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以前，**领导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但**还是一个小党，不是一个有广泛影响的群众性的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使**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进入中国政治的领导层，参与了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由此成为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
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民革命还不是**领导的，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是主要的领导者，**领导人在国民党内居于次要地位。但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各政派与**相比，政治领导作用呈日渐下降的趋势，最后不得不归并到**高举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下。
**从成立到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政治主张，树起自己的旗帜，开展革命工作，再到成为中国革命实际上的领导者，或作为重要的决策参与者，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当**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传上成为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进步团体的领导者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的开始。但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上民族资本不能顺利地发展，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它还是一个受压制甚至受掠夺的阶级。因此，它仍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性。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不会消失，而且它和无产阶级政党争夺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不会停止。
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是不同的，根本的政治立场是矛盾冲突的。**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也是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一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反对**反对新民主主义的。两种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分歧和斗争贯穿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同时，由于自身的软弱，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互相拉拢的一面。这样，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这种政治性格决定了它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地位，它是一个中间政治集团。
综上所述，从五四运动开始，主要是**开始领导起革命运动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集团，这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的政治分野。在这三个集团中，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是革命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在现实国家政治生活中中间集团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它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却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中国历史，在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转变的时候，中国政坛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即由两大集团的划分到三大集团的划分。三个集团的存在是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政治格局。三个集团间统一、对立、斗争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和斗争的最终结局，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改造中国的各种政治主张的纷陈和人民的历史的选择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中，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觉醒的中国人的共识是，中国非变不可，非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不可，否则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改造中国的思想，从清末就开始出现了。
1894年兴中会成立，在兴中会的政纲中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
的主张，其中就包含着改造中国的思想。1898年戊戌变法发生，梁启超在变法中提出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实际上也是要改造中国。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明确地集中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口号。
五四运动前后，“改造中国”成为非常流行的政治口号。孙中山在上海时，有一次有人请他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梁启超、张东荪等办了一个刊物，初名《解放与改造》，后改称《改造》。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可见改造中国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焦点在于“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动革命还是按照实验主义办法进行改良。
改造中国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前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出现的种种主义、主张，都是这个普遍性政治思潮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对改造中国问题交出的一张张答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是社会变动加剧和深化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输入，使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潮汹涌而来，争奇斗艳，各种政治方案都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任人们比较取舍。这种思想上的解放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奏。
在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经过斗争不断扩大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斗争中日益明确。这个过程是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当然在人类社会里所谓自然形成不是盲目的，它包含着适应客观规律的人为努力。人们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要确定方向、目的，决定实现目的的方法、步骤。我们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的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向何处发展，是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复斗争、相互比较，择其为当时所适用者而逐渐明确的。这就是人民的选择，或历史的抉择。而首先是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选择，接着是多数人的行动。
我们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成立前后国内思想界的三次论战，可以清楚地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论战中明确了什么，选择了什么，他们在当时的选择直接制约着中国政治的继续发展。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和胡适的主要分歧是：（1）要改造中国，问题多得很，是根本改造、根本解决，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2）改造中国要不要主义作指导？是要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还是只要解决具体问题不问方向？李大钊主张，改造中国要从经济组织、经济构造上进行根本的改造，要以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陈独秀指出，主义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故要研究主义来确定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这次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要不要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是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和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是主要工具。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施存统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更明确地说：“我们**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争论的问题是：（1）发展生产应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还是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梁启超主张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李达驳斥他说：“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属于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2）要不要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张东荪反对“劳农专政”。李达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三次论战的结果，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明确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确定了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二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作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工具。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通过反复比较推求，先进的中国人作出的历史的选择。以新民学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新民学会的成立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它的宗旨是做“新民”，即做新人。为此，它要求会员加强道德人格方面的修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召开年会时，他们提出和讨论了“改造中国”的问题，明确了改造中国的立场。但在改造中国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分歧。是采取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还是实行根本解决？是从教育入手进行和平改造，还是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从事革命？是走克鲁泡特金式的互相合作道路，还是走马克思式的社会革命道路？从研究改造中国的具体问题出发，新民学会的许多成员从“呼声革命”转到“暴力革命”，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长远目标，选择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步的选择。
中国人民的第二步的选择，是确定要走新的民主革命的道路。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当时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直接实现的目标。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要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社会主义。因此，要解决一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这就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具体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当前社会实际出发，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原则上给予了指导，共产国际给予了具体的帮助，但是使之被广大中国人普遍接受，成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还必须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解决。在斗争中，在各种主张、各种学说的竞争中，由人民去决定取舍。这是一个复杂的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思想纷然杂陈，除了上述各种思想以外，还有许多针对现实政治的改革主张和方案。这种情况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方面。其中有的观点、主张早已提出，但在“五四”以后声势更大。当时这些具体政治主张和方案也是在如何救中国的前提下提出来的，都可以看作是救中国的主张，改造中国的方案。
这些主张主要有：（1）制定宪法，立宪救国；（2）省自治和联省自治；（3）废督裁兵，化兵为工；（4）实业救国；（5）科学救国；（6）教育救国等。此外，“好人政府”等主张就其政治思想说也是要求制定宪法、联省自治。这些主张在当时很盛行，大约到1924年以后才逐渐消沉下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方案是救中国的“唯一”方案、最好方案，因此鼓吹不遗余力；它们都从对中国乱源的分析出发，肯定自己的主张。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二大”上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也是作为救国主张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它的指导思想是“不断革命论”，具体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四项：1.乱源分析：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它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2.救治办法：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作用，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3.实行途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人要积极参加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4.奋斗目标：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革命在现阶段要达到的目标。
此后，中国**对这个纲领作了大量的宣传，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革命运动很快地掀起了新的**。
第四章革命斗争形式的演变和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现革命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规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人常常这样思考问题、提出问题：明治维新成功了，日本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了强国。但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如果成功的话不是很好吗？可是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自己行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国政治制度，以失败告终或没有任何成果的事实，岂止一个戊戌变法？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从更深的程度上考虑问题。
经过17年革命斗争之后，**这样总结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①这个原则在外国情况如何，我们不去讨论，它在中国的确实性已被革命史证明了。下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期的一些情况。
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中国**筹建时就确定了。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明和原则上的肯定。**成立之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并没有把武装斗争放在突出的地位。**用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发动罢工斗争的同时还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次罢工运动**。同时**领导了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开始进行农民运动工作。不久，发生了二七惨案，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打击，**低落下去。二七的失败证明了两点：（1）工人孤立地进行斗争是不行的；（2）只进行政治罢工是不行的。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这是一个包括工人、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反帝斗争**。这次运动规模极大，动员起来的群众非常之多，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从它的直接目标来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在这里暴露了城市群众运动在完成革命任务上的局限性。
在进行城市和工矿区工人运动与城市群众运动的同时，**也开始了革命武装方面的活动，它们是：（1）建立工人纠察队。（2）组织农民自卫军。（3）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4）搞城市武装起义。但当时这些活动都有自己的特定局限，都不是作为主要革命手段进行的。这从下面的情况可见：1.关于工人纠察队。
中国**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罢工斗争中，就着手建立工人纠察队。在省港罢工运动中，组织了两千多人的纠察队。“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①1926年1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武①**：《战争和战略问题》，《**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装自卫之决议案》，其中说：在革命运动中，各地的军阀余孽、工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动矿主等，或破坏工会组织，或阻挠工会发展，或捣毁工会，或密谋捕杀工人领袖，或勾结土匪组织暗杀队危害工会等等，迭出不穷，为了“巩固工会的组织，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目前武装工人的纠察队的组织，是刻不容缓的事业”。因此大会决定：全省总工会应从速组织各级武装纠察队；应设工人纠察队干部队，经常轮流训练各级工人纠察队之干部人材；各地工会应轮流派人来干部队，以受实际训练。《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组织大纲》规定，“为巩卫工会，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装自卫之精神起见”，特组织“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1927年1月召开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作出了一个《对于纠察队决议案》，其中规定“工人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组织”①。1927年4、5月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中说：“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②这种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步。中国**在建立工会组织、进行工人运动的时候，就同时建立工人武装，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这已经突现了武装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2.关于农民自卫军。
中国**在组织农会进行农民运动的同时，就组织农团或农民自卫军。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成立，当时散发的《农会利益》传单中有两项条文，其一“防止盗贼”条说：“农产物成熟之际，四处常有盗贼。既有农会，即可设法防止。”其二“抵抗战乱”条说：“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此后成立的广东农会，它的章程正式规定“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组织农民武装完全出自农会利益的需要。
1925年1月中国**制定了一个《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其中写道：“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①1925年10月10日，中国**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了一个《告农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21页。②《**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①《**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364页。民书》，其中提出的全国农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是“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①。1926年7月12日发布的《中国**对于时局的主张》又一次重申“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②。1927年6月14日**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农运策略的说明”的通告，其中说：“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③中国**在搞农民运动、组织农会的时候，建立农民自卫军就是一项工作内容，这和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建立工人纠察队一样，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3.关于革命军队。
国共合作建立之后，中国**人就在黄埔军校中工作，同时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随后又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中国**人在当时的革命军队中工作，有它具体的意义和限度，与以后的认识有所不同。
1926年2月下旬，**中央关于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①1926年7月，中国**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文件首先指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而中国**是“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加强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①《**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页。②《**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56页。
③《**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85页。
①《**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2页。
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②1926年11月9日**中央给在西北军中工作的刘伯坚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党（按指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很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职务）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①从以上引证的文件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1）**认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因此应该重视军事工作。（2）**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帮助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并“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3）**在军队中的工作，“只是侧重政治宣传”，而不是去指挥军队，或干涉军事行政。这些说明了**已经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专门的决议，但当时的认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4.关于城市武装起义。
1925年11月28、29日，趁郭松龄举兵反奉之机，北京的国民党左派和**北方区委决定在北京举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次斗争没有成功。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
1926年10月，孙传芳的军队在江西惨败。10月日孙部夏超在杭州宣布浙江独立，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决定在上海组织暴动，帮助夏超。**当时也准备在孙传芳败退的时候，组织工人起义帮助北伐军占领上海。这次起义因为夏超被孙军击败而没发动起来。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到嘉兴，上海陷入混乱。19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罢工总人数超过36万人。2月21日罢工工人袭击军警，夺取武器，发展为武装起义。但因北伐军没有向上海开进，工人力量不够，24日总工会下令复工。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没有成功。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国**就准备举行第三次起义。1927年3月20日北伐军已进抵上海近郊龙华。张作霖派驻上海的鲁军毕庶澄部刚刚到达，十分混乱。这是起义的好机会。3月21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参加罢工者有80万人。经过30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群②同上书，第227、228页。
①《**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55页。
众占领了上海。
对这次胜利的武装起义，**极为重视，起义领导者之一赵世炎在事后不久写文章说：“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①事隔多年之后，**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这次起义作了这样的结论：这次起义“是一种武装起义与革命军进兵的结合，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辉煌的一页，但在革命斗争全局上说，毕竟是正规战争的一种配合。这是客观事实的表现，虽然当时**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对上述情况，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驱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消除地方割据实现政治统一，被压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权，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大步前进必须首先克服的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武装斗争方式以外，别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国**，在现实的条件之下，从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上述三大问题之一）的时候起，就不能不面对武装斗争问题。但因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对革命武装问题的认识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证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夺取政权，成为**的中心工作目标。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是胜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一，这次起义从当时的全局上说，是正规战争的配合。其二，起义胜利了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实际上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什么成果，临时市政府没有维持下去。这其中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领导人都把它归结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例如李立三说：如果不犯“深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①。张闻天也说：“可是中国**当时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但没有使胜利能够巩固与发展，而且反把暴动的果实奉送给了资产阶级，使胜利的暴动变成了失败。”②暴动胜利后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主观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①施英：《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向导》第193期，1927年版。①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46页。①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党史报告选编》，1982年版，第299页。
②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史报告选编》，1982年版，第431页。还是由于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当然是后者。
用武装斗争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自列宁主义，但同时又具有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特点。在**关于武装斗争、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化过程中，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论文的要点如下：（1）当前中国革命的总形势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深入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2）由于革命形势已经到了推翻军阀制度的时候，革命斗争方式的探讨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它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准备革命战争“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任”。（3）在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说：“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帝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进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能在内地得到局部的胜利，城市里又无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力——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援助和革命政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4）“革命军队是主体。”“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能够做革命战争的“主体”。（5）“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最高认识水平。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当时的共识，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需要自己直接掌握正式军队，创造正式军队。但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正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一点。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发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关于中国革命军队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指出武装的革命反③此文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4号，1926年5月25日出版。
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说的革命军队也是指的广东国民革命军。**人在这种军队中的工作是要加强政治工作，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严重的形势迫使斯大林和中国**人对革命军队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发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他指出：“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下达了两项指示，关于革命军队问题，其一说：“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二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到了这时，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才明确地认识到中国**自己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这时距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在**历史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如果不是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积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革命形势还会蓬蓬勃勃。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示，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正是在中国革命斗争规律显现的基础上，在中国**人达到的新认识水平的基础上，中国现代革命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它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把直接掌握军队并用它去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人的思想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主张，用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武装暴动方式夺取政权。那时**内还有一种见解、一种议论，认为**人掌握军队就会成为军阀。是严峻的历史现实把中国**推上了组织正规军队去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由此引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失去了长期形成的人所公认的权威——皇权。袁世凯死后权力中枢解体了，从此中国陷入各派军阀官僚之间的政治纷争和战争之中。近代中国，战乱的频繁是一大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谁有兵谁就有权，谁兵多谁就权大。无情的现状使孙中山和**不能不走上组建军队进行战争的道路。
**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性质的人民革命战争。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付出无数的流血牺牲，**用人民战争手段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乱不已的中国近代史。
第五章国民党南京政权独裁统治的确立第一节政治上的独裁统治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混乱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好转的兆头。有进步倾向的从直系军阀中分裂出来的冯玉祥军事集团，推倒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曹锟为总统的北京政府，而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北方局势，控制中央政权。冯在发动政变的时候就不能不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变发动后又不得不请下台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出山，同时还邀请革命领袖、在南方有一定实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和中国**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新的中央政权，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于奉系、皖系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中国政治好转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锟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并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这个政府只凭借政治军事力量掌权，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据。如果说曹锟上台的时候还演出了“贿选”一幕丑剧，那么段祺瑞上台就连这块遮羞布也不用了。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政府，自封大元帅。安**政府发布命令，规定“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行使统治权”。至此，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宪法和国会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和张作霖成立军事独裁政权同时，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独裁政权。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南京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的**独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它的独裁地位的确立和相对牢固有一个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一面积极“清党”**，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的旗帜，鼓吹三民主义为救国的唯一真理。
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反革命”、“恶化分子”，同时宣称反对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子”。当时它实行的“清党”包括这两个方面。它以此表示国民党当权派的行为是为了“护党救国”，是革命，而不是别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说：“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对于腐化之分子严加纠正，俾恶化分子甘为反革命者无所凭藉，而腐化分子流于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谬误之倾向得以遏止。”这里的“恶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人及其拥护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国民党内的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两者均为清除的对象。这在192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规定的“清党”标准中有明确的说明。其中对“恶化”、“腐化”分子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违背党义党章党纪及党、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顾本党的国民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有意或无意以个人为前提懈怠党的工作，如搀入本党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机、**、不忠实、不努力的分子，其行为将令本党渐起腐化者，为腐化分子；凡违背本党党义、党章、党纪及一切议案者，不顾本党的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自觉或半自觉以其私党之利益为前提，受外人之意旨或金钱供其使用，实施篡夺、欺诈、破坏种种卑劣手段，致酿成恐怖者，如搀入本党之共产分子及其勾结利用之一切恶劣分子，为恶化分子。”①南京国民政府宣称“清党”是为了国民革命和民众利益，是为了“救国”，只有国民党才是革命和进步力量的代表。而**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政客等为“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恶化”与“腐化”分子，应在打倒、清除之列。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军阀”、“促进世界革命”等旗帜。并声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的“阶级独裁”、“赤色恐怖”都不能救中国，只有国民党所坚持的三民主义才是唯一的救国真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说：“唯三民主义为适合中国之革命主义，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革命趋于民众化，亦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民众归于革命化。大任当前，义无反顾，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现在中国民族只有三条路走：一条是还到军阀治下，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无办法无目的，为争个人权力而连年战争；一条是跟着**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不按环境的情形，将中国全部破坏，人民痛苦不堪，以后还是没有出路；一条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骤的政治，由中国民族依自己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谋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愿中国亡于军阀，亡于帝国主义，亡于**恐怖之下，现在正应该一致努力的参加和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解放中华民族，由国民革命去达到世界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当权者自我标榜为“领导被压迫民众革命之先锋”，鼓吹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世界革命的唯一真理，号召民众和国民党一道，致力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①《腐化与恶化》，《大公报》1927年7月22日第三版。
第二节对外政策关于对外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仍打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仍然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作出了一些维护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的表示。但不久它便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完全放弃反帝的革命任务。
1927年5月10日，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国民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缔结平等新约。1928年2、6月国民政府重申了上述原则，7月7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这是南京政府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努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有益的。
国民政府初期对于英、日帝国主义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27年5月17日国民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英国士兵强奸华妇一案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惩治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两次提出强烈抗议。济南惨案发生后，5月13日南京政府派员赴英、法、美等国报告惨案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为，希望得到英、法、美等国的声援与帮助。同月，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企图干涉中国东三省内政的谍书。
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强硬态度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1927年6月3日上海各妇女团体召集会议，组织了由21个团体参加的反对英兵强奸华妇案后援会，掀起抗暴斗争。后援会通电全国，提出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海陆军队，收回外人在华掠夺之租借地等要求。针对日本增兵山东的侵略行为，上海、南京等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南京政府的这些举措表明，这一政权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做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这说明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谅解与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接受了列强无理的要求，而且开始阻挠并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公开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与真诚支援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南京政权逐步确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与它向西方列强妥协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过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意谓北伐战争以铲除军阀为目的，并非与列强为敌，并公开表示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6月21日南京外交委员会的通告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作了新的解释，其中说：“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非系为引起对外人之憎恶与敌忾，望一般国民一扫对外人之误会，以除对外人之敌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7月5日，南京政府训令“反日出兵运动应有相当程度”；同月17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对外群众运动。这是对帝国主义进一步妥协的表现。对宁案、济案的处理则是南京政府对列强更加露骨的妥协。
1928年3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政府代表在上海签订解决宁案的《中美协定》，协定将美军炮轰南京，阻碍国民革命的暴行说成是**人煽动而致，国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惩办肇事者，并向美方赔偿损失。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方交涉，同时命令所部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同月5日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容忍态度”。同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军提出的惩办肇事者的条件，免去贺耀祖所兼各职。由于南京政府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妥协，它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7年7月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同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1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12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对苏绝交令。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驻沪总领事馆面交断绝邦交通牒。随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开始驱逐苏领事，封闭苏营商业机关。从此，南京国民政府不仅**，而且反俄，正式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第三节农工政策由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所谓农工政策有一个由安抚到严密控制和镇压的过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发布“清党”令说：“此系阻止少数分子发生叛乱行为而已，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务望各方面皆应安堵如常。”①这里没有取消农工政策、农工运动、农工团体。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定都南京宣言中说：“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为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一。吴稚晖在4月18日定都南京庆祝会的讲演中也强调了孙中山农工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总理的农工政策是说农工能革命，中国即可达到完全成功之目的，所以认农工为革命中心。”
7月31日南京国民党中执会发表《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
《宣言》说：“自今日始，本党同志均应尽力之所能及，以从事本党农民运动之工作。”“如有妨害农民运动，摧残农民利益，为农民之仇敌者，即为本党之仇敌。”②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1927年7月15日南京政府统辖的浙江省开始实行二五减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群众在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6月22日）两周年纪念日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走向独裁，工农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工农运动遭到禁止和镇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快被抛弃了。
1927年7月8日蒋介石在上海总商会上说：“绝对不许有阶级斗争，数十万及数百万之家今皆应保护。”①蒋公开表示保护富有之家的利益，反对阶级斗争。1928年2月3日国民党湘鄂政委会议决废止1926年10月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政策。这是损害农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现。
1928年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废止过去关于民众运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的组织机构。1月18日蒋介石发表为二届四中全会准备的提案。其中“整理党务案”提议，“改正中央及各级党部之组织，所有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部，易釀纷争者，一律裁撤，于组织宣传两部之外另设训练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关于民众运动提议“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重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②。2月①《大公报》，1927年4月25日第二版。
②《大公报》，1927年8月8日第六版。
①《大公报》，1927年7月9日第二版。
②《大公报》，1928年1月20日。
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陈果夫等提议的“中央党部改组案”，废除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五部。2月7日通过的二届四中全会宣言贯穿了取缔学生运动、青年运动、民众运动的精神。南京政府公开放弃了保护农工利益，促进民众运动的主张，放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第四节与各派**势力的妥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对**采取镇压、屠杀政策，一面加强了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
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首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发动清党运动。同月22日，国民党中执委会颁布《清党条例》。1928年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3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于**人及其他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同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与西山会议派和解，并恢复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1927年5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军官学生代表时说：“我们现在不管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研究系、政学系、交通系、什么系，我们还要审查他里面分子。从前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对于这种分子，我们不能因他党派关系而不设法吸取进来。”①这是公开表示拉拢所有各种派系。
6、7月间，国民党中央否定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6月1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标语时说：“国民党本无左右派，从前**引迎合之者为左派，反对之者为右派。吾人既已久觉悟**之阴谋，故凡涉于左右派一类标语，皆不合用。”又说：“西山会议无所谓派，无可打倒；且列席西山会议之党员，多为纯正之同志，但为**人所忌，遂中伤之，以达于其破坏本党同志之目的。”所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应取消。同时，将“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反动派”改为“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②。1927年6月底，上海军政机关以欢迎忠实同志为名，为张继、邹鲁、居正等西山会议派成员召开欢迎大会。西山会议派从此公开活动。7月初，叶楚伧代表南京政府到上海与张继等接洽。不久，张继、林森被任命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1928年2月6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宁汉两方决议审查案》，其中规定：“凡因**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①至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早期**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已聚集于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反动阵营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与先期**势力的合流扩大了反革命阵营。
①《大公报》，1927年5月27日第二版。
②《大公报》，1927年6月15日第六版。
①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页。
第五节国民党—党专政理论的确立和政治体制的初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当权者们虽然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同时国民党内仍有不同政治观点并存的情况，例如，分权论者与集权论者曾出现过尖锐的对立。分权论者的主张尤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制为代表。但随着“二期北伐”的完成，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倾向日趋明显，“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理论逐步确立下来。至1928年10月《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颁布，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宣传所谓“全民革命”，反对**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国民党当权者的共识和合作的基础。李石曾、胡汉民等人均发表过类似的主张。1927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在《现今革命之意义》①一文中将“君主革命”、“民权革命”、“阶级革命”、“民生革命”作为社会自然发展的四个层次，并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属于第三层次的“阶级革命”，蒋介石等在上海发动的“护党运动”为第四层次的“民生革命”。他断言上海的“民生革命”为高于“阶级革命”的“全民革命”，必将“继武汉而更替之”。提出以“全民革命”反对“阶级革命”。
胡汉民在《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阶级革命的口号只是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际上无产阶级联合又只是工人的联合，而我们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阶级分子联合起来’，而各阶级联合且具有整个社会联合在革命线上的趋向明白了这个要义，我们可以站在三民主义的民众运动的立场，把阶级斗争的民众运动作一个较深刻的批评，”②胡汉民认为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的理论与方法不适合于中国，应以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全民的革命代替阶级之间的革命，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除李石曾、胡汉民外，蒋介石、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南京政府初期的要人都发表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言论。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李宗仁、陈果夫五委员提出的**议案，其中说：“所有**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虽然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国民党未完成“二次北伐”前，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理论。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主张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大学区制主张明显带有分权的倾向。
1927年底，李石曾提出以蒲鲁东“分治合作”反对马克思、列宁“**独裁”的主张，并认为中国应实行“分治合作”①。这一观点虽然遭到南京①《革命周报》第1期，1927年5月出版。
②胡汉民：《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上海新民书店1928年7月版。
①《分治合作问题》，见《李石曾最新革命论著初刊》，革命周报社发行，1928年9月出版。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对，但吴稚晖、蔡元培等对此均表赞同。由于这一主张客观上适应了当时军阀割据的需要，也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因此“分治合作”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具有一定的市场。由于李石曾是以地方政治分会作为“分治合作”的理想形式，所以对“分治合作”主张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当权者对于地方政治分会存废的态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围绕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当权者展开了一场关于集权与分权的激烈论争。李石曾主张的“分治合作”与孙中山所主张的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南京政府多数当权者主张的中央集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内并没有统一的指导理论。1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案”，对当时当权者思想的混乱情况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中说：“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确立。”②随着“二次北伐”的完成，国民党加强了对思想理论的控制，开始致力于“政治的统一”。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地方政治分会于1928年底取销，虽延至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之时才取销，但说明李石曾的分权思想与集权主义者作了一番较量后被否定了。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之后，加强了政治的独裁。
与此同时，蔡元培大学院制、大学区制实践的失败，也说明了国民党在完成北伐后，加强了“政治的统一”的步伐。
大学院是法国的一种教育管理机构，1927年6月，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蔡元培等人效仿法国实行大学院的提案。7月，国民政府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主管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1927年10月，蔡就任大学院院长。同时，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他还仿效法国在浙江、江苏等省实行大学区制。按照法国的大学教育行政制度，各大学区都有一所大学，大学校长为该大学区教育行政首长，总理学区内一切教育事业。实行大学区制后，国立大学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区教育厅被废除。实行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后，教育有很大的独立性，具有自治的意味。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南京政府加强了集权统治，这种具有分权性质的教育改革很快破产。早在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就有人提议设立教育部；8月，二届五中全会又有人提出设立教育部废止大学院案。五中全会决定，依据《建国大纲》，国民政府逐步实行五院制，行政院下设教育等八部，最终取消大学院制。
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是在“二次北伐”后确定的。国民党占领京、津之际，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孙科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国民党今后应“以党训政”、实行“五权制度”等建议。①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二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发表《今后党员与①《胡汉民、孙科条陈国政》，《大公报》1927年7月3日第六版。
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一文，提出他的“四化论”，即“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②，非常明显地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的军事独裁。8月9日，蒋又发表《对时局意见书》，提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对于今日之言论“宜就其利害定一准则，有动摇主义，蛊惑人心，反背本党之主张者，皆在绝对禁止之例（列）”。③1928年8月1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分别通过了“励行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及训政时期实施五院制的议案。
9月15日，胡汉民对于五院制发表一个说明书，提出“褓母论”。他说：“党为民众夺政权，以政权褓母自任，以付诸国民为归宿。”为达此目的，须“经由五权制度之三民主义”。④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这样就确立了国民党“以党训政”、一党独裁的理论和政权组织。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在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革命大潮过去之后不久，国民党还打着革命旗帜，以打倒军阀为号召，继续进行“北伐”。在所谓“北伐告成”之后，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大为扩展，稳定程度也有所加强，它的反动性随之大增。国民党在对内残酷镇压**与进步势力的同时，对外快步实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它放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立了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
②《大公报》，1928年8月14日第二版。
③《大公报》，1928年8月10日第二版。
④《大公报》，1928年9月日第二版。
第六章国民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第一节**对中国出路问题反思的历史背景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发展异常迅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短短半年，便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主力，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国民革命达到**。短期内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际，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骤然失败。革命形势逆转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痛未定而思痛。中国政局为什么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动？革命人民的行动对不对？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一切革命的、要求进步的、主张民主的、要求改革的人们，都在反思、总结、探索。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派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探寻着。
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成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人被屠杀，各级党组织被打散，工农运动遭受镇压，革命由轰轰烈烈转为冷落低沉。严峻的形势迫使**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此时，**的反思、探索是在下列条件下进行的：（1）**在大革命时期已在工人、农民、军队中作了大量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2）大革命时期党的许多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如革命性质、动力、对象、领导权、同盟军等都作过一定的理论探讨，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3）大革命的失败，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体会到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4）大革命失败前夕，农民土地问题已引起许多**人的重视，两湖地区的农村革命已经蓬勃开展，为**进一步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工作基础和经验。（5）大革命后期，革命的武装问题已引起了**的注意，大革命惨败的严峻现实，促发了他们对武装斗争的重视，易于**将工作重心和斗争方式转向武装斗争。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探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又是十分困难的。这除了形势复杂、环境险恶、斗争激烈等客观因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1.**自身对所要反思、总结和探索的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模糊。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曾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一、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二、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我们要坚决地干，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①关于中国革命性质这个根本问题，周恩来在1944年对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情况回忆说：“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②周恩来还曾指出**六大时的几个“不认识”：（1）“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2）“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3）“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4）“没有认识武装的重要。”③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当时**只是朦胧地、直观地意识到要采取与大革命时不同的方式去干，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但具体该怎么干，较长时间里并没有在理论上实践上弄清楚。
2.俄国模式和教条主义对**反思、探索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逐步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汪精卫叛变，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依据。这个理论的基本倾向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的动力变化了，便认为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无论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还是斯大林强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名称虽不同，实质上却都将革命的对象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新旧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却又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不合逻辑的、根本错误的。共产国际虽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但“左”倾错误却越来越严重，其理论上的根源即在于此。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57—158页。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0页。
在批判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在于陈独秀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如果坚决按共产国际指示执行，国民革命决不会失败。共产国际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这样，便树立了共产国际对**的绝对权威。所以，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政策对**反思、总结、探索的成败得失，有巨大的关系。
第二节**反思和探索的主要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1）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2）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3）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基本政策、策略问题；（4）现阶段中国革命的道路、主要斗争方式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反思、总结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两个问题是在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反思总结的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正确的总结，导致着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误，也会影响到探索的偏差。
1.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共产国际和**中央几乎众口一词，将大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及其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大体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出现了极大偏差。“八七会议”开始，**在党内斗争上出现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错误。”①这种错误后来发展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2.关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和共产国际反复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革命武装、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却同时发展了“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3.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基本的政策、策略问题。**“八七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革命“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六大”重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但在对中国革命动力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模糊，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估量的错误。它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彻底。”这样，不仅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争取民权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是根本的错误。它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意见，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多数人所持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这样便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理论上的悖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要反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4.关于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问题。由于有了大革命失败的切身痛感，在革命斗争方式上，**的转变是很迅速的。面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政策，**“以牙还牙”，采取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是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在具体的探索中显得异常曲折和艰辛。“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城市武装起义很难搞起来，唯一取得短暂胜利的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在三天之后便被镇压下去了。农村暴动，在许多省都搞了起来，但起义的目标仍旧是进攻和夺取城市。从起义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也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或在农村暴动进攻城市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队伍被迫转移到农村，**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
这种探索性质，可以从**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确立上得到反映。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只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而没有展开论述。1930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开始冲破俄国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认为：“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这样一套办法等等的政策无疑地是正确的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这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是坚定的和明确的。
但应当注意，“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不等于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革命道路。至少还需要加上两个内容：一是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问题；二是彻底摒弃“城市中心论”，树立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在农村长期“割据”，积聚力量，以便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条道路的形成，要比“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晚一些。尤其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只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艰难探索的成果。这种思想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中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中央确定的通过暴动形式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仍然是坚持俄国革命的模式，即：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引发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夺取中心城市后，建立工农政权，把革命的势力扩展到全国，取得全国的胜利。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立三路线，进而发展到王明路线，**中央都始终坚持着城市中心论。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形势，已向**提出了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为首的部分**人，不自觉地开辟了这条道路，并不断地进行探索，由不自觉逐步达到自觉。而此时，“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是否真正意识到这种历史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却是值得考察的。鉴于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总体战略和局部政策并未做出正确决定的状况，可以断定：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么搞，“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并没有探寻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道路和办法。
历史是复杂的。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反思探索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革命的形势却是逐步高涨的，革命力量是逐步扩大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从主观上说显然是**，尤其是以**为代表的那些**人积极反思、探索的正确方面在起作用。由于**总结、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放手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同时，采取了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组织、扩大了革命的军队，与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适合了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国情，从而很快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坚决进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同时又采取了“左”的一套，按照俄国革命模式进行中国革命，又是极端错误的。前者推动着中国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后者却又一次次地使革命遭受挫折。国民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及道路的总结、反思和探索，就是在这样十分复杂而又矛盾中艰难地进行的。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第七章国民革命失败后中间政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大革命的洪流，把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卷了进来，有些还加入了中国**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革命高涨时，他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希望，并十分兴奋。但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有些人又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中国的现实迫使他们重新观察革命的过去和国家的现状，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积极投身的或曾经向往的革命骤然失败了；国民党当权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行一党专政，实行**独裁；国内政局依然是动荡、混乱和不安。他们不满足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他们要求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他们又从革命失败中得出了**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对大革命失败后**搞武装斗争、以暴力手段进行土地革命的做法也不赞同。特别是“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采取了许多偏激和盲动的政策，更增加了他们的误解。
也有一些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梁漱溟等，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情况之下，也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中国理想的出路。
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政治势力，一种政治思潮，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所要走的路，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他们要在国共之间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一节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也作了批评，认为：“**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①《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①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②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第二节改组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改组派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陈公博发表的《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以及《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
考察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说**和第三党偏重于从革命势力方面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改组派偏重于从国民党立场上思考、分析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它认为：（1）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于三民主义能否真正实行。由于“本党的反动分子抛弃三民主义向反动势力妥协”①，致使大革命失败；（2）由于有了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才有空前的发展，国民党才获得革命的新生命”。（3）大革命时期，**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做那马克思主张的那种共产的勾当”②，共产国际也“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所以**和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
第二，改组派看到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分裂溃散的现实，他们探索中国国民党新出路的意向是十分急迫的。陈公博说：“我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罢，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我们要走非资本主义的路罢，然而抗不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徘徊瞻顾，各路不通。”“目前这个形势，就是这样混乱、糅杂、牵扯、纵横一个局面。”③革命已到了“最危险时期”，必须寻找新出路。
第三，改组派认为，中国“要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走非资本主义的路”，打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但汪精卫、陈公博所谓的“十三年改组精神”，并不是孙中山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改组精神。汪精卫说：“本党改组之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不二法门。欲求三民主义能实现于中国，则不能不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欲求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则不能不使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欲求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则不能不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使党员之行动，趋于一鹄。此实为改组之精神。”①这里根本看不到三大政策，而实际上其核心是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通过“改组国民党”，提高党权，重新恢复汪精卫等人在党内的地位。所以它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许多具体主张如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帝国主义等，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虽反映了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本主义的要求，但更多的代表了①《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
②陈宋梅：《本党的危险》，《革命评论》第期。
③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1928年7月出版。①汪精卫：《一个根本观念》，《汪精卫文集》之四，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11月版，第35页。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上层以抬高“党权”来对付“军权”，使自己一派掌握政权的愿望。
第四，改组派的主张曾得到当时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愿跟**继续革命的人们的支持，并掀起了较大的政治运动，但很快便失败了。其原因主要不在于理论本身（当然有许多问题），而在于他们的实际政治活动与其政治主张的背离。他们的主张曾获得人们的赞同和拥护，他们的活动却表现为国民党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此，陈公博也有所表述：“同志会成立的时候，本注意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重新改组国民党，无如成立之后，即有军事行动，军事是不择手段的，初则和桂系合作，继则和冯、阎合作党的改组本为同志会主要目的，后则专谈方法，弃其目的，这也是失败的一种原因。”①总之，改组派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出路的着眼点是：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应该怎么办？如何重新依靠国民党复兴中国革命？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改组国民党上，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继续革命的前提。事实说明：此路不通。
①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81页。
第三节人权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经集体讨论，由胡适执笔的《我们走那条路》，较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见解。
胡适认为：（1）我们要铲除的是“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2）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3）我们要走的路是“演进的路”，即“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②。这是胡适为首的人权派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胡适把贫、病、愚、贪、乱作为中国社会的病症，加以铲除，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愿望，是应当肯定的。但他公开宣称：“这五大仇敌中，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①这就背离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是根本错误的。他所谓的“渐进的路”，是点滴改良思想在中国出路问题上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却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心态。
罗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适激进，从他的主张中可以看出：（1）罗隆基探寻中国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寻找中国目前促成**“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缺乏人才和中国在国际上复杂的地位，得出**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时消灭”的结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的亡国”的前途；为了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国民党要修正党义，放弃一党专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②同时，他从分析“中国共产问题”入手，假借“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十分巧妙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态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却在于主张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实行民主政治。（2）罗隆基以“剿共”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忠告：“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③呼吁国民党给予更多的“思想自由”。这种呼吁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主张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②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30年4月版。①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
②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号，1930年12月版。③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号，1930年12月版。即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道路。他提出的34条“必争的人权”和“专家政治”，都是把中国引向此路的具体主张。所谓人权运动，是他们为建立这种民治国家而作的一种尝试。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与二十年代初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形态和针对性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此时人权派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也反对**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条道路的企图更为明显，并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具有探索中国出路的明显倾向。人权派的主张当然为国民党独裁政权所反对，也受到中国**的极力抨击。
第四节乡村建设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乡村建设派”，从广义上说，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团体很多、叫得很响的社会改良派别。其中有一套乡建理论而又付诸实施、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是梁漱溟。从狭义上说，也就是一般的说法，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
梁漱溟虽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却密切关注着革命的进展。通过对大革命进程和失败的反思和总结，他猝然“开悟”，“不独认识了**，更深刻地认识了西洋人”。面对国民革命失败后人们“走投无路”，或“穷极思返”，或“穷极思异”的危机，他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7年又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详细阐发了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结果，即乡村建设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文化失调”论。他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①（2）“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论。他说：“中国旧日之社会构造，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不同。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②。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都受着“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所谓“职业分立”，就是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③。（3）“旧辙已破，新轨未立”，是“文化失调”的表现，也是中国问题产生的根源。（4）中国的出路是“沟通调和”中西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乡农学校，反对走苏俄革命的路和欧美民主主义的路。（5）“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④；“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⑤。
考察上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应注意：第一，梁漱溟反思、探索中国出路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国民革命失败后，各种政派都偏重于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方面来立论，通过直接反思当时的具体环境来探索中国出路，决定本政派的方针政策。而梁却不同，他是从反思整个中国文化特性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理论的。他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首先诊断中国文化的特性，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殊性；然后分析中国不能走“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发明的路”的根本原因；①《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②同上书，第6—7页。
③同上书，第171页。
④同上书，第508页。
⑤《乡村建设旨趣》，《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页。最后，他依据对中国文化的诊断，提出了自以为合乎中国文化特性，切中中国问题关键的理想出路——乡村建设之路。这种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值得推崇的。他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揭示，从侧面提出了任何理论引用到中国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这一基本原则，也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诊断以及对中国国情分析的总结论是以偏盖全的。中国与西欧社会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就其整体而言、本质而言，并不能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概括；而是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近代以来中国最迫切的直接的问题，主要不是“文化失调”，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他根本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别和阶级斗争，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社会混乱的“乱源”，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梁漱溟摒弃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又反对走“俄国**发明的路”，他理想的路是“乡村建设”之路。从理论上说，这条路包含了太多的传统思想内容，他的设计远远落后于时代对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要求。从实践上说，1931年到抗战爆发前的7年间，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乡村建设的试验，结果收效甚微。说明这一条道路作为“中国民族自救”之路是不可靠的。
总之，在国民革命失败、革命**暂时低落的新形势下，中国**、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乡村建设派以及托陈取消派等，都站在本阶级或政派的立场上，从各种角度反思刚刚逝去的那段历史，审视当时的现实，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论战和讨论，如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都是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探索，都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有的就是政治斗争的直接延伸和表现。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和理论灿然纷呈的状况。这种状况虽然比不上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活跃，但许多探讨却比过去深入了。这可算是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局面。
这种情况是中国复杂、扰乱、困惑的现实而又要求改变这种现实的反映。总的来说，探讨的目的在于寻找中国的正当出路。这种探讨是中国前途希望之所在。当然不能否认各种主张和意见中有着个人和党派的私利在内，或者伴有甚至是出于争权夺利的企图，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
可惜的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地更广阔深入地开展。所以如此，有四个原因：其一，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文化**主义的压制和打击。其二，是中国**“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其三，是军阀混战和国共武装斗争的现实，使思想上理论上的讨论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和无补于实际。其四，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紧迫的国家危机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这种相当活跃的局面，很快就消沉了。
但是思想界活跃局面的消沉不是中国问题的消失和解决。讨论中的那些基本问题，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下，在另外的人们关注点上会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八章中原大战及其结局国民党完成“统一”之后，内部争斗和军事冲突并没有停止。在一系列的混战之后，1930年5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性的大事件。此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
第一节中原大战前的争斗与战争国民党的统一战争。在张作霖还雄踞北方的时候，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各派军阀，经过复杂的争斗，蒋、冯、阎、李四派实现了勾心斗角的联合。他们的联合行动，主要是所谓“第二次北伐”，即四派对奉张的战争。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发表复职通电。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中执会常务委员。该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
3月，对奉张作战准备工作完成。4月1日，蒋介石抵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进行北伐动员。4月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北伐军第一、二、三集团军总司令，分别进入预定之津浦、京汉、正太沿线。4月8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北伐。4月9日，蒋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
6月初，北伐军逼近北京郊区。3日张作霖离京出关，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20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
7月6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致祭，宣告北伐完成。同时决定了对东北实行和平解决的方针。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29日，东三省及热河宣布“易帜”。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发出通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至此，国民党所谓的“统一”告成。
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后，蒋介石企图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派系的力量，以巩固中央政权。但编遣会议遭到了冯、阎、李等实力派的抵制。1928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计划在半年内完成军队的编遣工作。同月26日，召开了编遣会议预备会议。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为会议主席。1月12日，会议通过《**编遣委员会条例》，成立“编遣委员会”。17日，会议通过《**编遣进行程序大纲》。25日，编遣会议闭幕。
《**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规定：“由国民政府即发明令，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全国现有部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由编遣委员会派员编遣外，其余分为六个编遣区实施编遣。编遣目标为全国现有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个团，工兵8个团，共计兵额约为80万人。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40％为限。
1929年8月，军队编遣实施会议召开，各实力派纷纷抵制。冯、阎、李等均未参加。编遣军队的事没有任何结果，相反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加剧。
蒋介石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各派系的活动失败之后，蒋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很快发展为不断的战争。
蒋桂战争起因于1929年2月发生的“湘案”。由于桂系在1927年底讨伐唐生智的战争中及1928年讨伐奉张的战争中势力迅速膨胀，遂成为蒋介石打击的首要对象。1929年2月19日，桂系因蒋暗中资助湘省主席鲁涤平军火一事，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鲁涤平湘省主席职，并派军驱逐鲁涤平。
3月26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发。此前，蒋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分化瓦解桂系。3月初，蒋重新起用唐生智，派唐到冀东地区收买宁汉战争中被桂系改编的唐旧部。3月20日，唐旧部李品仙等通电讨伐白崇禧。白弃众南逃香港。3月21日，蒋以调停湘案为名，将广东省主席李济深扣压于南京汤山，拆散粤桂联盟。
4月初，蒋军攻占武汉，武汉桂军败北。5月5日，李宗仁在广西自任南路护党救**总司令，通电反蒋。在蒋军进攻下，6月下旬，桂军败走龙州，李宗仁等逃往香港。蒋委任原桂系军人俞作柏为桂省主席。蒋桂战争结束。
在蒋桂战争尚未结束时，蒋冯战争已揭开战幕。192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冯玉祥收编鲁、豫兵力，集结于潼关一带，并炸毁平汉线武胜关、陇海线东段等处的桥梁，以阻止蒋介石的进攻。
5月14日，冯玉祥在潼关就任“护党救**西北军总司令”，宣布讨蒋。5月18日，蒋任贺国光为讨逆军第一纵队司令，22日，国民政府发表各路总司令、总指挥名单，准备讨伐冯玉祥军。
由于蒋介石采用收买的手段分化瓦解冯军，冯玉祥不得不暂缓与蒋的冲突。5月22日，冯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等联名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同时，蒋还策动冯部下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叛冯。冯军的分化使冯玉祥大受挫折。5月27日，冯玉祥发表通电，表示“不再忍大局之分裂”，“洁身引退”，“入山读书”。
6月25日，冯为拉阎锡山倒蒋，亲至太原，阎遂将冯软禁在五台，以便在冯、蒋之间投机取利。
10月10日，冯部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联名发表拥阎、冯讨蒋的通电，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由宋哲元代理总司令职。
10月11日，蒋下令讨冯。自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冯、蒋两军在洛阳东南及豫西一带开战。此时，阎锡山违背联冯反蒋的诺言，宣布就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1月底，冯军败退陕西，蒋冯战争结束。蒋委任唐生智为河南省主席。
1929年9月，张发奎部由于受到被蒋改编的威胁，在湖北宜昌宣布迎汪讨蒋，广西俞作柏部起兵响应，张桂联军以“护党救**”的名义进兵广东。12月蒋派何应钦率部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这次战争被称作粤桂战争，或第二次蒋桂战争。
1929年12月初，唐生智、石友三联合反蒋，蒋唐战争爆发。12月3日，石友三部在浦口起兵反蒋，5日，唐生智在洛阳通电响应，唐就任“护党救**第四路总司令”。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张学良夹攻唐生智部。12月20日，阎、张发电讨唐。1930年1月初，蒋唐战争以唐生智失败告终。
第二节中原大战各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不仅未能缓和蒋与各派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1930年上半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各派反蒋力量联合反蒋。5月，空前规模的内战——中原大战爆发。1930年3月15日，冯、阎、桂三集团57名将领通电反蒋，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宣布就职，冯、李等也在各地宣布就职。桂、冯、阎各军及石友三部分别被编为反蒋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反蒋军以陇海线为中心，计划南取长沙，北攻济南，以夺取徐州为第一期作战目标。
蒋介石将所属部队分为四个军团，分别以韩复榘、刘峙、何成浚、陈调元为一、二、三、四军团总指挥，主要兵力用于防守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进攻。
5月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陇海线刘峙军团一举夺得归德（今河南商丘）、民权等地。在冯军主力反击下，蒋军被迫退至鲁西南一带。反蒋联军在其他战区也取得了进展。平汉线方面，冯玉祥亲自指挥许昌战役，将蒋军逼退至漯河以南地区。津浦线方面，晋军攻占济南。桂军方面，6月上旬，李宗仁、张发奎等攻占衡阳、长沙等地。
8月中旬，蒋军重新攻占济南。冯玉祥军在陇海线发动总攻势，以减轻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压力，但因冯军补给不足，阎军又未能与冯军攻势配合，冯军不得不停止进攻，致使本已动摇的蒋军防线得以稳定下来。
9月中旬以后，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9月18日，张学良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发出拥蒋通电，随即进兵关内，10日之内占领平、津等地，晋军恐腹背受敌，撤退至黄河以北。冯军虽仍坚持对蒋作战，但难以挽回败局。10月上旬，蒋军攻占开封、郑州，下旬攻占西安。冯军全部瓦解，阎军缩回山西，桂军也从湖南退回广西。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而结束。
中原大战的双方，陈兵百万厮杀于中原战场，双方伤亡三十万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三节中原大战的后果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进一步在全国推行法西斯统治。
1.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被打垮，为蒋介石收编。原西北军控制的陕、甘等地全部被蒋军占据。阎锡山的晋军仍占据着山西。桂系龟缩回广西。从此各派失去了问鼎中原的实力，蒋在军事上确立了优势地位。2.中原大战的另一后果是国民党内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消失。1929年至1930年11月，陈公博、汪精卫等改组派利用各实力派的军事反蒋活动，鼓吹“护党救国”，在政治上倒蒋。1930年8月7日，改组派与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首脑联合阎、冯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1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推选阎、汪、冯、李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军事上失利，扩大会议迁往太原继续举行，10月27日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倒蒋军事行动失败后，11月初，改组派及西山会议派成员离开太原，各奔东西。扩大会议最终破产。从此作为国民党的政治派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就消失了。
3.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从中原大战的前线致电国民党中执会，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案，议决1931年5月5日举行国民会议。1931年2月28日，蒋扣押了反对制定约法的胡汉民，并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3月2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训政时期约法案》，同时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
5月5—17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致开幕词，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他说，**“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民主政治由于中国没有英美“长期演进之历史”，行之必生纷乱。“意大利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蒋介石鼓吹法西斯主义是为他建立独裁统治、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剿灭**服务的。
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它是对1928年10月通过的《训政纲领》的系统化。《训政时期约法》以法律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4.中原大战后，奉系势力伸入平、津、河北，扩大了地盘，但一时无意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政权抗衡。蒋介石要削弱和消除的地方军事集团主要是两广，并且暂时达到了目的，这样就使蒋介石可以更大的力量去“围剿”红军。
5.东北军大量进入关内，减少了在东北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东北的野心日益膨胀。
总之，中原大战的结局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九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实际反应第一节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并逐步向关内进攻。这一事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列强过去分割中国土地，主要在边远地区。现在不同了，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强盗打了进来，中国丧权之多、失地之广，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中，中日两国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两个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而前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又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近代中国两大革命任务趋向集中化、确定化和明朗化，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任务，一个属于国际间的，一个属于国内的。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帝任务更为突出，并很快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第二，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变成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帝的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一最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中日矛盾。这就为团结全国民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对中国人民完成反帝这一中心任务提供了更有利的形势和可能性。
第三，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即抗日与民主、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成为现实问题。要抗日，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放松对人民的压制。抗日与民主是密切相联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浪潮，抗日与反对国民党统治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反帝任务的突出，又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即国内阶级矛盾降至次要地位，降低和减缓了反封建斗争的程度和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历史任务更趋于明朗化、集中化，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土地革命）转向反帝（民族革命），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概括地说，中国历史主要发展趋势和中国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1）集中国内各民族和阶级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2）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条件。
历史和现实客观上要求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派（**、国民党、中间政派等）面向这个大趋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各政派反应不一，认识各异，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基本上有三种情况：背向、旁向和面向。
第二节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这一重大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的最初表示是“不抵抗”，要民众保持“镇静”，压制风起云涌的抗日民主运动。这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在各种反蒋势力威逼之下，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各派处于分裂状态。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使国民党政府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困境，维持乃至强化自己一党的**独裁统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对内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点之上而制定出来的。
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政策有一个过程。1931年夏，他从“剿共”前线抚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说，若由此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纠纷，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他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①。1931年11月，他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仪式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①1932年1月11日，他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其要点为：（1）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2）中国只能做“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也“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3）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4）国民要“信任政府”。这里，蒋介石虽未明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话，但已基本确立了对日外交方针和处理内政外交的原则。
1932年1月下旬，蒋汪合流，上台执政。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事后他说：“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②3月14日，他向“剿匪政治宣传人员”下发了“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的指示。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表示日本要排挤英美等国在华势力，独占中国。蒋介石认为，中日关系面临僵局。为此，①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3125页。
①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300页。他深思熟虑，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③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公开发表。此文阐述了蒋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及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在酝酿此文的同时，1934年7月，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长篇讲话：《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前者，是考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关系原则的最重要资料。下面分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对日政策的核心——“和”“合”原则与“四不”方针。
蒋介石说：“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俱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外交评论》特在编后说明：“此文就中日两国互存共荣之旨，反复申论，精辟绝伦”，采用画龙点睛的笔法，将文章的主旨——“和”，清楚地告诉人们。
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另一个基点是“合”，即“中日合作”。他说，中日两国“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又说：日本“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吐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这个“合”字，作为他对日外交的又一主旨，是“和”的合乎逻辑的引申。
“和”与“合”是一般的外交原则，当时更现实的是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四不”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和”“合”原则和“四不”方针是蒋介石《敌乎？友乎？》一文的主旨，也是蒋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更是他力图解决中日问题的根本着力点。蒋介石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有很大的伸缩性，这里不细论。
第二，“四不”方针同“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
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
《敌乎？友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但知国民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暝鹞实笔钡木?峦乘Ы?槭???纫?朗丶媚希?我猿吠吮狈ブ髁χ??咳粢?牌?媚希?我杂至粢煌疟??此朗丶媚铣牵??詈笥置?渫顺觯俊??铣疲骸?饩褪俏颐歉锩??恼铰浴５谝坏比灰?硎静磺??母锩??瘢?⑶冶硎炯媚铣鞘侨毡颈?η空嫉亩?皇侵泄?约悍牌?摹５诙?且?说礁锩?娜?郑?荒芮Ｖ谱”狈サ慕?小５谌?且?Ｈ?泄??樱?蛔鑫抟庖宓奈??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133—36页。以下凡引该文处，均不再加注。牲，只是济南抵抗到三天之后，日本强占行为暴露于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后来仍命死守的一团冒险撤退，且使外间知我们要以一团人的力量，来抵抗福田整个的一师的兵力。’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我们一再研究蒋氏对日本外交方针，回想到他民国二十一年一月间所发表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的。”
对以上引文可作如下的分析：在军事上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作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作了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后撤，以免引起更大的战争。在抵抗的同时或后撤之后，就寻求妥协的机会和办法，可以送出部分国家民族利益，同日本订立地方性的局部的协定，但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不签订正式的割地条约。如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进攻，就再如法炮制。蒋的“革命战略”概括起来就是：以军事上的有限抵抗，求得“四不”方针的贯彻，达到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目的。这应当就是《敌乎？友乎？》所说蒋的外交政策“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问题。这个“革命战略”主要是出于对内的考虑，同时也是对当时日本逐步推进的侵华方针的一种“因应”措施。
第三，关于让步的限度。
“四不”方针包含两个方面：“不绝交，不宣战”，意在妥协，“不讲和，不订约”，是让步的限度。他认为，打开中日间僵局的决定权在日本。“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可见，蒋介石让步的限度是“归还东北四省”，“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其他许多问题可以让步。从事后看，中日间最大的问题“归还东北四省”，他并没有坚持。尽管他没有签订承认“满洲国”的条约，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占领，并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扩张采取退让态度，以订立地方协定的方式承认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和对中国权益的侵犯。但从根本上说蒋介石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这是他以后转向抗日的政策基础。
第四，“三天亡国”和“复兴民族”。
蒋介石不止一次地讲“三天亡国”论。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话，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指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蒋的用意是告诉和吓唬他的部下和国民，不要“侈言抗日”，不要“轻言绝交和宣战”，只有采取对日妥协退让，才是正确的。但在他大讲“三天亡国”的同时，又大谈“复兴民族”。他认为要“复兴民族”，应把握两条：（1）“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攘外必先安内”。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后才能抵御外侮。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的把握，一定可以消灭侵略我们的任何强敌。”“所以外能否攘，就看内能否安，民族能否复兴，就看国家能否统一。”这是“御侮图强唯一重要之原则”。（2）“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乃为御侮图强基本之要务。”我们把蒋的这个说法叫“营防取胜”论。他具体阐述说：“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这样的“营防”怎么能“取胜”呢？他解释道：“我们每营讲营防，每团讲团防，每师讲师防，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后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时间，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个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日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最后的胜利终归中国①。实际上，蒋介石“营防取胜”论，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方针的具体的说法。
“三天亡国”论与“复兴民族”的说法，表面上互相抵触，实际上是相互为用的，二者都是为他的政略和战略服务的。“三天亡国”论是为“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找理由寻根据的，也是为了说明“四不”方针是非此不可的唯一正确方针。中国虽存在“三天亡国”的危险，但只要遵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采用“营防取胜”论的战术，仍可以达到战胜日本，“复兴民族”的最后目标。
第五，所谓“同归于尽”问题。
蒋介石在阐述他的对日政策和内外政策的关系时，在多处讲到国民党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同归于尽”的问题。他说：“吾人认为‘同归于尽’的办法，决不是办法。”“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两者所以会“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相互为敌就会“同归于尽”，蒋介石的理由归纳起来为：如果日本无休止地用武力进攻中国，中国政府由于抗日浪潮的高昂，就不能不抵抗。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灭亡不了中国，势必长此相持下去。这便给“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势力以可乘之机。长此相持下去，日本会被拖垮，国民政府也会因“内外交侵”而倾覆，结局是①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881页。双方“同归于尽”。
蒋介石苦口婆心以“和”“合”相劝，指出“同归于尽”的危险性，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毫不理会，他们仍然进攻不止，日蒋矛盾加剧。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是把少数统治者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地主买办官僚军阀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独裁地位看得高于一切。他对外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内的统治。他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违背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抗拒了抗日、团结、民主的历史潮流。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所受到的严厉惩罚，标志着执行这个方针的失败。
第三节**对历史发展主流的旁向和对革命中心任务的偏离九一八事变后，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抗日、团结、民主。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加紧强化**统治，并接连发动“剿共”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背离了历史的主流。对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历史赋予它抗日救国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为首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革命的中心任务。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第一，关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错误看法。
1931年9月22日，**中央制定《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原因是：（1）摆脱经济危机，“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2）加紧进行反苏战争的“一个主要步骤”，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3）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量军队镇压中国的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1）武装保卫苏联；（2）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3）消灭国民党政府（包括在野的“反动派”）；（4）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5）求得“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这些主张，放过了真正的革命目标（日本帝国主义），而把非主要目标和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倒对象。这就完全离开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