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始自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往往被称为“满清”，清的统治有时被说成是“民族牢狱”，其实并非如此。清的统治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同时也是各民族上层所共同认可的政权。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继续。清有民族压迫的一面，有时压迫得很残酷，同时也有增进民族联系、发展民族关系的一面。从历史的长河上看，后者自然是历史的主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清和明，都属于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我们说衰老，不说衰落，不说解体，这是因为衰老还含有一定的生命力，有时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表现一定程度的坚强。好比说三国人物黄忠人虽老，黄忠的“宝刀不老”，这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清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但有过康乾盛世。当时的皇家，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奖劝农桑、平定叛乱，在政治上是有成绩的。对于清史上这一类的问题，应妥善处理。一方面要加以肯定，又一方面也要重视这类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当然，辩证地处理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上的重要问题，史学界对此争辩热烈。有的学者把这种萌芽的社会意义说得几乎是影响全面社会的新生产力，有的学者却根本不承认这种萌芽的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萌芽是有的，但只存在于个别地区的某些生产部门，还只是停留在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要有分寸，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能说多少说多少，不要过份地推论。
在清代，科学和艺术是受到相当重视的。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家，也产生了优秀的文艺作家。他们在世界历史上同一学科门类中，也是富有成果，毫不逊色的。这两方面内容，本卷限于篇幅虽然不能有详尽的论述，但也在书中给以适当的地位。
在外交关系上，清皇朝日益暴露了它的腐朽。当时，中国仍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蹒跚前进，西方英、法、美等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还急剧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抢掠人畜财帛，并频叩中国大门，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沙俄屡侵黑龙江地域，英使一再来华。嘉庆以后，鸦片大量走私倾销内地，保守落后的清王朝不识时务，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至国际地位日益低落，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关于清代的史料是很丰富的，有关清史问题也是很多的，当前清史研究的工作还处在一个新的起步阶段。对于某些历史问题，尚不能做出明确的论断，但我们希望本卷从总的方面能为清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乙编综述第一章后金兴起第一节金国英明汗首攻图伦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年方二十五岁的女真建州左卫枝部舍人努尔哈赤，忽然获悉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杀害的消息，悲愤欲绝。原来，这一年二月，明朝的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统军征讨建州右卫阿台，觉昌安虽与阿台是姻亲，为阿台之妻的祖父，但仍与其子塔克世随从明军作战。不料在攻陷阿台之古勒寨时，反被明军误杀。
杀害父、祖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本欲向明朝讨还血债，但明皇帝拥兵百万，小小女真头人怎敢太岁头上动土，他只好归罪于图伦城主尼堪外郎，要求明臣执送此人。明朝边臣先前已因误杀而送回觉昌安、塔克世尸体，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都指挥使，认为这样事已了结。今见努尔哈赤索要仇人，遂勃然大怒，斥之说：“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女真之主。遂使尼康威望剧升，势力激增，“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连努尔哈赤之大、二、三伯祖及五、六叔祖的子孙，亦“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归附尼康。尼康又逼努尔哈赤投降。
祖、父惨死，家道中衰，部众叛离，族人变心，强敌威逼，灭门之祸即在眼前，怎么办？是屈于威势，跪地求降，还是奋抗强敌，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关键时刻，年轻的努尔哈赤果断决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高举义旗，于当年五月，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率领少数人马，攻克图伦城，打响了建立后金国的第一仗。
女真统一这时，女真各部分裂涣散，互相杀掠。《满洲实录》卷一（满文体）对此情景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译录如下：时各地之国为乱。满洲国之苏克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
《满洲实录》所记之女真三大系统，即：“满洲国”就是建州女真，“呼伦国”是海西女真，“东海”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为黑龙江女真。各系统又分为若干部，各部人丁多少不一，地域广宽不等，这大大小小的数百个部落城寨的女真，人丁总共约有六至八万。
此时努尔哈赤只有三十丁，在建州女真中也只能算是一个微弱小部，不少部长如栋鄂诸部的一个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苏完部的一个部长三潭有部众三百户，另一苏完部长索尔果辖户五百。海西女真的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部，人丁马匹皆远远超过努尔哈赤。哈达首领王台曾辖地数千里，建州各部皆被迫归顺于彼。叶赫贝勒一再欲图侵吞建州。
在这群雄争长，兼并盛行，四面皆敌的险恶形势下，只有区区三十丁实力的头人努尔哈赤，怎样才能摆脱被征服的危险，确实是一大难题。至于要想力战群雄，威行各部，更是难于上青天。然而，奇迹出现了，这位有志青年，竟在三十来年的时间里，力挫群雄，完成了几百年未曾完成的统一女真各部的伟大事业，跃居“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的宝座。这一奇迹之出现，既非什么天命有归，也不是个别偶然因素所致，而是由于女真——满族正在兴起，努尔哈赤作为这一民族的杰出领袖，能顺应时代潮流，勇于进取，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统率本族人员，三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因而出现了这一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结局。
自元以降，三百多年里，女真人由于涣散分裂，先后隶于元、明君主之下，受尽了压迫剥削。明帝及文武官将，贱视女真，称其为“东夷”，任意欺凌，百般盘剥。史载明臣“藐视女真诸大臣，欺凌侮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苦害欺凌，千态莫状”①。更为可恶的是，明廷因女真“兵满万人，则不可敌”，而对其实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千方百计阻碍女真各部的统一，诛戮欲图统一之领袖。一百二十四年前，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建州左卫都督同知董山，便因骁勇善战，威行建州女真各部，反对明朝欺凌，并欲掳掠人畜，而伙同建州卫、建州右卫酋长，多次入边劫掠，致被明帝诱入京师斩杀。明军还征剿三卫，大肆烧杀掳掠。
广大女真人员深受明朝之害，吃尽分裂力弱之苦，切盼统一、强大起来，摆脱明朝奴役。努尔哈赤胸怀大志，奋发图强，适应了女真人的愿望，使其目标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竭力网罗能人，重用贤者，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之人。以助汗理政听讼统兵征战的“五大臣”而言，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十石，善于以少败众，军功累累，所向无敌。“辄为军前锋，用兵垂四十年，未尝挫衄”。费英东，智勇双全，多次领兵出征，功勋卓著，被誉为“万人敌”。三十余年里，每战必“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披靡”。安费扬古，屡败敌兵，克城破堡，勇冠三军，被赐号为“硕翁科罗巴图鲁”。扈尔汉、何和礼亦为能征惯战军功卓著之勇将。“五大臣”①《满文老档·太祖》卷64。
以外，扬古利幼年从征，“凡在行间，率先破敌，冲锋挫锐，所向披靡”，“行军四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功业绝特”。劳萨、图鲁什、巴笃礼、冷格里、萨穆什喀、阿山、吴拜等等，也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之猛将。就文臣而言，额尔德尼自幼明敏，精通蒙、汉文，从征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他遵照努尔哈赤的指示，借用蒙文字母，创制了满文，通行建州全境，为后金国的建立和满族的加速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誉为一代杰出人物。达海，九岁即通满汉文义，翻译了《素书》、《明会典》、《三略》等汉文典籍，并增补十二字头，于旧满文字旁加以圈点，使满文更为完善，被称为新满文，通行于后金。这些猛将文臣皆云集努尔哈赤麾下，同心事主，为贯彻其统一女真各部的总方针，而各尽所能，艰苦奋斗，终使经济发展，“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
努尔哈赤又采取了正确的用兵方针，“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这与兵法中“攻心为上”十分吻合。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二系降者编户，对于女真人员，不管是大军压境被迫归顺，还是交战失败，城寨陷落，不得不降，他都予以“恩养”，编户，不贬为奴，不夺其财，原系诸申（女真平民），仍为诸申，原是部长寨主，大多授予官职，辖其旧部人员。三是来归者奖。这对促使各部女真在努尔哈赤无敌军威的影响下率部归顺，起了很大作用。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各地女真头目率众来归者，就有二三百起之多，从而大大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过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在用兵顺序上，努尔哈赤的策略也很高超，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积极争取蒙古，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国发生正面冲突。他先进攻和招抚附近建州女真部落，并合为一，致使原来几十人之兵力发展到“骁骑数千”，再以此为基础，先攻海西四部中内讧激烈、国势剧衰的哈达，继灭乌拉，取辉发，最后才征服最强之叶赫，统一了建州、海西各部及部分“野人”女真。
八旗建制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语音译，意为“大披箭”。长期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厄真，华言主也）”①。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解散。这既是当时女真部落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了女真的分裂，且在客观上为明朝政府实行对待女真的“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武皇帝实录》卷2，页4。
明万历二十九年（01），努尔哈赤对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陆续编立的牛录，定为三百丁为一牛录，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每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旗），分别设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管辖所属人员。当时约有二百多个牛录。后金所有人员皆须编入旗下牛录。八旗额真之上，有汗总辖，努尔哈赤又分授子侄为各旗之主各牛录之主，这样一来，原来分散的几百个部落几十万男女老少女真及归顺的蒙古、汉人，皆统一编制起来。
八旗的诸申是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披甲的比例，各个时期不尽一样，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百甲，多的时候达到一牛录出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一牛录出甲兵一百人。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八旗军队。
八旗制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还包括了征赋佥役等财经方面的职能。后金国筑造城寨，运送粮米器械木材石头，等等力役，皆按旗佥派各牛录人丁担任，官用粮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亦系各牛录提供，每牛录出十丁四牛屯垦闲地，收获粮食交纳公库，每年约能收粮食十余万石。其他用费，包括战时急需的军马和舟船，也由各牛录备办。史称其“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弁理争讼曲直之事”①。
八旗制又是后金进入辽沈前的特殊政权组织形式。牛录是基层政权机构，上为甲喇，再上为固山（旗）。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要执行汗的指令，佥派人夫屯田服役，披甲当兵，率领士兵战阵厮杀，又要遵奉汗谕，辖治属下人员。当时，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领正红、镶红两旗，阿敏主镶蓝旗，莽古尔泰辖正蓝旗，皇太极正白旗，杜度（努尔哈赤之孙）统镶白旗。统辖旗之贝勒称“固山贝勒”或“旗主贝勒”、“主旗贝勒”，一般简称为旗主。另外他的一些子侄则分辖若干牛录，隶于旗主贝勒之下。八旗各级额真既总隶于汗，又分隶于本旗旗主。
因此，八旗制度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还包含了财、政、刑等各个方面的职能，它是满族的根本制度，也是进入辽沈前后金政权组织的特殊形式，对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八旗制的确立，标志着统一女真各部的宏伟事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此时，女真族辖地广阔，延柔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努尔哈赤便去掉原来先后使用的“淑勒贝勒”、“聪睿贝勒”、“聪睿汗”称号，改上新的尊号。明万历四十四年（年）正月，八旗贝勒大臣集会，尊称努尔哈赤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年号为天命，国号“后①李民奂：《栅中日录》。
金”（后来又改称“金国”），满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明满关系龙虎将军努尔哈赤的祖先，长期是明朝的属夷。六世祖猛哥帖木尔是女真建州左卫第一任都督佥事，其子董山袭承其职。董山的第二个儿子脱罗又袭父职，第三子石报奇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亦系明帝属臣。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前后，袭承了祖父觉昌安的都指挥使。为了摆脱人少兵弱四面皆敌的困境，利用明朝的威势，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公开冲突而遭其征剿，影响统一女真的事业，他长期向明朝进贡效劳，擒斩扰边酋长，送还被掠汉民，口口声声宣称忠于明帝，要求晋升职衔。
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擒斩掠明女真首领克五十，献送明朝，命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明蓟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官据此奏称，努尔哈赤原系都指挥，祖父向导有功，本人忠于朝廷，且“势最强，能制东夷”，应准其请，以便“制东夷”，帝从其奏，命授为都督佥事①。这是努尔哈赤得受明帝“殊恩之始”，使他成了合法的建州之长，为他扩充势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明人评论此事说：“奴儿哈赤既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遂雄长诸夷矣”②。
努尔哈赤对此既非常高兴，又不满足，还想继续高升，居于大小数百部女真酋长之上，便要求得到“龙虎将军”的封号。龙虎将军，是明朝武官的正二品散阶。有明一代，在此之前，只有曾经威行数千里辖治建州、海西女真各部的哈达名酋王台，得授此勋衔，使其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真都督。努尔哈赤也想谋得此衔，于万历二十年进呈奏文，“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可能是因其势力不大（还未完全统一建州女真），没有达到目的。
努尔哈赤并不罢休，继续努力，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仍和过去一样，即竭力表示忠于明帝，甘为臣仆，永作顺夷，具体采取了五个方面的措施。一为保塞安民，不掠不盗；二系送还蒙古及其他女真酋长掠夺的人口，邀功讨赏；三是奏请出兵“征剿倭贼”，助明抗倭援朝；四系频繁入京，叩拜明帝，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的九年之内，他竟五次亲自入京朝贡；五为笼络明朝官将，对一个小小的明游击，他也尊称其为“游府老爷”，再三恭维奉承。他对坐镇辽东三十年，屡建奇勋，“威振绝域”的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更是百般迎合，力表忠顺，屡送厚礼，甚至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因而使其受骗，受其关照，时人称“建酋与①《明神宗实录》卷215；沈国元：《皇明从信录》。
②茅瑞征：《东夷考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成梁谊同父子”，“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这些措施极为有效，他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如愿以偿，得到了“龙虎将军”的崇高职衔，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的大酋长。这样，为抬高其政治地位，扩大势力，加速统一女真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萨尔浒大捷随着统一女真部落的顺利进行和由此而来的军力强盛，努尔哈赤愈益受到明朝一些官将的怀疑，对其统一事业不断加以干涉和阻挠，双方争执频仍，关系恶化。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2）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明。“七大恨”为：明兵杀害努尔哈赤之父、祖；明违誓出边，“护卫叶赫”；“伐木之争”；明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聘定之叶赫美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明国不许后金收割其兼并之哈达地方粮谷；明使出言不逊，侮辱建州；明国责令努尔哈赤退还哈达，恢复其国。“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系明廷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要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因而激励三军将士奋勇冲杀，攻下明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击杀总兵张承胤，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
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军经略杨镐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伐。议定兵分四路，西路出抚顺，是全军主力，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原总兵赵梦麟为副，官兵二万余名；北路从靖安堡出边，原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官兵二万余，叶赫兵二千随征；南路从鸦骨关出边，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兵二万余；东路出亮马佃，总兵刘铤为主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二千，为十万零三千余人。
明军的目的，在其“擒奴赏格”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①“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北关金、白两酋”，是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这就是说，明军此次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消灭整个建州（实即满族），①《明神宗实录》卷578。
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明军十万，号称四十七万，火器数万，声势浩大，后金女真总共约六万丁，即使全民皆兵，也只有兵六万，少于明，而且使用弓箭刀枪，没有火器，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明军占居优势，似乎明军是定胜无疑了。然而，战争结局却出乎明帝意料，十万大军竟惨败于八旗劲旅手下。
明军兵分四路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进攻后金首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内）。努尔哈赤早已料定明军必来，加紧准备，从容应战。尽管明朝大军压境，兵多枪多炮多，但后金全国上下人员却毫不惊慌。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有三，一为保家卫族，只有战必取胜，别无他路。女真满族长期遭受明朝政府残酷压迫剥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满人“苦害欺凌，千态莫状”①。这次明军来剿，不将其打败，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被斩尽杀绝，八旗官将士兵也难逃一死，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具有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的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拚死抗敌的强烈斗志，故对重兵压境无所畏惧。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国和满族正处在兴旺发达的上升勃兴阶段，昔日分裂的女真各部，今朝归而为一。满族迅速形成并急剧发展，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明朝大将，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为重创明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十三甲起兵以来，努尔哈赤基本上在战场上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他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发挥所长，克敌之短，以少胜多。明军二十万（当时后金以为明军是二十万）虽分四路，但又不是完全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合攻都城，如果后金分军迎战，每路一万多旗兵对抗十万明军，很难抵挡，更不易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②，撤回各屯寨士卒，集中使用，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首先迎战明主力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八旗军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地生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此，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明军之短，设下埋伏，诱敌入围，突然奇袭。
明军西路主帅杜松，出身于将门之家，兄长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屡建军功，升①天聪四年后金木刻揭榜“七大恨”。
②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且秉性清高，不贪财，不怕死，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但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努尔哈赤设下埋伏，诱其轻骑奔驰，进入伏中，即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兵力，勇猛冲杀，于三月初一日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所在地）迅速消灭了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于第二日在尚间崖击败北路兵，主将马林总兵匆忙逃走。努尔哈赤又命大贝勒代善统军迎战明东路刘铤军。代善在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阿布达里岗“设伏于山谷”，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之“号矢”（令箭）驰至明营，诈称杜松已抵酋城，催军往援。刘铤虽系勇将虎子，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又久经征战，颇谙兵法，军功累累，升至总兵官，但因害怕杜松“独有其功”，使己“宿名顿坠”，遂听信其言，督军迅进，陷入伏中。代善挥军猛攻，斩杀刘铤，全歼明军，逼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投降。明军南路因奉经略杨镐回师之檄，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北，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①。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惨败而结束。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天命四年（19）六月，八旗军轻取被称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的开原重镇，斩杀总兵马林等官将；七月克铁岭，生擒助明之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八月灭叶赫，编降民万余户，后金军威震天下。
进据辽沈八旗劲旅于后金天命四年（19）三月大胜于萨尔浒，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速，为轻取辽沈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此时，明国出现了严重危机。一是朝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昏君神宗朱翊钧在“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的形势下，仍然不理朝政，不见长跪门外求见君主的文武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庸相方从哲唯知顺从帝意，不谙治政用兵，无法应付危局。二是残兵败将，畏敌如虎。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呈报辽东军情说：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号称兵强马壮之辽东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且“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且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不能运送粮草，至全军严重缺粮①。残存兵将怯战畏敌，就连熊廷弼和时人推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阽危已甚疏》。①《明神宗实录》卷585；《明熹宗实录》卷1。
崇为“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有大将之才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奉旨援辽时，也一再拖延行期，安坐甘肃，“惮于援辽”。第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末，开原刚陷，中固、铁岭、大奠、叆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城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赞画刘国缙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万七千余名，分发镇江、清河等处防守，很快就大部逃走，只剩下老弱残兵三千余名。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等臣，以“奴酋攻陷北关，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会合“大小衙门官员”，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神宗视朝②。连庸相方从哲也因形势险恶，特上《辽左溃散人心离散疏》，奏称：辽左丧败之后，虽有伤残之卒数万，“然皆露顶赤身，空拳徒步”，“盔甲器械马匹件件不备，火器俱无”，“以是，上自将领，下及军民，无一人不为逃走计，无一念无一刻不为逃走计”，“今日辽阳之势，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蓟门之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③。
以上事态表明，在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至十一月的数月内，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据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气力，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错过了轻取辽东的大好良机，这可为明国提供了转危为安的有利条件。
明辽东经略熊廷弼，有胆有识，才华横溢。虽系文官，由进士擢御史，但他因边患孔亟，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材”。他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被擢任经略后，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毫不畏惧，逆流而进，力挽狂澜，担起了拯救危亡的艰难重任。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思逃，官员皆惧前往沈阳，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兼程前进，抵沈阳，复乘雪夜亲赴邻接建州的抚顺城。时兵燹之后，数百里无人迹，他祭悼死难兵将士民，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因而安定了民心，“人心复固”。
第二，制定了正确的抗敌方针。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等六处险要地方，画地而守，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敌御，大敌互相应援，辽阳设兵二万，策应四方。这是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后金军善骑射，士气高昂，惯于猛冲猛打，交战之时，万马飞驰，“铁骑冲突，如风如火”，敌不及防，片刻即亡，但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长于野战，短于攻坚。而明军虽大败之后，斗志不旺，但火器众多，凭借坚固城地，据险扼守，②《明神宗实录》卷586。
③《明神宗实录》卷586。
以逸待劳，便可克服不善野战的弱点，发挥枪炮的威力，守住城堡，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
第三，征兵调将，赶运粮草，打制器械，修建城池。他屡上奏疏，多方催督，很快就改变了兵少疲弱的状况，从区区三四万败残之卒，发展为拥兵二十万的庞大军队。他奏发京城大炮数千位，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二三位。他大修城池，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又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又掘与人身相等的陷井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井之后挖有四道大濠，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时人称辽阳、沈阳、奉集堡、虎皮驿四城犹如“金汤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①。
熊廷弼还整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死节官兵，诛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由于他精心安排全力奋斗，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将、马、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令严法行，“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了。②明国本可利用这一难得的好机会，继续增强实力，巩固边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极，竟自毁长城。熊廷弼因功高过人，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不逢迎权贵，不受压于科道，招致了一批夸夸其谈的言官不满，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臣武将，内阁、兵部对彼亦颇有意见。御史顾三元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奏其破坏辽阳。明帝遂于泰昌元年（20）九月革廷弼职，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经略。袁虽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短于用兵，持法太宽，对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蒙古，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敞开了方便之门。
金国汗努尔哈赤侦悉明朝经略易人，于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21）
三月十二日亲率五万大军进攻沈阳。此时沈阳有守兵二万余、援兵四万余，比金兵人数还多，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死守，不会轻易失陷。努尔哈赤见机行事，采取智取猛攻并用，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方针，于十三日派羸卒挑战，诈败诱敌。行武出身的勇将明总兵贺世贤中计，率家丁千余出城冲杀，宣称必“尽敌而反”。努尔哈赤见敌入伏中，下令包围，“精骑四合”。贺世贤身中四矢，兵败返回，城中闻贺战败，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蒙古乘机内应，砍断吊桥，截断归路，贺世贤战死。后金兵乘势猛攻，打下沈阳，尽歼守兵。努尔哈赤又先后分击明之两路援兵，川兵万余先败，全军覆没，另一支援军三万仓皇逃窜。一日之内，努尔哈赤败敌六七万，攻下要①《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卷19。
②《明熹宗实录》卷2、3、7；《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镇沈阳。
沈阳一失，辽阳真是危如累卵，“兵不满万”，“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阳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断绝”。努尔哈赤本可轻骑夺城，但他却屯兵沈阳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与兵将，先行押回建州，于三月十八日才开始出发，十九日中午抵达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这一空隙，飞速征调援兵，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论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墙坚固，池深水满，熊廷弼在任时曾准备了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重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兵数百人，其余炮亦重一千余斤、二千余斤，威力也很大。如果袁应泰熟谙兵法，调度有方，据城死守，辽阳不会失陷。设若努尔哈赤不讲策略，一味猛攻，以弓矢对枪炮，用血肉之躯强登高城，伤亡必大，难以克城。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中，统帅决策和指挥的正确与否，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据朝鲜文献记载称，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眼看大势将去，努尔哈赤在这十分险恶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立即严正宣布，“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匹马独进”①。这种斩钉截铁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转怯为勇，知难而进，军心大振。
努尔哈赤又派遣少数人马挑战，引诱敌人，明军果然中计。袁应泰本已与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此时见金兵很少，“其骑可数”，遂因“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等五位总兵官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原已畏敌，至是又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挥军“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走”，“军败多死”。金兵连续猛攻，原先派入之“奸细”从中内应，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辽河以东镇江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过了十个月，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又统军大败明军于平阳桥，降广宁，再获大捷。八旗军进据辽东，伺机西征，努尔哈赤成为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强大金国君汗了。
宁远之败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26）正月十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离都城沈阳，亲征明国。
此时，明的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的形势皆十分恶劣，正是金国进取的极好时机。四年前明军大败之后，天启帝授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掌部务。孙承宗才华出众，荣中榜眼，精通兵法，①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史料》）第3147页。性洁志高，救国心切，不畏艰险，力挽狂澜。他奏陈抚蒙古、恤辽民、重将权、选边将、简京军、开屯田诸策，并奏准以原官督山海、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亲主辽事。他惩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练士卒，筑城堡，缮甲仗，买马匹，采木石，军备大整，使辽东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明朝的重大变化。《明史》论其功绩是：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①尤其重要的是，他重用能臣袁崇焕和猛将满桂，对遏制后金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13）进士，授邵武知县，有胆略，好谈兵，常向老校退卒谈论塞上事，知边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广宁败没，崇焕正因朝觐在京，被破格擢兵部职方主事。在人心汹汹争相逃溃之际，他却单骑出阅关内外，还朝后具述关上形势，慷慨宣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奇其才，遂升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不久，改为宁前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代替熊廷弼任辽东经略，议于山海关外八里修筑重关，役夫四万，袁崇焕力言其非。孙承宗采纳其议，罢之，并依崇焕议，筑宁远城，承宗“益倚崇焕”。崇焕“内附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宁远城筑造得十分坚固，曾经一度荒凉残破的宁远，变成了“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的关外重镇。
满桂，原为蒙古人，幼入关内，居于宣府，早年从军，屡立军功，升至喜峰口参将。承宗巡边，见桂，壮其貌，与谈兵事，对其才干甚为惊奇，立擢副总兵，领中军事，不久又遣其与袁崇焕同守宁远。满桂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助崇焕苦心经营，将宁远建成重镇，军民增至五万余家，承宗奏上其功，擢都督佥事，加总兵衔，领后部兵一万五千名。
经过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等人和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辽东形势迅速好转，本可确保关宁安全，再伺机进取，收复辽沈。然而，明朝政府太腐朽了，竟又自伐栋梁。昏君明熹宗宠信太监魏忠贤，朝政极端**。承宗欲劾除魏珰，被魏忠贤唆使党羽，连疏劾孙，迫使孙承宗于天启五年十月致仕，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辽东经略。
高第胆小如鼠，畏敌如虎，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诸城防守兵械器具，尽驱屯民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高第还曾命令撤宁远、前屯两城，袁崇焕拒不从命，理直气壮地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虽然顶住了高第的乱命，未曾撤退，但宁远已成孤城。这种情形，正为金军席卷关外，进逼山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然而，这次战争却是另一种结局，金军于天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渡过辽①《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河以后，明锦州等城官兵早已撤退，八旗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松山等城，二十三日直抵宁远城下。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挥军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车、牌、勾、梯、箭全至，万矢齐发，“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蝟”，奋力攻打，不克，第二日攻，伤亡更重，二十六日再打，亦不能下，无奈，只好于二十七日撤退，金军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亦负伤，这是他起兵四十二年以来第一次战败，而且可以说是惨败，明军则打了第一个大胜仗。
为什么明国朝政昏浊，宦官专权，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兵无斗志，民心惊慌，危机深重，本来似乎已经注定关外四百里定将丢掉，宁远孤城必难保住，金兵可以轻取宁远占有全辽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明胜金败的结局，乍看起来，颇为离奇，仔细观察，这也不足为怪。努尔哈赤进攻宁远的失败，有其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明军而言，固然万岁、九千岁（魏忠贤）、宰相、经略等人均系昏庸之辈，武将也大都贪生怕死，一战即逃，但也有仁人志士，也有智勇双全忠贞不屈之臣，广大军民更有抗战保国之心，只要统帅得人，是能领导军民击退金兵进攻的。宁前道袁崇焕就是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杰出领袖。
袁崇焕临危不惧，把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抗金，镇静自若，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第一，力增守兵。宁远兵士原并不多，崇焕将右屯等城及城外士兵撤回，同守宁远，兵数增至将近二万。第二，确定死守。他召集各将商议抗敌方略。总兵官满桂、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皆认为不能和金兵野战，而应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祖大寿遂建议塞门死守，众将赞同，议定。第三，激励将士。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对将士下拜，众皆感动，“将士咸请效死”，军民同仇敌忾，誓与金兵决一死战。第四，发挥火炮之长。他采纳王喇嘛的建议，将西洋大炮撤入城内，装在城上，布满各种火器，准备了大量弹药。第五，分工负责。他调配各将各负其责，满桂提督全城，兼管东南，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同知程维楧“查察奸细”，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排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备办物料，诸生守巷口，禁止乱行，“有一人行动者，即杀”，“城上人下城者，即杀”。他又檄告后面前屯卫、山海关守将，凡有宁远兵逃来，就地格杀。第六，坚壁清野。尽焚城外房舍、积刍，将外城腾空，城厢商民尽迁入城。
兵将商民同心抗敌，战守调配周密妥当，袁崇焕又临战指挥得宜，大显枪炮火器威力，“一炮歼虏数百”，“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打死北骑无算”，守兵猛扔火球、火把，烧毁战车。亲睹战况的朝鲜译官韩瑗记述其情说：崇焕预空外城，诱入金兵，双方战酣之时，自内城各堞之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又放大炮”。“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①这样智勇双全、忠贞无畏的统帅，这样拚死杀敌的广大军民将兵，谁能击败！这是金军败于宁远的一个根本因素。
另一重要因素是，努尔哈赤在军国大政和用兵之道上犯了严重错误。从天命五年尤其是六年三月进据辽沈以后，在治理国政上，他犯了三大错误。第一，从“恩养尼堪”（尼堪，意为汉人），恩威并行，转变为敌视汉民，全面镇压，滥施屠杀。他屠复州，禁逃亡，大捕“无谷之人”，大杀反金人员，丧尽民心。第二，从任用依赖汉官，转变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连其孙女婿“抚顺额驸”李永芳这样忠心效劳于金汗的降将，也因直言进谏，他都要怀疑，一度将其革职，拘其族人，其他汉官怎不寒心，谁敢忠谏，谁愿献策？第三，内争迭起，疑案纷生，伤人太多。以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八旗贝勒而言，四大贝勒中，大贝勒代善被废去太子之位，二大贝勒阿敏遭到汗伯父训斥，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母金国大福晋无辜被休，四大贝勒皇太极受责罚银没收牛录。执政贝勒中，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训斥。纠纷之多，争夺之剧，使努尔哈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只好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八旗高级官将，如督堂、总兵官扈尔汉、阿敦、乌尔古岱、巴笃礼，大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结果是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明下情，难辨是非，错上加错，搞得金国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逃徙满路，田园荒芜，粮谷奇缺，物价腾贵，出现了人相食之悲惨局面。这样的背景，怎能进行长期战争，攻克兵民誓死抗敌的金城汤池。
而且，这些弊政，直接影响到明**民的态度。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在辖区内大杀汉人时，提出的一条理由就是，杀了这些人，才好放心地对外用兵。残酷的民族屠杀政策无疑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因此，一听金兵来攻，关外锦州等地军民纷纷内迁，不愿留下受死。宁远军民齐心抗敌，死守孤城，通判金启倧、袁崇焕的家人罗立，都因燃炮猛轰金军而以身殉国。五十健丁舍生下城，燃放火药，烧毁金兵战车。像武举人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率义男三百人力战”，全部死节。①在军事上，努尔哈赤也有不少错误。他屡败明军，因而骄傲轻敌，训练不力。入辽以来，“步兵骑兵三年未战，兵主（兵之额真）怠惰，卒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②。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攻宁远时，沿袭故技，战术陈旧，以箭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以穴城敌火毬，而袁崇焕却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克敌之弱，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弓矢①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载李肯翊：《燃藜室记述》。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27、32、51、54、61、66；《明熹宗实录》卷70。②《满文老档·太祖》卷71。
刀戈，以坚壁清野来制服掠粮养军的清兵，以凭城死守来避开金兵的野战冲杀。双方军事统帅的正确与错误，也是造成明胜金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努尔哈赤被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袁崇焕又遣使备礼物致谢努尔哈赤说：“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使他感到更加痛苦愤恚，“大怀忿恨而回”③。
战阵劳累，受挫生气，忧愁难眠，积恨成疾，兼之宁远之战受伤又未痊愈，痈疽发作，天命十一年（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③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转引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
第二章清的确立第一节宽温仁圣皇帝转危为安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26）八月十一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就内政而言，他碰到三大难题。一是汗父晚年的各项弊政，危害太大。主要弊政之一是大杀汉民。天命八年六月，以复州汉民欲逃，遣兵二万屠其城，全城一万八千余丁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金兵，遣八旗大臣率兵在金国辖区，“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①。弊政之二是尽没民田，编丁隶庄。汗、贝勒、大臣一直掠夺汉民，逼令充当包衣（又称包衣阿哈，即奴仆），隶庄耕种，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大杀反金汉民时，又将“筑城纳赋”未曾叛逃的汉民尽数降为包衣，没收金国全部汉民田地，编丁设庄，一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一晌为六亩），八十晌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正赋”。所编新庄，除一部分给与八旗官将外，其余庄园尽归汗、贝勒所有。编隶庄园的庄丁，从过去的平民身份降为奴仆，所纳庄租，比昔日民人上交国家的正赋增加了十几倍。弊政之三是怀疑歧视降金的汉官，仇视绅衿。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民时，努尔哈赤专门指出，窝藏明国奸细，煽诱汉民叛逃者，“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大臣”及秀才，必须一律“甄别正法”，致“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①。
努尔哈赤这样“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没民土地，逼民为奴，带来了致命的恶果②。这样使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皆恨金汗暴政，争思叛逃。辽东原有军民数百万，几年之内逃走了三百万以上。汉民长期不断的大量叛逃，被编隶庄的庄丁“逃亡殆尽”，残存者“不勤力耕田”，不仅打乱了统治秩序，而且使农业劳动人手极端缺乏，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谷奇缺，物价飞涨。据史载：“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伊尔根（即百姓）亦有食人肉者”。“一头骏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好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段值银一百五十两，一匹毛青布值银九两。盗贼蜂起，盗牛马，杀人为乱”③。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54、66。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清太宗实录》卷10，页12。
③《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二是军力削弱，难求进展。宁远之败，损伤惨重，影响了将士锐气。天聪元年（27）五月，皇太极为报父仇，振奋军心，亲偕诸贝勒统领六万大军，围攻锦州，虽然城中明兵只有三万，但凭借坚城枪炮，拚死抵抗。皇太极挥军猛攻，亲自披甲带领侍卫疾驰进击，诸贝勒大臣兵弁亦奋勇冲杀，但由于明军猛烈还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力战负伤，八旗将士“损伤甚多”，不得不撤围回师。明人称此战为“宁锦大捷”。两次失利，大伤元气，使得数十年来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锐气顿减，斗志不旺，害怕打仗，“皆怯于攻城”。①第三个大难题是，内争尖锐，君权微弱。皇太极虽然被尊为天聪汗，但其实权远逊于汗父。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其汗位是皇天任之，是“天任之为汗”，八旗大臣官将固然由其任置，即“汗任之为大臣”，就是贵为一旗二旗之主的旗主贝勒、大贝勒，也系汗之封授赐与，八旗所有人员，最终统归汗辖，而皇太极之为汗，却系由诸贝勒“任置”的。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八旗贝勒中，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最有势力继位为君。他身为正红、镶红两旗之旗主，他的亲侄杜度掌镶白旗，他的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率军厮杀的勇将，前三人和杜度还是“执政贝勒”。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首，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按照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宣布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由诸贝勒“任置”，他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此时皇太极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通常被称为四贝勒，其长子豪格只有十七岁，二子、三子已殇，第四子叶布舒还在母腹中，他仅能与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相提并论，其人丁兵将势力皆不如代善，也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位同母所生之三弟兄。
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三岁，固然是年轻和年幼之人，但阿济格、多铎已是正黄、镶黄两旗之主，多尔衮也辖有十五个牛录，且是汗父生前许愿的“全旗之主”，三弟兄之母又是机警过人的大福晋阿巴亥，显然是很有希望继位为汗。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贝勒代善竟然让贤，在其子岳讬、萨哈廉的建议下，提出立皇太极为君，皇太极才被诸贝勒“任置”为天聪汗，并由汗、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金国，朝会之时，亦是汗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皇太极只不过是四大掌权者之一，并非言出令行至尊无上的君汗，金国由八旗旗主共掌和分治。这样，内争必烈，各贝勒之间不相上下，君权微弱，极不利①《清太宗实录》卷2，页42；卷5，页33。
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
周边形势同样不妙。西边明国，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歼灭满洲。明帝擢任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委以关外大权。袁崇焕“锐意恢复”，缮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遏制金兵攻势，伺机复辽。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诸部，大都与明相联，敌视满洲。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力图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再建大元王朝，兵强马壮，称雄各部。当天命四年金军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声称“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居高临下，恃众压寡，警告后金不要夺取广宁。他接受明朝每年赏银上百万两，助明对抗满洲，并经常裘掠与金友好的科尔沁蒙古各部。喀尔喀五部贝勒原曾与努尔哈赤盟誓共同对明，但他们听信明朝之言，受其银两衣帛，遂背坏誓约，“以兵助之”，经常掠金人畜财物，袭掠墩军，献首于明，领取奖银。天命十一年正月宁远之败后，喀尔喀五部以为金兵“将尽，遂决意助明朝”，移营逼近金地，带来严重威胁。南邻朝鲜，世忠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明遣大军入朝，助朝抗倭，双方更为友好亲切。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发兵一万三千随征，后又大量收容逃入其境的辽民，供应驻于其皮岛之明朝总兵毛文龙部下食粮，毛文龙由此地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不得安宁。简而言之，金国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一旦明军大举进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朝鲜及毛文龙，必将响应，四面围攻，金国很难抵挡。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皇太极，毫不畏怯，勇敢地挑起了使金国转危为安继续向前的重担。他一即位，便首先在改善内部局势稳定统治秩序上，采取了几项大胆的关键性改革措施。第一，赦免欲图叛逃之罪。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即登基后第四天，他颁诏国中：“凡汉官富民，从前有商议逃走，及与奸细往来者，纵有人举首，概不究问。有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有欲逃未行者，首告亦不究。”
第二，释放庄丁为民。九月初八日汗谕：“汉民与满洲，同居一处，多为满洲扰害，度日艰难，命其分屯别居。”实录编纂官就此事阐述说：“前此汉人，每十三人编一庄头，分给满官为奴。自上即位，念汉人给满洲为奴，逃亡殆尽，因择可为奴者，每备御给八人、牛二只，余各入堡为民，选清正官管理。”①第三，停筑城，禁扰民，各耕其田。九月初七、初八日，汗两次下谕：先时明知劳民，而营建城郭修筑边墙者，以固吾疆圉也。今八旗田土移易已定，自后不再新筑城郭边墙，田土不再移改，“各粪其田”。汉人与满洲同样差役。贝勒大臣及其属下人员出外之时，自备行粮，禁食民间牛羊猪鸡。贝勒大臣不许骑汉官马匹，不许取汉人鹰犬，不准勒买器物和至汉人家饮①《清太宗实录》卷1，页7。
食，违者治罪。①这就根本上取消了努尔哈赤晚年镇压和加重剥削汉民的主要弊政，对缓和满汉紧张关系，稳定国内秩序，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向之思逃者皆止，奸细从此绝迹矣。”②他还起用汉官和汉人生员，初擢沈阳县学生员范文程为游击，召直左右，后授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为二等甲喇章京，命其掌领机密事。出宁完我于包衣，召直文馆，久预机密，屡进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其后，他又以汉官俱归併于满洲大臣下，所有马匹，不得乘骑，为满官所乘，所有牲畜，不得使用，被满官贱价强买，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故“潜通明国，书信往来”，时怀叛逃之心，因此，命令将数千名汉官汉民另编汉军旗，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使其“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③这样，汉官才基本上安下心来，尽心竭力为金汗效劳。
皇太极深知，汗父以武开国，没有武功，军威不壮，就不能创业建国，也不能定国安邦，更不能拓疆辟地，席卷全辽，进取山海，故连续进行征蒙攻朝袭明的战争。
皇太极即位之后一月余，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率精锐万人”，往征蒙古喀尔喀五部之扎鲁特部，别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往袭喀尔喀五部之巴林部，驱逐哨兵，纵火燎原，以张声势。代善等飞奔疾驰，大破扎鲁特部，擒其巴克等十四位贝勒，斩杀鄂尔寨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冷格里等亦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皇太极看准了林丹汗是他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蒙古奈曼、敖汉诸贝勒“因察哈尔汗不道”，于天聪元年（27）“举国来附”，皇太极举行盛宴，隆重款待。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诸部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欺压掠夺，于天聪元年底至二年初，组成十余万人的联军，在土默特部赵城地方（呼和浩特地区），消灭了林丹汗驻兵四万及其派往明国张家口领赏的三千士卒，联军伤亡亦重。喀喇沁部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欣然允诺，“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共击林丹汗。天聪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不伦地方（大凌河上游），飞速闪击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挫了林丹汗锐气。接着，他于九月，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军队，征调联盟、归附的①《清太宗实录》卷1，页8。
②《清太宗实录》卷1，页6。
③《清太宗实录》卷17，页11。
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来会，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驰击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俱克其地，又遣精骑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一征林丹汗取得了初步胜利。
皇太极又兴兵攻朝鲜。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三万进攻朝鲜。金兵进展迅速，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签订了城下之盟。誓言规定朝鲜国王尊金汗为兄，己居为弟，春秋两季向金汗纳贡，金国使臣前去，按过去接待明朝使者之例对待，不得“与满洲记仇，修筑城池，操演兵马”，断绝与明国的关系，只与金国往来，辽民逃入朝鲜，立即送还。若违誓言，金即发兵征讨。
在皇太极勇于进取和正确指挥下，经过八旗贝勒大臣将士的奋勇冲杀和艰苦努力，仅仅两年，便解除了四面受敌之困，国内形势稳定，八旗劲旅再显雄威，士气大为振作，金国终于转危为安了，并为下阶段的迅速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逼明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29），由危转安的金国，正处在前进路上的重要关头。此时，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战告捷，奈曼等部陆续来归，国内经济有所好转，在平庸之辈看来，可以暂停厮杀，放马归山，安享太平之乐了。然而，这毕竟是肤浅之见，只有几万男丁的女真——满洲，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上亿、拥兵百万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前进，必衰弱，三十几年过去，难免灭族灭种之祸，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好些马背上民族曾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以少胜多，然而，曾几何时，坐享其乐，锐气全休，终于销声匿迹。此路断不可走。
若要前进，去向何方，明与蒙古，以谁为先，金国上层人员对此颇有分歧。有的主张先攻蒙古，也有人则主攻明。攻明固然可获大利，但困难不小，风险也大，闹不好，再来一个宁远之败。天聪汗皇太极与八旗贝勒大臣经常为此穷思苦索，最后，皇太极决定，“亲统大军伐明”，并调集蒙古各部会师。
天聪三年十月十五日，大军到达辽河，立营，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奈曼、巴林、敖汉等部奥巴等数十贝勒相继率兵来会。皇太极召集八旗诸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向谁用兵。他说：明国屡背盟誓，察哈尔残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与会者有的认为：“距察哈尔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有的说：“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皇太极认为应当征明，遂统大军向明境前进。
不料，过了五天，发生了波折。十月二十日，大军抵达喀喇沁部的青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在行进途中秘密相议，晚上进入皇太极的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代善、莽古尔泰提出回兵的根据是，攻明太危险了。劳师远袭，若不能进入明边，则粮匮马乏，欲归不得。纵使入边，明国会合各路兵马围攻，则寡不敌众，且恐明兵自后堵截，断绝归路。
代善、莽古尔泰反对远征，使皇太极十分为难。第一，两人所论，并非毫无根据。金军大约五万余人，而明国仅山海关内外就驻军十余万，北京册载官兵数十万，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等镇官兵，总数超过金兵十几倍，确是代善所说，众寡悬殊。三年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进攻宁远，败于不到两万人的守兵。两年前天聪汗又率兵五六万，再攻宁远及锦州，又未获胜，将士死伤甚多。如今想以五六万之众，越边飞袭，千里远征，胜负实难预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时将欲归无路。此论一传，八旗贝勒大臣之中，定会有不少附从之人，军心一动，战难必胜。
第二，代善、莽古尔泰非等闲之辈，亦不是纸上谈兵之人。他俩早年从征，下抚顺，战萨尔浒，取开、铁，据辽、沈，入广宁，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代善还是具体指挥萨尔浒战役的三军统帅，他俩所述，应是经验之谈，不能轻易置之不理。更使皇太极为难的是，他俩是大贝勒，是“任置”天聪汗的主要人物，金**政大事是由他俩与二大贝勒阿敏及天聪汗共同议处的，此时阿敏留镇沈阳，则全军由他俩与汗共同统率，三票之中占了两票，皇太极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尽管皇太极高瞻远瞻，雄才大略，决心冒险远征，彻底扭转战局，但面对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反对，也不得不被迫服从其议，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尔泰见事已定，遂各回己营。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方进入幄中，见汗闷闷不乐，沉默无言，岳托问道：汗与两位大贝勒所议何事，请告，今诸将皆集于外，等待汗谕。皇太极十分失意地说道：“可令诸将归帐，我谋既不成，何必等待”。又命文臣将欲发军令不必宣布。岳讬等惊问何故。汗密谕：大贝勒恐深入遇险，要撤军回辽，“固执不从”。岳讬等贝勒劝汗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至代善、莽古尔泰处商议，代善、莽古尔泰表示不坚持己见。议至子时，方定前进征明。
雨过天晴，皇太极非常高兴，统领大军迅速前进。他总结了前两次战争的教训，认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决定绕过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明国防守松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内。大军一分为三，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攻入明边，于十月三十日会师于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随即急速向北京推进。金军势如破竹，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破通州，二十日进逼燕都。
明帝大惊，飞诏各镇勤王，命各路援兵均听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调度。袁崇焕闻警，千里疾驰，赶到京师，部署防御。皇太极见袁来到，知难力取，便设下反间计，指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巧妙地让被俘太监杨春“偷听”到袁与金汗有密约，欲为内应的谈话，再放跑杨春。杨春回京后，密告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帝早就因袁曾与金有过吊丧议和之事及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而颇为恼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诬袁召来金兵，遂相信杨春之话，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狱，八个月后并以“通虏谋叛”等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籍没家产，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皇太极知悉妙计成功，明帝自毁长城，大喜，统军猛攻明军，先后击杀明勇将武经略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总兵黑云龙等将，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屡败明兵，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阳。
此战被明人称为“己巳之役”（己巳为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干支年号），历时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长城，进入明境，势如破竹，席卷长驱，千里奔袭，直抵北京城下，讨斩杀、擒获、逼死明督师、经略、总兵、副将、巡抚多人，“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
统一漠南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日，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
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悫，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人赴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①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②。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否则，自取祸患。”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缎布帛六千余匹。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①。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衮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①《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
②《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34、35、36。
①《清太宗实录》卷12，页5、6。
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①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他谕告诸贝勒：“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②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③。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固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①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改元崇德①《清太宗实录》卷5，页2、11。
②《清太宗实录》卷17，页5。
③《清太宗实录》卷21，页2—6。
①《清太宗实录》卷22，页19—21。
皇太极在实现削弱和兼併明国这一主要目标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天聪五年（31）八月，他统率八旗劲旅及外藩蒙古兵数万，围攻大凌河城，大败来援明兵四万，重重围困，历时三月。“城中粮竭，商贾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守将总兵祖大寿被迫率部于十月二十八日出城投降，但随即用计逃走，坚守锦州。天聪七年，金兵万余取旅顺。
天聪八年六月至九月，皇太极统兵九万，绕道内蒙，从长城北部独石口、得胜堡、龙门口、尚方堡诸口入边，突袭宣府、大同地区，先后攻克代州、保安州、灵丘、崞县等州县，蹂躏宣、大地区五十余日，“禾稼尽蹂躏，庐舍尽焚毁，台堡之人俘斩甚众”，军威远扬，“明之边吏震恐”，京师戒严，“明国官军曾未有一人敢出战者”。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率兵马船炮来归。
与此同时，他积极招抚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索伦、虎儿哈、萨哈尔察诸部，并于天聪八年用兵于黑龙江上游地区虎儿哈各部，“尽克其地”，七千余名虎儿哈人归顺。
在提高汗权抑制贝勒这一至关重要的内政问题上，皇太极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天聪二年三月，以镶白旗旗主阿济格贝勒为亲弟多铎说婚细故，将这位刚强、鲁莽、勇敢的贝勒废黜，改以其年仅十五岁的弟弟多尔衮继任，减少了两白旗对新汗的威胁。天聪四年，以二大贝勒阿敏在**倍于己的二十万明军猛攻下，放弃关内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个孤城，而兴大狱，给其定上轻君、谋位、败退等**罪，将这位最危险的汗位威胁者幽禁终生，尽夺其所属人口、奴仆、财物和牲畜，给予一向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使其继为镶蓝旗旗主。
天聪五年八月，攻大凌河城时，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以本旗兵士死伤多、差役多，和皇太极论理争辩，盛怒之下，“揽所佩刀向前，以手频摩其柄”，被议定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罚银万两。第二年正月，他正式废除汗与三位大贝勒并坐受朝的旧制，改为仅己一人南面独坐。
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病故，其弟德格类继为正蓝旗旗主。九年病逝后，其属人首告两位贝勒及其妹莽古济格格曾对神发誓，欲图谋害君汗。皇太极再兴大狱，诛莽古济格格和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及其同党屯布禄、爱巴礼与两人之亲友兄弟子侄，莽古尔泰另外六个儿子及德格类之子邓什库等，俱降为庶人，黜宗籍，属下人口财产入官，以其正蓝旗附入已之正黄、镶黄两旗。皇太极遂亲领三旗，处于绝对优势。
同年，他又召集诸贝勒、大臣，历数大贝勒代善对君不敬之过，宣称将杜门不出，让诸贝勒另举强者为汗，实际上是示意要八旗贝勒大臣议处代善。在皇太极势力已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诸贝勒大臣当然要唯其马首是瞻，故谴责代善欺君妄行，议革其大贝勒名号，夺十牛录，罚银万两，其子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罚银千两，萨哈廉贝勒罚银二千两，夺二牛录。皇太极为示宽厚，命免革名号，发还其十牛录及萨哈廉二牛录，余依议。①在国势增强、君汗权大的形势下，皇太极不满足于称汗了，要和明帝分庭抗礼，尊称为帝。天聪九年十二月，外藩蒙古察哈尔、科尔沁、扎赖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巴林、土默特、扎鲁特、阿禄、翁牛特、喀喇车里克、喀喇沁、吴喇忒等十六国额哲等四十九位贝勒，齐至沈阳，与代善等诸贝勒议上尊号。代善等诸贝勒书写誓词，焚香誓告天地拥汗即帝位：“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上，及己身虽不作乱，而兄弟辈有悖逆之事，明知隐匿，或以在上前所议国事，归告于妻妾及不与议之闲员仆从，并云我意原欲如此，因而谤讪者，天地谴责，夺其纪算。若能竭力尽忠，当荷皇上洪慈，天地庇佑，寿命延长。”②皇太极接受了诸贝勒及外藩蒙古的劝进，允诺即帝位，但为了更添异彩，令向朝鲜国王示意，让其拥戴。于是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致书朝鲜国王说：“我皇上宽仁厚德，博施济众，国中就治，藩服倾心”，“以故东渐于海，西抵汤古忒，北至北海，各国归附，内外诸藩承指响风，无有背恩义违法令者，大军所指，北讨西征，无不如志，是皆合天意顺人心之所欲也”，故我等谒诚拥戴，敬奉尊号。蒙古十六国额哲等四十九位贝勒亦致书朝王，望其遣使劝进。③一切准备就绪，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举行称帝登极大典。大贝勒代善等诸贝勒、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外藩四十九位蒙古贝勒，以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一堂，恭请天聪汗皇太极称尊号，遂“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尊汗为“宽温仁圣皇帝”。随即分叙诸兄弟子侄军功，他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分别为和硕郑、睿、豫、肃、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分叙外藩蒙古诸贝勒军功，封巴达礼、吴克善、额哲为和硕亲王，布塔齐等为郡王、贝勒。封都元帅孔有德为恭顺王，总兵官耿仲明为怀顺王，总兵官尚可喜为智顺王，通称“三顺王”。
在此前后，定族名为满洲，废诸申（女真）旧称，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又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强大的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正式与明朝大皇帝分庭抗礼了。
①《清太宗实录》卷25，页10—21；卷26，页10。
②《清太宗实录》卷26，页31。
③《清太宗实录》卷27，页11—15。
第二节无敌军威深入腹地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36），清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称帝伊始，便为大清国的扩展作出了两大抉择，一是进军京畿，二是亲征朝鲜。
崇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已出师征明。御翔凤阁，召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讬及出征主帅英郡王阿济格和文武大臣，晓谕用兵事宜，要求诸将公议而行，城池能克则取，不能取则不取，所掠人畜，不许争抢，平均分取，师行宜速勿缓，“彼处汉人，若出城野战，破之甚易”。即此战主要为掠取人畜财物，残破明地，不在于攻克坚城。阿济格等遵命，于五月三十日出发。皇太极又派多尔衮、多铎等率军进兵山海关，以牵制关宁明军，协助英王入边。
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统率八万大军，分三路先后进入独石口，七月五日会师于京畿延庆州，连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余。明崇祯帝急令京城戒严，重兵防守紫荆关等处，力图阻止清军从山西而来由西山进京。阿济格却出乎明帝所料，竟不走山西，而经延庆入居庸关，逼近西山，移屯沙河、清河，随即连续进攻或攻克宝坻、定兴、昌平、房山、涿州、固安、文安、永清、漷县（通县）、遂安、雄县、安州、定州、香河、顺义。最后，趋京城北，至怀柔、大安，分屯密云、平谷，遍蹂畿内，九月初一出冷口而还。清军将士获胜欢欣，“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还砍塞上柏树大书：“各官免送”，扔于道上，嘲弄明将吏胆怯畏战。
明军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身负重任，拥兵十余万，却畏敌如虎，不敢迎战，屡遭言官弹劾，日服大黄药求死，致上行下效，将多闭城不出，或待清军归时，尾随相“送”，腐朽衰弱，不堪一击。
九月二十八日，阿济格统军返抵沈阳，皇太极出地载门十里外亲迎。阿济格率众将跪捧献捷表文。大学士范文程跪读表文：“攻克明国边城，长驱而入，燕京附近疆土，纵兵驰突，凡克城十二，摧敌阵五十八，俘获人畜十八万，生擒总兵巢丕昌等。我国出征将士，全军奏凯而归。”①皇太极大喜，设宴赏赐将士。
过了两年，皇太极于崇德三年八月，又发动第四次征明战争，目的仍是掠夺人畜财物，摧残明国实力。八月二十三日，他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讬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贝勒杜度等相副，两路征明。他领兵渡大凌河，牵制山海关守兵。
八月二十七日，岳讬率右翼军先行，九月二十二日从密云北边墙子岭，毁坏长城，破边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统军于九月初四离①《清太宗实录》卷31，页7。
沈阳，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然后绕过北京，至涿州，兵分八路向西前进，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六路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并进。
明崇祯帝大惊，京师戒严，诏天下勤王，以宣大总督卢象昇督天下勤王兵。卢象昇进士出身，胆略过人，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屡与农民军交锋，因功从大名知府连续擢升，崇祯九年（金天聪八年）任至宣大山西总督。此时奉诏督师，三受尚方剑，誓死抗清。若明帝能倚卢用兵，事尚可为，然而卢主战，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监军太监高起潜顺帝意主和，杨、高两人多方阻挠，使卢之用兵计议无法实现。杨、高并说动皇上，将援兵一分为二，卢象昇督宣府、大同、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之二万兵，关、宁诸路大军数万皆归高起潜。杨嗣昌进大学士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命大学士刘宇亮督师，又将卢之兵分与陈，卢只剩下残兵五千，保定巡抚张其平还拒不发饷。
卢象昇见危不惊，提饥疲残卒宿野外。他原曾任职之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父老闻悉，齐叩军门请卢转驻广、顺待机克敌，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栖迟绝野，一饱无时”，“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者”。卢象昇感动流泪，泣告父老说：深感父老恩义，然今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十二月十一日，卢领兵至蒿水桥，被清军数万包围，仅距此地五十里之高起潜拥兵数万，拒不应援。“象昇督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而阵亡。其仆惧清兵残破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而死，全军尽没。①高起潜率部逃走时，入伏大败，从此明军不敢接战，只是远远尾随而行。
清军势如破竹，转掠二千里，历时五月，于崇德四年三月出关。此役攻克号称中原一大都会的济南城，先后败敌五十七阵，攻陷直隶山东顺义、文安、庆云、博野、庆都、高唐、历城、泰安等七十余城，俘获人畜四十六万及黄金白银九十八万余两，击杀两名总督及守备以上官员一百余人，生擒明亲王朱由枢及郡王、监军太监等人。明仅济南省城，死尸即达十三万具，全城财物焚掠一空。自京郊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民亡之十九”，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
此时，清军右翼兵主帅扬武大将军、镶红旗旗主岳讬贝勒及其弟辅国公玛瞻病殁于军中。
①《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在此之前，崇德元年十二月初，皇太极统率大军亲征朝鲜，势如破竹，月底即攻克朝鲜都城汉城，逼迫国王李倧接受投降称臣条约，规定：断绝与明朝一切关系，奉大清正朔，每年进贡一次，贡纳金银、水牛角、豹皮、鹿皮、茶叶、纸、席、布、米等物，每年三大节及喜丧等事，均行贡献礼，往来礼仪，均照明朝旧例实行。李倧之长子及另一子和诸大臣子弟作为人质，常驻沈阳，惩办主战大臣。从此，清朝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从朝鲜获得了大量人员物资，进一步增强了国力。
松锦决战崇德五年（40）起，皇太极又发动了松锦之役，以消灭明朝主力。锦州，是明国辽西军事重镇，城南十八里是松山，西南四十里是杏山，杏山西南二十里为塔山城，杏山、松山、塔山三城如卫星一样护卫锦州。另一重镇宁远在锦州西一百二十里，为锦州后盾，宁远、锦州不下，山海关断难攻克。史家对此形势评论说：清军屡次入塞，而不能得获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①。
此时锦州守将是明国第一勇将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总兵官祖大寿，他据城固守，城坚炮利，清军屡攻不克。
皇太极根据历次攻锦的经验，决定采取长期围攻的方针，崇德五年三月，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统军往围，三月一换。经过一年的围困，守锦州外城的蒙古贝勒诺木齐等密约降清，济尔哈朗率军攻取了外城。蒙古将士、家属六千二百余人投降。
明崇祯帝朱由检大惊，立催蓟辽总督洪承畴督兵来援。洪承畴，进士出身，因镇压农民军有功，从督粮参政一跃而为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随改蓟辽总督，率东协总兵曹变蛟、辽东总兵王廷臣、蓟州总兵白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统兵十三万，于八月初抵达松山，与锦州守军相呼应，充分发挥大炮的长处，“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清军“存身无地”，势甚危急，立即向清帝报告。①皇太极闻悉围锦清军“屡战败衄，势将败北”，决定全力以赴，“悉索沈中人丁，而赴锦州”，于十九日抵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明兵环松山城扎营，步兵立大营七座，驻扎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营寨林立，旌旗翻飞，战马嘶鸣，阵容严整，围锦之清军见到明兵如此逼人的气势，无不“大骇”。②①魏源：《圣武记》卷1。四城系指锦州、松山、杏山、塔山。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皇太极登山岗观看明军阵式，“见洪阵严整，叹曰：人言承畴善用兵，信然，宜我诸将惮之也”。他看了很久，苦苦思索，见明军是“大众集前，后队颇疏”，便想出了破敌之法，对诸将说：“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他根据明军首尾不相顾的弱点，定下掘壕围困断敌粮道之法，壕深八尺，上广一丈二尺，下极狭窄，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着足处，不得跃起”。在二十日这一天里，清军拼命掘壕，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将明军包围起来，切断了其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二十一日，洪承畴统兵进攻，双方激战，明军未能闯壕。
此时，论兵力，双方人数相当，明军火器远远超过清军，本可以决一雌雄，尤其是又已被清军断绝了后路，只有拼死厮杀，方能死中求生，正是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遇，照说这八大总兵官应当督兵奋战了。可是，十几年来的连战连败，朝廷腐朽无能，调度无方，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各级将领早已丧失斗志，唯知保命逃窜。
由于明帝不顾实情一味催促，洪承畴被迫放弃了“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匆匆赶来，此时仅有三天军粮，眼看粮道断绝，将士大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在此危急时刻，久经征战的洪承畴召集诸将会议，提出决战突围方针说：“（诸将）当各敕本部力战，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主张逃回宁远。力主速战昏庸无能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之亲信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决战，希望撤回宁远，这进一步涣散了将士斗志。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于明日突围，说：“往时诸君俱矢报效，今正其会。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战亦死，如战或许死中求生。不肖决意孤注一掷，明天望诸君悉力而为。”①他分遣八总兵为左右路，准备于明日死战突围。皇太极于交战之后料定，明兵缺粮，“今夜敌军必遁”，分遣王公将领进入汛地，阻截明兵。二十一日晚初更时分，明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逃跑，宁远总兵吴三桂、山海总兵马科、密云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李辅明、蓟州总兵白广恩等五镇将帅亦争相驰逃，“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步骑大乱，自相蹂践，弓甲弃于遍野。清军乘势追杀，至二十九日，计斩杀明兵五万余人，获马七千余匹、甲胄九千余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鹅鹜”。①吴三桂等六镇残兵败将分别逃入杏山、宁远，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率部撤入松山，清军分围锦州四城，至第二年三月，相继攻下塔山、松山、杏山，降锦州，生擒洪承畴及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人，祖大寿降。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大战，以清兵大胜、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为清军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①《清太宗实录》卷57，页21—29。
第三章入主中原第一节君临天下山海大战皇太极于松锦大捷后，又在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42）十月，遣奉命大将军阿巴泰贝勒统满蒙汉八旗军约五万人，及外藩蒙古科尔沁等部士卒约五万人征明，掠夺人畜财物，消耗明的国力。清军于十一月入边，明帝虽调集援兵四十万，但分辖于四总督、六巡抚和八总兵，事权不一，将怯士疲，不敢迎战。清军所向无敌，纵横直隶、山东，连败明兵三十九次，生擒鲁王等六王和五员总兵及大批官将，攻克兖州、顺德、河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兵逼燕京，抵密云，俘获人畜九十二万。①正当进取中原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时，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病逝。经过五天的激烈争斗，睿亲王多尔衮提议立皇九子福临继位，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礼亲王代善等王公赞同，六龄幼童福临便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笃恭殿宝座，成为大清国新皇上，以明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44）四月初九，摄政王、奉命大将军多尔衮，率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将领与“三顺王”孔有德等将士离沈，进军明国。
此时清军，训练有素，骑射娴熟，久经征战，屡败明军，是一支威力强大所向无敌的劲旅，要想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是可以试一试的。但是，能否最后夺取成功，君临全国，长期统治下去，仍属疑问。其根本弱点是人丁太少，敌手太多。
此时清军面临三大对手，明朝军队和李自成、张献忠。明朝虽已腐朽，崇祯帝朱由检已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晓此事），但毕竟曾拥兵百万，明朝将士和朱明宗室定会集兵相战。更难以应付的两个对手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分别领导的大顺、大西农民军。大顺、大西军南征北伐十余年，兵强将勇，声势浩大。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都西安，即王位，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设天祐殿大学士，置六政府尚书，恢复五等爵，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侯、伯、子、男一百六十余人。
李自成善用兵，勤操练，军纪严明。《明史》称其：“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爂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舆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马三四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岗峻坂，腾马直上。水惟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①《清太宗实录》卷65，页25。
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久战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李自成领有马兵六十万步兵四十万，骁将云集，如刘宗敏、李岩、贺锦、刘芳亮、高一功、刘体纯、袁宗第、马世尧、郝摇旗等等，皆武艺高强，身经百战，临阵冲杀，势不可挡，官兵见之无不丧胆。李自成率军于二月渡河西征，三月十七日进围北京，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李自成着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登皇极殿，明降臣入贺，叩拜新主。李自成遣官招抚各地，管辖了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及湖广部分州县。张献忠据四川，称大西国王，统兵五六十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将皆系久经征战的猛将。清军怎样对付这拥兵一百五六十万的强敌？
双方相比，清军人数太少了。此时，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佐领，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个佐领，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佐领，按每佐领平均为二百丁的规定计算，满洲男丁约有六万二千丁，加上蒙古二万三千丁、汉军三万三千丁，一共才十二万丁左右。多尔衮出征时，“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王等三王、续顺公兵”①。据此，满兵为四万一千余名，蒙古兵一万六千名，汉军三万三千名，三顺王、续顺公四部有兵二万，加上八旗包衣兵和外藩蒙古兵，也不过十二万人。多尔衮要以这四万满洲壮士为核心，去消灭六七十倍于己的明兵和农民军，确是难而又难，甚至可以说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然而，历史竟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议。当时，满族正在蓬勃兴起，富有进取精神，年方而立的摄政王多尔衮，充分吸取了本民族这一优点，而且加以发展，不畏艰险，施用巧计，勇往直前，毅然统兵向山海关杀去。他乘明宁远总兵官平西伯吴三桂初降大顺继而复叛遭到农民军重重包围即将覆灭之际，逼降吴三桂，安然入关，并于四月二十二日在吴军拚死厮杀，农民军疲惫不防之时刻，统军猛攻，大败李自成于山海关，乘胜追击，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九月十九日幼主福临抵达京师，十月初一举行定鼎燕京登极大典，原来偏主一隅的辽东汗福临，一跃而为入主中原的新皇帝，清政府正式成为明朝之后的新的全国性政权。
九州一统摄政王多尔衮虽然实现了兄长皇太极多年梦寐以求入主中原的愿望，进了北京，端坐金銮宝殿，频降圣谕，可是处境并不妙，甚至可以说是荆棘遍地，危机四伏，宝座时有倾覆之可能。
首先是反清兵将二三百万，势力相当强大。此时，清政府只辖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及河北部分州县，其他六分之五以上的国土分属大顺、大西和①《清世祖实录》卷4，页9。
南明诸王。李自成退据陕西，辖有陕、甘、晋、豫诸省与河北一些州县，张献忠主宰天府之国，南明福王朱由崧建都江宁，其江北四镇有兵数十万，湖广左良玉水陆士卒八十万，浙、闽、粤、桂、鲁、赣、皖等省仍奉明朝正朔，各地反清武装风起云涌。他们曾不止一次地给予清朝重大打击。大西军勇将李定国曾大败清军，“两蹶名王”，斩清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率水陆兵士十余万围困南京，使“东南大震，军报阻绝”，清帝几乎想迁都辽宁回居旧地。
清帝用于对付这二三百万敌对势力的满洲人员，却少得可怜。经过几年激烈征战，满洲八旗男丁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滋生增殖，反而不断减少。入关前夕，还有六万余丁，顺治五年只剩下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少了十分之一，过了九年，又减至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又减少了十分之一。即使加上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四万余丁，也只有十万丁左右，就算是全部男丁均披甲为兵，也很难战胜二三十倍于己的反清士卒。而且，即使马上得了天下，全国有一千四百余府厅州县，直径万余里，这十万军队分驻各地，每县不足百人，怎能坚持统治下去，清王朝怎能长治久安？
其次，民贫国穷，动荡不稳。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盘剥，以及灾害频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社会混乱，田园荒芜，百业凋敝，人口大量死亡流移，直到顺治八年（51），官方簿册所载全国户口才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余顷，比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的田地，减少了四百多万顷。与此相应的是，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清军多路出击，甲胄弓箭刀枪马匹和粮草，花费很大，而人丁田地减少，使田赋丁税商税收入剧减。顺治八、九年，每岁仅收赋税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各路兵饷却岁需一千三百余万两，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员俸禄二百余万，每年缺银八十七万余两。此后更是每况愈下，顺治十三年以后，军费激增，每年用银二千四百万两，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不得不留存少数银两外，朝廷岁入只有一千九百六十万两，兵饷缺额达四百四十万两，再加上王禄、官俸、河工、赈灾等必需用费数百万，清廷确实陷入入不敷出、财源枯竭、民贫国穷、司农乏策的深渊。
尽管面临万分险恶的局势，摄政王多尔衮、清帝福临及其亲近王公大臣，却毫不畏惧，知难而进，想尽办法，以五万左右满洲兵丁为核心，加上蒙古汉军八旗与外藩蒙古，充分利用较早归降的平西王吴三桂等汉兵，总共约有二十万人，先后消灭大顺、大西、南明二百多万军队，到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除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坚持川东荆襄地区抗清外，全国尽隶清朝。农业生产也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有了进步，人丁增多，耕地扩大，顺治十八年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万余顷，比十年前将近增加了一倍。爱新觉罗江山才算巩固下来。
第二节既沿明制又增新章“满洲根本”
入关之前，天聪汗、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已仿照明制，设内三院和六部，顺治元年（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制度。中央机构是三院八衙门，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地方机构亦袭明制，但总督、巡抚由明朝的临时性质改为常设官职，省之下有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另外还有分巡道、守道。
多尔衮在基本沿袭明制的同时，为了巩固满洲王公贵族的最高统治地位和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首崇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很大，地位很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主要是满洲王公大臣，也有少数蒙古人员，汉官不能当议政大臣，除范文程、宁完我系经帝特授外，汉军旗人也不能担任议政大臣。宗室亲王和多数郡王是议政王，一些贝勒、贝子、公也奉旨参与议政，满洲、蒙古八旗开国元勋及其子弟，如弘毅公额亦都之子三等公、和硕额驸图尔格、其弟二等伯伊尔登，直义公费英东之子一等公图赖，栋鄂额驸、三等公何和礼之子二等伯都类，武勋王扬古利之子超品公塔瞻、孙一等公爱星阿，恩格德尔额驸之子一等公额尔克戴青，多罗额驸、二等公英俄尔岱等人，或系固山额真、尚书，或任议政大臣，皆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清初军国大政，系在摄政王和后来的顺治帝福临的主持下，让议政王召集参与议政的贝勒、贝子、宗室公及议政大臣商议，报摄政王、顺治帝审批，多系依议而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权力和地位，远逾于内三院或内阁。
其二，八旗军是清皇朝的主要军事支柱。多尔衮虽然设立了绿营兵，人数超过了八旗军，但八旗军仍是清军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顺治年间定制，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即马兵营）、前锋营（原之噶布什贤超哈营）、护军营（过去的巴牙喇营）、步兵营，从八旗各佐领下正丁中佥选骁骑、护军、前锋、亲军、步兵，分别总隶于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及步军统领，都统等官以下又分设参领、佐领等职。另设领侍卫府，由领侍卫内大臣等官统辖侍卫、亲军二千余人。各地重要城市，则遣八旗将士驻戍，称驻防八旗，官兵数万，分别屯驻奉天、畿辅、豫、江、浙、陕、甘、鲁、晋等省，后增驻闽、粤等地。八旗军队的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北京八旗军约十万人，除奉命出征外，主要是“宿卫扈从”，即保卫皇宫，保卫京师，随侍和保卫皇上出巡。遇有重大征战，摄政王、顺治帝派遣满洲王公大臣统领北京八旗兵出讨，如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敬谨亲王尼堪，世子济度，安远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一等公谭泰，宁南靖寇大将军贝子洛托、一等子陈泰，定西大将军内大臣固山额真何洛会，皆曾领兵分征，为统一全国立下了功劳。故《清史稿》在诸王列传中赞诸王开国之功说：“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清帝福临也嘉慰满洲将士建国之功勋和辛劳，说：“嗟尔将士等，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出百死一生，以开拓天下。”①其三，诸王管理部院，满官权大。皇太极于天聪五年（31）设六部时，即让诸贝勒分管各部。崇德八年（43）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曾罢王公管理部院之制，后又命端重亲王博洛、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同理六部事务，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后又恢复诸王管部旧制，一年以后才废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开始只有满尚书，顺治五年七月始设汉尚书，且部印俱由满尚书掌握。管理蒙古等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尚书、侍郎皆是满洲、蒙古人员，汉官不能担任。八旗王公大臣掌握了治政统军之权，是清朝的核心统治集团。
“满汉一家”
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帝福临虽然尽力维护满洲贵族特权，“首崇满洲”，但只凭区区一二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无论如何也不能消灭二三百万名抗清将士和统治上亿汉民，必须实行“以汉治汉”政策，因而多次宣称“满汉一家”。早在顺治元年（44）四月初清军征明前夕，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陈述夺天下安江山之计时，便着重强调要实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的根本性政策。多尔衮采纳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建议，予以付诸实施。所谓“满汉一家”，最主要体现在争取汉人官员绅衿上，即极力笼络争取汉族上层人员为清帝效劳。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多尔衮乘辇于武英殿升座，第二日即连下两道谕旨，宣布：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不久又谕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遣人以书征召故明大学士冯铨，授其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明顺天巡抚宋权，降后初任原职，顺治三年升任国史院大学士。兵部侍郎金之俊降后仍为故官，顺治五年擢工部尚书，后连任八年大学士。王永吉、胡世安、党崇雅分别以总督、侍郎、少詹事擢授尚书、大学士。
多尔衮还超级提升一批原来明朝中等官员和文人，授以尚书、大学士等职。原明户部郎中卫周祚、编修高尔俨、庶吉士张端、庶吉士成克巩、都给①《清世祖实录》卷87，页7。
事中陈名夏、中允陈之遴、编修刘正宗、进士杜立德等，皆陆续分任尚书、侍郎等要职，最后均擢任大学士。
多尔衮、福临特别重视入清以来考中进士的汉族士子，予以破格提升。
顺治元年即宣布继续实行科举制，考试文人。顺治三年状元傅以渐、四年状元吕宫、进士冯溥、王熙，皆任至大学士，王熙还特受清帝宠信，命其撰写遗诏。
多尔衮又规定，内阁六部均设满缺汉缺，任满洲、汉人、汉军旗人为尚书、侍郎、大学士。地方总督、巡抚及其以下官员，亦是满汉兼用，但清初以汉官为多。
“满汉一家”之另一重要体现是绿营兵的设立。区区满洲数万男丁，难以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之重任，必须“以汉治汉”，即用汉将汉兵协助，尤其是平时辖治地方之责，更得依靠汉兵来完成，兼之，安插降清之上百万将士，亦需有其用武之地。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便陆续在各省设立绿营官兵，将士主要是汉人，也有少数满、蒙、回人员。各省皆有绿营兵，其统帅是该省或一二三省合在一起的总督及无总督之省的巡抚。他们算是文官编制。至于日常操练、管辖和防戍，则由武职官员负责。绿营武官中官阶最高的将领是提督，官阶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后来各行省共有十四员提督。其下是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共六十六员。再下则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约六千余员。顺治年间，各省绿营兵约有六七十万名，后减少至五六十万。
多尔衮多次宣谕“满汉一家”之事，要求“满汉一家，同享升平”。他还为使满汉官民“各相亲睦”，下谕允许满汉官员互通婚姻。他谕告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①通过“满汉一家”政策，吸收了大批汉官、汉士、汉将、汉兵，他们遵循帝旨国法，治理京内外各级衙门事务，辖束人民，征赋佥役，从征厮杀，为统一全国，安定九州，巩固清朝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革除“三饷”，整饬吏治明朝万历末年以后，横征暴敛，大增赋税。“辽饷”每亩田赋增收白银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剿饷”二百八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加派每年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倍于正额，且饷外有饷，“三饷岁额二千三百余万”，又超过“三饷”正额六七百万两，其他苛捐杂税亦多如牛毛，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故官兵愈剿“盗”愈多，“民越穷而寇越起”。
①《清世祖实录》卷40，页11。
聪睿的多尔衮深知此情，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其谕说：谕官吏军民人等知道：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税敛，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继而不肯销算予哀尔百姓困穷，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①过了两个多月，他又在福临登极诏书中重申：“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②虽然由于军费巨大，财政困难，顺治四年起，以辽饷系于万历年间加派为借口，而未免除，只取消了剿饷、练饷，州县也常私自另外科派，多尔衮还为了在边外建避暑城，于顺治七年七月谕令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江苏、安徽）、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钱粮二百五十万两，但顺治八年世祖福临亲政后，即谕停此派，此后清廷定制不得增收田赋。
多尔衮还对贪官污吏加以惩治，对吏治有所整饬。他于进京之后半月，便谕令诸王及文武官员“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并谕兵部：“明朝之破坏，俱由贪黩成风”，今后必须“改弦易辙，各励清忠”①。过了二十多天，顺治元年六月二十日，他又谕告众官民：“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用乱政乱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具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②他又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福临登极诏中规定：“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③福建巡按周世科，仗恃是关外旧人，残暴苛索，无恶不作，专用炮烙、活钉、火燎、水淹，以及桩坐粪门等酷刑，迫害士民，奸淫妇女，勒取金银，锁拿绅衿兵民，多尔衮闻悉大怒，立革其职拿问，就地正法。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0页，《摄政王谕官吏军民人等令旨》。①《清世祖实录》卷5，页10、11。
②《清世祖实录》卷5，页20。
③《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7页，《清世祖登极诏稿》。
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伊始，即连下数谕，讲述“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迩来有司，贪污成习”，必须痛加惩治。他为此特恢复巡按旧制，并谕告各省巡按：“朝廷遣御史巡方等差，原为察吏安民”，过去“所差御史，受贿赂，徇嘱托，身已贪污，何能察吏”，著即洗心涤虑，遵奉禁约，毋庇护司道府厅、大贪大恶而纠参老弱州县，倘总督、巡抚、总兵等官，有不公不法、纵兵害民等事，即行纠举①。他相继将贪臣兵备道郑清、徽宁道袁仲魁、江宁巡抚土国宝等革职，土国宝因闻革职严讯之旨，畏罪自缢。多尔衮还拟整顿赋役制度，于顺治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帝之名义谕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贪官污吏借口征赋簿册无存，而任意增减，著大学士冯铨往吏部，“察核钱粮款项，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久”②。后福临遣臣专办，顺治十四年编成《赋役全书》，颁于全国各地。
多尔衮、福临又劝民垦荒，整顿漕运，清理盐法，从而生产逐渐恢复，人丁增加，耕地扩大，社会经济逐渐复苏。顺治十八年（61），官方簿册所载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余丁、民田五百四十九万余亩，分别比十年前增加了八百五十万余丁和二百六十余万顷。赋税收入也增加了很多。顺治十八年田赋丁税征银二千五百七十二万余两、米麦豆六百一十万余石、盐课银二百七十二万余两，比十年前增收赋银四百六十二万余两、米豆麦三十余万石、盐课银七十六万余两。①五大弊政五大弊政是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事，多系沿袭入关前之旧制。满洲习俗，男子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与汉人全部束发不同。满洲章服与明朝衣冠有显著的差别，前者是缨帽箭衣，窄瘦，后者是方中大袖（士人）纱帽圆领（官），宽大。
努尔哈赤兴起以后，金国辖区人员均须统一发式服装，所据辽阳、沈阳等汉区，必令官民“削发降”。满洲（时尚称诸申，即女真之转音）人员计丁授田，多役使包衣耕种，禁止包衣逃亡，违者立斩。皇太极也继承了这些政策。
多尔衮统军入主中原后，立即圈占官民田地，分与八旗王公大臣兵丁，设立皇庄，并下谕兵民剃发易服，“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①《清世祖实录》卷54，页3、26；卷55，页13、14。
②《清世祖实录》卷61，页、17；《清圣祖实录》卷5，页23、24；《清文献通考》卷1。①《清世祖实录》卷61，页、17；《清圣祖实录》卷5，页23、24；《清文献通考》卷1。本朝制度”。但因汉人激烈反对，多尔衮考虑到立足未稳，恐政局震动，也不利于遣军征服各地，故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下谕停剃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衣冠服制也不变动。①这对安定民心，稳定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有利于招抚各地故明文武官员归顺。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元年十月统军出征后，异常顺利，到第二年五月，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大顺军败退湖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苏、安徽等省悉隶清朝，闽、浙、粤、桂等省指日可下。
然而，胜利冲昏了头脑，多尔衮却在此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坏事，竟下谕厉行剃发易服。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他谕礼部：“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著礼部传谕各地，一体遵行。②这一极端伤害汉族人民感情的野蛮政策，激起全民愤慨，纷起反抗。剃发令到嘉兴，兵民奋杀清府尹胡之臣。剃发令到江阴，人民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去”，逐县令，起义兵，与清军血战八十三天。抗清烽火刹时燃遍大江南北。多尔衮恼羞成怒，遣军疯狂屠杀，但收效甚微。反剃发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直到他去世，这场斗争仍风起云涌，使他穷于应付，足足将清帝统一全国的时间推迟了十四、五年。
多尔衮、福临顽固坚持入关前落后的“满洲藉家仆资生”的农奴制剥削方式，大规模圈占官民田地，逼民投充为奴，设立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迫使上百万汉民“离其田园，别其坟墓”，“妇子流离，哭声满路”，生活极端困难，大量死亡。被迫充当八旗王公大臣的近百万汉人包衣，难以忍受八旗贵族官员的残酷压迫，不断地大批逃亡，顺治三年数月里，逃人多至数万。多尔衮、福临沿袭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制定的严禁奴仆逃亡的法令，规定包衣三逃者斩，窝主处死籍没或充军，邻居、甲长、乡约分别鞭责和流徙。山东平度州民人王大臣，因收留身为逃亡旗下家人的父亲王木匠，多尔衮批示：“王大臣著即处斩”，其母、弟给逃奴之主为奴，家产籍没，王木匠鞭一百归还其主，邻佑九家及百家长流放①。福临多次严厉斥责奏请减轻逃人法的汉官，强调指出“满洲将士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之役”，入关以前，“多所俘获”，故“日用充饶”，现在“逃亡日众”，因①《清世祖实录》卷5，页10；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东巡按朱郎■：《谨启为广文德，以端王化事》。②《清世祖实录》卷17，页8。
①顺治四年二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吴达海题：《为隐匿逃人事》。
此“困苦多端”，如不制止包衣逃亡，则“驱使何人，养生何赖”②。
多尔衮、福临长期厉行“逃人法”，勒令剃发易服，并专门下谕宣布：“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③这对汉民带来极大危害，成千上万家庭产破人亡，也严重威胁了清廷的统治。以“逃人法”而言，后果有四。其一，惩处之重，株连之广，祸害之大，史所罕见。广西巡抚郭肇基等官，因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籍没，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因隐匿逃人，被刑部议削王爵，罚银五千两，耿仲明闻讯后于军中自尽。以审理生员吕煌窝逃一案稽迟不当，革大学士王永吉职，降一级调用，罚俸，满汉兵部尚书、侍郎、司官噶达浑等十余人分别降级、罚俸、革世职。许多汉族地主官僚或因窝逃被捕严惩，家破人亡，或被诬告牵连，倾家荡产，“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①。
其二，减少清皇朝的赋税收入，影响了役夫的来源。违犯逃人法，则家破人亡，而“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赋，杀一人，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这样，斩杀越多，籍没越多，清政府赋税收入和役夫来源必将大大减少。其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打乱了地方统治秩序。追捕、押解逃人、窝主赴京质审，“道途骚扰，冤陷实繁，藤蔓不已，生齿凋毙”。地方官员士民因查逃人，不敢收留难民，使得“饥民流离”，“老稚僵仆于沟渠”，大量饥民冻馁而死。②时人有写诗歌叙此情景：“流民自北来，相将向南去。日暮荒祠，泪下如雨。饥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单衣曝背，雨雪少晴。老穉尪羸，喘不及喙，壮男腹虽饥，尚堪负载，早舂粮，夕牧马，妪幸哀怜，许宿茅檐下。主人自外至，长鞭驱走。东家误留旗下人，杀戮流亡，祸及鸡狗。日凄凄，风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摇手。”③其四，激起满汉人民强烈反抗，包衣连续逃走二次三次甚至四五次，出现了“法愈峻，逃者愈多”，“强有力者”“铤而走险”的形势。
这五大弊政，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加深了人民灾难，也影响了清廷统治的稳定。
②《清世祖实录》卷86，页1；卷90，页4、8。
③《清世祖实录》卷28，页11。
①《清世祖实录》卷88，页18、19。
②《清世祖实录》卷88，页18、19。
③申涵光：《聪山诗选》2《哀流民和魏都谏》，引自《清诗纪事初编》。第四章康乾盛世第一节计擒鳌拜玄烨亲政四大臣辅政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故，次年正月福临亲政并随即以谋逆之罪加于多尔衮，削其封典，籍没家产，将其正白旗并为福临亲辖。顺治十八年（61）正月初七日，清帝福临去世，遗诏以十四罪自责，并命立年方六周岁余，号称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位为帝，令“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幼主，佐理朝政”。一般称他们为辅政大臣或辅臣，从此清朝进入了四大臣辅政的时期。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早年来归，通晓满蒙汉文，被努尔哈赤用为一等侍卫，备受皇太极信赖，久任吏部启心郎，“日直内院”，授三等男。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是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第十六子，母为和硕公主，初袭父一等子爵，任侍卫，后因故削爵，复以功授三等骑都尉世职。鳌拜，满洲镶黄旗人，是开国元勋费英东之亲侄，一贯勇猛冲杀，军功累累，任本旗护军统领，封三等子，赐“巴图鲁”称号。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娶努尔哈赤第六女，尊称额驸。苏克萨哈任牛录额真，以军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入关之前，索尼等四人官职并不高，其所以能一跃而为主持军国要务的辅政大臣，主要是因为他们坚决效忠于皇太极和福临，反对多尔衮图谋为帝。
崇德八年（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病故。在议立新君之时，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等王贝勒大臣，欲图拥立睿亲王多尔衮，两黄旗中多数大臣欲拥立故主之长子肃亲王豪格，索尼、鳌拜等八大臣至肃王府中秘密议定拥立肃王。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大臣于崇政殿集会商议立君，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于大清门盟誓，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两黄旗大臣进入崇政殿，索尼、鳌拜首先倡议拥立皇子，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①在索尼等以“兵谏”来威逼诸王必立皇子的压力下，多尔衮放弃了继兄为帝的打算，建议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君，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才平息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八旗诸王相战的烈火。多尔衮当上摄政王后，索尼、鳌拜、遏必隆继续效忠幼主，“终不附睿王”，“不惜性命，与之抗拒”。多尔衮勃然大怒，尽革索尼所有官职，籍没，免死赎身，黜为民，徙居盛京昭陵（太宗之陵），其兄弟子侄任侍卫者，①《清世祖实录》卷4，页2；李澂：《沈馆录》卷6。
一律革退。鳌拜降一等男，两次定罪论死，罚银赎身。遏必隆被籍没家产之半，革世职。
正因为索尼、鳌拜、遏必隆等冒死力争，拥立福临，保护幼主，忠贞不二，付出了重大代价，不愧为皇太极之忠臣，故福临亲政以后，立即对他们委以重任，官复原职，并加官晋爵。索尼回京，晋至一等伯，擢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鳌拜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遏必隆复职，晋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苏克萨哈首告其主摄政王多尔衮“逆谋”，立下大功，又逢迎帝君，封晋二等子，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太子太保。
福临为免再次出现亲王摄政危及幼君之祸，决定取消八旗王公议立新君掌管军国要务的传统，委任经己擢用的心腹大臣为辅臣，他在遗诏中着重强调说：“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之。”①辅政大臣重视整顿吏治，连续下谕宣告：“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之表帅，若督抚清正，实心爱民，则下吏孰敢不洁己秉公。”“设官原以养民，民足然后国裕。近闻守令贪婪者多，征收钱粮，加添火耗，或指公费科派，或向行户强取，借端肥己，献媚上官，下至户书里长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无所伸告，以后著科道官将此等情弊，不时察访纠参”。若总督、巡抚仍循旧习，将所属州县分为上等下等，按等定银，收受州县官员馈送，“定行从重治罪”。②辅政大臣提倡垦荒，以劝垦荒地之多少，定地方官员之奖惩，河南总督刘清泰、巡抚张自德、偏沅巡抚周召南、湖广巡抚刘兆麟等，皆以劝垦荒地之功，被加尚书侍郎衔，对捏报及垦后复荒之官，督抚降级罚俸，道府降级调用，州县官革职。针对顺治年间因“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致民不愿开垦的情况，辅政大臣规定，“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各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①。又对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数省投诚官兵发给牛种银两，让其垦田务农。清初四川残破，人丁稀少，鳌拜等辅政大臣下谕，允许各地无业之人，由官府“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命各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②。
鳌拜等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开垦荒地，三年以后始行征粮，并多次①《清世祖实录》卷144，页5。
②《清圣祖实录》卷14，页19、20；卷17，页13。
①《清圣祖实录》卷3，页10。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1000页，“户部题本”，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蠲免田赋丁银，除康熙三年六月谕令尽免顺治十五年以前各项钱粮外，辅政八年中，先后下谕蠲免钱粮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个省的七八百个府州县卫。顺治十八年七月，因修建山陵和军费巨大，入不敷出，曾照明末练饷之例，每亩加征赋银一分，共增五百余万两。十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奏称，穷苦之民，甚为艰苦，祈令户部核算，“如果足用，其加派钱粮，即应停止，为百姓，即所以为国家，乃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过了两天，十六日辅政大臣即以帝名义下谕宣告：“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至失所”，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③鳖拜等辅政大臣推行的一项重大德政，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由于明朝藩王多已死于兵火，庄地纷为地主、佃农占有，清廷此举无异是以新庄主的身份，向占有庄地之人勒取价银，反攻倒算，故遭到占有、耕种明王庄田者激烈反抗，难以实行。鳌拜等便明智地修改了这个规定，于康熙八年三月初八日下谕：“今思既以地易价，复征额赋，重为民累，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以副朕爱养民生之意”。其无人耕种之余田，招民开垦①。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成果。据统计，这种“更名田”，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广等省，多达二十余万顷，占当时全国耕地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由于鳌拜等努力实行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农业生产有了起色，以官府册籍所载丁地赋税而言，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底，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零八万余丁，田地山荡畦地五百二十一万余顷，征银二千五百六十余万两，米麦豆六百零一万余石，盐课银二百七十一万余两，过了八年，康熙七年十二月底，人丁增加了二十八万余丁，田地增二十万余顷，赋银多了二十余万两，赋粮增十四万余石，盐课银多五万余两。②在军事方面，顺治十八年消灭了南明永历帝政权，康熙三年又镇压了坚持在川陕楚交界处多年斗争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首领李来亨等阵亡或自尽，统一了全国。鳌拜等辅政大臣为了减少征战，与民休息，对台湾南明延平郡王郑经（郑成功之子）政权采取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针，利用郑氏内部派系矛盾激化的机会，大力招劝其部降清，仅从顺治十八年九月起，到康熙三年十月，郑氏之将军、都督、总兵及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三千余员来降，其军士百姓十余万随同归顺，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先③《清圣祖实录》卷5，页18、19、20。
①《清圣祖实录》卷27，页9；卷28，页15。
②《清世祖实录》卷143，页18、19；《清圣祖实录》卷27，页25。
前因对付郑氏政权而采取的迁海政策，逼迫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片板不许下海，给沿海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鳌拜等辅政大臣逐渐弛禁。康熙四年三月，谕允山东青州、登州、莱州等处沿海人民“捕鱼，以资民生”，八年正月，又下旨“尽弛海禁”。
鳌拜等辅政大臣痛恨部分南方士绅抗清反清，且其规避赋役之情又十分严重，“江南苏州府等处额定钱粮侵欺五十余万之多，积至数年之久”，故决定清查，于顺治十八年三月谕户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该督抚责令道府州县各官，立行禁饬，严加稽查，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两月以后，江宁巡抚朱国治奏：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①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彭孙遹皆牵连入案，徐元文由日侍清帝赐乘御马的修撰，贬降为銮仪卫经历。同年，探花叶方霭，“适欠折银一厘”，亦被革职，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士绅同日除名者，万有余人”②。这就是有名的江南“奏销案”。
随着辅政时间的推移，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烈，鳌拜利用索尼老病和遏必隆胆小怕事，而攫取了大权，主宰朝政，排挤、压制与己不和的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康熙五年，他借口多尔衮“欲住永平府”，将镶黄旗应得之地给与正白旗，以坏地换好地，使本旗镶黄旗领得田地十分“不堪”，现应改正，决定圈地调换。正白旗人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汉军镶白旗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汉军镶红旗人保定巡抚王登联，因圈地扰民，“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上疏力谏；苏克萨哈维护本旗正白旗利益，亦持异议。但鳌拜纠合索尼、遏必隆，坚持圈地，矫诏诛戮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在京畿十几个州县大规模地圈占民地，给广大旗民带来严重灾难。
智捕鳌拜四大臣辅政时期，工于权术的鳌拜逐渐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把持了朝政。康熙六年（67），玄烨已经14岁。这一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等奏请玄烨亲政，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得到了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允准，14岁的玄烨宣诏亲政，这就是著名的清圣祖康熙皇帝。
尽管玄烨已开始亲政，但鳌拜等仍行辅政。自从索尼去世后，“班行章①《清圣祖实录》卷2，页3；卷3，页3。
②陈康祺：《郎潜纪闻》卷4。
奏，鳌拜皆首列”①，手握权柄的鳌拜视年轻的皇帝为傀儡，不肯归政。当时鳌拜的政敌苏克萨哈已经锐气大减，认为帝既已亲政，为免鳌拜陷害，准备引退，于是上书奏请辞去辅政大臣，往守先帝寝陵，以使“如线余息，得以生存”。鳌拜先发制人，抓住机会，攻击苏克萨哈存蓄异心、欺藐幼主、不愿归政，列罪状二十四条，上奏皇帝，要求杀掉苏克萨哈。玄烨深知鳌拜与苏克萨哈有仇，“以核议未当，不允所请”。于是一贯专横跋扈的鳌拜为扫除政敌，竟“攘臂上前，强奏累日”①，立足未稳的皇帝被迫下令处绞苏克萨哈，鳌拜除掉了自己多年来的政敌、心腹之患。
索尼病死，苏克萨哈处绞，辅政四大臣剩下鳌拜和遏必隆了。遏必隆与鳌拜同为镶黄旗人，且懦弱无能，一贯附和鳌拜，不敢立异。鳌拜既清除了政敌，综揽朝政，权倾一时，更加专横。他网罗党羽，打击异己，“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②，与从弟穆里玛、大学士班布尔善、工部尚书济世、户部尚书玛尔赛结成死党，竟然“凡事在家议，然后施行”③，以至于“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④，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在皇上面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⑤，朝见皇上时，“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⑥，完全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中。据说他还图谋暗杀皇帝，托病不上朝，要帝亲自去探视，帝亲临其宅，床前问疾，御前侍卫发现其床席之下置刀。玄烨当即意识鳌拜有不轨之心，但一笑了之，说：“刀不离身，满洲故俗，不足异也。”⑦康熙帝对于鳌拜的行为早已痛恨，但自己刚亲政，还未有足够实力与之抗衡，于是积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首先，依靠长期侍卫他的亲信索额图和明珠，拉拢一部分朝臣。索额图为索尼之子，皇后的叔父，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明珠是内务府总管，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弘文院学士。此外，帝又从满族子弟中选拔一批侍卫，每日在殿前作布库游戏（摔跤），实际上是在训练武功，亦借此麻痹鳌拜。鳌拜以为皇上“童心好弄”，更不介意。
当时的满汉大臣中，除鳌拜死党和一部分阿谀逢迎附和者外，许多人对鳌拜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寄希望于年轻的皇帝。康熙六年（67），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书，列举弊政，并明确提出“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师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指责“急公喜事之人”，①《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①《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②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八年五月戊申。
③《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④钱仪吉：《碑传集》卷11。
⑤《清史列传》卷6《鳖拜传》。
⑥《清史列传》卷6《鳖拜传》。
⑦昭梿：《啸亭杂录》卷1《除鳌拜》。
“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图”①。矛头直指鳌拜。鳌拜欲加之罪，玄烨不允。第二年熊赐履再次上书，指出“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是由于“人事因循所致”②，再次隐劾鳌拜。熊赐履的奏书，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敢怒不敢言的明哲保身朝臣的意见，促成了皇帝更加坚定清除鳌拜势力的决心。
康熙八年（69）五月，玄烨在有了一定准备之后，认准了时机，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在鳌拜单身入宫时，利用预先埋伏的布库侍卫，一举拿下鳌拜，并大索其党羽，从而结束了“鳌拜辅政”。
玄烨认为，“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是鳌拜主要罪过。康亲王杰书等胪列鳌拜罪状三十条，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二十三条，不敬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的五条。朝臣均请置之重典。但皇帝顾及鳌拜系顾命大臣，效力年久，免于一死，“从宽革职，仍行拘禁”。其从弟穆里玛及党羽班布尔善等伏诛者九人。并给冤死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昭雪，恢复其官爵，令其子承袭世职。被鳌拜无辜杀害的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亦予昭雪，追赐谥号、祭葬。遏必隆免死，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令其宿卫内廷。
清除鳖拜集团，是玄烨亲政后的重大举措，对于后来康熙时期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①《清圣祖实录》卷22。
②《清圣祖实录》卷27-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