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至元二十年由朱清、张瑄创通漕粮北运的海路以后，七八年之内，从江南海运到北方的漕粮就由不到十万石剧增至一百五十万石。大德后期，海运粮更达到一百七八十万石。至大二年尚书省理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海运粮数量再次大幅度提高。二年运出二百四十六万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石；三年运出二百九十二万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石。海漕的运输成本比陆运节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节省十之五六①。海漕粮主要来源于南方官田岁入（部分出自分赐给诸王贵戚的赏田，由政府以钞“酬值”）。对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明显增加，使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粮价保持市面的基本稳定，从而缓解币制改革对社会发生的冲击。
尚书省其他的理财政策，包括增加盐引价格（每引增至大银钞四两，按至元钞计，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增加江南⑥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①《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据此，其面额等次应为一两、二两；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二厘、三厘、五厘。①“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陆运之费，省十七八”。见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漕挽之宜》下。
富户高收入税；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②。这些做法，与至元时期尚书省的举措颇为相似，却不如那时偏激。
尚书省臣执政的重点，是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以增加国入。这一点与儒家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注重节流的观点正好相悖。儒臣们主张兴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①。因此他们从尚书省初建，就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批评和阻挠这些理财措施的实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于大都，年三十一岁。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储君身份入主朝政，罢尚书省。至大“惟新”政治全面推行不到一年半便遭到废止。
成宗、武宗两代，元朝统治大体上是在忽必烈时期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种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实现的。当时和后世的儒臣文人忌恶武宗信任的敛财之臣，断言忽必烈的祖制在至大年间“稍有变更”。实际上，武宗的尚书省几乎是照搬了至元年间尚书省的各种措施，执行时还温和得多，所以武宗的“惟新”，其实还是力图在不改动前代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去缓和逐渐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武宗以后，元代诸帝中除了泰定帝以外，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迹②。证明他们的汉文化素养与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正是从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可能冲破前代体系格局中汉、蒙、回回法的原有平衡，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演变为一系列粉饰文治的行动。中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就是遵循着这样的线索发展的。
②至大时对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各品秩的官员原来获得的职田租额，并且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这一措施因损害了大部分官僚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合刊本，1989—1990年。
①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三六。
②据《经世大典·叙录·御书》，真金尝有临帖字迹“藏之东观，以示子孙。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有宸翰，宠赐群臣。传至钦天德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按指文宗），则辞章之粹、书法之圣，度越前代帝王矣”。顺帝书法亦精，详下文。参见《元文类》卷四一。
第八章从变通祖述到粉饰文治第一节皇庆延祐间汉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由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奋清宫”、“文参定策”的功迹，元武宗在即位的翌月朔旦，即立之为皇太子，面授金宝，又遣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节授予玉册，并约定“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①。以后，武宗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武宗身体不适，委托三宝奴召集亲信议更改储副事宜。三宝奴以叔侄相授难以凭信为理由，主张重立海山长子和世■为储君。这时，早已受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拉拢的康里脱脱慨然以“三宫协和”为己任，竭力反对违背前约，遂罢议。次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熬过四年潜龙蛰居的艰难时日，顺利继位，是为仁宗。
仁宗长年生活在汉地。从十岁左右起，就与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师儒李孟辅导下学习儒学。海山镇北以后，李孟更成为仁宗早年朝夕不离的导师。大德年间起跟随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汉人儒士如陈颢、王结等人外，还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但他们大多数也都对汉文化和儒学有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仁宗被册立为皇太子以后，新入东宫的侍巨大多数是汉人，当时已以文名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岁高龄起为太子宾客。在这种崇文右儒的风气激荡下，仁宗的汉文化素养应明显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仁宗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是最早掌握了书法技艺的元朝皇帝。①作为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与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将武宗的施政方针完全否定。武宗死后两天，他就下令罢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元史·文宗纪一》）。又过了四天，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尚书省主要官员五人。尚书省的理财措施大多被汉儒看作是“回回法”。因此汉人对诛杀西域人三宝奴最感痛快。当时人作诗志喜，有“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①阎复：《皇太子册文》，《元文类》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①袁桷：《仁庙御书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按当时人的看法，“帝王德业虽不系乎书，然寸心之微，众欲攻之。不惑声色，则荒游畋。万机之暇，诚绝众欲。深宫静己，寓意于书。心正笔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足见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万乘之君正心诚意所必需的一种基本修养。见许有壬；《恭题伯颜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一。据传，南宋第二帝孝宗，以书法优秀才被高宗选为帝位继承人。是知将书法看成培养帝德的基本训练在当时是何等流行的观点。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等句，其矛头都针对着三宝奴②。三月，仁宗正式即位。即位诏中宣布：“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韧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①。翌月，又下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发行和使用。至此，武宗以“惟新”为核心的全部措置，几乎在两三个月内被扫荡干净。仁宗初执国政，确实取得了“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②。
自从忽必烈之后，元朝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宪为标榜。被仁宗斥为“辄意变更”祖制的至大年间钞币改革，在实行当初也曾被说成是“乃循旧典”的行动。仁宗对武宗朝政的批评，集中在变易至元、大德之政这一点上。实际上，尽管武宗时期选法混乱、机构膨胀，干扰了官僚政治的有效运转和正常机能，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没有触动忽必烈遗规的基本格局。真正在一些更带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图改变忽必烈汉、蒙、回回法相参用的统治体制的，倒是仁宗自己。不过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汉化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们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谴责，且多被美化成为“兴滞补阙”的创设。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主要围绕两个侧重点开展。一是力图抑制诸王贵戚们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进一步加强皇权；二是想用儒术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至大四年冬，诏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以流官任之；诸王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夺取帝位，仁宗遂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加封为安远王；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应当含有暗中防范业已镇北多年的晋王势力坐大的用心。至于澄清吏治的关键环节，则是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登用儒士。至大四年七月诏谕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辄以文记传旨中书。自今敢有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元史·文宗纪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不畀文阶。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也就在这一年，元朝举行了实行科举制度后的第一次乡试。与他之前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倾向可以说是至为鲜明。
自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元朝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原②刘壎：《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①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中庵集》卷十五。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载《元文类》卷九，其文稍异于《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所载。惟二者均未录诏书所附条画。因此上引条款仅见于刘敏中奏议。②《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
汉地停废几达一个世纪（河北、山东从十三世纪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举）；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后废科亦已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制度，高级军政官员率多出自勋贵子弟，即所谓“方今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①；中下级官员，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员晋升，“中土之才跻是者十**”②。从忽必烈时代开始，虽然历朝几次议行科举，但它总是被视为不急之务。中原传统的封建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植根基。“世胄”中除了少数几家汉人世侯的后人外，大多数是蒙古、色目人；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经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①。所以随着政纪日渐废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积弊，在汉人儒生乃至部分汉化的蒙古、色目官员中间，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话题。仁宗个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元史·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七月，诏“勿限资级”，拔擢儒生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及儒学提举等文职，“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②。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于改变当时的官僚构成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科举制度在废止数十年之后被仁宗恢复，对整个社会都发生震动性的效果。尤其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运将兴”的标志。因此，在他们的感觉中，延祐复科“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③。科举考试一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也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
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元朝行政立法，长期根据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原则，用条格、断例等形式个别颁布。各级政府机构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①。随日积月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颁发的格例越来越多，于是出现新旧相悖、冗杂重出的现象，致使行政紊乱，极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谲行私的便利。仁宗时始对现行格例加以类集折衷、整理增删，以期统一法制。延祐三年夏，书成，分“制诏”、①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祭酒序》，《申斋集》卷一。
②陶安：《送马师鲁引》，《陶学士集》卷十五。
①杨维桢：《送范致道序》，《东维子文集》卷五。
②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③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①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同卷有马祖常《风宪宏纲序》。此书所载系御史台“训辞”。或以为是即成书于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此误。
“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是书编成后，又命朝臣审定，虽然终仁宗之世未及颁行，但它却为英宗朝颁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后期的政治弊端皇庆、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武宗初任宣徽使时就与答己关系非同寻常。至大元年，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云南。后来他擅自“离职赴阙”，偷偷回到了答己身边，最后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从兴圣宫降懿旨，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并用为中书右丞相。这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废之流”（《元史·仁宗纪一》）。太后这种纵情私欲、浊乱朝政的行为，用儒家学说关于端坐宫闱、“母仪天下”的规范来衡量，相差实在太多。她与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仁宗对答己母后的态度颇有微妙之处。他对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怀有不满。延祐元年敕内侍只授中官，很大程度上当针对内降旨除授而发。皇庆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以病去职”。是年十二月，以归葬父母规避铁木迭儿的李孟还朝，仁宗立即以中书平章政事之职复授之。事隔不到半年，铁木迭儿复为首相，李孟即行乞退。延祐元年末李孟虽仍拜为中书平章，但似乎只是为了以中书执政地位主持策试进士的科举考试，自此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升平章政事，期以牵制铁木迭儿①。中书省内这种变动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后之间对官僚中枢的暗中争夺。
汉族文人多把仁宗对答己的曲意退让奉承为“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称赞他“视虞舜而不愧”②。但是，除了仁宗个性的孝顺以外，促成帝后之间妥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实际是他一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遂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经陕西、四川之云南就藩。和世■到陛前入辞，赖伯铁木儿向仁宗力谏，方得“留燕饯而后行。道途委积，百尔所须皆为之豫备”③。和世■行至陕西，遂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府。已而以内部不和退兵；①《元史》卷二○五《铁木迭儿传》；卷一七五《李孟传》。皇庆二年正月铁木迭儿从中书去职，据黄溍《伯帖木儿家传》，是传主向太后叩头力陈的结果。见《黄金华集》卷四三。②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许有壬：《庆云赋》，《至正集》卷一。③黄溍：《伯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四三○。
和世■“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后王①。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次年闰正月诏告天下。汉文记载，都将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而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无论如何，仁宗改储的意图亟须母后的赞同，而且事实上也获得了答己太后这一方的支持。他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价。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南等地实施的“经理法”，由于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败。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向后党妥协。
延祐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要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诏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②。由于当时各地吏治**，“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③。奉行过当的结果，“自实土田”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延祐经理的惨烈，于“赣为甚，宁都又甚”④。二年四月，蔡五九在宁都州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转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由于怨言腾沸，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五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亦因民众反抗而免征新税。尽管这次经理所确定的土田亩积，在很多地方还是被登入籍册，作为后来的征税依据，但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间的一项重大劣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影响，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的锐气，到延祐二、三年间逐渐悄然退失。他本是一个好酒之徒①，又颇为迷信②。这时他的个性更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哈剌乞台氏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超趋？出，公徐入，玉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若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望走。然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皆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①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
②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十六。
③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续集》卷一；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④刘岳申：《孙正臣墓志铭》，《申斋集》卷九。
①仁宗在东宫为皇太子时，萧■曾上《酒诰》。“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故公首以是训陈之”。见苏天爵：《萧■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八。
②“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盖因仁皇之乙酉景命也”。按仁宗生于酉年，属鸡，故有是禁。见杨瑀：《山居新话》。
无愧，朕亦信之。’”③仁宗对近臣的猜忌或不实，但他所谓“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自言。在这种心态下，原先颁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二十六颗。早在延祐三年编定的制诏格例汇集，延宕多年不克颁行，也反映了仁宗后期政府工作效能的疲软。
在帝后矛盾缓和的同时，省台冲突又显得激烈起来。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以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为首，参劾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受上都民张弼贿赂六万贯，强使上都留守贺胜释其殴人至死罪行，并盗视国史、占夺晋王田产、受伊利汗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①。铁木迭儿惧，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无法捕拿。仁宗为此不乐者数日。此案最后以铁木迭儿罢相了结。但是，铁木迭儿居家未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可见最高统治层内部一旦互相妥协，以台臣为代表的朝廷舆情即使再有声势，亦不能真正匡救时弊。仁宗晚年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乎其他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已为硕德八剌置四宿卫。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间隶于仁宗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隶皇太子硕德八剌。甫逾月，又以由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编的右卫率府（延祐五年建）隶东宫。八月、十月复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天下。应是在此前后，仁宗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气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②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表明仁宗迫切地希望硕德八剌能平稳地继承帝位，甚至想在自己生前就看到这一天。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年三十六岁。硕德八剌在皇祖母答己的扶持下继承皇位。少年气盛的英宗，在太皇太后和她的幸臣铁木迭儿死后，力图一伸平生抱负，厉行新政，终因果于刑戮，使朝内外保守势力普遍产生怨惧心理，遂招致权臣弑宫的历史悲剧。
第二节至治新政和南坡之变至治新政元英宗自出生以后，便一直在他父亲仁宗的身边长大。他所接受的儒③刘岳申：《回会墓志铭》，《申斋集》卷八。此时萧拜住已为平章政事，故当为延祐三年六月以后的事情。
①危素：《月鲁帖木而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②危素：《月鲁帖木而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家的说教相比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所以颇思大有为于天下。但他又是元代唯一的一个在临朝执政前未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阻力和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太后便以太皇太后之尊制出中宫，把被罢了相的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出任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睚眦必报”，对从前弹劾过他的人肆行威福，予以打击①。英宗本人缺乏象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足可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子，这时候差不多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的境地②。所能托付者，一个是与他同样迂阔而不谙世故的年轻宰相拜住，另一个则是暗藏祸心的妻舅铁失③。至治新政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场，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发事件，其结局也是可以想象的。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22）秋，从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施政倾向及其互相冲突。仁宗死后第三天，英宗尚在“素服寝于地，日歠一粥”的居丧期间，答己便故伎重演，抢先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翌月，铁木迭儿即与内朝相为表里，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赵世延到京，并以违太后旨之罪杀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省平章萧拜住。与此同时，与答己集团关系密切的黑驴、木八刺、赵世荣等人则相继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这样，仁宗时期曾与答己和铁木迭儿相对抗的汉法派中坚分子，在英宗即位之前就遭到了答己的清洗，幸免于祸的汉人儒士，也在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多出议论。答己还想进一步扩大清洗的范围，通过徽政院使向英宗“请更朝官”。英宗显然不满太皇太后的作为，回答说：“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纪一》）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帝位于大都。此后，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帝、后双方长期争持不下。铁木迭儿以赵世延尝劾其奸，诬以不敬下狱，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不允，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元史·英宗纪一》）铁木迭儿又以和市织币薄恶，请免右丞高昉，英宗还是不允。时而仍有后党得逞的迹象。最早揭发张弼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即于英宗继位以后两个月，被后党乘隙奏准，以“便服迎诏”罪弃市。英宗的态度，有时也很强硬。贺胜坐弃市的同月，有告岭北平章阿散（原中书左丞相）、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徽政使失列门等谋废立，英宗不待鞠状，命悉诛之。他估计此案很可能与答己有关，所以急忙将案犯诛杀了事，一则除去太皇太后的几名心①苏天爵：《马祖常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
②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③许有壬在泰定朝所上《恶党论罪》中称铁失“妹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待之，情过骨肉”。见《至正集》卷七六；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十九《速可八剌传》，卷一五三《氏族表》。腹，二则也阻止了案犯旁牵蔓引，致使帝、后矛盾进一步表面化。
尽管有后党的在在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求收速效以逞快一时。他下诏由吏入官，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时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了增加收入，又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但是这些措置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据《元史》本纪，延祐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半个多月之后，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的记录。章庆等司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能够顺利实施，就不会再下诏罢章庆等司。这第二次诏令是否落实也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五》，章庆司、群牧监与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的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看来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不克实行。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祐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别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①。这一时期的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②。至治二年（1323）**月，权臣铁木迭儿和太皇太后答己相继死去。英宗感受到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他推进新政的决心也大为加强。十月，英宗擢升木华黎后人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以示对拜住信任之专；次年五月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与专任拜住用意相同。这时两人还已分别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以及左、右阿速卫和中翊卫事。军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也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人似乎不是很多。自十月以后，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1.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珪、王结、王约、吴险等人都被召超擢。“士大夫遭迸弃者，咸以所长收叙；文学之士，则待以不次之除”。为召起虞集，朝廷遣使赴蜀未遇；求之江西，又不见；时虞集方省墓吴中，使至，乃受命趋朝①。可见当时朝廷起用儒臣心情之迫切。2.推行“津助赋役法”，即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在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此处所谓“入官”，仅指在各义上被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经营（自种或招佃），以①据吴澄：《抚州路帝师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圣心眷注，俾加隆于文庙，不与其余不急造作同”。则此命初颁，似在仁宗时。见《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但元代大量记载表明，各地奉朝命建帝师殿、寺，乃在英宗时。参见柳贯：《温州新建帝师殿碑》，《柳待制集》卷九，刘鹗：《重修帝师殿记》，《惟实集》卷二。
②吴师道：《至治四御史诗，成宪甫廉使征赋》，《吴正传集》卷十。
①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其收入作为当役补贴②。3.至治三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将延祐二年以来新颁格例类集增补入内。二月，遂定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所收断例、条格、诏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是书条格和断例部分的篇目和编排，分别依照金《泰和律令》和《泰和律义》。《大元通制》中的许多条款，在形式上虽然属于临事制宜的个别指令或纪录公文，但它们作为单行法，对处理类似事务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因此，《大元通志》是具有法典性质和权威的官方政书，对于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了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4.清算太后集团遗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后甫两月，英宗再次发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按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张珪传》），这一行动难免带有雷厉风行、倾其巢穴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拜住把原先受铁木迭儿压制而未加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遂诛杀当时尚在世的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仆铁木迭儿父祖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他的另一个儿子锁南也被黜职。
所谓诳取官币案的缘起是，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以贿交权贵，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有旧赐汤沐田在浙西，愿以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相串通，奏赐官币十二万五千锭偿其直，却暗中瓜分了这笔巨款。朝廷命官“驰驿至浙西疆其田，则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浙西大骇”①。这件事经本道廉访司闻台，被铁木迭儿、铁失等阻挠，不上闻。一两年之后，台臣复鞠之，遂以田归原主，刘夔、八里吉思等坐死，余者论罪有差，惟铁失以亲联天家而获特赦①。但他从此疑惧日甚，终于在半年后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帐。
南坡事变英宗对铁失的宠信，似乎并未因他涉及诳取官币案而马上改变。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表在事后两个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拜住等人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急剧加深而不能自抑。他的怒火开始发②《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一八五《干文传传》。郑元祐论元末助役田说：“二十年间，田贸易主屡迁，而役悉仍旧，殊为民病”。助役田被当役户作为私产变卖，表明“津助赋役法”确曾在各地推行。见《元童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惟碑文说征发助役因比例为“亩什抽一”，似不可信。①刘基：《宋文瓒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六。
①《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按八里吉思之名见黄溍《拜住神道碑》，《元史·拜住传》作八剌吉思。《元史·英宗本纪》写作宣政院传八思吉思，此名中前一个“思”当为“里”之讹。泄到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那些朝臣，包括先已宣布赦免不究的铁**上。此时恰逢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宁。“惧诛者”于是唆使番僧建言作佛事禳灾，希冀作佛事而获得大赦。但拜住却声色俱厉地责备番僧：“尔等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铁失等人把拜住的话理解为英宗又要惩治“有罪”的暗示。“闻之益惧，乃生异谋”（《元史·拜住传》）。八月，英宗在从上都南还途中驻跸南坡。铁失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又入行幄刺杀英宗。自答己死后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复遭中止。从表面上看来，南坡之变完全是一次难以事先预料的突发**件。但它的发生，又与英宗的个人性格以及当时的蒙古—回回贵族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形势，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联系。虽然汉族文人经常喜欢按照儒家观念将元英宗的形象理想化，英宗的个人性格却绝非如此单纯。或许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①；又称当时“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②。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因此，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③，与以前诸朝讲求“惟和”，对臣下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另一种发泄的方法是酗酒，酗酒又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时人记载一个被冤杀的艺人史骡儿云：“至治间蒙上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骡弦而歌之。骡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骡，不在。悔曰：‘骡以酒讽我也。’”④英宗曾为宪台谏修寿安山佛寺而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成珪、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情。延祐七年七月，“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十二月，“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阁”（《元史·英宗纪一》）。按打里牙为波斯语taryak的音写，译言鸦片；元末宫廷曾流行男女双修、恣情房中的“秘密佛法”，英宗朝修“秘密佛事”，似乎表明藏传佛教的这一套教理当时业已传入元廷。那末，英宗这种狂暴多变的习性，是否与他可能服用鸦片或者纵情声色的放荡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英宗这种个性，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同时却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敌一边。答己、铁木迭儿死后，他不但没有利用时机示以宽恕，争取缓解与太后集团党羽的关系，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反而自以为对立面已经瓦解，因此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铁失敢以臣子弑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出了蒙古诸王勋贵已经对英宗产生普遍①苏天爵：《董守简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二。
②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③黄溍：《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④王逢：《史骡儿引》，《梧溪集》卷四。
的怨忿。南坡之变发生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英宗当时已经何等孤立①。因此，即使他不死于南坡，至治新政又能推行到何种程度，也是容乐观的。
①《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元史·英宗纪》有两年未提到朝廷对诸王颁发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载，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证。
第三节晋邸继统与两都之战晋邸继统自从忽必烈建国以后，元朝虽然一直没有放弃“王政”（即宗王出镇制）与“省政”（即行中书省制）并用的制度，但是由于国家行政职能现在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来实现的，蒙古诸王对日常行政事务的干预，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当大汗去世，需要选举和拥戴新汗的时候，他们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传统权力，特别是在先帝没有按汉制册立皇太子时，就更是如此。仁宗和英宗父子在位十余年，与接近权力中心的蒙古诸王中大部分人的关系都已相当疏远。当铁失与他们秘密串联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同意在英宗之后拥戴真金长子甘麻剌的次子、镇守漠北四大斡耳朵的嗣王也孙铁木儿作为新君。至治四年六七月间，铁失决计以孤注一掷的刺杀行动来中止英宗对他的追究和诛罚，遂遣急使至土剌河行营，将谋逆计划密告晋王和他的亲信倒剌沙，并相约“事成，推大王为皇帝”。也孙铁木儿立即囚禁来使，遣人往上都告变；未至，南坡之变发生。不久，诸王按梯不花、前太师月赤察儿（曾佐甘麻剌镇边）之子淇阳王也先帖木儿奉皇帝玺绶至漠北。九月，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形下，于克鲁伦河畔即大汗位，后人多以泰定帝称之。帝位异常顺利地从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系转到他的长子甘剌麻系，既是因为晋邸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而且也因为倾向于蒙古本位文化的“迤南诸王大臣”，对于仁宗和英宗以牺牲他们的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的政策深为不满。除此以外，也孙铁木儿个人历武、仁、英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元史·泰定帝一》），所以在蒙古贵族中的口碑应当也比较好。
也孙铁木儿对南坡之变的直接参与者，采取了相当策略的作法。与即位诏一同公布的大赦宣布，十恶中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不赦外，其余如谋反、大逆、奴婢杀主等罪概赦不问①。被赦的罪行中包括儒家最为不容的谋反、大逆，和最为蒙古人所见恶的奴婢杀主。这些罪名历来与杀祖父母、父母等一样，“自世祖皇帝时分，不拣那个赦里不曾放来”②。泰定帝的诏赦别出心裁，显然意在宽慰铁失等人。因为当时乘舆尚在数千里外，“各贼雄据两都，或握兵权，或操省印，或在宪台，布满要地，号令百姓”，因此“故以宽恩而释其疑，使恶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①。最初发表的①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②《元典章》卷三《圣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书省奏议。该年正月初五，元廷因武宗不豫实行大赦，曾宣布连十恶罪一起赦宥。仁宗即位之后，中书省以上引奏文入闻，遂下制收回成命，重新宣布十恶不在赦免之列。
①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中枢官员中，即包括谋害英宗的主犯也先铁木儿（任中书右丞相）、铁失（知枢密院事）等。十月，在行帐诛也先铁木儿、铁失弟锁南、英宗宿卫士秃满等，以原左丞相、晋邸旧臣旭迈杰为右丞相，并遣他先行南下主持政务。这时候，铁失还在大都以执国命的重臣自居，与泰定帝派来的使节一起，以新帝即位告祭太庙。据云，在仪式进行过程中，“阴风北来，殿上灯烛皆灭，良久方息。盖摄祭官铁失、也先帖木儿、赤斤帖木儿等，皆弑君之元恶也”②。旭迈杰等到达大都后，又按泰定帝已颁旨诛杀铁失、赤斤铁木儿等人，并戮其子孙，籍其家产。十一月中，泰定帝由北边抵达大都。这时逆臣中的首恶差不多已都诛杀。对其他案犯，大概原来都有从宽之意。比如铁木迭儿次子锁南，因“亲与谋逆”断杖决。但是制命甫下，“物议喧腾”，最后也被定为死罪，同时处死的还不止他一人③。不过这次事件牵涉到的人太多，泰定帝抱定的宗旨是“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元史·张珪传》）。尤其是对于与谋的诸王，最后都以流远处置，一个没有杀。
也孙铁木儿是在元朝最高统治集团刚经历了一次大变故之后的困难形势下君临天下的。仁、英两朝汉法的再推行，打破了世祖制定的汉法、蒙古和回回法兼而用之的平衡格局，由此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满。泰定年间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达于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发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旱蝗。也孙铁木儿先立年号曰泰定，末年改元致和，表明他的政策重心是要用惟和来求稳定。
为了弥平内部疮痍，在即位之初，他就将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远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宗王图帖睦尔（即日后的文宗）、阿木哥分别从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和世■（即日后的明宗）之妃。辽王脱脱在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台丞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这个时期，出镇内地的宗王也比前朝增加，如以买奴为宣静王镇益都，以宽彻不花为威顺王镇湖广，以阔阔不花为靖安王镇陕西等。按时人理解，“王皇子视封建，置行中书省、廉访司视中国”①，宗王出镇被视为一种分封建藩的制度形式，在内地扩大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以损害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代价而增加诸王的权益。
在财政方面，泰定帝仍用世祖成法，用回回人理财。尽管汉族儒臣对“时相多西域人”颇为反感②，但是他们毕竟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二《贼臣摄祭》。按也先铁木儿已在漠北被泰定帝处决，未与大都告庙事。③《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许有壬：《纠锁南状》，《至正集》卷七六。①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申斋集》卷六。
②苏天爵：《孛术鲁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①。
自延祐三年以往，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六年、七年，大概是因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突然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旧史家评定泰定年间是“天下无事”的“治平”时期，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很允当的。
在竭力平息蒙古、色目人怨情的同时，泰定帝实际上也敏锐地意识到，儒臣和一般汉族民众的感情态度，对于增加或削弱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汉人儒臣对元英宗及其丞相拜住的追思和仰慕，乃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情绪。张养浩这样描写他回忆起英宗“御容”时的心情：“封章曾拜殿廷间，凛凛丰仪肃九关。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②泰定帝作为一个具有更多的蒙古文化个人背景的君主，要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取得朝中汉人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他不太听得进汉人儒臣的各种建言，但在表面上对他们仍相当尊重。张珪有病，诏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自世祖以来，太庙岁仅一祀；英宗复古制，一岁四祭。时太常院臣请裁择，泰定帝说：“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简其礼，命仍四祭。”不过庙祀仪式十分繁琐复杂，尤其是夏、秋两祭，英宗时尚沿用原先为孟冬卜日大祭而设计制作的法服，“被服夹衣，外降拜跪，往往暑气蒸郁，流汗沾濡”。泰定帝不肯学元英宗亲祀，宣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摄之”①。科举取士这时也遭到主政大臣的反对，“惴惴几坠”，但泰定帝终于还是保留了被汉人看重为“国家文治，正在于此”的这项制度②。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则在泰定元年发展成正式的经筵制度，“始以省、①天历二年运粮352万石，惟至者仅334万石，不及本年度到京粮数。
②张养浩：《赠李秘监至治间画御容》，《归田类稿》卷二○。
①《元史》卷二九、三○《泰定帝纪》一、二。柳贯：《请添造单罗法服状》，《柳待制集》卷七。按柳贯所记为摄礼仪的状况。天子新祀，当亦如此。
②据许有壬：《送冯照磨序》，此事发生在泰定帝即位当年。《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传》提到宰执有停科举庙享、只存冬祭之仪，系于泰定二年记事后。但这段文字似乎也可理解为是对泰定二年前有关史事的追述。
台、翰林通儒之臣知经筵事，而设其属焉”③。以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等名士担任进讲官，执经以从。
然而，虚崇儒臣的措施，即便是表面文章，也仍然是很有限的。“当国得君”的大臣，多是与汉文化隔膜颇深的蒙古、色目人，“日趋禁中，固宠苟安，兼旬不至中堂”。泰定间省台冲突又一次趋于尖锐。中书参政杨廷玉以赃墨败，御史台奉旨收捕之。左丞相倒剌沙诬以“罔上”，欲置台臣于重辟，以泄私憾。张起岩三上奏章抗辩，“事乃得释，犹皆坐罢免还乡里”。中书省甚至以“星悖地震”奏准大赦，宣布要重新擢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④。这个时期的省台冲突，依然曲折地反映着蒙古回回势力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与他们在仁宗和英宗时期高涨的情绪相比，汉人儒臣在泰定一朝始终怀有难以言状的受挫感，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都相当消极。
两都之战真正对泰定帝具有吸引力的一项中原王朝制度，是册立皇太子制。泰定元年三月，泰定帝在册封皇后八不罕氏同时，立年幼的长子阿剌吉八为皇太子，并命朝臣摄祭太庙以告。致和元年（泰定五年二月诏下，改当年为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半个月后，阿剌吉八便以储君名义，与皇太后联名降旨谕安百姓。他的正式登基，似乎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但到八月初，燕铁木儿抢先在大都发动政变，两都之间争夺帝位的斗争很快演变为遍及北部中国的内战。
燕铁木儿是元武宗漠北旧部中最受宠信的武将床兀儿之子。武宗夺得帝位之后，床兀儿继续在岭北带兵，燕铁木儿则以宿卫身份随驾南下。仁宗朝，燕铁木儿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到泰定朝更兼佥枢密院事。这时候，仁、英宗两朝大受削弱的武宗旧人的子女中，渐生用世之志者绝不仅燕铁木儿一人。虞集提到哈剌拔都儿说，其先人在武宗朝当政之日，哈剌拔都儿“兄弟尚幼。及其长也，慨先世之遭逢，伤事变之不易，思愤忠鲠以报国家，未尝一日忘也”①。他们所谓“报国家”，实际上就是抱着“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的观念②，要把帝位夺还海山系。致和元年，泰定帝以染疾罢猎，不久即赴上都度夏。这时，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不仅直接掌握着左卫亲军以及由其同族统率的钦察卫侍卫亲军，而且身居“总环卫事”的要职，有权调度拱卫京畿的其他宿卫部队。他与随驾北巡的同党相约，一旦泰定帝去世，就在上都和大都同时行动，用政变方式迎立武宗后人即位。泰定帝死后，上都③许有壬：《赦赐经筵题名碑》，《至正集》卷四四。
④《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宋本传》。
①虞集：《跋哈剌拔都儿充奎章阁捧案官制》，《道园学古录》卷十。
②语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局面迅速被拥立皇太子的倒剌沙控制，燕铁木儿同党在上都发难的计划没有实现①。但在大都，政变行动按原计划顺利实施。
八月四日黎明，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忽必烈子奥鲁赤后人）集大都百官于兴圣宫，兵皆露刃。燕铁木儿号于众曰：“武皇有圣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归心，大统所在，当迎立之，不从者死。”乃手缚平章乌伯都剌等数人，众皆溃散。于是燕铁木儿与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宣言遣使迎武宗太子入京，封府库，拘百司印，分处腹心，调宿卫军严守皇宫和京畿诸要害；燕铁木儿自居禁中，夜则更迁无定所。未几，又命人分别诈称图帖睦尔及和世■的赴都使臣，扬言两太子已先后启程，“旦夕即至”。大都形势基本被他左右，“中外乃安”②。
泰定帝病死时，武宗长子和世■仍羁留在察合台后王封地。虽然燕铁木儿“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但他是否真心希望和世■入居帝位，实际上很难说。他曾紧急任命过一批宿卫军官以待调遣。“既受命，未知所谢，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众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③。可见从一开始，燕铁木儿便属意于武宗次子、这时刚移藩江陵的怀王图帖睦尔。政变当日奉命南迎图帖睦儿的明理董阿等人，虽然迟至八月中旬方至江陵，但先行的报讯急使八月六日已驰驿到达图帖睦尔处。十四日，亦即明理董阿等人抵江陵次日，图帖睦儿立刻从藩府北上，经河南汴梁，由伯颜扈从，于二十七日赶到大都。差不多与图帖睦儿抵京同时，上都方面兵分四路，实施对大都的军事行动。梁王王禅、诸王失剌、诸王也速帖木儿分别领军直逼居庸关、古北口和辽东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等则绕道山西，再向东回攻紫荆口，同时可能还带有与拥护上都的陕西军队互相接应的意图；辽王脱脱、左丞相倒剌沙等人仍留守上都。这种对拱卫大都的长城诸关隘实施同时突破、然后从四面包围大都的战略，确实严重地威胁着防守兵力十分有限的大都集团。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长城一线东西千余里的上都军队，如果各自为战，互相间缺少配合和精确呼应，那么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对优势的大都军各个击破，从而使全线攻势陷于瓦解。
燕铁木儿似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除了分出一部分兵力把守长城各关以外，他把最能作战的主力集中在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采用迅速转移奔袭的方式，往返转战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战略要地。九月初，大都主力先出师居庸关，击败关外的王禅，迫使他稍事后退。三日，辽东军破迁民镇后由东向西挺进。燕铁木儿立即从居庸关星夜赶赴三河、蓟州（今北京市蓟县）一线进行拦截。王禅见大都军主力东去，又整军来攻，于十六日破居庸关。燕①上都发难稍晚于大都，事未果行而谋先泄。倒剌沙杀诸王秃满、宗正札鲁忽赤阔阔赤等十八人，制止了一场未遂政变。
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③《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铁木儿闻讯，遂留脱脱木儿屯蓟州堵击辽东军，自率主力西返。二十日，他与王禅先头部队遭遇于榆河流域，遂为争夺横跨榆河的红桥发生激烈的交战，王禅部退至榆林河北。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凌晨，两军在红桥北面的白浮之野（在今河北昌平东北）日夜激战，王禅指挥失当，连续两夜被燕铁木儿用计惊扰，在黑暗中自相攻斗，又遭到燕铁木儿的掩杀，终于全军溃败。居庸关方面的战事平息。
二十六日，上都兵破古北口。燕铁木儿立即乘白浮决胜之威，倍道兼行，在白浮山以东百余里的石槽堵截由古北口西南行的上都军，大获全胜。上都官兵降者万余人，残部北逃，被燕铁木儿前锋逐出古北口。
古北口解危前后，在蓟州阻击辽东军的脱脱木儿以兵力单薄战败。二十八日，上都军进据通州（今北京通县），逼近大都。但这支辽东军在通州逗留不进竟长达两天之久，遂使燕铁木儿得以从古北口率师南救，于十一日黄昏赶到通州。辽东军被燕铁木儿奇袭败绩，放弃通州。十月五日，它在后撤到通州东南的枣林获得后续部队增援，又与追军激战至晚，仍败绩，被迫从古北口退至长城以北。燕铁木儿遣偏师尾追未及。
取道山西迂回包抄大都的西路军，在燕铁木儿赴援通州同时，于十月一日攻破紫荆关，五日，游骑进逼大都南城。燕铁木儿留下部分军队防卫古北口，自己再次领军昼夜兼程，循北山而西。六日，大都方面月初从通州遣往紫荆关增援的四千精兵赶到良乡南，与上都军激战，忽剌台受创。翌日，燕铁木儿又自率主力趋近良乡，西路上都军闻风溃散，紫荆关复安。从山西分兵南攻冀宁（今山西太原）的湘宁王八剌失里这时已克服该城，但是因为围攻大都的四路军队中已有两路完全溃败，退至古北口外的辽东军这时也已丧尽原先的锐气，湘宁王孤军深入，既难以进一步扩大战果，更不可能直接影响千里之外的大都战局，所以攻占冀宁对上都方面来说至多只是一枝无果之花。十月十一日，退出长城的辽东军经过整顿，再次破古北口南进。燕铁木儿遂由大都领军往迎，在檀州（今北京密云）南与上都军会战，再溃之。至是，上都方面出攻大都的四路军队全部瓦解。
随着上都方面的军事行动渐次受挫，驻牧辽东的东道诸王中一部分起先居于观望立场的人，逐渐倒向大都方面。屯防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元帅不花帖木儿是燕铁木儿的叔父①，他在策反东道诸王方面应当起了一定的作用。齐王月鲁帖木儿（合撒儿后王）、不花帖木儿聚集的若干左手诸王及其将领，进围上都。这时候上都兵力差不多已完全消耗在分道南攻的战事中，辽王脱脱等勉强整军出城应战，兵败；脱脱被斩杀于阵前，梁王王禅脱遁。倒剌沙被迫奉皇帝宝玺出降（不久即被诛杀），阿剌吉八失踪。
两都之战虽然只是蒙古、色目高级贵族集团之间的一场内争，但是由于①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于至顺元年（1330）六月改为东路钦察军万户府。据是，则这支驻军或以钦察族人为主干。
他们掌握着中央政府和各行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权，所以还是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内讧的旋涡。当时各行省的倾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类如河南、江西、湖广等省，被坚决支持大都的官员或诸王所控制。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蔑儿乞氏伯颜，十五岁即入藩邸为武宗侍臣。武宗即位后成为政府中枢的军政要员。但他自仁宗朝起就差不多一直外放，所担任的虽然也是行台长官、方面大员等要职，毕竟失去了在朝官“密近天光”的优越地位。燕铁木儿发难大都后，受命南迎图帖睦尔的特使明理董阿道过河南时，以所谋密告伯颜。伯颜当即表示：“此（指图帖睦尔）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曷敢顾望。”明理董阿遂拘执行省平章曲烈、右丞别铁木儿，伯颜“集行属明告以故。于是会计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及贷商人货资，约倍息以偿。又不足，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输止之以给其费”（《元史·伯颜传》）。可见大都方面通过伯颜，不仅调动了河南，甚至还调动了东南地区的经济资源来支持对上都的战争。伯颜本人在图帖睦尔赴大都途经河南时，亲自勒兵扈从北行。在此之前，他已以“权署官摄其事”的方式，将亲信安排到各郡县，牢牢控制了河南局势。到九月底、十月初，河南更成为抵拒响应上都的陕西军队东指京畿的重要屏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可能早与图帖睦尔有密切交往，所以也在燕铁木儿发难之初即拥护大都。江西行省亦因两平章倾向燕铁木儿而成为大都集团的积极支持者。
另一类行省则对两都之争持消极观望的立场。大都传檄各地时，江浙行省平章换住、高昉等态度暧昧，燕铁木儿原拟“锁系行省宰臣”，后来因为担心民心震骇，易生他变，遂改为“给官舸”召省臣五人入京，另任亲信明理董阿为江浙平章；高昉在赴都途中受惊而死①。上都方面也遣人从海上到杭州活动，虽然被行省当局戮于市，但仍不免“人心汹惧”，可见局势并不稳定②。由于明理董阿的监临，江浙行省始终没有公开称兵，而在大都从该地征调军队和物资时，它也还是基本服从的①。这与大都政权采取了尽可能不激发新对抗的正确策略，当有一定的关系。甘肃行省亦因省臣分裂为支持大都、上都的两派，互相僵持而反侧不安。直到两都之战结束，当地局势才渐次明朗。四川和云南的情形可能更特殊。西省宰臣虽然都无疑站立在武宗系一边，但他们都欲拥立武宗长子和世■为帝，而对燕铁木儿集团偏向图帖睦尔的种种迹象极其敏感和警惕。所以两都之战进行过程中，四川和云南对①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②释大?：《送张子安序》，《蒲室集》卷七。
①据大?：《送张子安序》，当时江浙行省因为“北方用兵”而“供给繁剧”。从江浙调军往援潼关，未至而复遣还的记录，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大都集团的观望多于支持。图帖睦尔即位以后，两省先后起兵失败。实际上他们都是站在和世■一边反对图帖睦尔—燕铁木儿集团的。
最后一个类型如陕西、辽东等省，是上都集团的坚决支持者。辽东行省的军队，是围攻大都的主力部队之一，已见前述。陕西行省驻军差不多与上都军同时采取行动。其中路于九月二十五日入潼关，进据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路于九月末从大庆关渡黄河，破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河东郡县守官多弃城而走。惟是后两路军队进展迟缓。北路在十月十五日方至晋宁（今山西临汾），虽与自北而南的湘宁王八剌失里互为呼应，但这时京畿地区的战事业已结束，陕西军继续东进，其势不过强弩之末而已。十月下旬，北路军以余勇进至潞州（今山西长治），此后军心懈怠，终在十一月初投降。中路军的情况亦相类似。它在十月末破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和巩县之间），十一月上旬进逼汴梁（今河南开封）。这时全国局势已基本稳定。大都政权乃遣使传檄，放散陕西军以示宽宥。屯于汴梁至虎牢关一线的陕西中路军闻诏，“各已骇悟”（《元史·阿礼海牙传》），终而从汴梁撤军返陕。陕西南路军出兵更晚，于十月中旬末取武关，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间向南攻占邓州、襄阳。是军亦于十一月中旬末奉大都诏命罢兵撤还。两都之战的余烬至是始告熄灭。
燕铁木儿凭借他出色的政治谋略和卓越的军事才干，将帝位夺归海山系后，海山长子和世■及次子图帖睦尔之间争夺皇位的暗斗便立即突现出来。燕铁木儿既然居功自傲、一心以专任独署的权臣自期，就必定要从巩固自己权势的角度出发竭力干预新君人选。于是与南坡之变同样惊骇朝野的血腥杀戮事件，再一次在元朝宫廷发生。
第四节明文之争和至顺年间的“文治”
明文之争燕铁木儿自大都发难之初，即属意于出藩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位继承人。虽然他“且宣言已遣使北迎”武宗长子和世■于北边，后来又矫称和世■使者南来，“云周王从诸王兵整驾南辕，旦夕即至矣”，但两都之战结束前，大都政权并没有真正派使者去邀约过和世■南还。当时由大都通往漠北，不一定非取道上都。因此燕铁木儿的这种作法，很难用两京道路不通来解释，应当别有用心。图帖睦尔到达大都的翌月（致和元年九月），燕铁木儿即以“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为谏，示意图帖睦尔抢先即位。五天之后，图帖睦尔在大都称帝，以当年为天历元年，同时宣布“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元史·明宗纪》）。
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
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寄居于西北宗藩封地的和世■，这时刚满三十岁。根据叔侄相继原则，他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被逼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仁、英两朝加强汉法而引起的草原贵族的不满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们要把和世■推上大汗宝座的政治动机。所以当大都使者抵临时，“朔漠诸王皆劝帝（按指和世■）南还京师”。和世■在一片拥戴声中，飘然启程，于天历元年（1328）底东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泼皮、出镇北边的武宁王彻彻秃相继西驰奉迎。和世■已完全陶醉在这番太平景象中。天历二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没有告知图帖睦尔的情况下，仅仅经过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场的其他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似乎过高地估计了漠北舆情在决定嗣君人选方面的影响力。他一心以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肃清宫闱”之后从漠北南返即位的历史故事，却忘记了武宗作为总兵北边的统帅，是以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和世■并没有直接控制强大的军队，只有贴身卫士一千八百多人①；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虽然与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见有重兵随行①。和世■欲凭极其有限的政治资源，去染指大都集团几经①天历二年八月，“赐明宗北来卫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钞五十锭，怯薛官十二人各钞二百锭”。《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①天历二年三月，和世■在从和林前往上都途中曾说：“诸王察阿台今亦从朕远来”。九月，文宗“赐武宁王彻彻秃金百两，钞币有差”。彻彻秃当时尚在京师，与他一起受赐赏的“西域诸王燕只吉台”，应当就是扈从和世■到漠南而尚未北返就藩的“诸王察阿台”，即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三三《文宗纪》二。又据《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传主曾奉命送太宗旧铸皇兄之宝于浴血奋战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来就不容乐观。但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四月，携带玉玺北迎和世■的燕铁木儿一行至行在入觐。这个左右大都局势的盖世功臣，现在要当面试探一下新君对他的态度。和世■虽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对燕铁木儿“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但是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没有将图帖睦尔原授的知枢密院事一职重新委任给他②。与和世■一同流亡的孛罗和哈儿秃儿，则分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复选用潜邸旧臣及扈从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很明显，如果和世■临朝，燕铁木儿很难会有君恩独厚的宠遇；随明宗入京的新贵必定要来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胜利成果，甚至逐渐将他排挤到权力集团中的次要地位。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逐渐销蚀。可是因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天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到京即位的首批使臣离开大都。仅仅十几天以后，图帖睦尔又下令为自己的元妃卜答失里造皇后玉册、玉宝。次年正月，和世■的使者抵达大都。图帖睦尔在明知大兄已决意南归的情况下，仍抢先完成以册命皇后告于南郊、太庙，以及在大明殿册封皇后的一系列仪式。当时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诏天下，让位于大兄。今立后，是与诏自相违也。”图帖睦尔闻奏，“嘉其直，赐金织文币以旌之。后闻之，亦有金币之赐”①；惟册后典礼仍照行不误。不过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图帖睦尔自大都北行、亲迎和世■的前后，他还是准备恪守让位诺言的。出发后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隶詹事院”（《元史·文宗纪二》）。这个机构初建于元朝灭宋之后，掌宋谢太后、福王献纳产业及贾似道等人田地所纳赋税，原隶属皇后中宫，于大德八年（1304）罢废。图帖睦尔在此时恢复江淮财赋府的建制，并将它改隶东宫官署詹事院，显然是为自己日后以皇太子身分控制这笔重要的财产资源预作准备②。
图帖睦尔用了一个多月，才走完从大都到上都这段沉重的路程。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趋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境，是为大都至上都驿路的大拐角处，武宗时建行宫于兹，故名中都），与和世■会面。八月一日，和世■抵达旺忽察都。次日，图帖睦尔见大兄于行宫。和世■设宴待察合台后王燕只哥■（即燕只吉歹），此当为天历二年燕只吉台返回封地以后不久的事。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纪》。据燕帖木儿碑传，和世■对他的委命，还包括统帅左、右及龙翊卫钦察军的大都督之职。
①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②图帖木儿出发前一日，和世■立他为皇太子的诏命才抵达大都。复冒江浙财赋都总管府，应在兹后才决定，所以图帖木儿才会在路上仓促发表。
皇弟及诸王、大臣。兄弟欢合的场面前后未满五天，和世■即于八月六日“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铁燕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簇拥图帖睦尔疾驱还上都，一路上“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胃绕幄殿巡护”③。八月十五日，图帖睦尔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为文宗。
明宗和世■在天历之变中暴卒的详情，可能已永远成为历史的秘密。和世■之子妥欢贴睦尔亲政后，为撤文宗庙主诏告天下曰：“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①按也里牙为仁宗朝权臣铁木迭儿女婿，曾任崇福使，封秦国公，后因赃被黜。天历初，他与妻弟锁住等投靠大都集团，复被起用为太医院使。和世■即位后，为报复铁木迭儿离间宗室、胁迫他出京的前嫌，命流锁住等人于南方。也里牙很可能因为担心株连，遂受人唆使，利用职权向和世■进毒。至顺元年（1330），也里牙得复秦国公爵位，其姻亲锁住亦再仕为将作使，应即文宗对他们参与谋杀和世■的奖赏。但同年七月，锁住、也里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录、祭北斗、咒咀”伏诛，与之有牵连的明宗旧人索罗等亦一起被杀。屠寄认为，“也里牙景教徒，必无造符录、祭北斗事盖不便论其本辠，虚构狱辞，以饰观听耳”②。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杀人灭口的行动。燕铁木儿则应是旺忽察都事变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阙略，只有存疑。
至顺年间的“文治”
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③。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①。他曾经转辗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应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宗却处在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的变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两都战后遭籍没财产的官员贵族在百人以上；对隔绝在围城中的上都官员，后来虽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职不复任用②。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③，有诸王、高级官员甚至西域名僧参与的③《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①《元史》卷四○《顺帝纪》三。月鲁不花、也里牙，《元史·文字纪》分别作玥璐不花、野里牙。②《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也里牙传》。
③许有壬：《恭题太师秦王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
①释大?：《恭题文宗帝御画万岁山画》，《蒲室集》卷十三；《辍耕录》卷二六《文宗能画》。②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十三。
③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谋不轨”案接连发生，有的迳以“明宗太子”为号召。天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举兵，实际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一死，文宗担心原已诏赦的囊加台复举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④。云南行省丞相也儿吉尼是武宗旧臣乞台普济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镇北。天历元年文宗即位后，两次召也儿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边反对武宗后人；抗命不至，当是出于效忠和世■的立场。二年三月，也儿吉尼大概犹疑动摇，想要投奔文宗，故被云南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归途中曾“赐驸马脱必儿钞千锭，往云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后，云南诸王秃坚等才最后改变观望态度，于至顺元年正月公开称兵⑤。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历时年余，方始平乱。自忽必烈朝以来，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稳，以文宗朝为甚。所以陈思谦在至顺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结人心”；虞集为殿试拟制策，亦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①。
可是文宗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样采取超脱立场，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只有完全倒向燕铁木儿，不惜进一步养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至顺之年，诏燕铁木儿“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元史·燕铁木儿传》）。所谓“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元史·虞集传》），其实不过是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文宗为曲意交好燕铁木儿，竟听凭他取泰定帝妃为夫人，前后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寄养于燕铁木儿家，又以燕铁木儿子为己子。由这班社会基础异常狭隘的“同功一体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兴盛。
社会经济也在这时遇到较为严重的困难。天历时，关陕地区“饥馑疾疫，民之流离死伤者十已七八”②。江西和岭南等地，则连年低温。“天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于是吾乡老者久不见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识者。明年大雪加冻，大江有绝流者，小江可步，又百岁老人所未曾见者。今年（按指至顺元年）六月多雨恒寒，虽百岁老人未之闻也。”“两年之雪，大兴所无。去年之冻，中州不啻过也；六月之寒，则近开平矣。有自五岭来者，皆云连岁多雪”①。江浙的海运粮也连续几年因民饥而不克征满旧额，④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学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⑤天历二年十月，文宗诏：“云南、八番为囊加台所诖误，反侧未安者，并贳其罪。”可见云南称兵虽晚，举事原因则与四川囊加台同。
①《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卷一八一《虞集传》。
②同恕：《西亭记》，《榘庵集》卷三。
①刘岳申：《送萧太玉教授循州序》，《申斋集》卷二。
乃至需要江西、湖广等省分漕米“以纾江浙民力”，可见灾情同样不轻。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天历二年，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于此，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旨学士、供奉学士等职。文宗的意图，是欲借此标榜自己以儒治国。他曾诏谕奎章阁诸学士说：“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元史·文宗纪三》）。学士院还专设授经郎二人，为蒙古贵族子弟传授经学。但是这种聊备顾问式的问对，“无益时政”，讨论率多不切近务，事实上文宗也不准许他们议论时政，明白宣布：“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元史·虞集传》）。因此奎章阁学士院虽有为朝廷以儒治国张本的虚名，实际上却变成聚集名人学士，入侍燕闲，观览经书，鉴赏文物的场所。奎章阁诸臣的真正身份，其实并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超诣的“文学之士”而已②。
奎章阁学士院建立的当年，即受命与翰林国史院官一起，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纂修《经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专属奎章阁学士院，燕铁木儿为国史例监修。至顺二年五月书成，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赋典（户部典志）、礼典（礼部典志）、政典（军事方面的典志）、宪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总共880卷。分别节录中央、地方官府的有关文件于各篇目之下，但删去吏牍繁词，由蒙文文书译为汉语者，多重加润色，由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通过纂修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来强化“示治平之永则”①的正统形象。
史载文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作藩王时，“日以酒韬晦”②。他死于至顺三年八月，年仅二十九岁，“隐亏天伦”的负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应是损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次年，权臣燕铁木儿也因纵欲过度病死。但是，元代政局为天历之变的惯性所推动，继续遵循原来的轨道行进六七年之久。长期积聚的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更为广泛普遍的社会对抗，促使元代社会进入它的后期。
②《元史》卷一八二《谢端传》。
①《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
②大?：《王可毅历仕记》，《蒲室集》卷十。
第九章元朝统治的衰败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第一节元朝统治的衰败至正新政至顺四年（1333），妥欢贴睦尔即帝位。从此，元朝进入元顺帝统治的最后36年衰败时期。
年仅13岁的妥欢贴睦尔，面临着年复一年造成的积重难返的政治局面：权臣擅权、吏冶**、财政空虚、社会动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深感社会危机的严重，因而力图推行新政，实现中兴，以摆脱危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铲除权臣伯颜是当务之急。
文宗图帖穆尔与权臣燕铁木儿相勾结，一手制造了旺忽察都事件，把兄长明宗和世剌毒死。文宗临终前嘱咐道：“昔者晃忽叉（即旺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权衡《庚申外史》）。他决意传位给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当时权倾天下的燕铁木儿担心事情败露，决定封锁文宗遗诏，传位给明宗次子懿磷质班，是为宁宗。年仅7岁的宁宗在位53天后得病而死。燕铁木儿千方百计阻扰妥欢贴睦尔继位，直到燕铁木儿病死，妥欢贴睦尔才登基称帝。当年翊戴明宗、文宗夺位的伯颜起而代之，拜中书右丞相，进封秦王，在与燕铁木儿子、左丞相唐其势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取胜。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他的官衔加起来总共达到246字，“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
伯颜秉政达7年之久。在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元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动荡不安。为了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条件下求得个人权利的绝对稳定，伯颜推行了一系列“变乱祖宗成宪”的政策。这些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首先，排斥汉人、南人，加强民族压迫措施。他下令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们参与政权机关的管理活动，并于至元元年（1335）宣布废除科举，以防止汉人、南人通过科举入仕。在中书省内，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至元二年以来，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起分别担任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其中许有壬为了争论废科举事，丢掉了参知政事的职务。当至元三年先后爆发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起义后，伯颜竟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尽管这一荒谬的建议是无法执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颜集团对汉人、南人的仇视和歧视心理。与此同时，对汉人、南人还实行了禁军器、刷马匹等防范措施。
第二，对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者实行排斥、打击。伯颜出身蔑儿乞部，该部曾被铁木真击败，部众大多被俘为奴，故伯颜幼时曾为剡王彻彻秃家奴。剡王彻彻秃为宪宗蒙哥第三子玉龙答失之孙，立有军功，地位显赫。伯颜擅权，剡王自然是他的障碍，但伯颜每见到剡王仍呼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奏剡王谋为不轨，杀剡王并王子数人。”（《庚申外史》）妥欢贴睦尔不准杀剡王，伯颜强行传旨行刑。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之孙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也被伯颜矫旨贬斥。
第三，滥发纸币，大肆敛财。至元三年（1337）发行纸币75万锭，比顺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顺三年（1332）增加50％以上。伯颜把大量钱财攫为己有，仅得赐田一项就达1万多顷。所以，时人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庚申外史》）。后来伯颜被贬，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①由于伯颜倒行逆施，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湖广、四川、江西、江浙等行省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连绵不断。至元三年（1337）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发动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四月，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私造军器，以宗教为号召，拜戴甲为定光佛，并与朱光卿联合，朱光卿虽被镇压，但其余部一直活动了三年之久。与此同时，河南汝宁信阳州爆发棒胡起义。棒胡本名闰儿，因好使棒，人称“棒胡”，与其徒百余，“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焚陈州，屯营于杏岗”（《元史·顺帝纪二》）。他们显然是白莲教徒。以后，又有胡山花、辘轴李、棒张等起兵响应，直到次年四月棒胡等被俘杀，起义才失败。同年，四川合州大足县有韩法师起义。至元四年（1338）六月，福建漳州路南胜县李志甫领导畲民起义；江西袁州（今宜春）爆发彭莹玉及其徒周子旺起义，子旺称周王，改国号，旋被镇压。至元五年十一月还发生了河南省台掾史范孟等假传圣旨、杀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等人、自称河南都元帅的事件，受牵连者以千百计。
至元六年二月，伯颜的侄儿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发动政变，伯颜被贬至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清除伯颜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自元朝建立以来，附会“汉法”与抵制“汉法”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推行“汉法”已是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是元朝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显然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不得人心的举动。脱脱的政变是得人心的，人们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①。
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①杨维祯：《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
脱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热衷于经商敛财，半年后下台。至元六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元史·苏天爵传》），把大权交给脱脱，脱脱立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②。主要措施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任相后仅一个多月，即恢复科举制度。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消除伯颜排儒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有一定作用。脱脱又大兴国子监，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到三千余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进讲。文宗时置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脱脱上台后，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主要用作宫廷教育，在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小作用。脱脱又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进讲。至正九年（1349）冬，宣文阁改为端本堂。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及其他礼仪制度。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正式为剡王彻彻秃昭雪；召还宣让王贴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使返回所属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
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逋负，减轻对人民的控制与剥削。如减盐额方面，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1342）起，免余盐3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额盐量减少10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余盐3万引。另外，对地方官提出六条标准，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四》）。
第六，修撰辽、金、宋三史。自至正三年四月起修，至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金史》、《宋史》成书时脱脱已辞去相位，但脱脱在决定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年号”的编史方针和筹措资金、组织班子方面其功不可没。
自从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推行新政以来，元朝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作风大有改变。妥欢贴睦尔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①前”②，准备在“至正中兴”中一显身手。脱脱因为推行“更化”政策，朝政为之一新，“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至正四年五月，脱脱辞相。由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出任右丞相；七年正月由别儿怯不花任右丞相；当年十二月，朵儿只任右丞相；九年闰七月，脱脱复相。其间共5年多，妥欢贴睦尔仍有励精图治之志，②黄溍：《史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①指延祐元年，是年首次开科。
②欧阳玄：《试院倡唱》，《圭斋集》卷二。
也继续推行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的政治**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人民起义愈益强烈，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起用的三相能力较差，威望远不如脱脱。故新政大多由妥欢贴睦尔亲自过问。这段时期内推行的新政主要有：第一，颁行《至正条格》。自英宗颁布《大元通制》以来，二十余年间一直未曾修订过新的法律，“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举事至于斯，深为不便”③。故妥欢贴睦尔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监修新律，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成，赐名《至正条格》。第二，定荐举守令法。妥欢贴睦尔深知当时官吏素质下降，因而制定新法，凡选转某人为官，他都亲自过问，予以审查，意欲选拔一些无劣迹的清廉之士为地方官。
第三，遣奉使巡行天下。至正五年十月下诏曰：“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四》）。于是调遣大批高级官员分巡全国各道，意图改变贪官污吏状况，开创廉政建设新局面，“然奉使者，类皆脂韦贪浊，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即王守诚）、武子春（即武琪），稍振纪纲，余皆鼓吹而已”（《庚申外史》）。
第四，举逸隐士，沙汰僧尼。推行新政以来，朝廷颇感人才缺乏。在修撰三史和奉使巡行天下时，注意采访山林遗逸，推荐到京任职。“隐士无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隐士”（《庚申外史》），成为当时的名言。
自后至元末到至正九年脱脱复相的近9年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励精图治，大有中兴之意。其中前4年由脱脱主持更化政策，主要是废除伯颜旧政，调整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巩固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加强文治，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后5年主要由妥欢贴睦尔亲政，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完善法制、加强廉政、选拔人才，这一目的基本上没有达到。综观至正新政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触及遏制土地兼并、解决财政危机等更尖锐的问题。即使至正新政全部成功地推行了，也改变不了元朝整个政治肌体败坏、大厦将倾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一个“中兴”的奇迹。
开河与变钞至正新政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不得不于至正九年（1349）闰九月召回脱脱，命他复为中书右丞相。脱脱重新执政后，面临着一大堆极其棘手的问题。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的单州（今山东单县）、③苏天爵：《乞续编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六。
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属安徽）、金乡（今属山东）、鱼台（今山东鱼台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任城（今山东济宁）、嘉祥（今属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的定陶（今属山东）、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属山东），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东明（今山东东明东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的汶上（今属山东）等州县均遭水患。黄河泛滥如此严重，受害地区如此之广阔，是河患史上所罕见的。更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果断治河措施，水势不断北侵。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继而北侵安山（今山东东平西），汇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不仅运河有中断之势，而且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几十个盐场也有淹没的危险。大都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税，将会急遽减少。
更为严重的是，河患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河南、山东等河泛区“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大批流民涌入长江下游，“沿河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也是此起彼伏，其中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义，辽东女真人锁火奴和兀颜拨鲁欢反元，云南死可伐起义等影响最大。监察御史张祯惊呼：“灾异迭见，盗贼蜂起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元史·顺帝纪四》）。妥欢贴睦尔曾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和《荐举守令法》，又遣奉使巡行天下，意欲改变官贪吏污的状况。结果收效甚微，贪污、贿赂之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更加严重。朝廷像哈麻这类奸臣，“自藩王戚里，皆遗赂之”（《元史·哈麻传》）。地方官更是天高皇帝远，其向民征钱，各有名目，有所谓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常例钱、人情钱、赍发钱、公事钱等等①。就是号称清廉的廉访司官员，也是声名狼藉。至元八年十月，御史台承认：“近年以来，江南各道廉访司书史奏差，间有不务守慎，恣尚贪饕，滋长奸恶，废坏纪纲。若不严为立法，无以效劝将来。”②民间甚至作诗嘲笑廉访司官员：“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扔穗贼不争多。”时人叶子奇说：“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③赋役沉重且不均，这是造成广大人民不满的重要原因。此类情况，江南尤其严重。福州崇安共有50都，纳官粮6000石，“其大家以五十余家而兼五千石，细民以四百余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细民之粮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元史·邹伯颜传》）。福州也是役法不均，官府常常“聚数百人于庭，鞭笞拷①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②《南台备要》，《永乐大典》卷二六一○。
③《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掠，责成于一二日之间，吏巧法与豪猾表里，贫民受抑无诉”①。浙西则以赋税重而闻名。至正间，平江路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地下水悍，岁赋五十万硕，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②。广大农民的极度贫困，是促使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其实是没有任何灵丹妙方可以把它治理好的。
黄河听其泛滥，钞法任其混乱，社会危机势必加深，人民起义迟早会如同烈火一般燃起；立即开河变钞，解决财政危机，使灾民重返家园，在脱脱看来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良策。但脱脱对人民群众对元朝统治的极度不满估计不足，更不会估计到开河变钞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变更钞法的原因，一是国库严重空虚，入不敷出。世祖至元后期以来，财政渐见拮据，因而纸币发行量猛增。大德以来，开始动用纸币准备金；武宗至大时，动用钞本更为严重，又发行至大银钞，使之五倍于至元钞，同时恢复使用铜钱；仁宗即位，加以整顿钞法，罢至大银钞与铜钱，但又大量印钞，曾连续四年每年印数在200万锭以上，官定钞银比值只及中统初的120。日积月累印发的纸币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二是伪钞横行。元代钞法对造伪钞者一律处死，但冒险者仍为数不少，“坐罪虽曰匪轻，获利自是甚重”③。历年印造的伪钞几乎流通于全国，愈积愈多，对钞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至正十年（1350）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脱脱建议变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对他的建议表示支持。他们提出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脱脱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为慎重起见，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经过激烈争论，压制了不同意见，决定变更钞法。
变钞的具体办法，一是印造“至正文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通用，而中统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一倍。专置宝泉提举司，“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元史·食货志五》）。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形成钱钞通行局面，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五》）。到至正十六年时，纸币“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钱之弊亦甚且钱之小者，①吴海：《故王将军夫人孙氏墓志铭》，《闻过斋集》卷三。
②杨维桢：《长州县重修学宫记》，碑存苏州孔庙。
③苏天爵：《灾异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六六。
薄者，易失坏，愈久愈减耳”①。变钞本是以“钞买钞”的办法，即用新钞来压低民间的至元宝钞，达到增加国库收入，摆脱财政危机的目的。结果由于新币发行额过大，广大人民群众加以抵制，因而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变钞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政府的信誉却一落千丈。
黄河决溢后，元廷在治河问题上一直犹疑不决，因而延误了五六年之久。运河受阻，盐场被毁，饥民相食，反抗不止，形势十分严峻。脱脱复相后，都漕运使贾鲁再次申述了自己的主张：“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元史·成遵传》）。脱脱决定采取贾鲁的治河方案。但工部尚书成遵等出面抗争，认为黄河故道不可得复，并说：“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恐日后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元史·成遵传》）。双方争论十分激烈。脱脱治河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路民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四月二日开土，七月完成疏浚黄河故道工程，开始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七日，贾鲁用船堤障水法开始堵水工程，至十一月十一日终于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①。贾鲁在治河工程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农民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等果然用开河机会发动了农民起义。时人作诗云：“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②又有《醉太平小令》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③时人把开河变钞看作是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源。其实元朝社会矛盾的激化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开河变钞只是元朝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线而已。
第二节元末农民大起义起义的爆发和暂时挫折贾鲁开河后，农民领袖韩山童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
韩山童是河北栾城人，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其祖父韩学究为白莲教主。武宗时禁白莲教，韩学究被谪徙广平永年县。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①孔齐：《楮币之患》，《至正直记》卷一。
①欧阳玄：《至正河防》。
②《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编》。
③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醉太平小令》。
的弥勒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该教信奉阿弥陀佛，认为死后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该教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元朝建立以后，白莲教进一步得到发展。“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①。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杜万一利用白莲教“妖言惑众”，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白莲教徒起义屡有发生。武宗时白莲教被禁。仁宗时恢复。韩山童成为北方白莲教主后，即以“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为号召，“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顺帝纪五》）。在韩山童的周围拥有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一批骨干，他们积极“倡言天下大乱”，煽动起义反元。治河开工前，韩山童等凿好石人一个，只开一眼，在其背上镌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个字，预先埋于黄陵岗，同时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史·河渠志三》）。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下旬，开河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传出，人人惊诧，以为天下真要大乱了。
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颍上县（今属安徽），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韩山童发布文告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①假托南宋卫王赵昰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日本，来达到“复宋”的目的。刘福通又鼓吹山童系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是南宋将刘光世的后代，当辅之②。起义军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联③。很明显，起义爆发后，韩山童等用鲜明的政治口号来代替宗教迷信作为号名。所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揭露了广大汉族劳动人民的贫困和蒙古、色目贵族搜刮掠夺财富的社会现实，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结合在一起。至于“复宋”的口号，则迎合广大汉族人民心理，是达到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和策略。正当起义军汇集在一起，誓告天地之时，地方官闻讯突然袭击，韩山童被捕牺牲，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今江苏徐州武安山）。刘福通冲出重围，率起义军于五月初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头裹红巾作标志，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妥欢贴睦尔十分惊慌，立即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素号精悍，善骑射”的6000名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又令河南行省徐①刘壎：《莲社万缘堂记》，《水云村泯稿》卷三。
①《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②何乔远：《名山藏》卷四三《天因记》。
③《辍耕录》卷二七《旗联》。
丞相派兵协同镇压。这三个元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无心恋战。双方对阵后，赫厮见红巾势大，扬鞭高呼：“阿卜！阿卜！”（快跑！快跑！）迅速逃跑了。刘福通据朱皋（今河南淮滨东南），攻破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等地，进兵舞阳、叶县。九月，刘福通占领汝宁府及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众至10万。
颍州起义成功后，对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鼓舞很大。北方地区响应起义的主要有徐州李二和濠州郭子兴。
邳县（今江苏邳县北）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于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与社长赵均用（一作赵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起兵占领徐州，从之者十余万人，也以“烧香聚众”，称红巾军。未几，占领徐州近县宿州、五河、睢县、虹县、丰、沛、灵璧、安丰（今安徽寿县）、泗县等地。十二年二月，定远（今属安徽）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崖、俞某、鲁某、潘某等起兵，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郭子兴称元帅，亦以红巾为号。闰三月，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为亲兵。
南方白莲教首领们也立即抓紧这个时机，发动起义。彭莹玉是南方白莲教主，至元四年发动袁州起义失败后，逃匿于淮西民家。“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庚申外史》）。
他奔波于江淮、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化名彭翼、彭国玉，又称彭和尚，教徒称之为“彭祖”，敌人诬之为“妖彭”，其徒遍及南方各地。至正十一年夏，彭莹玉起兵于淮西①。八月，麻城（今属湖北）铁工邹普胜、罗田（今属湖北）布贩徐寿辉等起兵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他们宣传“弥勒下生，当为世主”，烧香拜佛，也头裹红巾，故亦为红巾军。十月，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并以此为都，建立政权，国号“天完”（压倒“大元”之意），改元治平，推徐寿辉为帝，邹普胜为太师。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行政和军事机构均仿元制。中央设中书省（又称莲台省），下设六部；地方有行省；军制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及其相应管军机构。自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开始，天完军队分兵四出：丁普郎、徐明达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邹普胜克武昌、龙兴（今江西南昌），曾法兴克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欧普祥克吉安，陶九克瑞州（今江西高安），陈普文克吉安，周伯颜入江西、湖南、广西，王善攻福建。彭莹玉这时也与天完军会合，与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东去九江，入安徽，激战于徽州（今安徽歙县），过昱岭关，破杭州，在杭州“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①。旋因元军反扑，弃城去苏南，又转战于徽州等地，最后退至瑞州。红巾军所过之处，所在农民纷纷响应，“不旬①陶安：《繁昌县监邑铁仲宾功绩纪》，《陶学士文集》卷十七。
①《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元史·魏中立传》）。
南方红巾军的重大胜利是与他们的政治口号分不开的。据记载，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江西宜黄的红巾军首领涂一、涂佑，新城红巾军首领童远攻占建宁（今属江西）、泰宁（今属福建），不久，入邵武（今属福建），“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氓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①。“摧富益贫”这一针对当时社会上贫富不均而提出的战斗口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南方起义队伍的发展异常迅猛。
与此同时，江淮起义军在赵普胜（双刀赵）、李普胜（李扒头）领导下，于至正十二年春，渡江南下，克无为，入繁昌，占领铜陵、池州，进围安庆，再下湖口、彭泽，势如破竹，号称百万水师。
在北南红巾军起兵后不久，河南、湖北一带则有“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权（又名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今属河南），称“北锁红军”，又攻占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进逼滑（今河南滑县东）、浚（今河南浚县）。明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今属湖北），称“南锁红军”，旋克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等州。
面对红巾军起义的浪潮，元朝廷加紧了对汉人、南人的防范。规定凡议军事，汉人、南人官吏必须回避。脱脱上奏妥欢贴睦尔：“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今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②同时，元廷又用卖官、募捐等办法来求助于富豪巨商，组织和支持地主武装——义兵。河南沈丘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和罗山人李思齐纠集地主武装至万人，元廷授察罕帖木儿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淮东豪民王宣，募得丁壮达三万人之多，号称“黄军”。此类地主武装，农民起义地区处处皆有，他们配合元军，使红巾军遭受很大损失。后来元廷在许多地方设置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胡芦’，故以名之”（《元史·顺帝纪六》）。
元廷将中原红巾军视为心腹之患，不断派出重兵血腥镇压。赫厮、秃赤率阿速军镇压失败后，又于至正十一年九月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以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前往河南；十月，又增派知枢密院事老章至河南。十二月，元军破上蔡，俘杀红巾军将领韩咬儿。十二年三月，元军陷汝宁。红巾军偷袭驻守沙河岸边的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军，杀巩卜班，元军退数百里。不久，也先帖木儿再驻沙河，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①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黄镇成撰碑。
②《庚申外史》；《元史》卷一八四《韩元善传》。
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率残兵退至朱仙镇。当时官军之**，由此可见一斑。
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芝麻李。九月，破城，元军进行大屠杀，芝麻李被俘杀，赵均用、彭大、彭早住等率余众奔濠州郭子兴。脱脱命贾鲁围濠州，贾鲁不久病卒。次年五月，元军撤围。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均用称永义王，势力在郭子兴之上。十四年，彭、赵东去盱眙、泗州等地。
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活跃于南阳、襄阳及汉水流域一带，拥众达十余万。元廷遣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等分路“围剿”。至正十二年五月，答失八都鲁陷襄阳，布王三被俘杀，北锁红军先被镇压。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再陷峡州（今湖北宜昌），南锁红军也被镇压。
南方红巾军虽分兵四出，夺取许多城池，但所得多不能守。北方红巾军受察罕帖木儿、李思齐“义兵”牵制脱脱又荡平了徐州芝麻李，北锁红军被答失八都鲁镇压，使南方红巾军失去屏障。于是，南方各省元军从四面八方前来“围剿”。赵普胜、李普胜率领的江淮水师因孤立无援，退守巢湖自保。至正十三年（1353）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瑞州，彭莹玉等惨遭杀害。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卜颜帖木儿、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联合进攻天完政权都城蕲水，城破，天完政权四百多名官员被屠杀，徐寿辉等遁入黄梅山和沔阳湖中。至此，南北红巾军经过最初两年的战斗，虽然摧毁了许多元朝地方政权，对元朝统治和各地地主富豪打击十分沉重，但敌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红巾军又牺牲了韩山童、彭莹玉这样的杰出领袖，因而遇到了暂时的挫折。
起义再起和最后失败正当红巾军处于劣势之时，至正十三年正月，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盐贩张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18人，杀多次窘辱过士诚的弓兵丘义及诸富户，募集盐丁起兵。四月，攻破泰州，拥众万余。五月，克兴化。未几，又克高邮。十四年正月，士诚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九月，妥欢贴睦尔命脱脱出师高邮。脱脱总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脱脱传》）。十一月，元军抵高邮，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盐城、兴化等地。高邮被围，城中不可支，日议投降事，但又恐罪不能赦，不敢投降。十二月，妥欢贴睦尔突然下诏削去脱脱兵权，顿时引起一场混乱，百万元军不战自溃，形势发生急遽变化。
元廷自己制造的这场动乱是元朝政治**、妥欢贴睦尔走向堕落的必然结果。先是脱脱复相之前，康里人哈麻、雪雪兄弟屡次在帝面前为其美言，脱脱复相后深为感激，升哈麻为中书右丞。不久，哈麻与脱脱发生矛盾，降为宣政院使，于是对脱脱怀恨在心。他偷偷引进西天僧教妥欢贴睦尔运气术，哈麻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蕃僧伽磷真，所教者名“演揲儿”，汉语“大喜乐”。大喜乐是一种宗教舞蹈，又是一种气功。秃鲁帖木儿利用这种运气及房中之术，诱导妥欢贴睦尔进行淫乐。秃鲁帖木儿又荐老的沙等10人，号称“倚纳”。这些“倚纳”用高丽宫女为耳目，专门刺探公卿贵人家的命妇，市井街坊的良家妇女，引入宫中，供妥欢贴睦尔和这些“倚纳”淫乐。妥欢贴睦尔与推行至正新政时判若两人，全然不顾皇帝尊严，与这些男女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赤身**，寻欢作乐。其淫乐的秘室即筑于宣文阁之旁，称之为“皆即兀该”，汉语“事事无碍”的意思。又在上都修穆清阁，有房数百间，亦为大喜乐的场所。当时，“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庚申外史》）。脱脱对此亦深恶痛绝，欲将哈麻除之。哈麻获悉后，百般挑拨皇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脱脱兄弟的关系。脱脱出征高邮后，妥欢贴睦尔任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唆使监察御史奏劾脱脱和也先帖木儿罪行，故妥欢贴睦尔下诏削脱脱兵权，命谪迁云南镇西路（今腾冲西），家产籍没。十五年十二月，哈麻矫旨遣使鸩死脱脱于云南贬所。
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从此，元廷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众多的兵力来镇压起义军，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农民起义军则以此为转折，重新积聚力量，组织队伍，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
至正十五年（1350）二月，刘福通迎韩山童子林儿于砀山夹河，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建立宋政权，改元龙凤，立林儿为帝，号“小明王”。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因杜遵道专权，被福通杀死，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宋政权的机构建设逐步完善，中央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下设六部；地方设行中书省，先后曾建立过淮安行省（平章赵均用）、江南行省（平章朱元璋）、益都行省（平章毛贵）、曹州行省（平章武某）、辽阳行省（平章毛居敬、潘诚、关铎、沙刘二等），行省下置府、县；管军机构与天完政权同。
宋政权建立后，元廷命答失八都鲁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替太不花为中原地区元军总指挥。答失八都鲁率军进驻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为刘福通军所败，士卒奔溃。十五年九月，答失八都鲁至中牟，收集溃散士卒，刘福通突然劫营，大获辎重，并俘其子孛罗贴木儿。但红巾军又遭元将刘哈剌不花袭击，孛罗帖木儿又被救回。刘福通命其将赵明达取嵩（今河南嵩县）、汝（今临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之北大为震动。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调察罕帖木儿来应战，赵明达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进攻太康，进围亳州，刘福通使小明王避兵于安丰，自领兵与答失八都鲁战于太康、亳州，击退元军，亳州得安。
至正十六年（1356）九月，刘福通分兵出击，发动了著名的三路北伐，意欲一举包围大都，推翻元朝。
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他们出潼关，克陕、虢（今河南灵宝），扼崤函，转攻晋南。十七年初，李武、崔德转攻陕西，下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夺七盘，进据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奉元路（治今陕西西安），分兵攻占同（今大荔）、华（今华县）诸州。陕西省台连连告急，元廷不得不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前去救援，西路军败走兴元（今陕西关中）。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与李武、崔德汇合，自兴元转攻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据巩昌（今属陕西），败于察罕贴木儿，西路军溃退。次年，一部分西路军在李喜喜率领下南下四川，改称“青巾”，被徐寿辉部将明玉珍逐走。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李武、崔德向李思齐投降。
东路军的统帅是毛贵。他原是赵均用的部将。至正十四年，赵均用与彭早住等高濠州东去盱眙、泗州后，进据安东州（今江苏涟水），与元将董抟霄激战于北沙、庙湾、沙浦等地，大败元军于泗州。十六年三月，扬州地主武装“青军”头目张明鉴逐走镇南王孛罗普化，孛罗普化奔淮安。不久，王宣所部“黄军”反。十月，赵均用联络青军、黄军围攻淮安，杀镇南王孛罗普化而据之。宋政权命赵均用为淮安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毛贵奉赵均用命，转战于安东、海宁、沭阳、赣榆一带。十七年初，元将也速攻海宁，毛贵夺其战船，由海道入山东。二月，毛贵取胶州（今山东胶县），击毙元山东宣慰使释嘉讷。又下海，转攻益都，益王买奴逃遁，遂下滨州（今滨县北）。四月，克莒州（今莒县）。短短二三个月内，尽有山东州县。元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及董抟霄等出兵镇压毛贵；又命答失八都鲁攻曹州盛文郁部，防止盛部与毛部势相联结。为防止毛贵北上，急从太不花、答失八都鲁等三处军马内，择其精锐守河北。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克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是年冬，驻棣州（今山东惠民）的义兵千户余宝杀知枢密院事宝童起义。负责镇压山东农民军的总指挥纽的该一直龟缩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出战。次年正月，田丰取东平。二月，毛贵克济南。至此，山东几乎尽为红巾军所有。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命毛贵为平章。毛贵立宾兴院，选用官吏，又于莱州大规模屯田，官民田十止收二分，生产大有发展（《元史·顺帝纪八》）。毛贵把山东建成后方稳固的基地，然后挥师北上。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毛贵兵至河北南皮魏家庄，杀河南行省右丞董抟霄。又连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东南）二州，据长芦镇。三月，克蓟州（今天津蓟县），至郭州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市境内），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毛贵兵进逼大都，“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元史·刘哈剌不花传》）。当时形势对红巾军非常有利，答失八都鲁已病死，其子孛鲁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互相攻伐，京师十分空虚。但由于中路军作战失利，未能突破山西、河北元军防线，从而与东路军汇合攻大都，致使毛贵孤军深入，在柳林败于元将刘哈剌不花，不得不退师济南。十九年四月，从淮安来山东投奔毛贵的赵均用，杀害毛贵。七月，毛贵部将续继祖自辽阳回益都，又杀赵均用。山东各地红巾军虽奉毛贵子小毛平章为帅，但实力大受影响。而田丰自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田丰与王士诚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察罕帖木儿开始进攻山东红巾军，发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以及汴梁、洛阳诸军，水陆俱下，分道并进。自率主力军渡孟津，逾怀庆，直抵山东，相继占领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八月，察罕帖木儿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其将阎思李、关保、虎林赤由东阿造浮桥渡河，田丰率2万人夺桥未成，元军占领长清。田丰屡败，不得已降元，察罕帖木儿报请元廷授以山东行省平章职。田丰招降棣州余宝、东平王士诚、东昌杨诚。八月，元军下济南，南取泰安，北攻济阳、章丘，东略沿海诸州县，红巾军节节败退。察罕帖木儿因镇压红巾军有功，升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十月，元军进围益都。二十二年六月，田丰、王士诚设计杀察罕帖木儿，重返红巾军队伍，回到益都。扩廓帖木儿袭父职，继续围攻益都。是年十一月，元军破城，田丰、王士诚被俘杀，守将陈猱头以下二百余人被俘后送京师处死。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
中路军是曹州盛文郁的部队。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逾太行山入山西，取泽州之陵川、高平。闰九月，克潞州（今山西长治），在冀宁路（治今山西太原）遇阻。十八年春，毛贵率东路军北上，直趋大都。为加强侧翼力量，阻止元军来援，命其将王士诚、续继祖自益都出兵攻怀庆，克晋宁，与中路军配合，势力大增。于是，中路军决定分兵两路：一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一路由沁州（今山西沁县）攻冀宁、大同等地。时毛贵进逼大都失利，察罕帖木儿在晋南伏击中路红巾军取胜。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由辽州（今山西左权）转攻冀宁，意欲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突破元军防线，失利，改向晋北。十月，关先生等从定州转攻大同、兴和（今河北张北）等地。十二月，关先生等克上都。红巾军在上都烧毁元帝驻夏的宫阙后，再克全宁路（治今内蒙古翁牛特旗），焚鲁王府。进而攻取辽阳行省首府辽阳路（治今辽宁辽阳）。宋政权遂于此处置辽阳行省，命毛居敬、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等为平章。红巾军进入东北后，元守军一触即溃，而关内元军则仍有一定实力，为此，他们决定进攻高丽。高丽王与元廷有特殊关系，而且派军进入中原镇压红巾军。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中路军致书高丽王，准备进攻高丽。十一月，中路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毛居敬率红巾军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朝鲜平壤）。以后转战于西北沿海诸州。二十一年九月，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再入高丽，一度攻占开京（今朝鲜开城），迫使高丽恭愍王逃奔福州（今朝鲜安东）。次年初，关先生、沙刘二等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退回辽阳，四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中路军至此全遭失败。
宋政权分兵三路后，元廷不得不分散兵力对付各路红巾军，因而为刘福通亲率的中央红巾军解除了元军的压力。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克。八月，转攻大名、卫辉等路，很快占领豫北、冀南广大地区，屡败元将答失八都鲁，元廷对答失八都鲁十分不满，“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红巾军伪造与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元史·答失八都鲁传》）。答失八都鲁得知，忧愤而死，子孛罗帖木儿继之。十八年五月，刘福通克汴梁，并定为国都，实现了使“宋”政权名副其实的宿愿。这时，宋政权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元史》称：“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红巾军也自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北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①当时元朝主要兵力仍然集中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靠镇压红巾军起家的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军阀势力，全力以赴围剿北方红巾等各路军队，所以，北方红巾军在摧毁元朝统治的斗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三路北伐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先后遭致失败，或远离宋都汴梁，宋政权很快从鼎盛开始逆转。至正十八年七月，察罕帖木儿移军洛阳，孛罗帖木儿进攻曹州。十一月，曹州失陷，曹州行省武宰相、仇知院牺牲。十九年初，孛罗帖木儿北上代州（今山西代县）、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军大同，切断中路军与汴梁的联系。二十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略曹州南，据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把汴梁包围得水泄不通。八月，汴梁失陷，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将吕珍攻安丰，小明王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不顾张士诚、陈友谅东西夹击的危险，亲率大军北上，救出小明王、刘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此，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称吴王前夕，其将廖永安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途经瓜步，将他们溺死①。
①郑麟趾：《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四。
①《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通鉴博论》，《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称：“吕珍攻刘福通于安丰，入其城，杀福通等。”
高邮战役后，南方红巾军也利用这一机会，重振旗鼓。黄陂渔民出身的倪文俊在重建天完政权中起了重要作用。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克沔阳，在汉川鸡鸣仪大败元军，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战死。不久，倪文俊又连克襄阳、中兴（今湖北江陵）、武昌、汉阳，俘威顺王子歹帖木儿及王妃等。元廷见其势大，下诏招抚，因谈判不成，倪文俊杀威顺王子。元廷命答失八都鲁等守蕲黄，命太不花为湖广行省左丞相，总兵湖南，全力剿捕红巾军。十六年正月，天完建都汉阳，徐寿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命倪文俊为丞相，改元太平。是年，天完军东入浙江，西取襄阳，南克湖南常德、澧、辰、衡、岳诸州。赵普胜率巢湖水师克枞阳、池州、青阳等地，并两度围攻安庆。十七年九月，倪文俊企图谋杀徐寿辉篡夺帝位，失败后自汉阳奔黄州（今湖北黄冈），被其部将陈友谅所杀。倪文俊的部队全归陈友谅所有。
陈友谅出身沔阳谢姓渔家，因赘于陈氏，故改姓陈，曾在县衙任贴书之职。元末兵起，与弟友仁、友贵聚众起义，投奔天完政权，充任倪文俊部下簿掾，累官至统军元帅。杀倪文俊后，夺得天完政权军权，率军重点进攻东南。至正十七年底，沿江而下，在小孤山大败元军。十八年正月，与赵普胜等联军攻破安庆，杀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等。此后，连克龙兴、瑞州、邵武、吉安、抚州、建昌、赣州、汀州、信州、衢州等路。使天完政权成为南方各支起义军中拓地最广、实力最强的武装力量。但陈友谅与倪文俊一样，篡权野心强烈。为此，他于至正十九年九月，杀害唯一可与之匹敌的赵普胜。是年底，又逼迫徐寿辉徙都江州，乘机伏杀徐寿辉部属，自称汉王，改元天定。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挟徐寿辉攻占太平。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汉，年号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以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兼知枢密院事。
陈友谅篡位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明太祖实录》卷九）。赵普胜、徐寿辉旧部纷纷离去。而陈友谅则把矛头指向应天（今江苏南京）的朱元璋，企图联合已经降元的平江张士诚对朱元璋东西夹击。张士诚未敢出兵。陈友谅称帝后不久，即沿江而下直奔应天，结果在龙湾中计大败，逃回江州。朱元璋乘胜连克太平、安庆等地，赵普胜旧部张志雄，徐寿辉旧部、驻守袁州多年的欧普祥，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守将于光等投奔朱元璋。二十一年，陈友谅多次反扑失败，朱元璋占领江州，陈友谅逃奔武昌。陈友谅饶州守将吴宏、建昌守将王溥、龙兴守将胡廷瑞等均以城降朱元璋。二十二年，吉安孙本立、曾万中，龙泉彭昌中等降朱元璋。这时，陈友谅已面临众叛亲离、“疆土日蹙”的局面。二十三年，陈友谅不顾一切发动了鄱阳湖大战，终于自取灭亡。
陈友谅杀害徐寿辉篡夺政权后，天完旧将明玉珍宣布与陈友谅“不与相通”，在四川形成割据。明玉珍是随州（今湖北随县）梅丘里平林聚农民。元末兵起后，被当地富豪推为屯长，组织武装结寨自保。至正十三年冬，投奔徐寿辉，授为统军元帅，守沔阳。十七年秋，占领重庆，徐寿辉授为陇蜀行省参政。十八年，败李喜喜“青军”于普安（今四川剑阁）、广元，天完升玉珍为陇蜀行省左丞。十九年四月，克嘉定（今四川乐山），败元四川行省平章朗革歹等，杀右丞完者都，进克成都、隆庆、潼川。从此，元朝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弑徐寿辉称帝，“友谅使来，宋主（即徐寿辉）崩弑外闻，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发丧，附膺哀悼，殆不堪忍自是议讨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谥宋主曰：‘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犹舜之宗尧也”①，明玉珍又“立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②，对寿辉表示十分忠诚。二十一年七月，明玉珍称陇蜀王。二十三年正月，明玉珍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仿周制，设六卿，以戴春为冢宰，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文仁、周兴为司徒，刘祯为宗伯，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③。明玉珍曾出兵陕西、云南、贵州等地，但多不能守，以后很少出兵，重于防守。二十五年，明玉珍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春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尚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等为平章。二十六年春，明玉珍病死，遗言：“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又说：“元虏未逐，余志不能遂也。”④子明升即位，年仅10岁。
高邮之战使张士诚转危为安。脱脱在前线罢兵权后，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出击，扩大地盘，并且拒绝元廷的多次招安。至正十五年（1355）底，淮东大饥，士诚遣其弟士德占领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克常熟。次年二月，攻占平江路（治今江苏苏州）。士诚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将政权机构从高邮迁来。又分兵连克无锡、常州、松江、湖州、杭州，占有富庶的长江三角洲。这时淮西朱元璋已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势力向东扩展，朱、张双方在镇江形成对峙。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军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在常熟被朱元璋军擒获。“于是，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太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指朱元璋军）有，士诚侵轶路绝”（《明太祖实录》卷五）。张士诚战场上屡战屡败。割据台、温、庆元地区的方国珍奉元朝之命进攻张士诚。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张士诚接受元朝招安，妥欢贴睦尔降旨授士诚为太尉。
张士诚降元后，继续与朱元璋争夺地盘，双方在江南地区大体上维持原①刘桢：《玄宫之碑》，1982年明玉珍墓出土。
②杨学可：《明氏实录》。
③杨学可：《明氏实录》。
④杨学可：《明氏实录》。
来态势，但在苏北、鲁南、皖北一带，张士诚利用宋政权衰败之机，把势力一直扩张到济宁、濠州一线。元廷为解决京师饥荒，于至正十九年九月，不惜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以换取海运粮。从至正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360—1363），张士诚和方国珍，一个出粮，一个出船，每年海运粮11万石至13万石不等，解往大都，从而延长了元朝的反动统治。张士诚集团也是一伙新生的地主分子，他们割据平江后，“无不志在良田美宅”①，“诸公经国为务，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为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②。张士诚“经岁不出门，不理政事”③，其弟张士信，有“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珠金玉翠，极其丽饰”（《明太祖实录》卷二十）。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士诚遣吕珍进攻宋政权最后据点安丰，朱元璋救出小明王、刘福通，才使他们幸免于难。九月，士诚自称吴王，遣使赴京请命，妥欢贴睦尔不允。元廷又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监丞赛因不花到平江催海运粮，士诚不允，双方关系断绝。江浙行省的元朝官员也被士诚排挤。此后，张士诚集团更加腐朽堕落，灭亡之时也指日可待了。
自从至正十四年（1354）高邮战役后，北南红巾军都从起义的低谷走了出来，展开了规模更大的反元武装斗争。北方红巾军分兵三路北伐，对元朝在北方的统治予以沉重打击，并为南方红巾军的发展和朱元璋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南方红巾军战绩辉煌，按实力本可担负起推翻元朝的历史重任，但陈友谅篡权后急遽蜕变，最后众叛亲离，自取灭亡。非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方国珍，乘天下大乱之机，割据一方，叛服无常，早已失去农民起义的性质。朱元璋稳扎稳打，逐步壮大，最后担负起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
①乾隆《苏州府志》卷十《田赋》三。
②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③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第三节朱元璋削平群雄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出身于十分贫苦的农民家庭。至正四年（1344）春，淮河上游瘟疫流行，他的父、母、长兄相继病故，他掩埋了他们的尸体后，入寺为僧，后来游方化缘，饱受社会黑暗之苦，深知人世艰辛。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起义爆发，“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御制皇陵碑》）。元璋目睹“元将至，略民为俘，邻境骚动”（《天潢玉牒》），遂决意投奔郭子兴部红巾军。他作战勇敢，足智多谋，被郭子兴视为亲信。
至正十三年（1353），元军解围后，郭子兴与徐州帅赵均用、彭大父子失和。朱元璋意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到家乡钟离，“倡农夫以入伍不逾月而众集”（《御制皇陵碑》），共达七百余人，其中有幼时相好徐达、邵荣、周德兴等人。加上后来入伍的邓愈、常遇春、胡大海等，至正十五年兼并的巢湖水师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忠、廖永安兄弟，桑世杰、张德胜等，都是朱元璋队伍的骨干。他们出身贫苦，勇敢善战，反元坚决。朱元璋队伍中虽然兼并过不少地主武装，但并不影响它的红巾军本色。
郭子兴提拔朱元璋为镇抚、总管。十五年三月，郭子兴死。四月，宋政权任命郭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子兴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从此，这支部队正式归宋政权统辖。五月，朱元璋兼并部分巢湖水师后，开始南渡。六月，取采石、太平。定远人冯国用曾向朱元璋建议：“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明史·冯国用传》）太平知府陶安也说：“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明史·陶安传》）朱元璋决定东取集庆（今江苏南京）。是年七月、九月，两攻集庆失利，郭天叙、张天佑被叛将出卖，俘送元军杀害。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三攻集庆，一举攻克，杀元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改集庆路为应天府。遂分兵取镇江、金坛。七月，宋政权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宋政权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命朱元璋为平章。
朱元璋占据应天后，东有张士诚倚江南之富庶，争夺江浙地盘；西有陈友谅凭长江中游地利，时时发兵来犯。陈、张沆瀣一气，以消灭朱元璋为己任。朱元璋要坐稳应天，在两强夹缝中立足，是相当困难的。
朱元璋的成功，在于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这是当时其他武装所不可企及的。
朱元璋注意延揽人才，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入据金陵，采纳了冯国用、陶安之献策；克徽州，问计于老儒朱升，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对；征浙东，胡大海引荐青田刘基、浦江宋濂、龙泉章溢、丽水叶琛等“四先生”。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进攻应天，朱元璋左右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弃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刘基奋然曰：“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尔。”①然后提出战略方针：“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不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刘基传》）朱元璋非常注意采纳这些有识之士的精辟见解，使自己的队伍稳步发展。
在军事上，采取了先陈后张的方针。徐寿辉为天完皇帝时，双方并无矛盾，只是至正十五年（1355）时，巢湖水师将领李普胜企图兼并朱元璋军失败被杀，促使水师分裂，俞廷玉等归朱元璋，赵普胜等归天完，在皖南青阳、石埭、潜山一带小有磨擦。朱元璋重点进攻应天周围的徽、婺、湖、信等州，以稳住南方阵地，迫使张士诚不敢来犯。至正二十年（1360）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西线陈友谅，战线逐渐推向皖西、江西，利用陈友谅篡位引起的内部矛盾，大量纳降徐寿辉、赵普胜的旧部，进一步孤立陈友谅。
在政治上，朱元璋始终利用宋政权作屏障，保持与宋政权在政治上的一致，朱无璋军克婺州（今浙江金华），开设浙东行省，于省门立两大黄旗，两旁立两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①。这与韩山童、刘福通“直抵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朱元璋早已独自发展，但始终寄名于宋政权之下。至正十九年五月，小明王升元璋为江南行省左丞相。二十一年正月，小明王封元璋为吴国公。二十三年二月，元璋亲去安丰救出小明王、刘福通，安置在滁州，二十四年，朱元璋称吴王，其纪年仍用龙凤，榜文命令仍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朱元璋非常善于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缓冲敌人的压力或调整自己的部署。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察罕帖木儿用兵山东，招降田丰、王士诚等，势不可挡。朱元璋遣使北上与察罕通好，并说：“吾今遣人往与通好，观其所处何如，然后议焉。”（《明太祖实录》卷九）用尽了韬晦之计。
在经济上，朱元璋初期采用抄掠地主财物、强令百姓岁纳寨粮的政策。
后期为长久计，他放弃抄掠、强纳寨粮的办法，采用承认农民夺田或占田，鼓励开荒为己业，“给民户田”（刘辰《国初事迹》），收取田租的政策；同时，大力开展军屯、民屯，在应天近郊、江阴、衢州等地屯田，收效十分明显。在赋税方面采取轻徭薄赋，至正二十四年（1364）称吴王时，“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明史·食货志二》）；商税也低，由十五取一，降至三十取一；盐税从十取二，降至二十取一。为发展贸易，至正二十一年（1361）于应天府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流通。
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从至正二十三年（1363）开始的。屡败于朱元璋的①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陈友谅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这年四月，陈友谅特制数百艘大舰，“舰高数丈，外饰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舫数十其中，上下人不闻相语，舫箱皆裹以铁”。他选择了朱元璋率军北上救援小明王尚未回师之机，兵号称60万，“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明太祖实录》卷十二）。陈友谅军首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城原先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在先，已将城墙改建为离江岸30步。友谅军来攻，大舰无法靠近城墙，只得登岸围城。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率军死守85天，为朱元璋准备水军迎战陈友谅于鄱阳湖赢得了时间。七月，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来援，陈友谅退至鄱阳湖。
鄱阳湖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水军大会战。陈友谅人众、舰大，朱元璋人少、舰小，双方差距悬殊。但朱元璋深知他的部队士气高涨，上下一心；而陈友谅弑主篡权，“唯知巨舰，未知军心哐怯”（《明太祖实录》卷十二）。朱元璋看准了陈友谅的弱点，一开始就采用火攻。七月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鄱阳湖，开始朱元璋军无法靠近巨舰，朱元璋也险遭不测。后来他采用火攻，利用风势发火枪，焚毁陈友谅战舰20余艘。二十二日，朱元璋组织敢死勇士，驾驶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阵，乘风纵火，焚其舰船数百。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许多重要将领被焚死。“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明太祖实录》卷十二）。据统计，是日陈友谅将士被焚溺致死者达6万人，朱元璋军溺死者7000余人。经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激战，陈友谅不得不退入草鞋山。八月，陈友谅“粮绝势困”，“进退失据”，准备逃奔武昌。二十七日，在向湖口突围时中矢死。张定边等乘夜用小舟载其尸及子陈理逃回武昌，陈理继位。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降，大汉割据政权灭亡。
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是平江张士诚。灭张战争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苏北、淮河流域诸城镇；第二阶段占领江南地区诸城镇；第三阶段围攻平江。即所谓“先取通泰诸郡县，翦其羽翼，后转取浙西”①的战略部署。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张士诚“假元之令，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明太祖实录》卷十五）。令徐达、常遇春等于次年四月前全部攻占士诚在苏北和淮河流域的地盘。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发布著名的《平周檄》。这篇檄文虽仍用“皇帝圣旨”和“龙凤”年号，却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污蔑红巾军“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祝允明《野记》）。又罗列张士诚八大罪状，但口气也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这年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①《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
20万攻张士诚。至十一月，朱元璋军已占领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张天琪、潘元明等纷纷投降朱元璋。十一月，朱元璋用叶兑“锁城法”攻平江，分兵把守平江各门、各方，四周筑长围困之，又架木塔（名曰敌楼）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攻击。张士诚死命坚守。二十七年六月，张士信在闾门督战时挟妓寻欢，被炮火击中身亡。九月，城破，周仁（隆平府太守）、潘元绍（士诚婿）等降，张士诚率军巷战，最后自经未遂，俘送应天，自缢死。张士诚割据政权被消灭。
朱元璋军在攻克平江、灭张士诚后，即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方国珍于至正八年（1348）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起兵反元，不久受元招安。十一年，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又反。其后据有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台等地，屡受元朝封官，官至江浙行省参政。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克婺州（今浙江金华），招降方国珍，朱元璋授其为福建行省平章。但方国珍又同时接受元江浙行省平章职，后又升为丞相，封衢国公。至正二十七年（1367），方国珍北通元将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以对抗朱元璋。九月，朱元璋将朱亮祖、汤和、廖永忠来攻，方国珍日夜运珍宝，准备下海逃跑。元璋军连克台、温、余姚、上虞、庆元，方国珍逃入海中。十一月，方国珍被迫投降。
与此同时，朱元璋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军南下福建征陈友定。陈友定本为驿卒，因镇压红巾军有功，累升至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五年（1365），元置福建行省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于是闽中八郡皆其所守”（《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元璋军势如破竹，于洪武元年（1368）正月进围延平，友定自杀未遂，俘送应天处死。
此后，朱元璋南征北伐同时进行。至洪武元年六月，湖南、广东、广西全为明朝所有。南方之地仅剩四川明升、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明朝灭元后，四川、云南才陆续归明。
第四节元朝的灭亡扩廓与孛罗之争自至正十五年脱脱被害至二十八年元政权退出大都，十余年间，妥欢贴睦尔为声色所好，更加厌于朝政。起用右、左丞相凡十余人，或为奸佞小人，或为军阀武夫，或为无能之辈，结果都祸国殃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旷日持久，而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之间的斗争，既是一场拥兵自重的军阀之间的争斗，又是宫廷内部争权白热化的表现。
脱脱死后，哈麻拜中书左丞相，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国家事尽归其兄弟二人矣”（《元史·哈麻传》）。哈麻谋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事泄遭贬，途中被杖死。妥欢贴睦尔起用搠思监主政，搠思监贿赂公行，贪声著闻，甚至印造伪钞，政治更加黑暗。而妥欢贴睦尔与秃鲁帖木儿等十“倚纳”益加放肆，行大喜乐，演天魔舞，又热衷于自行设计、自行建造房屋和龙舟，对政事益加厌恶。皇太子与其母奇皇后一直谋求内禅，使宦官朴不花喻左丞相太平，太平不允，终于被皇太子和搠思监逼令自杀。搠思监与朴不花“构相表里，四方警报及将臣功状，皆壅不上闻”（《元史·搠思监传》）。他们根株盘固，气焰熏灼，内外百官趋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脱欢，与之同恶相济，为国大蠹。朝内大臣恨之入骨，纷纷上疏弹劾。御史大夫老的沙是妥欢贴睦尔的母舅，意图利用群臣弹劾朴不花来达到排挤政敌的目的，引起皇太子和奇皇后的不满，便唆使妥欢贴睦尔将他封为雍王，逐回高丽。老的沙行至大同，跑到孛罗帖木儿军中躲避。于是一场以孛罗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为主角的新的内讧即将爆发。
元末军阀争权争势始自察罕帖木儿和答失八都鲁。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珊竹带氏的功臣世家，自以为是正宗蒙古贵族；察罕帖木儿出身内迁的畏兀儿家庭，以布衣集义兵，凭战功成为统帅，很不甘愿位于答失八都鲁之下。答失八都鲁总制河南军马，但在冀、鲁一带屡战屡败；察罕帖木儿奉命由关陕入河南，再入冀、鲁，侵占了他的势力范围。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总领其军，退守河北井陉口，后进驻大同，与察罕帖木儿争夺冀、鲁之地，双方之间屡有争战。至正二十年（1360）九月，朝廷命以冀宁（今山东大同）交孛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不从，双方又展开交战，元廷命各还本镇。
至正二十年（1360），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起义军田丰、王士诚刺杀，其养子扩廓帖木儿袭父职。这时，孛罗与陕西军阀张思道（又名良弼）相联结。至正二十三年（1363）六月，孛罗乘扩廓忙于山东战事，南侵扩廓守地，并遣将竹贞袭据陕西。扩廓亦不示弱，遣部将貊高合李思齐兵攻竹贞，竹贞战败投降扩廓。
自从老的沙留在孛罗帖木儿军中后，军阀之间的交战与宫廷内部的矛盾开始结合起来。右丞相搠思监、宦官朴不花与皇太子结成一伙，以扩廓帖木儿为外援，强令孛罗交出老的沙，孛罗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监、朴不花遂诬称孛罗与老的沙图谋不轨，由妥欢贴睦尔下诏，削孛罗官职，令其解兵权归四川。孛罗知道此诏非皇帝本意，遂拒不奉诏。朝廷下令命扩廓帖木儿出兵讨伐孛罗。这时，宗王不颜帖木儿等出面上书，替孛罗辩解，且很快出兵与孛罗会师。妥欢贴睦尔怕局面不可收拾，降下圣旨，“以搠思监屏诸岭北，朴不花窜之甘肃，以快众愤。孛罗帖木儿等，悉与改正，复其官职”（《元史·搠思监传》）。然而，诏书虽下，而搠思监、朴不花仍留居京城。这样，孛罗进兵京师就找到了借口。四月，孛罗派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京师。秃坚本为知枢密院事，因得罪皇太子，逃奔孛罗军中避祸。秃坚兵入居庸关，败京师军，至清河，皇太子逃奔兴（今河北承德西）、松（今辽宁赤峰西），京师空虚。妥欢贴睦尔命达达国师、蛮子院使去秃坚军营劝解，秃坚声称必得搠思坚、朴不花，妥欢贴睦尔被迫交出二人，孛罗杀之。秃坚帖木儿浩浩荡荡率军入京师，妥欢贴睦尔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退出京师。
是年五月，皇太子回宫后，忿怒不已，命扩廓帖木儿调动军队，分道进攻孛罗。扩廓命白锁住守京师，命貊高、竹贞为中道、关保为西道，合击孛罗于大同，扩廓亲驻太原，调督诸军。七月，孛罗与秃坚、老的沙等以“清君侧”名义再次进攻京师，皇太子逃到太原。孛罗等入京师，妥欢贴睦尔命孛罗为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孛罗主政后，杀“倚纳”秃鲁帖木儿、波迪儿等，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蕃僧人佛事，并多次遣使请皇太子还朝，使者至太原均被拘留。
至正二十五年（1365）三月，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军中下令，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军队，共讨孛罗帖木儿。孛罗调兵抵御，败绩，于是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饮宴，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无常，人皆畏之。妥欢贴睦尔对孛罗的行为也极为不满，密令威顺王宽彻普化子和尚刺杀孛罗。和尚雇杀手于七月二十九日刺杀孛罗帖木儿，老的沙携孛罗家眷逃遁至秃坚军中，与秃坚共奔赵王王傅府（今内蒙古达茂联合旗阿伦斯木），鼓动赵王起兵，赵王缚老的沙、秃坚二人送至朝廷。孛罗帖木儿党至此被彻底清除。
当妥欢贴睦尔密谋杀害孛罗之时，扩廓乘机进攻大同，取之。皇太子联络也先及魏、辽、齐、吴、豫、豳诸王准备进京。皇太子在太原时，想用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扩廓等不从。现在进京，奇皇后传令扩廓以重兵拥皇太子入城，企图威胁妥欢贴睦尔让位。扩廓知其用意，兵至京城30里处即下令分散，不入京师，皇太子怨恨在心。既入京，妥欢贴睦尔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为左丞相。居两月，扩廓请南还视师。二十五年闰十月，封扩廓为河南王，总天下兵。十二年六月，抵河南，驻军彰德（今河南安阳），调遣诸将准备南下江淮。但关中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伯四将各怀异见，要求别立一军，不受调遣。他们共推李思齐为盟主，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扩廓别名）来，则整兵杀之。”（《庚申外史》）扩廓遣其将关保、虎林赤西攻张思道于鹿台，而思齐与思道合兵抗之，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八月，妥欢贴睦尔见诸军互伐，不得不下诏命皇太子亲出总天下兵马。又命扩廓以其兵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以其兵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秃鲁以其兵与张思道、孔兴、脱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东。诏书虽下，皇太子竟止之不行，扩廓等也拒不受命。扩廓自恃兵强，日益跋扈，又杀皇帝派来调解的诏使天下奴，其部将貂高、关保十分不满，宣布脱离扩廓。两人又罗列扩廓罪状上奏朝廷，并发兵攻扩廓。当时，皇太子用侍御史李国凤等计，立大抚军院，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是年十月，扩廓被免职，以河南王食邑汝州（今河南汝南），其所总诸军分由各将统领。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朝廷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驻兵防守。
扩廓遣兵攻占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妥欢贴睦尔下令削夺爵邑，令诸军共诛之。于是，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又重新开始，扩廓退守平阳（今山西临汾），双方相持良久。这时明兵已到达河南，思齐、思道率兵西归，而貊高、关保进攻平阳甚急。扩廓夜袭其兵营，俘貊、关二将。妥欢贴睦尔见扩廓势大，立即罢大抚军院，下诏复扩廓原职，领兵准备南讨。
自扩廓、孛罗构兵以来，元廷整整花费8年时间用于内耗之中。这8年中，朱元璋从容备战，次第削平群雄，最后挥师北伐。元廷的**统治，为它自己挖掘了坟墓。
明师北伐和元朝灭亡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消灭了张士诚割据势力后，即着手挥师北伐。他对徐达等说：“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起，民坠涂炭。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初为保身之谋，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乃率众渡江，与群雄相角逐，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窃，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擅爵专赋，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又提出北伐的战略部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朱元璋的这一席话，充分说明他对全国形势和战局了如指掌，以后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和激烈的战斗中，朱元璋已经锻炼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
是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5万大军由淮入河，北取中原。临行，又召见诸将士，叮嘱他们“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十三日，发布北伐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明太祖实录》卷二五）的口号，这一口号对当时的汉族地主阶级有很大的号召力，对分化瓦解蒙汉各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的元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的第一步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十月二十四日，徐达率军抵淮安，遣人往沂州招谕王宣、王信父子。察罕帖木儿死后，王宣父子利用扩廓帖木儿打内战的机会，攻掠山东全境。徐达派人招降后，王宣父子投降，王信被授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未几，王宣父子复叛，王宣被徐达镇压，王信逃遁。徐达率军先后克复营州、滕州、益都、东平、兖州、济南、济宁、密州、登州、莱州、东昌等地。由邓愈率领的偏师也由襄阳北略南阳，进展顺利。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北伐的第二步是“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洪武元年二月，徐达等率师进入河南后，首先进攻汴梁。当时元汴梁守将李克彝、陈州（今河南淮阳）守将左君弼、安丰守将竹昌均屯兵汴梁。左君弼原是天完政权汴梁行省首脑，长期占领庐州（今安徽合肥），至正二十四年（1364）降元。明军抵达陈桥时，左君弼率先投降，李克彝奔河南（今洛阳）。明军占领汴梁，次第攻克河南各州县。同时，由冯宗异率领的偏师攻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扼潼关，西略华州（今陕西华县），以防李思齐军。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召集诸将确定北进大都方略。
七月二十九日，山东诸将自益都、徐州、济宁会师东昌，前锋分兵渡河。闰七月初二日，徐达等自汴梁发兵，自中滦渡河，进取彰德、磁州、邯郸。十一日，徐达会诸将于临清。十四日，常遇春克德州。北伐的第三步“进兵元都”正在顺利进行中。
这时，妥欢贴睦尔如梦初醒。闰七月十九日，罢大抚军院，复扩廓帖木儿官职，命其出援京师，勤王御敌。扩廓故意自平阳绕道大同，尽管元都危在旦夕，他依然观望不进。
闰七月二十日，明军下长芦，趋清州。二十三日，徐达兵抵直沽，水陆两路向大都进发。元中书右丞相也速望风逃遁，元都大震。二十七日，妥欢贴睦尔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二十八日夜半，妥欢贴睦尔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开健德门北奔上都，左丞相失列门等扈从。八月初二日，徐达等率至大都，攻齐化门，命将士填濠破城而入，执淮王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庆童等，杀之。至此，统治了百余年的元皇朝终于被推翻。明朝改大都为北平府。
妥欢贴睦尔于八月十五日至上都。当时元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忽视。扩廓帖木儿拥数十万军屯驻山西，李思齐、张思道等盘踞陕西，辽阳有兵10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守云南。明廷视扩廓帖木儿为头号劲敌，陕西李、张已有“贰志”（刘佶《北巡私记》），故克大都后不久，明军即兵分两路进攻山西，迫使扩廓撤至甘肃、宁夏。洪武二年（1369）正月，妥欢贴睦尔命扩廓为中书右丞相。四月，元军见明军主力西攻陕西，遣将分道攻北平，被常遇春击败。六月，妥欢贴睦尔逃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常遇春克上都，徐达在陕西也势如破竹，李思齐投降。至明年四月，扩廓帖木儿由宁夏北奔和林，残元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四月二十八日，妥欢贴睦尔因患痢疾，病死于应昌。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元史·顺帝纪十》）。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为其父谥号惠宗。五月，明将李文忠来袭应昌，爱猷识理达腊退居和林，改年号宣光。和林的残元政权史称“北元”。
第十章西北宗藩在元代的汉文史籍中，常常把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统称为“西北诸王”。他们在名义上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以“宗藩之国”自居①，但实际上具有半独立或独立的地位。这些汗国与元政府的关系，虽然有亲有疏，但毕竟不同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体上说，伊利汗与元皇室同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后裔，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与元朝政府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而钦察汗国与元朝相距最远，早已有独立化的倾向，又因海都割据势力的阻隔，与元朝的关系相对而言比较疏远。由于蒙古贵族的军事扩张，蒙古与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发生了关系。蒙古牧民也因之大批迁往西北宗藩诸国。上述西北诸汗国的历史既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又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蒙古和西北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①《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第一节察合台汗国早期的察合台兀鲁思察合台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汗国由察合台的封地发展而来。察合台和他的继位人通过侵夺大汗的土地，使其兀鲁思向半独立化方向发展，成为统治东达今吐鲁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剌子模和塔尔巴哈台山、南临印度的强大势力，对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的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成吉思汗于1206年攻灭乃蛮之后，开始分封诸子，据《元朝秘史》节242记载，察合台分得8千户属民；而据《史集》记载，察合台得4000人，其中包括一个巴鲁剌思千户和一个宏吉剌忒千户①。察合台的始封地在今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区。随着西辽的灭亡和西征的胜利，蒙古国的版图迅速扩大。成吉思汗又为其年长的诸子在原有封地的基础上，指定了新的封地。据波斯史家志费尼记载：“察合台得到的土地，从畏兀儿之边（hudud）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其居地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②，即畏兀儿以西的草原地带。
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为元代制度。成吉思汗回师后，察合台受命留在西域，成为镇守回回之地的亲贵诸王③。察合台的封地与其所戍守之地互相邻接，在西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势力。察合台汗国日后能发展成一支与其他蒙古诸汗国相抗衡的力量，即肇源于此。
当时的西域，定居民族聚居的绿洲农耕城郭之地最为富庶。这些地区所得的收益，按蒙古人古老的习惯，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员共同分享。其办法是，把这些地方的民户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支亲贵。波斯史家瓦撒夫记载，阿姆河以北名城不花剌的编民有1.6万人，其中5000人属于拔都、3000人属于拖雷之妃唆鲁禾帖尼，余下的8000人称为“大中军”（uluqqol），属于大汗①。除了宗亲诸王，蒙古将领亦可因战功在中亚受赐封邑。例如忽必烈大将伯颜之祖父阿剌“平忽禅有功，得食其地”（《元史·伯颜传》）。忽禅即忽毡，为牙剌瓦赤驻地，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忽毡州首府忽毡市（列宁纳巴德市）。
蒙古大汗除了与其他贵族共享当地收益外，还负有管理这些地方的责任，向各城派驻大臣或达鲁花赤。《元史》记载，镇守撒麻耳干的有契丹人①《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册，页376—377。但在同书第2卷（汉译本页172）中，拉施都丁又把这个宏吉剌忒千户称为扎剌亦儿千户。
②《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维尼波斯文刊本，卷1，页31，并见同卷页226，汉译本，页45、272。这个忽牙思应该就是《耶律希亮神道碑》提到的“换扎孙”。
③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
①《瓦萨甫史》，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及德译合璧本，页94，维也纳，1856年。耶律阿海父子，耶律楚材提到镇守不花剌的有女真人蒲察元帅父子等。见于波斯文史料的除了牙老瓦赤、麻速忽父子外，还有镇守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大臣哈扎儿不花（Khazar-Buqa），驻于那黑沙不城（Nakhasbab，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南之卡尔希）的丞相大夫（Ching-Sang-Tai-Fu）和不花脱沙（BuqaTusha）。中亚东部草原地区的城市，如阿力麻里等，也有达鲁花赤①。
察合台的禹儿惕和军队都在中亚，又以皇子的身份出镇西域，而中亚城郭绿洲之地的统治权却属于大汗。成吉思汗死后，察合台吞并朝廷在西域的辖地的野心日益滋长，《史集》记载了一起事件：在窝阔台时代，察合台擅自发出一道令旨，变动阿姆河以北地区几个州郡的长官，受命镇守其地的大臣牙老瓦赤立即上报，太宗降旨斥责察合台，命他陈明原委。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察合台虽然贵为出镇西域的皇兄，亦无权干预邻近的朝廷辖地的政务，同时也反映出西北诸王与朝廷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在太宗时代，除了牙老瓦赤、丞相大夫等朝廷命官治理着中亚的城郭农耕之地以外、察合台王府中另有一批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大臣是伐阇罗（Vazir）②、阿迷的（-Amid）和撒迦吉（Sakkaki）。伐阇罗的真实姓名现在已不清楚，人们只知道他是汉人（Khitayan），被蒙古军掠获后起初在察合台的一位汉医那里做侍仆。汉医死后，他成为蒙古贵族的牧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到察合台的赏识，被委以官职并被称为伐阇罗。据《史集》记载，伐阇罗身材矮小，相貌平常，但为人勇敢、机智，才华出众，能言善辩，其地位高于察合台斡耳朵内诸大臣，他甚至擅自处死过察合台之子的妃子。察合台死后，他很快被处死③。伐阇罗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被蒙古贵族掠至中亚的汉地文人的遭遇。
阿迷的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就追随察合台，受到信用。成吉思汗曾把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算端的两个女儿赐给察合台，察合台又把其中的一个转赐给阿迷的。阿迷的当时主要的政敌是撒迦吉。撒迦吉起初因阿迷的等人的推荐，才成为察合台的大臣。由于他才学出众、学识广博，很快得宠，于是引起阿迷的的嫉妒，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起初是阿迷的被免职，后来又官复原职，而撒迦吉则反过来遭到囚禁，最后死在狱中①。投降蒙古的回回①《元史》卷一五○《耶律阿海传》；《湛然居士集》卷五《赠蒲察元帅七首》，并见卷六，《瓦萨甫史》第1卷，波斯文原文及德译台璧本，德译页25。《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页29—30。
②Vazir，源于梵文Vajra，意为金刚杵。
③《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184—187。
①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德弗雷麦里波斯文节刊本及法文节译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蒙古汗史》，（HistoiredeskhansMongolsduTurkistanetdelaTransoxiane，extraiteduHabibEssiierdeKhondemir，TraduiteduPersanetaccompagnedenotes，parM.C.Defremery，Paris，1853），人的地位与伐阇罗等汉人相似，他们在蒙古宫廷里的地位同样是不稳定的，稍有得罪蒙古主子之处，就可能被处死，有些人还成为蒙古贵族之间互相争斗的牺牲品。
阿姆河以北之地是中亚回回人的经济文化中心，花剌子模王朝统治阶级的战败和蒙古军的屠杀政策没有能使人民的抵抗停止下来。邱处机记载了当时人民反抗蒙古人的斗争②。蒙古统治建立后，这里成了蒙古贵族榨取财富的主要对象，除此而外，当地人民还要负担沉重的军役和徭役。在这种情况下，1238年不花剌爆发了反抗蒙古统治者的起义。起义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塔剌比的制筛匠，他利用宗教活动作为掩护，短时间里就发动了大批群众，很快控制了不花剌。人民起而响应，杀死了许多投靠蒙古人的显贵，幸存的慌忙出逃。起义人民把塔剌比尊为不花剌的算端。不久，蒙古军到来，起义军奋勇迎战，杀敌近万，击退了蒙古人，塔剌比战死沙场。人民推举塔剌比的兄弟继续领导起义。蒙古人战败后迅速集结力量，卷土重来，起义军终于被击败。蒙古军下令把不花剌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出城去，准备依例屠城。只是在牙老瓦赤向窝阔台奏报之后，不花剌才得以保存下来①。在整个蒙古国时代，察合台兀鲁思的汗位继承人都是由大汗指定的。察合台的嫡长子是抹土干（Moetüken），他受到成吉思汗的宠爱，在西征时死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八米俺城下，时适逢其子合剌旭烈诞生，成吉思汗和元太宗窝阔台都曾确定合剌旭烈为察合台之位的继承人。1242年察合台死去，合剌旭烈继立。1246年定宗贵由即帝位后，为了扩大自己在蒙古亲贵中的势力，借口“舍子传孙为非”，废合剌旭烈，另立抹土干之弟也速蒙哥（Yesü-M.nge）为汗②。
贵由死后，拖雷家族在术赤家族的支持下，向窝阔台家族夺权，宣布立拖雷子蒙哥为帝，是为元宪宗。合剌旭烈站在蒙哥一边；也速蒙哥则支持窝阔台家族，与他同谋的察合台系的宗王还有也孙脱和不里等人。不久窝阔台后裔宗王以武力反抗蒙哥的企图被发现，也孙脱因牵连受到囚禁。其他与此有关的察合台后裔宗王贵族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置。合剌旭烈受命归国执掌兀鲁思，他在途经按台山时死去，蒙哥命其未成年之子木八剌沙（MubarakShah）即位，合剌旭烈之妃兀鲁忽乃监国。
蒙哥将朝廷管理西域的机构定名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治阿姆河以南地）和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所管辖的地区包括：阿姆河以北地区、忽阐河以东草原、畏兀儿地、忽毡、可失哈耳、毡的、花剌子模、拔汗那等。
页60—63。
②《长春真人西游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
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128—133。
②《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322。
1259年元宪宗蒙哥死于四川，其同母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了争位战争。双方都意欲借助察合台汗国控制西域的土地人口。忽必烈派出了察合台后裔阿必失哈赴察合台汗国，但途中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获，送赴漠北处死。忽必烈之军在和林之战中获胜后，阿里不哥退居谦州，处境恶化，遂以大汗的身份派察合台后裔阿鲁忽归兀鲁思夺位，并为他征集军队、筹集军饷。阿鲁忽至察合台兀鲁思，驱逐监国哈屯兀鲁忽乃，自己即位于阿力麻里①。他利用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官员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无所适从的机会，把他们收归己有，力量迅速壮大，使察合台汗国一跃而成为控制蒙古国中部的一支强大势力。
阿鲁忽把为阿里不哥筹集的粮秣军资据为己有，引发了他与阿里不哥之间的斗争。阿鲁忽向忽必烈表示归顺。忽必烈把东自金山、西及阿姆河的广阔地区交给阿鲁忽防守。这是蒙古国皇帝第一次承认察合台汗国对这一地带的实际控制权。
阿鲁忽死后，木八剌沙未经朝廷许可重新掌权，引起忽必烈的不满，下诏派出另一位察合台后裔八剌归国夺权。八剌是蒙古国皇帝沿用成吉思汗旧例而指派的最后一位察合台兀鲁思汗。他以阴谋手段把木八剌沙赶下台。此后察合台汗国逐渐脱离朝廷的控制，其新汗不再由蒙古国大汗指定。
八剌在察合台汗国站住脚之后，力量急剧地发展起来，把朝廷派驻斡端的大将忙古带驱走，并在忽阐河沿岸击败海都，海都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援助下，重新起兵打败了八剌，使察合台汗国的控制区局限于阿姆河以北地区。1269年察合台汗国与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达成协议，确定阿姆河以北地区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二归察合台汗国。次年，八剌在海都的支援下渡阿姆河入侵伊利汗国，在也里城下被伊利汗阿八哈击败，被迫退回阿姆河以北地区。八剌不久死去，海都乘机控制了察合台汗国，指定察合台后裔聂古伯为汗，不久又立不花帖木儿为汗。
都哇家族的统治1282年海都立八剌之子都哇为汗①。都哇在即位之前已经是察合台汗国内实力强大的诸王，曾先后入侵处于元朝控制下的别失八里和火州，并与海都联合在漠北与元朝展开反复争夺。在大德五年（1301）于金山地区进行的帖坚古山会战中，都哇曾被元军射伤。
帖坚古山会战的次年，海都死去。都哇暗中向元朝驻守在哈剌和林边境的安西王阿难答派出使臣，向元成宗表示臣服，请求朝廷罢兵。成宗同意约①《瓦萨甫史》，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及德译合璧本，德译，页29。①扎马勒·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篇》，华涛汉译本，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
和。获得元廷支持后，都哇与察八儿等聚会，到会诸王一致认识到，与朝廷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战争是“自伤祖宗之业”。大德七年（1303）元廷与西北诸王达成和议，设驿路，开关塞，这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诸蒙古兀鲁思之间的约和，有异于一般的国际间的和平条约，它是源出于同一祖先的蒙古民族所建立的几个汗国之间互相协商的结果。自阿里不哥之乱后，各蒙古兀鲁思虽已各自立国近半个世纪，但各汗国的统治者仍然认为他们之间的纷争是成吉思汗后裔间的内部事务，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海都去世后，都哇在元成宗的支持下，逐步削弱并最终灭亡了窝阔台汗国，使阿姆河以北和忽阐河以东草原统一在察合台汗国之下。1306年都哇死去，其子宽彻继立，在位仅两年。至大元年（1308）宽彻去世后，汗国发生内乱，都哇之子也先不花正驻于哥疾宁，其余诸子年龄尚幼，汗位为不里之孙塔里忽夺去。塔里忽为非都哇系诸王，他继承汗位的合法性受到蒙古贵族的怀疑。八剌之孙月鲁帖木儿（.rügTemür）公开反对塔里忽，认为汗位应归于都哇诸子。月鲁帖木儿得到了其他察合台后裔的支持，还得到了包括察八儿在内的窝阔台系宗王的支持，他起兵反抗塔里忽，但兵败被杀①。同时，其他宗王在拔汗那起兵反对塔里忽，也被击败。都哇之子怯别与塔里忽部下大臣兀赞（Uzan）把阿秃儿设计袭杀塔里忽。事成后怯别向武宗海山奏报了推翻塔里忽的消息。1309年夏，怯别召集忽里台大会，决定由兄长也先不花即位。也先不花为褒奖怯别，允许怯别从整个兀鲁思的富人中为自己择定私属人口，并委派他为拔汗那、阿姆河以北地区、渴石和那黑沙不的统治者。
窝阔台汗国灭亡后，其大部分领土并入察合台汗国，邻近也儿的石河的土地则为元朝占有。也先不花同元朝大将脱火赤丞相（TughajiJinsank）谈判，希望划定彼此在边境地带的草场，但未能达成协议，遂拘留元朝和伊利汗国的过往使臣，察合台汗国与元朝再度发生冲突。延祐元年（1314），也先不花入寇元朝属地，脱火赤丞相和钦察大将床兀儿突入察合台汗国境，这时驻守哈迷立的诸王南木忽里亦向火州方向出动。先是，察合台汗国驻于哥疾宁的诸王倒的火者（DawdKhwaja）部下诸将勾结伊利汗国谋叛，伊利汗**队乘势渡阿姆河深入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在东方败于元朝戍边军，丧师失地，遂决心向伊利汗国掠地以弥补损失。于是出动屯驻于阿姆河以北地区和忽阐河以东草原的全部精锐迎战，一举击败伊利汗**，并进入呼罗珊之木儿加布河流域草原。
次年（1315），床兀儿击败察合台汗**，追出其境铁门关。“战于赤麦千之地，转杀同匝”①，而脱火赤的军队则劫掠了察合台汗国在塔剌思的斡耳朵。这里提到的铁门关，不可能是阿姆河以北之地渴石附近的铁门，当①《完者都史》页53—54，页147—148。
①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三。
指阿力麻里附近的铁木儿忏察，赤麦千，可能是忽章河中游赛蓝附近的Chimkant（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州首府奇姆肯特市）。也先不花急招西征军东回。
就在察合台汗国陷于两面受敌的时候，伊利汗国发生了牙撒兀儿的叛乱活动。牙撒兀儿出自不里家族，其父不合帖木儿曾被海都择立为汗。叛乱失败后，他出逃伊利汗国，被置于呼罗珊巴忒吉思草原守边。他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势力，后来他利用伊利汗完者都死去，其子不赛因汗新立之际，又在伊利汗国发动叛乱，最后被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联军消灭。
也先不花死后，怯别于延祐七年（1320）继立，适逢元英宗即位。他立即着手修复与元廷的关系，派被也先不花扣留于其境数年的元廷出使伊利汗的使臣拜住归国转达罢兵的愿望①，双方终于恢复和平。
怯别约死于泰定四年（1327），其弟燕只吉台袭位。燕只吉台与朝廷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元政府多次赏赐金钱、钞币、海东青等。朝廷还专门派遣木华黎后裔乃蛮台将元太宗时代所铸察合台金印“皇兄之宝”护送至其境赐给燕只吉台。燕只吉台在位仅3年，先后继立的是其弟笃来帖木儿、答儿麻失里。
答儿麻失里的名字取自梵文，意为法吉祥，但他却是察合台汗国第一个公开宣布摒弃佛教，接受并推广伊斯兰教的汗。他长期生活于察合台汗国的西部，改变察合台汗国之汗每年东巡的习惯。驻牧于汗国东部以不赞（Buzun）为首的蒙古贵族，指责答儿麻失里废止了成吉思汗的札撒，掀起了叛乱活动，于1334年夺取了汗位，答儿麻失里被杀②。但是中亚蒙古人同化于当地民族的过程，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
汗国的分裂不赞为确保统治，大杀亲族，引起骚乱，回历736年（1335—1336）被大臣们杀死，继位者是其兄弟敞失。但他不久死于与其兄弟也孙铁木儿之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孙铁木儿时国内政局混乱，他的统治也很短暂。察八儿降元后，其境内的窝阔台系诸王都成了察合台汗国的贵族，他们的势力并未被消灭，取代也孙铁木儿汗的是窝阔台系诸王阿里，他的统治也不长久。最后牙撒兀儿之子合赞算端（QazanSultan）即位。在诸王们自相残杀争夺汗位的斗争中，非成吉思汗系统的异密和地方诸侯的势力发展起来。
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初，察合台汗国内威胁汗权的非成吉思汗系异密的主①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②宏达迷儿：《生命之旅之友》，德弗雷麦里法文摘译本《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史》，巴黎，1853年，页13—15；《伊本拔图塔游记》，马金鹏汉译本，页304；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克劳斯·来西德译本，页117—119。
要代表是阿姆河上游以北地区的巴鲁剌思合札罕（Qazaghan）。合札罕家族的权势的威胁迫使汗使用极端的手段来维护统治。合赞算端汗于回历746年（1345—1346）出动大军进攻合札罕，两军相遇于哈儿伯（Karbeh）平原，并展开会战。在激战中，合札罕被射中眼睛，被迫败退，合赞算端汗同年在哈儿昔驻冬，遭合札罕进攻，战败被杀。
合札罕以臣弑君得手后，操纵汗位，扶立傀儡，稍不顺意便废旧立新。
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各部诸王纷纷独立。合札罕从成吉思汗后裔中所择定的汗名义上是正统汗，但实际上只是控制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西部汗，合札罕控制朝政达13年之久，回历760年（1359）在一次出猎中被刺杀。他死后，其子米儿札，乌巴都剌（Mirza’Abd-Allah）继承父位继续控制朝政，依旧任情废旧汗立新汗。另一支巴鲁剌思氏（即后来跛子帖木儿所源出的那一支）贵族首领哈只与速勒都思部贵族拜延联合。发兵向西部汗王都撒麻耳干进攻，杀死了前来迎战的帖木儿沙和乌巴都剌。速勒都思氏贵族乘势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称王。各诸侯纷纷裂土割据，当时著名的诸侯有渴石的哈只·巴鲁剌思，忽毡的巴也只（Baiezid），巴里黑的速勒都思氏贵族不花等，而合札罕的势力并未被消灭，其子忽辛等又重新聚集了一支军队，时而入侵阿姆河以北。
在合赞算端汗与阿姆河以北地区诸侯作斗争的时代，汗国东部最有势力的贵族是蒙古朵豁剌惕氏家族，他们控制着今天山以南和拔汗那之地。合札罕死后，在各部诸侯纷纷割据的风潮中，朵豁剌惕家族也派出人员，于1346年找到一个年轻的贵族名叫脱忽鲁·帖木儿（TuqluqTemür），并宣传他是也先不花汗的儿子。1348年，秃忽鲁·帖木儿被立为汗。脱忽鲁·帖木儿即汗位后不久便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下令一向保守的察合台汗国东部蒙古贵族也皈依伊斯兰教。脱忽鲁·帖木儿利用扶立自己的朵豁剌惕家族的大臣播鲁只死去的机会，把世袭的职位封授给播鲁只尚未成年的儿子忽台达（Kudai-Dad），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脱忽鲁·帖木儿汗统一了包括畏兀儿在内的东部地区，不久以后就发展成足以与合札罕家族控制下的正统汗（西部汗）相抗衡的东部汗。
1359年，阿姆河以北地区陷于混乱，巴鲁剌思贵族塔剌海（Taraghai）
之子异密帖木儿乘乱收集部属，与周围的诸侯进行兼并战争。脱忽鲁·帖木儿汗于回历761年（1360）春率大军齐集于拔汗那，向阿姆河以北之地挺进。巴鲁剌思部的哈只见东部军势大，便向呼罗珊退却。时塔剌海已死，其子帖木儿统领部民，与东部军的前锋约和。东部军同意保存巴鲁剌思氏的势力，把渴石城及其附属地区仍旧交由帖木儿控制，并在其余各城置城守和达鲁花赤以后东还。
不久，留驻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脱忽鲁·帖木儿的将领之间发生内讧，帖木儿乘机聚集力量，又成为强有力的割据势力。回历762年（1361），脱忽鲁·帖木儿再度出兵西征阿姆河以北地区，慑于东部军的威势，原先在东部军主力撤退后背叛、或原先出逃而拒不投降的诸部首领纷纷向脱忽鲁·帖木儿降附。脱忽鲁·帖木儿却以严厉手段对付之，但宽容了帖木儿。同年冬，脱忽鲁·帖木儿进入阿姆河上游地区进攻另一支巴鲁剌思贵族、合札罕之孙忽辛（Husain）。东部军尾随忽辛追击至昆都士，劫掠了直至兴都库什山一带之地，并于彼处驻夏。1362年夏末，东部军返回，占领撒麻耳干，脱忽鲁·帖木儿留其子亦里牙思火者（IlyasKhwaja）镇守此地，他本人东返。
帖木儿投向忽辛，活动于八达哈伤边境。与东部军在阿姆河上游石桥大战。东部军兵力达五万之众，占有压倒优势，却败于帖木儿和忽辛。帖木儿乘胜西进至铁门，不久迫近渴石。脱忽鲁·帖木儿置于渴石的达鲁花赤弃城逃走，帖木儿重占渴石。此时脱忽鲁·帖木儿的死讯传至军前，但帖木儿的军队已经开来，亦里牙思火者无法东返继位，被迫匆忙迎敌，结果战败被俘。帖木儿释放了亦里牙思火者及其诸将后占领了撒麻耳干，时为回历765年（1364）。
亦里牙思火者东返后即汗位，而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忽辛则扶立宽彻的后裔阿的勒（’Adil）算端为汗。次年春，亦里牙思火者再度领兵西进。帖木儿与忽辛联合迎敌，两军相会于忽阐河畔，距察赤城不远处，在滂沱大雨中血战，亦里牙思火者失败。东部军的失败引起了帖木儿和忽辛两支巴鲁剌思贵族联盟矛盾的激化，东部军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获大胜。帖木儿向后溃退，渡过阿姆河避居于巴里黑，而亦里牙思火者则进至撒麻耳干城下。城中守军和居民顽强奋战，东部军久攻不克，同时军中流行瘟疫，马匹大量倒毙，不得不撤围而去。亦里牙思火者退回东部后，逐渐大权旁落，被朵豁剌惕氏贵族哈马鲁丁阴谋杀死①。自脱忽鲁·帖木儿开始，东部蒙古贵族花费五年时间进行的统一战争以失败告终。察合台汗国东部在明代演变为西域各“地面”，而西部则逐渐发展为帖木儿帝国。
①海答儿：《剌希德史》（Tarikh-iRashidi），英译本，页15—37；宏达迷儿：《生命之旅之友》，法译本，页101—102。
第二节钦察汗国钦察汗国在《经世大典图》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称为“月祖伯所封地”，在非汉文文献中又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封地发展而来。成吉思汗生前分封诸子、诸弟时，术赤得到的土地是：自也儿的石河以西，直至蒙古军队马蹄所及之处。术赤在世时，其实际统治地域包括扎牙黑水（今乌拉尔河）以东的草原和阿姆下游的花剌子模北部和忽阐河（今锡尔河）下游汇入咸海处。
成吉思汗西征时，哲别、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曾越太和岭（今高加索）
侵入钦察草原。1235年，术赤次子拔都率军西征，降服了扎牙黑水以西、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流域的钦察、不里阿耳等部和斡罗思（俄罗斯），迫使斡罗思各公国称臣纳贡，并继续向东欧扩张。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去世后，拔都回军至也的里河，建立钦察汗国，其统治地域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北达今北极圈一带，南越太和岭（今高加索山），直至伊朗之地。钦察汗国幅员极为辽阔，境内民族众多，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花剌子模、也的里河流域、克里米亚、太和岭以北等地区住有花剌子模人、不里阿耳人、莫尔多瓦人、阿速人、希腊人和斡罗思人，他们从事农业、工商业。也的里河下游的拔都撒莱、别儿哥撒莱，花剌子模的玉龙杰赤、克里米亚的速答黑、迦法和阿速海（今亚速海）畔的阿速夫等城，是东西贸易的中心。而草原上的康里、钦察、突厥蛮（土库曼）诸族，则过着游牧生活。随拔都西迁的蒙古人为数不多，居住在草原上，向各地及斡罗思各公国派出八思哈（镇守者）监领并征收贡赋。他们逐渐被周围的操突厥语诸部同化。
拔都建都于也的里河下游的拔都撒莱城（今苏联阿斯特拉罕附近）。拔都的十三个兄弟的封地分布于汗国各地，形成了隶属于钦察大汗的半独立兀鲁思。其中拔都的兄长斡儿答及其后裔据有今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形成白帐汗国，势力最大。蒙古贵族统辖的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队编制。
术赤系诸王与窝阔台系诸王宿怨很深，拔都曾拒赴议立元定宗贵由的忽里台大会。贵由即位后企图以武力消灭拔都的势力，派出大将野里知吉带赴阿兰（今高加索以北）一带，去逮捕拔都的属员，而他本人则借口赴叶迷立养病，率大军随后西行。拔都下令反抗野里知吉带，从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处得知贵由的动向，亦率军东行以为备。贵由行至忽木升吉儿突然死去，以拔都为首的术赤系诸王与拖雷家族结成联盟，召集忽里台大会推举蒙哥为帝。并派遣其弟别儿哥率军赴漠北，拥立蒙哥，蒙哥登基后，为报答拔都拥立之功，双方以塔剌思河为界分治蒙古国。别儿哥得受赐谷儿只地。
拔都逝世于1255年，其弟别儿哥（1257—1266年在位）继立。虽然钦察汗国是第一个获得实际上半独立地位的西北宗藩政权，但在名义上钦察汗国仍然尊奉蒙古大汗为宗主。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自召集忽里台大会，分别宣布即皇位。在四年的争位之战中，别儿哥表面上保持中立，向双方遣使劝和①，但实际上阿里不哥得到了别儿哥的支持②。当时的钦察汗国境内的不里阿耳的钱币上，铸有把阿里不哥称为大汗的铭文。
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利用受命为阿里不哥征集军需补给之际，把麻速忽统治下的原蒙古国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地西部据为己有，排挤术赤家族的势力。1262年饮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为争夺太和岭（今高加索）以南地区发生战争，术赤后王无力东顾。别儿哥只得听凭察合台汗国在中亚扩张。别儿哥与密昔儿（今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建立联盟，加剧了钦察、伊利两汗国的矛盾。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后，忽必烈曾遣使请别儿哥东来参加聚会，商议赦免阿里不哥。别儿哥表示同意，并决定参加聚会，但最终并未能成行③。
1266年，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在位至1282年）即位，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④，忽必烈数次派遣铁连出使，要求双方夹击海都。据铁连回来报告，忙哥帖木儿曾表示：“祖宗有训，叛者人得诛之。如通好不从，举师以行天罚，我即外应掩袭，剿绝不难矣。”（《元史·铁连传》）据《瓦萨甫史》记载，忙哥帖木儿曾于1268年出兵进攻海都。此战可能与铁连出使有关。但察合台汗国在西北地区的扩张损害了术赤家族的权益。在对付察合台汗国的问题上，海都与忙哥帖木儿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双方由对立转为结盟。在忙哥帖木儿的帮助下，窝阔台汗国占领了一些本不属于窝阔台家族的地盘①。在海都与八剌争夺今锡儿河中游地区的战争中，忙哥帖木儿派出军队与海都共同作战，取得了胜利。
1269年，钦察、窝阔台与察合台三汗国召开塔剌思忽里台会，达成了共同反对拖雷家族控制的元朝和伊利汗国，并划分各自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驻守阿力麻里的军队中的诸王蒙哥之子昔里吉叛变，劫持统帅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把他们送赴钦察汗国境。1284年脱脱蒙哥嗣位，钦察汗国改变对元朝的政策。至元二十一年（1284），那木罕、安童等人才获释返归②。脱脱蒙哥表示服从朝廷，愿意东来参加朝会③。脱脱蒙哥（1282—1287）和秃剌不花（1287—1291）两汗在位时，钦察汗国的大权落到宗王那海手里，直到1300年，脱脱汗（1291—1313）击败那海，汗权才得以恢复。
①《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299。
②《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296。
③《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10—311。
④《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11。
①《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14。
②据《元史·世祖纪》，那木罕于1285年3月到达大都。
③《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17。
钦察汗国的东部藩属术赤长子斡儿答家族白帐汗封地，原先与大汗的直辖地相连。海都兴起后，隔断了元朝与术赤家族领地的直接联系。与海都接壤的白帐汗系宗王古亦鲁克为争夺汗位，投靠海都、都哇。古亦鲁克的对手伯颜曾遣使元朝，要求双方联合作战。元朝的军队攻击海都，从谦州深入钦察汗国控制下的亦必儿·失必儿之地（今俄罗斯鄂毕河中游地区）。1302年，脱脱汗和伯颜出兵2万，与元成宗的军队联合进攻都哇和察八儿。此后钦察汗国长期与元朝维持友好关系。
十四世纪初海都死后，察合台兀鲁思汗都哇改弦易张，主动向元廷请和，最后促成了包括钦察汗国在内的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①。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遣月鲁出使钦察汗国，册封脱脱为宁肃王。
1313年，忙哥帖木儿之孙月即别（在位至1341年）即位，元仁宗遣使例行册封。元仁宗时，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度发生大规模边境冲突，战端重启。为防止腹背受敌，察合台兀鲁思汗也先不花曾遣使月即别，挑拨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要求钦察汗国站在察合台汗国一边，共同反对元廷，遭到月即别汗的拒绝②。元廷与月即别之间使臣往来频繁。1330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图》中录有钦察汗国地名10个。1336年，月即别遣使元朝，要求领取份地岁赐以赈给军站。1337年，元政府专门设立总管府，执掌术赤后王平阳等处份地岁赐，每年按额发给。月即别在位时，伊斯兰教在亦的勒河下游广泛传播，钦察汗国的国势亦达到极盛期。今乌兹别克族即得名于月即别的名字。
月即别之子扎尼别（1342—1357）时代，钦察汗国开始走下坡路。1357年，扎尼别被杀，汗国内乱时起。23年间，钦察汗更替了二十余人，万户马麦利用这种混乱的局面掌握了朝政。1371年以后，斡罗思各公国停止缴纳贡赋。1380年，马麦征讨斡罗思战败。同年白帐汗脱脱迷失在篡夺察合台兀鲁思汗位的帖木儿的支持下，击败马麦，成为钦察汗，从此汗位转入白帐汗家族。1382年，他攻占莫斯科，强迫斡罗思诸公国重新纳贡。脱脱迷失强大起来以后，与控制中亚的帖木儿发生冲突，双方在1389年到1395年间进行了三次大战。帖木儿攻入伏尔加河流域和克里米亚诸地，击败了脱脱迷失，钦察汗国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
从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起，钦察汗国陆续分裂出失必儿汗国（西伯里亚汗国）、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等突厥化的蒙古政权，钦察汗统治的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1480年，钦察汗阿黑麻进攻斡罗思，在斡罗思大公伊万三世的优势兵力前退却。1502年，大帐汗国灭亡。
尽管钦察汗国与元朝相距遥远，元代中国内地与钦察汗国统治下的各民①参见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②哈沙尼：《完者都史》（Qashani，Tarikh-iUljaytu），1969年德黑兰罕伯莉波斯文刊本，页145—146，页175。
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却比过去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密切。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时代，蒙古国就设置了从首都和林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驿路。当时的使臣只要持有元政府发给的金、银牌符就可以通行无阻。据往来于途的欧洲商人记载，从钦察汗国的塔纳（Tana.今苏联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达元朝的甘州、杭州等地。这条路虽然艰难，但对于商贾、过客来说是相当安全的①。十四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相继操纵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手里。许多欧洲商贾从这里出发，到中国贸易。从匈牙利、甚至从意大利来的商人，不用去中国，在钦察汗国都城别儿哥撒莱就可以买到中国的丝织品①。考古学者在原钦察汗国统治区各地发现了许多中国产品。如萨拉托夫附近发现的中国式丝织对襟衫，别儿哥撒莱出土的带有汉字铭文的铜镜等②。
除了从汉地输入手工业制品以外，还有不少中国工匠被征发或随商队来到钦察汗国，从事劳作。根据学者们研究，撒莱和钦察汗国其他城市发现的元代铜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中国输入的（带有汉字铭文），另一类则是本地生产的（带有阿拉伯字铭文）③。这不但说明中国的铜镜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而且也说明汉族工匠把中国的制镜技术带到这里，并教会当地工匠掌握了这门技术。
在蒙古西征中，有很多钦察人、阿速人归附、被俘或为质来到中国。他们为蒙古贵族牧马、捣制马乳，或充当兵卒。其中少数人起家行伍，爬上统治阶层，成为蒙古统治者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在元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长期定居中原、江南的钦察人、阿速人，后来逐渐接受汉族文化，与汉族融为一体；而另一部分则与蒙古族融合在一起了。
元代还有不少斡罗思人被迁至蒙古高原和中原各地。他们中有的充当工匠、兵丁，有的成为奴仆。至顺元年（1330），元政府下令将这些斡罗思人收聚起来，达万人之多，组织了一个“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在元大都附近拨地100顷，让他们屯田④。这样大量的欧洲人移居中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①柏格罗提：《通商指南》，此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292。①《金帐汗国兴衰史》，汉译本，页122。
②《金帐汗国兴衰史》，汉译本，页122。
③同上书，页141，及版图33—34。
④《元史》卷一○○《兵志》；卷三四《文宗纪》三。
第三节窝阔台汗国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按蒙古人的风俗，诸子成年之后，除了幼子继承父业以外，其他诸子均从父亲那里获得一部分财产（蒙古人称为“忽必”qubi，此言“份子”），各自营生。穷苦的百姓是这样，贵为可汗的家族也是这样。在成吉思汗分封宗亲贵戚时，窝阔台同其兄术赤和察合台一道，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部分土地和军队，形成了自己的兀鲁思，窝阔台的始封地在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叶迷立（今新疆额敏县一带）。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了父位，是为元太宗。其原有封地叶迷立一带成为长子贵由的营地，次子阔端封于河西。窝阔台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成吉思汗留给幼子拖雷的一部分军队划归阔端，引起了拖雷家族的不满。1241年窝阔台死去，其子贵由继承皇位，即元定宗。贵由死后，皇位为拖雷之子蒙哥夺去，皇位转入拖雷家族。
蒙哥即位的忽里台大会受到窝阔台家族的抵制。阔出之子失烈门与贵由子脑忽等人密谋突袭蒙哥营帐，事泄失败，受到严厉制裁。失列门、忽察和脑忽被发配中原和高丽充军；畏兀儿亦都护萨伦的被处死。窝阔台即皇位时，与会诸王曾立约：皇位永属他的后嗣。后来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系宗王因为这个事件，指责拖雷家族违约夺权，长期与元廷为敌。
蒙哥对其他窝阔台家族的成员加以优待：阔端仍保持其河西封地，其子蒙哥都和窝阔台三皇后乞吉忽帖尼则居于阔端封地之西；窝阔台第六子合丹封于别失八里；窝阔台第七子灭里封于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流域；窝阔台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脱脱占据其祖父的始封地叶迷立一带；海都则得到了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尔迪·库尔干以东）。占据窝阔台汗国大斡耳朵的是元定宗贵由之子禾忽，时禾忽年幼，由乃马真后少娣主斡耳朵。但这些措施并未能安抚窝阔台家族，海都曾长期扣留蒙哥使臣石天麟。在中统年的战乱中，合丹的后裔及海都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率兵入西域讨伐背叛他的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时，禾忽与阿鲁忽结盟，联兵抵御入侵，被阿里不哥打垮。海都乘机取而代之，把窝阔台系宗王的力量网罗到自己部下。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在钦察汗别儿哥的支持下，与察合台汗国在中亚角逐。他利用阿鲁忽死去，木八剌沙新立之际，控制了包括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附近的阿力麻里在内的整个忽阐河以东草原；并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支持下，在忽阐河流域击败继木八剌沙而立的八剌，迫使八剌背叛忽必烈与之结盟，并把势力伸及阿姆河以北地区。在东北方，他在占据阿力麻里以后不久便向忽必烈的军队发动进攻，但被击败。
八剌入侵伊利汗国失败后于1271年死去，海都变察合台汗国为附庸，四出扩张。在东方，与元朝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夺取了今天山以南大片土地，并数度侵入漠北，甚至攻取和林；在北方，支持白帐汗国内的分裂势力；在西方，与伊利汗国磨擦不断；在南方，海都之子撒班驻于哥疾宁之地，濒临印度，盛极一时。大德五年（1301），海都在按台山帖坚古之地与元朝军队展开大战，使元朝军队遭受重大损失。
帖坚古山之战后，海都病势日重，把兀鲁思诸事托附给都哇后不久死去。都哇违背海都遗愿，在海都诸子中选择了较为懦弱和易于控制的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把窝阔台汗国变为自己的附庸，引起了窝阔台家族宗亲诸王的分裂。都哇对反对者各个击破，使察八儿更加依赖他。
大德七年（1304），都哇与察八儿、明里帖木儿等诸王协商，决定改变与元朝为敌的政策，以承认元成宗为成吉思汗大位的继承人为条件，换取元朝承认他们在西北地区立国的合法性。元成宗立即响应，终于达成了和约。元成宗、都哇与察八儿共同遣使伊利汗国，向新即位的合儿班答（完者都）诏告和平。
元朝虽然与窝阔台汗国实现了和平，但对察八儿仍存戒心，希望削弱窝阔台汗国。元成宗采取扶持都哇的政策，怂恿都哇向察八儿掠地，并许诺都哇占有他从窝阔台汗国夺回的土地。都哇与元廷合作，一步一步地削弱窝阔台汗国。海都在世时，驻于阿姆河上游的是其子撒班斡兀立（SarbanUghul），其属下除窝阔台系诸王以外，还有都哇之子忽都鲁火者（QutlughKhwa-jah）等。都哇未经撒班斡兀立同意，便命己子也先不花为忽都鲁火者禹儿惕及军队的统领，并先发制人，派军进攻撒班，但都被击败。最后，也先不花亲自渡阿姆河攻击，终于取胜，撒班只得向宿敌伊利汗国投降。
回历705年（1305—1306），海都之子沙（Shah）斡兀立与站在都哇一边的拙赤合撒儿系诸王牙撒兀儿和长史（Jinkshi）之间在撒麻耳干到忽毡之间一再发生冲突。牙撒兀儿和长史利用都哇出面调停、对方等待开会不设戒备的机会，率领大军奔袭，一举击败沙和八八的军队。两年中，都哇陆续控制了阿姆河以北地区至哥疾宁之地，对窝阔台系诸王，或收其兵权，或迫使他们听命于己，以各种手段夺取了原先在海都控制下的大片土地和大批军队，使窝阔台汗国进一步削弱。
同时，元朝驻于漠北的大军也从按台山方向威胁窝阔台汗国的侧背，察八儿陷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率十万军从也儿的石之地出动，至按台山以为备，时为大德十年（1306）七月。元军海山所部军队首先发动攻击，乘胜追至也儿的石之地，策动察八儿军中的蒙哥之子明里帖木儿叛变，使察八儿驻守在按台山、也儿的石河境的大军顷刻瓦解，察八儿后妃、营帐和数十万部众均为元军所获。察八儿只得向都哇请降①。
察八儿投降都哇后，他在阿力麻里附近的禹儿惕被转赐于海都之子仰吉察儿斡兀立。都哇还把贵由的禹儿惕委之于降元后又叛逃归来的贵由曾孙秃苦灭。窝阔台系诸王的势力仅限于也儿的石河之西的叶迷里、阿力麻里一带及塔剌思河流域。都哇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草原召集忽里台大会，都哇①《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元朝名臣事略》卷三《太师淇阳忠武王》；《完者都史》，页37—39。当着与会蒙古诸王三百六十余人之面，列数察八儿之“罪状”，宣布废黜他，另立海都之子仰吉察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②。其时应为大德十一年（1307）。察八儿虽然被仰吉察儿取代，但元廷仍把他视为窝阔台兀鲁思汗。在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之间，元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安抚宽彻、孤立察八儿。大德十年，海山击败察八儿时，得降众十余万口，元政府置归降诸部于金山之阳，即称海城一带，而元军则驻于金山之北，以割断归降部落与察八儿的联系，一旦有变亦便于击敌。元廷的这一行动使察八儿等十分惊恐，欲奔宽彻，宽彻不纳。察八儿去留无所，只得归降元，但仍不断寻机复国。
宽彻死后，察合台汗国统治集团内部陷于混乱，激起了窝阔台系宗王复国的愿望。察八儿利用这个机会，纠集军队进攻位于忽牙思草原的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怯别溃不成军。不久怯别得到包括海都之子沙在内的其他诸王的援助，再度与察八儿交战，获大胜。察八儿和仰吉察儿被迫越亦列河仓皇向东北逃窜，途中仰吉察儿被毒杀，察八儿投奔元朝，窝阔台汗国最终灭亡。窝阔台汗国灭亡后，许多窝阔台系宗王留在察合台汗国内，在政治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末，窝阔台系诸王阿里取代也孙铁木儿汗成为察合台兀鲁思之主。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扎剌亦儿贵族合札罕择定窝阔台家族的答失蛮为察合台汗国傀儡汗。
②《完者都史》，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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