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①曾国藩：《几何原本》中译本序，1865年。
②李善兰：《则古昔斋算学》序，1867年。
③其中，现被普遍誉称为“李善兰恒等式”的一个组合公式驰名中外，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断引起数学界的广泛兴趣，我国数学家章用、华罗庚和匈牙利数学家图兰·帕尔（TuranBel）等人都研究和证明过它。
第六节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1861年，洋务派奕?等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1862年成立，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只设有外语课程，培养办理洋务所需的翻译人才。1866年又因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即天文算学馆。1867年起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以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数学，学制7年。起初，在物色主持者的人选时，广东巡抚郭嵩焘就上疏举荐了李善兰。但李善兰忙于在南京出书，翌年才得以北上，就任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直至1882年去世。其间所教授的学生“先后约百余人。口讲指画，十余年如一日。诸生以学有成效，或官外省，或使重洋”①，知名者有席淦、贵荣、熊方柏、陈寿田、胡玉麟、李逢春等。晚年，获得意门生江槐庭、蔡锡勇二人，即函致华蘅芳，称“近日之事可喜者，无过于此，急欲告之阁下也”②。这些人在传播近代科学特别是近代数学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1880年，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m，1827—19）因此说：“是皆李壬叔先生教授之力也。呜呼！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非壬叔吾谁与归？”③所谓“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实际上是发扬中国古代数学的优良传统，并将之纳入当时世界通行的近代数学体系之中。李善兰身处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历史时期，眼光敏锐，思想活跃，既不盲从，又不保守，是很有胆略、很有气量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中，他选定了金元时期李冶的《测圆海镜》为同文馆的数学教材，这是因为李冶的“天元术”就是西方的代数学，“立天元一”即“设未知数x”，而且《测圆海镜》中由170个勾股容圆问题归纳出来的“九容公式”，也是与几何图形有关的代数运算的基本技能和技巧训练。李善兰高度评价《测圆海镜》这部书，说他自己“译西士代数、微分、积分诸书，信笔直书，了无疑义者，此书之力焉”。他撰《测圆海镜解》，取《测圆海镜》中的原题，“今以代数演之，则合中西为一法矣”①。数学是没有国界的。当时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近代数学，本身就是吸取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各民族的数学成果的产物。尽管自代数学和微积分传入以后，中国古代的天元术和传统的幂级数研究难以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但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汇入世界近代数学洪流之中，这是中国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李善兰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①张之洞：《书目答问》，1875年。
②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③李善兰：《致华蘅芳函》（严敦杰收藏）。
①丁韪良：《同文馆算学课艺》序，1880年。
第七节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李善兰的科学著译，特别是他的数学著作，“仰承汉唐，荟萃中外，取精用宏，兼综条贯”，“业畴人者，莫不家庋一编，奉为圭臬”②。而他业余从事的诗、文创作，也是内容丰富、洋洋大观。蒋学坚写诗赞他“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①。
李善兰自谓“十三学吟诗”②，虚岁15时便有“膝下依依十五秋，光阴瞬息去难留。嗟余马齿徒加长，爆竹惊心岁已周”和“数声爆竹岁朝天，惭愧平舆会讲年。一岁功程今日始，急须早著祖生鞭”的佳作。他年轻时写的《夏日田园杂兴》、《田家》等诗，如“提筐去采陌头桑，闭户看蚕日夜忙。得到丝成空费力，一身仍是布衣裳”③，颇为体贴劳动人民的辛苦。此外，他还写了大量咏史咏物咏景的抒怀之作，文字清新，思想深邃，颇具哲理。李善兰的杂文思想性、艺术性兼备。例如，他年逾花甲后写了一篇《星命论》④，用确凿有力的证据，通俗生动的比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利用星象搞封建迷信活动的荒诞无稽。文中有这样一段：大挠造甲子不过记日而已，并不记年月与时也。亦无所谓五行生克也。
其并记年月与时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后代，古人并无此意也。而术士专以五行之生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见于洪范，不过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谓人之一生可据此而定，是何言欤？至五星偕地球同绕日而各不相关。夫五星与地球且不相关，况地球之上一人而谓某星至某官主吉，某星至某官主凶，此何异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抚治下，他省之巡抚于浙江无涉也，今试谓之曰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吉，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凶，有不笑其荒诞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异是乎？
对此，时人赞曰：“其论真属透辟，足以启发溺惑。”
李善兰生性豪迈，洒脱不羁，潜心科学，淡于利禄。曾国藩很赏识他，“屡欲列之荐牍，皆力辞”⑤。他痛恨贪官污吏，在晚年所写的《陈君锡麟行状》①中，表彰为官清廉、体恤民情者，而叹曰：“呜呼！今之号称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真除显要者，比比也！”在《倪君经朝传》②中，赞扬“倪氏子弟皆矫矫立气节，不屑与俗儒争进退”。在描写一穷苦诗人潦倒致死的《陈愚泉传》中，论曰：“吾谓愚泉虽饿死视士大夫之庸庸老寿并不能雕章镂句者可当何如耶！”③表现了他对当时封建社会处于穷途末路之下官场的**深恶痛绝，对儒林的迂腐则嗤之以鼻。晚年，他虽官居高位（1882②李善兰：《测圆海镜细草》序，1880年。
①李善兰：《听雪轩诗存》识语，汲修斋校本。
②蒋学坚：《闻李壬叔丈讣音》，1882年。
③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④本段引文均见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⑤李善兰：《星命论》，《中西闻见录》第12号，1873年。
①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②李善兰：《则古昔斋文抄》，汲修斋丛书，第9册。
③李善兰：《则古昔斋文抄》，汲修斋丛书，第9册。
年授三品卿衔户部正郎、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但从未离开过同文馆教学岗位，也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工作。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即1882年夏，还在写新的数学著作《级数勾股》。他自署对联“小学略通书数，大隐不在山林”贴在门上，表明他仍然以在野之隐士自居，而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李善兰一生嗜酒。年轻时在家乡常与“鸳湖吟社”的诗友“一笑且痛饮，醉卧沧江月”④。中年在上海译书时，则与王韬、蒋敦复“同至酒楼轰饮”①，因“以诗酒徜徉于海上，时人目为三异民”②。晚年在北京，仍好饮，结果患风痹症，“家山成久别，杯酒了余生”③，于1882年12月9日辞世。次年归葬家乡海盐县。当地现已建立了他的纪念陈列室。作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人们将永远纪念他。
④李善兰：《陈愚泉传》，《中西闻见录》第33号，1875年。
①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②王韬：《淞滨琐话》。
③《淞南梦影录》卷3。
第二十二章徐寿第一节研读科技典籍，善制工艺器械徐寿，字生元，号雪村，江苏无锡人。清嘉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18年2月26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社岗里。徐氏世居无锡，“力田读书”④，是一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徐寿的祖父审发务农的同时兼作商贩，家境日渐富裕。徐寿的父亲文标大概是徐家的第一个读书人，但不幸的是年仅26岁过早去世了，徐寿时年仅4岁。母亲宋氏含辛茹苦，将他和两个妹妹抚养成人。在他17岁那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娶妻，并有了一个儿子。
徐寿早年也习举子业，“尝一应童子试，以为无裨实用，弃去”①。显然，八股诗文无法解决他一家人的生计问题。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一面务农，一面经商，往上海贩运粮食。难能可贵的是，徐寿并没有就此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生活的磨难和务农经商的实际经验，使他痛感时文词章毫无用处，因此，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那时正是鸦片战争前夜，清皇朝已经走向衰亡，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青年徐寿立下了“不二色，不妄语，接人以诚”和“毋谈无稽之言，毋谈不经之语，毋谈星命风水，毋谈巫觋谶纬”的座右铭②，抱定了经世致用的宗旨，开始在经籍中学习研究有用之学。他研读《诗经》和《禹贡》等经书时，将书中记载的山川、物产等列之为表，研读《春秋》、《汉书》、《水经注》等历史、地理著作，则注意古今地理的沿革变迁。凡是有用之学，他无不喜好。
徐寿的家乡无锡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手工业之乡。那里有许多能工巧匠。这种风气也影响了徐寿，他从小就爱好工艺制作，“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①。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爱好使他由博览群书逐渐转而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徐寿在科技方面的兴趣极为广泛，举凡数学、天文历法、物理、音律、医学、矿学等等，他无一不喜，无一不好。他不仅潜心研究中国历代的科技典籍，对于明末清初从欧洲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著作也认真加以研究。他认为工艺制造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而科学的原理又藉工艺制造体现出来，所以他总是“究察物理，推考格致”②。结果，这不仅使他的科学修养大为提高，也使他制作工艺器械的水平日趋精湛。据记载，他曾制作过指南针、象限仪，还会制造结构很复杂的自鸣钟，而尤其善于仿铸墨西哥银元。他还研究制造过好几种古代乐器，据说都一一符合乐理。他善于制器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引起本县的学者兼画家华翼纶慕名探访，由此，徐寿与华翼纶之子青年数学家华蘅芳（1833—1902）相识，成为终身不渝的朋友。
徐寿和华氏父子联络了几位对科技有共同兴趣的人，经常切磋讨论。他④蒋学坚：《李壬叔丈灵柩南还，诗以哭之》，原注：“公误饮冯了性药酒而卒。”①华翼纶：《雪村徐征君家传》，《碑传集补》卷43。
②华翼纶：《雪村徐征君家传》，《碑传集补》卷43。
①程芳：《徐雪村先生像序》，《格致汇编》第二年（1877）第9卷。
②华世芳：《记徐雪村先生轶事》，《碑传集补》卷43。
们到处访书求友，往往弄到一本科学书就相互传抄，每见新学新知，总是相互交流，遇到疑难问题，就反复研究，直至大家都明白。他们对明末清初的西方天文学、数学和技术之类的译书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这些书往往有理有法，不仅论述知其然，而且阐述其所以然，给徐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这些切磋交流中，徐寿从研究中国传统科技转而致力于西洋科技。1855年，上海墨海书馆（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中国的出版机关）出版了英国在华传教医师合信（B.Hobson，18—1873）编译的《博物新编》。不久，徐寿和华蘅芳到上海访书，读到了这部新书。这是一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书，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近代化学知识的一部书。其中还论述了蒸汽机原理，哥白尼和牛顿天文学等。尽管《博物新编》不过是一部科学常识书，但它介绍的却是近代科学常识，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介绍的西洋科学的水平。徐寿和华蘅芳他们一读到这部书，就好象一下子跨越了200多年，猛然间发现近代科学的新知新理。这种新鲜和敏感，如果不是对科学精研有素，是难以想象的。
回到无锡，他们按照书中所论自制器具，验证书中的一些科学理论和实验。徐寿因陋就简，自制了不少仪器。如他曾用水晶印章磨制成三棱镜，以检验光的折射定律在三棱镜中的特殊现象和光分七色的原理。为了搞清楚光在三棱镜中的折射问题，他和华蘅芳多次通信讨论。更为难得的是，徐寿还触类旁通，“引伸其说”③，试做了《博物新编》中还没有加以讨论的实验，并将书中的结论推而广之，得到了某些新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些实验和研究的笔记后来毁于1860年太平天**进攻无锡、苏州之时。这一时期，徐寿还研究了轮船的制造。他认真研读了《博物新编》中的有关论述，并考察过停泊在上海的外国轮船，所以在1860年之前，就传说他能够制造轮船，称他“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机捩，即知其造法”①。
1861年秋冬之际，两江总督曾国藩向清廷特片保举6人，徐寿和华蘅芳作为江浙的“才能之士，能通晓制造与格致之事者”，名列其中。清朝中央政府即命江苏巡抚薛焕将他们护送至曾国藩军营。次年三月，徐寿和华蘅芳抵达安庆曾氏军中，成为曾国藩军中的技术幕僚，在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制轮船。
徐寿等人白手起家，自制了必要的工具，然后用这些工具制造出一系列零部件，仅用3个月的时间，船用蒸汽机的模型就制造出来了。该机汽缸直径为一寸七分，引擎速度为每分钟240转。1862年7月30日，徐寿和华蘅芳等将该机试演给曾国藩及其幕僚观看，一试即获成功。曾国藩对此极为满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随即令徐寿等正式开始制造轮船。这项工作以徐寿和华蘅芳为主，徐寿负责总体设计和制造，华蘅芳负责有关的测算工作。此外还有吴嘉廉、龚芸棠等。徐寿的次子徐建寅（1845—1901）虽然才17岁，但在造船过程中也“屡出奇计”②，帮助徐寿解决了某些疑难问题。1863年11月，徐寿等人试制出一艘小型的木质轮船，该船使用暗轮，长约三丈。可是试航时，它只行驶了一里左右就熄火了。徐寿等很快就查明了问题之所在，③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三年第五卷。①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②《王韬日记》1859年3月9日。
原来是由于锅炉中没有设置锅炉管，因此汽锅无法连续供给蒸汽。他们很快更改了设计。一个多月之后，该船又在长江上进行了试航，获得圆满成功。该船身长近三丈，航速为每小时12至13里。曾国藩随即指示制造更大的轮船。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占天京（即南京）。不久，曾国藩从安庆移驻南京，内军械所也从安庆迁至南京。徐寿等人也搬到南京继续造船。由于船大，零部件的加工制作耗费时日，而人手有限、工具简陋，所以进展不快。直到1865年底，一艘明轮式的木质蒸汽船才终于完工。该船后被命名为“黄鹄”，船身长55尺，载重量为25吨，引擎使用高压蒸汽机，淘汰了先前的低压蒸汽机。其蒸汽机为单汽缸，倾斜装置，汽缸直径为2尺，长为2尺。主轴长14尺，直径为二寸四分。汽锅长10尺，直径二尺六寸。锅炉管有49支，各长8尺，直径二寸。船舱设在主轴位置之后，机器部分占去了船体的前半部分。推进器为设于两舷的腰明轮。1866年4月，“黄鹄”号在南京下水试航，其顺逆水平均船速为每小时22.1里。总的说来，“黄鹄”号轮与当时国外制造的内河航行的轮船在设计、性能上都是很相似的。其全部制造工作，无论是各项设计，还是工具、机器、零部件的制作，完全由中国人一手完成，没有假手外人。所用材料，除了用于主轴、锅炉和汽缸的铁系进口货之外，其余均为国产。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徐寿等人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而终于大功告成，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就称道“黄鹄”号的制造成功是“显示中国人具有机器天才的惊人的一例”。徐寿因此被曾国藩誉为“江南第一巧人”。在中国科技史上，“黄鹄”号的制造开创了我国的近代造船业。
第二节一代翻译名家在研制轮船的过程中，徐寿深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迫切性。早在1863年春，徐寿等技术幕僚就向曾国藩建议设立一个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机器厂，后来容闳赴美采办机器即由此而来。容闳购买的机器于1865年秋运抵上海，被安置在李鸿章新设的江南制造局。该局原来是一家美国人经营的轮船修造厂旗记铁厂，有几位外国技师和一批修造轮船的设备留用。因此，1866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即着手在该局制造轮船。为此，他很快就将徐寿父子和华蘅芳等人调到制造局，襄助造船事宜。1867年4月，徐寿到该局就职，任江南制造局委员，负责领导和监督造船工作。在徐寿领导沪局造船之初，该局的造船工作主要依赖留用的原旗记铁厂的外国技术人员。他们利用外国轮船的现存图纸，按图制造，自己无法设计。这些人大多不过工匠水平，若要制造样式比较先进的船型就无处措手了。有鉴于此，徐寿更觉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认识到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把西方科学技术各门类的著作择要翻译过来，供人学习研究，自然能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那时，曾经在输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墨海书馆早已解散。西方近代科学的绝大多数学科还没有相应的中译本，至于学习西方制造技术所急需的技术科学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情况，同方兴未艾的求富求强事业的实际需要是太不相适应了。可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却急功近利，急于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和轮船，还没有将科技知识的引进和科技人才的培养纳入其议事日程上来。经过慎重的考虑，徐寿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该局负责人冯焌光和沈保靖的支持。为了争取曾国藩的支持，徐寿起草了一个条陈，由冯、沈转呈曾氏。
徐寿的条陈内容有四点：一为开煤炼铁，二为自造大炮，三为操练轮船水师，四为翻译西书，而其真意还是在第四事。但是，曾国藩认为徐寿的建议都是“揣度之词，未得要领”。关于译书一事他批复道：至外国书不难于购求，而难于翻译，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谙算造且别具会心者，方能阐明秘要，未易言耳该员等此番赴局宜遵谕专心襄办轮船，能于一年内赶速制造一二只，乃不负委用。其轮船以外之事，勿蘧推广。③看来，曾国藩造船心切，对徐寿等人的能力估计不足，将译书之事看得太难了。幸而冯焌光和沈保靖是支持徐寿的，经过他们的请求，曾国藩允许徐寿“小试”译书。
徐寿物色了上海英华学塾校长兼《上海新报》编辑英国人傅兰雅（J.Fryer，1839—1928）担任专职口译，并聘请富有译书经验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和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担任兼职口译。于是，徐寿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汽机发轫》，华蘅芳与玛氏合译《金石识别》，而徐建寅与傅兰雅试译《运规指约》，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事业就此开始了。这几部书都是由徐寿等中国笔述者赶到西人口译者的租界住处翻译的，来往费时，很不方便，因此，制造局拨出房屋作为翻译之处。1868年6月，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这样成立了。
③孙景康：《仲虎徐公家传》，见杨模等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
1868年8月，在江南制造局制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下水的同时，《汽机发轫》等四部译书也均告译出，并呈送给曾国藩“鉴赏”。曾氏对轮船制成极为满意，对于四部译书也非常欣赏。要知道李善兰、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花了七八年才译出七八部书啊。从此，他对译书事业的态度立即转变为大力支持，指示扩大翻译馆的规模，同意徐寿等人的建议，兴建翻译学馆。徐寿等翻译委员制订了翻译馆的长期规划——《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①。这一计划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招收学生，培养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1870年初翻译学馆建成之后，新任上海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涂宗瀛认为翻译学馆与培养外语人才的上海广方言馆“事属相类”，他请示曾国藩后，将广方言馆搬进了新落成的翻译馆，结果徐寿等人的科学教育计划化为了泡影。不过，这一计划的另一半内容，即译书计划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如按照第七条“测经纬以利行船”，此后每年即由贾步纬编译《航海通书》；据第八条“译舆图以参实测”，李凤苞等编译了世界地图纸、中国沿海海道图和长江图等几种地图；而《西国近事汇编》、《西国近事》和《翻译新闻纸》等送呈各省官员的定期出版物，则是按照第十条“录新报以知情伪”的计划编译的；至于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则在第五、六、九条“编图说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广翻译以益闻见”等条文中规划周详了。这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引进西方科技的最大的一项计划。正是这个计划的实施，使江南制造局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译书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科技著作编译机构。徐寿也是在翻译馆建成以后，由“制造名家”转变为“翻译名家”。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翻译馆与傅兰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直至其去世。作为翻译馆的创始人和主要译者，徐寿为翻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最后17年生命。
徐寿先后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近30种科技著作，约250万字。其中，最有名的是几部化学书，此外，《汽机发轫》、《西艺知新》正续集和《宝藏兴焉》等也很重要。
①《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6。
第三节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徐寿的第一本化学译书是《化学鉴原》，是根据当时美国流行的一部化学教科书翻译的。此书译于1869年，是最早译出的一部专门的化学书籍，于1871年作为江南制造局的首批译书出版。那时，许多化学术语还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来表达，因此，必须拟定一套元素、化合物和化学概念的汉语译法。为此，徐寿和傅兰雅经过认真研究，解决了这一翻译难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化学元素名称的翻译。他们首创了以元素英文名的第一音节或次音节译为汉字再加偏旁以区分元素的大致类别的造字法，巧妙地将元素英文名译为汉字。他们根据这一原则新造的化学元素汉字如硒、碘、钙、铍、锂、钠、镍等字，几乎难以看出是新造的汉字。这一元素译名原则不仅能对已知的元素拟定合理的译名，而且为后来拟译新发现的元素译名提供了如法炮制的规范，其基本原则为后来的化学家所继承。目前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原则就是在徐寿的基础上制订的。至于化合物的译名，他们除对某些常见者采用意译之外，一般都译其化学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译法。在徐寿和傅兰雅翻译《化学鉴原》的同时，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G.Kerr，1824—1901）与其学生何然也根据同一底本在进行翻译。他们了解到徐寿的译名之后，就在其译本《化学初阶》中采用了《化学鉴原》的一些译名。不过《化学初阶》的译文比较简略，文字也不如《化学鉴原》那么通畅，因此远不如《化学鉴原》在读者中影响深远。《化学鉴原》被时人誉为“化学善本”①，是近代化学传入中国早期时影响最大的一部译书。
徐寿等在翻译《化学鉴原》时只译出了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在介绍有机化学时，他们选用了英国新出的一部化学教科书，书名定为《化学鉴原续编》（1875年）。由于那时有机物的英文名称也还没有统一，徐寿和傅兰雅在翻译有机物时采用了音译，因而该书比较难读。《续编》译出之后，他们见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的内容比《化学鉴原》更丰富，更有条理，于是又将其译出，定名为《化学鉴原补编》，于1879年出版，其中还加入了论述新发现的元素镓及其化合物的内容。
徐寿非常重视分析化学，称之为“化学之极致”。在翻译完《化学鉴原》不久，他就让其子建寅与傅兰雅翻译了一本简明的分析化学著作《化学分原》。但他不以此为满足。1879年，年已61岁的徐寿又开始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富里西尼乌司（KarlR.Fresenius，1818—1897）的两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学著作《定性分析化学导论》和《定量分析导论》。这两部著作的德文原版分别于1841年和1848年初版，后来一再修订重版，并被译为欧洲各国文字。它们在分析化学的学科建立和系统化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其作者富氏被誉为近代分析化学之父。这两部书的篇幅都不小，译成文言共有75万字之多。徐寿和傅兰雅是依据其英文新版翻译的，前后历时的4年之久，译本分别定名为《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于1883年出版。
徐寿还翻译了一册《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年出版），它是根据英国出版的一部著名的化学词典中的部分条文翻译的，介绍了气体、液体和固体①《广方言馆全案》。
受热膨胀理论，气体定律，理想状态方程和绝对零度等概念和理论，详细罗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家研究液体和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结果。
这些无机、有机和分析化学译著的翻译出版，以及他们翻译的《宝藏兴焉》（1884年）、《西艺知新》中的化工著作如《造硫强水法》等的出版，将西方近代化学比较系统地引进到中国，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化学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为化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些译著的翻译出版也改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知识引进的落后状况。随着它们的问世，化学知识的引进甚至可以说走在了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前头。
就徐寿自己而言，通过翻译化学书籍，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科学水平，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之一。早在译书之前，他就从英国订购了全套的化学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译书的同时，他往往要将书中的重要的化学实验亲手做一遍。因此，每译完一书，他也就掌握了书中的化学知识，并能将有关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他曾为江南制造局的龙华火药局建成硫酸厂，制造过硝化棉和雷汞等炸药。
徐寿在翻译化学书籍不久就开始试制硫酸。最初，可能是由于生产规模过小，制得的硫酸的成本较高①。1873年之后，他和傅兰雅翻译了一本介绍英国用铅室法制硫酸工艺的《造硫强水法》，同时，徐建寅等也翻译了一本《造硫强水法》（后来没能出版）。在此基础上，徐寿改进了工艺，扩大了生产规模，使成本大为降低。其所制硫酸不仅在质量上与西方所产不相上下，在成本上也比进口货便宜不少。所以从1876年起，龙华火药局所需硫酸即全系自产，不再依赖进口。徐寿研究制造硫酸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硫酸工业的开端。他摸索的一整套制造工艺在龙华火药局长期延用，后来还载入1905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记》之中。
徐寿对矿冶也很有研究。也是在译书之初，他就从国外订购了各种各样的矿石样品和金属样品。后来，他又一面译书，一面研究辨识矿藏，提炼金属。他的有关知识，在开平煤矿、徐州煤矿和漠河金矿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①《格致课艺汇编》卷4己丑（1889年）春季超等第一名孙维新课艺。第四节乐律研究的成就徐寿一生都爱好研究乐律之学。他年轻时以复制古乐器开始为人所知，晚年又因研究律管的管口校正而赢得了西方科学界的赞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研究了律管的半黄钟与正黄钟不相应的问题。这是中国律学史上一个困扰了人们上千年的老问题。中国古代向来以弦定律，以管定音。古人认为管弦同律，依此，则黄钟律管与长为其一半的半黄钟管应该刚好相差八度音，可是实际则不然。在中国古代，只有晋代的荀勖（？—289）和明代的朱载堉（1536—11）研究过律管的校正问题。徐寿研究了朱载堉的成果，认为其结果“理虽近似”，但“尚未密合”①。他从缩小管长来研究这个问题，用九寸长的开口铜管（即清制黄钟管）实验，发现截去其一半，无法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长一点，则能准确地得到八度音。他用不同管径的铜管实验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徐寿这项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他用简单的实验得到了律管管口校正的一个经验数据，并以实验否定了弦管同律论。然而，他的这一结果却与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J.Tyn-dall，1820—1893）《声学》（由徐建寅和傅兰雅译出，1874年出版）的有关论述相矛盾。1880年11月，徐寿让傅兰雅将他的实验结果翻译成英文，报告给丁铎尔，就为何他的实验与《声学》不符，管口校正的科学计算以及弦管不同律的真实原因等问题向丁氏求教。显然，徐寿和傅兰雅都感到这一实验结果是一项有意义的科学发现，因此，他们将信同时也寄到了英国著名的科学刊物《自然》（Nature）杂志社。那时，关于管口校正的研究在欧洲正引起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物理学家博赞基特（R.H.M.Bsanquet）的系列研究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瑞利勋爵（LordRayleigh，J.W.Strutt，1842—1919）在其巨著《声学理论》（TheoryofSound）中发表的理论推算公式。他们的研究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基本上解决了管口校正的问题。徐寿的研究几乎与他们同时，尽管结果比较粗略，但仍然引起了英国科学家的极大兴趣。《自然》杂志于1881年3月10日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发表了上述信件。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我们看到，对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的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而且是用那么最简单、原始的器材证明的。”在西方科学大举进入中国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徐寿的管口校正结果在《自然》杂志上的发表，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①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31页。
第五节创办格致书院徐寿晚年的另一项重要的事业是创办上海格致书院。该书院最初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W.H.Medhurst，1823—1885）倡议建立。由麦氏和傅兰雅等外国热心人士组成了董事会。1874年11月，徐寿受邀为董事。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几位华人董事，结果中西董事各占一半。而徐寿是格致书院早期的最为重要的一位董事。徐寿首先着手的是筹款。他先后上书李鸿章等官绅，得到李鸿章、冯焌光等有力者的大力支持，为书院筹集到了大量的钱款。据记载，在全部7700两建院款项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即6000余两是由徐寿募集而来。为了格致书院的建设，徐寿还拿出自己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一点钱财。他捐献了原本为其母亲修建旌节坊而准备的一笔钱，为此，他不得不将母亲牌坊的修建一再推迟。格致书院的房舍是一幢上下两层的中式楼房，也是由徐寿设计的。书院于1875年底建成，次年6月24日正式开院。格致书院开院后不久，由于经费短缺，很快就陷入了财政困难。又是徐寿多方活动，从著名的红顶商人胡光墉那里募得5000银元，加上他个人的1000两捐款，才使书院摆脱了财务困难。1878年，他用这笔钱偿还了书院的债务，购置了一批科学仪器，并用其中的一部分在书院的空地上修建了数十间房屋，作为出租之用，每年的租金有800多两。这笔收入后来成了书院的一笔固定财源，使书院的财务状况大为好转。从此，董事会授权徐寿住进院内，以便就近管理院务。他的第二任夫人韩氏早在他到江南制造局之前就已去世，以后他不再续娶。此时就由其第三子徐华封（1858—1927）在身边照料，一起住在格致书院。
但是，徐寿在办院方针等方面同书院的外国董事发生了分歧。徐寿想把格致书院建成一个培养专门的科技人才的学校，而以担文（W.V.Drummond，英租界工部局律师，1788年起任董事会主席）为首的外国董事则对此不大热心，他们不过想办个展览，开几次科学讲座，引起中国的士人对西方事物的兴趣爱好。因此，他们对徐寿的所作所为多方干涉，横加指责。后来，徐寿干脆撇开了外国人控制的董事会，独立行事。但是，由于风气未开，徐寿想把格致书院建成一个专门的科技学校的计划，在他的生前没有实现。
不过，徐寿毕竟为格致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由于筹建书院的推动，徐寿的合作者傅兰雅还发起编辑出版了最早的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这一刊物于1876年2月开始出版。徐寿对该刊的编辑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他为之撰写了发刊词，并在上面发表过《考证律吕说》等论文。他和傅兰雅的一些译作，也在《格致汇编》上刊出。《格致汇编》在清末深受读者的喜爱，其发行量远比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为多，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徐寿等中国友人的大力支持，傅氏是不可能将《格致汇编》办成的。
1884年9月24日，徐寿病逝于格致书院寓舍，享年68岁。
徐寿的经历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坎坷历程。徐寿早年受到的是旧式教育，他转向科学研究是受到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的影响。他最早接触的也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科学技术，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然而徐寿绝不保守，他一旦接触到西方近代科技，认识到其先进性之后，就转而以引进和传播近代科技和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为己任，他的朋友张文虎（1805—1885）说他“服膺西学”，这在清末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他并不盲信西方科学，他在乐律研究中用实验发现丁铎尔《声学》中的错误就是有力的例证。徐寿也没有因西方科技的先进而弃传统科技如敝屣。在他的研究之中，总是因陋就简，尽可能利用传统的材料、手段和方法推陈出新，表现出很高的创造性。徐寿一生的科学成就，放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考察，也许微不足道，但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却是举足轻重的。正是徐寿这样一些人，开创了中国近代的科技事业，使中国科技的发展逐渐靠近世界科技的潮流。
第二十三章詹天佑第一节留学十载，“学有其成”
詹天佑，字眷诚，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日（1861年4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1919年4月24日病逝于湖北汉口。詹天佑祖籍安徽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他的家庭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儒商之家。曾祖父詹万榜（号文贤）于乾隆二十五年（1761）携家由婺源迁居广州南海，经营茶叶外贸生意①。祖父詹世鸾、父亲詹兴洪都继承家业，开设茶庄。但鸦片战争以后，原曾一度兴盛的茶行生意到詹兴洪时已一落千丈，生活日益困难，詹兴洪甚至不得不依靠代写书信和刻制印章等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
同治六年（1867），詹天佑6岁时，入私塾读书。他自幼身体虚弱，但聪颖豁达，好学深思，个性沉毅。其父詹兴洪的挚友谭伯邨，广东香山人，常到香港、澳门做生意，时常接济詹兴洪。他很喜欢詹天佑聪明坚毅，便将四女儿许嫁于他。同治十年（1871），谭伯邨在港澳经商时，获悉朝廷欲在香港招考幼童出洋留学，便劝说詹氏夫妇，送子报考。詹兴洪遂送詹天佑去香港应试。
詹天佑报考了“技艺门”，并被录取。他与第一批录取的出国少年共30名，在上海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以后，于同治十一年七月八日（1872年8月11日），由留学生事务所正监督陈兰彬率领，乘船赴美。为办理赴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事宜，时任留学生事务所副监督的容闳已先行赴美联系安排。容闳按计划，将30名留学生分成十余组，每组两三人，分散寄居在新英格兰区各州的美国友好人士家庭中，以熟悉美国的饮食起居和便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学习。詹天佑和另一位留学生欧阳赓，被安排居住在康州威士哈芬（WestHaven）海滨男生学校（SeasideIn-stituteforBoys）校长诺索布（L.H.Northrop）先生的家庭里。同治十二年（1873），詹天佑进该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的预备教育性质的学校，主要是训练从中国、南美洲等国来美国留学的少年。诺索布毕业于耶鲁大学，其夫人玛莎（Martha）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对詹天佑循循善诱，关怀备至，从吃饭、睡觉、读书、写字、讲话、外出，直至体育锻炼等都无微不至地照料，因而他进步很快。同治十三年（1874），经李鸿章批准，在容闳主持下，于美国哈特福德城的柯林斯（Collins）街，建造起一座三层楼的中国留学生事务所。该事务所除设有办公室、课堂、书房外，尚有卧室、餐厨等生活用房，“可容监督、教员及学生七十五人同居”①。次年正月，多数留学生从美国友人家中搬入新居，但詹天佑和欧阳赓仍和诺索布全家同住，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多年以后，詹天佑仍一直怀念这两位美国的启蒙老师——诺索布夫妇。他在给诺索布夫人的信中深情地写道：自我离美，至今未曾忘记您，我常忆起您对我们的慈爱和您为教育我所受到的辛苦。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向您学更多的东西知道您、威利和苏非（按：诺索布夫妇的儿子和女儿）的近况，我们很①徐寿：《考证律吕说》，《格致汇编》第三年（1880）第7卷。
①詹天佑手立《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以下简称《詹氏家谱》），清光绪十年（1884）。高兴。很难过您将旧居出卖，因为它曾是我们愉快的家。①1875年5月，詹天佑以优秀成绩考取了纽哈芬（NewHaven）希尔豪斯高级学校（HillhouseHighSchool，亦译为丘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特别班。在学习过程中，他对自然科学深感兴趣，表现出过人的才华。1878年，是高中最后一年，詹天佑选修代数、自然哲学和化学。期末考试，他成绩优异，全部学业操行总成绩获得476分，为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詹天佑原打算中学毕业后，报考美国陆海军学校，但经咨询，美国政府的回答是：“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中国学生”①，被轻蔑无礼地拒绝了。诺索布夫人对詹天佑非常关心，她鼓励他好好学习，争取报考耶鲁大学的理工科，这对詹天佑一生影响很大。
詹天佑来美国的几年，正是美国大规模修筑铁路和电器等工业有重大突破的时期，这期间电话、留声机、电灯等相继发明。美国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引起了詹天佑的注意和思考。加之在容闳等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使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修筑铁路，建设工厂，开发矿藏，才能使祖国富强起来。因此，他决心学习科学技术，将来为祖国服务。1878年8月，詹天佑如愿以偿地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SheffieldScientificSchool）土木工程系（CivilEngi-neeringCourse）。该校入学资格极严，必须要通过英文、美国史、地理、拉丁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各科考试，并要熟悉英国史。詹天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耶鲁大学学制三年，功课扎实，极重视基础课教学。詹天佑攻读土木工程系的铁路专业，其课程为：第一年上学期：德文、英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工程制图。下学期：英文、物理、化学、球面三角、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等角投影绘图学。
第二年上学期：微分学、测量学、投影几何学、德文、法文。下学期：积分学、力学、投影几何、地形测量学、德文、法文。
第三年上学期：野外工程学、铁路路线勘测学、路基土方计算、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凿岩工程学、地质学、矿冶学、法文。下学期：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蒸汽机动力学、水力学、天文测量学、地质学、矿冶学、法文。
詹天佑在该校整个学习过程中，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课程，在一、二、三年级均获得数学优秀奖章而受到学校的表扬。在最后的一学年，他去纽哈芬港口海陆联运码头作实地调研，对港口使用的巨型起重机作了分析研究，完成了题为《码头起重机研究》（ReviewofLargeWharfCrane）的毕业论文。
光绪七年夏（1881年6月），詹天佑于耶鲁大学雪菲尔德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专业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在他的毕业证书内有如下一段说明文字：康奈迪克州纽哈芬耶鲁大学校长及教授们向所有阅读本证书者宣告：①容闳：《西学东渐记》。
①1896年2月15日，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的信，见勒法吉（ThomasLafargue）编，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
詹天佑是获得大学学位荣誉的第一流考生，被光荣地授予哲学学士名衔，并按惯例得到凡升为学士者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声誉。
詹天佑原打算大学毕业后，先用五六年时间在美国进行考察、实习和深造，然后再回国效劳。但是，陈兰彬与容闳分别调任清廷驻美正、副公使后，新任留学生事务所的正监督吴子登对留学生怀有偏见，对认真学习自然科学、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扣以“离经叛道”的帽子，并向清廷控告：留学生不尊师，不读中国书，甚至信了洋教，如果再让他们久居美国，放任自由，必将成为异端，日后学成归国，则祸害无穷。他对学生百般教训，加以“整顿”，将10名所谓“活跃分子”遣送回国。这样还不甘心，1880年他去华盛顿，对陈兰彬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固，极应将局裁撤。”②于是陈兰彬等守旧派与他密切配合，上奏清廷，要求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体官费留美学生。昏庸腐朽的朝廷不作任何调查，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1881年，正当詹天佑欢庆大学毕业之际，清廷下达了全体留美学生撤回中国的命令。当时尽管遭到容闳等人和留学生们的坚决反对，尽管许多支持留学教育的中美人士竭力呼吁、设法挽回，但终不能使清廷改变其决定。至此，先后四批赴美的120名留学生，除少数病故、因故已先回国和拒绝回国者外，其余94名，均被迫辍学，于1881年夏，分三批回国。其中获得大学学位者仅詹天佑和欧阳赓两人。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在美国》（ChinaintheU.S.）的社论，赞扬中国留学生：“机警、好学、聪明、有智慧，这些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如此努力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有其成，我们美国子弟是难以做到的。”对使他们中途辍学表示惋惜。容闳毕生为之奋斗的留学教育计划中途夭折了。
②茅以升：《中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见《人民日报》，1961年4月27日。第二节驾舰绘图，“技艺素优”
1881年8月8日，詹天佑等取道旧金山回国。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备受封建官吏的歧视和冷遇。他们一到上海，就被水兵“押送”至衙门后院，派兵看管，不准随便外出，视同异己。然后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由李鸿章接见他们。这些学生，在美国生活多年，早已剪去发辫，穿惯了西服，但接见时，仍要求他们穿长袍马褂，戴上假的发辫，行旧礼节。这使他们很不习惯，詹天佑甚至连假发辫也不肯戴。李鸿章见时甚为不悦，斥骂他们“离经叛道，无父无君”。接见之后，让他们等候分配工作。而分配时，又不考虑所学专业和个人爱好，随便发派。
是年8月底，詹天佑和另外15名留美学生一同被派往福州船政局马尾水师后学堂学习海轮驾驶。这对曾在美国专门攻读铁路工程技术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打击，他失望地流下泪水，但也别无门路可走，只得强忍着去福州报到。
福州船政局是两江总督左宗棠所创办，附设前、后水师学堂，培养和储备水师人才。前学堂学造船，开法文课；后学堂学轮船驾驶，开英文课。后学堂的课程有：算术、几何、三角、代数、航海、天文、地理、气象等，计划二年半学完。詹天佑用不到一年时间，学完全部课程，并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于光绪八年（1882）毕业于后学堂。同年11月派往扬武号兵舰任驾驶官。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升授船政局水师学堂教习”①，即提升为水师后学堂的英文教师。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间，福州船政大臣代表清廷在船政局水师学堂颁发奖赏，詹天佑以“技艺素优”，“赏给五品军功”。光绪十年（1884）八月十四日，又追补奖赏，以“后学堂教习詹天佑教导出力，实堪嘉赏，赏给五品顶戴”①，并颁发了军功奖状。
光绪十年（1884）春，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大力兴办洋务。为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广东水雷局黄埔博学馆。为对付外敌入境，又积极筹办琼、廉、潮沿海各州防务，加强沿海炮台和陆军营垒的建设。还设立海图馆，以奉令勘测沿海各口地形并绘制海图等。为此，张氏广泛网罗科技人才。
是年10月，詹天佑被张之洞调至广州，出任黄埔博学馆英文教习。他工作认真，教学有方，“官称其能，士服其教”，被尊为导师。
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海图馆派员勘测广东沿海地形，并委派詹天佑选带测绘生员随同前往，以周历各海口，逐一详加测绘。在詹天佑等人的率领下，其测绘人员“出入风涛，无间寒暑，候朝夕，测沙礁，辨岛屿，凡轮帆可达之处，战守缓急之宜，靡不周历审视，反复推求”②。于十三年（1887）七月终于测绘完毕，并成《粤海险要图》一套，呈交张之洞。是年冬，张之洞携测绘者乘轮亲自巡海，对所绘各图详加校核，认为比较精确。然后呈送清廷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是为中国较早的完备海图。詹天佑认真努力的工作，丰富的学识和才华，给张之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其日后力主派员留学起①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5页。①詹天佑立《詹氏家谱》，转引自《詹天佑生平志》。
②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编：《詹天佑生平志》，第58页。
了一定作用。
次年，黄埔博学馆改为广东水陆师学堂，詹天佑继续担任该校的英文教习。詹天佑在用非所学的岗位上度过7年，无论是驾驶军舰、从事水兵教习，还是测绘海图、修筑炮台等，都努力奋斗，克服困难，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光绪十三年（1887），詹天佑在澳门与谭伯邨的女儿谭菊珍结婚。
第三节筑路七载，初露才华詹天佑自光绪七年（1881）回国后，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才有机会用其所学，从此，他为中国铁路建设事业披荆斩棘，奋斗终生。
河北开平煤矿因运煤需要，于光绪七年（1881）建成唐山至胥各庄全长约9公里的唐胥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正式用于运输的铁路，以后由此路两端逐步展筑成关（山海关）内外的干线铁路。詹天佑在建筑这条大干线及其支线的过程中，开始崭露头角。
光绪十三年（1887），唐胥铁路通车至芦台（即唐芦铁路）后，因沿海水兵用煤需要，清廷海军总理衙门奏准将其继续展修至天津。为此，将开平矿务局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设于天津，由伍廷芳任总理，英国人金达（C.W.Kinder）任总工程师。光绪十四年（1888），经留美学生邝景阳（孙谋）向伍廷芳推荐，中国铁路公司遂聘请詹天佑任其帮工程师。于是，詹天佑离开广州，北上天津。此时中国铁路公司正紧张地忙于修筑塘沽至天津的铁路，詹天佑到任后，被分派到此段工地负责铺轨任务。这是詹天佑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他充分发挥筑路专长，指挥作业，塘津铁路全长40多公里，仅在80天内就完成全部铺轨工程。直隶总督李鸿章亲往查验，认为线路“平稳坚实”。因此，唐山至天津的铁路，于是年九月初五日提前竣工通车。
唐津铁路通车，收益显著，于是继续向东展修。在总工程师金达率领下，詹天佑总是被派往最艰苦的工段。光绪十五年（1889）勘测唐山至古冶的铁路，十七年（1891）建成通车。
光绪十八年（1892），古冶至滦县铁路建成通车。光绪十九年（1893）
是关内铁路滦县至山海关段的修筑时期，其中的滦河大桥是这段路的关键工程。这是一座2000余英尺长（合617米）的17孔钢桥（其中跨长200英尺者5孔，100英尺者10孔，30英尺者2孔），共有桥墩座，桥台2座，工程相当艰难。金达先后聘请英国工程师喀克斯（Cox）以及日本和德国的工程师来承担这项工程，但结果都失败了。因为滦河水流湍急，桥基所在的河床流沙层甚厚，所设桥墩几次遭洪水冲毁，致使工期难以保证。后来金达将这一难题交给詹天佑去试行解决。詹天佑调查分析了滦河水流及河床地质情况，经过缜密的测量后，决定改变桥址，并在桥墩施工中引进当时的最新技术——气压沉箱法，并结合中国传统的打桩方法施工，结果一举成功。当座基础桥墩露出水面后，钢梁架设、铺轨工程顺利完成。次年，滦县至山海关铁路迅速建成通车，至此，关内铁路竣工。
滦河大桥的建成，不只保证了关内铁路如期建成，詹天佑及时运用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筑路才能，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光绪二十年（1894），他当选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MICE），是为中国工程师被选为国际学术团体会员的第一人。
关内铁路通车后，继续向关外展筑。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关外段工程只筑至出关数十里的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即被迫停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铁路修筑，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此后，列强在华投资，争夺铁路修筑权的斗争更趋激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津卢铁路开工，詹天佑奉调修筑该路，率队测量线路，并提出报告，但未被有关方面采纳①。由于清廷软弱无能，不仅大举外债，而且重用外国工程师，致使学有专长的詹天佑久居人下，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以帮工程师身份参加该路修筑工作。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决定恢复从山海关至沈阳的关外段铁路工程，并先完成锦州段工程。当时有关官吏，因恐怕雇用外国工程师勘测线路会激起民变，故不得不起用詹天佑。于是詹天佑被调任山海关至锦州段的驻段工程师。奉天将军曾祺为使铁路早日通车，破例保荐詹天佑升为关内外铁路帮办，委以大权。詹天佑负责主持锦州段铁路的修筑任务，其工程相当艰巨。它包括锦州铁路和营口支线两部分。前者自绥中向东展筑，经锦州至新民屯，沿线需建大小桥梁90余座，其中六股河大桥25孔（跨长100英尺者24孔，60余英尺者1孔）、大凌河大桥24孔（每孔跨长100英尺）；线路还要跨越干柴岭山沟，沟深48英尺，长1英里，石质坚硬。后者自沟帮子修至营口的支线，全长73公里，沿途地势低洼、水质含碱量大，不宜饮用和作机车用水，为此，需建数座水塔和蓄水池，以引辽河淡水储蓄备用。这些都加大了修路难度。詹天佑精心勘测筹划，日以继夜，深入工地，指挥修筑。工程虽然艰巨，但进展较快，光绪二十五年（1899）关外铁路通车至锦州，次年通车至大虎山，营口支线也全部通车，仅大虎山至新民屯一段尚未完工。正当此时，八国联军攻人北京，关内外铁路被英、俄两军占领而被迫停工，筑路人员只好撤出工地。
关外铁路停工后，詹天佑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应盛宣怀和铁路总公司聘约南下，主持恢复萍醴铁路工程。在督修中，他坚持用4英尺8寸半（1.435米）的标准轨距进行修筑，使全国铁路轨距统一，以便互相连接，使运输畅通。萍醴铁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竣工通车。此后该路展筑至株洲，成为连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铁路干线的组成部分。
关内外铁路被英俄两国占领后，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胡燏棻为会办，负责与英俄交涉，收回所侵占的铁路。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詹天佑奉命离开了萍醴铁路工地，返回关外，接收被俄国强占的关外铁路。以往詹天佑主持修建的线路、桥梁、机车等，由于帝国主义者的践踏此时大多已经损坏，尤其是车辆遭受的破坏极为严重。詹天佑抓紧时间，日夜抢修，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关外铁路恢复通车了。是年，詹天佑的官阶，由报捐而得的选用州同升为候选同知。
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清廷宣布于次年春季拜谒西陵。为便于慈禧太后等人“御驾”往来，决定从河北新城县高碑店到易县良各庄修筑一条新易铁路（也称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限期六个月完成，并拨官银60万两作为筑路费用，由直隶总督兼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袁世凯主管筑路之事。他原拟把工程交给英人金达主持，法国公使闻讯起而抗争，认为卢汉铁路是用法国借款修筑的，新易线系其支线，坚持要由法国工程师来设计建造，英法两国为争夺筑路权而相持不下。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袁世凯只好放弃任用外国工程师的打算，改任詹天佑为新易铁路总工程师。詹氏仓促受命，经过周密策划，于是年十一月动工，次年三月谒陵前竣工。这是中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①《进呈粤海图说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二七》卷27。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慈禧等乘坐火车谒祭西陵后，甚为满意，对詹天佑和司机进行嘉奖，将其乘坐的火车车箱中的全部陈设品作奖品，奖给詹天佑。詹天佑认为，此路建成是众人之功，非一人所为。因此，他只取其中一个小座钟作为建路纪念，其余则都分给筑路员工。此后，清廷又奖励承造新易铁路出力人员，以“候选同知詹天佑，曾在外洋学习工程专门多年，为中国工程中杰出之才，此次承修路工，正值隆冬天气，措手綦难，该员不避艰辛，督率各匠役勤奋趋事，得以迅速竣工，而用费亦极节省，实属异常出力”。而“提升为选用知府”①，其余出力承修路工及官员均获奖励和提升。光绪三十年（1904），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聘请詹天佑为中国铁路总公司（设事务所于上海）工程顾问，以协助筹划卢汉、沪宁、粤汉等南北干线铁路。
自1888—1905年间，詹天佑除了1901年奉命督修萍醴铁路外，主要参与修建关内、关外铁路及营口支线，共长940余公里。尤其是新易路的建成，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自力修建铁路的勇气和信心，詹天佑也因独立设计和主持修成这条铁路而蜚声全国，这些都为他日后主持京张铁路工程创造了条件。
①1896年2月15日，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的信。
第四节修筑京张铁路，大展宏图张家口是屏藩北京西北的军事重镇，也是重要的南北贸易要冲。为繁荣经济、巩固政权，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批准督办铁路大臣袁世凯及其会办大臣胡燏棻的奏请，拨用关内外铁路的部分余利，修建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这一消息传出后，英俄两国为争夺筑路权而互不相让。因关内外铁路余利存在英国汇丰银行里，如要拨用，必须先同中英公司协商，于是他们乘机要挟，举荐英人金达担任总工程师。俄国公使则出面反对，声明以往清、俄两国有约，规定长城以外铁路不能由第三国承建，并乘机胁迫清廷指派俄人担任总工程师。英、俄两国相持不下，最后清廷决定不用洋人，全由中国“官款自办”，并委派詹天佑负责京张铁路的筹建工作。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5月），京张铁路局在天津成立，同时又在北京成立工程局，任命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局务会办。1906年詹天佑接任总办。1905年5月，当詹天佑奉命率队由丰台出发勘踏路线时，金达竟然同时由唐山出发，以行猎为名，别有用心地秘密勘测这条线路，5月20日两人在南口不期相遇，金达对詹天佑说：“从南口到岔道城之间的路线（关沟段）困难程度大大超出他的料想，中国人不能承担开挖山洞工程，必须采用外国包工他愿招人投标承揽合同。”詹天佑明确告诉他，此线“袁总督已奏明皇上不使用外国人”。金达说“不使用外国人一事乃是谎言！”①国外还有一些人和报刊公开宣称：“中国能开凿关沟段之工程师尚未诞生于世！”①“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要过五十年才能实现！”②等等，国内也有一些丧失民族自尊感的崇洋媚外者嘲笑詹天佑“自不量力”、“胆大妄为”等等。这些蔑视和嘲笑没有影响詹天佑的坚强信心，他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毅然承担了这项具有国际影响的筑路任务。
詹天佑认为，修筑铁路，选线最为重要。为了寻找一条理想路线，詹天佑不仅多方搜求资料，实地考察勘测，而且还亲自访问当地农民，征求意见。他常常骑着毛驴在崎岖的山路上勘查。白天翻山越岭，晚上还要伏在油灯下计算、绘图、撰写工程日记。历时40多天，往返行程千余里，于6月24日终于完成全线初测任务。当时，对京张铁路勘测了三条比较线：一是由京奉铁路柳村车站起，经西直门到南口，沿关沟越岭，在八达岭过长城，出岔道城，再经康庄、怀来、沙城、宣化而达张家口。这条线峰峦起伏，尤其是从南口到岔道城一带的关沟地段，要在悬崖绝壁上修筑一条陡险的铁路，穿过古称“天险”的长城要塞居庸关、八达岭。铁路通过八达岭，必须开凿一座很长的隧道，坡度极陡，工程浩大，而运输量又受到限制。二是从张家口，经怀来县、延庆州、小张家口，沿着热河至北京的大路，经得胜口过山，再过明十三陵、黄土梁到北京。这条是由老乡所说可绕过关沟地带的线路，但路程绕远，坡度也很大，工程并不简单。三是从北京西直门向西40里，绕石①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编：《詹天佑生平志》，第56—57页。
①詹天佑1905年5月20日的日记，见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所引日记，皆引自此书。
②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调查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1915年版。景山、经过三家店，沿永定河，从青石到沙城附近的猪河口出山，到张家口。这条线坡度较平缓，但永定河峡谷河道迂曲，山崖陡峭，工程比关沟段更艰巨，但通过能力较高，运输量大。但其造价和工期都会超过当时清廷的规定而不能实施。这条线路后来建成现在的丰沙线。
詹天佑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对这三条比较线反复论证、筛选，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条比较线。此后对关沟的困难路线又勘测过多条局部比较线，经过分析，最后选定了在当时条件下较为理想的一条比较线。
对所选的比较线还要进一步复勘定线，詹天佑把通过关沟的全线分成三大段，调派人员，分段仔细勘定。第一大段从柳村到南口，由他亲自率领工程人员插标定线。他背着标杆与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制图。塞外常有狂风，满天灰沙，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都坚持作业，并鼓励大家也坚持工作。他常勉励工程人员：“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通过勘测得知，京张铁路，全长200余公里，“中隔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遍考各行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铁路诸书，亦视此等工程至为艰巨”③。面对如此艰巨的工程，詹天佑深感责任重大。他说：“此路又中国筹款自办，为各省倡，惟责重益觉才轻，而图终必先虑始，固不敢铺张从事，致巨款虚糜，亦不敢苟且速成，贻外人口实。”①他在致诺索布夫人的信中也写道：“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因若如此，中国工程师将失掉大众的信任。”②詹天佑深深认识到京张铁路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民族自信心的问题，因此，在筹划整个工程时，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经过缜密而慎重的研究，提出将京张铁路分三段兴修的方案：第一段由丰台至南口，长约60公里；第二段由南口至岔道城，长约33公里；第三段由岔道城至张家口，长约128公里。其中第二段因关沟阻隔，地形复杂，需要开凿大量隧道，工程最为艰巨。
在修筑京张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充分展示了他出众的才能。首先他应用超群的定线知识和丰富的勘测经验，在地形险峻、工程艰巨的关沟段采用1：30即33.3‰的大坡度和半径为600英尺（183米）的曲线，在青龙桥车站巧妙地设置“之”字形展线，使八达岭隧道长度由1800米缩短至1091米，既解决了最困难的越岭问题，又节省工程，降低了造价。
其次，在关沟段设保险岔道（避难线）和引进先进机车。为保证在陡坡上行车安全，詹天佑设置了12条保险岔道，站内4处，区间8处。为了适应在大坡度线路上行车的牵引吨数，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马莱（Mallet）复式活节蒸汽机车，以用机车的较大牵引力（42000吨）克服陡坡的坡道阻力，以解决在“之”字形线路上的行车问题。
在开挖隧道时，詹天佑还率先采用了直井开凿隧道技术。京张铁路有四座隧道，即八达岭、居庸关、石佛寺和五桂头。其中以八达岭隧道开凿最难，山势崎斜，石质坚硬，隧道长度大，詹天佑巧妙地从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直径为10英尺、深为84英尺的直井，使隧道的开挖工作面从原来的2个增为6个，大大地缩短了施工期限，同时通过精密测量，随时校正隧道开凿方向和③引自1961年4月27日《人民日报》茅以升文。
①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记略·修造京张全路办法》，《詹天佑文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②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记略·修造京张全路办法》，《詹天佑文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水平高低，保证了施工质量。
同时，詹天佑还注意就地取材，节约工程费用。如在桥梁工程中，他一面选用国外新型钢梁，一面又因地制宜，在山区尽量修建拱桥，既坚固耐用，又减少进口材料，以节约费用。在关沟段的20座桥梁中，有13座是混凝土拱桥。又如怀来河大桥工程艰巨，桥长212米，7孔钢梁。为了不误工期，詹天佑令先用骡车将钢梁杆件运至桥头，拼铆成桥，节约了架梁铺轨时间，加快了工程进度。
在京张铁路修筑中，詹天佑还厘定了标准，首定工程规范。他非常重视工程标准化，主持编制了京张铁路工程标准图，包括京张铁路的桥梁、涵洞、轨道、线路、山洞、机车库、水塔、房屋、客车、车辆限界等，共49项标准，是为我国第一套铁路工程标准图。它的制定和实行，加强了京张铁路修筑中的工程管理，保证了工程质量，为修筑其他铁路提供了借鉴。1906年，他就当时中国铁路无统一标准的纷乱状态，写了有关标准说帖三份，上书清廷商部，以统一全国铁路建设的技术标准。其中提出了全国铁路车辆使用姜坭（Janney）自动车钩；统一采用标准轨距，即1.435米（英尺为4尺8寸半），以使全国“车同轨”，畅通无阻。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京张铁路在1909年9月24日全线通车。京张铁路于1905年10月2日动工兴修，原计划6年建成，在詹天佑等人的努力下，只用了4年时间，提前两年完工。原预算的工款为纹银7291860两，清廷实拨7223984两，而决算的实际支出仅为6935086两，较实拨工款节余288898两，较预算节省356774两。每公里造价比当时修筑较易的关内外铁路线还低。
1909年10月2日，在南口举行盛大的京张铁路通车典礼，与会的中外来宾1万余人，很多人纷纷挤向詹天佑祝贺，詹天佑谦逊地说：“这是京张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成绩应该属于大家的！”京张铁路的建成，完全打破了外国报刊的预言，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受到中外各方面的赞誉。清廷也予以特别褒奖，颁授詹天佑工科进士第一名的荣誉称号。1909年11月，詹天佑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吸收为会员。这是加入该会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
从1888年起，詹天佑先后从事津榆、津卢、锦州、萍醴、新易、潮汕、沪宁、沪嘉、京张、张绥、津浦、洛潼、川汉、粤汉、汉粤川等铁路的修筑，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铁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1905年詹天佑被任命为商部路务议员，1907年任邮传部路务议员。1908年，被派任邮传部二等顾问官，加二品衔，后任邮传部参议行走等职。
1912年，辛亥革命不久，詹天佑发起组织了“中华工程师会”（后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选为会长。他希望通过学会把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起来，为建设富强的祖国而共同努力。他积极主持学会的工作，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创办出版《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等。
詹天佑还亲自编撰出版了《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标准图》、《华英工学字典》、《告青年工学家》等论著，这些著作曾在我国工程技术界起过重要作用。
1919年2月，詹天佑抱病参加了协约国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委员会”会议，对“万国共管中国铁路计划”的阴谋予以坚决反击。由于操劳过度，病情加重，不幸于4月24日“悒郁以终”。临终时，他“语不及私，为国家陈述三事：一、振奋发扬工学会活动，以兴国富民；二、慎选人才以管理［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三、就款计工，唯力是视，尽速建成汉粤川全路”③。
1922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京绥铁路同人会在青龙桥车站上，建立了詹天佑全身铜像。1966年，其坟墓迁葬于此。近年在八达岭长城脚下建造了詹天佑纪念馆，以纪念他在中国铁路建设事业中的不朽功绩。
③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信函，1906年10月24日。
第二十四章孙中山第一节探索救国的途径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又字公武，号日新，嗣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之名由此而来。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诺、高野长雄、Dokans、Alaha等。笔名则曾用“南洋小学”。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生。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是佃耕农，早年在澳门当鞋匠。母杨氏、姊孙妙茜均参与农业劳动；兄孙眉曾受佣于邻村大户。因家境困苦，孙中山自幼参加农业辅助劳动，10岁始入塾，据他自称“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①，他的国学知识主要是长成后补习自修所得。
孙眉于同治十年（1871）赴檀香山为雇工，数年后自营牧场，孙家境况日趋改善。光绪四年（1878），孙中山远涉重洋至檀香山，在孙眉开设的商店协理店务，旋入意奥兰尼（Iolani）学校（男子中学）学习3年，毕业后又就读于奥阿厚（Oahu）书院（高级中学）数月。孙中山从这些英美教会所办、以英语授课的学校中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开始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熏陶，并对西方教育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记述：“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甚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周围同学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①光绪九年（1883），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①。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孙中山先后进入香港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DiocesanBoy’sHome）、中央书院（CentralSchool），即后来的维多利书院（VictoriaCollege）、皇仁书院（Queen’sCollege）读书。此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民族危机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孙中山受到香港工人反法爱国斗争的鼓舞，觉得这个斗争“证明中国人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②。他对清廷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的行径深感愤慨，从而滋生了“倾覆清廷”的意念。
光绪十一年（1885），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后生有一子（孙科）二女。卢氏乃一无文化的家庭妇女，因孙中山长期在外求学和从事政治活动，双方甚少在一起共同生活。
①引自宓汝成文，见《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17卷3期，第40页。①《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①《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
②郑东梦编：《檀山华桥》，檀香山1929年版，第11页。
孙中山想以治病造福人群，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同学之中，他与同会党关系密切的郑士良志趣相投，并得以了解会党的反清宗旨及其组织情况。翌年，孙中山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OfMedicineforChinese.HongKong）。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且于课余博览中国经史和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特别喜读达尔文《物种起源》、《法国革命史》以及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时值资产阶级维新爱国思潮鼓荡全国，孙中山颇受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的影响，曾撰写政论投寄港、沪各报刊，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致函香山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退职官员郑藻如，提出振兴农桑，戒绝鸦片，遍设学校三项建议，希望先在本县倡行，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他常对亲友发表不满清朝的言论，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尤为投契，互抒救国抱负，倾慕洪秀全，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与香港知识分子的爱国小团体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等也颇多往来。
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到澳门镜湖医院任西医师，并自设中西药局。次年，因受葡籍医生排挤，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行医期间，他以更大的热情努力探索各种救国途径：一方面加强与会党等反清力量的联系，甚至曾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数人共同酝酿冀图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名为“兴中会”的反清组织；另方面又打算制订一项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计划，争取统治集团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在全国实行，而他本人还准备前往法国等国考察发展农业的经验。
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年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由他起草的达8000余字的长函中，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即从发展教育事业、农业、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四个方面着手，作为中国“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③。但孙中山未受李鸿章接见，上书亦未被理睬，深感失望。当时，适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孙中山对清廷在战争初期的颟顸无能尤感愤懑。于是，他毅然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并摆脱了改良主义的羁绊，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开拓者。
③参见［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157—1页。第二节创立兴中会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20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①的革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孙中山曾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为推翻清朝建立第一个据点。于是，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回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随后又到广州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孙中山亲自修订兴中会章程，进一步揭露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亡国危机，号召人民团结奋起以拯救祖国。数月之内，秘密入会者达数百人，大多为会党分子，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辅仁文社部分成员）则是兴中会的骨干。孙中山以全力投入了武装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他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并遣人联络城郊、顺德、香山、潮州、北江、西江等地会党、绿林，在广州城内策反一部分防营和水师官兵，结纳中日战争中被裁撤的游勇，又通过杨衢云、黄咏商等在香港筹集经费，购置军火，招募起义人员，通过何启（香港议政局议员，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谢缵泰等争取香港舆论界的支持；并商定以重阳节（阳历10月26日）为起义日期。但在发难前夕，清广东当局侦知孙中山等的起义图谋，并接获香港政府提供的情报，乃出动军队封闭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这样，经半年多惨淡经营的第一次反清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被捕殉难，孙中山则从广州出走，经澳门、香港逃往日本。自此以后，孙中山成为清廷以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长期流亡海外，在海外继续组织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为清驻英公使馆所绑架，面临被偷运回国处死的危险。旋得他的老师、香港西医书院前教务长康德黎（Cantlie，SirJames）等奔走营救，英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向清使馆提出交涉，始获释放。伦敦蒙难13日，使孙中山名驰中外。此后他以半年多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等处认真研读欧美各种思想流派的著作，并就地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思索着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得失。他后来自述：此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②。他在理论上的探讨导致了日后三民主义学说的形成。
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起，孙中山居日本历4年余。他广①《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
②《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按：史学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此誓词乃于香港兴中会成立后提出的。
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与部分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建立联系，支持菲律宾、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度争取与逃往日本的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联合，但因双方在对待清朝的态度上存在着原则性分歧而未能实现。他又派遣兴中会同志在香港创办革命喉舌《中国日报》，并加紧联络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会党组织。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兴中会、广东三合会和两湖哥老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议，联合建立了“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是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侵占中国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华北蓬勃兴起。帝国主义列强拼凑八国联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广东起事，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计划同与清廷有矛盾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先实现两广独立，再由南到北建立全国性共和政权。为了推进这个计划，一面与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曾广铨联系，一面通过何启要求香港总督卜力（H.A.Blake）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派遣郑士良在惠州集结会党力量，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设立策应起义、实行暗杀的机关，其他同志分头联络各府、州、县，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则在香港筹饷购械。不少日本人也参与起义的筹划和募款工作，其中包括真诚帮助中国革命的宫崎寅藏等以及抱有不同动机的人士。日本政府曾一度想利用孙中山，后因内阁更换，乃禁止武器出口和日本军人参加起义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由于英国政府不同意香港总督支持两广独立的计划，李鸿章又应诏北上，孙中山遂转而全力准备在内地起义，往返于西贡、台湾等地就近进行部署。同年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郑士良率600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攻占一些村镇，起义军发展至2万人。但起义队伍粮械不继，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清军包围，在坚持了10多天后，乃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予以解散。史坚如则在广州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未成，被捕牺牲。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告失败。
就在惠州起义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会在海外的势力迅速膨胀，处处侵占革命派的阵地。甚至连孙中山亲手创立的檀香山兴中会，也因受梁启超的影响而变质和瓦解。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在改组兴中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名为“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并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字纲领。与原来的兴中会主张相比，这个新纲领的民主共和要求更为明确，而且增添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他为了争取华侨更广泛的支持，还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被授予“洪棍”之职。与此同时，他在《檀山新报》上撰文与保皇派论战，批判君主立宪的主张。次年春，他转赴旧金山，协助致公堂（洪门堂号）在美国各城市对其会众实行注册，并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的这些活动，虽对削弱保皇派的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未能取得华侨对民主革命事业的有力支持。
第三节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正当孙中山在美国努力寻找革命的支持力量时，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办学堂和出国留学风气的盛行，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民主革命觉悟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从爱国走向革命，在东京、上海等地编撰和出版了大量革命书刊；由他们所发起组织的民主革命团体，如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等也相继成立。不少革命者在国内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又纷纷逃到了日本。孙中山深受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鼓舞，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以这些知识分子为主要依靠力量，必须把他们联合到一个大团体内以协调全国的革命运动。于是，他离开美国往欧洲，先将旅居比、德、法等国数十名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来到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和革命流亡者的集中地——日本东京。
孙中山一到东京，便前往拜访华兴会领袖黄兴，商谈联合，深得黄兴赞同。随后又与其他革命者和进步留学生频频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孙中山约集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其中有兴中会、华兴会部分会员）共70余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1000多名留学生隆重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号召与会者以革命手段在中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①，并争取在20年内把祖国建设成为超过日本和西方的强国。这次集会，起了从思想上动员留学生参加同盟会的作用。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孙中山主持了约100人出席的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总章，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时确定了各部职员的人选。同盟会成立初期的领导核心由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邓家彦、张继、朱炳麟、陈天华、田桐、胡汉民、程家柽、廖仲恺、何天瀚、宋教仁、朱执信等组成。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使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有了一个指导中心。数年之内，海内外纷纷建立同盟会支部和分会，会员激增至数万人。“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①，孙中山对此甚感快慰。
同年十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字宗旨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此时的三民主义学说，其核心内容是要通过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即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来取代清朝君主**统治；至于民生主义，则企图通过“平均地权”防止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祸害。三民主义是一面富有号召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它把散居各地的广大革命者集结成为具有共同理想基础的伟大战斗力量。《民报》在孙中山的思想指导下，以大量篇幅阐发同盟会的政纲即三民主义学说，论证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必要性，并对保皇派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它广销海内外，对提高人们的民主革命觉悟起了重大作用。
①《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①《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第四节策划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实践中。他和黄兴派遣一部分同盟会员秘密回国筹备起义，自己则先后赴越南西贡以及南洋各埠建立同盟会分会，并募集起义经费。他还与黄兴、章太炎等一起制订了由10余篇文件组成的《革命方略》，以备在各地发动起义时应用。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2月），少数同盟会员联络湘赣边境洪江会、洪福齐天会，发动萍浏醴起义，遭清廷镇压。日本政府徇清公使之请，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孙中山抵越南河内建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以广东、广西和云南作为起义地点。他认为这三省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举义；地域宽广，利于迂回作战；又便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他计划首先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发动，再把起义烽火引向广西、云南，以南方数省为根据地，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推进。孙中山在河内、海防、南圻等相继成立了同盟会分会，还接纳了广西著名会党首领王和顺、游勇首领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他分别派遣许雪秋、邓子瑜等赴潮州、惠州联络会党，黄兴、胡毅生赴钦州、廉州运动新军，汪精卫、黄隆生等赴南洋一带劝募军饷；日籍同盟会员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则在日本购运军械，胡汉民、冯自由在香港做策应联络工作。
但是，起义的实际进程并未按照孙中山的预想发展。革命党人往往准备不周，起事仓促，且为清军所迅速镇压。是年共发动了四次起义：陈涌波、余既成指挥的潮州黄冈之役，邓子瑜指挥的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顺指挥的防城之役，黄明堂指挥的镇南关之役。镇南关之役爆发的次日，孙中山曾偕黄兴、胡汉民等自河内赴前线参战。这次起义失败后，清廷要求法国殖民当局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乃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离越南前往新加坡，而委托黄兴、胡汉民继续主持起义工作。孙中山走后不久，又发动了由黄兴指挥的钦、廉和广西上思之役，以及由黄明堂、王和顺指挥的云南河口之役。这两次起义坚持的时间较久，但在清朝重兵包抄和因法国封锁边界而断绝后援的情况下，辗转苦战，最后仍然溃败。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以会党、游勇为主力的6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起义的接连失败，丝毫动摇不了孙中山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他在当时指出：“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失败之后必须“谨慎戒惧，集思补过”，这样“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②。他在新加坡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时已意识到了依靠会党为主力所产生的弱点，认为它的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及新军，预言“今后军队（按指新军）必能继起”。因此，他密令一些同盟会员分头运动新军①。这是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方针的一个重要转变。
当时，新加坡的保皇派报纸对孙中山起义屡次受挫进行嘲讽和中伤，并趁机大肆攻击中国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在《中兴日报》上连续发表3篇文章给予坚决反驳，从而在南洋各埠掀起了一场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激烈论战。影响所及，使更多的侨胞投向了革命营垒。在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努力下，同②《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7页。
①《〈支那革命实见记〉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75页。
盟会在各埠建立了数十个分会，吸收了数千名会员，并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他为了筹集更多资金以组织新的起义，于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赴欧美。
同年九月，胡汉民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用数月的时间筹集资金，运动以广州新军为主的武装力量，准备再次起义。孙中山也从旅美华侨中募得港币8000元，汇回以充军需。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倪映典率领3000名士兵仓卒起义，当天即遭镇压。
孙中山得悉新军起义失败后并不灰心，为筹划新的起义而继续努力，他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建立同盟会分会，又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即同盟会美洲支部）。在由他起草的入会盟书中，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将字纲领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①；并发函通知南洋的同盟会组织照此办理。但他指出，今后对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的名称“两者俱可并用”②，而纲领的措辞虽有不同，仍是反映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孙中山之所以作此改变，与同盟会内部矛盾的激化有密切关系。早在光绪三十三年他到河内领导西南边境武装起义时，留在东京的一部分同盟会员章太炎（《民报》主笔）等，便曾因《民报》经费和起义受挫等问题，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两年后，陶成章（原光复会员）又因孙中山不愿再为《民报》提供经费，拒绝帮助他为在江浙举事筹款，而纠集了一部分同盟会员对孙中山大肆诋毁攻击，再次要求罢免孙中山，并于宣统二年正月在东京重建了独树一帜的光复会。这两次倒孙风潮，虽由于黄兴等的坚决抵制而平息下去，但孙中山因此不再承认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作用，而是以总理名义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直接领导同盟会南方、南洋美洲各支部的活动。改变组织名称和纲领措辞，便是他试图改组同盟会所采取的措施。
孙中山除了动员旅美华侨为国内革命运动提供财政支持外，还与美国退休银行家布斯（C.B.Boothe）和军事研究家咸马里（HomerLea）订立协议，拟向纽约财团借贷巨款以发动大规模起义。宣统二年（1910）夏，他到达马来半岛等候数月而接不到布斯等的任何汇款，原因是纽约金融界不愿贷款给孙中山。正当此时，孙中山从外国报章获悉日、俄两国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地区而重订了密约的消息，感到祖国危亡迫在眉睫，便决定尽速组织起义。同年十月，他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黄金庆、邓泽如等革命骨干在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批评部分同志的悲观消极情绪，剖析“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的种种有利条件，提出了在广州再举的意见①。会议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决定集中全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夺取广州后分兵两路向湘、赣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响应，会师北伐。会后，众人分赴南洋英、荷各属筹款。而孙中山因在一次募捐会上发表演说，竟被英国殖民当局以所谓“妨碍地方治安”为由勒令离境。孙中山被迫重赴欧美，并于次年初到加拿大各埠演说募款，一共筹集了港币7万余元。
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受孙中山的委托，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数月之①《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年版，第401页。②《中华革命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9—440页。
①《复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7页。
间，为准备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但因不断发生意外事故和困难，起义未能按预定计划发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百余名“选锋”队员在广州举事，与敌人浴血奋战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事后收得72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之役”。
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听到了起义失败的消息，对殉难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时给予这次起义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革军之敢勇英烈，为全球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①。他随即向芝加哥同盟会分会提出了“集合巨款，分途举义”的新计划。同年夏天他到旧金山，努力促成设在那里的美洲同盟总会和美洲致公总堂联合起来，消除门户之见，协力筹饷救国。进而在他倡议下成立了美洲洪门筹饷局（又名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孙中山自任“演说员”，与筹饷局职员一起赴美国各城市募款。与此同时，他一再发函指示国内及香港等地同盟会员，加紧调查和联络南北各省新军，做好起事的准备。这时他的起义战略已有所改变，曾设想在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同时发难，推动驻北京附近的新军起而响应，以便一举摧毁清皇朝。而当时国内各地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抗捐、抢粮暴动和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更使他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在闰六月所写的一封信中对全国革命形势作了如下估计：“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欲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②这一预见，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①《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2页；《在槟榔屿与中国同盟会骨干会议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93页。
②《复谢秋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8页。
第五节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于3天之内占领武汉三镇。1个月后，南方已有12个省脱离清廷宣告独立。十月底，光复省份更增加到了17个。这场遍及全国的革命风暴因发生于旧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中部得悉革命军占领武昌，喜出望外。他立即中止了美国各地演说筹款的计划，决定回国前作一番重大的外交努力，避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干涉，并争取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中国革命。
是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孙中山到达纽约，向美国人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希望他们对革命同情与帮助。并发表告各国书，宣布承认外国在华的一切既得权益，同时警告各国不得给清廷提供军事援助，否则将以敌人相待。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孙中山抵伦敦。他与四国银行团主任举行两次会谈，要求停止对清廷贷款，并给予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以财政援助。他还写信给英国等国的金融资本家，呼吁他们借款50万英镑给民国政府。又委托友人拜会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了停止对清廷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英属各殖民当局的放逐令以让他取道回国等三项要求。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孙中山抵巴黎，访问法国众议院时，请议员们促进法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又在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的会谈中，要求贷款给民国政府，表示将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并希望法国能阻止俄、日勾结干预中国革命。孙中山在欧美三国办理外交历时1个多月，由于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采取观望和敌视态度，致使他屡遭冷遇，并未取得显著的效果。孙中山因一再接到革命党人催促他回国的电报，便缩短在欧洲的行程，于十月初四日（11月24日）从马赛港启航回国。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抵达上海。初十日，他被17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当天晚上，孙中山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当众庄严宣誓，决计履行“倾覆满洲**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的责任①。同日颁布大总统宣言书，宣告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尽扫**之流毒，确定共和”，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和各省领土、军事、民政、财政的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①。5日发表对外宣言书，宣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睦谊”，并应取得国际承认，共同为促进世界文明而努力；同时，承认革命前清廷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及所让与的种种权利继续有效①。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陆续颁发了数十道民主改革的法令。保障人权方面，禁止对犯人刑讯体罚；废除奴婢卖身契约；禁止买卖人口和贩卖“猪仔”华工；取消对广东、福建的“疍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以及理发匠、优伶、娼妓、杂役、兵卒等歧视，规定他们享有同等的国民权利。改良社会习俗方面：禁止赌博，劝禁妇女缠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①《复郑泽生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4页。
①《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①《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页。
刷新吏治方面：禁止徇私枉法，取消“大人”、“老爷”称呼。改革教育制度方面：普及教育，取消学校祭孔读经，删改教科书中忠君和其他违背民主共和原则的内容。发展生产方面：鼓励华侨投资，保护工商业，振兴农垦，等等。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北方仍是清朝统治范围，全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孙中山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结束清朝帝制，在共和制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而当他还在国外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南方代表在黄兴、黎元洪等人的赞同下曾与北方代表约定：如果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由他担任民国大总统。因此，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日便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盼他“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②。但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不满，悍然中断谈判，唆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孙中山乃于1月11日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制订六路进军计划，下令出师北伐。北伐军在津浦线上首战告捷，占领徐州，在其他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当时北伐军的实权为各派系的军人所掌握，孙中山无法实行统一指挥。临时政府又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仅无法保证军饷的供给，连日常的行政经费也难以支持。同盟会大多数领导骨干又都不赞成武力统一，而是极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加以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利用临时政府要求取得外交承认和它的财政困难来施加压力，催促孙中山尽快与北方达成和议。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继续派人与袁世凯谈判，但坚持一切解决办法均须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为前提。袁世凯急于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玩弄了各种政治权术，在设法使南方作出更大让步的同时，又指使北洋将领接连发出几道催逼清廷立即“宣布共和”的通电。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退位。至此，宣告了统治268年之久的清皇朝的灭亡，也宣告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度的终结。这个历史的大变化，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所造成的。
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孙中山即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弃民主共和原则，于卸职前主持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通过各项条文保证国民应享的民主权利，确立共和政体的有关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①。卸职后，他以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便致力于民生主义的宣传，提倡在中国兴办实业和修筑铁路，并为此前往国内各地和日本访问考察。
②《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11页。
①《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
第六节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8月，同盟会与另4个小党在北京合并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担任代理事长的宋教仁为争取成立“政党内阁”而积极活动，并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袁世凯视宋教仁为眼中钉，于1913年3月20日派刺客在上海车站暗杀了他。接着又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的协议，企图用作镇压南方革命党人的军费。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闻悉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即于25日赶回上海，力主“先发制人”，组织南方各省武力讨袁。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宣布独立，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接着，江苏、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各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在北洋军队的攻击下，南方各省讨袁军在短短一个月内相继失败。孙中山原打算到广东直接领导讨袁，因大势已去，不得不于8月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由他担任总理的中华革命党，继续部署反袁斗争。这期间，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离婚，并于1915年10月在东京与他的忠实助手宋庆龄结婚。19年，反袁护国运动的激流冲毁了洪宪帝制，袁世凯也随即殒命。孙中山回到了上海。然而，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对外卖国，对内毁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续推行独裁统治。孙中山乃于1917年南下广州，联合西南军阀势力成立中华民**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发起了“护法”运动。但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不久便遭到桂系军阀的排挤，不得不于次年再赴上海。在上海期间，他撰写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1919年10月，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担任总理。1920年，命粤军陈炯明部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11月重回广州。次年4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揭橥护法旗帜，部署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部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白鹅潭的军舰上坚持战斗50余天后退居上海。在此前后，孙中山曾与俄国**代表和中国**人有所接触，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1923年，陈炯明的部队被滇军逐出广州，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任陆海军大元帅，重新部署北伐。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6月创办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训练培养革命武装干部。10月，亲自作出有力部署，平息了广州的商团叛乱。11月，应北京政变领导人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商谈国是。他提出了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并同北洋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临终时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战斗”的宝贵遗嘱。孙中山的著作甚丰，版本不少。中华书局1981年至1986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凡11卷），是迄今为止收录著作最多的全集版本，共收入孙中山的论著、文告、公牍、函电、演说、谈话纪录等约8200篇，400余万字。第二十五章黄兴第一节走上革命道路黄兴，原名轸，字厪午，从事革命活动后改名黄兴，字克强①。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1874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市）。5岁时，跟随父亲黄筱村发蒙读书，随后又入附近的私塾就读，学习勤奋。童年时代，喜欢听乡间老辈讲洪秀全、杨秀清的革命事迹，“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①。他还师从浏阳李永球学乌家拳术，从小练就强健的身体。
光绪十九年（1893），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②。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③，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林圭等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黄兴曾与闻其事，帮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官保持中立，不加阻碍。这是黄兴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到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但自立军起义很快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英勇就义。黄兴痛悼唐才常，并萌生了革命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①。黄兴虽然学的是师范，却特别留意于军事技能的学习。他请日本退伍军官教授军略，学习兵法；利用空闲时间参观日本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天清晨起来，到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生了拒俄运动。俄国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趁机占领了整个东北。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期满，①《公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0—224页。①1904年起义失败，东渡后始改名，取“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之意。②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13页。
③张知本：《国庆日忆黄克强先生》，载1959年10月10日香港《时报》。①《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1页。
俄国却仍然不履行条约，企图永久霸占东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因而爆发了拒俄运动。黄兴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②于是他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指归国发动革命之人员），准备回国策动反清革命。黄兴在回国前夕与刘揆一讨论进行方略，认为除在军学界普遍发动外，目前更应注意团结会党兄弟，共谋反清革命。他自东京启程回国后，便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②石陶钧：《六十年的我》，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5页。第二节创立华兴会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黄兴返湘途经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湖广总督张之洞闻讯大怒，立即命首府兼院长梁鼎芬出告示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仍“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①。
黄兴回到长沙后，在明德学堂主持新开办的速成师范班。明德学堂是长沙城里新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教员中许多人都富有革命思想。如张继教历史，周震麟教地理，苏玄瑛教国文等。黄兴除在明德学堂任课外，还在长沙的经正、修业、实业等学堂和民立第一女学、安徽旅湘公学兼任教员。他利用教书的机会，向学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以教书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活动。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黄兴提出“雄据一方与各省纷起”的方案，即从湖南发难，然后谋各省的响应。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黄兴和华兴会的同志印发宣传品，鼓吹反清革命。他还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里，和日本教员一道秘密制造炸弹，并派人出省购置军械。黄兴还变卖祖遗田产，以解决经费的需要。为了联络会党和军队，黄兴又设立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重点是联络会党。光绪三十年（1904），黄兴曾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决定于十月初十日（11月日）慈禧太后70寿辰那天在长沙起义，常州、衡州等五路同日举事，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华兴会在湖南部署稍有头绪之后，便加强与外省的联络工作，派宋教仁、胡瑛到武昌，着重运动武汉三镇新军；派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明缙，劝其届期响应；派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促其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毓麟、章士钊负责沪、宁地区的策应工作。黄兴则来往于湘、鄂之间，统筹指挥全局。
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马福益手下的人被清地方当局所捕，供出了起义计划和首领“长沙黄厪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特别要捉拿黄兴归案。事态急转直下。九月十六日（10月24日），黄兴于差役来捕时乘间避往开明绅士、明德学堂校董龙绂瑞家，后又转移到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至十八日（26日）化装成海关员司，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华兴会的其他重要骨干也先后避于上海。长沙起义计划遂陷于流产。黄兴创立华兴会后，策动的首次武装起义未及发动即陷于失败。主要是由于未能严加保密，革命机关处于半公开状态，招集人员仍采取旧式会党散①《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5—26页。
发票布的落后办法，致使起义走漏风声。长沙起义事泄后，会党虽然受到严重损害，但华兴会却保存了元气，黄兴及华兴会骨干纷纷出走长沙。
第三节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黄兴避居上海后，因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的牵连，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得以出狱。后避难到东京，过着流亡生活。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经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会见。二人畅谈革命大势，交流思想，共议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黄兴约集华兴会骨干商议与兴中会合组革命团体问题。会上，陈天华明确主张“以吾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宋教仁认为“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之关系如何”①。众说纷纭，最后在东京的华兴会员除少数人外，其他都决定参加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计70余人。会上，确定新成立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黄兴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
七月十三日（8月13日），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发起组织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达1300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指出当前民族思想蓬勃发展，号召到会者摒弃改良主义道路，采取革命手段，致力于反清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者约百余人。黄兴首先在会上宣读章程草案30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①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
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6页。
①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10—211页。
第四节领导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他首先在学习军事的留日学生中建立“丈夫团”秘密组织，积极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在日本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聘俄国革命党人为教授，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为保密起见，他还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中同盟会员的会籍。
光绪三十一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①。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十月十九日（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黄兴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商议策划两广起义。当时，广东钦州、廉州（今属广西）爆发了抗捐斗争。清军郭人漳部移驻钦州，镇压抗捐斗争。黄兴冒险去钦州，策动郭人漳起义。郭人漳表示，“如有正式革命军起，必反戈相应”。七月，王和顺率会党起义，占领防城，直逼钦州。郭人漳看到革命力量有限，改变主意，按兵不动。起义军作战失利，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黄兴出走越南河内，和孙中山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准备在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年12月2日），黄兴派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进攻镇南关，占领了山顶上的3座炮台。镇南关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孙中山从河内前往指挥。起义军跟清军激战几昼夜后，终以弹药缺乏，援军未到，不能坚守，只得自动放弃，退入越南境内。
是年，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等在潮惠起义失败后，鼓动同盟会内一部分人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举黄兴担任。黄兴致信在东京同盟会总部以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表示反对，信中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①黄兴以革命大局的利益为重，一直注意维护同盟会的团结，使其免于发生重大分裂。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年3月27日），黄兴率退入十万大山的会党部众和越南华侨等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这支队伍，凭着200多支杂枪和为数不多的弹药，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40多天，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清军1万余，声威大振。孙中山曾赞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今越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①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二），第143页。
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84页。
以大著。”①四月初，因势单力孤，弹尽援绝，黄兴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适值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到河口后，因起义军内部指挥不灵，调度不动，便决定重回河内，征集旧部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线。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军失去统帅，起义又归于失败。
宣统元年四月初一日（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美筹款，以济革命之进行，而将国内革命运动委托黄兴、胡汉民负责。十二月（1910年1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邀请，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经商议，决定次年元宵节（2月24日）前后举事。不幸消息泄漏，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等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并不因历次起义失败而灰心，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②。
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十二月十八日（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11年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①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敌人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1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②。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89页。
②《辛亥革命》第1册，第14页。
①《辛亥革命》第1册，第页。
②《黄兴集》，第40页。
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非常恐慌，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前往镇压，溃败而还。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陆军的袁世凯出马。袁世凯集中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对革命军非常不利。黄兴在香港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随即离开香港，赶赴武昌前线。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据记载：“正当前线紧急之际，黄兴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兴到后，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①黄兴立即渡江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九月十二日（11月2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中华民**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20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十月七日（11月27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黄兴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汉阳20余日，使各省得以乘机大举，次第响应，革命军声势一天天壮大，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黄兴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黄兴集》，第67页。
第五节民国初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2月1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十一月初四（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①初六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兵站总监，负责全部军事工作。陆军部成立后，立即制订出分兵六路北伐的计划，准备在南北和议破裂时，立即宣战，分兵合击，直捣北京。当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下的军队虽号称17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有不满万人的粤军2个师，其他各师战斗力很差，有的将领专横跋扈，不听命令，而军饷又十分拮据，黄兴的处境很困难。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南北和议就在上海开始了。袁世凯依靠他的北洋军队，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一方面利用革命派的势力逼清帝逊位，一方面对革命派耍弄武力和“议和”的两面手法。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宣统帝退位。13日，孙中山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接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南京驻扎有10多万人的军队，袁世凯却不发给军饷，存心与黄兴为难。黄兴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选择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成第八师。这个师的中上级军官，大多数是同盟会员，有的还是“丈夫团”的成员。黄兴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起来，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部队则分别进行裁撤或调拨出去。裁兵任务完成以后，留守府就被取消了。
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①。这时，宋教仁在北京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举为理事之一。黄兴积极推行政党政治的主张，他甚至劝说袁世凯也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自己虽未加入，但他的亲信、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多数阁员都填写了国民党入党誓愿书。黄兴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持民国前途，于是萌生功①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第17页。①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96—197页。成身退之意。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便转而积极鼓吹和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教育。
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①为了发展实业，他曾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旨在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移民实边；大力提倡国民捐，倡议创设国民银行和国民银公司，发行不兑换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他担任过铁道协会副会长和汉粤川铁路督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过矿务；参与发起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这些活动和主张，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收回外溢利权，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和进步意义。黄兴十分注重教育。他说：“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①又说：“兴思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发展国民生计问题；而本问题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夫发达国民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则为天经地义之不容或易。”②为此，他主张“普通教科材料应取实利主义”，并“可以实业教育定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③。此外，他还主张延长教育年限、小学用国语教学，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④可见，黄兴在谈论实业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脱离政治，而是要“以国家为前提”。①《民立报》1912年9月4日。
①《黄兴集》，第252页。
②《黄兴集》，第240页。
③《黄兴集》，第244页。
④《黄兴集》，第267页。
第六节南京讨袁1913年3月20日，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
国民党人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黄兴认为掌握兵权的人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与孙中山的意见发生分歧。不久，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在上海租界落网，并搜出有关案件的函电多件。4月25日，在黄兴、陈其美的敦促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44件，直接布置暗杀宋教仁行动的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作贼心虚的袁世凯，一面替赵秉钧狡辩，反对黄兴提出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理的要求；一面不经参议院议决，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擅自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2500万英镑的协定。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立即扩充军队，准备向南方革命派进攻。同时，袁世凯借口破获“血光党”，诬陷黄兴，并指使北方都督通电攻击黄兴等人。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被动地位的革命派，在袁世凯的进攻面前，不得不奋起反抗。江西都督李烈钧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后，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首先竖起了讨袁的旗帜。袁世凯随即派兵南下，步步进逼，战事危急。7月14日，黄兴自上海赶到南京。15日，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讨袁。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和上海先后响应，是为“二次革命”。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月22日，徐州失守。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七节流亡日、美“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①。孙中山认为党员不听他的号令，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分子太复杂，已不能起作用，主张解散国民党，另行组党。并表示他要做真党魁，不愿做假党魁，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黄兴对孙中山的责难做过些解释，但仍表示：“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①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①黄兴不赞成另行组党，主张国民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整顿、扩充，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
1914年春，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一定要写誓约，井且一定要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按上中指指模。孙中山自己的誓约则为“统率同志，再举革命”。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员分为三等，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元勋公民，协助党员是有功公民，普通党员是先进公民；在革命时期内，非党员不得有公民资格②。黄兴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无论仍用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若要在誓约上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就是服从一个领袖，为一个人干革命；如果还要在誓约上按指模，那就像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了自由平等的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对待，而不应划分等级，更不应以所谓“功勋”、“有功”、“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因为党员是为尽革命的义务而入党的，不应当贪图个人的权利和享受。③黄兴当面向孙中山陈述过这些意见，但孙中山表示，一切要按他的计划进行，愿附从者，必须绝对听他的号令。并写信要求黄兴“静养两年”，以便他发动“三次革命”①。黄兴于是决定远游美国，“静养”一个时期，以便孙中山发展抱负。黄兴在动身前夕，在寓所与孙中山话别，孙中山写了一副集古句对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②对联意味深长。1914年6月30日，黄兴从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于1914年7月抵达美国，在旧金山和纽约稍作停留后，居住在费城郊区。他同日本及国内一些革命同志经常有函电往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①《黄兴集》，第243页。
①参见《黄兴集》，第458页。
①《黄兴集》，第356页。
②《黄兴集》，第357页。
③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2页。
①参看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79—80页。②《黄兴集》，第360页。
他发表演说、编印资料、撰写文章，向美国公众舆论和华侨宣传反袁。1914年秋，黄兴还发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③在旧金山居留时，黄兴曾聘一美国教师讲授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情况，以为将来建设作准备。
黄兴虽身居美国，但仍一直与国内反袁势力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1915年9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倒袁运动。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陆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19年1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
这时，国内各方面的函电纷纷飞来，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孙中山也电邀他回国并肩讨袁。黄兴遂于19年4月22日自旧金山启航，5月9日到达东京，即发表讨袁声明。5月下旬收到先期返沪的孙中山来信，分析了反袁形势，嘱其向日政府借款，购买军械，以建立革命新军。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至5月底，日方允借500万日元。19年6月6日，袁世凯因举国声讨，众叛亲离，忧惧而死。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于是借款练兵之事乃作罢。
19年7月8日，黄兴回到上海，和孙中山一道致力于讨袁善后和党内团结的工作。两人商谈国事，一如往昔。
10月10日，黄兴胃病复发，吐血数盂，卧床不起，延至10月31日溘然长逝。1917年4月，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③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30页。
第二十六章邹容陈天华第一节留学日本邹容，谱名桂文，曾改名绍陶，字蔚丹，或书为威丹、味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父邹子???讨赂唬?谕??油ü?凭俨┤」γ??谑送旧掀讲角嘣啤?
光绪十七年（1891），邹容随大哥蕴丹入私塾发蒙。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熟读《四书》、《五经》，能诵读《史记》、《汉书》等名著。此时，正当维新运动高涨之时，邹容逐渐接触到以推介“新学”、“西学”为主的书刊。他于是开始接受另一种启蒙教育，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发了蔑视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感性认识，觉察到清朝统治的**，对中国面临的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险境也深感忧虑。这样，邹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亲的期待相左，新旧冲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间爆发。
满12岁那年（光绪二十三年），邹容奉父命偕大哥应巴县童子试。刚进头场，就因为试题很生僻，他当即同主考官顶撞起来④，于是愤而罢考离去。回到家里，他遭到了父亲的责打。但邹容并不服气，倔强地向父亲申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①事后，邹子?淦攘疃?咏?胫厍炀??樵杭绦?邮苋逖Ь?涞慕逃???奕萑圆痪头叮?谑樵骸爸柑旎?兀?且⑺矗?≈芸祝?匏?堋雹佟！肮セ鞒讨旒扒迦逖?担?忍逦尥攴簟雹凇Ｒ虼耍?皇樵嚎???
次年，戊戌维新运动遭到扼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伏尸都门的讯息传到四川。邹容不胜愤慨，在谭嗣同的遗像前题诗悼唁：“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帷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③这时，邹容还算不上成年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省首次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在成都举办考试。邹容要求前往应考。邹子?械轿薹ㄊ苟?恿髁?诳凭俚牡缆飞希?谑窃逝邓?ヒ皇裕?淠康脑谟谌盟?粞Щ乩椿竦贸?⒋陀杈偃恕⒔?康墓γ??跃甚胰牍俪Ｒ蛭??寤食?狄严纶?氨浞ā保?⒋?延惺谟枇粞??γ?僦暗拇胧?Ｊ悄炅?拢?奕菝白攀⑹畲又厍觳叫械匠啥疾渭涌际浴Ｊ院蠡衤既。?芍鞒执舜慰际缘暮虿怪??盍⒃?熳沤??拇ㄗ芏娇?？?懊憷??铮???橛逯涡凶埃?诎嗽轮醒???毡尽雹堋？墒牵?驮诹傩兄?埃?奕荼荒承┩绻谭肿游芪?按嫌倍?欢私鳌保?枰猿??荨５?奕莺敛黄?伲?匙趴释?谕汛?宠滂簦?剿餍轮?男那椋?诟盖酌媲胺秆樟φ???笞苑蚜羧铡５蹦晟钋铮??忧灼荽?璧寐贩眩?舜?⒆灾厍欤?┕??浚?沉鞫?拢?酱锷虾！２痪茫??虢?现圃炀指缴璧墓惴窖怨莶瓜叭沼铩Ｗ拮迎旋④《黄兴集》，第413页。
①邹传参：《先祖邹容及其家书》，周永林编：《邹容文集》，第133页。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列传”，《邹容传略》。
②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5卷。
③《〈革命军〉作者邹容》，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④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列传”，《邹容传略》。
⑤《家书二》，《邹容文集》，第34页。
经亲戚劝说，答应支付留日费用。邹容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到达日本⑥。入东京同文书院。
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500余人，思想远较国内活跃，其中已有一部分显露了革命的倾向，并开始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加以抨击。邹容到了日本，就将在国内被压抑的思想感情尽情地抒发出来。“凡遇留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①倡言对待清皇朝，“不变法当革，变法亦当革”②。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激进的反清立场，充沛的爱国热忱，经常见于形色，溢于言表。在留日学界，他很快成为大家所熟知的革命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邹容将他的革命激情和爱国赤诚凝聚到笔端，全神贯注地撰写《革命军》一书。二月，清廷派到日本管束留学生的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因奸情事被揭露，准备回国。此人多方箝制言论，屡屡迫害学生，为留学界所痛恨。邹容于是偕张继借端发难，于三月初三日（3月31日）约集几个留学生，直入姚的寓所，历数其劣迹，将其辫子剪下，悬挂到中国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示众。清驻日公使蔡钧闻讯，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引渡邹、张二人。为暂时避祸计，邹、张遵友人规劝，离日回国，于三月十九日（4月日）返抵上海③。
邹容惩处姚文甫的前四日（二月二十九日），陈天华偕刘揆一、仇亮、杨昌济等湘籍留学生到达东京。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父陈善，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陈天华5岁随父读书。嗣以家贫，被迫“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①。喜读历史书籍和传奇小说，尤其爱好民间传唱的话本弹词。稍长，清朝官场暴戾贪墨的景象，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备受荼毒的境况，经常激起陈天华的愤慨，从而使他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深表景仰。故“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有愧色”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陈天华随父徙居新化县城，仍以营小贩糊口。嗣得族人周济，入资江书院求学。他深感读书机会难得，越发勤奋努力，把“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③。二十三年，维新变法⑥《关于邹容书信的几个问题》，《邹容文集》，第129—130页。
①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四川学务处》、《四川游学诸生调查表》，均在邹容名下到东京年月一栏内填写“二十八年八月”，参阅何一民：《邹容留学日本时间考》。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邹容传略》。
③《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1册，第466页。
①冯自由撰《〈革命军〉作者邹容》称，邹容是日本留学生义勇队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队员，“遂日从众会操”（《革命逸史》第2集第47页），实系误记。查邹容自述：“予于今年中历三月间去日本而至上海，即与友人章炳麟同寓”。（《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吴稚晖《自苏报案至赴欧日记》则记载邹、章系三月十九日抵沪（《吴稚晖先生全集》卷12，第698页）。四川荣昌■健撰《四川诸君公鉴》（载《苏报》四月十五日）提到四月初一日张园拒俄大会，“盖我四川簿中除健以外，仅巴县邹君一人而已”。说明邹容确曾出席张园聚会。又遍查东京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后二日改名学生军）的队长、区队长、分队长、队员全部名单，亦无邹容之名（《苏报》四月二十二日）。冯自由记述的讹误，近年尚在有关论著中沿袭，故仍有澄清之必要。
②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③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集。
运动急剧高涨，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更称一时之盛。影响所及，新化县进步人士也相继进行维新活动，以开风气。二十四年闰三月，若干士绅上禀请禁幼女缠足，陈天华以童生名义参与其事①。当时，新化县仿时务学堂例在县城设实学堂，聘请的教习也都倾向于维新。陈天华考入实学堂肄业。
二十五年（1899），陈天华偕父亲以及残废的长兄同在县城廪保公所教小学生，同时在实学堂作通学生。次年春，他得友人资助，到长沙入岳麓书院就读。盛夏时，因父丧返乡，忧伤过甚，又染痢疾，仅免于死。二十七年（1901），“入省中求实书院，以文章名。莅湘某令，欲妻之，君毅然却之曰：‘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②。
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巡抚俞廉三令举办咨送出洋游学和咨送京师大学堂的考选事宜，规定凡在岳麓、城南、求实等各书院肄业者，择优录送；当年壬寅科乡试落榜后，可调卷评阅，以定是否录送；各县、府、道也可保送少量名额。陈天华由长宝道以新化监生名义保送，经考核，调入省城师范馆。旋以留学生尚有余额，因而陈天华、肖仲祁、袁宗翰、成凤韶等得补为官费游学师范生③。翌年初，湖南省官费、自费留学生50人领咨启行，二月二十二日（3月20日）由上海乘日轮博爱丸号东渡，二十九日抵达东京。陈天华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这时，“拒俄”运动大起。邹容刚返上海，陈天华乍到东京，都积极投身于这个炽热的反帝爱国运动中。
①罗元鲲：《陈天华的少青年时期》，《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②《湘报》第149号。
③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第二节《革命军》和“苏报案”
邹容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中旬返抵上海，就读于爱国学社。当时，学问文章已负时誉的章太炎在学社任教，他同邹容交往几次，就发现这个年近弱冠的青年才思敏锐，胆识超群，于是结为忘年交，并邀约章士钊、张继四人结盟，以“排满”革命相勖勉。
清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及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风气的大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偕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争，都渐次以“学界风潮”的形式滋生踵接。爱国学社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产物。因此，学社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师生们经常在上海著名的张园集会，演讲时事。这类引人瞩目的社会动态，也推动了一些报刊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海一份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名为《苏报》的日报，就反映了这种现象。二十八年冬，它增辟“学界风潮”专栏，销路大为改观。翌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章太炎、蔡元培等轮流撰稿，销售量更有所增长。
二十九年（1903）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初三日，为抗议侵略暴行，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初四日，上海千余人又在张园集会，蔡元培当场宣读东京留学生电文，群情益愤。爱国学社师生旋即仿东京留学生的作法，组织义勇队（嗣亦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计96人，分8个小队，朝夕操练。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省会学堂的学生相继仿效。“拒俄”运动迅猛发展。
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越加意气奋发，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发行。
正当《革命军》问世之际，《苏报》因章士钊接充主笔，于五月初六日（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论更趋向激进，“排满”、“仇满”的文词，连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为》一文，痛斥康有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读〈革命军〉》，将该书誉为“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又在“新书介绍”栏评论说，《革命军》“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闰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章太炎《驳康有为书》，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痛加批驳。《苏报》迅即成为举国瞩目，独步一时的革命报刊。
五月初，江苏巡抚恩寿即据商约大臣吕海寰的咨文，着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捉拿张园集会的倡首诸人，计有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吴稚晖等。租界捕房曾几次按名传讯。及《革命军》和《驳康有为书》相继面世，《苏报》连日刊登“排满”文字，清廷即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苏抚恩寿查禁爱国学社的活动及《苏报》，饬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魏、恩奉旨，即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上海领事团交涉，请为首领事在拘票上副署，持票捉人。领事团为了维护租界的特权，答应由租界捕房拘人，交会审公■审理，如应判刑，也在租界内执行。闰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苏报》馆帐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办事员钱宝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蔡元培事前离沪赴青岛，陈范、黄宗仰、吴稚晖等避匿，旋出国远走。随后，领事团徇上海道的请求，于十三日将《苏报》封闭。
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会审公■开始审讯。清廷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和章、邹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在会审公■当堂对簿，二十七日（21日）续审。嗣又在会审公■开“额外公堂”，继续审讯。清廷首先是企图使租界当局应允将章、邹二人引渡到华界，按清律处以极刑，未果；于是退而要求公■判以永远监禁之罪。租界当局并不是对章、邹等有所袒护，而是坚持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拒绝按清律判决。故这一案件迁延近1年，至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04年5月21日）才得以结案，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罚作苦工。程吉甫等已具保释放。这就是轰动清末的“苏报案”。
清廷本拟藉“苏报案”以兴大狱，杀害章太炎、邹容等一干革命人士，使参与爱国学社、张园集会、拒法抵俄等活动的人们畏惧后退，并遏制《革命军》、《驳康有为书》、《苏报》等反清书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弃历来矜持的天朝体统，雇请律师，作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与章、邹公堂对簿。孰料事与愿违，“苏报案”荏苒经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传，《驳康有为书》、《革命军》及其他革命书刊，流传更广。
邹容自入狱起，即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同章太炎在狱中赋诗明志，互相砥砺。闰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狱中赠邹容》一首：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
不幸的是，邹容距出狱只有两个多月，即被折磨致病，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在狱中逝世，年仅20岁。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开追悼会。遗骸由革命志士刘三（季平）冒险运出，安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邹容“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④。
邹容以短暂的年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勋绩。
邹容所撰《革命军》风行国内和海外华侨中，销售达110万册，对鼓动清末革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他对邹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狱，异常关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①。迄1917—1919年期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还言之谆谆：“《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②在清廷制造的“苏报案”里，邹容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沉毅果敢的胆略，挫败了清廷妄图遏抑革命潮流的企图。经过“苏报案”，清皇朝愈益被人民所憎厌，革命浪潮更澎湃高涨。
《革命军》计7章2万余言。它开宗明义就以火热的激情，锋利的笔调，谱成了革命的颂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接着，邹容用许多事例，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暴戾恣雅，荼毒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阐明中国已处于“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的危险处境，将要落入“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当务之急，在于“欲御外侮，先清内患”。这样，人们读了《革命军》，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紧迫性的结论。那么，中国所要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邹容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明确地答复：“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邹容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尤为倾慕，着重“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制订了在中国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25条纲领，号召人民奋起，“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最后，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激昂慷慨的口号表述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诚挚热切的祝愿：“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吴玉章的这首挽诗，公允地评价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的历史功勋。
④《湖南官报》第204、211、261、325号。
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51号。
②《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228页。
第三节为警醒同胞而蹈海东京留学界的“拒俄”运动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03年4月29日）开会于锦辉馆伊始。当日到会500余人，一致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疆场，与俄国侵略者决一死战。陈天华到日本刚满1月，立即投身于义勇队，加紧操练。同时，他怀着极度愤恨的心情，书写《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号召群起拒俄救亡。义勇队旋改称学生军，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陈天华自认为“运动员”，愿自备费用返湖南筹措经费，开展活动。嗣因故未成行。
拒俄运动遭到清廷的暴力压制，天华越发愤懑焦急，寝食不安。从当年初夏至仲秋，挥笔撰写《猛回头》、《现世政见之评决》，冀以唤醒国人，奋起反抗侵略，“排满”革命。是年冬，俄国大量增调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国难日亟。陈天华闻讯，“如疾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徬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之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③。悲愤至极时，乃啮指作血书，备述亡国惨祸，寄回国内。“革党之名，遂震照一世。”①先是，黄兴于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不久，亦自认为运动员，于五月间返国。初秋，回到长沙，着手筹组革命团体。陈天华应邀回国，于九月间到达长沙参加商议成立华兴会。他“日与下等社会谈论种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所著《猛回头》及《现世政见之评决》风行于世，湘赣间尤甚。三户之市，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校之丱角少年，募资广刷，其感化力之深类者此时所芸，多散见于《俚语报》中”②。因此，湘中反动官绅借端罗织，查封《俚语报》，准备陷害陈天华。经友好催促，陈天华于三十年暮春再次东渡，入东京政法大学，又著《警世钟》一书。六七月间，终因爱国情炽，深虑瓜分豆剖的横祸已迫近眉睫，因而又不辞跋涉，回到祖国。
时华兴会已联络洪江会首领马福益，确定乘十月间慈禧太后70“万寿”，长沙文武官员聚于皇殿行礼时，一举炸毙，发动起义；马福益率洪江会众分五路响应。陈天华返湘，即由黄兴派往江西，游说防营统帅廖名缙届时发难。随后由江西吉安转到醴陵，会同刘揆一等前往浏阳普迹市，藉开牛马交易集市的机会，举行授予马福益少将仪式，发给枪械、马匹。九月中旬，计谋泄露，黄兴、刘揆一等先后脱险逃出湖南。天华“独正襟危坐待捕，曰：‘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用生为？’逾日，友人劝以他往，留身有待，始从容束装”①，间道逃江宁，得冯蚀寰等资助，再一次去日本。适在日本的葛谦、仇亮、刘道一、张秀钟等组织新华会，以“推倒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民国”为宗旨，因钦仰陈天华的为人，遂邀约入会。②陈天华因苦心策划反清革命遭受挫折，一度心情抑郁。经原华兴会会员③《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6页。①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②《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①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②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徐佛苏、罗杰介绍，与梁启超有所往来，颇受梁的影响。光绪三十一年初，陈天华在留学界散发一份《救亡意见书》，建议由留学生选派代表归国，向清廷请愿，立即颁行立宪，以救危亡。当他正准备返国上书时，事为宋教仁所知。宋于是约同黄兴，恳切劝告陈天华摆脱保皇派的诱惑，对清廷勿存幻想③。陈天华这才消释了请愿的念头，同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疏远起来。三十一年夏，孙中山又一次来到日本，在留学生当中展开建立联合的革命团体的活动。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宋教仁、陈天华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孙中山会面。陈天华谈到去年华兴会起事的大略情况。孙中山则详尽地阐明了各省革命团体、革命同志结成大团的必要。次日，华兴会领导人聚谈于黄兴寓所，商决加入孙中山所倡议的联合团体问题。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作为一个团体加入。黄兴建议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华兴会。刘揆一则认为可不加入。由于意见不一致，最后是以“个人自由”为据①。二十八日（7月30日），陈天华出席了孙中山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被推举偕同黄兴、宋教仁、马君武等8人起草会章。七月十三日（8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等发起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1300余人，盛况空前。陈天华撰写一篇《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刊于《民报》第一号），对孙中山的远大理想、恢宏抱负、爱国赤诚和革命业绩备加推崇，断言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在《民报》第一号上，陈天华还发表了《论中国宜改制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两篇政论文，《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丑哉金邦平》、《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三篇时评，还有一篇《周君辛铄事略》。同盟会成立伊始，陈天华就以踔励奋发的姿态，出现在宣传阵地的前沿。他的文章清新流畅，激情洋溢，感人至深，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②该年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日本政府行将颁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愤激，认为日本政府将中国置于它的保护国同列，实属不堪忍受，要求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询。外务省答称并无其事。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正在策划的一个侵略阴谋，事过两个月，它就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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