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七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国公，设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同时设立了自己的军事管理机构江南行枢密院，任命徐达为同佥枢密院事。身为江南行枢密院同佥、镇江统军之帅的徐达，在打退张士诚军一次次的进攻之后，乘胜进围常州。
但是，常州守敌据城固守，不肯投降。加上城内兵粮充足，徐达等攻打不下。朱元璋即以军法把徐达及其属下都官降一级，以示惩罚，并写信责备徐达说：“虐降致叛，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其勉思以补前过。否则必罚无赦！”②徐达为常州久攻不下而焦虑，也对朱元璋的责备而沉思，还要应付张士诚军的一次次反扑。可是，徐达处变不惊，沉着地指挥部队迎战，使张军的企图难以得逞。与此同时，驻在城外三十里远的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率部赶来增援，内外夹攻，大败张军，生擒敌将张德。残敌溃逃奔入城内。张士诚见常州危急，派其手下悍将吕珍夜间潜入城内，加强防守能力。徐达督军轮番猛攻，吕珍眼看士气低落，难以支撑，不得不丢弃常州，只身逃遁。到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历时达半年之久的常州攻坚战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朱元璋在常州设立长春枢密院，任命徐达为佥枢密院事，汤和为枢密院同佥，统兵镇守该城。
接着，徐达等乘胜移师进攻宁国（今安徽宣城），得军士十余万，战马二千匹，继而又攻拔宜兴、常熟、江阴马驮沙（今江苏靖江）等地，宜兴到靖江一线尽为朱元璋所有。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经营，以应天为中心的朱元璋江南政权已经逐步稳定，大体控制了今江苏、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区。徐达作为朱元璋手下的主要战将立下了赫赫战功。
鄱阳湖首战告捷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建造高数丈的巨舰，纠集号称六十万人的大军，倾巢而出，进围南昌。朱军守将朱文正、邓愈、赵德胜、薛显率领全城将士殊死搏战，坚守八十五天，使陈友谅顿兵坚城之下，未能前进一步。南昌守军浴血奋战，为朱元璋从容调兵遣将，准备与陈友谅决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七月初六，徐达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回师救援南昌。朱元璋在龙江（今江苏南京兴中门外）誓师，亲率大军二十万进击陈友谅。陈友谅听说朱元璋亲率大军到来，遂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返战。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史称“鄱阳湖之战”。徐达作为主攻部队，率军先行，首先与陈友谅相遇于康郎山（今江西南昌康山），两军依湖对阵。陈友谅军人多势众，舰船高大，气势汹汹。徐达毫无惧色，身先诸将冒死闯阵，其部下将士大受鼓舞，无不以一当十，奋勇冲杀。徐达部一举击败陈友谅前锋，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巨舰一艘，初战告捷。接着俞通海等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敌船二十余艘，烧死、溺死很多敌军。徐达在敌阵中奋力拼杀，连续酣战。大火从敌船上烧到徐达的战船上，他一面指挥士兵扑火，一面继续与陈军格②《明太祖实录》卷四；《国榷》卷一。
斗，越战越勇，并指挥战船在敌阵中节节推进。双方在康郎山鏖战整整一天，湖水被血染成了红色，天空也被炮火硝烟遮蔽得暗淡昏黑。朱军在徐达等勇将的率领下，殊死搏战，击退陈友谅的进攻。此战，徐达首挫敌锋，壮大全军声威，为朱元璋取得决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天晚上，朱元璋为防止东线张士诚利用鄱阳湖大战之机乘机入寇，命令徐达撤出战斗，回守应天。徐达走后，朱元璋指挥将帅士卒继续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血战，终于击毙陈友谅，全歼陈军主力，取得鄱阳湖大战的胜利。
徐达回到应天后，严格训练部队，加强东线守备力量。缉查奸细，修缮城池，张士诚无缝可钻，未敢贸然进犯。后来朱元璋称赞徐达说：“我让徐达回守应天最为放心，无论遇有什么问题，他都能妥善处理。”可见朱元璋对徐达多么信任。
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还师应天，徐达等率军攻克庐州。不久，奉命再返湖广前线。徐达先后率兵相继攻取江陵、夷陵（今湖北宜昌）、湘潭州（今湖南湘潭）、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宝庆（今湖南邵阳）、靖州（今湖南靖县）等地，彻底肃清陈友谅残余势力，占领湖湘地区。徐达在消灭陈友谅割据集团的战役中，身经数十战，建立了赫赫战功，为表彰徐达的功绩，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正月称吴王后，任命徐达为左相国，地位在众将之上。
讨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徐达等奉命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淮东、泰州等地。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攻克泰州海安坝（今江苏海安），进围泰州。经月余血战，终于攻克泰州，擒守将严再兴五千余人。之后，徐达又攻下通州、兴化、濠州等地。徐达在这些战斗中，师出迅捷，变化无穷，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徐达用反间计制胜，使张士诚的老巢平江完全陷入孤立。次年，徐达亲率将士攻破葑门，大军一拥而上，进入平江城内。张士诚兀自率兵巷战，但其手下将士已无斗志，纷纷投降。张士诚见大势已去，纵火焚死其妻儿，闭门上吊自杀，被其部将解救，徐达将其押送应天。破城之日，徐达严格约束部下，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①率军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受百姓的欢迎。徐达论功封信国公，是此次封赏的最高爵位。
北伐主将吴元年（1367）十月二十一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二月攻克济南，收俘元军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马四百二十九匹。在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声中，朱元璋于翌年正月在应天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徐达被封为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
元顺帝逃至上都，仍然保持着一套政府机构，军事上仍然具有一定实力。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统帅大军攻取山西、秦陇。徐达在扫平山右、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
出师秦陇的整个作战过程中，抓住扩廓帖木儿北出雁门关，进攻北平之机，乘虚直捣太原，倾覆扩廓的巢穴，使其进退失据，一举平定山西。抓住陕西元军李思齐、张思道遥巡观望，不敢主动出击的时机，直入奉元，进逼临洮，围困庆阳，似摧枯拉朽，风卷残荷，降李思齐，斩张思道，威震关陇。徐达用兵出奇无穷，料敌制胜，表现出过人的胆略和指挥才能。
徐达出师秦陇，平定关陇后，明朝北方版图已达今河南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一线。但扩廓帖木儿仍驻扎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西北），火儿忽答驻扎云州（今河北赤城北云州镇），纳哈出驻屯金山，失喇罕驻军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扩廓帖木儿在西北活动猖獗，趁徐达平定关陇之师凯旋京师，大举围攻兰州。洪武三年（1370）春，徐达征尘未洗，又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分兵两路，扫荡侵扰北方的元朝残余力量。徐达从潼关向西进军，出西路捣定西，进攻扩廓。徐达此次率军北征，取得较大胜利，逼使元朝残余势力向应昌、定西一线北撤。从此，明朝北边的防御趋于稳定。
同年十一月，徐达等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自到龙江迎接北伐将士。随后，大封功臣，徐达因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子孙世袭。
塞上长城为了进一步打击残余元军，洪武五年（1372）正月，徐达再次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率军北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兵三路，“肃清沙漠”（指对蒙古用兵）。徐达从雁门关出塞，直趋和林，作为中路军。三月，徐达师抵山西边境，派蓝玉为先锋，出雁门关向北挺进。蓝玉在野马川击败扩廓部流动部队，徐达率军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再败扩廓军。扩廓败逃后，与贺宗哲合为一军，在岭北布下阵势阻击徐达部队。扩廓、贺联军拼死进攻，明军受挫，死伤数万人。徐达处变不惊，收缩战线，坚守营垒，才免遭大败。然后，徐达整军而还，敛兵守塞。扩廓军队见此未敢贸然追击。
由于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明朝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从此，徐达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备边，镇守北平十余年。徐达在镇守北平期间，先后三次迁徙山西农民到北平屯田种地，以加强北平的防御力量。徐达将他们分散到长城沿线各卫所，按其户籍服役课税。属籍军户的，发给衣服、食粮，使应军差；属籍民户的，分给田地、牛、种子，使纳租税。前后移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余人，建立屯田点二百五十余个，垦田一千三百多顷。徐达的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北方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使明朝北部边疆日趋稳定。同时，徐达严格训练士卒，缮治城池，加强守备，谨严烽燧，时时防备蒙古军队的侵扰。徐达被视为塞上长城。明朝建国后，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过去立下汗马功劳的武臣逐渐受冷遇，但是徐达始终受到朱元璋的重用，捍御着明朝北方的安全。
长期的戎马生涯，奔波劳累，使徐达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徐达在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还应天。翌年二月二十日病逝于应天府邸，时年五十四岁。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配享太庙，名列功臣第一。
关于徐达的死因，有些史书记载：“（徐）达病疽，甫痊，赐蒸鹅，流涕食之而卒。”①这些材料虽不完全可靠，但也不是望风捕影，随意捏造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为了确保朱明皇朝“万世一系”，便想方设法加强皇权，凡是他认为有碍于独裁统治的人，不管是勋臣宿将，一律翦除。胡、蓝党狱，把功臣旧将几乎一网打尽。前一年又将南征北战、立下大功的义子亲甥李文忠暗中毒死。徐达虽为开国功臣第一，立下盖世大功，而且一直忠贞不二，但想到他的震主之威，朱元璋“赐蒸鹅”一事也就可能并非子虚乌有了。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翦胜野闻》。
第二节常遇春南下立功，升任元帅常遇春（1330—1369），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属安徽）人。他家世代务农，家境寒苦，自幼习武，二十岁左右已经“勇力绝人，猿臂善射”了。元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爆发，各地豪杰四起，拥众自雄。常遇春在家乡，先是跟随打家劫舍者刘聚干了两年。至正十五年（1355）春天，投奔朱元璋，这一年常遇春二十五岁，从此追随朱元璋征战十四年，与朱元璋的开拓和统一事业相始终。后来朱元璋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①所谓“开拓之功”，就是兼并群雄，推翻元室，统一中国的事业，概括起来就是：南下、西征、东取和北伐这四个大阶段。常遇春从始到终，无役不从，为朱明江山效命疆场，屡建奇功。
勇猛敢战，这是常遇春戎马生涯的最大特点，并贯穿于历次重大战役。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即率军渡江南下，在著名的采石（在今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中，面对着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的严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冒着乱箭挥戈勇进，纵身登岸，冲入敌阵，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朱元璋即挥军登岸，元军纷纷溃退，缘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改为应天府。集庆及其周围地区的占领，使朱元璋获得一块财富之区，为在江南的继续开拓和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战斗，常遇春锋芒初露，立了头功，开始受到朱元璋的信用，由渡江时的先锋升至元帅。
西征陈友谅，战功卓著西征陈友谅，常遇春再立大功。陈友谅占据上游，精兵大舰，雄心勃勃，是朱元璋开拓事业的主要威胁。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取应天，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与朱元璋军展开一场恶战。朱元璋以弱御强，便设计用伏，诱敌深入，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设伏，为全军主力。经过一场鏖战，在龙湾登陆的陈友谅兵，遭到常遇春、冯国胜伏兵的冲杀，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正值江水落潮，龙湾水浅，陈友谅一百多艘巨舰全部搁浅，朱元璋挥水陆军并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转危为安，并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不久，升行省参知政事。
龙湾战后的第三年，1363年，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大军倾巢来攻，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决战。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锁敌人的归路，交战中，陈友谅军船大、坚固，但速度慢，朱元璋军船小、速度快，操作灵活，两军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搁浅，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危急。常遇春奋勇当先，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战斗中常遇②本节和第三节，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册第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本节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主要根据《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宋濂《宋文宪公集》卷四《常遇春神道碑铭》。①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常遇春》。
春奉命积极组织火攻，发挥小船优势，乘风纵火，陈友谅的舰队被烧得烈焰冲天，兵将损失过半，湖水尽赤。陈友谅率残舰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诸将的追击和常遇春的迎头堵截。陈友谅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使朱元璋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升为平章政事。
东征北伐，攻取元大都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常遇春先是随徐达率军攻占庐州。接着，又与邓愈会合征服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岭南韶州、南雄等地望风降附。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奉命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陆、襄阳；十一月与徐达率军攻占了泰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先攻取了湖州和杭州等地，翦除了张士诚的羽翼，平江（今苏州）孤立无援，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围攻，平江城破，张士诚败死。常遇春以功进封为鄂国公。
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当时北方元朝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出师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洪武元年四月，明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俘获无算，史称塔儿湾大捷。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陕西的门槛，为攻取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稍事休整即又挥军西进，攻取山西。与精锐的扩廓帖木儿军进行了艰苦的搏战，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将李思齐由凤翔奔临洮，力竭投降。元顺帝乘明军主力长驱秦晋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扑，兵锋已抵通州。常遇春又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驰救北平，元军闻讯即向北逃奔，常遇春率军追奔千里，大获全胜。为了覆其巢穴，最终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径取元上都开平，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常遇春夺取开平，全歼留守元军，缴获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
洪武二年（1369）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龙关县西），得暴病卒于军中，年仅四十岁。朱元璋闻丧大为震悼，赐葬钟山之下，并亲自出奠。书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为表彰常遇春的功绩，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又封子常茂为郑国公，岁禄二千石。常茂隶宋国公冯胜北征纳哈出，不奉约束，被削爵，安置在广西龙州；又别封次子常升为开国公，建文末，以抗靖难师安置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忧死。
“虽古名将，未有过之”
常遇春自从1355年追随朱元璋，参加采石矶渡江战役，到1369年夺取元上都开平，暴卒于柳河川为止，十四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可以说无役不从，战无不胜。常遇春“为人沉鸷果敢”①，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他不仅有勇，而且也有智谋，常常以智取胜。或者设伏，使用疑兵；或者声东击西，出敌不备。在历次战役中都不乏其例。比如1359年七月，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元将宋伯颜不花悉力守备，常遇春使用各种攻城器具，仍久攻不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挖穴道进入南门瓮城，毁敌所架炮，又策动元将张斌约降，内外夹击，乃夺得衢州。再比如，1360年五月，常遇春与徐达一起攻破了陈友谅的枞阳水寨，陈友谅率大军前来报复，四处扬言要攻取安庆。常遇春经过分析，认为其中有诈，这是陈友谅要夺取安庆附近的池州，是声东击西之计。同徐达商议后，决定将计就计，设伏诱敌，陈友谅果然中计，腹背受敌之下大败而逃。这都是常遇春以智谋取胜的典型战例。所以史书上说，常遇春“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克敌制胜之方皆中节度”①。常遇春“爱抚士卒”，“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②。这是自古名将几乎所共有的一个优点。与此相应就是兵有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民。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这同他出身农家有关，也是朱元璋在开拓事业中一贯严格要求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议，免收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寨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注重发展屯田事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占领地区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上，常遇春处理得也比较好，在作战中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诸将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①，始终无小间。当时，徐达、常遇春两员大将并称，“一时名将称徐、常”。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朱元璋很会用将，以徐达为正，常遇春为副，用其所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也特别爱重，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②。常遇春也善于处理同主子的关系。1365年二月，当常遇春率军征服江西上流未附郡县班师之后，朱元璋对常遇春“颁赏赐劳”，特意表彰他“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的功劳。常遇春对答颇为得体，他说，这是“皇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③。貌似宽厚心实险狠的朱元璋自然最爱听这样的话了。
常遇春忠于朱元璋，大有功于朱元璋。四十岁暴卒于军中，功成名就，是朱元璋开国功臣中少有的善终者。
①《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①《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②《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①傅维鳞：《明书》卷九一。
②《明太祖实录》卷四三。
③《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第三节沐英蓝玉沐英沐英（1345—1392）字文英，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明初重要将领。沐英幼年时，父亲早死，随母避兵乱，母又死，八岁时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从朱姓，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当时朱元璋已投郭子兴部下为兵，沐英小时是在战乱、兵营、征途中度过的。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派徐达攻占镇江，取得战略性的胜利。沐英“数从上征伐，入侍帷幄，昼夜勤励”，十八岁被授帐前都尉，参与守镇江，开始担当军事要任。后擢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今上饶）。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朱元璋派水陆军取福建，沐英将兵自西攻，破江西福建交界处分水关，下崇安，再破闵溪十八寨，俘陈友定部将冯谷保。又奉命移镇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皆属福建）。
洪武三年（1370），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佥大都督府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机务繁积。沐英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剖决无滞，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派沐英前往关陕，体察民情，布皇上恩惠，并给予了全权，又命他练兵准备征战。同年十一月，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随邓愈出征吐蕃。次年（1377）四月，邓愈、沐英统兵至甘、青，分三路前进，略川藏，兵威至昆仑山。这次是得胜而回，没有久留。回师途中邓愈死，沐英率师返回，因功封西平侯。
洪武十一年（1378）八月，沐英为征西将军，与蓝玉等统兵征西。初胜土门峡，再进俘洮州十八族头领。翌年二月，朱元璋命在洮州设卫，说：“洮州，西番门户，今筑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置洮州卫。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命沐英率兵进击屯兵和林的由元国公脱火赤、知院爱足率领的一支残元势力。沐英由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距其营五十里处，沐英分兵四路前进，一路袭其背后，两路左右夹击，沐英自率精骑正面冲击，四面合围，一举战胜，俘脱火赤及其全部。洪武十四年（1381），大将军徐达奉命北征。沐英领兵出古北口，独当一面，再次胜利而归。
平定云南和治理云南，是沐英一生的最大功绩。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军征讨云南。朱元璋亲自安排进军路线，谕先取曲靖，出奇制胜，说：“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拼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沐英随傅友德等率主力逼曲靖。元梁王闻讯，派平章达里麻率十万众前去抵御。沐英等率兵冒雾前进，“出奇制胜”，迅速到达曲靖。明军突然出现，达里麻大惊。当时达里麻军列阵白石江一岸，明军临另一岸。傅友德欲即刻渡江，沐英不同意，说敌方已兵陈对岸，扼制水面，这样渡江于己不利。于是只摆出渡江的样子，临江而立，另派数十人从下流潜渡，到达对岸后鸣金吹角，大造声势，致使这里麻军阵势开始动乱，明大军趁机渡江。沐英以勇猛善泅④本文所引用资料，主要引自李贽《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沐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及《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者先行，登岸后破敌前锋，达军后撤。明军渡江毕，与达军展开大战。沐英纵铁骑直捣其中坚，战数合，达军大败，达里麻被俘。沐英将二万被俘士兵悉数放还，各归其业，明军声威大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讯自杀。沐英、蓝玉率兵直逼昆明，不攻而下。“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被消灭。
云南西部大理一带，存在段氏割据势力。段氏世据大理已数百年。大理依点苍山，面洱海，号称天险。洪武十五年（1382）闰二月，沐英随蓝玉将兵西攻大理。段氏聚众守下关（点苍山有上、下二关，又称龙首、龙尾关，守此二关大理可确保，下关尤为重要）。沐英、蓝玉遣王弼攻上关，自率兵攻下关，形成犄角之势；另派一旅攀点苍山背后而上，居高临下策应。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莫敢后，遂斩关而入”。段氏不知背后虚实，阵势溃乱，兵败被俘。攻占大理后，沐英、蓝玉或分兵其他地区，或下谕招降，云南西部大部归附明朝。沐英、蓝玉又取得平定云南西部的胜利。
七月，沐英率师返回滇池，和傅友德合兵镇平一些复叛地区。九月，当傅友德、沐英再次领兵征服一些地区时，土官杨苴散布明大军已回，纠众二十万攻昆明。当时守昆明的是冯诚（冯国用子）。城中缺粮，士卒多病，形势危急。沐英闻讯，率兵返回，和冯诚合力，打败段军，确保了昆明，稳住了局势。
洪武十六年（1383）三月，诏傅友德、蓝玉班师，由沐英率数万众留守云南。
早在洪武十五年春，明廷就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云南布政使司，建立起统理云南的军政机构。地方置卫、所，辟筑驿道，形成一套统辖系统。以后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民政系统亦趋完备。
沐英治理云南，大抓屯田，解决粮食问题。洪武十九年（1386）九月，他上疏朱元璋，说“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朱元璋同意了沐英建议。沐英令军士且戍且屯，既解决吃粮又稳固驻守，一举兼得。沐英还招携省外人来滇屯田，朱元璋命外省军人到云南屯田，一时云南屯田大兴，粮食收获大有增加。沐英还以屯田的增减考察官吏的政绩，赏罚官员。主滇九年，屯田总数百万余亩，促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
沐英还组织民工疏浚河道，扩广滇池，兴修水利；招商人入滇，运进米谷帛盐，发展商业。开发盐井，增加财源，是沐英治滇的重要内容。他还整修道路，保护粮运，使云南农商都有发展。
沐英增设府、州、县学达几十所，择选民间优秀及土官子弟入学，月赐饮膳，年赐衣服。他本人“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在沐英统治时期，云南相当安定。
洪武二十二年（1389）冬，沐英入朝，朱元璋赐宴奉天殿（皇帝办公的正殿），给予厚重赏赐。朱元璋高兴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沐英病卒于云南，年仅四十八。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
沐英去世后，他的子孙世镇云南。长子沐春十七岁随沐英征西，以后又征云南，材武有父风，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沐英死后，袭父职，镇守云南。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凿铁池河，灌溉宜良涸田数万亩，使五千余户民有生业，文治武功都效法其父，惜年仅三十六而卒。
沐春无子，其弟沐晟（沐英次子）继其位。沐晟性格似其父，喜读书，凝重寡言笑，得到朱元璋喜爱，历官后军左都督，永乐年间征南，论功封黔国公，正统四年（1439）死于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沐晟承其父兄业，久镇云南，名声远扬，沐氏在云南威权日重。
沐晟子沐斌，因年幼居京师，由沐昂（沐英三子）代镇云南。以后沐氏子孙相继镇守，直到明朝终了，达二百多年。
蓝玉蓝玉（？—1393），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多次领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为明朝统一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蓝玉早期的历史，史籍记载不详，只说他是常遇春妻弟，隶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经常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军镇抚。后升武德卫千户，旋改任亲军千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不断上升。
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北征开平，南归途中暴死。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东南已平，中原已定，北方广大地区仍是北元势力，甘宁一带常与明廷有战事，四川有夏的割据势力，云南梁王忠于北元，誓不附明。洪武三年（1370），蓝玉被擢为大都督府佥事，进入明朝最高军政机构。次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汤和领水陆军伐蜀，蓝玉从傅友德行，经过几战，夏主明升（明玉珍子）投降，元末形成的最后一个割据势力被平定。
元末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这时退入西北，徐达曾和他进行过激烈战斗，但未将其击垮，故时而从西北方面威胁新建立的明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统兵去讨伐，徐达出中路，都督蓝玉为前锋。抵山西境败扩廓部游骑于野马川，再进败王保保于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取得初胜。但王保保后退拒明军于岭北，明军再攻失败，死伤万余，无奈退兵。两年以后，蓝玉再度领兵北击，攻下兴和（元路名，治所在今张北，辖区相当今河北张北、怀安，山西天镇，内蒙古集宁市之间地），俘获一些残元要人，取得胜利，但只解近忧，未能远略。洪武八年扩廊帖木儿死去，从西北方面对明构成的威胁基本消除。
洪武十一年（1378）秋，蓝玉等率兵出征甘、青。第二年取得胜利。朱元璋命置洮州卫，设官领兵驻守。师还以后，蓝玉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进入明初新贵公侯行列。
甘、青大体平定以后，朱元璋用兵西南和东北，蓝玉在这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大的作用。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元朝灭亡以后，负隅顽抗，一再拒绝明朝招降，最后竟将明使杀掉，朱元璋决定派兵征讨。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蓝玉为左副将军，跟右副将军沐英一起，随征南将军傅友德率三十万兵征讨云南。“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次年闰二月，蓝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再次取得胜利。其他一些民族地区，遣人招抚，大部不经战斗便归顺明朝。奉诏班师后，蓝玉因功加禄五百石，其女被册为蜀王妃。东北的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前曾被明军俘获，放还后仍与明朝对敌，据①本文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多采自李贽《续藏书》卷四《凉国蓝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及《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不再一一注明。
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一带屯兵蓄锐，待机南下，从东北方面构成对明的威胁。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率兵出击。根据朱元璋授意，大军先驻通州，探明纳哈出虚实后再作行动。驻通州后，探知庆州（治所在今辽宁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之白塔子）有纳哈出部驻守，蓝玉率轻骑冒大雪奇袭，取得胜利。明大军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驻兵大宁，储草备粮，准备进击金山。夏六月，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直趋前进，一路胜利，到达金山之西。与此同时，明派去劝降的人也见到纳哈出，说明朝廷厚意。纳哈出见久战必败，派人到大将军冯胜处请降，冯胜派蓝玉前往受降。蓝玉设酒宴款待纳哈出。纳哈出斟酒谢蓝玉。蓝玉不喝，一定让纳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才喝纳哈出斟的酒，意思是纳哈出必须先降明称臣。纳哈出不肯，双方争执不下，形成僵局。纳哈出将酒浇在地上，和随从密语几句，想走。在场的有人明白纳哈出话的意思，告诉常茂（常遇春子，冯胜婿，蓝玉外甥），常茂急上前阻拦，将纳哈出砍伤。纳哈出被拥至冯胜处，冯胜虽然待之以礼，但纳哈出部众闻纳哈出被伤，四处惊散，冯胜派人花了很大气力才将其大部收服。回军路上，明军遭藏匿起来的纳哈出余众伏击，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部覆没。冯胜让常茂承担这个责任，到朱元璋面前去说明。常茂说明了情况，朱元璋说：“如尔言，胜亦不得无罪”，收回了冯胜的总兵印，命蓝玉行总兵官事，不久又在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蓝玉成为明战时统兵的最高将领。
纳哈出随冯胜等一起南来，被封为海西侯。元残余势力从东北方面对明的威胁从此消除，且为明向白山黑水一带开拓廓清了道路。
扩廓帖木儿死后，纳哈出降，北元势力虽经明军打击，一再失利，但败而未灭，仍然构成对明的威胁。击败纳哈出的当年，蓝玉为大将军，率兵征讨，给北元进一步打击。冬十一月蓝玉报告：“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遁入和林，乞进步剿灭。”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计划。
洪武二十一年（1388）夏四月，蓝玉率兵出发，自大宁进至庆州，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抄近路兼程而进。行至百眼井处，距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侦察不到元军行迹，蓝玉想引兵退还。部将王弼不同意，说我们领兵十万，深入漠北，未见到敌人就回师，如何向上交待。蓝玉同意王弼的意见，命诸军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不使敌人见烟火，秘密前进。到达海南，仍未见到敌人。后侦知元主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直击其营。元军大意轻敌，以为明军缺水乏草，不会深入，未加设防，加之当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明军到来，元方竟无察觉。明军突然到达营前，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北遁，蓝玉率精骑追赶，没有赶上，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传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巨大胜利。元主北逃后被人杀死，北元四分五裂，不久灭亡。蓝玉胜利班师，途中又破哈剌章营，再获胜利。朱元璋闻讯兴奋异常，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大加褒奖，回来后封凉国公。蓝玉的政治生涯、军事武功达到巅峰。
封为凉国公后，蓝玉又奉命到西部民族地区进行过一些军事活动，还奉命到陕西练兵，这些已是蓝玉军事活动的尾声。
蓝玉自恃有功，骄横不自检束。早在征云南梁王胜利后，他就私搞盐引（食盐运销专利凭证），派人到云南贩盐，牟取暴利。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他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妃占有。朱元璋大怒，说：“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蓝玉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人未及时纳入，蓝玉怒不可遏，纵兵破关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蓝玉领兵在外，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在朱元璋面前，举止不恭，语言傲慢，失君臣礼。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还强占民田，鱼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举劾，他竟将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官员告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夷三族，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①，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连称“胡、蓝之狱”。
事过五百多年以后，1936年有人到蓝玉家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写成了一篇《王回岗回民调查记》②，介绍说：“王回岗位安徽定远县东南，距城六十余里，居民三千余户，尽悉回民，以王姓居多，又以地势颇高，故名曰王回岗。”王回岗之“古迹”有“国公宅：明朝有蓝国公，朝廷认为有叛意，拘而杀之，其家闻讯亦恐有被杀之虞，俱投入院中井内，现该井仍存”。①关于“蓝狱”死亡人数，从《明史》。
②石觉民：《王回岗回民调查记》，载《晨熹》第二卷第二期。
第四章明成祖第一节“靖难”取胜，朱棣即位封燕王，就藩北平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据说他“姿貌秀杰，目重瞳子，龙行虎步，声若洪钟”。洪武三年（1370），朱棣被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北平（今北京），成为威震一方的亲王。
分封诸王是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决定的。他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朱元璋要让众子孙都来出力，以维护朱家皇朝。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也要受到这些年轻亲王的节制。在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
洪武初年，虽然元顺帝带领臣属北遁朔漠，但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为了降服强敌，朱元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故元势力在明军的打击下日趋衰落，镇守边塞的亲王却在战斗中成长起来。
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元将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麾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说：“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于是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老相识，两人相见，不禁相抱而泣。正在这时，明军已近围敌营。元军大败，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于是，乃儿不花与观童一起到明军营帐中请降。燕王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他的全部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朱元璋屡次命令燕王帅师出征，又令他节制沿边军马，燕王威名大振。史书说他“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又说他“料敌制胜，洞烛万里，威震朔漠”。“燕王扫北”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民间。
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引起诸王，特别是秦、晋、燕王的不满。他们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史载晋王到朱元璋处告燕王“劳师冒险”，又日夜搜求燕王的“国中细故”，“专欲倾陷燕王”，燕王每入朝，太子“数以语见侵”等等，其间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死，秦、晋、燕王无不窥伺皇位，但朱元璋接受了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不久，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死。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死。朱棣的两个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他成为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了。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①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告诫：“燕王不可不虑”，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靖难之役”
朱元璋笃信佛教，诸王初封时，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本名姚广孝），是一位颇有谋略的人。朱棣向朱元璋要了道衍。道衍到了燕邸，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辞世，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斗争终于公开化了。这年六月，燕府官校于谅、周锋以图谋不轨被逮到京师处死。朝廷同时下诏切责燕王。燕王朱棣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有时竟卧在土中，整日不起。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毕竟不能持久，他想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朱棣临事不乱，与部属设计擒杀谢贵和北平布政使张昺。他在端礼门内设置了伏兵，把张、谢诱入燕府，张、谢二人被杀。北平守军群龙无首。燕王命张玉等率兵乘夜攻夺九门，北平迅速被朱棣控制。
朱棣正式起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战争开始后，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四十余万北伐，军驻真定。燕王躬擐甲胄，率师至涿州，连败官军，耿炳文退守真定。耿炳文是硕果仅存的老将。他的失败，引起建文帝的忧虑。太常卿黄子澄却认为无足虑，并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建文帝亲饯江浒，赐以斧钺，期在必胜。
李景隆是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子，不过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朱棣出兵永平，诱李景隆攻北平，而以世子留守北平，戒其坚守勿战。朱棣打败永平守军，进击大宁，勾结兀良哈三卫渠长，挟迫宁王与之结成联盟。李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十。
景隆攻北平不克，背后又有朱棣回军杀来，一战而败，退走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白沟河流经华北平原，在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列阵以待。第一天战斗十分激烈，直至深夜双方才各自收军。这一仗燕军损失很大，朱棣在深夜混乱中竟迷失了方向，下马辨别水流才找到归途。第二天再战，南军气势更盛。朱棣坐骑三次被创，弓矢皆尽，剑锋折缺，马又却步不前，几乎被官军射及。双方鏖战，天已过午。忽然一阵大风，将官军大将旗折断，军阵为之震动。朱棣带劲骑绕到敌后袭击，反败为胜，官军大溃，被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单骑走德州。燕军又破德州，围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坚守济南，三月不克，朱棣暂时退师。
朝廷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再次率兵北伐。朱棣佯称攻辽东，发兵攻打沧州。沧州陷落。燕军再经临清、馆陶、大名，至于东昌，与盛庸、铁铉所率主力相遇。双方大战，燕将张玉战死，燕王朱棣挺身短兵接战，有几次处境十分危险。燕军大败，被擒斩万余人，燕王独以一人殿后，赖二子朱高煦带兵营救，始免于难。不久两军再战于夹河，官军大败。
一个月后，两军再战于藁城。燕军再次乘风击败官军，斩首六万余级，擒其骁将，获其军资。
自举兵以来，已经三年了，燕军所克城邑，兵去后又为官军所据，所得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这时有一批被罢斥的宦官从南京来投奔燕王。他们向朱棣透露了南京布防的情况，说南京空虚可取。朱棣决心迅速了结这场战争，“临江一决，不复反顾！”
建文四年（1402），朱棣麾师南下，由馆陶渡河，循徐州，与官军大战于齐眉山下（在今凤阳灵璧西南）。不料官军连连获胜，燕军几员大将相继战死。朱棣下令有进无退，麾军继续前进。燕军下泗州，克盱眙，徇扬州，驻军江北。朱棣凭藉大江麾师强渡。谷王朱橞、李景隆开南京金川门迎降，朱棣率师进入南京。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他以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残杀建文“奸党”
朱棣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政治反对派。这两点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不利于统治的巩固。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起初，他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实际被杀戮和被迫害的难以统计。
朱棣进入南京后，打算借重著名文人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遭到拒绝。
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诛十族奈何！”于是便酿出一场诛杀十族的惨祸。朱棣令人“以刀挟其口两旁至双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连坐被处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边远而死者不可胜计。对兵部尚书铁铉，则割了耳鼻，又割了肉烧了，塞到铁铉的嘴里让他吃，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铁铉至死骂不绝口。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向凶手，骂得更厉害，终于被凌迟处死，宗族被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喷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
第二节文治武功恢复洪武旧制，俭朴勤政朱棣执政，特别是在永乐初年，努力恢复洪武旧制，凡建文年间更改者，罢废殆尽。
首先，朱棣在对众亲王的态度上与建文帝相比有所变化。凡在建文年间被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到京师朝见新天子，朱棣动辄给予大量赏赐。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遵从祖制以笃亲亲之谊，但实际上却寓有驾驭之意。在胁迫宁王结盟时，朱棣曾许宁王以“事成当中分天下”，但朱棣做了皇帝却不认旧账，不要说中分天下，就是宁王乞求苏州、钱塘也不获准，终于改封南昌。朱棣还暗中削夺诸王的实际权力及军权。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连同母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交出。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相抗。
建文帝曾说《大明律》量刑较前代往往加重，因而稍稍放宽。朱棣则声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看似恢复祖制，实际他的严刑酷法比朱元璋更有过之。他登上皇位后，对反对派的残酷杀戮令人发指。更为恶劣的是，朱棣强化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皇帝的亲军锦衣卫设有监狱，称为诏狱，它曾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后来朱元璋也认为这太过分，先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继而又宣布内外刑狱不得上交锦衣卫，而由司法机关审理。朱棣上台，重新设立了诏狱，而且刑罚花样翻新，为后世开了恶端。朱棣由藩王夺位，为钳制人口，又用宦官组成了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厂卫联结，形成一个严密的特务网。
苏松重赋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建文年间曾宣布减免，而且解除苏松人不得在户部做官的禁令，这一德政也在恢复旧制的口号下被取消了。结果是“吴民大困，流亡日多”，特别是在迁都北京之后，苏松农民不仅要交纳重赋还要承担税粮北运的费用，负担更加沉重。更有甚者，朱棣连建文年间限制僧道占田的规定也予以废除。
建文年间，对官制作了若干变革，文职官员的地位有所提高。朱棣上台则强调“悉复皇考之旧”，“纪纲政令一出于天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朱棣不注重文官，在他身边也常聚集着一些文士。他们不仅与皇帝一起说文论史，吟诗作赋，有时还参预机务。这些文士虽接近皇帝，但品级都不高，多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侍讲、侍读官。他们在文渊阁入直，地处内庭，故称内阁。
内阁的出现，是明朝官制的一大变化。以后，阁权日重，逐渐成为明朝政务中枢。
朱棣夺得天下，主要凭借武力，所以他多少带有开国君主的气质，不少表现很像朱元璋，居安思危、俭朴勤政。
朱棣常以安不忘危告诫群臣。他说：“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事不谨，将至大患。小过不改，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永乐十五年（1417），他又说：“朕德凉薄，托于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朱棣确实是个勤奋的皇帝。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因此，他事必亲闻。他曾指责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认闻。”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微细事不敢怠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览，以熟悉政情。永乐初年，朱棣处事也较为谨慎。他自称“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其事于礼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俟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蔽，故不得不勤。”
朱棣对民情也比较关心。永乐元年，他说：“朕即位未久，尝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民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近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朱棣比起后世皇帝也还算是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下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1414），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衷衣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濯更进。”这一点和朱元璋相类。他说：“昔皇妣躬补绩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以上所述，不免有朱棣的自我标榜，有史臣的溢美，但与明代中后期的皇帝相较，实胜多多矣。明人称他“英武神授，决机应变，飙发川流，群臣莫窥其际。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均不为无据。可惜，他的好大喜功，使他的政绩大为减色。
修书朱棣以武力得天下，又以高压治国，但却锐意标榜文治。他喜欢聚众编书，编有《古今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其中以《永乐大典》最为著名。
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
朱棣修书为了标榜文治，同时也为了进行思想控制。明清之际的人将其比拟于宋朝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其用心实有深意。
另一部引人注目的书是《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一朝史实的《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已经修成。但朱棣以为这部实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又命人重修。重修之后，朱棣仍然不满意，又命三修。三修实录历时七年之久才完成，这时朱棣才说：“庶几稍副朕心。”重修实录无非是想掩盖历史事实，说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朱棣将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自己不利者则片纸不留。
在掩盖历史事实的同时，朱棣更懂得从思想意识上进行统治的重要，为此，他进一步强调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朱棣派人编辑的《五经四书大全》，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朱元璋与朱棣的文化**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恶劣，至为深远。而朱棣在这方面的活动较其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边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对北方故元势力怀柔与武力兼施。朱棣曾说：“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人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因此，在朱棣的军队中有不少“鞑官”和“鞑军”，这些人在靖难之役中为他效了力。他即位后，更以优厚的待遇给予归服的蒙古军民，除根据原有官爵授予官衔外，还赐予衣、钞、牛羊、孽畜。有愿居京师者，还给以居第及日用什器。在蒙古族聚居地，凡归顺的，也如内地设置卫所。这些卫所以当地酋长为首领，给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挥等官衔，管理当地政务，朝廷则不加干涉，因而这些卫所被称为羁縻卫所。羁縻卫所的首领定期入塞朝贡。他们带来马驼牛羊，而朝廷赐予锦缎丝绢，多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种朝贡不仅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形式。在交往中，朱棣主张“厚往薄来”，即赏赐给予要厚，不吝金钱财物；所取要薄，不要失远人之心。这些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永乐初，故元势力相互混战，已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于明朝对鞑靼的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竟在胪朐河全军覆没。高傲的大明皇帝为保住尊严，只好亲征了。
永乐八年（1410）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勃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允许北方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再度出塞，亲征瓦剌。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而双方杀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二十年（1422）到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率师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其后，又两次征鞑靼，均未见效。就在最后一次北征回京途中病死。五次北征虽然使故元势力受到打击，但是除了阿鲁台、马哈木这些人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外，故元宗室始终未对明朝表示臣服。
在西北，永乐年间也建立了众多羁縻卫所，其中以哈密卫的建立意义最为重大。哈密地处西北要冲。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颁给金印，建筑王城，置官一如朱姓亲王。哈密卫的政务由朝廷直接控制。哈密则以“诸番领袖”的地位，为朝廷“译诸番贡表，侦察向背”。明朝对哈密的控制，对钳制蒙古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东北地区，居住着以女真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元朝曾在这里设立辽阳行省。朱棣特别关心这一地区的情况，在北征中，他曾详细询问当地风土山川。永乐元年（1403），朱棣派人到地处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方招抚诸部落。奴儿干地方在元朝先后归辽阳行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永乐二年（1404），朱棣下令在这里建立奴儿干卫，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又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并派钦差内官亦失哈同往就任。永乐年间，朱棣多次派亦失哈等到奴儿干地方视察。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在特林地方的江边上修建了永宁寺，供奉观音、佛像，并立碑为记。《永宁寺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建立的经过，和明朝对当地管理的情况。亦失哈宣示朝廷旨意，并“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所至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奴儿干都司的统辖范围极广，西起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卫（今鄂嫩河流域），东到黑龙江下游的囊哈儿卫（今库页岛西岸北部郎格里地方），北起古里河卫（今精奇里江上源支流吉柳伊河），南至建州卫（先在今绥前河流域，后迁至辽宁苏子河上游）。明初所建卫共二百个。这些卫所的官员大都由本地酋长担任，而且是世袭的，但他们的任命、袭职、升迁、罢黜都要由明廷决定，由朝廷颁给诰敕、印信，作为凭证。各级官员要按规定定期到京师朝贡，朝廷根据官员等级给予不同待遇和赏赐。各卫所必须听从朝廷的调遣，执行明朝的法律政令；各卫所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必须听从朝廷的处理；各卫所若要迁居，也要经朝廷批准。在东北地区，为了保证使节朝贡往返和文书传递，在各交通要道上都设有交通驿站。这些驿站的建置，保证了明朝对奴儿干地区管理的有效实施。永乐三年（1405），明朝在广宁、开原等地开设了马市，各种土特产品均可在市上贸易。马市的开设促进了各民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有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建设。
明朝把青海、西藏一带称作西番。在这里居住的藏族信仰佛教，宗教领袖亦即行政长官。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沿元旧制，尊礼当地宗教首领，并在西番地区设立了许多羁縻卫所。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南京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并亲自接见于奉天殿，又在华盖殿设宴款待哈立麻，给予大量赏赐。朱棣请哈立麻在南京灵谷寺大斋七日，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祝福。不久，朱棣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存佛”，命其统领天下释教，同时赐给诰印、金银、彩币、法器、鞍马，其徒也被封为大国师。永乐六年（1408），哈立麻归藏，朱棣又命中官护行。朱棣还敕封许多番僧以王号，如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等。朱棣还命阐化、护教、赞善等王和川藏诸族修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从此，朝廷与西藏地方“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这些做法，对西藏地区的管理有所加强，但朱棣所封番僧过多过滥，也有流弊：“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宫，公私骚然。”
永乐初年，贵州地方思州宣慰使田仁智之子田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之子田宗鼎分别承袭了宣慰使的职位，因争夺沙坑之地，互动刀兵，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朱棣派行人蒋廷瓒前去调查此事。田琛随蒋廷瓒入京辩白。朱棣劝他守土安疆。田琛回去后，仍不思悔改，于是朱棣派镇远侯顾成率校卫将二人秘密抓获，逮至京师处斩。为了安定贵州地方，朱棣下令将思州宣慰使司改为思州府，思南宣慰使司改为思南府，并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辖一司六府十五卫和若干千户所。贵州布政司的建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第三节长驾远驭迁都北京明初朱元璋定都于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以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中都。但朱元璋早有将国都北迁之意，他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朱标返回后不久病死。这时朱元璋也已年老，迁都之事暂时搁置。
朱棣起于北平。他在登上帝位后立即宣布以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这时北京已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四年，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到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毁于大火，朱棣下诏求言。群臣再次提出了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朱棣说：“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当时，朱棣已将镇守边塞的宁王、谷王内迁，并将处于北京东北的大宁都指挥使司南迁至保定，山西行都司的一些卫所也迁到北京以南，因而北部边防空虚，北京直接面临前线，许多人据此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南下。其实，朱棣另有目标，永乐十四年六部都察院给朱棣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朱棣迁都的本意：（一）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二）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永乐十八年朱棣颁布的迁都诏更明确提出要“君主华夷”，而北京“实为都会”。因此，朱棣的迁都北京（即元大都），其目的主要在于“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
大都曾作为元朝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元朝定都于大都，不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以大都作为首都，是中国封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
改安南为交阯自朱元璋以来，明朝与周边诸国大多都保有通使通贡的关系。明朝皇帝即位要诏谕各国，各国国王拥立、袭位都要到中国请封，即求得中国的承认。每值节日或喜庆丧葬，明与各国间都要遣使庆吊。许多国都派有学生在明朝的国子监中学习。朱棣在与诸国的交往中，也采取厚往薄来的方针，常常通过使臣给外国以大量赏赐，而不计较贡物的多少，且准其携带货物到中土贸易，即使有时违反中国禁令，也不予追究，这在当时叫做“怀柔远人”。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来到中国，礼官李至刚说，根据惯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应该命有关机构严格检查来船，凡犯禁物资全部籍送京师。朱棣说：“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
洪武初，安南（今越南北部）曾派官员到京师朝贡。朱元璋派使封其首领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钮涂金银印。诏书称颂他在朱元璋一即位便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朱元璋希望他“永为藩辅”，并赐给他明朝的历书《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等物。从此双方往还不断。
朱棣即位时，安南内部正因王位发生争斗。国相黎季犛擅权，国王陈日煃及其子孙相继被杀，黎氏自立，改姓名胡一元，说先祖是帝舜的后裔胡公。朱棣不了解内情，封胡一元之子胡■为安南国王。胡■一方面遣使谢恩，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却在国中自称皇帝。
胡■等豪霸一方，侵夺广西思明府所辖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谕令归还，不听；又侵掠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朱棣诏令修好，而侵掠如故，并强收占城为其从属，明朝赐给占城的物品也被安南劫去。永乐二年，原安南陪臣裴伯耆和国王陈日煃之弟陈天平先后绕路逃至明廷，请求发兵诛讨叛逆。云南宁远州又告胡■侵夺七寨。胡■闻讯，遣使到明廷，佯称谢罪，请迎归陈天平，立为国君。于是朱棣派广西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还国，并敕封胡■为顺化郡公。不料，这一行人在归途中，中了胡■设下的埋伏，陈天平被杀，护送的明军败还。朱棣闻讯大怒，决意发兵征讨。
永乐四年（1406）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中途，朱能病卒，以张辅代将其军。明军进入安南，传檄数胡一元父子二十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安南郡县相继归顺。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但耆老一千二百余人前往军门陈说：“陈氏已为黎贼杀尽，无人可以继绝。安南本中国之地，请仍划入中国，如同内地郡县。”于是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二十九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朱棣下诏，凡陈氏诸王被弑者都给予赠谥建祠治冢，宗族被害者赠官，军民亡死暴露者加以掩埋，居官者仍任旧职，与新任官员共同治事。黎氏的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全部放免，礼待高年硕德，鳏寡孤独无依者收入养济院，又征求怀才抱德之士，凡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者，但有一技之长，都送往京师录用，先后被举者达九千余人。后黎季犛被安置广西为戍兵，其子因善兵器，被赦免录用。这是永乐五年的事。
应当说明，朱棣打安南，并在安南设交阯布政司，是违反当地人民愿望的，因而遭到反抗，不久，便发生了陈氏故官简定等造反事件，以及自称为前安南王孙陈季扩等的反抗事件。明朝宦官马骐等到交阯采办，掠索珍宝，也激起当地人的不满，人情骚动，直到宣德初年，仍不能平安，明廷不得已于宣德五年（1430）撤销交阯郡县，仍令安南为蕃属。
遣郑和出使海外就在朱棣发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明朝人对海洋的概念，是以今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为东洋）。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当时，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掠，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残余，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募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在永乐元年便派了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诸国。到了永乐三年，郑和的航海活动便开始了。
郑和奉命出使，先后到达三十余国，宣扬了国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加强了明朝与西南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朱棣在国内的威望也因之提高，地位更加巩固。郑和的航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
第四节宫闱朱棣在做藩王时，朱元璋便为他册封了王妃，那便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谋划。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批女兵，披上铠甲，登城拒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做了皇帝后，徐妃册为皇后。她常规劝朱棣与民休息，又劝朱棣对新旧官员不要有不同对待。在靖难之役中，徐妃的弟弟徐增寿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报送给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杀。朱棣要为他追赠官爵，徐皇后反对。后来朱棣还是将徐增寿封为定国公，并让其子袭封，徐皇后说这不是我的意愿，而不向朱棣道谢。她还曾将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们召进宫来，让她们以民生为念，做好内助。徐皇后明于治理，还采辑《女宪》、《女诫》，编成了《内训》二十篇，及《劝善书》，颁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永乐五年（1407），徐皇后病逝，临终时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骄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陵墓长陵，首先将徐后安葬其中。从此，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朱棣还有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是昭献贵妃王氏，一个是恭献贤妃权氏。王氏有贤德，侍奉徐皇后很恭谨，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属动辄得罪，不论太子诸王公主还是大臣，都得到过王氏的调护。徐后死后，宫中一切大事实际都由王氏掌管。
权氏是朝鲜人，姿质秾粹，善吹玉箫，甚受朱棣宠爱。永乐八年（1410），权氏随朱棣北征，在还师时死于山东临城。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便是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虽为长子，又仁贤，却不为朱棣喜欢。他很胖，因而很笨，走路要人搀扶，还不免失足，当然难以带兵出去打仗了。朱棣最喜欢老二朱高煦。朱高煦被封为汉王，他从小不肯读书，为人凶悍，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几次救朱棣转危为安。朱棣想立他为太子，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大学士解缙的死，黄淮的下狱，就与他们跟朱高炽的关系有牵连。幸亏朱高炽有位聪明伶俐的儿子朱瞻基，很受朱棣宠爱，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才得以保住。朱棣死后一年多，朱高煦便起兵想夺取皇位，这时是朱瞻基（明宣宗）在位，亲自率兵东征，兵临城下，朱高煦不战而屈。朱棣的三子朱高燧，封为赵王。四子朱高爔，未封而殇。朱棣的母亲是谁？自明朝以来便众说纷纭。按宗法制说，谁与朱元璋最亲，谁便有资格做皇帝。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这一招确实在他夺取皇位中起了大作用。但人们逐渐发现各种官私记载与朱棣所说大不相同，这些记载之间又互不相同。有的说朱棣与周王朱是高皇后所生，而太子及秦王、晋王等都是庶出。有的说朱棣是达妃所生，太子与秦王、晋王则是高皇后所生。有的则说朱棣的生母是碽妃。还有说朱棣是元顺帝妃洪吉喇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妃瓮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的高丽妃所生的。
朱棣既然说他是皇帝亲子，皇后亲生，他于即位后便无法改口了，应有的礼仪封典也只能给高皇后了。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明南京《太常寺记》认为是碽妃，而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皆李妃所生。这不仅从看守孝陵的阉人口中得到旁证，而且明朝就有人为此专门进入寝殿探寻究竟。果如《太常寺记》所记；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皇后马氏座位南向，左淑妃李氏等座东向西，惟碽妃座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碽妃除高皇后外地位高于其他妃嫔。原来这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朱棣为了自己皇位坐得稳一点，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生母，只好把碽妃偷偷供奉在这里。明人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关于碽妃，有的野史说她是高丽人。燕王出生后，马皇后养为己子，便将碽妃赐死了，据说是用铁裙之刑致死的，是否确实，已不得而知了。
朱棣好色，吃饭要有宫女伴唱，晚年朝参也要有宫女陪伴。这在明初是很特殊的。他曾多次派人到朝鲜去选淑女，弄得朝鲜君民不得安宁。朱棣最宠爱的朝鲜妃子权氏享年不永。对她的死，起初无人怀疑。后来宫人吵架，有人揭发是朝鲜妃子吕氏串通中官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妃。朱棣大怒，将中官、银匠处死，命令用烙铁烙一个月杀死吕氏，并杀死吕氏在宫中的从人，牵连至死者达数百人。其实这是个冤狱，到朱棣晚年才暴露出来。永乐十九年（1421），诬陷吕氏的宫人鱼氏与宦官的私情被揭发，二人自杀。朱棣将他们的侍婢拘捕审讯，侍婢们因受不了拷掠，诬服认罪，并说要谋杀朱棣。这一来非同小可，后宫连坐者竟达二千八百人之多。行刑之日，朱棣亲临刑场，看着她们被一一剐死。有的宫人在临死时大骂朱棣：“自家阳衰，故私少年寺人，何咎之有！”两案所杀竟达三千余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朱棣何等阴毒残暴！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在第五次北征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这一年，他六十五岁。
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朱棣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了，然后将锡匠杀死。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不久太子朱高炽即位，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1538），皇帝闹大礼，要尊本生父母，于是修改朱棣谥号为“启天宏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则称成祖了。
第五节余论一代雄主明成祖朱棣的业绩不仅对明朝，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朱棣本人也常以“圣主”“明君”自许，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为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财力、精力有限，不免顾此失彼。南征安南，战争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弗休”，结果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为支付巨大的开支，永乐末年甚至将官吏的俸给都撙节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属已有冻馁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便是永乐末年的社会生活图景。
永乐十八年（1420），就在朱棣要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修完，交阯的战事正打得火热的时候，山东爆发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太平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仅就《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流民”。
在其他方面，永乐时期也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
然而，朱棣毕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迁都，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都出现在永乐一朝。虽然这些事就朱棣来说，是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但它们同时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人王世贞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焦竑说：“高皇帝翦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他们都指出了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分封过侈，皇朝虽未易姓，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即位，削弱诸藩势力，强化皇权，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朱棣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同时使它立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无开创之功，但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为了巩固统治，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么人也必须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经过他，完善了中国封建制度，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
第五章方孝孺解缙第一节方孝孺方孝孺（1357—1403），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明初著名政治家。
方孝孺生于元末乱世，但宁海地处偏僻，没遭战火之殃，他的童年生活尚安定。他的家庭虽不富有，但世敦儒术，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所以他从小受到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天资聪颖，六岁能诗，十三岁善作文，千言立就，乡人呼为“小韩子”。他读书时全神贯注，“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理趣会于心，虽钟鼓鸣、风雨作不觉也”。看到书中刊载的圣贤事迹和贤良形貌，便悠然神往，慨然生愿学之心。
洪武四年（1371），其父方克勤受任为济宁知府。方克勤是一个循吏，他以民生为念，克尽职守，他认为，民之为乱是苦于徭役、迫于饥寒；治国之道在举贤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敛、明教化。当时朝廷有诏，开垦荒地，免税三年，“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这期间，方孝孺侍父宦游，父亲的言行无疑对他是一种言传身教。他后来在书中写道：“某少则嗜学，窃有志于斯道，自从先公学经，匪圣人之言不敢存于心，匪生民之利害无所用其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循吏，也未能逃脱朱元璋的**魔爪。洪武八年（1375），有人诬陷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为吏所诬，遭诛。方孝孺扶丧归葬，哀恸行路。
方克勤行将流戍之际，命方孝孺拜太师宋濂为师。宋濂性诚谨，所学上溯到王鲁斋，远承朱子，是理学中程朱一派的传人。方孝孺从洪武十年（1377）至浦阳师从宋濂，直到洪武十三年秋归省祖母，几年中，在学术上获得长足进步。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天下名士很多，但学术上均“尽出其下，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如。先生顾未视文艺，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于理学渊源之统，人品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故，名物度数之繁，靡不会通底极，见于论著先生留浦阳越四寒暑，尝以周孔自处，海内之人亦咸谓程朱复出矣”。甚至有人想看看他的形貌是不是真的像古人。就学浦阳的四年，对方孝孺影响至大，他自己谈到：“就太史公学于浦阳，然后知经之道为大，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宋濂的孙子宋慎被告发是胡党，宋濂连坐要处死刑，得马皇后解救，才被免死流放茂州，不幸死于途中。
自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三十一年，这段时间，方孝孺基本以读书、教学、著述为业。他的《四忧》等箴、《君学》杂著、《周易考次》、《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大易枝辞文统》等著作，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满腹经纶的方孝孺，当然并不满足于著书立说的书斋生活，他踌躇满志，欲以所学来经邦济世。他曾慨然陈词：“人不生则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纪，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风俗，揭斯道于无极，而窃取于文字间，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号，不亦羞圣贤、负七尺之躯哉！”“天苟欲治斯世乎，仆将抱遗经，陈之达者而施之于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书，授之其人，乐之以终身，亦未见其不可也。”他的政论文章中也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即“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君尽教养之职，民守奉上之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患父不慈，子贤亲自乐；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治理国家，应当尚德缓刑，以修身、教化为主要方法。
洪武十五年（1382），吴沉、揭枢荐方孝孺于朱元璋，次年，方孝孺应召如京，见朱元璋于奉天门，陈说颇称上意，朱元璋欲留为子孙光辅太平，便令他去觐见太子。太子赐宴，宴几稍稍歪斜，方孝孺不肯就座，必正之才坐。有人如实向朱元璋汇报，朱元璋对皇太子说：“此壮士，当老其才。”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又应召到京，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乃授其为汉中府教授。蜀献王也久仰其贤德的名声，聘其为世子师，十分尊重他，给以特殊的礼遇，并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后人因称其为“正学先生”。
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日侍左右，备顾问。凡军国大事，都必定征求他的意见。既得皇帝倚重，方孝孺欲尽复三代之治，把理想变为现实。他辅助建文帝省刑、减赋，更定官制，锐意文治，力图改变洪武以来严苛峻急的统治政策。但不幸的是，这一改革进程为靖难之役所打断。
建文元年（1399）秋，燕王朱棣以“清君侧”，诛齐泰、黄子澄为由，起兵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经四年作战，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大军攻打南京前，谋士姚广孝特意对朱棣提到了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攻下南京后，朱棣召见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劝道：“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问：“成王安在？”朱棣告以“彼**死”。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孝孺告之：“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很不耐烦，只说：“此朕家事”，命左右授之笔札，要方孝孺拟诏。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即使十族之诛也不屈服。朱棣下令把他关进监狱，大抓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们十分难过，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劝他：“阿哥何必泪潸潸，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九族全诛后才磔方孝孺于市。方孝孺视死如归，就戮前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其门人廖镛和弟廖铭检遗骸掩埋于聚宝门外山上。族诛之前，他的妻子郑氏和儿子中宪、中愈自经死，女儿贞、淑投秦淮河死。族诛之后，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门生作为一族杀掉。后来成祖时修实录，说方孝孺曾磕头求生。李贽指出：“孝孺死节后，至今百六十年，人皆历历能言，虽人人殊，其成仁取义，之死靡悔，断然不可泯灭。而同时文学柄用之臣，际会功名，史有别书。以故魏惠安公泽哀江南词，有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
成祖既杀方孝孺，为避杀忠臣的历史谴责，下令藏方孝孺之文者罪至死。其著作有《孝经诫俗》、《周易考次》、《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等。幸有其门人王稌潜录集其文，才得传于后世。明中叶以后，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一刻再刻，不少人因重其气节而重其道德文章。
皇帝也知道忠义之臣的价值。明仁宗谕群臣：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诏：革除被罪诸臣特许建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录。清高宗“褒其大节凛然，无忝纲常”，批示：“正未可以谋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若成祖之滥诛泄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其失，自无可恕耳。”
方孝孺的成仁取义，朱棣的残酷杀戮，忠义无畏与奸邪残暴就这样谱写成历史。
第二节解缙青年才子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生于世宦之家，祖父解子元曾任元朝江西行省安福州（今江西安福）判官，死于兵乱。父亲解开因此伤透了心，居家守业，不肯出仕为官。朱元璋建国之初曾召见解开，同他讨论元朝政事利弊，并想授予他官职，解开却辞谢而去。解缙自幼在家中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他聪敏过人，十来岁时便诗文俱佳，为当地出名的少年才子。
洪武二十年（1387）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师（南京）参加会试，又被取为第七名，经殿试后取录为三甲进士，与其兄解纶同榜登第。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是明初重要的一科，这次殿试取录的第一名状元任亨泰被授修撰，第二、三名唐震、卢原质被授编修。此后这种授职便成为了定制。又廷议以新进士行御史事，新进士任巡按的制度也从此而始。解纶被任礼部主事，解缙却被留选为中书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①少年得志的解缙很有些恃才无羁的文人习气，况且他对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交给了明太祖。
这是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人备加推崇的大胆直陈时弊的上书。解缙这次上书的做法与内容都是十分巧妙与明智的。
对政事的大胆直陈，正应合了朱元璋“知无不言”的要求，而对于朱元璋的这一要求，若是不能直言，则反而会招致他的怀疑和不满。洪武时的酷法，几乎闭塞了言路，解缙的直言，使朱元璋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解缙也并非毫无顾忌，为了使朱元璋在公布或不公布其内容上留有余地，他特地采用了“封事”的方式。这一回朱元璋毫无忌讳地将“封事”公之于众，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
这篇题为《大庖西封事》的开头用批评的口气说到朱元璋不宜“下比（唐）太宗”，而“当同符尧舜，师表百王”。“既皆远过于汉宋，又何谦逊于唐虞？”这实际上难免变相吹捧之嫌，这样也才为后面的批评奠定了一个恭敬忠诚的基础。歌颂的是朱元璋其人，批评的是当时的弊政。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解缙所批评的都是朱元璋已经考虑到，但却没有听到臣下讲过的，这正是封事的巧妙之处。
首先批评“用刑太繁”，留下了“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的名句。朱元璋用重典治国。据《明史》记载：“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而明初的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①。解缙批评“用刑太繁”的时候，也正是朱元璋整齐律令的时候，言辞虽激，却正是朱元璋已经着手解决的问题。
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然后谈到读书，解缙劝朱元璋不要去读《说苑》、《韵府》之类“杂书”，并由此提出纂辑修书的主张，核心还是尊儒礼贤，不辱士大夫的身份，从而对士不为君用之法提出批评。当时朱元璋对臣下不能谏诤极为不满，解缙指出，这还是由于严法峻刑所致，从而提出了政治上放宽些的要求。
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还谈到了赋役不均，官吏失道等等问题：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而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进退奔趋，肌肤不保，甚非所以长孝行、励节义也。
积弊都在内外有司，而且势将影响到社会风气。这恰恰又是朱元璋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这篇万言书于当日写完上呈。急于陈献，所陈略无次序，亦不暇组织成文，故是一篇较为杂乱的奏书，但也同时充分反映出了解缙的才气。这次上书是颇为成功的，“书奏，帝称其才”。朱元璋表示满意了。
此后不久，解缙又写了《太平十策》。这一次他在文字上颇费斟酌，内容有条理而清楚：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县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兴礼乐；五曰审辅导之官；六曰新学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税敛；九曰务农；十曰讲武。可惜这篇经过刻意雕琢的上书，效果远远不及那篇“封事”，因为其中除去大讲“广封藩”外，内容基本同于“封事”。而他在“十策”中所谈“广封藩”的内容同洪武九年（1376）时叶伯巨所上“万言书”中指责天下可患者的“封藩太侈”相比，又是那么平庸而低劣。
很明显，解缙的才华并不表现在政务上。在解缙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明初士大夫放荡不羁的个性。在他作为中书庶吉士的肄业期间，人们便已几乎一致地将他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他的浪漫，则已招致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不满。
史书中列举了这样几件事：洪武二十三年（1390），“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帝曰：‘缙以冗散自恣耶？’命改为御史。”尽管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①。从事后的处理看来，朱元璋对他还抱有希望，想用御史这样一个耳目风纪之臣的职任去约束他。朱元璋希望将这位才子塑造成一个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
这一事件中的沈溍是乙丑科（洪武十八年）登第，仅比解缙早一科，二十二年便任兵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同年复兵部，年内又被免职。解缙对这个资历相近的官员显然是不够尊重的。
尽管庶吉士的生活结束了，改任御史后的解缙却并未能改变疏狂的文人之习。次年又发生了他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之事。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辩词，疏中指出像李善长这样位列勋臣第一的人，是毫无理由再去依傍胡惟庸的，因为他冒杀身之祸得到的也不会超过今日。又指出“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天下闻之，①黄云眉：《明史考证》四，第1244页。
四方解体，人心危疑。并且说李善长虽已被杀，仍须上此疏以儆戒将来。①这的确是一份大胆而又有理有据的奏疏。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时，居然有人敢于提出这样直率的批评，而且使朱元璋无法怪罪，大概只有解缙这个年轻疏狂的才子能够做到。
不久，朱元璋便得知这奏疏是解缙代为起草的。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詹徽是个勤政而刻薄的官吏。李善长之死，他起了一定作用。当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请求朱元璋置解缙于法。朱元璋虽然对解缙感到不满，但他还不想加之于罪。也许是他不愿在这时候去承担不惜人才的名声，事情竟然不了了之。解缙也丝毫没有接受教训，随后又发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山西万全人，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进士，他刚刚以左都御史同理都察院事，便遭到了属官的弹劾。因此恨透了解缙，解缙的御史也难以干下去了。
到处代人草疏，惹事生非，一个嫉恶如仇的青年官员，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在官场中是无法立足的。恰好此时解开以近臣父入觐，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像解缙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让他再回家进学十年，究竟学些什么呢？显然不是去学诗书儒学，而是去学为人处世的本领。朱元璋的做法究竟是出于对这位才子的爱护还是不满，已经很难说清楚。总之解缙从此离开了涉足未及一年的都察院御史之职，回家乡吉水读书去了。
仕途坎坷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起，解缙奉旨归读，前后达八年之久。不让他在政务中磨炼，却让他归乡闭门读书，用这种类似于冠带闲住的方式“以待大用”，实在令人费解。
这八年当中，解缙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误，又撰定《宋书》，删定《礼经》凡例，此外便终日在家中读书撰著，倒也过得自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逝。
解缙得知后，顾不得母丧未葬，辞别了九十高龄的父亲，赶往京师（南京）。他这样匆匆而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谁也说不清，是奔丧还是求官，或是二者兼有？朱元璋应许的十年后“大用”的口谕随着他的去世已变得十分渺茫。结果是令人惊异的，人们竟然还牢记着朱元璋八年前的话，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解缙未满十年不得入京，却不是十年后的“大用”。
于是有司弹劾解缙违背诏旨，又有母丧未葬，父亲九十高龄不当舍之而行，总之解缙这次入京不仅不是忠君之举，而且是违背皇帝生前嘱咐的大错特错，他甚至因此受到类似充军的处罚，被谪贬到地处陕西临洮的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为吏。①在以宽仁和尊崇文士而著称的建文之政下，解缙这位才学之士却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如果不是当政者有意压制打击的话，恐怕再难找到别的解释了。
①解缙：《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
①《明史》等书均作“河州卫”，但据《明史》卷九○《兵志二》所记，洪武、永乐中仅于河州设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后始改置河州卫。
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背井离乡前往西北荒瘠之地去充当吏员，其景况之狼狈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提什么“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了。
凉秋登途，孤身西行，更使解缙感到凄怆。他知道自己这是为声名所累，他写诗吟道：“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遥，黄叶飘萧更无数。”②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东南还乡的邹生，对解缙讲了不少关于六盘山、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举酒浇愁强自宽颜，心中却惦念着家中老父。“我心尤切念庭闱，九十严亲双鬓垂；倚门斜日望子归，临风托寄平安字。”③解缙祖籍平阳（今山西临汾），后徙雁门，后来因有人于唐朝时到吉州为官，才成为吉水人。这次西北之行倒使他有机会领略祖籍的山川风貌了。自幼生长在南方的解缙，有些禁不住北方的寒暑，然而更使他不堪忍受的是与吏卒们同伍，听从军卫官吏驱使。这一年的除夕，他是在寂寞孤凄中度过的。正月十五，河州到处挂起红灯，爆竹喧天，耍狮歌舞，彻夜不息。解缙却独坐沉思，想到自己的家世：“我家不与世俗同，弟兄伯叔联簪组；满堂宾客皆雄奇，新吟健笔争蠭午。”又想到自己幼时的生活：“我时七步诗即成，诸生学士观如堵。”还想到自己少年登第志得意满的日子：“布衣十五步蟾宫，年年看灯天九重。”如今却在河州这北国荒镇观灯，父亲也一定彻夜不眠，在灯下思念着远在边陲的儿子。①解缙不久便病倒了，想起自己满腹经纶，却落得这般下场，又因思念家人父老，经常独自垂泪。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下文人孤傲之气。解缙终于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
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哈术来归之时，钦承顾问，谓宜待之有礼，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稍忤机权，其徒必二。此类非一，后皆亿中，封事留中。又尝为王国用草谏书，言韩国公事，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为文劾袁泰，泰衔恨至深，见尝切齿。但以不为屈膝之故，竟致排诬。累迹深文之语，皆非律令所该。伏蒙圣恩，数对便殿，申之以慰谕，重之以镪锡，许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序，洊将八载，宾天之讣忽闻，痛切之诚欲绝。向非先帝之明，缙亦无有今日，是以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瞻山陵，陨泪九土。何图诖误，蒙恩远行。扬、粤之人，不堪寒苦，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与吏卒为伍，低徊服事，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有不测之忧，进不能尽忠于国，退不得尽孝子亲。不忠不孝，负平生学问之心，抱万古不穷之痛，为天下笑，为先生长者之羞。是以数鸣哀感，冀皇天后土之鉴临，得还京师，复见天颜，少陈情悃，或遂南归，父子相见即走也，更生之日。临书不胜恺切愿望之至。①这一函书信写得很有点水平，首先谈到削藩，这完全是为应合建文时的政治形势，然后是表功示才，既有辩解申诉，又有哀求待怜。而且解缙选择②解缙：《解文毅公集》卷四《西行示侄祯期还家》。
③《解文毅公集》卷四《长安别邹生》。
①《解文毅公集》卷四《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
①《解文毅公集》卷十五《寄具川董伦书》。
董伦作为相求对象，也是颇具心计的。建文中当权的官吏主要是齐泰、黄子澄，受知的官吏首称方孝孺，其次才是董伦。四人当中，他与方孝孺不甚相识，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被荐入朝时，解缙已经还乡归读了。齐泰、黄子澄均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比解缙早一科。解缙在京时，齐泰任兵部主事，是沈溍属官，对解、沈二人的矛盾，他肯定是有所知的，解缙因此而不便相求。黄子澄与解缙曾同官翰林院，二人应当熟识，但可能关系并不融洽，因此解缙转而求于年高望重的董伦。
董伦被这函书信打动，向建文帝朱允炆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便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这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不常设。改定官制后，待诏隶于翰林院文翰馆下，成为一员供掌应对的小官。
比起在河州为吏是强多了，但这远非解缙所愿。他十九岁登第，名噪一时，到三十余岁，却仅仅做到一个最低品级的备员，可算是时运不济了。当年爆发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谋夺皇位，历时三年的夺位战争开始了。解缙并无出色表现，不知是出于上次贬官的教训，还是对当政者的不满，他只是随同诸臣们上些平庸的奏疏，说些众口一辞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年以后。
建文四年（1401）六月，燕师攻抵京城（南京），许多官吏趁夜缒城而逃，解缙却未走，他有自己的主张。建文朝廷除去将他谪贬河州吃了些苦头外，也仅仅给了他一个从九品的翰林待诏，他对建文帝无须报忠。当燕王朱棣率师入京时，解缙同极少数的几名翰林之臣迎附了。关于这件事，《明史》中有一段记述：燕兵薄京城，（王）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弛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①明朝人便已指出此事不可信，因为王艮早在前一年即已病故，但修《明史》时，却又保留了这段记述。这中间记述解缙城陷前陈说大义，城陷后又迎附，似有贬斥之意，却很符合解缙本人的情况。这也无须指责，他希望受知于一个新朝廷，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内阁名臣解缙受知于夺位登极的朱棣还不仅仅因为他首先迎附，而是因为他草《登极诏》称旨。①《登极诏》本是让另一位明初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拟的。但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宁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不肯草诏。据说朱棣还曾命侍读楼琏草诏，楼琏不敢辞，归而自经。也有传说此诏出于括苍王景或无锡王达之手。②但是诏书出自解缙的可能性更大，这正是他表现才华的机会，他从此开①《明史》卷一四三《王艮传》。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二《史乘考误》三，引许浩：《复斋日记》。②《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附楼琏、王景、王达传》。
始了一生中最光辉的五年。
其实这篇《登极诏》写得并无什么特色，只是甚符合朱棣的心意。诏书中指责建文帝“崇信奸回，改更成宪，戕害诸王”。又讲到援“祖训”起兵“靖难”，屡战屡胜，及欲仿周公辅佐成王之故事，只因建文帝**已死，迫于众议，拒之再三，勉强即位。随后便开列大赦蠲免，安民给赏等一系列条款。这便是所谓“称旨”的诏书。
第二个月，解缙便从翰林待诏升任本院侍读，由从九品一下变成正六品。同时升迁的还有胡靖，由从六品修撰升为六品侍讲，吴溥、杨子荣由正七品编修升为从六品修撰，郑好义由从七品检讨升为正七品编修，都仅仅升迁一品而已。
八月间，解缙、黄淮受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常命他们在身边备顾问，有时到深夜，朱棣上床就寝，犹赐坐榻前，语以机密重务。
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等人大约也在此时被检入直内阁。
九月，朱棣赐给他们七人金织罗衣各一袭。这七个人成为最重要的内阁之臣。几天后便是中秋，朱棣找来解缙等人，让他们查阅一遍建文中群臣所上“封事”，将这千余件上书中有关军马钱粮数目的留下，其余有涉及“靖难”削藩之事的一概焚毁，以免群臣危疑。
“尔等皆宜有之。”朱棣当时大约是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诚然如此，众人都俯首不语了。
“臣实无。”修撰李贯理直气壮地答道。他显然误解了朱棣的意思。
“尔以独无为贤耶？”朱棣不满地说道，“食其禄，则思任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①朱棣表现出政治家的大度。但是到了这一年冬天，朱棣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时，他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原南昌知府叶惠仲因在原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中直书“靖难”事被逮杀族诛。
重修的《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官，茹瑺为副，解缙任总裁，实际主持工作。这次解缙表现得颇为慎重，书成“尽焚旧草”，以免引起麻烦。②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在追治杀戮建文遗臣的恐怖气氛中，史官不得不审慎行事。像解缙这样个性突出的文人，也必须慢慢改造自己。担任《太祖实录》总裁官对解缙来说是一种超擢的荣誉，他的同官，甚至高于他的官员们都只是担任了纂修官，解缙因此名声大噪。《明史》中称，解缙“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实际上解缙进官侍读学士是在建文四年（时称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这时他年仅三十五岁①。《明史》的记述很可能是弄颠倒了。
这次改修实录主要是去掉其中涉及朱棣夺位的忌讳之处，并非真正重修，因此“以百人之多，历期年之久”②，到第二年六月便书成上呈。
改修《太祖实录》成书前不久，朱棣追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谥。皇后徐氏因此想到当年孝慈皇后曾命儒臣考订《列女传》，而未能修成，于①《明太宗实录》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国初实录》。
①《明太宗实录》卷十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②复原吉：《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首。
是要下令修纂此书。恰在此时，《太祖实录》完成，朱棣便命解缙等人动手编辑，只用了半年时间，到十二月便完成了。时间虽不长，却颇下功夫，朱棣并亲撰序文，刊印颁行。
次年七月初一，解缙随祭太庙后，又被朱棣召了去。“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③依然是为修书之事。
这颇符合解缙所想，他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上万言封事时，就曾建议朱元璋这样做。不过在修书的宗旨上他又有与朱棣不甚相合之处。朱棣主张大而全，不厌浩繁，解缙却反对收录过杂，他按照自己的好恶取舍，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和史籍为主。
在朱棣的心目中，解缙是可以倚重的才子。八月中秋，宫中设宴，朱棣与近臣一起赏月，哪知天公不作美，浓云掩月，令君臣们有些扫兴了。据说解缙当即口占《落梅风》一首：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拚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①词虽无奇，那股不罢不休的劲头很中朱棣的意，朱棣高兴起来，又让他作长歌。夜半，浓云渐散，明月当空，朱棣不胜欣喜说道：“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这时候他们君臣之间已融洽到顶点了。②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解缙等人将纂就的巨帙上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起初他很满意，但不久便发觉了其中的不足，并决定重修此书，这便是后来成书的《永乐大典》。这次除解缙外，又命七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刑部侍郎刘季箎共总修书之事。陈济等兼通百家的布衣之士也被请来担任总裁。修书过程中，朱棣亲自过问了进展情况。永乐四年（1406）他在文渊阁召见了解缙等人。
“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解缙如实回答，于是命人四出购求书籍。③这一次解缙未能参与修竣全书，第二年春天他便遭到外任之罚。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他修书时的偏执，而是因为立储之争。
在永乐五年（1407）春天解缙出任以前，他除去奉敕修书外，还始终作为内阁近臣参预机务。当时都察院有陈瑛，吏部有蹇义，户部有郁新、夏原吉，兵部有金忠，都是各负其责的重要大臣。解缙等近臣的职责主要是备顾问，而在当时，诸需顾问的事情中，最重大的莫过于立储。
朱棣的三个儿子中，二儿子朱高煦“靖难”中随军征战有功，与一批武臣往来甚密，一心要夺嫡。小儿子朱高燧也以英武闻名，最得朱棣钟爱。因此长子朱高炽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不过朱棣真要废长立幼，一时还难下决心。
据说当时朱棣曾命群臣题《虎彪图》，图中画的是一只大虎领着几只小虎，相互亲昵。解缙提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①朱棣为之所动，于是将朱高炽由北京召回。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丙子。
①《解文毅公集》卷四《中秋不见月》。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中秋无月诗》。
①《解文毅公集》卷五《奉敕题虎顾彪图》。
朱高炽回到京师（南京）后，立储之争更显突出。据《明史》记述，首劝朱棣立长的是兵部尚书金忠。金忠是“靖难”功臣，曾辅太子居守。他不仅列举历代立嫡故事相劝，而且将此事告知解缙、黄淮、尹昌隆等人。解缙当然是支持此议的，以他那清傲的性格，遇有机会必定直陈不顾，于是当朱棣私下征求他意见时，他便明确表态了。
“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解缙不仅极力维护嫡长制度，而且明确拥护朱高炽这类文德的储君，反对朱高煦之类的凶悍武夫。他见朱棣不吭声，知道他尚在犹豫，顿首道：“好圣孙！”圣孙即朱高炽长子朱瞻基。解缙知道朱棣最喜爱这个长孙，特以此相劝。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太子遂定。这件事后来传到朱高煦耳中，他于是对解缙怀恨在心。
永乐二年（1404）二月，解缙出任会试主考官，这一年是甲申年，故称甲申科，为明朝科举盛事，共取录四百七十人。这其实也是江西人的盛事，三月廷试取录的状元曾棨为永丰（今属江西）人与解缙有旧①，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均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七人均属吉安府。而主考的内阁学士读卷五人：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也都是江西人，解缙、胡广、杨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后来解缙被劾廷试读卷不公，不知是否便指此次。
廷试后不久便正式设置了东宫官属，解缙被任右春坊大学士，这时侍臣们又修竣《文华宝鉴》一书，书中辑入古代人的嘉言嘉行，专用以教导太子。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解缙等人每天奉敕为太子讲说《文华宝鉴》，他确实以东宫官属为己任，于是与蓄谋夺嫡的汉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日趋激化。
解缙却似乎并无明显觉察，他的书生气并没有改掉多少。这一年饶州鄱阳教书先生朱季友将所著批评宋儒之书上呈，解缙知道后大怒，坚决要求将“谤毁圣贤”的朱季友置于法。结果朱季友被押还乡里，杖一百，销毁所著文字，不许称儒教学。解缙很有些儒家正统卫道士的味道，他见到汉王宠遇日隆也要站出来讲话：“是启争也，不可。”这都是朱棣最不爱听的话，他给予汉王宠遇也有些出于无奈，“靖难”中为使汉王拚死出力，他曾暗示许以立储，如今未能兑现，难免有所容让，解缙却偏要揭穿这件**，朱棣自然十分恼火，骂他“离间骨肉”。再加上朱高煦等人不断进谗，解缙渐遭疏远，最终成为这场夺嫡斗争中的牺牲品。
据《明史》记述，“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而不及缙”。似乎由此而表现出矛盾公开化。但据《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四年（1406）三月初一，朱棣亲临太学致祭奠礼，同一天，“赐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六员二品金织罗衣各一袭”①。这是解缙在朝时最后一次赐衣。第二年再赐黄淮等人西洋及高丽布时，解缙已被出为广西参议了。
解缙的出任是很突然的。永乐四年（1406）三月，他还主持了会试和廷试，他同祭酒胡俨一同去观放进士榜时，还在一起开玩笑，说：“大丈夫必得黄榜书名可耳。”因为胡俨不是甲科出身，胡俨也开玩笑相讥道：“彼固①《解文毅公集》卷十《莲竹轩记》。
①《明太宗实录》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辛卯。
亦有侥幸得之。”②此后便发生了解缙反对出兵安南之事。如果说解缙在立嫡问题上的所为还是针对汉王其人的话，那么反对出兵安南则是与朱棣直接的矛盾，而朱高煦等人则将解缙立储之议传播开来，并反告解缙泄禁中语，书生气十足的解缙便抵挡不住了。这些才是解缙被出任外职的直接原因，至于说他廷试读卷不公，则只是找寻藉口罢了。也有人说此事与黄淮有关，黄淮“量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①。
惨死狱中永乐五年（1407）二月，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离开了内阁近侍的位置。这是一次很奇特的改任，带有明显的贬黜性质，因此史书中大都将此记为“谪贬”。但是《明太宗实录》中用了一个“黜”字，这似乎更准确些，因为解缙是从正五品的翰林学士出任从四品的布政司参议，从任官品秩变化看，还不能说是谪贬。当时胡俨也由内阁改任祭酒，这二者当然不能相比，但明朝的史家则将他们并记为阁臣外任的例子。②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而又树敌颇多的人，一旦离开近侍的位置，他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解缙整装上路，礼部郎中李至刚却又告他“怨望”。解缙虽然也可能会有些牢骚不羁之辞，但李至刚的做法则是明显的报复。当初朱棣曾书写了一些廷臣名字，让解缙评论，他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别人大都有赞有贬，惟独李至刚，只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基本上否定了。李至刚的报复使解缙被改官交阯，督饷化州。
关于这次改任交阯的记述有些含混，因为直到这一年六月初一才正式设置交阯布政使司，解缙却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再行，因此当时解缙很可能是以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身份去督饷化州。
解缙似乎也并不在意这次出任，离开朝廷反而使他恢复了文人性格，他在交阯三年，除去公务之外，依然是撰文赋诗，与友人唱和。
永乐八年（1410）解缙入京奏事，当时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师，他谒见过监国的太子朱高炽后便回交阯去了。朱棣是十一月回到京师的，汉王朱高煦便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汉王的目的在攻击太子，但结果是置解缙于死地。
朱棣早在永乐七年（1409）二月便已离开京师前往北京；解缙不应不知道，他却在第二年赴京，又恰恰在朱棣归京师前夕离去，这一巧合也给汉王的诬陷提供了依据。
解缙离京后，道由江西、广东往交阯，一路上同翰林检讨王偁游览山川名胜，吟诗作赋，甚至为人撰写墓志，丝毫没有预感到祸之将临。途经广东时，因交通不便，他又忽萌开凿赣江（章江）的念头，并且写成奏疏上呈。朱棣回京后得到朱高煦的奏报已经十分恼怒，随即又接到解缙请凿赣江的奏疏，他怒道：“人臣受事辄引而避去，乃更欲劳民如此！”①命逮解缙、王偁下诏狱。
②叶盛：《水东日记》卷二《解胡观放榜对答》。
①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八月甲子。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阁臣外任》。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第二十《解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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