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1871）七月，左宗棠率清军主力直接进攻河州马占鳖领导的回回义军。马占鳌占太子寺作据点，环营掘成长壕，联络数十里，凭山依水，护以长堡。并分兵断清军粮运，迫使清军不得不宰骡马为粮。又在除夕，乘清军宴飨，连夜筑起3座堡垒，阻断了清军的联络，使他们前后不能相顾。翌年正月，马占鳌发动反攻，把清军打得大败。清提督傅先宗、徐文秀，总兵郑守南、李其祥，副将卢才华、王福昌，参将吴明胜、陈东海都被打死了。起义军大获全胜，但马占鳌却乘着大胜的机会要求投降。这完全出乎左宗棠的意外。河州算是在战后没有经过屠杀和移民。西宁等地，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被完全镇压下来，领袖们有的投降，有的被杀，有的是被脔割而死的。
肃州马文禄领导的起义军，成为陕甘回回义军最后汇合的堡垒。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进军肃州，后又加派队伍。肃州周围100多个堡垒尽被破坏，肃州被围困起来。清军日夜用炮轰城，城随坍随垒。清军掘隧道，马文禄则从城内截断。清军整整攻了18个月，肃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亲自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也从西宁率军前来。在其他根据地尽皆覆灭的情况下，肃州是处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下，其孤立无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间，马文禄被迫放弃了战斗，向左宗棠请罪。结果，他和另外8名领袖被磔，城内居住的回回，除土著者不准移动外，从甘州、关外、西宁、河州、循化及陕西来的回回，共1573人全被屠杀。夜间清军又进城放火，把城内回回5400余人也全部屠杀。起义军唯一逃脱血腥屠杀的，只有白彦虎所率领的队伍。
以白彦虎为首的陕西回族在河州战役结束后，同当地回族、撒拉族结成联军，为了民族的生存，恃险拼死抵抗，给进犯清军以不断的打击。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后两月有余，大小50余战。十一月十九日，刘锦棠进驻西宁后，白彦虎深知左宗棠的残忍刁诈，誓不投降，率领眷属及党羽约2000余人，于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经永安冒着冰雪严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彦虎率部通过仅容单车行走又有5营清军防守的扁都口，经山丹、东乐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进至高台，肃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彦虎部迎击清军，但由于清军截击，白彦虎不愿进驻肃州，而是率部经文殊山进军嘉峪关外，由敦煌奔向哈密①。后在左宗棠的追击下，白彦虎部又由新疆转道至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境内，他们的后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称东干族。
这次西北回民大起义的结局是非常惨烈的，陕甘回族人民遭受了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它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同时，也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它是当时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遍及全国反清**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有关白彦虎的材料，参见马寿千《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述略》。第四节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②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陕西、甘肃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是西北以回民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治三年（1864），库车的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首先发起武装暴动。乌鲁木齐、莎车、伊犁、巴里坤、奇台、哈密、木垒、济木萨、昌吉等地各族人民也纷纷响应。一时间，新疆几乎全部成为起义群众的天下。迅猛的反清风暴席卷天山南北，震撼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
在南疆和北疆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汗和卓（回族），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回族），以和田为中心的哈比布拉汗（维吾尔族），以喀什为中心的金相印（回族）与思的克伯克（柯尔克孜族）和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其苏丹（维吾尔族）。但是，由于“民族”的、“宗教”的旗号转移了群众斗争的目标，以致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最终被一小撮民族和宗教上层所篡夺。
②本文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18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今有增删。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第一节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咸丰六年到十年（1856—1860），正当太平天国起义达到**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俄美两国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它们企图利用中国国内战争的机会，胁迫清廷全面修改条约，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侵略权益。因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停泊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蓄意挑起事端，硬说这是一只英国船，并说船上悬挂了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中国士兵的侮辱。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国舰队悍然向广州进犯。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英军攻进广州城，大肆焚掠。当地人民和清军奋起抵抗。英国兵力不足，被迫撤走。
英国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决定扩大侵略战争，任命额尔金（EarlofElgin）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要求法国共同出兵。法国即借口天主教神甫马赖（A.Chapde－laine）在广西被杀，派葛罗（BaronJ.B.L.Gros）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美国和俄国也积极支持，英、法、美、俄四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联合战线。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日（1857年12月24日、27日），额尔金、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等发出通牒，限24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十三日（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叶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1859）病死于囚所。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柏贵在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
在敌人入侵的严重形势面前，当地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经常武装攻城，使侵略者胆颤心惊。香港、澳门同胞也开展抗英斗争，以为支援。咸丰八年，香港岛人口仅8万人，而离港返回内地的各业中国工人约2万人，使英国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陷于困境。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军舰北上，于咸丰八年三月（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俄国公使普提雅廷（E.B.Пyтятин）、美国公使列卫廉（W.B.Reed）也陆续到达，他们表面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实际上却为英、法出谋画策。四月初八日（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守台清军英勇还击，然而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争相逃跑，大沽陷落。侵略军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腐朽的清廷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月26日、27日），桂良、花沙纳分别同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十月初三日（11月8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在营口）、登州（后改在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在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外国人帮办税务；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5％的关税，外货入内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税；对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万两。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前，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诱逼清廷于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首先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以便通过“勘界”来侵占中国领土。美国公使列卫廉也于五月初八日（6月18日）迫使清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同样攫取了许多特权。
第二节英法侵略战争再起和《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准备再次扩大侵略战争。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日（1859年6月20日），英国公使普鲁斯（F.W.A.Bruce）、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借口到北京与清廷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分别率领军舰到达大沽海口。清廷通知他们从北塘登陆进京。英、法公使拒绝清廷的安排，坚持以舰队溯白河进京，并于二十五日突然袭击大沽口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发炮还击，击沉击伤敌人舰艇多艘，打死打伤敌人近500人，史荣椿、龙汝元等将士阵亡。英法侵略军狼狈逃走。在战斗中，美国舰队从旁协助英法联军作战和撤退。七月，美国公使华若翰由北塘进京，并在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交换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大沽战役是英法侵略者挑起的，清军被迫还击，完全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正义行动。马克思在论述这次战役时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①但是，英、法统治阶级却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报复”。英国首相巴麦尊派的报纸竟然扬言：“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②一时间，战争鼓噪声甚嚣尘上。
咸丰十年（1860）初，英法两国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舰队前往中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六月（7月），英法联军抵大沽口外。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H.П.Иrнaтьев、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先后到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略军行动。伊格那提耶夫还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随后，侵略军攻占塘沽、大沽等地，七月初八日（8月24日）侵占天津。在清廷派桂良等同侵略者进行的谈判破裂后，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初七日（21日），清僧格林沁部与敌军在八里桥激战溃败。初八日（22日），咸丰帝带领一批官员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前夕，伊格那提耶夫参与研究攻城计划，并提供俄国使团私自测绘的北京平面图，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点。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法联军侵占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劫。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了清廷经营了150多年的圆明园。圆明园这个综合中西建筑艺术，规模宏大，举世罕见的壮丽宫殿，及其收藏的许多精致艺术品和珍贵图书文物，在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之后，在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批准下，又被放火烧毁。大火焚烧了三天，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成了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①《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②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9页。焚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C.G.Gordon）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①英法联军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清廷在侵略军的武力逼迫下屈服了。九月十一日、十二日（10月24日、25日），奕?先后与额尔金、葛罗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实即承认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的合法化；割让“九龙司一区地方”，“归英属香港界内”，中国九龙半岛南部便被英国强行割占；归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赔款，都增加为银800万两，另增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又遭到进一步劫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从中国攫得了大量权益，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其公使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操纵、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大批商埠的增开，从东南沿海一直扩大到沿海七省和长江中游，又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更为深入。外国侵略者还直接管理中国海关，更从财政上加强控制清廷，从而便于扩大其政治影响。中国的主权丧失更多，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①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第三节俄国侵占中国领土俄国一直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鸦片战争后，它就不断加紧武装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即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前半个月，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H.Mypaвьěв-Aмypcкий）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时机，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割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O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仅在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并把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清廷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俄国无视条约是非法的，竟把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
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1860年11月14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逼迫奕?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俄国除迫使清廷确认《瑷珲条约》外，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占了去，还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俄国还把条约签订前一年由它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地图，当作条约附图强加给中国，清廷拒绝签字。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年6月），中俄双方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
这次勘界，实际上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
从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起，清廷勘界大臣明谊和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И.Φ.Бабков）、扎哈罗夫（И.И.Захарв）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中国的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从康熙年间起，俄国不断进窥该地以东以南地区。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住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指为界湖。随后，俄国出兵强占这一地区，制造既成事实。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致使谈判中断。到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月），中俄双方才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陈兵塔城卡外以为威胁，巴布科夫强迫明谊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议单划界，否则派兵强占。清廷屈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令明谊让步，接受俄方议单。九月初七日（10月7日），明谊与巴布科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起至浩罕边境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据此，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约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四节清廷政局的变化由于《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清廷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任命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关税及建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弹药等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年3月）以后，英、法、俄等国分头在北京建立使馆。从此，它们在中国的官员就不断对奕?等施加影响。
与总理衙门关系密切的机构有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总税务司成立于咸丰十一年，管理全部海关事务，这一职位长期由英国人担任。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在京师设立，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校。此外，总理衙门对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两江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兼）也有备顾问、代传达的关系。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其子载淳继位。
载淳年幼，遗诏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为慈禧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是一个有极强烈的权力**，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人物。但她的野心遭到载垣等人的阻挠。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奕?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861年11月1日），慈禧、慈安太后带着载淳由热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在奕?的暗示下，上奏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此前，御史董元醇、兵部侍郎胜保曾先后上折，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制造舆论。慈禧、慈安太后即以贾祯等人的奏请为由，接连发出四道上谕，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任，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十月初一日（11月3日），又接连发出上谕，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洹⒒Р孔笫汤晌南樵诰??蟪忌闲凶撸?桦退律偾洳茇褂⒃诰??蟪忌涎?靶凶摺Ｋ婧螅?褥??蟮妊杆俨渡绷嗽卦?⒍嘶?⑺嗨常?溆辔宕蟪几镏爸巫铮??卦?热四舛ǖ幕实勰旰拧办飨椤备奈?巴?巍薄４褥??蠖崛×耸导实淖罡咄持稳āＵ獗闶恰靶劣险?洹保ㄏ谭崾?荒晡?劣夏辏??虺啤办飨檎?洹薄ⅰ氨本┱?洹薄?
奕?和肃顺等人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而支持能“尽心和议”的奕?。慈禧太后和奕?的上台，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①。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①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年4月号。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这个政府的顾问。”②从此，清廷与外国侵略者开始走上了彼此结合的道路。清廷决意求助于外**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公然宣布“借师助剿”。而英、法、俄、美等国为了全部实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也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公开向清廷提供武器军火，组织军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慈禧太后、奕?等清廷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要巩固其统治地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必须依靠掌握有能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力。还在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帝接受肃顺的建议，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上台的当月，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不仅用兵方略听从曾国藩，甚至任命大员也听他的意见。慈禧太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手使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湘军集团的关系；而曾国藩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到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四年多的时间，曾国藩集团共有21人先后出任总督、巡抚。以同治二年（1863）为例，当时清廷共设8个总督（未含漕运总督、河道总督）、15个巡抚实缺，曾国藩集团竟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曾国藩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后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举措，使许多王公大臣感到惊诧，纷纷上折请求收回成命。她见用权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出于政治需要，也就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
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的公开勾结，对曾国藩集团的加强依靠，这就使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的起义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为复杂和险恶。
②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第241页。
第五章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第一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农民阶级的一些弱点在起义队伍中逐渐显露出来。起义初期的反封建的朴素平等思想，逐渐被封建等级观念所侵蚀。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一些领导人滋长了享乐腐化的倾向，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质朴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豪奢生活的追求。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动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被大火烧毁。咸丰四年又在原址复建，方圆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起义队伍的壮大，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进入太平军。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投机分子。他们或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或以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来腐蚀太平军。
咸丰六年（1856）八月，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曾经为太平天国建立不少功勋。但是，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他日益居功自傲，“威风张扬，不知自忌”①。咸丰六年七月，清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扩大个人权势，遇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立即率领心腹部队于八月初三日（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害。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八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回到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逃往安徽安庆，起兵讨伐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的要求，于十月初杀死了韦昌辉，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十月下旬，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心存疑忌，又封其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同理政事，以牵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石达开因为洪秀全对他不信任，离开天京，率大批精锐部队单独作战。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平军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石达开的军队起初在江西、浙①《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江、福建等省活动，屡战不利。从咸丰九年起，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他脱离天京后，毕竟是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分离叛降的情况不断出现。同治二年四月（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清廷趁机纠集军队，于咸丰六年底，攻陷武昌、汉阳，随后占领江西大部分地区，并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围困天京。
第二节艰苦转战和改革内政的努力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为扭转危局，曾作了努力，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青年将领，担负军事重任。
咸丰八年（1858）六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今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同心协力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七月，陈玉成等部太平军在皖北作战，击溃署安徽巡抚李孟群部湘军，攻占庐州。八月，陈玉成、李秀成两军在滁州境内会师东进，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并进占江浦。浦口一带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其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江西九江后，乘势侵入安徽，进逼庐州咽喉三河镇。十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救援。太平军乘大雾发起猛攻，李续宾部乱成一团，拼死突围，终不得出。经过激战，太平军摧毁了湘军全部营垒，歼灭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湘军数千人，李续宾自杀。太平军乘胜追击，收复桐城，围困安庆的清军不战而逃，皖北复为太平天国所有。天京上游局势，至此暂时得到稳定。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金田起义后，洪仁玕迫于清军缉捕，于咸丰二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到天京后，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因为诸将的不满，不久洪秀全又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其他将领也陆续封王。
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资政新编》。这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在政治方面，洪仁玕认为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指出立法的重要性，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反对“结党联盟”，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仿效西方兴办铁路、轮船、邮局、工厂、矿山、银行等，奖励发明创造者“自专其利”。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主张设学馆、医院，建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育婴堂，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买卖人口及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他还批判那种“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在《戒浮文巧言谕》中，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洪秀全对这些建议深为赞赏。但由于当时还缺少必要的条件，这些政策没有能够施行。
咸丰十年二月（1860年3月），太平天国为打破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派李秀成等奇袭浙江杭州，以分散江南大营兵力，然后太平军迅速由杭州回军，会同陈玉成等部猛攻江南大营。闰三月（5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对天京的包围。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大臣张国梁率残部逃奔丹阳。太平军乘胜追击，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清军节节溃败，张国梁在丹阳落水而死，和春在浒墅关自杀。四月，太平军又相继克苏州、浙江嘉兴等许多州县，开辟了苏南地区，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
当太平军席卷江南、逼近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大为恐慌。江苏巡抚薛焕派上海道吴煦向英、法领事请求派兵防守县城，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表示将协助清军“弥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①。美国流氓华尔（F.T.Ward）也在薛焕、吴煦的支持下，招募外国在华的一些亡命徒组成了洋枪队。咸丰十年六月，李秀成率太平军在江苏青浦大败洋枪队，重伤华尔。七月，太平军逼近上海城时，遭到协助清军防守的英军和停泊在黄浦江的英、法军舰炮火的攻击，李秀成还想与“洋兄弟”取得谅解，严禁还击，致使太平军遭受重大伤亡，只得从上海地区撤退。
①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5页。
第三节保卫安庆和经营苏浙当太平军向东南进军时，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安庆是太平军和皖北捻军进行联系的纽带，也是保障天京、保证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为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决定由陈玉成、李秀成分兵两路攻武昌，以牵制湘军回援。陈玉成率北路军从安徽入湖北，于咸丰十一年二月攻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昌。武昌城内一片混乱，湖广总督官文惊慌失措，官员纷纷逃遁。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为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务，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形势又日益吃紧，使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昌，回师救援安庆。李秀成锐意经营苏南、浙江，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直到咸丰十年十月，因江西、湖北一带的大批起义群众要求参加太平军，他才以招兵西进为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部队防守苏州、常州，自己率领一部分太平军从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咸丰十一年五月进兵湖北，前锋攻占武昌县。李秀成在兴国会见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W.R.Gingell），金执尔加以阻挠和恐吓。当对陈玉成已从湖北折返安庆，李秀成终于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率军从湖北撤入江西。
太平军攻武汉、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兵力围攻安庆。陈玉成屡次组织援军，在安庆外围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于未能与城内守军汇合。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61年9月5日），安庆失守。从此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尽失，天京已无屏蔽。同治元年（1862），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军激战三个月，突围至寿州，不幸被俘，五月初八日（6月4日）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当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与湘军争夺安庆时，李秀成、李世贤的军队由江西入浙江，到咸丰十一年九月间，先后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县）、严州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进兵攻克临安、余杭，围攻杭州。十一月，太平军攻破杭州城，巡抚王有龄自杀。李世贤部黄呈忠、范汝增也于同月攻克重要港口宁波。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
苏浙地区，太平军和乡官的成分严重不纯。充任乡官的除劳动人民外，有流氓无产者，还有大批地主、士绅和依附地主阶级的人；新参加太平军的，有会党队伍，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大批清朝的败兵溃勇。太平军队伍被严重腐蚀，烧杀掳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经常发生，一些将领也在蜕化变质。
苏、杭是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顽抗太平军。浙江诸暨的地主包立身纠集了一两万人的团练武装，盘踞包村半年多；湖州举人赵景贤率团练据城困守，历时近两年。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有：苏州的徐佩瑷，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元昌等。太平军对这些地主武装往往满足于招抚，结果使地主武装得以保存下来。徐佩瑷等人表面上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暗中仍受清朝官员的接济和指挥，并拉拢太平军将领熊万荃、钱桂仁、骆国忠等，组成一个叛乱集团，策划在苏州一带发动叛乱。阴谋暴露后，徐佩瑷等被处死。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在这些地区内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严重的危机。
第四节太平天国的失败太平军占有苏浙，并不能弥补它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无法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曾国藩取得统辖四省军务大权后，号令统一，筹饷较易。他自己坐镇安庆指挥，委其胞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继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犯浙江。不久，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浙江巡抚。他勾结英、法侵略者，镇压浙江的太平军。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李秀成兵分两路，由苏、杭出发，再次进攻上海。敌对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防守方案和筹措饷械。在上海的英、法侵略军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改称“常胜军”，扩编至5000人。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英、法、俄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联合清军，向沪西的王家寺、罗家港等太平军阵地进攻。由于太平军的几个阵地被迫相继放弃，上海得以解严。
三四月间，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乘轮船到达上海。咸丰二年（1852）春，他奉曾国藩之命，仿照湘军营制，在安徽编练成一支拥有6000余人的淮军，成为继湘军之后又一支重要军阀武装。李鸿章到达上海之日，清廷授他江苏巡抚。在官僚、豪绅、富商、买办的支持下，他与外国侵略者积极合作。四月，李鸿章率淮军联合英法联军和华尔的“常胜军”攻陷青浦，随后进犯奉贤南桥镇。太平军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杀伤了不少侵略军，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A.Protet），但终因伤亡过多，南桥失守。李秀成率精锐万余人反击，在太仓大败敌军，乘胜克复嘉定。五月，太平军又在青浦大败敌军，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EdwardForrest），收复县城。太平军又一次进逼上海近郊，侵略军龟缩上海不敢出战。正当此时，曾国荃率湘军扎营雨花台附近，围攻天京甚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严催下，不得不率师回援，第三次进取上海功败垂成。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太平军与湘军在雨花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秀成、李世贤率军20余万，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向湘军发动猛烈攻势。曾国荃全军约3万人，凭借深沟高垒，坚守顽抗。太平军围攻44天，虽毙伤湘军约5000人，但未能攻破营垒。十月，李秀成撤兵。随后李秀成奉洪秀全命渡江进兵皖北，企图诱使围攻天京的湘军回援江北。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却损兵十数万。这时，太平天国的处境已非常不利。
湘、淮军联合外国侵略军乘天京被围，加紧在江浙地区展开进攻。浙江方面，同治元年（1862），英法侵略军伙同清军攻陷宁波，随即成立了“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和“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结为同盟，向太平军进犯。太平军英勇抵抗，在慈溪击毙来援的“常胜军”统领华尔，同治二年在绍兴屡败敌军，先后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LeBrethondeCaligny）及其继任塔提夫。但这些局部战斗的胜利，不能扭转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慈溪、绍兴等城先后失守。这时，衢州、严州、金华各府县也相继被左宗棠的湘军攻陷。此后，左宗棠湘军和“常捷军”全力进攻杭州。同治三年二月（1864年3月），杭州失守。太平军浙江据点全部瓦解。
在江苏，英法侵略军和英**官戈登继任统领的“常胜军”，伙同李鸿章的淮军组成的联合武装，配备了优势的炮舰、轮船和洋枪、洋炮，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同治二年（1863）三月，中外联军攻陷太仓、昆山，七月进逼苏州。慕王谭绍光率领太平军英勇抵抗。李鸿章因强攻损失重大，遂致书诱降。谭绍光坚决抵抗，誓不投降；而以纳王郜永宽为首的苏州其他守将密谋叛降。十月二十四日（12月4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降。过了两天，他们都被李鸿章杀死。苏州的失守，标志着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于绝境。同治三年四月，常州失守。太平军在苏南的根据地也陷于瓦解。天京形势更加危急。城外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已被破坏殆尽，天京城被曾国荃的湘军四面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对他严加斥责，说：“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①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湘军用火药轰塌天京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曾国荃的湘军攻入天京后，大肆抢劫烧杀。
李秀成突围，在天京城外被俘。他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曾国藩还是把他杀害。洪仁玕在江西被俘，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太平军余部在天京陷落后，仍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江南太平军余部于同治五年（1866）失败。江北太平军在遵王赖文光的率领下与捻军会合，增强了实力。同治四年，清廷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为主力，对捻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捻军把僧格林沁主力引到山东菏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僧格林沁督军紧追，陷入捻军的包围，伤亡惨重，他本人也被击毙。此后，清廷相继派曾国藩、李鸿章督师“剿捻”。捻军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于同治七年（1868）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清廷得以腾出手来，先后镇压了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陕甘地区从同治元年起，爆发了回民起义，斗争了十二年后，在同治十二年（1873）失败了。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建立了政权，提出了鲜明的反封建纲领；它坚持斗争14年，攻克600余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前进，激励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业绩和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
①《李秀成自述》。
第六章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第一节外国的经济侵略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仗恃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争着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海关总税务司成立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等担任，掌握了行政、用人大权；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都由外国人充任。如同治十二年（1873）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名，美国人8名，法国人12名，德国人11名，其他国家人4名。由于关税在清廷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因而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清廷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外国资产阶级把中国当作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他们推销的商品，品种繁多，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①在品种繁多的进口货中，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的五年平均数，鸦片为2598.7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6886.9万海关两的39.2％；棉纺织品为2145.1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2.2％。鸦片居于首位。经过20年的发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进口货总值增加到14423.3万海关两，增加了109.4％。其中鸦片为2994.7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21.1％；棉纺织品为4965.3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5.3％。棉纺织品上升为首位，鸦片下降为第二位。这表明外国对华进口贸易的性质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向现代资本主义性质过渡。②外国售价低廉的棉纱、棉布的大量进口，破坏了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也使得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者大量失业。其他手工业也相应遭到机制洋货的破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灯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①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7页。
②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9页。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①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以茶叶和生丝为最大宗，其他还有牛皮、草帽缏、豆类、棉花等。由于茶、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日本等的竞争，出口呈现下降。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为3515.3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为2572.3万海关两，而光绪十六年到二十年（1890—189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下降为2921.8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下降为2412.1万海关两。其他出口货如棉花、豆类、牛皮、草帽缏等，虽有显著增加，但售价低廉，只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提供原料而已。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几乎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农产品和原料受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
为了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从中国输出原料，西方列强还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业。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其后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这些轮船公司势力扩张很快，垄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而且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外资工厂也逐渐增多起来。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业，以及为了掠夺中国原料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缫丝、轧花、制糖、打包等工厂。此外，为了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近销售于中国市场，还建造了火柴、造纸、肥皂、制药、纸烟等工厂。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至少已有100多家，成为压迫和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种势力。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还陆续在中国设立银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这是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同治四年（1865），英国分别在香港、上海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外国在中国资本最为雄厚的金融机构；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在上海设立的德华银行；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正金银行；光绪二十年（1894），法国在上海设立的东方汇理银行等。此外，俄国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这些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经营国内外汇兑，并贷款给清廷，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①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第二节洋务派的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对其大加赞赏。曾国藩说，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除向外国购买船炮，还要自己制造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山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②，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奕?也说，“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这表明在一部分官员中逐渐认识到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必须在军事上和工业技术等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创办新式军事工业。
在洋务活动兴起之际，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写成了《校邠庐抗议》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认为对西方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还提出一条兴办洋务的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宗旨，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滥觞。
主张举办洋务的官员中，清廷中枢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地方总督、巡抚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由于他们在兴办洋务的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派别，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活动，受到清廷一些大臣和士大夫的反对。他们以理学权威自命，恪守“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故步自封，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以为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尽善尽美。这部分人被称为守旧派或顽固派，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洋务派和守旧派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也就是维护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两派意见一致，没有分歧。两派的分歧点在于“西学为用”，也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举办机器制造工业，以资“求强”。在同治五年（1866）奕?等人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光绪六年（1880）刘铭传建议修筑铁路等问题上，都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甚至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①。在守旧派的心目中，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中学”是万古无弊的“圣道”，能够解决治国平天下的一切问题，而西学只不过是“夷族蛮邦”的“奇技淫巧”，不用学习，更不能“用夷变夏”。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阻碍了洋务事业的顺利兴办。
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11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页。
①《洋务运动》第2册，第30页。
第三节军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洋务派用力最多的，是建立军用工业。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就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以手工生产仿制“洋枪洋炮”，并制造了一艘木壳轮船。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手工铸造炮弹。次年，李鸿章又委派英国人马格里（H.Macartney）在松江附近设厂制造弹药。清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命马格里将该厂迁至苏州，添置一些机器，设立“苏州制炮局”。这是洋务派兴办新式军用工业的开端。
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结束，30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共21个。其中由清廷中枢直接拨款、规模较大的有4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各省督抚也纷纷自筹经费兴办军用工业，但大都是中小型的，只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
江南制造局建于同治四年（1865）。是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洋炮局并入，并增添由容闳经手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合组成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此后规模逐渐扩大，先后设立了机器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个分厂，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成为一家综合性近代军用工业。其主要产品有枪支、大炮、弹药、水雷、轮船、钢材等，都由清廷调拨，分发各地驻军。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在资金经费方面得到清廷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论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金陵机器局，也称金陵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随迁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其规模计有机器厂3处，翻沙、熟铁、木作车间各2处，还有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局及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等，主要生产弹药、枪支和大炮，产品大都供应李鸿章的淮军和天津大沽炮台。在清廷直属的4个大型军用工业中，金陵机器局规模最小，“所出枪炮无多”，它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在演放时一再爆炸，质量低劣。
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向清廷建议设立的。由法国人日意格（P.Giquel）、德克碑（P.D’Aiguebelle）主持建厂和造船，还雇用几十名法国工匠。筹建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任前向清廷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船政局设有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储材厂、拉铁厂、锤铁厂、铁胁厂及船坞一座，并附设船政学堂，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同治八年（1869），船政局造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到同治十三年（1874），该局共造大小轮船15艘。因合同期满，日意格及一部分法国工匠被辞退，有关船只的设计施工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员主持。由于经费短缺，生产困难，加以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中遭到破坏，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20年**造兵船19只。船政局在造船过程中，技术上逐渐有所提高。最初只能造150马力以下的木壳船，到光绪十三年（1887）造成了第一艘铁甲船，轮机也由旧式单机改成复合机，马力由150增至2400。福州船政局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机器局，是华北地区第一个官办军用工业。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奏准在天津设局制造军火。次年，清廷委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筹建。同治九年（1870）发生天津教案，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管该局事宜。经过逐年扩充，天津机器局分设东西两处。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式子弹和水雷，附设有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以制造军用器具、开花炮弹为主，兼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等。所生产军火，主要供应淮系水陆各军。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
湖北枪炮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六年（1890）建于湖北汉阳。
光绪十九年（1893）初步建成，次年厂房因火灾被焚，甲午战争以后才得以修复，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
洋务派在同治四年以后创办的近代机器军用工业，完全是官办的。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等。所生产的军火直接调拨装备湘、淮军及各省军用，不是为进入市场交换而生产。这些官办的军用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厂不但要受总督、巡抚的控制和监督，而且还要受总理衙门的节制。企业类同官府衙门，成为当权者安插亲朋故旧的地方。人员冗滥，甚至挂名领取干薪，营私舞弊，管理混乱，**现象严重。洋务派兴办的军用工业尽管具有封建性、落后性，但它毕竟在中国开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实行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训练新式陆军的起步，是整顿八旗、绿营。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奕?等人的奏折中即提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清廷批准了练兵章程。随即成立了神机营，并从京营八旗挑选精壮兵丁，演练洋枪洋炮和“洋人阵式”。同治三年（1864），神机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建立了“威远队”，成为一支拥有5000余人，融马队、步兵、炮兵于一体的洋枪队。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从绿营中挑选精壮兵丁，按湘、淮军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六军，15000人，称为“练军”。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相继建立了练军。此外，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部湘军也都较普遍使用外国新式武器。这些军队大都聘用英、法、德等**人，按西方操典演练队列阵式。
除整编陆军外，洋务派还筹建新式海军、整顿海防。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清廷以赔款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于是筹办海防、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经过筹划，光绪元年四月（1875年5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筹建。在南洋、福建、北洋三支水师中，南洋水师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到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共拥有舰艇14艘，除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外，余均购自英、德两国。福建水师是在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部分舰船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有舰艇11艘，其中9艘为船政局自造，2艘购自英国。中法战争时，福建水师在马尾港内遭法**舰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于光绪元年筹建，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光绪十年已拥有舰艇14艘，初具舰队规模。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清廷成立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成立后，贯彻先发展北洋水师的方针。到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各类舰船基本具备，共有25艘。舰艇主要购自英国、德国，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总查，按新式海军编制训练，并参照英国的规章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布置防务，修筑炮台、船坞，成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光绪十四年以后，北洋水师未再增添新式舰艇。这支苦心经营的海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第四节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洋务派为了供应军用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并受到外货倾销、外资优厚利润的刺激，从同治末年开始，便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即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创办民用企业，以解决清廷由于财政拮据，难以筹拨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有个别民用企业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在这些民用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
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创立，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创办之初，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主持局务。由于招募商股困难，筹办半年，实际资本还不到20万两，其中12.3万两系贷借官款，加以朱其昂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遂于次年进行改组。轮船招商局改组后，由买办唐廷枢任总办，买办徐润，洋务官员盛宣怀，旧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诏任会办，规定资本100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扩充了运输业务，到光绪二年（1876），航运船只增至10艘。次年，又以220万两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增至30余艘。招商局规模虽扩大，但也出现船多货少、债务严重等新的困难。太古、怡和等英国轮船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航运的垄断地位，继续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使其陷入艰难处境。由于李鸿章采取了暂缓缴还官款利息、增拨运粮、准其承运官物、如有盈余全部留局作公股等措施，才使招商局的情况日渐好转。中法战争前夕，光绪九年（1883），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资金周转失灵，曾举借外债。李鸿章乘机进行第二次改组，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中法战争期间，主持局务的马建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将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战后收回。盛宣怀通过重新制订章程，以督办大员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加强了“官督”的权力，“商办”的色彩大为减弱。
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二年（1876）筹办，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突出“商办”。原拟采煤、炼铁、修铁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约80万两，但到光绪四年只募集股金20万两。煤矿钻井进展顺利，而炼铁由于成本过高，且缺乏冶炼专门人才，只好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光绪七年（1881），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余吨。以后产量不断提高，到光绪十五年（1889）即上升到年产煤24.7867万吨。生产的发展急需解决运输的问题，光绪八年（1882）唐山到丰润县胥各庄的铁路开始通车，光绪十二年（1886）又将铁路延长至大沽。光绪十八年（1892），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病故，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张翼原为醇亲王奕?的侍役，昏聩贪鄙，对于近代企业的经营一窍不通，管理混乱。为筹集秦皇岛港口工程的费用，他以矿务局财产作抵押，向外商借贷。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国人以欺骗、讹诈手段攫夺了开平矿务局全部财产。电报总局于光绪六年（1880）在天津设立，并创办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门人才。还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时，办理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因感防务需要，向清廷建议架设福州至台湾的电线，但未能实现。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间试架电线，效果良好。次年，他奏请清廷批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架线工程于光绪七年（1881）完成，并投入使用。光绪八年，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派盛宣怀任总办。光绪十年（1884），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电报局创办后，营业发展迅速，到光绪二十年（1894），电讯交通几乎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建广州炼铁厂时，清廷将其调任湖广总督，负责建造芦汉铁路，于是铁厂也从广州迁移到湖北。到光绪十九年（1893），铁厂才基本完工，次年正式投入生产。全厂有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6个大厂，另有4个小厂，雇用外国技师约40人，工人约3000人。开工后即遇到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困难，所炼的钢又因含磷过多，不宜用于制造钢轨。铁厂从筹办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支出582万余两，都是官款。经费开支庞大，而生产却是产量低，产品质量差，成本太重，销路少。这种情况使铁厂很难维持下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更为竭蹶，无力为铁厂筹拨经费。张之洞准备将铁厂及其他矿业转让给外国商人，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于光绪二十二年被迫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于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提出的建厂计划，并委派他和郑观应负责在上海筹建。彭汝琮未能集到股本，又同郑观应等人发生严重分歧。郑观应辞职，彭汝琮被李鸿章斥退，织布局筹建工作陷于停顿。光绪六年（1880），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办“官务”，郑观应专管“商务”，并总办局务。郑观应等人主持下的织布局，很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在新订的章程中提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①章程公布后，公开招股的工作进行顺利，很快就招集到50万两。但龚寿图等人不愿意商股太多，以免影响他们在织布局的地位，与郑观应等人发生意见分歧。光绪九年，郑观应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应兵部尚书彭玉麟的邀请，遂离开上海到广东，织布局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主持。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正式投产。开工不到一年，又发生亏空。于是再次更换负责人，最后由淮系官员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到光绪十九年（1893），织布局已颇具规模，有织布机500台，纱锭2.5万枚，工人4000人。所产布匹主要在上海销售，此外，还远销牛庄、福州、重庆等地，营业兴旺，纺纱利润尤为丰厚。经李鸿章奏准织布局享有特别专利权，规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产品纳税也有优惠，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沿途税厘。由于纺纱获利优厚，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规模。但就在此时（光绪十九年），织布局因清花间起火，全厂被烧毁。李鸿章随即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负责恢复织布局，这就是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
湖北织布官局于光绪十九年建成投产。先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筹建，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纺织机器全部随之运往湖北。织布局建成后，共有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约2500人，日产纱100担。由于棉纱畅销，利润优厚，张之洞决定在布厂之外增建纺纱厂，以其盈利来填补他所办的铁厂经费的不足。原计划建两个纺纱厂，但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才在织布局旁边建成北厂，称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未能建①《洋务运动》第7册，第469页。
成。
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大都是官督商办，吸收了一部分买办、地主、商人的资金，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压迫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企业有浓厚的封建性，企业大权都掌握在“官”的手里，“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股不得过问局务。此外，这些民用企业还存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技术大权甚至行政大权都为外国人所控制。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阻碍了商办企业的发展，也没有能够达到“求富”的目的。
第七章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思想文化的变化第一节商办企业的出现在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端，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员、地主、买办、商人投资创办的，也有一些是从原来的手工业工场、作坊采用机器生产转化而来的，主要有船舶机器修造业、缫丝业、棉纺业、面粉业、火柴业和印刷业等。据统计，自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年，除缫丝业外，约有80个企业①。
船舶机器修造业。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发昌机器厂。同治五年（1866），方举赞初创时为打铁作坊，仅有打铁炉一座。同治八年（1869），采用车床。原为外商船坞锻造修配轮船的零件，到光绪二年（1876），已能自造轮船和生产轮船机器、车床、汽锤等机器产品。由于业务发展迅速，光绪十年左右，拥有车床、钻床近20台，工人300人。中日甲午战争后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卖给外商耶松船厂。另外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是上海均昌船厂，其初期业务只限于修理船只。由于经营管理较好，生产效率较高，业务发展迅速，从光绪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先后制造了6艘轮船，技术水平比较先进。但这家企业后来也被耶松船厂兼并。
缫丝业。机器缫丝业最早出现在手工缫丝比较发达的广东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雇用女工六七百人，产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优厚。两年后，南海又建立4家机器缫丝厂。到光绪七年（1881），广州、顺德、南海等地陆续增加到10家。其后，广东机器缫丝业发展迅速，中法战争后，仅广州一地就有缫丝厂五六十家。光绪七年，浙江丝商黄宗宪在上海建立公和永缫丝厂，开办时有丝车100部，后来发展到858部。到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又相继建立了5家缫丝厂，其中规模较大的坤记丝厂资本为24万两。这些丝厂受到外商的挤压，生产情况不如广东。
棉纺业。在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以前，中国创办的近代机器棉纺织厂和机器轧花厂很少。光绪十二年（1886），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建立通久源轧花厂，有40台新式轧花机，雇用工人三四百人。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1891—1893），上海又相继成立了棉利、源记、广德泰和礼和永4家轧花厂，武汉也成立了昌记轧花厂。轧花兼纺纱的工厂，是唐松岩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上海创办的华新纱厂（初名轧花纺纱新局），有纱锭约7000枚，布机50台。光绪十九年（1893），安徽商人朱鸿度创办上海裕源纱厂，于次年开车，纱锭2.5万枚。紧接着又有人创办了裕晋纱厂、大纯纱厂，严信厚也在宁波设立了通久源纱厂。此外，重庆、镇江、广州等地也在酝酿建立棉纺厂。面粉业。光绪四年（1878），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成立了贻来牟机器磨坊，雇用工人约30人，每年可获利银六七千两。此后，陆续创办了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福州机器面粉厂、北京机器磨坊等，规模与贻来牟机器磨坊差不多。
①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442、1446、24、39页。火柴业。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地创办火柴厂约有十余家。其中如天津自来火公司，由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等人成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资本1.8万两。光绪十七年，因失火厂房被焚。随即公开集股重建，资本增至4.5万两，聘请英、俄商人帮同管理帐目、购买机器。光绪十六年前后，上海成立了燮昌火柴公司，资本5万两，职工约800人，所使用化学原料从欧洲输入，木梗、箱材及纸使用日货，日生产火柴20余箱，但质量较差。
印刷业。商办机器印刷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也陆续办了一些工厂。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光绪八年（1882）徐鸿复、徐润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局。同文书局有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人，主要影印古籍，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文书局停办，徐润复设立广百宋斋，为铅字印刷。
此外，玻璃制造、制糖、制茶、造纸等商办企业，也在上海、福州、台湾等地设立。
从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四年中日战争前，历时20多年，在中国陆续出现了近代商办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日用轻工业，一般规模较小，资本大都在10万元以下，有的只有几千元，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比起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力量是微弱的。但有了这些商办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出现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开设的企业，在中国大量推销商品，掠夺原料，跟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竞争。中国民族企业不仅在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方面受到巨大压力，而且经常受到外国资本吞并的威胁。同时，中国民族企业在机器、技术等方面都依赖外国，有的还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清廷对民族企业不但不予扶植，而且从各方面束缚了它的发展。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廷的正式承认，在设厂、经营和产品销售方面，没有法律保障，完全听任官吏随意处置。例如，光绪七年（1881），广东南海知县徐赓陛即以“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以及机器缫丝厂“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夺人之生业”为由，查封各处缫丝厂。许多地方官吏还对商办企业加重征收税捐，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这些企业的负担。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是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就是寻求封建势力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存在矛盾的关系，又存在依赖的关系；既有其社会历史进步性，又具有先天的软弱性。
第二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中国产生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这是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此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也产生了。
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从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在沿海通商口岸非法设立船坞、工厂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当时，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受雇于外国资本家。同治以后，在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和在民族资本的企业中，产生了更多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的人数，除码头工人无法统计以外，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前，约有10万人。其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5％，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37％，民族资本企业的工人约占28％。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要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了近30年。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比较集中的特点。当时在中国出现的近代企业，大都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等一些通商口岸，因此，在这些地区产业工人相对集中。据估计，上海、汉口、广州三地的工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6.4％。此外，从产业类别上看，工人相对集中在机器缫丝业、船舶修造与机器铁工业、军用工业、轧花业与棉纺织业、采矿业等，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8％①。据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500工人以上的厂矿有39家，其中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11家，洋务派经营的企业13家，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15家，最大的企业雇用工人达三四千人。在这39家企业中，工人人数总计约有5.713万至6.22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长的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其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他们的工资很少，而且常被任意拖欠，或被借故罚款克扣，很难维持自身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随时受监工、工头的任意打骂和处罚。工厂的劳动条件恶劣，没有卫生设备和安全保护，工伤事故经常发生。工人连最低限度的自由都没有，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
中国无产阶级在极端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中国工人最早反对外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是同治七年（1868）上海美商耶松船厂工人的罢工。光绪五年（1879），这个工厂的工人因工头克扣工资进行罢工。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厂的工人因外籍监工殴打工人举行罢工。光绪九年（1883）和十六年（1890），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反对延长劳动时间，发动罢工。光绪十七年（1891），开平煤矿工人反对外国工程师欺压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压迫斗争，迫使外籍技师一度离矿。这个时期，工人的罢工斗争主要还只是经济斗争，说明中国无产阶级还处在早期阶段。
在中国无产阶级出现之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也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一般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员转化而来，有一些则是由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例如，创办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沅，是在南洋经商多年的华侨商人；在上海创办公和永缫丝厂的黄佐卿，是经营丝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02页。
业多年的商人；创办上海裕源纱厂的朱鸿度，是安徽巨商、浙江牙厘局总办；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的朱其昂，官至道员，曾代理津海道，死后诏赠光禄寺卿；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是曾任直隶通永道的淮系官员，吴懋鼎是汇丰银行的买办；在上海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源昌碾米厂、源昌缫丝厂的祝大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创办上海发昌机器厂的方举赞，则是打铁作坊主。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官府机构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头衔，或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具有亦商亦官或亦商亦绅的多重身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之间，既有无法避免的矛盾，又有着切不断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又具有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妥协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第三节思想文化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原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维新思潮。它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王韬（1828—1897），号紫铨，江苏长洲（今吴县）人，主要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1838—1894），字淑耘，江苏无锡人，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庸盦全集》。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著有《适可斋记言》等书。郑观应（1842—1922），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著有《盛世危言》等书。
郑观应等人的思想，主要是：（1）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心腹之患，将来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出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造成无穷的后患。（2）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清廷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他们批评洋务派所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官有权，商无权”，“官督商办势如虎”，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将厘金合并于关税，保护关税，以便于跟外国资本主义竞争。郑观应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思想，提出“商战”的口号。他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并强调发展本国的机器工业，把“商战”建立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商战”论具有反侵略的爱国的积极意义。（3）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王韬、郑观应等人介绍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主张在中国推行“君民共主”制，仿效西方国家设立议会。郑观应说：中国如实行“君民共主”、议会制，就能够达到“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②虽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来意义上去理解，但是在反对君主**制度和初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摆脱了洋务派思想的窠臼，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进步性。
早期维新思想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形成政治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力量还处在微弱时期的表现。他们虽然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都不能摆脱与洋务派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较早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是冯桂芬。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因而主张“采西学”。同治年间有了洋务派举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以后，中国科学家李善兰等才对西方近代科学作了系统的接受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始而大踏步前进的。后来，由笛卡儿（RenéDescartes）制定了解析几何，耐布尔（JohnNapier）制定了对数，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和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在刚体力学方面，牛顿在刻卜勒（Johannes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313—314页。Kepler）所发现的行星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从物质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对于近代科学中这些最基本的伟大成就，李善兰通过翻译和论述的形式几乎是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合作，先后译书7种，如接续翻译明末徐光启等未译完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9卷，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W.Whowell）的《重学》，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F.W.Her－schel）的名著《天文学纲要》，取名《谈天》等。李善兰（1810—1882），字壬叔，浙江海宁人，对数学造诣颇深，著有《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所著《方圆阐幽》，已独立地达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他与人合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分别是关于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第一个译本，所创译的“代数”、“微分”、“积分”数学名词，至今沿用。李善兰坚持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自然界，反对以自己的主观臆想强加于自然界。这种严格的科学态度，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他的译介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他在《重学》的序言中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
跟李善兰同时的科学家有华蘅芳、徐寿等。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人，数学家。著有《行素轩算稿》6种，共23卷。他与西方人士玛高温、傅兰雅（J.Fryer）等合译西方科学著作12种，内容包括数学、动物、地学、军事、气象等方面，其中关于数学的7种。华蘅芳不懂外文，玛高温对中文仅勉强可通，译书难度很大。但他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一丝不苟地力求把书译好。他在《金石识别》的序言中追忆译书过程的情景说：“挟书卷，袖纸笔，徒步往来，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汗不得解衣，咳不得涕吐，病困疲乏，隐忍而不肯休息者，为此书也。唯是日获数篇，奉如珍宝。夕归自视，讹舛百出，涂改字句，模糊至不可辨，则一再易纸以书之，不知手腕之几脱也。每至更深烛跋，目倦神昏，掩卷就床，嗒焉若丧。而某金石之名，犹来萦扰于梦魂之中，而驱之不去。此中况味，岂他人所能喻哉！”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化学家。同治六年（1867）以后，他一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担任编译工作，共译书12部。其中化学著作占大多数，也涉及物理、机械制造等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化学鉴原》和《西艺知新》两书。徐寿译书时，遇到如何统一化学元素译名的难题。他创造了取西文第一音而造新字的原则，许多元素如钠、钾、锰、镍、钴、锌、钙、镁等，都是依此原则新造的，一直沿用至今。徐寿还曾和华蘅芳试制木质轮船，长50余尺，每小时能行40余里，取名“黄鹄”。这是中国人最早自制的轮船。光绪元年（1875）左右，徐寿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开始化学实验的演示工作。徐寿是一个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科学家，反对鬼神迷信，提倡“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的学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虽也出现了个别优秀科学家，但没有发展的近代工业的支持，他们还不能对历史的前进起较大的影响。
第八章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中法战争第一节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同治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远东地区成了它们激烈争夺的对象。美、日、英、俄、法、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进中国广大边疆地区，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
美国早有侵占中国台湾的野心。咸丰三年（1853），美国海军舰队窜到台湾，并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作为海军根据地。同治六年（1867），美国借口失事船只“罗佛”号的水手在台湾遇害，派军舰侵略台湾，在台湾南部的琅■（今恒春）登陆。高山族人民给予迎头痛击，打走了美国侵略军。日本也有侵略中国台湾的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5000余人侵略台湾。日兵在琅■劫掠焚杀，当地高山族和汉族人民据守险要，顽强抵御。日本侵略军遭到伤亡，无法前进。清廷在跟日本交涉的同时，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但是，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专约》），以赔偿白银50万两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
英国在同治年间不断派人以游历、探险为名，进入中国云南、西藏侦察。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派军官柏郎（H.A.Browne）率领近200人的武装部队从缅甸出发，到云南探测路线；驻北京英国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光绪元年（1875），马嘉理等率领武装部队侵入云南省腾越地区。当地景颇等族人民立即予以阻拦，马嘉理竟然开枪行凶。群众激于义愤，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侵略者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勒索。光绪二年，清廷在英国的胁迫下，派李鸿章与英国代表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条约除规定“赔款”、“惩凶”、“道歉”之外，还允许英国可派人到云南“调查”通商情况，并可派人由中国内地经西藏到印度，或由印度进入西藏，探访路程；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等。
《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一再要派人进入西藏，进行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和一部分地方官员，坚决拒绝侵略者入藏。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悍然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向隆吐山进攻。西藏爱**民誓死抵御，在打击了侵略军后转移至亚东山谷。**的清廷一味妥协求和，不准西藏爱**民反抗，罢黜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使英军得以继续进犯。光绪十六年（1890），清廷与英国谈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锡金）的边界。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与英国又订立《藏印续约》，竟同意英国的侵略要求，规定中国亚东辟为商埠。从此，英国势力侵入了西藏。
当美、日侵略中国台湾，英国侵略中国西南的时候，俄国也极力向中国新疆扩张。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阿古柏乘中国新疆地区纷乱之机，率军侵入喀什噶尔。同治六年（1867），阿古柏在南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同治九年（1870），他又进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势力伸展到玛纳斯。至此，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所侵占。那时，英、俄都力图在新疆扩展侵略势力，竞相勾结和支持阿古柏。同治十年（1871），俄国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扬言“伊犁永久俄占”，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俄国挟其军事威势，于次年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来换取它在南疆的通商等特权。为跟俄国争夺，英国也于同治十三年（1874）与阿古柏订立“英阿条约”，承认阿古柏的统治地位，从而取得了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通商等特权。
俄国和阿古柏对新疆的侵略，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热切盼望清廷早日收复失地，并自动起来同侵略者作斗争。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台湾，东南海防形势紧张。面对同时发生在西北和东南的两个危机，清廷的官员提出不同的对策，发生塞防、海防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认为应大力加强海防，但他却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为由，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①。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尺寸不可让人”，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敢构衅于东南”①。清廷接受了收复新疆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清军进入新疆，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光绪三年（1877），清军乘胜进军南疆，连战皆捷，阿古柏在逃走途中身亡。是年十一月（1878年1月），清军最后收复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区还在侵略者手中。
清廷一再向俄国提出收复伊犁地区。俄国拒不交还，反而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光绪四年（1878），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的问题。崇厚在俄国的胁迫下，于次年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500万卢布（合白银280万两）；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塔尔巴哈台附近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俄商在中国蒙古、新疆地方贸易免税；俄国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设领事；增辟两条由陆路到天津、汉口的通商线路。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问，并向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拒绝承认，同时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谈判改订条约。
光绪六年，曾纪泽赴俄国彼得堡谈判。在谈判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声称“只要照办，无可商议”。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光绪七年正月（1881年2月），双方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条约》（也称《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根据条约规定，中国虽然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索尔山口，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划归俄国；赔款增加到900万卢布（约合银500万两）；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边界另订界约；俄商在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在新疆则暂不纳税等。此外，条约还规定，伊犁居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为俄国劫迁大量中国各族居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页。
民造成借口。这次和后来通过几个勘界议定书所割占的中国领土有7万多平方公里。清廷收回伊犁后，于光绪十年（1884）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又加紧侵略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光绪十八年（1892），俄国违背中俄关于帕米尔地区边界的光绪十年（1884）《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清廷当时曾声明，不放弃对中**队当时所驻地区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所有权。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国竟然背着中国跟英国立约，私自瓜分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
第二节中法战争咸丰年间，法国出兵强占了中国邻邦越南的南部，并于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它的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又侵略北部河内地区，而且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侵入中国。活动在中越边境、红河中游的中国农民起义军旧部刘永福的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邀请，与越南军民一起坚决抵抗，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邺（F.Garnier）。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光绪六年（1880），茹费理（J.Ferry）出任法国内阁总理，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光绪八年（1882），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进窥中国云南。越南政府再度邀请黑旗军参战。次年，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军民一起向河内的法国侵略军发起进攻，在城西纸桥又一次打败侵略军，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H.L.Rivière）。越南国王晋升刘永福为三宣提督。
就在这一年，茹费理再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立即增加军费和增派军队，扩大侵越战争。七月，法军攻陷越南首都顺化，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顺化条约》订立后，法国立即要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撤出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开放中国云南边界。
面对法国的侵略、越南的求援，清廷的官员意见分歧。主张抵抗的有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认为越南与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关系十分密切，法国夺取越南北部，势将威胁到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安全。李鸿章等人则主张妥协求和，认为中国如援助越南，就是与法国“失和”，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①。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甚至企图诱使英国与越南立约，借以制止法国。清廷虽也注意到法国侵略越南，则中国藩篱尽失，后患无穷，于光绪九年分别令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率兵进驻越南北部，以为增援；但是，却又三令五申，“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会谈，希图达成妥协协议。
清廷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悍然发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到次年三月，法军先后攻占了山西、北宁、太原、兴化，完成了占领红河三角洲的计划，直逼中越边界。清廷为掩饰败绩，将徐延旭、唐炯革职拿办，任命潘鼎新、张凯嵩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一直跟恭亲王奕?有权力矛盾的慈禧太后，借机指责奕?因循失职，办事不力，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军机处领班大臣；贝勒奕?主持总理衙门，并封庆郡王；军机处遇有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奕?商办。
清廷做了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并不是下决心要抵抗法国的侵略，而是急于妥协求和。奕?掌权不久，即授权李鸿章设法寻求与法国和谈。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F.E.Fournier）在天津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是：清廷同意对于法国与越南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队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中越边界①《中法战争》第5册，第158、257页。
开放通商。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廷对法国侵略的妥协屈服。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军急于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即向谅山推进。驻谅山的清军代表向法军军官解释没有接到清廷撤军的命令，法军军官蛮横地宣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法军竟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打退法军。法国制造了这次军事冲突，却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以此进行讹诈，要清军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赔偿兵费2.5亿法郎；同时，任命孤拔（A.A.P.Courbet）为舰队司令，将法舰调往福建福州和台湾，把战火扩展到中国领土上来。
清廷深恐和局破裂，决定限期撤军，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去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Patenlre）谈判，并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发开衅”。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进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监视港内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广大官兵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船政大臣何如璋、帮办军务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不准无令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①清廷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法国的侵略野心。光绪十年六月（1884年8月），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Lespès）率领一支分舰队向台湾基隆炮台发动进攻，强行登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英勇抵御，把法军赶回舰上。法军转而集中力量进攻福建省福州。七月初二日（8月22日），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得到进攻福建水师的命令。次日上午，孤拔将开战通知交给何如璋等人。但是，何如璋等人仍然不作任何战斗准备，却向法军请求将他们的开战日期改在明日。孤拨给予拒绝，而且命令舰队开炮进攻。福建水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何如璋、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跑。在不利的形势下，水师广大官兵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誓死抵抗。战斗只经历了半小时，福建水师的军舰和运兵船几乎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700余人。第二天，法**舰又炮击马尾造船厂，击毁马江两岸的炮台、民房。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廷被迫对法宣战。
法国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沿海各地不断发生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等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海外侨胞也积极捐款支援祖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香港的中国工人用罢工来反抗法国侵略者。
光绪十年八月，孤拔率法国舰队再次侵犯台湾，强占基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部退守淡水，与来犯的法军展开激战。法军受挫，伤亡几十人，其余狼狈逃回海上。为了截断大陆对台湾的接济，孤立台湾守军，法舰封锁了台湾。法**舰还侵犯浙江镇海。光绪十一年正月（1885年3月），法舰几次进犯镇海招宝山炮台，都被守卫炮台的清军击退。法军未能得逞，于二月（3月）转而侵占澎湖。
法国侵略者在侵扰浙江省的同时，又在中越边境地区增兵，并向驻越南北部的清军潘鼎新部发动进攻。潘部仓皇败退，法军乘势闯入广西省镇南关（今友谊关）。镇南关失守后，潘鼎新被革职。年近70的老将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率军赶到镇南关前线，积极修筑工事，对兵力作了部署，准备迎击来①《中法战争》第3册，第131页；第2册，第144页。
犯之敌。二月，法军猛攻关前御敌的长墙，有的已经越墙而入。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手持长矛，奋勇当先地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异常感奋，跟随着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大败溃退。当地壮、瑶、白、彝、汉等各族人民和1000多名越南人民也赶来助战。冯子材率各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法国侵略者称这次战役是灾难性的失败。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混乱，形势对抗法斗争十分有利。但是，清廷的本意是求和，“时时为和计”，最终在胜利声中屈辱议和。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年4月4日），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J.D.Campbell）代替清廷在巴黎跟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二十一日（6日），清廷即命令前线停战，关外驻军分别撤回。两广总督张之洞、督办广东防务彭玉麟等表示反对，分别致电清廷，指出“条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①。但是，清廷不顾有关官员、将领的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缔结不平等的《中法新约》。条约规定：法国侵略军定期从台湾、澎湖撤出；清廷确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法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边界开埠通商；中国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等。这样，中国西南的门户进一步被打开了。法军撤出台湾、澎湖后，清廷于是年九月设置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①《中法战争》第6册，第384、385页。
第九章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第一节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1895），日本为了吞并中国邻邦朝鲜，并向中国扩展，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展迅速，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强国，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陆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征服朝鲜为其“利益线的焦点”，并进而吞并中国的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地。随后，日本政府即按此政策对中国、朝鲜进行侵略扩张。从同治末年起，日本多次武装侵略朝鲜，攫取了通商、驻兵等特权，使朝鲜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光绪十六年（1890），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异常尖锐。日本统治阶级为了转嫁危机，大肆扩充军备，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并且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各种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着手准备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得到了美、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美国当时集中力量扩充在太平洋的势力，难以顾及远东，故对日本采取了扶持的做法，希望能够“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①。德、法两国也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英国在侵略东亚的过程中，经常同俄国发生争夺。为了对抗俄国，便采取了接近日本的态度。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提高了英货进口的关税税率。次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极为恐慌，要求清廷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乘机诱使清廷出兵朝鲜，并声称“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听信了日本的保证，在接到了朝鲜政府“恳请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文书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选带淮军1500人，乘船东渡朝鲜。同时照会日本，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②。但日本却以护送驻朝公使赴任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侵入朝鲜，把部队部署到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
当中日两国陆续派兵赴朝时，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清廷按原议提出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方案，同时命令正准备增援的后续部队停止出发，并电令在朝清军向牙山集结，准备订期内渡回国。但是，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把朝鲜政府置于日军的监督之下，并继续增兵入朝，使侵朝日军增至万余人，数倍于清军，战争迫在眉睫。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突然袭击中**舰，中国雇用的英国运兵船被击沉，船上兵士700多人死难。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①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中译本第96页。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2册，第548—549页。第二节战争进程和清廷的失败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廷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主张。以翁同龢、文廷式等帝党一派极力主战，反对妥协求和，同时想以此争取人心，扩大实力。他们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主和派则以把持了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等后党官僚为代表，为了保存实力，主张避战求和。在中日战争爆发前，面对紧急的形势，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企图在外交上依靠列强的折冲调停，迫使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李鸿章和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先后求救于俄、英、德、法、美等国，但毫无结果。驻扎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感到形势紧急，曾多次电请李鸿章增援备战。李鸿章却不为所动，在回电中依然强调“已付各国公论”，英、俄等国必有办法；并严令叶志超“静守勿动”，以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①结果，贻误了时机。
在袭击中**舰的当天，日本陆军进犯驻扎牙山的清军。清军主将叶志超放弃牙山，逃至平壤。由于日本已经不宣而战，清廷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在当天向中国正式宣战。这一年是阴历甲午年，故这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集结重兵对平壤发起猛烈攻击。中**队在朝鲜人民的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总兵左宝贵登城指挥，力战身亡。统帅叶志超却率军仓皇出逃，致使清军迅速溃散。八月下旬，清军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平壤战役后两天，日军为了控制在黄海的制海权，又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对北洋舰队进行偷袭，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黄海海战。八月十七日（9月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北洋舰队10余艘舰船，护送运兵船至大东沟。次日中午，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由于受李鸿章等人消极避战的影响，准备不足，所以海战一开始，中国方面仓促应战，再加上指挥缺少经验，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包围。但是，中国海军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反击。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在旗舰“定远”号的飞桥上跌落受伤，但他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定远”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致远”号受重伤后，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猛冲，意图撞毁日舰“吉野”，不幸中鱼雷沉没，邓世昌和全舰2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号管代林永升力战牺牲，全舰官兵继续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海战历五小时，北洋舰队沉毁军舰五艘，而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在内五艘军舰也遭到重创。日本舰队无力再战，首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还尾追一阵才返回旅顺。此战，北洋舰队虽损失不小，但它还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重型铁甲舰及“靖远”、“来远”等战舰，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况且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一时也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然而，黄海战后，李鸿章一味强调“避敌保船”，命令北洋舰队躲藏在威海卫港内，不准出击，以致造成坐困待毙的局面。
从九月（10月）下旬开始，日军分两路大举入侵中国。一路渡过鸭绿江，进攻中朝交通要道九连城。沿江驻守的四万多清军，除据守虎山的聂士成部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第25页。
进行过抵抗之外，其余均望风而逃。日军接连攻陷九连城、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凰城、长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以夺取旅顺、大连为目标。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大批日军在此登陆，并把大量军火辎重运送上岸，清军未进行任何抵抗。旅顺守将总兵徐邦道等见金州危急，建议旅顺守军分兵增援，以保护后路，并电请李鸿章速令北洋舰队赴援大连。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其他将领的响应，反而被李鸿章斥责为“糊涂胆小”①。十月初九日（11月6日），日军进犯金州，徐邦道率孤军奋战，抵抗失败。徐邦道退守旅顺。次日，日军进攻大连炮台。由于守将赵怀益已先一日脱逃，兵勇溃散。日军轻易地占领了大连，并缴获了清军遗弃的大批军用物资。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8日），日军向旅顺发起进攻。丁汝昌曾亲往天津面见李鸿章，请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李鸿章却严令丁汝昌“保船避战”，否则虽胜亦罪。而驻守旅顺的清军统帅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屿，在开战前即已逃往烟台。在旅顺的1万多清军军心涣散，将领互不统属。徐邦道率部迎敌，一度击败日军的先头部队。双方激战数日，徐军终因后援不继而失败。二十五日（22日），旅顺失守。日军攻占旅顺后，连续四天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近2万的无辜群众被杀害。
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盛京（今辽宁省）广大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岫岩时，当地挖煤工人联络几十个村庄的人民，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抵抗，打死打伤许多敌人。辽阳地区的农民，在1个月内连续打退敌人的4次进犯。旅顺人民在日军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表现得英勇顽强。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抄袭威海卫后路，并以海军封锁威海卫港口，使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南岸炮台，北岸守军望风溃散。丁汝昌派人炸毁了北岸炮台和弹药库，以免资敌。随后，日军又占据了北岸。北洋舰队陷入重围。正月初九日（2月3日），日舰和占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爱国将士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日本舰队的进攻。但日军猛烈的炮火，也使清军伤亡惨重。这时，日本舰队司令致信丁汝昌，劝其率部投降。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和部分贪生怕死的将领也公开要求投降。丁汝昌下令各舰冒死突围，后又命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但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只有“定远”管带刘步蟾沉舰后自杀。十八日（11日），丁汝昌在增援和突围均已无望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次日，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军器弹药，全部被日军所缴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清廷因淮军屡战屡败，转而起用湘军旧将，希望以此挽回颓势，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澂和淮军总统宋庆为帮办。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刘坤一率六万湘军开赴山海关，发动反攻。但湘军同样**不堪，一触即溃。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上旬，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相继失守。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前，湘军复败于后，加之北洋舰队已经覆没，不再抱取胜的希望，于是决意求和。清廷的**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清军大都士无斗志，许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8，第22页。
多将领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以投入战场的主要部队淮军而言，时人对其**情状曾有形象的描绘：“‘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四脚脱如飞，还恐被追攫制敌不在斗，与斗何如走。”①另外，清廷在战争中的失败，还因为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企图依靠俄、英等国的调停，不作战守准备，军事上失去适时把握的时机，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对日战争的失败，证明清廷推行的“洋务新政”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
①《朱强甫集》，《中日战争》第5册，第509—510页。
第三节《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清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失利后，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就日益急切起来。她重新起用了恭亲王奕?来主持总理衙门，由奕?和李鸿章请求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英国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曾向美、德、俄等国提出联合调解中日战争的建议。但由于列强各有所图，一时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日军侵入辽东后，清廷又转求美国出面调停。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清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赴日求和。当时日军正在围歼北洋舰队，不愿立刻停战议和，就借口清廷所派代表“全权不足”，拒绝了和谈。日本通过美国转告清廷，议和必须以割地、赔款为条件，并由奕?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李鸿章同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J.W.Foster）到达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媾和条件，并蛮横地表示，李鸿章对所拟各款只能说“允”与“不允”。日方还威胁一旦谈判破裂，就将重新开战，并攻打北京。随同前往的美国顾问也与日本配合，劝李鸿章妥协。在日、美的胁迫下，李鸿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①；赔款20000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条约规定准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这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资本的迫切需要。《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纷纷声讨侵略者的罪行，谴责清廷的卖国行径，掀起了一个反对割台赔款的抗议**。许多报纸竞相发表文章，反对投降，要求坚持抵抗，发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①的呼声。官员们纷纷上奏，反对割台，一时间“章满察院，衣冠塞途”。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络来自全国18省的1300多位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以挽救危机。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省后，台湾人民鸣锣罢市，抗议示威。台湾人民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②，决心为保卫祖国和家园而同敌人血战到底。
由于割地一事过于苛刻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光绪皇帝曾一度拒绝用宝。但最终还是在内外压力下，批准了《马关条约》。不久，清廷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在台官员撤出台湾。同时，清廷派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与日本首任“台湾总督”办理割台手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台湾士绅丘逢甲的倡议下，台湾人民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日（1895年5月25日），成立了名为“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政府，年号“永清”，寓含永远隶属清朝之意；推举巡抚①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清廷决定台湾建为行省，辖台湾本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①《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1895年7月15日）。
②《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册，第203页。
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驻台黑旗军将领、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
五月初，日军在台湾基隆东北强行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回大陆，台北不战而失。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在徐骧等人的领导下组成义军，跟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共同战斗，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等处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保卫彰化的战斗，是跟侵台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搏战，先后击毙日军1000多人，敌少将山根信成也在重伤后丧命。但此战也使义军和黑旗军受到很大伤亡。八月，战事逼近台南，日本海军配合陆军进攻，在台南附近登陆。台南守军孤立作战，粮尽援绝，终于失陷。中**民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英勇抗击侵台日军，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此后，在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省的50年里，台湾省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
第四节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①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活动，是与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
扩大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对外侵略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帝国主义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华输出资本：首先，向清廷进行政治性贷款。《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0000万两白银，以后又追加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在三年内还清。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000万两，根本无力偿还如此巨额赔款，只好举借外债。列强就利用这个机会，争相向清廷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廷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3次向列强借款：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清廷同俄、法集团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借款40000万法郎；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借款00万英镑；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订立《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再借款00万英镑。这3笔大借款，债额总计达白银30000万两，加上利息，高达70000万两以上。这些借款的特点是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带有苛刻的政治性条件，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也加深了清廷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
其次，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英、德、俄、法、美等国，经过激烈的争夺，先后夺取了芦汉铁路、津镇铁路、粤汉铁路等线路的投资权和修筑权，总长1.9万余里。
第三，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开矿。《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列强也都获得了这一特权。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列强在华设厂的总数，就由甲午战争前的80家，激增至933家。为了控制原料产地，列强还对中国的矿业进行渗透和争夺。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获得了在10余省投资开采矿山的特权。在中国的新式工矿业中，外资占有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如以机械开采的铁矿业和新法冶铁业的产量，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5年都是百分之百的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只是在1926年略减为94.6‰①。这些工厂享有各种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赚取了巨额利润，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国除原有银行外，又相继在中国开办了许多银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这样，列强通过政治贷款、开办工厂、修路开矿，形成了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垄断和控制。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开端，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这将阻碍它向中国东北的扩张，于是向法、德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作为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法国①《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①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7页。
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能够以此为由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德国侵入远东的时间较晚，急于在中国找到一个立足点，也表示愿意同俄国合作，希望以此换得俄国对它的支持。这样，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俄、法、德三国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还辽东半岛。三国的海军舰队也同时游弋于日本海面。刚刚经过一场战争消耗的日本，感到无力对付三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请求英、美调停。但英、美既不愿意为日本而冒战争危险，也不希望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所以都劝告日本接受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清廷则为此又付出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俄国的干涉还辽，使清廷产生了很大的幻想，以为可以依靠俄国来牵制其他列强。俄国则乘机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廷索要报酬。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按照俄国政府的要求，清廷派李鸿章为专使前往祝贺。在俄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李鸿章与俄订立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使俄国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加强了其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八月初二日（9月8日），俄国又强迫清廷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由俄国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以及在铁路沿线开矿办厂权，并同意其派驻警察，俄国实际上开始将这些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此，列宁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中，“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①。
俄国行动于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于落后，纷纷采取行动，在中国抢占沿海良港，争夺铁路修筑权并划定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向清廷提出了租借港湾的要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山东发生了巨野教案，德国在俄国的支持下，派兵强占山东省的胶州湾。次月，俄军便出兵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德国迫使清廷订立《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沿线30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也归德国，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三月初六日（3月27日），俄国与清廷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闰三月十七日（5月7日），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了旅顺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25年，在租期内，租借地完全由俄国管辖。俄国还获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以连接旅顺、大连。次年，俄国又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北全境。
法国也是在干涉还辽之后就立即向清廷提出了“酬谢”的要求。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法国迫使清廷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使中国西南边省的门户被进一步打开。二十三年二月（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廷做出保证，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同年三月（4月），又迫使清廷声明，保证不将临近越南的云南、两广割让或租借给他国，并同意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年11月日），中法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年；取得了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修筑权，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从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成为法国的势力范①《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79页。
围。
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清廷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公开声明，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地区让与或租给他国。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包括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租期99年。此后，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势力的南下，于五月十三日（7月1日），同清廷订立了《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了威海卫。继续保持了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
日本除霸占台湾省外，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年4月），迫使清廷同意不将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从而将福建省划入它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准备跟西班牙进行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没有来得及参与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待美西战争结束后，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已基本划定。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向英、俄、法、德、意、日等国政府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已经取得的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以及势力范围，使美国享有均等的利益和机会。对此，英国首先赞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陆续表示接受。从此，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天天扩大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激烈争夺，使中国被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第十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第一节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人们的觉醒。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已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无力继续垄断近代工业。此外，由于《马关条约》已准许外商在中国自由办厂，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也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由于以上原因，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设立了62家商办企业，资本总额达1240多万元①。这远远超过了中日战争前20多年民族资本的总和。在当时民族工业的各个部门中，棉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光绪二十二年，陆润庠等在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二十三年，杨宗濂、杨宗翰在无锡开办业勤纱厂，庞元济在杭州创办了通益公纱厂，陈光颍在浙江萧山创办了通惠公纱厂；二十四年，朱幼鸿在上海创办了裕通纱厂，等等。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些新设立的纱厂都先后开工生产。
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广东的缫丝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在苏州、杭州、镇江、萧山等处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缫丝厂。此时，缫丝工业成为了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颇为迅速。除轮船运输业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也相继创办了轮船公司和轮船局。
此外，诸如面粉、酿酒、造纸、印刷、火柴、肥皂、碾米、制革、织麻、采矿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力量还十分薄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其发展可谓步履维艰。甲午战后，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以暴力攫取的在华特权，掌握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控制了商品的原料产地。外国还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并且一般都规模较大、资本雄厚，从而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还加大了向中国的商品输出，进一步侵夺并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压力，使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常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或被外商兼并。以发展较快的棉纺织业为例，其受外商的打击最为严重，进口的洋纱和外资在华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市场占据优势，民族资本的纱厂不仅无力与之竞争，而且岌岌可危。如上海及苏、杭一带的华商纱厂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已普遍亏损，能够全年开工的已是寥寥无几。此外，本国的封建主义也束缚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廷虽然已准许“民间设厂”，但直到戊戌维新运动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0—919页。
前后，华商自由设厂的权力仍未得到法律上的保证。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日渐增多的苛捐杂税，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虽然受到了种种压迫和阻碍，但较之从前毕竟还是有了初步的发展。逐渐壮大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承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要求挽救危机、改变现状，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适应并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节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国势日衰、政局动荡忧心忡忡，并对现状产生了强烈不满。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它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招生讲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万木草堂。他在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同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主张建立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刊于光绪十七年。在书中，康有为把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与孔子无关，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虽然《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却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教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变法制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该书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指责该书本旨在于“黜君权，伸民力”①。《新学伪经考》曾两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孔子改制考》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康有为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在书中，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他认为时下封建君主**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尽管康有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否定了君主**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说教，主张变封建的君主**为君主立宪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试图以此证明维新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圣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该书同样遭到了顽固派的围攻，并被清廷下令毁版。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发动各省应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条约，要求立即变法。①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苏舆：《翼教丛编》卷4，第9页。
此次上书虽然被阻挠，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演变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而且使康有为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后，他又连续上书，反复说明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变君主**为君主立宪；奖励民间兴办新式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机。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洋务派都坚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反对政治改革。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又都遭到他们的阻挡，没有成功。但是上书的文稿被印成书，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万国公报》），报道时事，鼓吹变法。七月，他们又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和其他拥护光绪帝的帝党官员支持强学会，而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则对之百般攻击。光绪二十一年底（1896年初），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随后，强学会上海分会和《强学报》也被张之洞查封。
但是，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潮流并未因顽固派的阻挠而停止发展。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谭嗣同在湖南倡议设立的南学会及由他参与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严复等编辑的天津《国闻报》等，都是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梁启超认为中国要自强，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封建的君主**，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宣传变法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主笔的《时务报》在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地方上，湖南是在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份。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支持下，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鼓吹变法，使维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游历各地，目睹了民生的艰难和国家的积弱，逐渐萌生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存的爱国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开始积极投身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三年初，完成了《仁学》一书的撰写。在书中，他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对封建的君主**制度和纲常名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他痛言数千年来三纲五伦的“惨祸烈毒”，并特别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巨矣！”①他指责“君为独夫民贼”，君主**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起来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谭嗣同应邀回到湖南进行维新活动。此前，江标等人已创办了宣称维新变法的《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同年九月（10月），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聘请梁①《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
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梁启超的到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更加蓬勃开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谭嗣同、唐才常等建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并在各县设立了分会。同时，谭嗣同还参与创办了湖南主要维新喉舌《湘报》（日报）。南学会每周讲演一次，宣讲天下大事和变法主张，每次都有近千人听讲，湖南维新风气得以大开。维新派的活动使湖南的顽固势力非常恐慌，于是他们群起攻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随后，王先谦又与叶德辉等人煽动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湘省学约》，制定维护封建礼教的条规，以对抗维新思潮。在顽固派的煽动下，一些人哄闹南学会，殴打《湘报》主撰，致使梁启超等维新派被迫离开湖南。
这期间，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严复，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andEthics》）的前两篇，取名《天演论》，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严复认为中国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实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否则就将亡国灭种。他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以及“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观点。严复所宣传、提倡的进化论思想，成为维新派批判封建顽固派守旧不变、激发人们要求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复在天津的《直报》发表了《原强》、《辟韩》等文章，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封建君权。他指出，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君应由民选择共举，也可以由民废掉。他把秦代以来的**皇帝都斥为“大盗窃国者”①。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宣传维新变法、培养维新力量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96—1898）间，北京、上海和直隶、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先后设立学会、学堂、报馆，达300多所，这说明维新运动趋于高涨。
为了适应宣传变法维新的需要，梁启超提出过文体改革的主张。他的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格局，明快晓畅，通俗易懂，号称“新文体”。梁启超、谭嗣同等还发起所谓“诗界革命”，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最大。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他认为写作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反对因袭古人。他写的诗歌反映了异国风物、时代的风云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的广阔领域。其中如传诵很广的反对割让台湾的《台湾行》，写出了“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的雄壮诗句。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与清廷内部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王先谦的弟子苏舆编辑了《翼教丛编》，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也撰写了《劝学篇》，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对此，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当时，论战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①《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5页。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维新派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①，所谓“祖宗之法”也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特别是清皇朝本身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为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还批评洋务派的主张是“变事”而非“变法”，指出洋务活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所为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顽固派与洋务派都要求维护封建的君主**，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顽固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①。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②。维新派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指斥**君王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并指出封建的君主**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即清，外侮不作”③。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顽固派彻底排斥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洋务派虽然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维新派则批评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④。他们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废八股、兴学校，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并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⑤。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对封建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却又奉孔子为教主；要求变革，却只允许“渐变”，反对“突变”；提倡兴民权，却又惧怕和仇视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是希望能够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说明他们自身与封建主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维新派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①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①王仁俊：《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3，第14页。
②张之洞：《劝学篇·正权》。
③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3册，第195页。
④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40—44页。
⑤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第三节百日维新及其失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了胶州湾。清廷的腐朽统治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下，维新运动迅速高涨。次月，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皇朝的统治，如若再不及时变法，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此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未能递达光绪帝，但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光绪皇帝为了摆脱危机，并借此挣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夺取实权，开始倾向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要求。但恭亲王奕?等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阻挠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帝只好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再次阐明了变法的紧迫性，批驳了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帝党首领翁同龢对康有为非常赏识。事后，翁向光绪帝做了汇报和举荐。光绪帝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要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并命总署将康所著《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等书进呈。
正月初七日（1月28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他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并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①康有为希望能够借助皇帝的权力来推行维新变法，使维新派参与政权，改革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在上书中，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较之从前有所缓和，没有再提兴民权、设议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反改革的势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而不得不调整策略，转而尊崇君权，“以君权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有为及维新派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光绪帝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他们联络发起的各种地区性学会如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在京成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康有为联络、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组成了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他们发表演说，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危亡。此后，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也相继成立。维新派的活动再次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御史文悌上折参劾，指责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许多人退会以避祸，甚至保国会的发起人李盛铎也转而攻击保国会。在这种情况下，保国会成员锐减，在开了三次会之后，就被迫停止了活动。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帝、后两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①《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190页。
①《杰士上书汇录》卷1，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
11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并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变法失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主要内容如下：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2.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官民上书言事。
3.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海陆军，推行保甲制度。
4.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改革诏令的颁布，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变法诏令中没有提到设议院、立宪法。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劝说光绪帝在变法过程中应该“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①然而尽管如此，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对于新政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够认真执行外，其他各省督抚则大都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托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在百日维新期间，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连发三道谕旨。首先，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逐回原籍，使帝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本已归政的慈禧太后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权，使光绪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第三，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改为实授），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光绪帝也曾试图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反对改革、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官员一并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此举使守旧势力大为恐慌，双方斗争更加激烈。变法的反对者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绪帝，请求她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乘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维新派没有群众基础，自身又毫无实力，在这紧要关头，惟有痛哭失声。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页。
袁世凯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的名声。此时，他统率着7000余人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维新派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维新派的举荐下，八月初一日（9月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初三日（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以解救光绪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次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提前回宫，把光绪帝严密控制起来。初五日（20日），袁世凯在请训后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已经“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囚禁了光绪帝，并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当时，英、美、日等国和俄国之间有矛盾，俄国支持慈禧太后，而英、美、日等国想拉拢光绪帝和维新派以对抗俄国，并乘机加强对清廷的控制。所以，它们曾插手维新运动，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也主张联络英、日，以利用这些国家的支持。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维新派对他此行寄予了厚望，准备聘其为变法顾问。然而，当伊藤博文发现变法败局已定时，就无意再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维新派请求外国公使出面干涉，也是毫无结果。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6人被杀害，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员被革职。变法新政，除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
维新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大旗，要求改革封建的社会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彻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而且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
维新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还是一次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着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猛烈地冲击了陈旧腐朽的旧文化。由于变法维新政治需要，由于新学的提倡和传播，也导致了文艺领域的变革。“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形成广泛的文艺革新运动。作为一次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戊戌维新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以此为起点，资产阶级文化打破了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并发展成为主流，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结构才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维新派由于自身的软弱与局限，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把变法维新当作抵制人民革命运动的手段。他们反对引起社会巨大变动的革命，认为只要依靠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就可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他们也幻想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消弭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试图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9页。
从列强那里寻求对变法的支持。这些就注定维新运动的必然失败。而这场以和平手段对传统体制进行改良的最终失败，也暴露出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顽固。血的教训使人们警醒，从而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开始向革命转化。第十一章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第一节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一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发展，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对外国教士和教会侵略斗争的总汇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许多依靠旧式运输为生的水手、脚夫等纷纷失业。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外国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侵华急先锋的角色。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已达3000多人。他们依仗侵略特权的保护，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致使民教纠纷不断。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不仅如此，外国教会的活动还直接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搜集各种情报，为本国政府的侵华出谋画策。如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就曾多次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发生后，他又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此外，法国的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和习拳练武的组织。其中，有的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在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①。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试图将义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团练武装。同年九月（10月）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发动。在甲午战争中，山东惨遭战火的洗劫。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并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久，英国又强占了威海卫。在山东的外国教会势力也不断膨胀，山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页。
东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加之当时黄河连年溃决，山东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教堂却趁火打劫，高利盘剥，囤积居奇。致使人民长期郁积心中的仇恨与不满，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冠县梨园屯的村民在阎书勤的率领下，拆毁教堂，驱除教民，反抗教会的压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拳众前来支援，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率众攻打教堂。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此后，义和团在茌平、禹城一带得到迅速发展。仅在平一县，习拳者就多达800余处。二十五年秋，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和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互相支援，驱赶教士、焚毁教堂，并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其他各支义和团也纷纷起来响应，造成巨大的声势。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一方面调军队进行镇压，但另一方面也深知长期以来“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①。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乃至以抚为主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发展。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但义和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组织称坛，又叫坛场（厂）、拳场（厂），多设在庵、观、寺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坛首称大师兄、二师兄。各坛人数不一，信仰各异，活动范围也不确定。他们往往是各自为战。义和团在组织上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浓厚的迷信色彩。
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几乎同时都打出了类似“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也提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个口号将斗争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表达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争取了爱国官绅和清军将士的同情，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扶清”是以灭洋为前提的，一旦清廷破坏灭洋，出于自卫和灭洋的需要，义和团是不会被“扶清”所束缚的。但是，该口号也反映出义和团对清廷的本质认识不清。他们要拯救祖国，却不能把祖国同清皇朝区分开来，对清皇朝抱有幻想，缺少警惕。同时，“灭洋”也带有笼统排外的色彩。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恐慌。美、英等国驻京公使不断催促清廷严厉镇压义和团，甚至公然压迫清廷任命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袁世凯从直隶省率新建陆军7000余人到山东后，纠合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义和团，致使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转入低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一部分义和团转移到直隶省，与当地义和团汇合，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势力更为扩大。在京畿一带，义和团“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①。四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控制了直隶省城保定，并逼近京、津，在京畿一带形成燎原之势。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份变得复杂起来。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包括顽固士绅和受过教会欺压的中小地主，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人的加入，使农民队伍中本来就存在的笼统排外主义、排斥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等落后面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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