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参阅《吴县志》卷七五下《列传·艺术二》。
第四节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明代的造船航海技术是较先进的。十五世纪初，郑和率领船队七次航海下西洋。航海罗盘的使用是远航成功的重要技术保证之一。随同郑和远航的巩珍曾记载当时航海“皆斫木为盘，书刻干支，浮针于水，指向行舟”①。可见当时普遍使用罗盘指示航行。“至嘉靖间，遇倭夷之乱，始传倭中法，以针入盘中，贴纸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谓之旱罗经”②。“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天下人始多旱针盘。但其针用磁石煮制，气过不灵，不若水针盘之细密也”③。说明自明中叶开始，从日本传入有支轴指南针的旱罗经，应用于航海。在张燮的《东西洋考》卷九“西洋针路篇”和“东洋针路篇”中，就分别叙述了从南中国海至南洋和从澎湖至菲律宾、婆罗洲及台湾等地所应采取的针位方向。
摩擦起电现象张居正曾记载他亲身经历的现象：“凡貂裘及绮丽之服皆有光。余每于冬月盛寒时，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进炸有声，如花火之状。人以为皮裘丽服温暖，外为寒气所逼，故搏击而有光，理或当尔。”①冬季空气干燥，皮毛丝绸容易摩擦产生静电。与张居正几乎同时，都邛也记载了：“吴绫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②但是，在那个时代对电的本质尚无了解。
①《西洋番国志》自序。
②李豫亨：《青鸟绪言》。
③李豫亨：《推篷寤语》。
①《张文忠公全集》文集第十一。
②《三余赘笔》“吴绫出火”。
第五十八章化学第一节《道藏》中的炼丹术著作中国古代炼丹家在长期的和大量的炼丹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化学成就。他们的工作多记录在历代的炼丹著作里，并辑入《道藏》以传世。可惜的是自唐开元《三洞琼纲》到宋、金、元三代递修本《道藏》，在元代几乎毁损无遗。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命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修《道藏》，但未能刊刻。直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方始刻板印行，并诏邵以正督校，重加订正，增所未备。《正统道藏》共5305卷，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编，以《千字文》为函目，从“天”字至“英”字，分装四百八十函。万历三十五年（07），明神宗朱翊钧又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刻道藏。《续道藏》共一百八十卷，从“杜”字至“缨”字，分装三十二函。据统计，正续《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其中与炼丹术有关的著作有一百多种。这些著作，如《抱朴子》内外篇、《云笈七签》、《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太清丹经要诀》、《三十六水法》、《诸家神品丹法》、《真元妙道要略》、《庚道集》、《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太清石壁记》、《丹房须知》、《金石簿五九数诀》等，都保存了大量的炼丹史料，是研究中国古代化学的宝贵文献。这些书大多隐晦难懂，研究难度很大，虽然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著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但未获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曾指出：“李博士（指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用四册书的篇幅阐述中国炼丹术发展史，从古代丹药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和欧洲的炼金术作了对比，内容相当精彩。他的工作展示了中国古代炼丹术在早期化学和早期生物化学方面的成就，同时也表明，这个课题疑蕴尚多，仍然是值得化学史家深入发掘的‘富矿’。”①正续《道藏》所收绝大多数都是明代以前的炼丹术著作。实际上，就化学史而言，明代的一些炼丹术著作，如陈竹泉《黄白直指》、《铅汞奥旨》、《琴火重光》，李文炳《黄白镜》等，也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总的来说，由于炼丹术本身的局限性，并随着所谓“仙丹”、“灵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江湖术士点化金银的骗术为更广泛的人们所认识，中国古代炼丹术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到了明代已接近尾声，它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的使命，也即将在人们的批判和嘲讽声中终结了。
①卢嘉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序》，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第二节本草学中的化学知识明代，炼丹术虽已彻底衰落了，但炼丹术的制药化学成就和实验技术仍为医药学家继承和发扬，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和医药化学的宝库。刘文泰等编纂的《本草品汇精要》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明代本草学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后者，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医药学巨著，同时又是一部包括各门自然科学的内容丰富的博物学全书，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化学知识。如《本草纲目》所载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绝大部分载于金石部，其中有非金属元素、金属单质、合金和多种矿物及无机化合物。而无机化合物中则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碳酸盐、硅酸盐、硝酸盐和硫酸盐等。
《本草纲目》对药物的来源、性质和鉴别方法大多有明白的记述。从现代化学知识来看，其中多数是相当确切的。例如，关于金的来源和纯度的鉴别，书中指出：“金有山金、沙金二种。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为足色也”，“［金］和银者性柔，试石则色青；和铜者性硬，试石则有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什么是伪金、伪银：“水银金、丹砂金、雄黄金并药点成者皆假金也”，“水银银、草砂银、雄黄银皆以药制成者，皆假银也。”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根据在试金石上的擦痕颜色与标准样品颜色相比较而估量金的纯度（成色）和真假的方法，在地质矿物鉴定中至今仍在沿用。关于各种矾类的鉴别，《本草纲目》中也载有十分简便的方法。如石胆“涂于铁及铜上，烧之红者，真也”，“其状如赤石脂有金星者，为铁矾”，绿矾“色绿、味酸，烧之则赤”等等。
《本草纲目》还记载了许多重要无机药物的合成方法。如关于水银霜（轻粉，Hg2Cl2）的制备，其中写道：“用水银一两，白矾二两，食盐一两，同研不见星，铺于铁器内，以小乌盆覆之。筛灶灰、盐水和、封固盆口，以炭打二柱香，取开，则粉升于盆上矣。其白为雪，轻盈可爱。一两汞可升粉八钱。”这里所述不但有工艺过程，而且有反应物的定量关系，所制得物质的纯度也很高，显然这是一种比《本草品汇精要》所载更为简明可行的水银霜制作方法。现代有人依法进行模拟试验，获得很好的结果。
又如铅粉［碱式碳酸铅，Pb（OH）2·2PbCO3］，书中也记有详细的制作工艺：“每铅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内。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盐泥固济，纸封甑缝。风炉安火四周，养一七，便扫入水缸内。依旧封养，次次如此，铅尽为度。”这一反应的实质是铅与空气中的氧和醋酸蒸气作用而生成碱式醋酸铅，进一步在空气、水汽、二氧化碳的作用下生成白色的铅粉。这种制铅粉法的原理和步骤与欧洲的荷兰法几乎完全相同，但要早近一百年。
《本草纲目》在叙述药物的制作过程中，还提到了水浴加热、蒸馏、冷凝、蒸发、干燥、升华、重结晶、沉淀、洗涤、过滤、灼烧等一系列化学实验操作技术。这些方法至今仍在化学实验中沿用。追本溯源，中国古代医药学无疑对近代化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明中叶万历以后，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陆续来华。
这些传教士传入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其中也包括化学知识。但当时传入的化学知识在数量上要比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机械和火器等要少得多，并且由于近代化学在西方尚未建立起来，所以传入的内容也只是属于古典化学的范围。
在明代传入的西方化学知识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无机酸（硝酸、盐酸和硫酸）的认识和制作方法。中国古代炼丹家和医药学家早已熟悉并实际应用了制造无机酸所需要的基本原料，如硝石（硝酸钾，KNO3）、绿矾（硫酸亚铁，FeSO4·7H2O）和食盐（氯化钠，NaCl）等，也具有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因此，他们在实践活动中完全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制得无机酸，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在丹书、本草书或其他著作中找到有关无机酸的明确记载。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①。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②“强水”一词是意译的名词，其拉丁文原文指的就是硝酸。徐光启在这里记述了硝酸的性质、制备方法和操作时应注意的事项。这是中国化学史上关于硝酸的最早记载。从当时的背景看，这种方法无疑是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来的。
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①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②。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①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90页。②徐光启：《造强水法》，载《徐光启手迹》，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①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
②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91页；潘吉星：《我国明清时期关于无机酸的记载》，载《大自然探索》1983年第3期。
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此外，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杨之华、黄宏宪等翻译出《坤舆格致》一书，共四卷。《坤舆格致》的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G.Agricola，1494-1555）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43）十二月，朱由检在户部尚书倪元璐《请停开采疏》上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据实奏报”，并命汤若望“赴蓟督军前传习采法并火器、水利等项”。由于次年三月明朝灭亡，因而这项有利于传播西方化学知识和矿冶技术的措施未能实现。
第五十九章地理学明代地理学的发展明显地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于封建经济有较大发展，国力强盛，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这个背景下，域外地理、军事地理、地图学、地志等均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后期，特别是万历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方传教士传入的一些西方科学文化，给当时思想界、学术界带来一定的影响。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学者，批判封建礼教，鄙弃科举，关注“考察天地人身之故”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地理学则以徐霞客为代表，在考察自然、探索自然奥秘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①方以智：《滕寓信笔》。
第一节郑和航海与域外地理学著作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直达非洲东岸沿海国家。郑和的成功，对中国地理学主要有两项重要贡献。
航海记录郑和航海的原始资料虽然被人销毁了①，但经后人搜集转载，仍留下了一图一编，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和《针位编》。
《郑和航海图》今收入《武备志》中，《针位编》已佚。明人曾将《针位编》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并列。②《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存最早最详细的海图，绘有针路，包括针位和航程。来回针路一百零九条。图上标有地名、城垣、官署、庙宇、宝塔、桥梁、港湾、礁石、浅滩等。全图收入地名五百多个，其中外国地名占五分之三弱，大大超过《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书的记载。③明代学者称此图“详而不诬”④，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则称此图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⑤。
《针位编》记录郑和航程中罗盘针所指的方位，相当于航海手册。
郑和随行人员撰写的域外地理著作郑和随行人员撰写的域外地理著作就目前所知有四种，即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和匡愚的《华夷胜览》。《瀛涯胜览》不分卷，写于14年。作者随郑和三次下西洋，充当翻译。同时“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①。全书采用分国叙述的方式，国与国之间，一般记有航向和日程。共记二十个国家，内容详略不等。一般有地理位置、气候、民族、宗教、风俗、物产、服装、住房、商品交易、货币、文化、刑法、历法、神话传说以及郑和活动情况、华侨状况等。
《星槎胜览》，原本二卷，于1436年写成。后经他人改订为四卷，较原本有增删，文字亦由芜俚而雅洁。1936年出版的冯承钧校注本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览目识的二十二国情况，后集为作者得自传闻的二十二国情况。费信随郑和四次下西洋，书中记载的内容颇为丰富，包括航线、航行日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②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
③钮仲勋：《〈郑和航海图〉的初步研究》，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④茅元仪：《武备志》卷二四○。
⑤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五卷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9页。①《瀛涯胜览》序。
程、各国地理位置、风俗民情、物产、气候、历法、房屋建筑、语言文字、宗教、民族、货币、贸易、神话传说以及郑和在各国活动情况。
《西洋番国志》不分卷，写于1434年，作者曾随郑和下西洋。全书记载二十个国家，先后次序和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卷首有永乐至宣德的三篇敕书，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作者所写的序言也很有价值，其中讲到下西洋时曾用牵星术过洋，用水罗盘定向，火长的职责，宝船巨大的篷、帆、舵乃至淡水的积贮等。这些对于研究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华夷胜览》已佚，作者是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医生。他用业余时间留心观察所到西洋各国的山川形胜，逐一记录，绘成图册。今仅存张洪为此书写的序文。从序文得知，此书记载了交阯、占城、爪哇、三佛齐、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暹罗、孛尼等国的地理形胜、风俗、物产、人物等。①郑和航海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域外地理著作，如《西洋朝贡典录》、《海语》、《东西洋考》、《咸宾录》、《日本考略》、《日本图纂》、《日本考》、《日本风土记》、《日本一鉴》等。
①载《归田稿》卷三，常熟市图书馆藏抄本。
第二节地方志明代地方志的发展已走向**，其表现是：(1)数量较宋、元有所增加；(2)志书范围有所扩大，如出现了大行政区的省志；(3)志书种类增多，如出现了边务图志。据初步统计，明代方志已达九百余种，“今天下自国史外，都邑莫不有志”②。
关于一统志，明洪武三年（1370），朝廷即下令按照《元一统志》体例修明一统志，但没有实现。景泰年间（1450—1456），朝廷再次下令修《寰宇通志》，成书一百一十九卷。英宗复辟后，天顺二年（1458）令李贤等人在《寰宇通志》基础上重编《大明一统志》，天顺五年（1461）成书，得九十卷。万历中又有所增补。此书的体例沿袭《大元大一统志》，以京师、南京、中都三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县分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古迹、人物等十数目，而殿以外夷各国。此书取材简略，卷帙不及《大元大一统志》的三分之一。主要缺点是引用古事错误较多，甚至句读不通。明代的省志和边务志，大多记事广博，包含有大量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资料，如《山西通志》十七卷，李侃修，胡谧纂，有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此书体例完善，详略得体。分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形胜、城池、关塞、津梁、烽堠、公署、学校、宫室、陵墓、寺观、物产、户口、田赋、人物、诗文等。其中户口目下记载汉至明历代各郡、府、州、县的户口数，十分详细而珍贵。又如《四镇三关志》十卷，刘效祖撰，万历二至四年（1574—1576）成书。全书分建置考（图画、分野、沿革），形胜考（疆域、山川、乘障），军旅考（版籍、营伍、器械），粮饷考（民运、京帑、屯粮，附盐法），骑乘考（额役、免给，附互市胡马赔补），经略考（前纪、令制、杂防），制疏考（诏制、题奏、集议），职官考（部署、文秩、武阶），才贤考，勋考（勋劳、谋勇、节义），夷部考（外夷，附入贡、属贡、入犯等）。明代边务志书有数十种，以此志最详。
②万历《满城县志》张邦政序。
第三节地图学明初朱元璋对地图很重视，洪武六年（1373）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十六年（1383）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十七年（1384）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十八年（1385），上览《舆地图》。①此后各朝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编绘地图。
在明代地图中，政区图比较多，且多数以图集形式出现。例如，杨子器跋《舆地图》，李默《天下舆地图》，罗洪先《广舆图》，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汪作舟《广舆考》，程道生《舆地图考》，吴学俨等人的《地图综要》，都很重要，其中尤以罗洪先的《广舆图》最为著名。
从罗洪先《广舆图序》可知，罗在“考图观史”的过程中，发现“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因而他外出收集地理资料，准备编辑一幅内容丰富、质量更高的地图。在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舆地图》后，经过与其他图比较，他认为朱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于是他在朱图的基础上，按计里画方的方法分幅转绘，并把自己收集的新资料补充进去，朱图未备者，“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其诸沿革统驭，不可尽载者，咸具副纸。山中无力佣书，积十余寒暑而后成”。图成于1541年前后②，名之为《广舆图》。
《广舆图》继承了《舆地图》的优点，克服了《舆地图》的不足，从而把朱思本的绘图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舆地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罗洪先把它改为地图集形式，总计有图四十五幅。除十六幅分省图是根据《舆地图》改绘外，其余均为罗洪先增补。此外，《广舆图》以前的地图虽然已有各种图例，但没有明文记载其名称。罗洪先采用了二十四种图例符号，并明确以这些图例符号“类从辨谱”。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国地图，多数以《广舆图》为蓝本，如《广舆考》、《皇明职方图》、《舆地图考》、《地图综要》、《舆图备考》、《内府舆图》等。《广舆图》在明、清两代共刊印七次，手抄一次，可见其流传之广。
明后期，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对中国地图学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一到中国，就想办法把中国传统地图译制为西式地图。每到一地，便测量当地的经纬度，其精确度与现今所测无大差别。此外，他还发现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绘制的世界地图极感兴趣，于是他决心绘制用中文说明的世界地图作为他传教活动的工具。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被士大夫阶层视为珍奇，争相为之翻刻。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不仅给中国增添了制图知识，而且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学，地球五带说，海陆分布，世界名山大川、国名和地名等。
西方的地球仪是在元代传入我国的。札马鲁丁曾制作了我国第一架地球仪。明代李之藻也曾在利玛窦指导下制作过地球仪。但这些地球仪都未能流传下来。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球仪，木质实心，油漆彩绘，直径约58.4厘米，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据研究，这架地球仪是明代制作的，后流失于国外。①郑晓：《今言类编》（上），载《胜朝遗事》第3函。
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理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18页注①，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①①曹婉如、何绍庚、伍芳思：《现存最早在中国制作的一架地球仪》，载《中国古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第四节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明代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北方的九边；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三是南方边疆地区。主要著作有：《九边图说》、《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滇行纪略》、《海槎余录》、《赤雅》、《西南夷风土记》等。
《九边图说》一卷，孙应元撰，成于1569年。书中记载北方九个边镇的形势、军备、钱粮等情况，各镇附有地图，是明代重要军事地理著作。
《筹海图编》十三卷，郑若曾撰，1562年初刻，是一部抗倭防倭的海防全书。卷一有《舆地全图》、《沿海山河图》共七十余幅。卷二为中日关系史。卷三至卷七为广东至辽东沿海海防地图、海防史及海防措施。卷八为倭患总编年表、寇踪分合图谱。卷九为大捷考。卷十为遇难殉节考。卷十一、十二为海防经略。卷十三为兵器图录和图说。
《海槎余录》，顾■撰，约1527年成书，是一部全面描述海南岛地理的著作，“凡山川要害，土俗民风，下至鸟兽虫鱼奇怪之物，耳目所及，无不记载”。原稿已佚，今存部分内容，如历史遗址、植物、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动物、风俗、气候、海产、少数民族历法等。
《赤雅》三卷，邝露撰，书中“所记山川物产皆词藻简雅，序次典核，不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下，可称佳本”①。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
第五节旅行家及其著作明代的旅行家除了上述航海家郑和以外，还有陈诚、王士性、徐霞客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徐霞客。
陈诚于1415年写成《使西域记》，记载他送使臣回中亚哈烈国的经过及沿途各地山川、人物、风俗。既有中亚各国的地理内容，也有我国新疆吐鲁番等地地理内容。
王士性（1546—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初授朗陵令，后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又迁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历太仆少卿，最后迁南京鸿胪卿而卒。他幼贫而好学，诗文名天下。性好游，足迹几遍全国。他的旅游，多数是因官职调动顺道而至。著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广游记》二卷，《广志绎》六卷等。其中《五岳游草》、《广游记》为游记，《广志绎》为作者晚年写的地理笔记。他的游记多历史典故，地理内容不如徐霞客的丰富，但文笔很好，“下笔言语妙天下，兴寄高迈，超然埃■之外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①。
明朝末年，出现了我国伟大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41）。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他出身在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地主家庭，自幼“特好奇书”，有遍游五岳的志向。长大以后，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从二十二岁起直至去世，三十多年间，不断地出外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徐霞客不仅坚持旅游，而且坚持写游记。旅途中的旅店、农舍、破庙、山石、路旁，以至树荫下、篝火边，都是他写作的场所。他写的手稿，“高可隐几”②。后来由于战乱，手稿遗失严重。经后人搜集整理，流传至今的《徐霞客游记》仍有六十多万字，内容涉及地貌、地质、水文、气候、生物、人文地理等。它不仅是我国系统记述岩溶地貌的巨著，而且其成果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①①潘耒：《五岳游草·序》，91年。
②钱谦益：《徐霞客传》，载《牧斋全集》卷七一。
第六十章生物学明代，人们在总结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动植物形态和分类、动植物生活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微生物以及遗传变异等方面的生物学知识更加丰富，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节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知识明代的一些著作对许多植物形态的观察和描述是很细致和翔实的，其中以李时珍的贡献最为突出。如李时珍对牛膝的形态描述：“其苗方茎暴节，叶皆对生，颇似苋叶而长且尖■。秋月开花，作穗结子，状如小鼠负虫，有涩毛，皆贴茎倒生”①，突出了牛膝的特点。据此可知这里指的是怀牛膝。茺蔚（益母草），“其叶如艾叶而背青，一梗三叶，叶有尖歧（掌状三裂）。寸许一节，节节生穗，丛簇抱茎。四五月间，穗内开小花，红紫色，亦有微白色者。每萼内有细子四粒，粒大如同蒿子，有三棱，褐色”②，对茺蔚的叶、花、子的形状和颜色，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把唇形科的轮伞花序清晰地勾画出来。又如在动物方面，明确地记载了石首鱼“弱骨细鳞，黄色如金。首有白石二枚（指头部有两块大耳石），莹洁如玉”①的形态特点。近代分类学上石首鱼科的命名，即源于此。关于啄木鸟“嘴如锥，长数寸，舌长于咮，其端有针刺，啄得蠹，以舌钩出食之”的描写也很形象和生动②，等等。关于一些珍贵毛皮兽类的记载，如貂：“色有三种：一白者曰银貂，一纯黑，一黯黄”，“貂产辽东外徼建州地（今辽宁、吉林等地）及朝鲜国”，又“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③。可见当时对貂的种类、毛色和狐的产地等都有明确的认识。
明代在动植物分类上有较大突破者，也当属李时珍。他通过调查访问，采集标本，绘制成图，于1596年编成《本草纲目》。全书记载动植物一千六百多种，分植物界为五部三十类；分动物界为五部十八类。“部”相当分类学上的“纲”，“类”则相当于“目”。纲目分明，扬弃了传统本草学中的“三品”分类体系，而主要依据动植物的形态、习性、用途分类。这与现代分类阶元划分，是相当接近的。在《本草纲目》的一些目中，又将性状相近的种类排列在一起。例如，描述猩猩“人面人足，长发，头颜端正”；猕猴“手足如人，亦能竖行”④等等。这和现代灵长目分类特征相一致。可见《本草纲目》中反映的动植物分类系统是中国古代生物学史上一项重要成就。①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六，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版。本章所引《本草纲目》均用此版本，不再赘注。
②《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五。
①《本草纲目》鳞部卷四四。
②《本草纲目》禽部卷四九。
③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④《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第二节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在明代人们更进一步和更深入地认识了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这些知识在本草和其他著作中得到了反映。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以植物生境来分类的例子。如在“草部”之下又分为山草、隰草、水草、石草。说明这些草类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其生境而分的。宋应星指出：“凡棉春种秋花，花先绽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时”①，正确地观察到棉具有开花结实期较长的习性，因此收花时期就不一致。李时珍提到，荆三棱“多生荒废陂池湿地”②，龙舌草“生南方池泽湖泊中”③，水萍“浮萍处处池泽止水中甚多”④等，说明他已很了解在不同的水分环境里生长着不同植物种类。此外，不同植物对阳光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阳生与阴生之分，如石南“生于石间向阳之处”⑤，半边莲“生阴湿塍堑边”⑥等。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除水分、光照与植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温度、地形高度对植物也都有重要影响，这在《本草纲目》等著作中也有不少明确的记述。
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每种动物都有一定的栖息环境。在明代已更多地观察和认识到动物对周围环境中的温度、光线等因素的反应。如兽毛有保温作用，许多动物的毛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而变化。黄省曾在《兽经》里记载：兽类“春则毛盛，夏则毛稀少而革易，秋则更生而整理，冬则生而毛细，毛以自温焉”。李时珍写道，狐“日伏于穴，夜出窃食”①，貉“与獾同穴而异处，日伏夜出，捕食虫物”②，指出了狐、貉夜间捕食的习性。貂，“夷人夜伺树下，屏息悄声而射取之”③，指出了貂在夜间活动的习性。对蚕蛾交配产卵的情形也有非常正确的描述。如“雌者（蛾）伏而不动，雄者（蛾）两翅飞扑，遇雌即交。交一日半日方解，解脱之后，雄者中枯而死，雌者即时生卵”④。此外，当时人们对一些海产动物的生态习性也有不少翔实的观察和记载。徐光启还曾注意探讨一些昆虫的生活史。例如他对白蜡虫、蝗虫生活史做过较详细的研究，并把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白蜡生产和灭蝗的斗争中去。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②《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四。
③《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九。
④《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九。
⑤《本草纲目》木部卷三六。
⑥《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六。
①《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②《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③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第三节遗传与变异明代著作中有许多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如“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种，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异也”⑤。就是说，水稻在环境失水的条件下会大部分枯死（被淘汰），但可能出现仍能生存下去的突变植株。通过这种方式选择的植株，显著地改变了需水的特性，从而得到适应旱地种植的旱稻品种。夏之臣在《亳州牡丹述》中写道：“牡丹其种类异者，其种子之忽变者也。”说明牡丹变种多的原因主要在于种子突变把各种类型保存下来。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夏之臣不可能像本世纪初的卡尔任斯基和德·弗里那样，对不同植物通过实验研究提出完整的突变理论，但是“忽变”实质上就是“突变”，他能用忽变去解释牡丹种类的差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①有意识地利用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遗传变异现象，进行人工选择，以培育出各种优良品种，是近世人们广泛称道的重要成就。例如，对金鱼的选育，当时已采用隔离饲养，逐日淘汰等手段来选择培育人们所需的尤其是新奇名贵的品种。张丑（张谦德）《珠砂鱼谱》（1596）记载：“蓄类贵广，而选择贵精，须每年夏间市取数千头，分数十缸饲养，逐日去其不佳者，百存一二，并作两三缸蓄之，加意爱养，自然奇品悉备。”②正是通过这类方法进行长期选择，才培育出世界闻名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金鱼。宋应星谈到蚕种时说：“凡蚕有早、晚二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此一异也”③。说明他已认识到品种之间可以转化，将早种雄蚕与晚种雌蚕配种，也就是用人工选择和种间杂交的方法可以产生优良品种。这也是利用杂交优势的一个突出事例。
⑤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乃粒》。
①姚德昌：《从中国古代科学史料看观赏牡丹的起源和变异》，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3期，1982年。
②张丑：《硃砂鱼谱》，见《生活与博物丛书》的《禽鱼虫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③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第四节微生物知识关于微生物方面，明代对大型真菌已有更广泛和深入的认识。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真菌已近三十种，除选录历代关于大型真菌的资料外，其中粟奴、粳谷奴、皂荚蕈、蘑菇、鸡■、舵菜六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就所收载的真菌数量而言，历代文献中当以此书最丰富，如潘之恒《广菌谱》所载真菌，全部可见于《本草纲目》。该书记载：“蘑菇出山东、淮北诸处”，“长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柔软，其中空虚，状如未开玉簪花”①。又稠膏蕈“生孟溪诸山。秋中雨零露浸，酿山膏木腴，发为菌花。生绝顶树杪，初如蕊珠，圆莹类轻酥滴乳，浅黄白色，味尤甘。已乃张伞大若掌，味顿渝矣”等等②。说明当时人们对这些菌类的产地、形色及生境的观察和了解已相当细致了。
对于真菌发生的问题，以前长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没有正确的认识。
如历代本草著作中都沿袭《神农本草经》的说法，视灵芝为神草。李时珍则批判了灵芝为“神草”的说法，他说：“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又云服食可仙，诚为迂谬。”③关于芝的生成，这种看法固然并不正确，但这表明李时珍已将芝的发生与其他菌类的发生同样看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神异性。在研究大型真菌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他还提到，“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傅之，即生五色芝”④。这是我国较早关于灵芝培养的记载。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灵芝的习性，不仅可在野外大量采集，而且在室内也可以大批栽培了。
有关红曲制造方法的记载，也是较早见于《本草纲目》。其中提到制红曲有“入曲母”，“以帛密覆”，“热即去帛摊开”，用新汲水分次蘸湿等工艺过程。⑤由于红曲霉生长缓慢，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像其他霉菌一样生长得好，所以在培养红曲霉时要先加入曲母，这相当于现在的接种，以便使红曲霉从一开始就获得生长优势。在培养过程中原料时摊时聚，是为了维持较高的有利于红曲霉而不利于其他霉菌生长的湿度，这是利用红曲霉比其他霉菌耐温的特性来抑制杂菌的生长。分次蘸水，是为了控制原料的含水量，使得红曲霉可以长入米粒内部，而又不至于在米粒内部进行糖化发酵和酒化发酵①。通过这样的操作程序，就可以得到色红心实的优良细曲。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详细记述了红曲的制法，其中在原料里加明矾水的做法，是红曲培养技术上的一大创造。加入明矾水可以调节酸度，有助于抑制杂菌生长。这些培养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对微生物生长特性的深刻认识，即使在今天，对于培养微生物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
此外，明代在对植物病害和病原微生物的认识和防治方面也有不少有价值记载。如《天工开物·乃粒》对稻瘟病的发病原因和处置方法作了较全面①《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②《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③《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④《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⑤《本草纲目》谷部卷二五。
①方心芳：《曲蘖酿酒的起源与发展》，《科技史文集》第四辑，上海科学技术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的叙述。俞宗本《种树书》记有用雄黄或硫磺烟薰治疗果树病害②，这是用化学药剂防治植物病害的方法。在未见到病原微生物的古代，这些从农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对于防治植物病害起了重要作用。
②俞宗本：《种树书》，农业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第五节解剖学知识明代在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的工作，大多是对古籍的整理和注释，其中也有一些新的见解，或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看法。如杨济洲于万历二十九年（01）编撰的《针灸大成》，在杨介《存真图》基础上，明确指出心“居肺下膈上”，符合心脏的解剖位置。书中所附脏腑图，也较精确，接近各脏器的实际情况。此外如《内经知要注释》、《医中必读》，在呼吸与脉搏的关系等方面也有不少确切的记述。①明代解剖生理学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是西方人体解剖生理学知识的传入。当时来华的一些耶稣会士如意大利人利玛窦著《西国记法》，意大利人艾儒略著《性学粗述》，书中把感觉器官通过神经与脑联系起来，介绍了感觉、知觉（耳、目、口、鼻、体）、记忆、思维、睡眠等生理知识，德国人汤若望著《主制群征》，简要介绍了食物消化的过程和血液运行的途径等。邓玉函和毕拱辰译著《泰西人身说概》和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译著《人身图说》，较详细介绍了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和感觉器官，其中包括各器官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在这些著作中包含有西方的近代解剖生理学知识，但其中也有宣扬宗教神学的内容，对人体也还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描述，并且封建礼教也限制了西方解剖学在中国的传播，使之仅有很有限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掀起了西方近代生物学（包括解剖学）知识传入的又一次热潮。
①苟萃华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第六节《救荒本草》和《闽中海错疏》明代的生物学著作为数不少。在植物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朱■撰写的《救荒本草》。朱■是明太祖第五子，封周王。他看到当时黄淮地区灾害频繁，人民以草根树皮为食，甚至误食丧生。为此，他致力于救荒植物的研究，组织收采和整理野生食用植物，于永乐四年（1406）编成《救荒本草》。这是一部从传统本草派生出来、结合食用以救荒为宗旨的植物书。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四百十四种，分草、木、米谷、果、菜五部，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植物描述是来自朱■对植物的直接观察，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叙述这些植物的产地形态、生境及食用部位和用法。每描述一种植物，都附有精美插图，图的精确程度远胜于以往的本草著作。朱■在封地河南开封府拥有自己的园圃，这实际上是一座实验植物园。他经常在园子里进行观察和研究，以掌握植物的主要特征，如花的结构、颜色，生长部位，以及果实形态等，并以之作为识别植物的依据。可以说《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一些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也很有实际价值。《救荒本草》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著作之一，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朱■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周履靖《茹草编》、王磐《野菜谱》、鲍山《野菜博录》等同类著作。
在动物方面，屠本畯著《闽中海错疏》是很有名的。此书写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书中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水产动物（包括少数淡水种类）二百多种，以海产经济鱼类为主，计有八十多种，其中包括著名的海产品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对虾和蟹等，分属于二十目四十科。此外，还有腔肠动物、节肢动物、两栖动物和少数海洋哺乳动物。这部著作根据动物生物学特性，将它们分成许多群，在大群中还有小群，从而体现了彼此的亲缘关系，发展了自然分类体系。此书描述动物的重点是命名、形态、生境、生活习性和经济价值等。这与现在动物志的编写体例十分相似。《闽中海错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水产动物志。
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丑（字谦德）著《硃砂鱼谱》。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十个方面叙述金鱼的形态品种、遗传变异和人工选择；下篇，也从十个方面记载了金鱼的生态习性、繁殖及饲养方法。书中正确指出金鱼的尾、颜色、花纹、躯干，各部形色都不同于普通的鱼，特别是其具有躯干粗短肥壮的特点，并首次记述应用混合选择法培育金鱼新品种。《硃砂鱼谱》是中国古代较早一部阐述观赏金鱼的专著。
第六十一章医药学明代，医药学的发展更趋向于全面展开，基础学科、临床分科与治疗经验总结、卫生保健与卫生事业管理等都步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尤其是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和求实思想的兴起及其获得的成就更为突出。
第一节医学基础学科的进步在基础学科的研究上，除了更注重诊断学的研究外，仍然很注意医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这在《内经》、《难经》的研究上看得更为清楚。
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注在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历代对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证、注释研究均甚重视。明代医学虽出现了一些革新和求实倾向，但在注释《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著作的发挥研究上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代表著作有马萌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1586），张景岳的《类经》（24）等。马萌的发微，将《内经》重新分卷并按作者的理解加以注释训解，为明清医学家学习研究和正确理解《内经》的理论和经验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尤其首注《灵枢》，汪昂评：“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①张景岳将《内经》理论内容，按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分为十二大类，为后世分类学习和专题研究《内经》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条理井然，易于寻览”，其注亦颇有发明。
中药与方剂空前丰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李时珍的成功则借助于宋代官方多次组织全国学者对药物的征集和修定刊印；明初本草学家的努力和资料积累对其成功也不无助益。例如：朱■编撰《救荒本草》（1406），以其政治地位和权势并经采访、调查、种植观察，选可供救灾食用的植物四百十四种，各述其品名、产地、形态、性味，加工烹调等，并插图以便辨认。李时珍从中采用三种以增加《本草纲目》的学术价值，并给予朱■以肯定的评价。又如：陈嘉谟《本草蒙荃》（1565），收药七百四十二种，既继承前人成就，又吸收当代及个人在学理和药物加工、贮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既富有学术价值，又以韵语对仗写成，颇便于初学诵记，是一部较好的入门书。李时珍从中汲取药物两种以充实自己的著作，并予“颇有发明，便于初学诚称其实”的高誉。汪颖撰《食物本草》二卷，取材于卢和之书稿而成书，分水、谷、菜、果、禽、兽、鱼、味八类，颇多影响，惜其书已佚。李时珍从中竟选取十七味以充《本草纲目》之内容。①此外，对本草学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著作，如兰茂撰《滇南本草》，收药四百余种，是一部很有特色和学术价值的地方性本草学专著；又如：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1505），共收药物一千八百十五种，更有由王世昌等八名画师五彩工笔绘制的药图一千三百五十八幅，十分精美，有着较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上两种书由于一位作者在云南，一位作者因医疗事故而搁置内府，故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未能以之参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称为集明代①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五，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①参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
以前本草学著作之大成。
在方剂学方面，最为突出者是朱■的《普济方》（1406）。该书以明太祖第五子朱■之权势，以医学教授滕硕、刘醇之技术合作而成，其内容广博丰富，集明以前医方之大成。该书共收医疗方剂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首，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采摭繁富，编次详析②。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在我国方剂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医方考》（1584），作者吴琨选方七百以考其方药、见证、名义、事迹、变通、得失、所以然等，使医疗处方之理论和方法达到新的高度，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诊断技术的进步疾病之诊断能否正确是衡量医学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诊断能否正确则取决于诊断技术是否全面、科学。明代诊断技术的进步是明显的，首先是医家们十分强调询问病情，“四诊”检查和书写完整的病案（病历）。例如：李梴《医学入门》（1575）强调了五十五个应该询问的事项，张介宾编成“十问歌”要求医家熟诵。在望、闻、问、切“四诊”技术方面，历代一些医家有将切脉神秘化倾向，而李时珍指出：“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首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①他的《脉诀汇辨》更强调：“设不能以四诊相参未有不复人于反掌间者。”要求临床治疗医学家全面重视病历的书写，并将病历书写必须包括的内容——“六法兼施”一一条列，令医家有所准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六法是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原、治方术等，在六法之中，又有三十余项必须书写的内容要求。医者若能遵循这一书写病历的格式，一一询问、检查，并作全面记录，分析研究，其诊断水平必可提高。与此同时，汇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病历的《名医类案》（1552）所收医案数以千计，“可为法式者固十之**，亦医家之法律矣”②。②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2页。①李时珍：《濒湖脉学》（156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
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4页。第二节临床医学进一步丰富发展明代，临床医学分科按太医局已达十三科，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有不少以专门医治某种或某几种疾病的医生的出现，所以临床医学的分科已不那么严格，且明显超过了这种科别。此期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由于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技术的进步，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例如：在内科传染病方面，对鼠疫之传染性和极高的病死率已有了十分正确的认识。当时虽然还未能总结出理想的治疗方法，但由于已观察到该病与其他传染病的传染流行与病人的衣物等有关，故著书立说：“凡患瘟疫之家，将初病人衣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传染。”①又如对烈性传染病天花的预防，已在广泛探索的基础上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详后），使天花在我国逐渐得到预防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又如对肺结核病已有多种专门著作出现，并出色地提出日光、空气、环境、休养等在治疗上的重要性。徐春甫在其所著的《古今医统》中更提出：不与病人接触，不去病人家问疾吊丧，不可接触病人衣物等预防传染的方法。其他如精神病、心脏病、消化道疾病、中毒等，也都有了新的进展②。
在外科方面，除了更重视学科理论研究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取得不少提高外，外科手术、麻醉术、医疗新技术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外科学家汪机、王肯堂、陈实功、申斗垣、赵宜真、薛己等在外科学理和新手术新技术开拓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的思想，指导外科学理研究获得新进展。由于强调手术器械煮沸消毒和使用药物麻醉、烧烙、止血等技术，外科手术如肿瘤切除术、复杂骨折手术整复、鼻息肉摘除术、截指（趾）术、死骨剔除术、先天性唇裂修补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以及肛门闭锁和**闭锁等扩张术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①在皮肤性病方面，以麻风、梅毒之防治所取得的成就为最明显。此期有两部麻风专书出现，即薛己《疠疡机要》（1554）与沈之问《解围元薮》（1550）几乎同时编成刊印，对于推广用大风子肉治疗大麻风等起了积极的作用。梅毒约在十三世纪由口岸（广州）传入我国，故有“广疮”之称。此后到明代，我国医学家相继发表了不少论著，总结出“梅毒可由男女同床同厕传染”②，“**传染”和遗传③。由于认识到传染途径并总结出比较有效的疗法如汞制剂涂布、薰法及土茯苓内服等，所以在防治上均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针灸科、小儿科以及妇产科学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进步。医家们对封建礼教日益束缚医学的进步开始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明末闵齐伋提到：“盖医之候病，止于四术，而切脉为下。然望、闻、问可施诸丈夫婴儿，而每穷于妇女。彼朱门艳质”，“而其受病非关经产，即属带淋，可云某事曾否有无？某处如何痛痒？某物若为色状？问之则①胡正心：《万病验方》（31），一名《（订补）简易备验方》，十竹斋刊本。②李涛：《明代医学的成就》，《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1期。
①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学成就》，《科学史集刊》1964年第5期。②程之范：《我国皮肤性病科的历史》，《中华医史杂志》1955年第1期。③陈司成：《霉疮秘录》（32），1910年石印本。
医危，不问则病危”④。诊治贵夫人、少女疾病之难，很能反映封建礼教对医学发展的束缚，闵氏对此的不满和讽刺批判，既是医学发展谋求革新的行动，也是思想革新的启迪与发萌。在这种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明代医学确曾出现过不小的革新，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④齐仲甫：《女科百问》40年刻本闵氏序。
第三节医学革新与求实思想的兴起与成就传染病病因学说的革新传染病的病因历代多认为是风、寒、温等邪气所致，故有“伤寒”“温病”之论，形成了传统。吴又可的研究，大胆否定传统，而且公然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疠气（一称戾气）”，并指出这种戾气“自口鼻而入”，引致传染病的发作。令人叹服的是他还明确指出这种戾气在致病上的特异性，即：能使人病的戾气，牛羊可以不病；能使牛羊病的戾气并不引起鸡鸭病；能使鸡瘟的戾气，鸭可以不病①。如此卓识，已为传染病致病菌的发现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且对传染病传染途径，致病菌的特异性都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足见其洞察力的透彻和周密。
人痘接种术的成功天花约在公元二世纪传入我国后，由于其危害力大而引起我国历代医家的关注，并在无数次治疗和试图预防的实践中，终于创造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技术。据传说远在十一世纪一位峨嵋山人已为宰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种人痘而获得天花的免疫。这一传说虽然尚不能得到充分证据，但按唐代已知接种脓汁以防治疖病等也可说明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人痘接种术发展到十六世纪中已在我国得到一定的推广。“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近代学者多据此认为我国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始于十六世纪中①。人痘接种术发明后，又经许多痘医的改进，使毒性不断降低，逐渐趋于安全可靠。人痘接种术，十七世纪开始在全国推广，俄国也派医师来北京学习，十八世纪初再传土耳其、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以及欧洲、非洲许多国家，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免疫法获得预防天花的抵抗力。直至英国人痘接种医师琴那氏1796年改进为牛痘接种后，中国人痘接种仍在许多国家继续使用。中国人痘接种术开了人类免疫学的先河②。这是中国医学家对人类卫生保健的一项杰出的贡献。
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杰出成就李时珍于1578年撰成《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收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附图一千一百零九幅，集明代以前我国药物学研究之大成。由于李时珍重视实地考察，并运用了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物学的研究和创造性进行实验观察，甚至做动物实验，他对许多药物的认识和结论有着较高的科学价值，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当时人类科学研究的先进水平。该书把四百四十四种动物药按虫、鳞、介、禽、兽、人次第分类叙述，反映了他“从贱至贵”的生物进化①史常永：《试论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及其戾气学说》，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3期。①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年版。
②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集》，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观；所叙述的“鸟产于林，故羽似叶”，“乌骨鸡但验舌黑”等，反映了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他对植物药的分类等也是划时代的，反映了当时生物学分类的先进水平，其蒸馏、蒸发、升华以及制取没食子酸白色结晶实验研究方法和生产技术，更证明他在制药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尤其可贵的是李氏记述用瓦瓶精确称量空气中含水蒸气的多少，并用以预测晴雨，也足以证明他对实验研究的重视和思想方法上的开拓精神；李时珍不但在医药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自然科学其他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①，英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誉之为博物学家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本草纲目》一书已流传世界许多国家，并被全译或节译为日、英、德、法、拉丁、俄等文字，在世界上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③。《本草纲目》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学者研究中国医药学的重要参考书。医学学术团体与学术交流明代医学的进步还与学术团体的创办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约创办于1568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是我国医学史上由医家私人创办的最早的学术团体。这所医会是当时客居顺天府（今北京）的外地医家联合组织的，十分可贵的是他们的宗旨在于探讨历代医家学术，切磋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疗道德修养，促进会员“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他们把学术交流放在重要地位，把维护会员利益置于次要地位。医会对其成员有二十二项严格要求。当时入会者共四十六人，多为著名之士，如徐春甫、支秉中等，均有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①蔡景峰：《试论李时珍及其在科学上的成就》，载《科学史集刊》1964年7期。②鲁桂珍：《中国伟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载《国外医学》1979年1期。③潘吉星：《本草纲目之东被及西渐》，《李时珍研究文集》，湖北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73页。
第四节卫生保健管理制度与中外交流卫生保健管理制度明代医学的最高管理和医疗教学机构是太医院，其下分设：大方脉、伤寒、妇人、小方脉、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金镞、针灸、按摩和祝由十三科。太医院设院使（正五品）一人，院判（正六品）二人，其属御医四人（后增至十八人），全面掌管医疗之法与卫生保健和教育等事业。例如：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凡药辨其土宜，择其良楛，慎其条制而用之；珍视御脉，烹调御药；王府请医，奉旨遣官或医士往；外府州县置惠民药局，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①。这些都是太医院的职责。明代与以前不同，因明初定都南京，后迁北京，太医院北迁后，原设南京的太医院并未撤，故在卫生保建事业和管理上设有两个太医院。两太医院以北京为主，有院使、判、吏目、御医、医士，惠民局大使、副使，生药库大使、副使等百余人。
太医院既有为帝王、宫廷、臣僚服务的职责，也兼有管理和派员四处防治臣民疾疫的责任，尽管后者是很次要的，但在皇帝诏令下，往往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至于尚药局、御药房、药藏局、典医监、良医所等，均纯属为皇帝、皇太子和地方皇室人员服务的医疗机构。洪武三年（1370）所设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等，才真正有为贫病民众医治疾病的目的，可惜这一制度并未普遍实施，已设者也往往有医无药，或流于有名无实。在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之人等方面，令设养济院等以收养治疗，这一制度曾于十五世纪初在各府、州、县普遍实行过。
中外医学交流中国医药学术与国外之交流在明代虽不及元代广泛，但在医药传出方面更有发展。日本田代三喜1487年来中国学医，1498年学成回国，积极宣扬“金元四大家”之李（东垣）朱（丹溪）学说。他的学生曲直濑道三于京都创“启迪院”，著《启迪集》，发挥李朱学说，成为日本“后世派”骨干，继之者甚众，影响遍及日本。日本坂净远于1492年来中国学医，1500年学成回国，大力宣扬中国东汉张仲景学说①，永田德本继之，反对田代喜三、曲直濑道三所倡的李朱学说，日本称之为古方派。古方派影响在十六世纪前后虽不如后世派广泛深入，但直到十九世纪甚至明治维新取缔汉医时仍存在至今。中医学在朝鲜，其发展较日本尤为普及，大型著作如《乡药济生集成方》（1398）三十卷，《乡药集成方》（1433）八十五卷，《医方类聚》（1445）三百六十卷，《东医宝鉴》（10）等，均完成于这一时期，不但在朝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且对日本、中国等的医学发展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医学与越南、印度以及东南亚等也由于郑和之出访等而逐渐密切。明代已有①参见张廷玉等《二十五史·明史·职官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①参见［日］矢薮道明《近世汉方医学史》“中国医学的日本化”，名著出版发行所株式会社1982年版，第8—10页；［日］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决定发行版），形成社1979年版，第281—298页。西方一些通晓医学的传教士来我国，例如耶稣会士利玛窦1583年来华，一面传教，一面行医治病，在华近三十年，与中国医家王肯堂、程■等曾有过不少接触，讨论医学学术问题。1568年教皇庇护第五任命卡内罗为澳门主教，先后创办医院与麻风病院，并设医科实习班，培养医生。其他如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十余人在中国从事传教、医疗、翻译介绍西医之理论和医疗技术等①。
①张慰丰：《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期-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