1956）、《关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三个部落：乌思、合卜合纳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1957）、《关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1960）、《汉、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书所载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历史》（《中亚杂志》，1970）、《圣路易与蒙古人》（《亚洲杂志》，1970）等多篇。
奥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学生，继从韩百诗学习，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现代蒙古史和蒙古社会史。1960年，她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译本编制了一部索引。1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卷发表《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目录学基础》，长达158页，是当时唯一有关内蒙古的西文书目。她在1974年发表的《蒙古的汉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对10—14世纪中国的研究状况》（载《宋史研究通讯》9），系统介绍了蒙古的考古、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时代著作。
让·理查德（JeanRichard）是中世纪史专家，他在蒙古与西方关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撰有《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的起始》（《亚洲杂志》，1949），《13、14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1卷，1956），《蒙古与拂郎》（《亚洲史杂志》，1969），《蒙古的最后通牒与伪信：西方与鞑靼人的战争动机》（《中亚杂志》，1973）等多篇论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来突厥学家巴津（L.Bazin）关于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人种学和蒙古语言学专家阿马雍（R.Ha-mayon）关于蒙古语和习俗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研究叙利亚教会史的专家J.M.Fiey所著《蒙古伊利汗国时代的叙利亚基督教徒》（鲁文，1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此书史料十分丰富，可视为伊利汗国宗教史。
前苏联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它几乎全部都曾处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和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因而蒙元时期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成就最著者除巴托尔德外，当首推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1931）。符氏1904至1909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学生。1912至1913年他赴巴黎、伦敦搜集资料和进修，听过伯希和的课。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曾先后多次到蒙古进行语言、民族学及历史与考古调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调查报告和语言、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但一开始就有志于写蒙古人的历史，阐述其社会制度（1910年日记语，见符拉基米尔佐娃为亡夫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所写的前言）。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传》。书中充分利用了他称之为“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英雄史诗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种东西方史籍，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很好的传记读物，因而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土、汉等多种文字。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语言学、历史学的考据文章，有关蒙元史者有《见于蒙古文献中的帖卜一腾格里》（《苏联科学院报告乙辑》，1924），《关于达延汗称号》（同上丙辑，1924），《关于在伊利汗阿鲁浑诏书中见到的一个词》（同上乙辑，1929），《蒙古语那可儿》（同上），《蒙古称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辑，1930）等。1925、1926年又两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据文献记载试图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儿罕山）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见1927年发表之《库伦城、库伦地区及肯特山区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古迹探考”一章），尽管没有发现，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最后两年他集中精力撰写《蒙古社会制度史》，但最后一部分没有写完就不幸病故，这部遗著于1934年出版。作者从草原游牧民经济的研究出发，进而阐明蒙古社会民族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组织的演变，时间跨度从十一至十八世纪初，但重点是蒙元时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论。此书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其资料丰富、观察敏锐、考证精细和富有创见，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从经济视点深入考察社会结构和形态的新阶段。它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蒙元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蒙古学家柯津（C.A.KoзиH，1879—1956）的蒙元史研究论文有《关于蒙古诸伊利汗外交文件译释问题》（《苏联科学院通讯》，第七期，1935）、《有关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诗传说片断》（《列宁格勒大学学术集刊》，20卷第1期，1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元朝秘史》汉字音写原文，用俄文字母转写，并译为俄文，于1941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写水平不高。专门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赞诺夫斯基（B.A.Рязановский）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代表作为《蒙古诸部习惯法》，原载《亚洲通报》51、52（1923，1924），后合刊为单行本（哈尔滨，1929）。此书收集了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马克利齐书等各种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札撒条文，以及后代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资料，极便参阅。他的有关论文还有《中国法对蒙古法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931）、《元代的蒙古法与中国法》（1936）、《古代蒙古文化与法律对俄国文化与法律的影响》（同上）、《成吉思汗大札撒》（《哈尔滨法学院学报》10，1938）等篇。
苏联学者的蒙元时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帐汗国史方面，研究的问题大体承袭沙俄时代传统，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帐汗的诏敕和钱币、古遗址发掘、俄罗斯编年史的有关记载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对俄罗期的影响等。本世纪初期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为维谢洛夫斯基（Н.И.Веселовскии），其论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邻萨莱之古里斯坦所在地考》（1907。古里斯坦为金帐汗国铸造钱币的重要地方）、《有关金帐汗颁赐俄罗斯僧侣之诏敕的一些考释》（1909）、《金帐汗国史札记》（19）等。革命后续有新作。沙俄时代已开始进行的金帐汗国都城萨莱（拔都萨莱与别儿哥萨莱两城）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文献资料相对贫乏的金帐汗国史研究是极有力的促进。1940年，纳索诺夫（A.Н.Насонов）的专著《鞑靼人与俄罗斯》（蒙古统治俄罗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据俄罗斯编年史资料，并利用了译成俄文的东方文字史料。在此之前，雅库鲍夫斯基（A.Ю.Якубовский,1886-1953）和格列哥夫（В.Д.Треков）合著了一部“13—14世纪术赤兀鲁思形成和兴盛期的历史纲要”，题为《金帐汗国》（1937年初版，1941年再版）。雅库鲍夫斯基先后就学于彼得堡大学历史系（1913年毕业）和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24年毕业），深受巴托尔德的影响。他是造诣很高的中世纪中亚史、西亚史专家和考古学家，曾主持昔格纳黑、玉龙杰赤等古城的发掘。他撰写的这两个废城的考古报告（分别载1929和1930年的国立物质文化研究所《通讯》和《通报》）以及《别儿哥萨莱手工业的起源问题》（同上《通讯》，1931）、《东方封建制度——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1932）等论著，都表现了他善于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研究。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金帐汗国》一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增加了第三篇《金帐汗国的衰亡》，1950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帐汗国及其衰亡》（余大钧汉译本作《兴衰史》）。1952年，此书获斯大林奖金。此外，他有关蒙元史的著述还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乱》（《东方研究所丛刊》，1936）、《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述》（载《俄国东方学史纲要》，1953）等篇。
1936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订了一项宏伟的研究计划——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译注本。由杰出的伊朗学家罗马斯凯维哥（A.A.Ромаскевин）主持其事，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班子，分工进行。在此以前出过的各种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该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干本作为底本，取伦敦、巴黎、德黑兰、列宁格勒及东方学研究所五种抄本参校，质量自然能超过前人。工作程序是先编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据以译成俄文。鉴于当时此书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诸汗纪除卡特麦尔刊布的旭烈兀纪外都没有刊本，工作就先从此卷开始。由于注释工作难度极大，准备在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另出单独的注释卷，原文校本和译本都只脚注重要的异文。此卷原文由阿里札德（A.A.Aлизадс）校编，经罗马斯凯维哥审订，交阿伦德斯（A.K.ApeHдc）译为俄文，于1939年完成。因战争影响，该译本到1946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则迟至1957年才面世（与译本合刊）。1952年，第一卷的俄文译注本分两册出版。第一分册（部族志）译者赫塔古罗夫（A.A.Хетасуров），注释者谢麦诺夫（A.A.Семенов）；第二分册（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由斯米尔诺娃（О.И.Смирнова）译注，汉学家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参加了注释工作。此卷的原文集校本只出了罗马斯凯维哥、赫塔古罗夫和阿里札德校勘的第一分册（1965）。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纪）的俄文译注本（译者维尔霍夫斯基，Ю.П.Верховский，他与潘克福合注）于1960年出版，原文集校本只刊布了由阿里札德校勘的太宗窝阔台合罕纪部分（1980）。第一、二卷的注释，利用了一些汉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许多名称和语词的解释有参考价值，但一般都比较简单。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因而有不少处采取了讹误的写法，可以订正而未能订正，译本亦从之而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这部集校本和译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苏联学者对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
十九世纪以来，在沙俄政府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俄国学者不断地深入蒙古和中亚各地进行多方面调查，出了大量对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历史也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如普尔日瓦尔斯基、格鲁姆格济迈洛、彼甫佐夫、波塔宁、克列门茨等人的著作）。革命后，这种调查仍继续进行。因此，他们对蒙古、中亚地区古代遗迹和文献的发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学者。对蒙元史研究来说，除上世纪末和林城的发现外，最有意义的就是1907至1909年柯兹洛夫（Л.К.Ко-лов，1863—1935）考察队在额济纳沙漠中发现了黑水城废墟，找到了大量珍贵的西夏及元代文书和其他遗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废城》，1923）。1923至1926年，柯氏又率领考察队进行了纵贯蒙古的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诺颜乌拉匈奴墓葬的发现外，在南杭爱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卫亲军所建之“宣威军”城，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对黑水城的第二次发掘也有不少新发现（有《1923—1926年蒙古旅行日记》，1949）。
1948至1949年，考古学家吉谢列夫（С.В.Киселев，1905—1962）领导苏蒙联合考古队对回纥故城哈剌·巴剌哈孙和蒙古国都和林城进行考古发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区、建筑物布局，特别是万安宫遗址情况。1957至1961年，他又率队考察、发掘了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伦圭河北岸、希尔希尔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兑河旁的元代宫殿遗址。希尔希尔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数里，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后王（齐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兑宫殿也应属于他家。同时，苏联考古学者还在图瓦自治共和国发现数处蒙元时代古城或居民点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其中，乌鲁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内有官衙、手工作坊、汉式房屋等遗址一百多处，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遗迹，吉谢列夫认为应即元代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的驻所——益兰州城；此外，克穆齐克河旁的废墟可能与元代谦谦州有关。上述这些考古成果，由吉谢列夫主持合编为《古代蒙古城市》一书（1965），非常有用。
1953年，苏联出版了多卷本《苏联史纲》的11—13世纪卷，其中对蒙古西征有很详细的叙述，系由中世纪史专家帕舒托（В.Т.Пашуто）等人撰写。1956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个人专著：《俄罗斯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十三世纪）》，内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罗斯，还包括中亚地区。蒙古史专家莎斯齐娜（Н.Т.Шастина）以研究十七世纪俄蒙关系史著名，但她也从事蒙古文历史文献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沙拉图吉（黄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57），1911年出版的马列英（A.И.Малеин，拉丁语专家）《卡尔平尼行记》和《卢勃鲁克行记》俄译本的补注本（1957），《中世纪蒙古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载于《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1970），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73）等。
著名藏学家、蒙古学家列里赫（N.Roerich，1902—1960）曾就读伦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学，师从列维、马伯乐、米诺尔斯基诸大家，通晓梵、巴利、波斯、藏、蒙、汉等语言，从1930年滞留印度到1957年归国，主持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藏学研究，论著甚富，涉及蒙、藏语言、历史、宗教诸方面。有关蒙元论文有《蒙古时代的阿兰军》（《著作集》，1967），《13、14世纪的蒙藏关系》（《西藏学会学报》，1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后，苏联研究蒙元史的学者不多，其中成绩最著者为蒙库耶夫（H.Ц.MyHKyeB，1922—1986？）。他的汉文程度很高，着重利用汉文史料研究蒙元史。其研究工作开始于钻研两部宋人出使蒙古的报告《黑鞑事略》（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五期）和《关于与——13世纪中国旅行家关于古代蒙古的记载》（载《中国——日本：历史与语言学》，1961）。1962年，他以《有关13世纪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汉文史料的翻译和研究》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其后继续发表《13—14世纪蒙古史的主要汉文史料》（载《东方诸国的现代学》第1卷，1963）。《有关最初几个蒙古汗的汉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译与研究，1965），《蒙鞑备录》俄文译注本（1975）。专题研究论文有《论13世纪前半期最初几个蒙古汗在中国政策上的两种倾向》（载《布里雅特综合科学研究所集刊》第8辑，1962），《论13—14世纪蒙古牧民的经营方式》（同上第辑，1965），《13—14世纪蒙古和中国经济状况问题》（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辑，1965），《黑水城发现之两件蒙文印件残片》（载《蒙古研究》，1970）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博洛甫柯娃（Л.А.Боровкова）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红巾军起义与朱元璋的兴起》（《亚非人民》1961年第2期），《红巾军起义最初阶段的郭子兴—朱元璋集团》（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1963），《论14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斗争》（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1970）等。其专著有《中国的红巾军起义》（1971）。
克恰诺夫（Е.И.Кцчанов）是著名的西夏史专家，对蒙夏关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战争有深入的研究，除专著《唐兀国史纲》（1968）外，还撰有《关于成吉思汗征服后唐兀人历史命运的几点看法》（《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辑，1965）、《蒙夏战争和西夏的灭亡》（《鞑靼—蒙古在亚洲和欧洲》，1970）等篇论文。此外，他还著有《中关于13世纪吉利吉思移民的记载》（《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1，1963），《征服世界的铁木真的一生》（1977）。
维克托罗娃（Л.Л.Викторова）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阶级》（副博士论文，1961）、《古代蒙古游牧民阶级社会的形成》（《前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第1卷，1968）、《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1980）。1962年，中国学者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某些苏联学者也有反映，发表了迈斯基写的《论成吉思汗》（《历史问题》196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写的《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苏联历史》1962年第5期）等文。1970年，苏联出了一部名为《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论文集，所收论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与成吉思汗》（桑达格撰），《南宋的灭亡》（斯维思托诺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国东北统治的建立》（麦里柯夫撰）、《13—14世纪中国蒙古诸汗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杜曼撰）等。耶果罗夫的专著《13—14世纪金帐汗国历史地理》（莫斯科，1985）利用了大量俄国编年史及考古资料，其历史简述第一部分终于忙哥帖木儿，第二部分至1400年。此书主要内容是城市发展研究，分为六个时期。此外还论述了政府机构和军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遗址的细目，极为有用。
德国十九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格鲁伯（W.Grube，1895—1908）、奥托·弗兰克（OttoFranke，1863—1946）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国的汉学（含满、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deLeCoq）在吐鲁鲁等地考察的丰富收获也对德国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本世纪上半叶，继承前人事业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贡献的学者，首推海尼士（ErichHaenisch，1880-1966）。
海尼士受业于格鲁伯和夏德，通汉、满、蒙、藏语。1904年，他以博士论文《汉文版与蒙古原文的比较》奠定了后来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接着，他在中国武昌、长沙担任军校教官共7年，并继续其汉学研究。二十年代以后，历任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其间，除在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方面陆续有著述外，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时代的历史与文献，特别是《元朝秘史》。1931年，开始著《关于的研究》。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这项研究课题，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为《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古原文的复原（1937）；第二卷为《元朝秘史词典》（1939。每词均列出其见于各节的不同语法形式和释义，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为德文译注本（1941）。此外，还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词汇、语法特点以及复原问题的论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还有：《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载《大亚细亚》第9卷，1933），《蒙古统治时代中国寺庙的赋税优惠权》（1940。其第二部分为八思巴字碑铭），《蒙古世界帝国的文化政策》（1942），《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法国国王腓力的信》（《东方》第2辑，1949。序论、译写、翻译和注释），《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与1368—1370年目击者的报告》（1969，为《录大梁事》与《北巡私记》的摘译，由其学生P.Olbricht编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P.Ratchnevsky，1899—1991）是著名蒙元史专家，三十年代就以对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为学界所推崇。他先从海尼士学习汉、蒙、满语，1924年入法国东方语学校，次年入巴黎大学，成为伯希和的学生。在伯氏指导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1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译、注，和一篇长达99页的论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绪论”），作为“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四种在巴黎出版，伯希和为之作序。此书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优秀著作之一。1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蒙、汉语讲座，并任所长，继续从事蒙元史研究，先后发表《蒙古大汗与佛教》（《亚洲研究》，1954），《元代中国立法中的蒙古处罚法制》（《中国——阿尔泰研究》，1961），《论中国立法的蒙古影响》（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论文，1963），《失吉忽秃忽》（《中亚杂志》，1965），《关于蒙元时的“投下”一词》（《蒙古研究论集》，1966），《室韦是蒙古人吗？》（《汉学论集》，1966），《中国大汗宫廷的蒙古祭礼》（《蒙古研究》，1970。《元史、祭祀志》摘译并详细注释），《忽必烈》（《世界史名人传》，1973），《成吉思汗札撒及其疑难问题》（国际阿尔泰研究学会论文，1974）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学生合编的《元代史学术语字典》（医学部分，1967）。80高龄时，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与事业》，于1983年出版。此书被学界推崇为迄今最优秀的一部成吉思汗传记。
施普勒（B.Spuler）主要从事伊利汗国史和金帐汗国史研究。伊利汗国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尔）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体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939年出版，1955年修订再版），分别对政治史（大蒙古国前四汗及历代伊利汗）、蒙古统治下的伊朗各大区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赋税、外交、法律、军事组织、公共设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阐述，征引原始资料非常丰富，内容充实，书末附有详细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目录。此外还撰有一本简略的《伊斯兰诸国史：蒙古朝代》（1948）。金帐汗国史方面，1943年出版了他的《金帐：蒙古人在俄罗斯》专著（1965年增订重版）。1975年，他在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题为《定居社会中的游牧主义：金帐汗国》的论文。他的另一部对读者十分有用的书是《蒙古史：13—14世纪东西方史料选辑》（1968年出版，1972年英译本），分“帝国的建立”、“欧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国的蒙古诸汗”、“金帐汗国”诸类，编集了除汉文史料外的各种文字重要史料。此外，他还用法文写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读物：《历史上的蒙古人》（1961年出版，1972年英译本）。
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Franke，1914生）是近几十年德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学者。他从1952年起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后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继海尼士主持该校的汉学研究，一度出任过驻香港领事。他偏重于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丰富，涉及面很广。主要论著有：《赵孟頫》、《桑哥》（《汉学》，1940，1942）、《阿合马》（《东方》，1948）、《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与经济：元代经济史文献》（1949）——主要是阐释汉文资料，并讨论了忽必烈的货币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货币改革；《拉施都丁汉学注释》（《东方》，1951）；《蒙古诸帝能读和写汉文吗？》（载《大亚细亚》新集3，1952）——引证大量元人文集资料说明元中后期的英宗、文宗、顺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吐鲁番发现的一件元代蒙古历书残片》（1964）；《蒙古帝国时代的中西交往》（载《香港分部杂志》6，1966）；《中的非汉语名词补注》（《中亚研究》，1970）；《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1974）；《从部落首领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1978），以及多篇考释元代蒙文文书残片的文章。近年，他仍著述不辍，续有新作问世。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Heissig）是近三十年德国蒙古学的领头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现代蒙文历史、文学和宗教文献，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1970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写，用两章专述早期的萨满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传播。1982年海西希从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职位退下来后，由其学生萨加斯特（K.Sagaster）继任。萨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关系，有关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译注本（1976）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鉴》（文载《中亚研究》4，1970），讨论搠思吉斡节儿是否译过《五护经》（载OlonUlsyn2，1973）等篇论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威尔斯（M.Weiers），主要擅长蒙古历史语言研究，六十年代以来发表多篇这方面论文。1986年出版了他主编的涵盖史料、语言与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历史与文化论集》，其中他本人撰写了蒙古语言概述（讨论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语言，认为是波斯—突厥混合语），窝阔台至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西北三汗国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历史由Kampfe和Trauzettel分别撰写；VeronikaVeit撰写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明、清蒙古史。这三位也是波恩大学蒙元史研究的骨干。藏学家D.Schuh撰写了该书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很大，尤其是对元朝皇帝赐西藏诏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中亚和东亚研究的重要中心，该校突厥学和阿尔泰研究的领头人德福（G.Doerfer），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1963—1975）蜚声世界。德福对阿尔泰语系诸语和波斯语都有很深造诣，因而能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儿时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语的历史源流。此书不仅是语言学的杰作，也是研究蒙元时代名物制度的优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极好的工具书。他对《元朝秘史》的蒙文语法也有专门研究（文载《中亚杂志》，1955），此外还撰有《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德国东方学会学报》，113，1963）、《拉施都丁书中的蒙古人名》（《中亚杂志》，1、4，1970）等论文。该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学生罗斯纳（E.Rosner）。他在1964年以题为《元代法律中的“十恶”罪》的长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对元代史汉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颇似其师。
藏学家和蒙古学家舒伯特（J，Schubert）于1950年应聘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959年继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考察，其中一项是专门寻找成吉思汗墓地，虽未达到目的，但写成了一部对蒙古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考察报告《不儿罕山之旅》（1963）。根据考察的收获，他还写了好几篇研究的论文：《乌德犍山的观念与位置》（《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5，1964），《古代蒙古史上的历史性场所考》（关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兰的考证，载《东方学报》（华沙），30，1966），《不儿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学博物馆年刊》29，1973）等。莱比锡大学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陶贝（M.Taube），著有《丹津札巴的》（1957），《的一种不熟悉版本》（1974），以及《秘史》的新译注本（1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学生维茨（H.P.Vietze）主要从事蒙古及阿尔泰系语言研究，编过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词典》（1969）；海德（D.Heyde）除与其师合编《元代史学术语词典》外，还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举考试的斗争》（1972），《中国科举取仕原则与蒙古游牧征服者》（1968）等；巴尔克曼（U.B.Barkmann）研究从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他们都是现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蒙元史研究骨干。
德国学者对元代汉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有一组学者致力于《蒙鞑备录》与《黑勒事略》的译注。这工作由海尼士开始，其学生等继续进行，直到1980年才出版了P.Olbricht和E.Pins的德文译注本，译、注均称上乘（罗意果著文评介，载《华裔学报》，35，1981—1980）。Olbrcht曾撰有《元代的驿传》（1950年哥廷根大学博士论文，1954年出版）等文。《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宪宗本纪）由Aramowski译成德文，于1976、1979年先后刊载于《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Studien）上，其注释偏重于历史。回鹘历史语言研究专家冯加班（A.VonGabain）所著《850—1250年的和州回鹘王国》（1961）和《9—14世纪和州回鹘王国的生活》（1973），利用大量回鹘文文书，是目前有关元代畏兀儿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参考价值。
英国本世纪初，英国杰出伊朗学家布朗（E.G.Browne，1862—1926）计划刊行《史集》全书。1908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拉施都丁全刊本的建议》，详细分析了全书内容，对原书目录进行调整，仍按其顺序重新划分卷、编、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录设计（参见本书“史料”篇）。其刊行计划没有实现，但所设计分卷方法比较合理，为后来刊行和翻译《史集》的学者所采用。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学史》，其第三卷《蒙古统治时代的波斯文学史》（1920），对了解这个时期的波斯文史籍极为有用。
东方学者穆勒（A.C.Moule，1873—1957）以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和《马可波罗行记》闻名。他出生于杭州，父为教士，剑桥大学毕业后再到中国任传教士（1889—1908），回国后仍任教职，后为剑桥大学中国语文和历史教授。从1914年起，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通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元代基督教（聂思脱里教、罗马天主教）历史文献、遗迹以及马可波罗的研究论文，其中有多篇关于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其名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出版于1930年，考述唐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衰，四分之三为元代东西方文献的研究。1938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马可波罗寰宇记》拉丁文汇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译本。
著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纪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译本和丰赡的注释（1937年初版，1970年经博思活斯编订再版）。原书虽然是十世纪的作品，而米氏注释涉及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对研究中亚古代诸部落及历史地理极为有用。米氏还发表过一些研究蒙元时期史的论文，如《高加索研究：阿兰都城麦怯思和蒙古的远征》（《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4，1952），《木克里库尔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汉学家威莱（A.Waley）出版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英文译注本（1931），远胜于布莱茨奈德的旧译；他还撰有《元朝秘史札记》（12个段落或名称的考释，《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秘史》汉文音写本部分段落及有关资料的英译和解释）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义耳（J.A.Boyle）。1947年，他通过了由米诺尔斯基指导的研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学位论文，195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译注本（2卷本）。他虽不懂汉文，但能充分利用欧洲东方学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详细、丰赡的注释。《世界征服者史》只写到蒙哥时代为止，波义耳认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记述窝阔台至元成宗时代历史，内容正可补前书之未备，于是接着将《史集》的这一部分先译成英文，题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1971年出版。不过他没有利用此时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却用了布洛晒刊本为底本，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大缺憾，并尽量参照维尔霍夫斯基俄译本补进了一些布氏刊本脱漏段落以图补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评。此译本的注释和前书一样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别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较简单。此外，从五十年代以来，波义耳还发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论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营地》、《窝阔台合罕的四季行宫》、《海屯行记译注》等等，1977年汇编为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波氏还是《剑桥伊朗史》第五卷《塞尔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编。波氏从1950年起到1978年去世，一直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1963年“英国蒙古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学家鲍登（C.R.Bawden）重点研究清蒙古历史与文献，著述甚丰。
他的《黄金史》（Altantob■i，小黄金史）拉丁字复原与英文译注本（1955）也是蒙元时期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还写过《元代马政札记》（与札奇斯钦合作，1965）及有关蒙古狩猎、礼俗等方面的文章。宗教史家道森（Ch.Dawson）编译的《出使蒙古记》，收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及其他欧洲使者的蒙古行记，以及来元天主教士的信件（1955，编译），译文明白通畅，收集最全，便于利用。吉布（Gibb）将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译为英文（未出全）。
波义耳的学生杰克逊（P.Jackson）是晚近英国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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