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义和团》第2册，第485页。
义和团声势浩大，使清廷感到威胁，而想对它加以利用和控制。这时，清廷跟外国侵略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慈禧太后因英、日等国让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外继续活动，不同意她废光绪皇帝的计划，而心怀猜忌。在经过几度密议之后，清廷决定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它进入北京。本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春，北京城内就已有义和团活动，现在内外结合，声势更为壮大。几天之内，居民加入义和团的达十几万人，满、汉士兵也纷纷参加。义和团在北京焚毁教堂，打击外国侵略者，不断示威游行。同时，义和团也进入天津城，在城内划界管辖，守卫各城门，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
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的迅速发展，鼓舞了全国人民。不仅山东省和直隶省，山西、陕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区也都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南方各省，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彼伏此起，跟义和团反帝运动相呼应。中国大地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汹涌澎湃。
第二节八国联军的侵华和清廷的宣战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着手准备联合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五月初一日（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五月初三日至十二日（5月30日至6月8日），各国侵略军近千人由天津陆续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进犯北京，义和团开始拆毁京津铁路，切断京津电报线，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此时，在大沽口外已集结了俄、英、日、美、法等国的24艘军舰，在天津租界里已有侵略军2000余人。五月初十日（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批准。十四日，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军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下，以“救护使臣”为名，在大沽登陆后，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协同清军在落垡、廊坊等地跟侵略军展开血战。敌人伤亡惨重，狼狈逃回天津租界。
与此同时，聚集在大沽口外的各**舰在俄国海军头目的指挥下，攻占了大沽炮台。大批侵略军纷纷从大沽登陆，向天津进犯。俄国侵略军2000多人开到天津火车站后，就开炮袭击义和团。曹福田领导的义和团和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奋勇抵抗。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冲杀，打死打伤俄国侵略军500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直隶提督聂士成亲率的武卫前军等部分清军，也对天津租界发动猛烈围攻。由青年妇女组成的“红灯照”，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夜以继日，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的进兵，使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气焰更加嚣张。使馆官员和卫兵屡次向义和团挑衅，任意枪杀无辜的中国居民和同情团民的清军士兵，并在使馆区筑垒设岗，积极备战。五月十八日（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F.vonKlemensKetteler）带领德国兵外出时，发现有团民练武，就立即开枪射杀，打死20余人。二十四日，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附近向中国士兵开枪，结果被中国士兵当场击毙。出于对侵略罪行的义愤，从这天起，清军和部分团民开始围攻使馆。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根绝联军进京。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以对抗列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等上奏：“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固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一因势利导之一法。”①在和战、剿抚问题上，慈禧太后最初也是举棋不定。五月二十日（6月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但同时她又派兵保护使馆，幻想以此换取列强停止进兵。第二天，慈禧太后接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0页。
到了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的谎报，使她更加不满。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二十三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二十五日，清廷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
在对外宣战的同时，清廷下令招抚义和团，对义和团犒赏银、米，称义和团为“义民”，派庄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清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仅四天，慈禧太后就下令停攻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还在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电旨中，对他们反对宣战、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态度表示了肯定，认为他们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①。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再次向各国公使保证，将继续保护使馆，并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②。初七日，清廷又向俄、英、日发出呼吁，乞求帝国主义“暂弃小嫌，共维全局”③。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集团，反对宣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英国惧怕义和团运动波及长江流域，威胁其在华利益，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等“维持秩序”。清廷对外宣战后，他们拒不奉旨，反而通过盛宣怀指使上海道余联沅，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与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制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①。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都先后对“东南互保”表示了支持。“东南互保”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阻碍了义和团向南方的发展，也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187页。
②同上书，第203页。
③同上书，第228页。
①《官方文电》，《义和团》第3册，第327页。
第三节八国联军的暴行为了加紧进攻天津，帝国主义开始不断增兵。至六月（7月）上旬，兵力已达1.8万余人。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联军分三路围攻据守天津城西南的聂士成军和团民，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正如一位外国官员所言：“我曾经见到过世界各地的战斗，但从来没有见到过象对付这些未经训练过的中国人更为艰苦的战斗了。”②聂士成力战身亡。就在这关键时刻，清廷派力主镇压义和团的四川提督宋庆到天津主持军务。宋庆按照朝廷的旨意，命令军队大肆屠杀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义和团受到严重伤亡，大大削弱了守卫力量。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城陷落。
清廷在天津失陷后，更急于投降，派人到外国使馆慰问，表示道歉、赔款、惩凶。但是，帝国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拒不理睬，加紧准备进犯北京。七月初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近20000人，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和部分清军进行了英勇抗击。但清廷却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向侵略者乞和。二十日，侵略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联军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保定等地。
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犯下累累暴行。在攻陷大沽后，连日纵火，将繁华的市区夷为平地。攻入天津后，联军对着逃难群众任意开枪、放炮，天津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①。占领北京后，八国联军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他们大肆杀戮义和团民，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戮、烧死了1700多位团民。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德国元帅瓦德西还纵兵大掠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当时，从公使、将军直到传教士、士兵，都参与了这一暴行。日军从户部抢去白银300万两，并烧房毁灭罪证。各官衙所存库款被抢劫一空，损失约计6000万两②。堆满金银和历朝宝物的皇宫、颐和园等地，也遭到洗劫，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抢掠、毁坏。明代的《永乐大典》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残本，此次又失去307册。正如时人所言，经过这场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遂尽”③。
俄国除参加帝国主义联军外，还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当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东北地区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调集15万军队，分兵几路，先后攻入黑龙江、吉林、盛京。到**月（10月）间，东北全境几乎都被俄军控制。俄国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仅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杀害、烧死和淹死在黑龙江里的中国人民就有7000多人，历史悠久的古城瑷珲被烧成一片瓦砾。列宁当时就愤怒谴责俄国侵略者“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①。
面对俄国的野蛮侵略，东北义和团和各族人民到处掀起了抗击侵略军的②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55页。①佚名：《遇难日记》，《义和团》第2册，第172页。
②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99页。
③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1册，第3页。
①《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武装斗争。后来，他们组成了“忠义军”转战各地，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不断袭击俄军，使其坐立不安。
第四节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争着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它们之间矛盾重重，争夺激烈。俄国主张撤兵、议和，并支持慈禧太后继续掌权，但条件是清廷承认其独占东北。英国希望废慈禧太后，由光绪帝主政，建立一个由英国政府控制的政权。日本也试图争夺东北，故支持英国，反对俄国。法国为了遏制英国在两广的扩张，倾向于支持俄国。德国则正在继续调兵，企图以武力占领烟台，以便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反对立即议和，提出了惩办慈禧太后和载漪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后，列强逐渐达成一致意见，即接受美国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上是要建立对中国的共管。在这个基础上，这些国家跟清廷的代表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开始媾和谈判。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阴历辛丑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比、荷、西11个国家迫使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除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1.清廷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两千多万两，总数超过十亿两；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由帝国主义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
2.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3.拆毁大沽炮台，从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允许外**队驻守。
4.清廷向各国认错道歉，惩办曾经支持过义和团的各级官员，并保证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违者处以死刑。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巨额的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加剧了清廷财政危机，而且使列强得以控制了清廷除田赋之外的主要财政来源；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拆除，军队的驻扎等，使列强进一步强化了对清廷政治和军事控制。它又一次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慈禧太后因为继续保持了她的地位，所以对这个条约非常满意，竟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早在逃亡西安的途中，她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1900年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公开出卖义和团。声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①各地清军开始大肆绞杀义和团，并以此献媚于侵略军。联军统帅瓦德西曾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②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义和团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血的教训使团民们警醒。他们开始摈弃“扶清”的提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的义和团相继提出了“灭清剿洋”、“扫清灭洋”的口号。第二年，在直隶省，①《义和团》第4册，第52页。
②《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30页。
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打出“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大旗，纵横20余县，向教会势力和前来镇压的清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清廷调集重兵进行镇压，外国侵略军6000余人也前往“助剿”，起义失败。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义和团以其英勇顽强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精神，它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义和团运动自其爆发之日起，就遭到了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攻击。他们指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对此，列宁曾撰文批驳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在此，列宁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时刻，在腐朽清廷已无力捍卫国家主权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挺身而出，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发出了吼声：“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他们是在为国家和自己的生存而战。“好男儿，要灭洋，好女儿，要保国，灭了洋、保了国，我们才能活。”所以义和团所反抗的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而不是什么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文明。曾任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的何天爵也曾这样指出：“要追根寻源，就必须回到六十年以前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有外交接触或联系的时候。要懂得它的势力和力量，必须探索当时发起席卷全国的排外情绪，研究它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所孕育，被上千次互相误解与不平的真实原因所加重它代表六十年来增长的愤怒和仇恨，由于长年的压迫而更加激烈，它获得亿万没有卷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衷心的同情。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努力，是要把他们的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发生的瓜分中拯救出来。”①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广大的义和团民和爱国将士，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得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尚“含有无限蓬勃的民气”，并断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中国不啻“梦呓”②。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赫德也认为不可能瓜分中国，因为义和团运动使他意识到“不论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分割去，都必须用武力来统治。像这样，被分割去的领土越大，治理起来所需的兵力就越多，而骚乱和叛乱的发生就越是确定无疑。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哪几个外国统治者。”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为①《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79页。
①何天爵：《中国之过去与将来》，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②《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86页。
了使中国强盛起来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对帝国主义则是不祥之兆③。
当然，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还有着明显的小生产者的特点，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还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它不可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它的失败，也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清廷对列强的妥协投降，对义和团的利用和叛卖，进一步暴露了其反动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推翻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掀起革命的浪潮。
③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152页。第十二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第一节空前加剧的社会危机《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它们除继续在中国遍设各种工厂外，还进一步夺取筑路和开矿的权利，用直接投资和高利贷两种方式把持中国铁路、矿山。路矿权利的不断丧失，成为当时中国极为严重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列强已经为争夺在华的修路权而展开了争斗，至此，争夺更加激烈。英、俄、日三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明争暗斗；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设滇越铁路，并试图谋取两广路权；日、美、德等国为控制闽、浙、赣的路权而大肆活动；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相继取得了南满铁路、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的控制权，并以保护铁路为名，在沿线驻扎了日本军队；俄国以中东铁路公司为大本营，垄断了东北北部的水陆交通。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正太、卞洛和沪宁三条铁路的修筑权，分别落入了俄、比、英等国的手中。列强把夺取铁路权作为其扩张侵略势力的有效手段，进而控制铁路沿线的森林砍伐、矿山开采权，甚至可以派驻军队，干预行政。对此，日本的《朝日新闻》曾一语道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凡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①。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中国已修成的铁路总长为9292公里，其中有40％是控制在列强手中。
列强还以多种形式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继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平煤矿落入英国之手后，全国10余省的主要矿权又逐渐被英、美、俄、法、比等国所夺取。列强不仅大量侵夺了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而且将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和边远省份。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除铁路、矿业外，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时人惊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②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东北是列强争夺的一个焦点。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乘机侵占了东北，妄想建立所谓“黄俄罗斯”。《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华军队陆续撤出华北，但俄国的十几万军队仍驻扎在东北，拒不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中俄订立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本已明确规定，俄军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分批撤出。然而，在将要到期之时，俄国又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为其长期霸占东北制造借口。俄国独霸东北的企图，与日本的侵略政策发生严重冲突。在得到英、美的支持后，日本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中国的①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684页。
②铁厓：《警告全蜀》，《四川》第1号，第19页。
领土上与俄国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结束。日俄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于次年八月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至大连铁路及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盛京地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①。然而，**的清皇朝在战争爆发时，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作战场。战后，清廷承认了日俄所签条约的分赃规定。这样，俄国势力退到东北的北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南部。
长期以来，英国与俄国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英国乘俄国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东北的时机，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西藏地方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江孜保卫战中表现得英勇壮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光绪三十年六月，英军攻占拉萨，大肆抢掠。三十二年（1906），英国迫使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续订藏印条约》，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清廷保证非经英国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租买西藏土地，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准派员入藏，不准享受铁路、电线、矿产等各项权益。
清廷对义和团的出卖和向帝国主义势力的投降，充分暴露了它反动腐朽的本质，也使它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缓和矛盾，延续统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变法”，在几年之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如提倡民族工业、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等，是为了缓和统治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开始改革军制。三十一年，又拟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师）的庞大计划。同年，又设立巡警部，编练警察。
“新政”的一些内容多是在百日维新时就曾提出，在戊戌政变后又遭到了否定。所以，“新政”某些内容的实行，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新政”与戊戌维新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制度和纲常伦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其发布的“变法”上谕中，就已对“新政”的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封建的**制度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只是某些具体的统治方法可以有所变通。故此，清廷还特别强调“新政”与维新派的变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指责“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①。另外，“新政”还有进一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的用意。清廷曾向俄、法、英、美、德、日、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表示：“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①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根据帝国主义各国的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此后，又依照它们的需要，①《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601页。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6页。
明文规定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筑路、开矿等方面的投资。
第二节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清廷的对外卖国、对内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清廷还利用推行“新政”之机，加捐加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②；“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③。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省一带的农民起义，鲜明地举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规模更大的是同年广西省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烽火燃遍全省，斗争持续了三年。抗捐抗税和抢米的斗争，在各省普遍发生，其中规模大的有湖南省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省莱阳的抗捐斗争。宣统二年（1910），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一时间，“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①。灾民只得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和中外商人则乘机囤积粮食，获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饥馑遍地。宣统二年三月（1910年4月），长沙城乡饥民忍无可忍，要求官府减价粜米，遭到镇压，死伤数十人。饥民奋起跟清军搏斗，参加的群众发展到几万人。他们捣毁米店、钱庄，烧毁巡抚衙门、税局，还捣毁外国领事住宅、洋行和教堂，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终于迫使清廷允许平粜。同年，莱阳县乡民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备荒积谷，用来渡荒和支付捐税。他们的要求被官吏拒绝，代表被拘押。于是，几万乡民围困了莱阳县城，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布全国的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皇朝的统治，使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在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也在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居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下，在全国蓬勃展开。
光绪二十九年（1903）爆发的拒俄运动，揭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由于武装占据东北的俄国侵略军拒不如约按期撤兵，反而向清廷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长期占领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致电清廷外务部，表示对俄国的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说：“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①北京、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相继集会抗议，罢课示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召开了拒俄大会，组成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学生军”），发誓要与侵略军血战到底。留学生还派代表回国，请求清廷出兵抗俄，并表示学②《江西巡抚冯汝骙奏宜春乡民抗捐仇绅聚众攻城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5页。
③《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
①陈雨人：《陈侍御奏稿》卷1，第37页。
①《江苏》第2期，《纪事》，《本省时评》。
生军愿为先锋。但是，清廷却指责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了学生军，压制了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资产阶级领导的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展开。自鸦片战争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诱骗走了大批的华工。这些华工在美国垦荒、修路、开矿，担负着极为繁重的劳动，促进了美国的繁荣。同治、光绪年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开始煽动排华。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迫使清廷订立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对赴美华工作了种种苛刻的限制。美国各州也发布了各种排华法令，迫害华工、华侨的罪行愈演愈烈。三十年（1904）条约期满，清廷在广大华侨和国内人民的压力下，向美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于是爆发了反对美国排华、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决定，以两个月为期，如美国强我续约，则联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作为抵制。运动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并得到了海外侨胞的大力声援。工商业者、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组成了各种爱国团体，举行集会演说，商家不进、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抵制美货运动的迅速高涨，使美国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对清廷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清廷出面压制。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廷下令停止对美货的抵制，并电令严办运动的领导者、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等人。压力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上层人物开始动摇。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后，从此就称病不出。但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清廷和美国未敢再续签限制华工的条约。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路矿权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全国的许多省区迅速开展起来。经过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还相继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以确保利权为宗旨，要求清廷收回路权，废除向外国借债修路的合同。收回利权运动持续发展，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都遭到了清廷的破坏和镇压，这使得人们逐渐认清了清皇朝的反动本质，懂得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如拒俄运动失败后，黄兴、陈天华等一部分留日学生就立即组成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他们抛弃了以往“乞怜于满洲政府”的做法，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三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少年时代曾到檀香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光绪十一年（1885）回国后，在广州、香港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起，在澳门、广州行医。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和会党人物，经常在一起抨击清廷的黑暗统治。他很倾慕太平天国的反清事业，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也受到改良思想的影响，同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样，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廷，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廷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但遭到拒绝。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感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严重，认识到依靠清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走革命的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络华侨多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邀集同志，建立兴中会总会。兴中会在会章中揭露了清廷的**无能，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筹备武装起义，并决定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在广州发动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起义还未发动就受到镇压。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国外。他到了日本、欧美各国，接触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发展了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利用这个时机，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在广东省惠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半个月内曾经发展到20000余人，屡次击败清军。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弹尽援绝，起义失败。此次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却赢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对此，孙中山曾回忆说：“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①孙中山也没有气馁，而是继续探索救国道路，坚持革命斗争。
光绪末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为这个阶级培养出大批的知识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日学生已有1300多人，三十一年激增至8000人，三十二年达1.2万人。与此同时，在国内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灭之前，学生总数已达150多万。在这些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启发，开始逐渐感觉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上海和东京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刊的“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的《译书汇编》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①《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发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不满20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热情地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0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廷对此十分恐惧仇视，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于光绪二十九年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遭受两年的监禁折磨，死于狱中。
但是，清廷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正如时人所言：“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国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之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①陈天华，湖南新化人，曾留学日本。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起来跟帝国主义战斗，并且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发动革命，推翻清皇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也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又在军国民教育会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黄兴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武装起义。黄兴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商定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十月初十日，11月日）那天，在长沙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预埋炸弹，以便一举消灭前来参加典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策动响应。他们还联络了外省的革命党人，以配合这次起义。但在起义前夕计划泄漏，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华兴会骨干辗转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方面与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后，科学补习所也随之受到了牵连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刘静庵等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组成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继续坚持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①《江苏》第4期，《纪事》，《本省时评》。
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主要骨干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当时因“苏报案”而尚在狱中的章太炎也与闻其事。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具有较为浓厚的反满色彩。光复会成立后，就着手联络江浙一带的会党，努力策划武装起义，并以此与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相呼应。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光复会的起义也被迫暂时中止。
除以上比较重要的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团体之外，当时在国内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如福建的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易知社、自强会，江苏的强国会，陕西的励学斋，四川的公强会，等等。这些革命团体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往往是各自为战、分散活动，但是，它们大都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其政治目标，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策划武装暴动。这些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
第十三章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一节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使原来由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的斗争形式，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革命党人深切地感到有必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于是，深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开始同各革命团体的负责人广泛接触，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政党。经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的磋商，决定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经孙中山提议，该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正式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选举出它的领导机构，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的本部设在东京，其机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总理外出时，即由黄兴负责主持本部工作。国内分设东、西、南、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弊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为了能够使中国在革命成功后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以致造成新的社会危机，他提出了民生主义，希望能够“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
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它的提出，对于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动员、号召群众，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同盟会的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战斗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因此，它是一个不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此外，同盟会成员对其纲领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只是从单纯反满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主义，有的不赞成民生主义，而只接受民族、民权主义，有的虽然接受了三民主义，但在具体解释上却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组织方面，同盟会所计划中的组织系统，始终未能完备地建立起来。在支部一级，仅建立了海外的南洋支部和国内的南方支部。本部和地方分会之间还缺乏紧密有效的联系，而且同盟会内部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派系斗争。这一切，都为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但它毕竟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导思想。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预示着全国性的革命**即将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领导下，立即着手在两个方面展开了革命活动。一是在政治思想上对改良派的论战，一是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就在同盟会成立的当年，清廷迫于形势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次年宣布了“预备立宪”。此举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大①《〈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受鼓舞，他们更加起劲地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为了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就必须对改良派的改良主张予以批判。革命党人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阐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以共和代**，用革命救中国，并点名抨击了康、梁的观点。改良派立刻撰文反击。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间，双方分别以东京的《民报》和横滨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两派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和香港等地的报纸，也相继投入了战斗。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但论战的中心问题还是围绕着同盟会所提出的纲领即三民主义而进行的，也就是中国是否应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统治，是否应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
改良派竭力歌颂君主立宪，诋毁革命。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富强，不必推翻清廷，只要劝清廷改良，要求它实行君主立宪就可以了。他们攻击革命，断言革命必将造成社会的动荡，招致外国干涉，导致国家的灭亡。康有为诋毁革命是“杀人流血”，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①对此，革命党人针锋相对地指出：清廷一点权利也不肯放弃，根本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他们指出清廷已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中国将被它完全断送。他们认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①他们还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而已，苦痛而已”②。在革命战争中，杀人流血是不可不免的。但革命正是要以流血换来不流血，换来广大人民群众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蹂躏、屠杀。革命派认为，中国所面临的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来自革命，而在于清廷的**和卖国。所以，推翻清廷的革命正可以避免中国被列强所瓜分。
中国是否能够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这次论战的又一个重点。康、梁一贯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经过一个长期的君主立宪阶段，然后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如果“躐等”，骤然实行民主共和，必然险象环生，最终仍将归于**。对此，梁启超曾专门撰写了《开明**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长文来加以阐述。他的结论就是与其革命不如改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所谓“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③革命党人则认为，追求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封建**统治之后，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孙中山指出：“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值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①至于国民政治素质不①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08页。①《民报》第9号。
②思黄：《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号。
③《开明**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
①《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3页。高这个问题，革命党人强调要以革命开民智来加以解决。
这场论战的双方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并都反映出了其理论上的幼稚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如此，这次论战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场论战中，对于改良派的主张，革命党人作了有力的辩驳，揭露了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质，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扩大了革命阵地，在理论战线上击败了改良派，取得了思想领导权，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促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经过这场论战，就连立宪派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以致主张立宪者“气为所慑，口为所钳”②。
革命党人在与改良派进行论战的同时，还在国内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一带爆发了由会党、农民、矿工参加的武装起义。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起义活动，并为起义军发布了以同盟会政纲为内容的革命文告，号召群众奋起反抗。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30000余人，并迅速控制了四五个县，屡次击败清军。清廷急调数省军队50000多人加以围剿，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接连发动了六次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在广西省镇南关的起义中，孙中山亲自参加了战斗。
就在同盟会连续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光复会也在浙江、安徽发动了起义。同盟会成立之后，光复会的部分成员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但由于意见分歧等原因，一些人实际上仍以光复会的名义自行活动。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在浙江秘密联络会党，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作为据点，策划起义。原来准备浙江、安徽两地同时举事。但由于组织不严，浙江嵊县的会党先期发难失败，致使事机败露，各地会党武装相继遭到镇压。徐锡麟闻讯后仓促行动，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发动了起义，失败后被捕遇害。受此牵连，秋瑾也被捕牺牲。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和黄兴等经过半年精心筹备，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革命党人分路发动进攻。黄兴率领的100多人攻破了两广总督衙门，跟前来镇压的大队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由于孤军力薄，激战一夜而失败，黄兴等负伤逃脱。战斗中英勇牺牲和被捕就义的有近百人。广州人民不顾生命危险，把殉难烈士中72人的遗体营葬于城郊红花岗，并将其改名为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后来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由于群众基础薄弱，又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单纯军事冒险方式，所以最后都失败了。但是，每次起义都使清皇朝的统治受到了打击。革命党人那种以满腔热血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激起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斗争。正如孙中山所指出：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
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①。
①《〈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0页。
第二节清廷的“预备立宪”
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和人民群众此伏彼起的反抗斗争，猛烈地冲击着清廷的统治，一些督抚大员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只有实行立宪，才能应付危局，保住清廷的统治。特别是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舆论大都认为这与俄国未行宪政而日本实行了宪政有着密切关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还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一时间，立宪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正如时人所说：“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②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政治”。次年，出洋考察的大臣们陆续回国，并向朝廷密陈实行立宪的三大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建议朝廷诏定国是，仿行宪政，以便安抚人心，稳定大局。慈禧太后经过反复考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预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特别强调当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要“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①。清廷决定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预备”。虽然清廷对立宪采取了拖延敷衍的态度，但“预备立宪”的宣布，还是使一些人受到很大鼓舞，他们立刻组织起来并积极活动，以响应和督促清廷尽早实行立宪。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1906年12月），江浙绅商学界在上海成立了名为“预备立宪公会”的立宪团体，推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随后，汤化龙在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谭延暝诤?铣闪⒘恕跋苷??帷保?鸱昙自诠愣?闪⒘恕白灾位帷保?鹊取Ａ魍龊Ｍ獾目涤形?簿龆ń?；驶岣拿??爸谢?酃?苷?帷薄Ｈ???昃旁拢?907年10月），梁启超等在日本成立了“政闻社”，并向清廷保证：“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①各地的立宪团体互通声气，彼此唱和，并在要求清廷立宪的运动中逐渐联合起来。他们也被称为“立宪派”。
但是，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而是企图借立宪之名，实行中央集权、满族贵族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清廷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行政中枢军机处保持不变，对某些部的名称做了更改；迫使袁世凯将已练成的“北洋六镇”交出四镇，归满族亲贵控制的陆军部统率。与此同时，清廷力图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次年八月，把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调升为军机大臣，剥夺了这两位实力最强的汉族总督的实权。
立宪派发现清廷对于立宪并无实际行动，便开始派代表进京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朝廷速开国会。作为对请愿运动的回应，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②《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年第11号，第221页。①《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564页。
①《政闻社宣言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6页。
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根本不得干预。这个“宪法大纲”完全是为了巩固君权、强化君权。但同时也应允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期满后正式召开国会，并规定“筹办咨议局”。清廷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它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承了帝位，年号宣统。宣统皇帝年幼，由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监国。
载沣执政后，为了笼络人心，表示要继续推行立宪，下令各省尽快成立咨议局。另一方面，他罢斥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病”。载沣自任大元帅，亲统禁卫军，命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咨大臣，■昌为陆军大臣，试图以此来加强满族亲贵的权力。但是，袁世凯的心腹早已布满朝廷内外，特别是北洋军事集团的将领们多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载沣此举进一步激化了满汉官僚的矛盾，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相继成立，立宪派在其中占据了优势。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辍⑵训羁〉确直鸬Ｈ瘟私?铡⒄憬?⒑?薄⒑?稀⑺拇ǖ仁∽梢榫值囊槌ぁＷ梢榫值淖谥脊娑ㄖ惶峁┮恍┍父魇〔扇〉挠呗郏?员臼≈?挛?蓿换嵋橛啥礁д偌?６礁в屑喽阶梢榫盅【偌盎嵋橹?ǎ?云渫ü?囊榘赣小安枚崾┬小敝?ǎ?约傲钇渫；帷⒆嗲虢馍⒅?āＲ樵钡某稍敝饕?堑胤绞可鸷陀傻刂鹘准吨蟹只?隼吹纳喜阕什?准斗肿印Ｗ梢榫志哂械胤揭榛岬男灾剩?拔?魇〔扇∮呗壑?亍薄Ｐ矶嘁樵蔽??《员臼⌒姓?⒉握?⒎?傻确矫娴募喽饺ǎ?谝?蟾母锏胤奖渍?图炀俚胤焦倮籼霸咄鞣ǖ氖录?校??胤焦倮舴⑸??堋⒄?矗?衣读饲逋⒌暮诎蹈?芟窒螅?源蚱谱ㄖ凭置妫?钤久裰骺掌??幸欢ɑ??饔谩５?牵?梢榫质艿胤蕉礁Э刂疲?薨氲闶等ǎ?共荒芩凳峭晟频慕??庖宓牡胤揭榛帷?
从宣统二年（1910）起，各省立宪派连续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三次请愿的结果，只得到清廷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此后，清廷再也不允许请愿早开国会。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5月），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在内阁大臣13人中，满族贵族占了9人，而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称为“皇族内阁”，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族亲贵手中。这就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清廷变得更为孤立。立宪派认为清廷此举“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要求另外组阁。清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痛苦地承认“希望绝矣”。立宪运动彻底破产。
清廷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换取帝国主义势力的贷款，清廷于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国有”名义下强夺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把这两条重要干线的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四省迅速掀起了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保路运动，四川省尤为激烈。这年五月，四川省各地普遍成立“保路同志会”，有几十万人参加。七月，成都举行几万人的保路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立宪派力求控制保路运动，但已无能为力。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廷旨意，逮捕了咨议局、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及股东会负责人。数万群众闻讯后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下令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造成流血惨案。人民更加愤怒，武装暴动迅速在全川掀起。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等在荣县起义，建立革命政权。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猛烈冲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推翻清皇朝的革命已经来临。
第十四章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第一节武昌起义及全国的响应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它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的结果。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皇朝的一个统治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非常活跃的一个地区。自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虽然革命团体多次遭到破坏，但是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各革命团体，始终都注意在新军和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将大批青年学生和会党群众输送入伍。经过努力，在新军的基层建立起了革命组织，参加的士兵达5000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统三年六月，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并迅速激化，发展成武装斗争。这使湖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文学社和共进会几经磋商，决定联合发动起义。为此，革命党人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预定在中秋节（10月6日）起义。
然而，待起义日期临近，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够，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不料，在十八日发生了孙武检测炸弹失慎爆炸事件，起义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脱，彭楚藩等被捕牺牲。新军里的革命党人见事态紧急，决定提前起义。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猛攻总督衙门，瑞澂等官员仓皇逃走。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二十一日，又占领了汉阳、汉口，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的胜利，迅速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革命党人在各省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纷纷自发地起来参加斗争。
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会党攻占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焦、陈分任正、副都督。
同一天，同盟会员笼络会党和新军在陕西发难，建立了陕西军政府，原日知会成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
九月初二日（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宣布九江独立。九月初十日（10月31日），驻扎南昌的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九月初八日（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组成山西军政府，新军标统阎锡山任都督。
九月初九日（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发动起义，次日成立云南军政府，新军协统蔡锷为都督。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新军起义，占领贵阳，成立了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同日，杭州新军起义。次日，成立浙江军政府，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都督。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在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的劝说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并任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七日（11月7日），广西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堃任军政府都督。
不久，原广西提督陆荣廷兵变，自任都督。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在立宪派的劝说下，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出任军政府都督。后来，他感到形势不稳，便逃离了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出任都督。
同一天，革命党人许崇智率新军在福建起义。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福建军政府成立，新军统制孙道仁任都督。
九月十九日（11月9日），广东独立，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至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鄂、湘、陕、赣、晋、滇、浙、苏、贵、皖、桂、闽、粤等13省及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先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在其他省的许多州县，也纷纷爆发了起义。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廷的反动统治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开始筹组政府。他们接受立宪派的建议，推举清新军军官黎元洪做都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又推举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任民政部长。接着，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在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背景下，革命派也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弱点。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既担心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惧怕广大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只是希望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对封建的旧势力缺少足够的警惕。另外，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许多立宪派人士也转向了革命，有的参与了起义，有的积极策动清廷官员宣布独立，这对于壮大革命声势，加速清廷的灭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少立宪派人物利用革命派的妥协进入政权之后，煽动叛乱，杀害革命党人，阻碍了革命的深入。湖南省宣布脱离清廷后不久，以咨议局议长谭延晡?椎牧⑾芘桑?蜕焙α烁锩?橙硕级浇勾锓宥?刂屏撕?系恼?āＳ械氖≈皇潜砻娑懒ⅲ?抵视刖烧?ú⑽耷?稹＝?昭哺С痰氯?皇窃谘哺а妹殴疑暇???恼信疲?蜒哺Ц某贫级剑??云溆嘁磺卸嘉匏?谋洹；褂幸恍└锩?橙嗽谡迫ㄖ?螅?锩?庵舅ネ牵?鸾ネ苫??鹿倭拧?
第二节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政府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围绕着中央政府的建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重新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等地方政治集团。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中央政府。二十一日（11月11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为首的江浙集团也发出通电，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已光复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在湖北集团的要求下，上海方面同意将代表联合会移往武汉。
十月十日（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租界举行会议。当时，袁世凯已向南方发出了停战议和的试探，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倾向。十月十二日（12月2日），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临时大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当天，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会议也移至南京继续举行。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正在南京举行会议的各省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但又在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临时政府陷于难产。
正在这时，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从海外回到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认为在袁世凯“反正”之前，只有孙中山堪称总统的最佳人选。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阳历，当年称中华民国元年。接着，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中虽然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总长）组成。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立宪派首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是曾在清廷任职的所谓“理财专家”。按照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没有到南京就职，各部多由次长代理。所以，革命派掌握了政府的实权。在临时参议院中，40余位参议员中，有同盟会员30人，立宪派不足10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3个月内，颁布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政治权利，以及居住、信仰、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废除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奖励兴办工商业和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废止中小学读经；禁用清廷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但它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无法解决人民切身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群众基础是很薄弱的。
第三节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非常恐惧和仇视。武昌起义之后，它们大力支持清廷，破坏革命。在几天之内，英、美、日、德、法等国的十几艘军舰聚集在武汉江面，日夜升火待命，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帝国主义者被迫伪装“中立”，实际却暗中支持清廷。它们不仅继续把关税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还贷给清廷白银300多万两，企图借此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俄国也竭力破坏中国革命，妄图乘机分裂中国。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独立”，并出兵强占黑龙江省呼伦道（今海拉尔）、满洲里等地。
但是，由于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于直接出兵干涉的后果也是心存顾忌。于是列强转而催促清廷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够把革命镇压下去。
受形势所迫和帝国主义的压力，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此并不满足，他以“足疾未痊”为由，拒不出山。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之后，袁世凯立即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夺取了汉口。
帝国主义国家在扶植袁世凯的同时，还对南方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革命政权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和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同意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拥护袁世凯。十一月，南北双方开始和谈。和谈期间，英、美、俄、日、法、德六国领事向南北双方的代表提出了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以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帝国主义还在政治上拒绝承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并在经济上切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源，使之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
革命党人在内外反动力量的压迫下妥协了，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同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转而向清廷施加压力，由北洋将领发通电逼清廷同意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能够对袁世凯有所约束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列强也从各地调兵进京，故意制造紧张局势。孙中山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权。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夺，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
在袁世凯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临时参议院匆忙赶制出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人民所应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如“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带有革命性、民主性。但是，在失去政权的情况下，指望以一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只能是一种幻想。袁世凯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一方面又说以后要进行修改，从而为其日后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留下了伏笔。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夭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了。这次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但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继续统治着中国，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结束了延续了2000余年的君主**，建立了共和国。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过去**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个神圣固然未必就要杀头，但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①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解放了清朝**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①《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第四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文化，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为主要思潮。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把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视为楷模。他们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历史、哲学等，以此为武器，批评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走“流血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在辛亥革命时期，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得到广泛的流传。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国内翻译的西学书籍大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维新运动期间，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虽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译介的大量增多，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当时从事译书工作的，既有革命党，也有改良派和其他人士。欧美主要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从古代到近代，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霍布斯、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以及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政治思潮除民主主义外，“五四”前后在各种思潮中曾占有优势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产生了伟大影响并成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就介绍进来。其中以《民报》的贡献为大，朱执信的表现为突出。他在文章中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最进步的社会”，并介绍了马克思的《**宣言》及阶级斗争学说。
这一时期，对于外国历史有不少的翻译介绍，主要是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梁启超等人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过是帝王将相传记的汇集，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趋势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要求历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①。章太炎在同时期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也很重视。他们指出：“社会教育之不兴，我祖国其将不国矣。”②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大力提倡“兴学堂，普及教育”，并利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当时，全国很多学校都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有的就直接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如蔡元培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创设的爱国学社，秋瑾主持的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等。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传播了科学文明，冲击了守旧陋习，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为了统治需要，在这时期将各省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并任命了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和全国一切学堂事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成立了学部。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在教育内容上还是以“修身读经为本”，把诵习儒家经典和遵循封建道德摆在了首位。次年，清廷明令宣布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①《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②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
这就明显暴露了它兴办学校的目的。
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教会，并创办了大批学校。到戊戌变法失败时，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天主教会举办的中、初级学校已有500多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已达1100多所。它们还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到辛亥革命时期，已有北京汇文大学、武昌文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人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品。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译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在福州刊印。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国小说的翻译有了很快的发展。到宣统三年（1911），翻译出版的小说有几百种，翻译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被陆续翻译出版。其中，译书最多的是林纾。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的**中，他译出了《黑奴吁天录》，用美国虐待黑奴的故事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小说改良的主张，极力强调小说对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在小说的创作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最为有名。这些小说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成，广泛运用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活动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
革命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地通过诗歌及其他通俗的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秋瑾不仅是一个女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她写了大量诗歌，表现了她坚决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宣统元年（1909），以同盟会会员为中心的“南社”成立了。这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由柳亚子等编辑出版了《南社丛刻》，用诗歌来鼓舞革命。
在戏剧方面，从道光年间逐渐流行的京剧，具有深厚的民间艺术基础，集中了许多地方戏曲的优点，在唱腔、表演、念白、武打等方面逐渐超过了以往的各个剧种，广泛地吸引了观众。咸丰以后三四十年，京剧的剧目丰富，题材广泛，名演员大量涌现，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在名演员中，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程长庚、谭鑫培等人。辛亥革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京剧界也产生了影响。著名的演员汪笑侬（1858—1918），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编演了《哭祖庙》，借三国末年蜀北地王刘谌反对投降、哭祭祖庙的历史故事，宣传爱国思想，抨击清廷的腐朽。有的演员还尝试排演时装戏，直接讽刺时政。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的一些京剧演员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革命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戏剧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光绪三十年（1904），陈佩忍、柳亚子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专业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革。
话剧是在清末开始出现的。话剧一产生就和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部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把《黑奴吁天录》改编成五幕话剧，公开演出，配合了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此后，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页。
上海又上演了《秋瑾》、《徐锡麟》等话剧。宣统二年（1910）成立的进化团和1912年成立的“新剧同志会”，是话剧创始时期两个重要的职业剧团，有较大的影响，演出的剧目如《共和万岁》（歌颂辛亥革命胜利）、《黄鹤楼》（赞武昌起义）、《黄花岗》（纪念七十二烈士）等，起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清末的中国是更为落后了，但也有一些成就。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开始建筑自办的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由詹天佑任总工程师。这条铁路长约200公里，里程虽不长，但要经过燕山山脉，地形复杂，在工程上有许多困难。一些外国人曾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进行讽刺，说什么会修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尚未诞生”。詹天佑（1861—1919），安徽婺源人。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选派第一批幼童30人赴美学习，十二岁的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员。光绪七年（1881），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随即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为了替祖国争气，勇敢地承担起主持这条铁路的修建工程。他和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解决了被认为是世界铁路工程史上罕见的艰险工程，把隧道的长度减少到原来欧美技术人员设计方案的一半，同时又用两个机车和“人”字形的轨道解决了爬坡的难题。这条铁路于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10月）正式通车，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工银也有节余。
詹天佑的成绩，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是难能可贵的。这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在创造发明上的才能。但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政权的严重压迫和摧残，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
附表：清世系表第十五章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第一节袁世凯**统治的建立袁世凯在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残酷镇压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一届内阁。
在内阁的10个部长中，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是同盟会员。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时也参加了同盟会。这样，在内阁阁员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被时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实际上内阁的重要部门皆被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如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海军总长刘冠雄）。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北迁。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这届内阁的存在已有碍他的独裁统治。6月，袁世凯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4个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也相继辞职。
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二届内阁。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参议院被迫通过内阁新成员名单，但随即又对陆征祥提出弹劾。陆从此称病不出，袁世凯乘机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将内阁变成了自己的御用机关。
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以统一军令为名，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大量裁军。黄兴所领导的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两个月中，主要工作就是裁遣民军。1912年6月14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撤销，黄兴解职。
袁世凯一方面在向集权**道路上推进，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以欺骗和麻醉国民。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还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特别是因为辛亥革命使清朝覆灭、帝制废除，造成了一股强劲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的新局面。这样，在民初，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人一度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孙中山表示10年之内不入政界，将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黄兴也主动裁撤南方军队。在同盟会里，宋教仁等一部分人幻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跟袁世凯进行议会斗争，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提出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等主张，比同盟会的纲领大为倒退。经过努力，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大受鼓舞，希望能够就此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来削弱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袁世凯已决心用暴力来维护他的**统治。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
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主张立即发兵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许多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通过国会举行合法斗争，反对武力讨袁。此时袁世凯却秘密下达动员令，要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4月，他指派赵秉钧等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年息5厘，分49年还清，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担保。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卖国借款，准备内战。对此，列宁在当时即已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①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一方面传话给国民党人，凶相毕露地公开威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②他还特别强调，此话“即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国民党的领导人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7月，李烈钧、黄兴等分别在江西湖口县和南京宣布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反袁的力量薄弱，“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孙中山、黄兴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北洋军阀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
①《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第318页。
②《时报》1913年5月24日。
第二节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袁世凯虽然镇压了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但在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还占有多数议席，袁世凯还要利用国会选举他成为正式大总统。所以，在对南方国民党人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袁世凯还授意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他还采取各种方式收买议员，而议员也以此猎取利益。议员的收买情况，据记载：“除脱党入党外，有不必脱党入党，投一票赞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投一票赞成一事，只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买卖议员从中说合者，未能如约得折扣工资，竟提出诉讼，以买卖猪犬鸡鸭亦无中资不付为比者。”①1913年10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国会未等宪法制定完毕，就匆忙进行了总统选举。自称“公民团”的袁世凯的便衣军警、流氓数千人，包围了会场，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否则不准走出会场。就这样，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表示支持。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后，便决定抛开国会、废弃《约法》，为复辟帝制扫清障碍。1913年11月，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了“二次革命”为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他又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他的御用工具。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取消国会，各地的自治会和省议会也被通令取消。5月，袁世凯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由其党羽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与**皇帝相似的程度：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首任国务卿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曾是晚清重臣的徐世昌。根据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又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权，参政由袁世凯任命。6月，参政院正式成立，成员多为袁世凯的亲信、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参政院为袁世凯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没有限制。袁世凯还下令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至此，体现辛亥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等等，全部遭到破坏，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他不仅自己成为权力无限的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
虽然中华民国只剩下了一空名，但袁世凯仍嫌不足，决心连这个空名也要去掉，以便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格守礼法”。1913年，他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当年，在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袁世凯政府查封了大批进步报刊，许多报人遭逮捕、枪杀，使当时国内报刊锐减300多种，酿成“癸丑报灾”。1914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发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他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57页。
禽兽之国”①。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其后，他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袁世凯祀孔祭天的活动是复辟帝制的先行。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经学会等等。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也想通过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扩大他们的侵略势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乘机扩大其在华势力。它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据了青岛和胶州铁路，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满足。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有关铁路的期限；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和割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的交换条件是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为了做皇帝，除了对个别条款要求日后协商外，接受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罢工抗议，各种反日爱国团体大量涌现，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使“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对于人民的爱国之举，袁世凯百般压制，并命令要“严拿惩办”。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群众纷纷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年河南省的白朗起义。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攻破县城40余座，跟袁世凯调集的大军战斗了两年多。这次起义不仅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反袁斗争的信心。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他发誓要坚持反袁，以挽救辛亥革命成果，“欲竟辛亥之功”①。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②。所以，孙中山在1917年7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就特别强调了要严密党的组织。该党以“扫除**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③。孙中山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他本人，并要按指模。他还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他对革命组织的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却带有家长制和宗派主义色彩，脱离了群众，妨碍了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兴等一批革命党骨干，由于不同意孙中山规定的入党办法，加之与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故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另外，该党没有提出反帝纲领，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缺乏认识。
①《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①《致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页。
②《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③《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了《民国杂志》，不断揭露袁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的罪行。它还在国内策动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由于该党自身存在的弱点，使它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一方面镇压了“二次革命”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
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指责中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①。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不适于实行共和政体，必须由袁世凯当皇帝，才能避免中国的分裂。紧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发起组织了“筹安会”，他们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爪牙纷纷响应，各省代表陆续到京。在湖南、湖北、安徽、南京等地，还相继出现了筹安会分会。代表到京后，组成了所谓“公民请愿团”。袁世凯亲信梁士诒也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收买各方，组织了各种请愿团。这些请愿团一起到参政院请愿，要求废除共和制，改行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杨度等人还接连抛出《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年9月，参政院将各省代表的请愿书送呈袁世凯，建议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以便对国体问题进行表决。袁世凯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又指使人发动请愿，迫使参政院推翻原案，改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10月，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的监督下，选举出所谓国民代表，并在当地进行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结果公布，各省“国民代表”1993人所投之票，竟然全部是拥护恢复帝制，并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亦上书“劝进”。袁世凯在假意推辞一番之后，于12月12日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19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的独裁**和卖国活动，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使一些原本对袁世凯心存幻想的人认清了他复辟帝制的野心，从而转变了立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满，又恐怕在袁世凯倒台后的中国政局中“我为牛后，何以自存”①，于是，也加入到反袁斗争的行列。
1915年9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在报纸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各地报刊相继全文刊载，产生了很大影响。11月，梁启超帮助他的弟子蔡锷从天津登上日轮，秘密经日本转赴云南。
在全国人民反袁的**中，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推唐继尧为都督，宣布云南独立。他们发布了讨袁檄文，组成“护**”，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由蔡锷率军攻打四川，李烈钧兵出两广，唐继尧部留守云南。各地纷纷响应，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发表宣言，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袁世凯，并指挥革命党人投入战斗。在中华革命党的压力下，广东也被迫独立。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71—172页。
①《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厓、刘希陶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28页。在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云南的起义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急忙调集了十几万军队前去镇压，妄图一举消灭护**。但袁军涣散，节节败退。袁世凯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也对建立袁家王朝态度消极，他们先是拥兵观望，后又联名致电，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日、美等国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随之改变了态度，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日本明确表示，不能承认帝制。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9年3月22日被迫取消了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却还企图保留总统的职务。但是，反袁风暴继续扩大。人们认识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①。孙中山也公开号召“除恶务尽”，不可姑息，“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②。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事。5月22、29日，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彻底绝望。6月6日，气愤忧惧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病死。
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结束了袁世凯反动的独裁统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护国运动同样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①《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袁氏盗国记》下册，第13页。②《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5页。
第三节军阀的割据统治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并扩大在华的侵略利益，纷纷寻找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支持下，争权夺利，使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在南方，最大的军阀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他们是在护**的讨袁战争中形成的。滇系占有云南、贵州两省，桂系占据广东、广西两省，都是亲英、美的。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分裂为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依靠日本的支持，操纵北京政府，控制了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军阀得到英、美的支持，盘踞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东北的张作霖（奉天海城人）依靠日本的支持，形成奉系军阀，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晋系的阎锡山据有山西，张勋屯兵徐州，也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19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并向黎元洪和非皖系势力施加压力。黎元洪和直系军阀为保持势力，力图对抗皖系。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1917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爆发了“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是以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是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政治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并要求中国也采取一致行动。黎元洪表示同意。这时日本也怂恿段祺瑞对德宣战，并以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供参战军费等为诱饵。美国为了与日本相抗衡，随即转而反对中国参战。段祺瑞为了以参战为名扩充武力，主张立即参战。黎元洪为了遏制皖系势力的发展，在美国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参战。1917年5月，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了国会，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遭到议员们的抵制。随后，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决心以武力继续把持政权，便指使直隶、奉天、山东、河南等省的军阀独立，并在天津组织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声言要进兵北京。黎元洪束手无策，只得邀请安徽督军张勋进京调停。
张勋曾任前清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因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封为长江巡阅使，驻扎在徐州一带。他一向主张复辟清皇朝，并为此四处活动。为了表示效忠清朝，张部禁止剪发，故有“辫子军”之称，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张勋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先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随即拥兵入京，逼迫黎元洪去职。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他独揽大权，出任所谓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参与复辟的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黎元洪躲入日本使馆，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张勋的复辟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京的大部分报纸停刊，以示抗议。湖南省长沙10000多人集会，呼吁出师讨伐。孙中山在上海约集革命党人和军政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转过来反对复辟。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次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进军北京。各省军阀也摇身一变，表示反对复辟。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外国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2天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段祺瑞乘机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上台后，对外顺应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对德正式宣战；对内不再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以建立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为了扩充势力，段祺瑞政府多次向日本借款，总数为3.86亿日元，以铁路、电讯、矿产、森林等作抵押，放手出卖国家主权。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势力瓦解，日本立即乘虚而入。1918年，段祺瑞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使日本在中国取得了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随后，大批日军开进东北，迅速取代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卖国独裁统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公开发表演说，指斥段祺瑞之流“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之手段也”①。他提出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举起“护法”旗帜，并通电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海军总长程壁光响应号召，率舰队从上海开赴广州，部分原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恢复之前，由大元帅代行行政权。9月1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宣布出兵北伐，开始“护法”战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严，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所谓“护法”，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缺乏群众基础。而孙中山依靠的也仅仅只是一些地方军阀。西南军阀表面上赞成护法，实际是要维护自己的地盘。他们为了排斥孙中山，勾结一些官员、政客操纵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等人的反对，于1918年5月改组军政府，使西南军阀篡夺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不可能依靠军阀进行革命。
帝国主义在操纵军阀连年混战的同时，还趁火打劫，加紧了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
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垂涎已久。1911年11月，一小撮蒙古王公活佛在俄国的策动下，发动叛乱，宣布外蒙“独立”，并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商务专条》、《通商章程》等一系列条约，将外蒙的主权和资源大量出卖给俄国。
外蒙“独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致电外蒙王公活佛，要他们取消独立，勿为俄国利用，并拒不承认《俄蒙协约》。但后来的袁世凯政府却与俄国妥协，签订了《中俄声明》，虽然确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又允其“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军，这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外蒙的控制权。
此后，俄国又在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策动叛乱。1915年11月，在俄国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呼伦条约》，使俄国获得了在该地区的各种特权，而中**队非经俄国允许，不得入内。
①《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4页。①《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1912年俄国还在中国内蒙策动叛乱，进行分裂活动。但北京政府及时派兵进剿，很快平息了叛乱，使俄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俄国还发动对新疆的侵略。1912年6月，俄国侵入伊犁和喀什噶尔，在中**民的英勇反击下，被迫撤出。1912年8月，俄**队伙同外蒙傀儡军侵入阿尔泰地区，并策动叛乱。中**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击，重创侵略军。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下令将叛乱分子撤职，并宣布他们与俄国所订立的条约一律无效。
英国一直觊觎我国的西藏地区。它主要通过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扶植代理人，来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1910年初，英国策动**十三世和少数亲英分子逃往印度。1913年英军武装护送**回拉萨，宣布“独立”。西藏广大人民坚决反对破坏祖国统一。北京政府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军进藏平乱。后袁世凯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下令川军停止进藏，并恢复了**十三世的名号。
1913年10月，在英国的操纵下，所谓的中英藏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拉姆召开。英国企图迫使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并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拉姆条约”，强迫中国接受。会议期间，英国侵略分子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1914年英国又勾结西藏的分裂分子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非法的《西拉姆条约》和“麦克马洪线”。
第十六章中国革命的新曙光第一节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中国的民族工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非常缓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样，在1911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这期间，曾给民族工业造成严重压力的外国的商品倾销有所缓和。由英国输入的货物，1918年跟1913年相比，差不多减少了一半，法国货减少了13，德国货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需从中国购买大量的战略物资，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连年递增的趋势，这也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中某些部门如铁、面粉等行业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的8年之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了过去50年投资的总和。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在纺织业方面，1913年前有纱厂家，纱锭约50万枚，1918年增至35家，纱锭约65万枚。纱厂的盈利也非常丰厚，在1914年，支纱每包盈利为19.58元，1917年达到36.93元，1919年更高达70.56元①。
基础一向薄弱的面粉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迅速的增长。由于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粮食短缺，对面粉的需求迫切。这使得中国的面粉业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市场。1911年，全国有面粉厂40家，1922年增至123家，资本从600多万元增至约4000万元，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105家。从面粉的进出口来看，1912到1914年，每年都入超200万担以上，从1915到1921年，每年出超百余万担以上。
此外，如火柴、毛纺织、卷烟、造纸、制革、肥皂等轻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于重工业，这一时期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主要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有较快的发展，但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战争期间，还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在1917年和1918年输入中国的货物值白银6000万两左右，约合1913年英货入口总值的60‰。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1913①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页第41表。到1919年，从38000多万日元增到88000多万日元。日资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并占有了煤矿生产的13。在棉纺织业方面，日资企业占全部开工设备的14以上。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形成了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巨大压力和障碍。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民族工业的发展还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对重工业的控制和在轻工业中已经形成的势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又卷土重来，致使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的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跟本国封建主义也仍然保持着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全国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已增至200多万人。中国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火柴、卷烟及轮船航运等企业中，并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单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工人的工资之低、工时之长，为世界罕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在军阀统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罢工定为妨碍“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公开宣布要“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①。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从1912到1919年5月间，工人罢工130多次，比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1倍多。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和斗争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点。工人的罢工最初还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后来逐渐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坚决彻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1915年在反对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码头工人首先罢工，上海、长沙等地日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19年，天津法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天津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天津各业工人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制止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这些斗争，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
工人在罢工中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由分散的、自发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很快发展到联合的、有领导的①《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第644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从1912年1月到1919年4月，产业工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罢工斗争中，近代的工会组织陆续建立，代替了原来的行帮组织。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向资本家明确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就是由工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的诞生，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二节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了捍卫共和、反对倒退，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发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创办的杂志，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年迁到北京出版。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后参加了杂志的编辑或撰稿。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政治，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袭数千年的“官僚的**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这又有赖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①。李大钊也认为“民”与“君”、“自由”与“**”不能两立，“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活则自由亡”。他强调说，对于“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的“复辟之辈”，决不能姑息和优容，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永绝其萌，勿使滋蔓”②。这样的主张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科学，就是要反对迷信、盲从。他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反对鬼神迷信，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谬论，宣传无神论观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认识问题，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①。鲁迅也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来救治人们的迷信和愚昧②。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学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锋芒指向了被历代儒家不断发展了的以维护封建**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学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反对政治**出发，对思想领域的文化**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焦点就是批判三纲五常，反对尊孔复古。针对北洋军阀的尊孔复古，以及康有为等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鼓噪，他们以进化论阐明了孔①《新青年》第1卷第6号。
②《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①《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
②《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4、5号。
子之道已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编入宪法，不能把孔教定为国教。李大钊认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③。他们还揭示了维护**制度的孔教与民权、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陈独秀认为民主共和国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阶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①。他们还集中批判了封建的三纲五常，指出“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②。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批评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强调个性解放。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③；“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④。没有个人的独立人格，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个人的智慧才能便不能释放出来，社会便不能进步，国家也难以达到民主富强。
第三，提倡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还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开展了一场“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并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等改革文学的八项主张。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取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他还明确地把文学的革新同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白话文的写作由来已久，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则是以此为开端的。《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学革命中的主将鲁迅从1918年5月起，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多篇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仇视和恐惧。反动军阀诬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一些守旧的文人也对它发起了攻击。1919年1月，刘师培等支持组织了《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林纾也在报纸上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③《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第77页。
①《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②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③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
④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号。
梦》，咒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煽动军阀以暴力压制新文化运动。他还公开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对此，蔡元培公开回信作答，强调他所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从1915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由于领导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给运动带来了缺点和局限，主要是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跟广大群众相结合，使它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对待文化问题，存在着片面性等。但是，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思想文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敢于打破传统束缚的革命精神和勇气，促进了中国人民进一步的觉醒，锻炼、孕育了崭新的一代人物。它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先导，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热烈欢呼，并从中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新希望。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至1919年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欢呼“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他还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团结一些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年4月出版的《每周评论》，摘译了《**宣言》中的一段，并在按语中称这“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和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1919年7月在长沙创刊由**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国革命也迅速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年5月4日开始发动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①《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丙编典志第一章近代农业和农学技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部门中占着绝对统治地位。男耕女织，个体经营，生产技术落后等，构成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一节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日益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农经济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和僵化。
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经济制度。
农业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与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于地主或自耕农所有。由这种土地占有制而导致的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现象，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为变本加厉。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掌握着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内务府所辖官庄数量有限，如近畿官庄只有132处。到光绪朝中期，据内务府会计司统计，由内务府管辖的官庄共886个，占有土地3360965亩，仅畿辅一带就有官庄373处，有地758739亩①。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一大批“军功”地主，大都伙同当地豪绅巧取豪夺，暴发致富。兼并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举。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地区，许多土地落入淮系军阀官僚的手中。如总督张树声、提督张树珊兄弟，巡抚刘铭传，提督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万石至5万石不等。最大的地主还是李鸿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就有50多万亩，占该乡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②。在扩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除了皇族和贵族、官员外，一般地主、商贾、高利贷者等，也是兼并土地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兼并的结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产资料，大大加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是构成中国近代农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中国社会危机严重，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东西方列强就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较大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发生于咸丰、同治两朝的内战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对起义者大加杀戮。这场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使一些城乡变成废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成千上万亩良田荒废。据统计，在嘉庆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均呈逐年扩大的发展趋势，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八旗田制》。
②郭汉鸣等：《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82、183页。
如顺治十八年（61）为5492577顷，康熙二十四年（85）为6078429顷，雍正二年（1724）为7236429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7807156顷，嘉庆十七年（1812）为7913939顷，而到咸丰元年（1851）则下降为77254顷，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为7703515顷。直到14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才达到8477606顷。①显然，咸丰、同治两朝各省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是这个时期战乱影响的结果。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是导致晚清农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的灾害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灾、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据有关统计，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0—1911）间，我国发生较大的水灾共236次①。黄河、长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经常发生水患，不仅淹没了大量农田，而且祸及城镇。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年8月）河南开封南厅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黄河堤防决口，不仅吞没了大量村庄，而且水迫开封，围困开封城达8个月之久。我国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灾亦甚频繁。王先谦在光绪十一年（1885）上奏的《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中说：“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自臣乡来者言，湖南省城西关外，水与屋齐，城内半通舟楫。男女露处啼号，惨动心目。常澧一带，淹毙万余人。各省灾民，流离道路，情形大略相同”。②光绪三年（1877），中国北方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大旱灾。受灾地区波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地区，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③。由于我国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民众抗灾御灾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败坏，各级官员并不尽心组织民众御灾，甚且吃灾卖荒，这就大大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摧残。
除此以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面临着技术条件差，耕作方式落后的严重问题。一位外国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区种植情况以后说：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最为可异，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所见棉花较美国远逊，其故殆由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见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①这种说法大致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农业技术的低下决定了农作物产量的低下。在许多地区生产不足或产量递减的情况十分普遍。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等问题时时困扰着广大农户。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甚至还出现递减的情况。江苏松江府，“嘉道前，每亩（指棉花）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钱七八十文①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0页。
①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②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23页。
③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1页。①《农学教习白雷平考察湖北大冶武昌左近山田种植情形报告》，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82页。
及尔年收数日薄，售日贱，以致生计渐蹙，户口萧条”②。另据《各省历年夏季收成分数统计》显示，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间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咸丰以后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从咸丰十年至宣统三年（1860—1911）连续51年收成仅有五成。安徽则从同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69—1897）连续28年只有五成的收成③。中国传统的小农业本来就经济实力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内外战乱破坏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形雪上加霜，发展艰难，出现衰落萧条自难避免。
外国资本的冲击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曾有过顽强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时间内起了一些延缓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腐朽的清皇朝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并且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工具；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权益的扩大和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为击破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创造出比以前更为有力的条件。再加上买办阶层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自然经济则处于不利境地，逐步退却，并且普遍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正如**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①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家庭手工业形式进行的，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核心。因此，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一定要被机器大生产击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倾销和原料的掠夺，手工棉纺织业便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开始解体的状况。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体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即手工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从而使手纺与手织业分离；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
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倾销开始广泛解体，标志着中国二千多年以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若按照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一般是在手工业中，由小商品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其中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形成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大机器工业准备了分工和市场的基础。因此，自然经济解体后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会使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发展，而且自然经济解体得充分、解体得越快，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速度也会越快、程度也会越高。然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的②《申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③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有关统计表，第755—757页。①**：《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工场手工业阶段；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打击之下开始的，中国的手工业被破坏，大部分遭到破产或消灭，使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失掉了生长的基础，失去了成长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并由此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可能。中国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使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
鸦片战争，尤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手工棉纺织业被破坏，广大农民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工业品，不得不在农业中经营某种商品作物以换取货币；出口的激增使农民扩大种植那些市场需要的农作物，尤其某些手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结果，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成为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方面重要表现。
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为例，鸦片战争前后，国内用棉还靠印度输入补充，六十年代后，印度棉花被美国大量吸收，中国进口棉花来源减少。不久，日本兴起机器棉纺织业，到中国收购棉花，使中国棉花出口剧增，从同治七年（1868）的587821两增到光绪十七年（1891）的3841129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激增到11202661两①。棉花从入超转成出超。需要的增长和棉价的提高，促使棉花种植的扩大。原来产棉较多的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省，种植面积更为扩大，像松江府，所属州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占十中之二”，原来不种棉花的华亭县也开始“改禾种花”②了；以前种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面积几乎年年扩大；一些向来专门从事养蚕植桑的人也都兼种棉花。种植商品化发展最快的是罂粟。鸦片战争，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为鸦片销售提供了市场。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禁烟能力，却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因此罂粟种植日益扩大，很快普及全国各省，尤以西南为甚。咸丰六年（1856）时，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万担，烟田230万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①。罂粟的种植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贩毒的直接结果，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首先，占去了大量农田，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许多产粮区成了缺粮区。如素称沃野粮仓的陕西渭南地区，就因为“遍地罂粟”成了缺粮区，而“不得不仰给于渭北”。同时罂粟最耗地力，种了罂粟之后的良田，即令改种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获也要锐减。其次是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全国种植的罂粟所制烟土，绝大部分是内销，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农民染上吸毒嗜好，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变得“黄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劳动人民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
粮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前，粮①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0—391页。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8—419页。
①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粮食贸易都是在城乡、地区间较小范围内进行的交换，数量亦不大，商品率只占总产量的10％以下。鸦片战争后，由于扩种经济作物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这些发展经济作物地区对外地粮食需要的增加，如原来是余粮区的浙江余姚，因为棉花、罂粟种植较多而成了缺粮区；以产棉为大宗的江苏南通“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只好仰仗他乡输入粮食；原来就缺粮的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因为棉花、烟草、罂粟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得不远从江南、东北输入粮食；广东则靠越南、缅甸每年输入百万石大米维持。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这些商埠经济的发展，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亦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量，这些为粮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一些地主、商人为了购买洋货也大量出卖粮食，经营粮食投机生意，促进全国粮食更广泛规模和更大数量的贩运。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成为长江下游各省和华北一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重要城市如长沙、武汉等便成了全国有名的粮食集散中心。此时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由10％增长为％，说明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尤其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缓慢、程度不高，未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特征。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侵略和冲击，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分解的外部条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既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倾售的商品竞争，也无法长期阻挡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又促使商品经济也在初步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改组，这是中国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内部根源。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其他城市手工业也遭到破坏，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因而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情况仅仅是开始，独立的封建经济刚刚遭到破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农业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第二节中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殖民地不仅是最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最好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中国加剧了侵略和分割活动，他们已不满足于获得通商口岸、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殖民特权，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种种限制，获得投资设厂、修筑铁路、开矿等进行资本输出的特权了。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除一般的割地、赔款、开商埠外，又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取得了合法地位，并通过借款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继之而来的是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4年内，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划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也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投资修筑并控制长达1.2万公里的铁路，向长江上游和一些内河伸展了航线。外国商品长驱直入，在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扩大了已有的商品输出和原料的掠夺。光绪二十七年（1901），列强在联合镇压了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之后，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控制了财政经济命脉，为其资本输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1.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同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在这两方面力量夹击下大大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解体过程：一方面更加广泛深入地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另方面则更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一，耕织结合的进一步破坏。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内机纱量迅速增长，农户使用机纱、掺和土纱织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机纱比重也从光绪十九年（1893）的23.4％增到73％，长江上游的四川等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进口纱布也急剧增加，说明更多农民放弃纺纱改为买纱，机纱进一步代替了土纱。1913年以后，机织布更深入中国腹地及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机织布只占14.1％，1913年已占34.7％，充斥市场的洋货机布代替了土布。再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来看，1895—1926年中国进口贸易总值增加700％，农产品原料的出口价值与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则从1873年的2.6％增到1920年的38.4％，充分说明半殖民地的中国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取给地。
帝国主义正是通过对中国的“贸易”和在中国投资这两个方面大力倾销其工业品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原料的。比如机制棉纺织品，光绪十九年（1893）进口棉布总值4.491余万元，棉纱约140余万担，1911年棉布增加为11.653余万元，棉纱增到264万担；在外资棉纺织工业的纱锭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万枚增至1913年的34万枚，从而加剧破坏了中国手工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则具有摧毁性力量。修筑铁路、扩大内河航行，增设商埠、投资设厂等特权，不仅使商品输出扩大到中国内地的更广大地域，而且彻底摧毁了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能力，其解体速度和范围比前阶段快得多、广得多。除手工纺织外，其他农村手工业如麻纺织、丝织、土烟等也加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上海、宁波、广州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纺织之户，十停**”，有些地方“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近年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户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这些受外国商品侵略较早的地区，手工纺织业已基本趋于破灭。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直接结果就是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
第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一般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二十世纪初，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烟草和蚕桑等经济作物较前一时期有较快增长。随着棉花种植的逐年扩展，棉田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不断上升，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1904—1909）的11％上升到1914—1919年的14％，再上升到1924—1929年的18％，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等省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棉花生产地。以山西为例，辛亥革命前棉花种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可到1919年全省棉田面积已达40余万亩，此后连年扩展。1920年达50余万亩，1926年猛增到140余万亩。棉产的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量约70万担，1923年增为600余万担。从1921—1925年间，棉产商品率平均达31％。再以大豆为例，大豆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1920年出口总额增长187倍。中国大豆生产商品化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要增长的结果。某些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与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西省地方政府曾大力提倡植棉，在临汾设立棉业试验场，购买美国棉籽，无偿发给农民，还宣布“凡植棉有成绩者，给奖励金30元”①。从整体上讲，这个时期经济作物商品率的增长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其次是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甲午战争后，粮食商品量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18年增长率达41.7％，商品率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增到1919年的22％左右。个别省份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总平均达38％以上，尤其一些自给性的谷物生产的商品化受经济作物扩种的排挤而有显著增长，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4年山东、河南等地花生所占耕地面积从4％上升到30％以上，排挤了各种谷物，进一步促进谷物生产的商品化。这一时期粮食作物商品率提高，除了前一阶段中所谈到的因素之外，还应看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比如肥料质量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进、品种的改良等等，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提高，一些地区农民家庭的剩余农产品有了增加，为粮食作物商品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从而促进异地间粮食贸易的增长。
再次是新的农业专门化区域的形成。甲午战争后，由于国内外经济需要，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8页。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需要，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的结果，若干新的农业化区域逐步出现，主要是大豆、花生、烟草等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大豆产区主要在东北，中国所产大豆占世界总产量的80％，其中60％—70％产于东北，种大豆的土地日益增多。宣统二年（1910）播种面积中大豆占20％，1927—1928年已上升到平均约29％。花生产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尤其山东花生的产量约为全国总产量的45。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多，山东章邱花生种植面积与耕地面积百分比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0.1％上升到1920年的45％。烟草产区主要是河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1923年河南许昌7个重要烟草区的产量占全国烟草总产量的45％，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烟草种植面积1926年为1913年的250倍。另外还出现了产棉区、产茶区、蚕桑区等等。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既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
最后是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密切。据金陵大学对安徽、河北等七省2000多个田场的调查，在1921—1925年间，农产品出售部分占52.6％，家庭自用部分占47.4％；在另一项调查中1922—1925年间，农户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中，从市场购买的占34.1％①。说明农民的生产活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市场的支配，包括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产方面。农民的生产不取决于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服从于市场需要，这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加剧解体的反映。
总之，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这些初步发展，主要不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所以，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实质上就是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2.中国农村商品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凭借特权控制和操纵中国农产品市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陷入帝国主义殖民地市场的深渊。**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②。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或衰落以外国需要的增加或减少为转移，受世界市场支配。以茶叶种植的波动为例，茶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主要出口贸易产品，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一直占出口物的第一位，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殖民地发展茶叶生产，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就动摇了，光绪十九年（1893）以前中国输出的茶占世界总输出量的50％以上，而到1920年只占了6.2％。在茶叶生产日益亏本的情况下，大量茶树被砍。这时期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进口洋米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来逐渐增加，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达1277万担以上，1922—1927年每年平均在1500万担左右。洋麦进出口也从平均每年数十万担到1923年就猛增到300—400万担。大量过剩农产品的倾销，使中国农产品价格大跌，严重打击和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其结果反而使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依附于国际市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并且实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还要低。
各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了中国农产品市场后就支配中国的农村商品生①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产，掠夺中国农民。比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中国贸易上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用“剪刀差”掠夺高额利润。光绪六年（1880）至1920年间，农产品物价指数上升6.8倍左右，而同期工业品物价指数却上升12.5倍，这就是说，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所换回的工业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操纵市场价格来影响农民的生产，使其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比如英美烟公司，在1914—1915年间选定河南襄城、叶县两地以较高价收买烟草，在价格刺激下，两地烟草种植迅速扩大，不几年，以许昌为中心烟草种植区发展到附近几十个县，每年生产的烟草价值达2400万元。再如湖北土质宜种植美国烟叶，英美烟公司就在1913年派人分给农民烟种，极力提倡种植烟草，第一年丰收后，公司将烟草分为三级全部收购，一等烟草百斤值价14两，三等为9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农民多种了烟草之后，该公司就以品质不良为借口，只以上年数量的34进行限额收购，价格也低于上年，其余烟草只好被迫减价贱售，最高价不过3—5两。这是对中国农民**裸的掠夺。
为了向中国农村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农产品原料，帝国主义还勾结和支配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商人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商业资本，通过抑价收购和贷款预购手段对农民进行剥削。如湖南，1927年每担稻米价格在收成前为13元，而在收成后仅值5元，农民的产品几乎绝大部分被商人以低价掠夺去了。又如在一些产烟区，农民缺乏资金，向洋商和买办商人贷款，得把烟草按半价预卖给他们。上海一带产丝区，商人以贷款方式按每担低到1—1.5元的价格预买农民的桑叶，到桑农急需桑叶时，则以5—6元高价出售，若按一担上等茧需桑叶25担，每担5元计算，需要125元，可是当时一担好茧很难卖到80元以上，那么只有让蚕饿死！这种窒息生产的剥削，比中国农村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城市买办商人勾结在一起，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编织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农民贫困破产的加速，使中国农村在半殖地深渊里愈陷愈深。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引起的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第三节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滋长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也使中国农村中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富农经济是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分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业商品化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自耕农中的少数上层在经济上从富裕中农上升到富农。这些富农一般占有20—60亩不等的土地，雇佣2—5名长工，农忙时雇些短工，虽然自己也参加劳动，但是依靠剥削雇工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因为有余钱，他们一般还放高利贷或经营商业。还有一些富农是佃富农，租地主土地雇工耕种，类似西方租地场主；一些城市商人、资本家也租地主土地种植果树或其他经济作物，资本主义性质更为典型，但是规模不大，一般数十亩，百亩以上土地者较少，而且多是手工劳动，很少有机器生产。中国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剥削也很严重。例如，雇工劳动时间很长，除每天休息六七小时之外，其余时间都要为雇主劳动；报酬很低，有些地方还实行“工偿制”，即不给长工工资，只拨一点薄地叫雇工耕种来代替工资；受雇短工还要自带工具；雇工随便受雇主役使或打骂，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富农经济的半封建性质。
中国的富农经济不仅采用雇工剥削形式，而且经营规模比中农或佃农大，资金比较多，拥有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和较多的肥料，也比较注意改良生产技术。所以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比一般小农高，是当时农业中代表一种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成分。但是整个富农经济成分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富农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①），发展也不平衡，并具有半封建性质，尤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本身微弱的富农经济的发展前途，不是扩大经营面积、发展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而是愈来愈多的扩大土地出租部分，最终退化为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正如时人所论：“这种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富农，在一般封建关系占着统治地位的环境之下，他们的发展前途，多分是向着半地主化的方向进行，否则，就是堕落下去。”②富农经济的微弱及不断向封建地主经济退化，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极不发达的集中表现，反映近代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租地农场主和农牧垦殖公司的出现二十世纪初，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租地农场主和以集资组成公司的名义来经营的农林牧垦殖企业，而租地农场主经营和极少使用机器的部分农垦企业却具有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成分中最先进的部分。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12年，全国17省登记成立的农垦公司有171家，江苏、安徽、浙江、山西、河南、吉林、察哈尔8省在1912年共有农牧垦殖公司59家，资本总额286万元；1919①**：《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②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6页。年已发展到100家，资本总额1245万元。经营范围甚广，农、林、牧、副、渔业俱全，其中种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的较多。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及买办商人、华侨和少数工业资本家。二十年代前期，租地农牧场经营就已经大量出现，如在绥远归绥东南，牧场经营者租了一块蒙古人的大牧场，盖起饲养牛羊和马的房舍厩圈，以月工资2元雇佣人工放牧。1915年广东商人杨某，在江湾租地60亩，仿照西法种植靛青，经营获利，第二年租地200亩扩大经营。于是一些“农业资本家”纷纷用自己的资本，向一个或数个地主租地，雇佣农民耕地，自己完全属于监督地位，少数农垦公司大量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收到成效。如1915年，黑龙江有一个宁波人经营的大农场，资本达80万元，面积36万亩，有大型拖拉机5台、25马力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大型犁3台，雇工45人，主要种植小麦和燕麦，并附设面粉加工厂，产品行销县内外。再如广东香山，1919年也出现规模较大的种植粮食的农业公司和种植水果的公司①，这些公司在引进近代农业机械、新品种种植和先进生产技术以及促进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必须看到，这类农垦公司是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大部分农垦公司主要还是封建性的。许多公司成立仅仅是为了贱价领取官荒，然后再以高出若干倍价格将土地出售，并未开垦，只是一种土地的投机，属于封建地主经济范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加之内部经营管理的**，许多农牧垦殖公司相继破产，而且相当普遍。所以这一时期的农垦公司，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并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完全系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为数极少。从这些农场的发展趋势看，也多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没有向资本主义继续发展。
经营地主的增加甲午战争后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及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为经营地主从事经营农业及生产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农产品销售市场，因而从鸦片战争后已出现的经营地主不断增加，并且在清末民初较普遍存在，如肥城东向村的618户中有富农4户，雇工123人，经营地主则有6户，雇长工4—9人以上。山东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最为典型，光绪三十年（1904）拥有土地515.5亩，在外村的43.5亩出租给农民耕种，472亩雇工经营，每年雇长工213人，其中5人总揽经营业务称“大伙计”，常雇20—45名短工，有耕牛9头、驴骡各4头、羊100余只、猪40余头，还有牛犁、大小车辆、各种农具。由于生产手段优越和协作劳动的形式，劳动生产率较高，作物亩产量比当地一般农户高出一倍以上，除经营土地外，太和堂还同时经营酒店、杂货铺、药铺、赁贷铺等商业，并放高利贷。①经营地主与租佃地主相比，其特点为：经营地主自己指挥生产、直接剥削雇工的剩余劳动，而不是以地租剥削为主；采用雇工经营，与雇工之间基本上是一种货币关系；生产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或多或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他们一般经营面积较大，也集中，便于管理，劳动①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52—359页。
①以上资料引自景苏等：《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6页。生产率比中农、富农要高，相对租佃地主来说有较大区别。但是经营地主在生产目的上带有自给自足性质，生产管理上基本是封建家长式；全部土地中一般有相当数量放佃收租，兼有租佃地主身份；不少人兼营商业和高利贷剥削；他们和雇工之间一般还带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由此可见，经营地主具有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质这两重性质：一方面，经营地主本质上仍属于地主经济，经营地主本人仍然过着地主式的剥削生活，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又雇工经营，集体劳动，部分地为市场生产而获取利润，具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性质。与租佃地主比较，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经营地主是一种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就全国范围看，经营地主并不发达，在二三十年代，全国地主雇工经营的土地面积约占其所有土地面积的10％，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左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这种过渡形式被不断排挤而逐渐萎缩、窒息，不可能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下去。
农村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农村出现了原料、市场、生产品种均不相同的一些著名手工业区，其中以棉麻纺织业，特别是织布业最为广泛，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和江苏南通，山东潍县、浙江平湖等地较为典型。如定县从事纺纱的农户中，86％的农户纺纱都是为了出卖，供织户用，而不是自织①。1932年时，平均每户手织业的收入，在定县已占全家总收入的17.8％，在高阳已占78.9％，说明这些地区手工棉纺织业基本上商品化了，这些织户也基本上脱离农业，以织业为生了。
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在高阳、宝坻、南通等地最为突出，一些织户已属资本主义作坊或手工业工厂性质；随农户手织业的商品化，织户与商人之间成为实质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了，于是工资织户不断增加，如高阳织机总数中，工资织户所占比重从1912年的34.5％增到1917年的69.2％，1927年达到88.6％。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手工棉纺织业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但是这些工厂规模很小，织机也只10架左右，雇工仅10余人，很难积累起足够资金去使用机器动力，因此，无法上升为近代机器工业。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根本不能离开保护，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②这些工场手工业一旦遇到帝国主义加紧倾销或者遇到封建势力的摧残勒索就很快衰退下去，例如宝坻棉布工场，由于日本势力的伸入而开始衰落，1923年的67家包买主，到1929年减为40家，1931年为18家，1933年仅剩7家；工资织户也由1923年的67％降到8％。说明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束缚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村由于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化发生而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机器业一样没有前途。上述四个方面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滋长，但是力量极其微弱，发展速度极为缓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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