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于谦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节巡抚二省，声著朝野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①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②，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①《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②《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本文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节挺身于危难之中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首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改革军制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第四节“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①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1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①《明史》卷一六○《罗通传》。
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1489），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第十六章明孝宗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是宪宗第三子。出生时几为万贵妃害死。生母纪氏本是宫中专职守内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宪宗临幸怀孕。宠妃万氏风闻后，要纪氏打胎。可是，派去办此事的人保护了纪氏，假称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纪氏后被送到安乐堂（宫中有过失或有病宫人居住之处），生下了一个男孩。纪氏恐罹祸，让门监张敏将孩子抱去溺死，张敏知道宪宗尚无子嗣，秘密哺养起来。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张敏连忙伏地道：“死罪，万岁已有子。”纪氏生子哺养之事才为公开。此时男孩已五六岁了。①当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寿宫，取名朱祐樘，册立为皇太子的同时，生母纪氏却在宫中暴卒，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一天，万贵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嘱他：“儿去，无食也。”朱祐樘见到万贵妃后果然不食，给他吃，说：“已饱。”给他汤，说：“疑有毒。”②万贵妃大恚，自此忧愤成疾。她本来体胖，又常发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宫人时痰厥而死。宪宗为之叹道：“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也于当年病逝。③这一场宫中悲剧，却导致了明朝历史上一段为人所称颂的“中兴”之世。①《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②《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第一节弘治初政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为弘治。与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数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发，藏匿不归。他得知宪宗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宪宗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鸾等手段迷惑宪宗，益作威福，搢绅进退，多出其口。加之执政大臣万安等人从而附丽，势焰更炽。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传奉官”，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孝宗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他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宪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①，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②结果不仅贵近侧目，宪宗也颇厌苦之。先是将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③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却是一名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宪宗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鲠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他不惜与宪宗争执。他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④宪宗晚年，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①《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②《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④《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万安其人无他能，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奸僧继晓惑帝以固宠，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类冒进的杂流，对于他的处理，孝宗要慎重得多。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十一月间，孝宗在宫中得到一个箱箧，里面居然全部是关于性生活的所谓房中秘术，而且都署具“臣安进”。怀恩奉旨前往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于是科道官文章弹劾，遂罢其职。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弘治“中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弘治君臣”。当然，谁也不会忘记怀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①①《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第二节从宫廷到朝廷《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②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1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成化七年（1471）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首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宪宗从此也不再召见大臣。①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此里面意也。”②里面者，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房中术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可出矣！”①七十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1470）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②《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②《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亲与妻子。这成为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发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若言是，棕棚已毁矣。”①费訚大感惭愧，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①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①《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①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②并且罢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欲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是”字。“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遗失。”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是只须一字足矣。”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孝宗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诸臣这才叩头告退。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①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①《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发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①原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首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1491）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1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1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首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内阁的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刘棉花”之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1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②后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③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1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01）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①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①《明史》卷三○四《萧敬传》。
②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价》。
③《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①《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1491）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1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①“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②又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③①《明史》卷一八一《赞曰》。
②同上卷一八二《赞曰》。
③同上卷一八三《赞曰》。
第三节弘治中兴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④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1488），马文升初任都御史时曾陈时政十五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①这其实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国道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去施行。于是又回到了一个人事问题上。倘若还是那批权奸佞臣当道，再简单的道理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无非在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至于国家、朝廷、百姓，则无心顾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贤去佞之举，这些显而易见的治国道理也便成为君臣共遵的原则。
这一年五月，史书记述说：“嘉兴盗起”。但是这所谓的“盗”，其实却是官。百户陈辅恃权横行，平日以盗贩私盐为利，事发被革官，遂招集亡命无赖，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县官吏置之不问。直闹到陈辅等人攻陷府城，占据府库，开狱放囚，抢得军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件事对朝廷触动颇大。
④《明史》卷十五《孝宗纪赞》。
这是一起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盐政自成化年间为势豪所垄断，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终至酿成动乱。案件发生后，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盐政，李嗣清理两淮盐政。彭、李均朝中正臣，严责地方，变更盐法，商人、灶户稍解抑配赔折之困，势豪之家始不得肆意与民争利。孝宗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个月后，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朝廷截调湖广漕运米二十万石赈济四川，但不想湖广当年亦歉收无粮，转漕之事竟未能成。这时的新任四川巡抚为都御史谢士元，急檄设置流民收容济食之所，给符遣归。途经郡县验符给粮，孝宗又发帑金二万两，给饥民耕种之具。随着饥民复业，谢士元以行边为名，前往土番族地区，谕散其众。野王刚势孤，转入陕西、湖广交界一带，为郧阳巡抚戴珊与谢士元合兵镇压。这又是一起处理及时的事件。上赖于孝宗支持，下赖于谢士元、戴珊等人之尽力，四川大饥不乱，旧乱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①。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①《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②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户，十七年（1504）达1050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②《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90页。
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①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①，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②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孝宗只能推诿于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①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孝宗问。“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刘大夏重提民穷，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孝宗对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刘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谣，“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官吏的贪剥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①《明史》卷三○四《李广传》。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②夏燮：《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②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①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随后又问：“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正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孝宗当然明白刘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自从李广畏罪自杀，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黄米”、“白米”之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②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①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首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②。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③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①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②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②郑晓：《今言》，第130页。
③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①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兴革与法祖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发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①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那时代确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②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①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②郑晓：《今言》，第135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①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首先发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②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①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②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③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①郑晓：《今言》，第135页。
②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③《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矣。”④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发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首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①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②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④《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②《治世余闻》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发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①《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①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②随着①《明史》卷八○《食货四》。
②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经济的发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①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速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①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②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①《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①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②《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第十七章丘浚李东阳第一节丘浚名重于公卿之间丘濬（1418—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读书。浚聪颖早慧，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速战速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①。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大学衍义补》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发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发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②于是发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①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文庄丘公墓志铭》。下引江渊事同。②《丘文庄公文集》卷一《进大学衍义补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发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①，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陆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发生具体的影响。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疏言经籍图书之事。他十分强调经籍图书的重要性，故而《大学衍义补》中有“广图籍之储”的条目。丘濬认为，图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臣民必须遵从统治的道德规范，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同时图籍记载了国家的山川、人物、风俗、物产和朝廷礼乐刑政的演变和发展。这些精神文化财富是十分珍贵的，“今赖（其）知古，后赖知今者也”①。丘濬请求朝廷对经籍图书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爱护。他陈①《丘文庄公文集》卷一《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下引同。
①《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国过程中就注意访求遗书，“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②故明初图籍储存不减前代，为一时盛况。迄至太宗，虽急于经营北京和北部边疆，“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丘濬列举了当前经籍图书保存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单说现今内阁所收藏的经籍与永乐时内阁的《文渊阁书目》相比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内未闻考较，在外未闻购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经籍，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丘濬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学士而下，至于专司其职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务必抄誊正副，“使一书而存数本”，分别藏于内阁、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各藏书之处要加强管理和保护，防止遗失和虫蛀湿坏等。丘濬还特别注意对重要档案文件的保存，建议在文渊阁近地别建库房，“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③。又“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孝宗嘉纳丘濬所请，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在丘濬的影响下，孝宗颇为重视图籍和档案，史载孝宗甚重《永乐大典》，召对廷臣之暇，必置此书于案，反复阅读。孝宗还“亲洒宸翰，识以御宝”，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见的医学秘方，“赐太医院使臣王圣济、殿内臣宠，盖欲推之，以福海内也”①。流风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将《永乐大典》誊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状况较成化时大有改善，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当然与丘浚等一批富于学行的士大夫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力矫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议政事渐成旷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过题奏文书的奏进和批答来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宫中，易受宦官的影响，时太监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广于是肆为奸利，矫旨授传奉官，擅夺畿内民田，奏讨盐利等。丘浚忧之，乃以星变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绝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变，“宜体上天仁爱，念祖宗基业，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②。并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其疏将近万言。孝宗嘉纳其奏，却未能尽行其言。
六年，大计天下官吏，吏部尚书王恕奏黜两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上任的官员，他们因其前任留下的问题受累而被降黜。这种现象颇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阁中，借调旨之权，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职务。王恕对此大为不满，屡争不得，乃至求罢。丘浚宣言于人，谓王恕所行不合国家典制，讽示王恕纠正，二人遂至有隙。适太医院刘文泰疏讦王恕失职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职。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谓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与丘浚益不相能。舆论于浚颇有微词。丘浚在位，力矫世弊，居国子监及主乡会试，痛抑诸生险怪之文。言官言事矫激过当，丘浚毫不宽假，面折其过。②《春明梦余录》卷十三。下引同。
③《春明梦余录》卷十二。下引同。
①《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②《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
因此丘浚结怨甚多，操纵舆论的某些言官乃乘刘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诗句，攻为不经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问。
学不阿世弘治七年（1494），丘浚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参，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学，虽老疾，披览经籍不辍。丘浚为学，不趋时骛。明代理学大师吴与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终日无遽言疾色”①，甚至宣扬说，只要衣冠整肃，言动端正，以礼自持，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更可笑的是吴与弼以梦见孔子、朱熹而自得，以为修养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吴说了一大堆套话，于政事无补，其人徒有虚誉而已。丘浚一点也不盲目崇拜这些所谓的宗师，吴与弼门下高足陈献章征召来京，丘浚与谈，两人旨趣相去甚远。丘浚沮其留用，献章辞疾归乡。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如料岳飞未必能恢复北方。历代史笔以忠君报国颂扬岳飞，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顺岳武穆之志，必直捣敌巢，痛饮黄龙，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耻。然而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高宗以藩支入继大统，意在偏安求存，南宋虽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诸种弊政，无所改造，要战胜金国，谈何容易。大家都颂扬岳飞，丘浚却料岳飞未必能成功，违乖众意，招来士大夫对丘浚的反感。关于秦桧，世人独责之而不责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浅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桧非承其意旨，决不敢杀其大将。丘浚在咏史的诗作中，指出高宗应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杀死一意北伐的岳飞，秦桧之于高宗，当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桧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为官清廉介直，历官四十年，惟置一园。所居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下潮湿，丘浚虽官内阁，居之不易。弘治八年（1495），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丘浚学问赡博，时人称其著述之富，为开国以来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重编琼台会稿》等。
①《明儒学案》卷一《吴康斋先生语录》。
第二节李东阳在明朝，少年时代便显露才华而后成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为大官僚又成为文坛领袖的人就更少。李东阳却走过了一条神童—学士—首辅—文坛领袖的道路，这是其独特的人生之路。
从学士至首辅李东阳（1447—15），字宾之，号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后迁居京师。①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居于此。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东阳自幼即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因而名声大振，在四岁、六岁、八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这多少得利于身处天子脚下。因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华的童子程敏政同时被召见，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都很贴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首辅，都兆于他们所对下联。①这种宿命的立论固然荒谬，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确实要自如得多。
在京师的庠学读了几年书，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是正七品官，侍讲是正六品官，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地位显贵和初期升迁缓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李东阳幸运的是，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受知于皇储和受知于皇帝一样，是进身的重要阶梯。成化二十二年（1486）底，李东阳的父亲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将在京住坐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一道奏疏声称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行步艰难，不便鞍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严重，暂且不说，上了这道奏疏，他终于争取到了三年守丧。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来目的。弘治二年（1489），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因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到六年，各地相继发生旱灾。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颇有些新意。他摘录《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仁政必自经界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①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
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解说。①这份奏疏中确有空泛之言，但也相当尖锐地提出不少实际问题。如关于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获者有赏，而不效者无刑，徒费赀财，复伤政体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于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始以三者言之：山东诸府，谷麦所宜，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府，鱼产极富，水竭鱼荒，河泊岁课，多所折纳；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窃见畿甸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则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诉讼之牒，缠绵数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迩。往年固有聚众持刀殴杀内使者。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习俗相承，日以弥甚。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莫有大于此者。”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按问，或经考核，或经纠劾，或经参驳，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此风既行，渐不可长。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骇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满腹经纶”在此有了生动体现。孝宗对他的这一番言论十分称赏。恰首辅徐溥等说，起草诏敕繁剧，宜有专人领其事。李东阳自然是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典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后，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于他手。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徐溥和刘健，与他一起拜为阁臣的有谢迁，都是一时名臣。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内阁者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三人各有特长，按当时的话来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①弘治年间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礼部尚书傅瀚、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又较平和，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借清宁宫灾，对一些流行的言论进行批驳：“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②显然，他重视舆论，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为会试之年。大约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和程敏政同①李东阳：《文前稿》卷十九《应诏陈言奏》。
①《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②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为主考。这本来可用来点缀盛世的，谁知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给事中弹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举人徐经漏泄试题。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李东阳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唐、徐两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唐寅黜为吏，程敏政致仕。李东阳不取唐、徐二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04）。因重建曲阜孔庙成，他奉命前往祀祭。来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在议论国家的各种弊端。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①上下隔绝，弊端是很难纠正的。孝宗称赞他“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②。
孝宗还能容人言过，特别是对辅弼大臣很客气，君臣之间关系平稳。孝宗一死，形势即大变。李东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这使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也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他为人的极大争议。
勉力撑持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三位顾命大臣再次加以荣衔，已是少师兼太子太师的刘健加左柱国，李东阳和谢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国。在这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廷和外廷对于权力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刘健为首的官僚集团，都拼命对皇帝施加影响，以求得对局势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1506）十月以前，李东阳都是与刘健、谢迁站在一起，试图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们谈论盐法之坏极矣，又疏陈政令十失。六月，他们批评武宗，“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③。八月，武宗在暖阁召见内阁大臣，责问为什么不如数付给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的太监盐引。李东阳回答：“此辈若得明旨，即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于始。”①当时传说，武宗在外朝的压力下，要逮捕刘瑾等八人，李东阳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使刘瑾等人先一步采取了行动。要说他有意结好刘瑾，显然根据不足。但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确实不同，当刘健、谢迁措词严厉地必欲置刘瑾于死地时，他的态度却比较暧昧。这种态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书许进就认为，“过激将有变”②。相对谨慎的态度，加上名气很大，“海内名士，多出其门”③。到十月，刘健、谢迁被勒致仕，单把李东阳留在了内阁。根据惯例，他成为首辅。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很难说李东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事关士大夫的名节，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①《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②《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
③《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①《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②《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③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为处。”④武宗和刘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晋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在为刘健、谢迁饯行时，李东阳戚然涕下。刘健很有些鄙视地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⑤听到同僚不肯谅解的责备，他只能默默无言了。
与刘瑾周旋是很艰难的。虽然刘瑾对他还算客气，但讨论起问题来，已经免不了声色俱厉，发现了工作中的差错，也免不了假以颜色。正德二年（1507）七月，李东阳检核《通鉴纂要》一书的错字，纠劾负有直接责任的五名官员。这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刘瑾恣意扩大此案，受处罚者，夺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东阳本人，都牵连进去。为了应和刘瑾，李东阳干了一些损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刘瑾的奏疏上批答：“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①在敕封刘瑾父亲的诏书上说“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云云②。刘瑾在朝阳门外建玄真观，李东阳为他撰写碑文，极其称颂等等，这也是一种御用文学。
与刘瑾的亲信周旋也是很艰难的。刘健、谢迁致仕以后，焦芳、王鏊入阁。王鏊被认为是正人，但学究气似乎更浓，或因文人相轻，他与李东阳的关系不好，并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为人十分霸道，学识亦差，所以有人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他对刘健有怨言，竟然“于众中嫚骂”；他任吏部侍郎，对尚书马文升屡加姗侮；因对原阁臣彭华、谢迁不满，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诟詈。③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东阳引荐更能委曲求全、更善于应付宦官集团的官僚杨廷和入阁，“小有剂救”④。
张彩不但是刘瑾的亲信，而且是刘瑾“大敬爱”的人。他待人严厉，傲慢无礼。一次，李东阳和杨廷和亲至张彩府宅，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仆人来说：“请先行，将后至。”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⑤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①。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②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首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④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⑤《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③《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④《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⑤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①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②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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