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周报》第21期（1931年10月25日出版）有一篇题为《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说：“在此次反日运动一开展时，明显地便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中心口号。一个口号，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拥护的；另一个是由中国**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前一个是对日宣战，后一个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两个口号对立起来、认定“对日宣战”是反革命的口号，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反对宣战的。
第三，把国防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对立起来。认为国防政府是从买办地主到小资产阶级共同主张的反革命政权。
思美（洛甫）在《红旗周报》第23期（1931年11月20日出版）发表《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一文说，各反革命派别都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了他们的中心口号”。认为反革命势力“要镇压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府的形式，来团结反革命力量，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革命派别所宣传的国防政府”。他强调中国的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即苏维埃政权。
第四，所谓“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两巨潮的汇合”的问题。
博古在《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①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这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正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开展着。”
这段话包含有许多基本错误观点：（1）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汇合（结合）问题，从革命整体上说两者是不能分离、互相促进的，但在具体阶段上，则可以有先后、轻重、主次之别。为了抗日可以暂缓土地革命，可以把反帝与土地革命分开解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认为两者只能同时进行。（2）“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反封建，是反对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制度，它只是间接地反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反帝的性质。“左”倾理论把土地革命说成是反帝的，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世界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左”倾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3）土地革命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左”倾理论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混淆了土地革命的对象和性质。
第五，“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在《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1年4月14日）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权，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打倒国民党（包括其中的各个派别）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倒蒋”是抗日的前提。革命逻辑的发展正好相反，反帝（集中为抗日）是倒蒋的前提。
第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打倒一切中间派别。
1931年5月1日，在《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说：“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组织影响下的群众，必须应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化和夺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下面。”1933年7月24日，**中央①《红旗周报》第29期，1932年1月25日出版。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说：“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主义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争取黄色工会及落后的工人群众，去消灭黄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的首领。（2）争取中间派影响下的群众，把这些派别打倒。（3）在军队中组织士兵反对军官，把指挥权夺取过来。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并寻求与**联合。**不仅拒绝合作，而且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认为：“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①“所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②从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央不是正面地对着真正存在的革命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就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偏离了现实的革命的中心任务。
①《**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②《**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569页。
第四节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但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联合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抗日救国。1931年10月，青年党领袖之一陈启天在《民声》上发表《对日作战》一文，说：“自日本以武力占领东北以来，我们反对乞怜国际联盟、乞怜美国。因为国联已破产，中国不抵抗日本，美国也不会替我们乞怜。我们反对乞怜俄国，因俄国已与日本默契，平分满洲和内外蒙古。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时，只有自救，实行抵抗主义，积极对日作战。摆在我们面前的对日方略只有两条：一条是主和不抵抗，依靠国联，出卖满蒙，出卖中国；一条是主战，可以保全国土和主权，改造国民精神，提高民族意识，也可以消除内战，实行全国统一。主和不是卖国贼就是亡国奴的口号和法宝，主战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宝。”青年党在其《我们的主张》中明确提出：第一，对日应断绝国交，立即宣战。第二，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使四万万国民在精神上团结起来。
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罗隆基就发表了题为《沈阳事件》的小册子，提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仿照1870年的法国组织国防政府。10月，王造时发表名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其救亡两大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当时的《社会与教育》杂志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并出版了“反日专号”，在当时影响较大。1931年9月26日，陶希圣在“反日专号”上发表《我们应当觉悟的是什么》一文说：“中国处金融资本主义的次殖民地地位。广大民众是民族的支持者。买办阶级是不会抗日的，只有工农大众才能担当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务。”又指出：“民众要坚决反对所谓地方解决，即政府为本身利益而接受类似二十一条的行为。”此外，《社会与教育》上还发表了《五四、五卅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奇哉，所谓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等抗日文章。
1933年4月8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批评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出：“自九一八以来，一般人主张抗日与‘剿赤’并重，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因循以至今日，对外则三省沦亡之后，又失热河，日寇所击，冀察又告紧张。对内则驻赣大军，屡折主将，迭失名城。事急矣，抗日剿赤能并重乎？攘外必先安内乎？吾人认为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农村破产是因长期剥削而使革命条件成熟，除领导民众与日帝做殊死战外别无出路。作战虽有目标，牺牲需有意义，倘政府能够移剿共之师以抗日，其意远矣。”1933年10月20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民族前途如何，吾人将何以自处》，反对消极抗日，主张攘外先于安内。
总之，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实现民主团结，实现国内和平，并提出了国防政府的主张。他们面向了历史发展的主流，顺应了历史的中心任务。客观地看，中间政派是最早倡导团结抗日的，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始倡者。但是，由于中间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装，所以其主张不为国共双方所重视，反而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当权派和**都不合，成为双方打击的对象。
中国的历史，在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中心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违背了历史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则坚持“倒蒋是抗日的前提”，也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民主和团结，面向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很难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前进着。直到1935年下半年，**和国民党开始转变各自的方针政策，这种状况才发生了转变。
第十章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问题上的汇流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出现了抗日民主的强劲潮流。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的加深，抗日任务的更加迫切，中国历史经过数年演变之后，**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路线，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作为首要目标，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有所改变，这样，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逐渐汇入抗日大潮之中。
下面就叙述中国历史的这种发展。
第一节中间集团积极推动团结抗日民主进程自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便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华北事变后，他们仍然坚持抗日民主立场，一方面抨击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另一方面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团结的进程。
**《八一宣言》发表后，国社党首脑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敏感地意识到**政策的转变，赞同并支持**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站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对**的政策转变作了评述。认定《八一宣言》是**由阶级斗争理论“转向”民族革命的标志。
他说：“一个向来主张废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成世界革命使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其实这十年来我们就是为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而呼吁。到了现在，我们不愿带些刺激感情的口调，说民族主义已征服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已征服了**。但在事实上即此却可作一个极大的证明，即证明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对外为民族独立与对内为民主自由。至于阶级斗争与一党专政都是一些治丝益棼的东西。”①这里，张东荪十分明确地断定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反对**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欢迎**政策的转变，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政策的转变，只是暂时的政策、策略的改变，并不是对革命性质、基本革命任务的理论的转变，更不是放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点是张东荪没有能够认识到的。
1936年9月，《自由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的文章，它赞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民党政府“反省”，改变自己的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提出“攘外”是压倒一切的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它说：“我认为现在中国存亡的转机，并不在于采取何种制度，实行何种主义，而在于如何攘外，如何图存目前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在中国境界之内，实行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如何排除一切直接或间接外来的障碍。换言之，就是攘外问题。我相信无论是在朝在野，何党何派，‘攘外’的主张，总是一致的。”①张东荪：《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7日出版。第二，主张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攘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它说：“假如我们认为‘攘外’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则大家应该能以‘攘外’为中心，联合成统一的阵容。”又说，国民党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攘外旗帜之下与其他党派联合。
第三，国民党应当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它说：“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并无损于政府的威信和政府的‘面子’。”它呼吁说：“总之，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保持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凡是拥护这个大原则者，都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其他政见的不同，以及如何的调整，都是以后事，都可姑置不论。我们期望中央如此，期望其他各党各派也是如此。”①如果说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国社党的言论体现了中间集团右翼的政治主张的话，那么，以沈钧儒等人为代表的救国会的言论，更多的是体现中间集团左翼力量的抗日民主主张。
1935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以救国会为代表的左翼中间势力关于抗日民主问题的见解。在这一影响很大的纲领性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又表明了诚恳的希望和拥护态度。他们在批评了国民党的误国政策以后说：“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同时又说：“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第二，在响应**《八一宣言》的同时，也对**提出了希望和委婉的批评，促使**彻底改变“左”倾方针，把主要矛头集中到抗日民主上来。他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击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就我们个人参加救亡运动的经验来说，救国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中间，往往发现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集会或游行中间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还有少数青年，在抗日运动中，依然采取宗派主义的包办方式。这种行动，我们相信决不是出于中国**①亦绳：《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自由评论》第42期，1936年9月1日出版。的指示，因为这是违反中国**最近的主张的。”
第三，极力倡导建立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各党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①这些议论，集中体现了中间政派在民族危机面前抗日救国的主张。从总体上看，他们反对内战和独裁，要求抗日和民主，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致的；对**“左”倾错误的批评是对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忠告和期望也是中肯的。
以上这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间政派的主张以及为实现他们的主张而进行的活动，大大推进了团结抗日的实现和中国政治的进步。
①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7月出版。第二节**政策的转变**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其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修正错误。它曾犯过不少错误，甚至十分严重的错误，但一旦认识了以后，就会自觉地加以克服和纠正。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陷于危机之中。严重的挫折迫使**反省并改变自己的“左”倾政策及方针，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提出了各种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方针。1935年12月，**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虽然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并列为主要敌人，但明显地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首先要打倒的对象，统一战线也由“下层的”扩大为“最广泛的”。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会议后，**逐步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这主要表现在：（1）由“倒蒋”是抗日的前提，转变为联蒋以实现抗日；（2）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转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3）由打倒革命群众（工农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人，转变为集中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由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绝对不可分离地进行，转变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调整国内阶级关系；（5）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改为民主共和国；（6）由下层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政策和方针的转变，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变牵涉到深层的认识问题和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对它做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瓦窑堡会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错误的或基本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认识，我们可以从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937年1月27日发布的《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看出来：第一，把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作为打倒的对象之一，并且没有放弃“下层统一战线”口号。文件说：“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打倒的对象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确的，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打倒的对象还有“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显然是还没有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它又说：“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这里，一方面说不管什么人、派别、武装队伍、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说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这表明此时**没有完全放弃“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第二，仍然坚持“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两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理论观点。文件说：“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两大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这里，又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两个基本观点，即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汇合和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结合。瓦窑堡会议后突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但它却是“两个结合”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没有再强调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加紧反对一切妥协的党派和一切在野的反动派这种策略，但仍然说“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大大的以党的主张去和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对立，要鲜明的去揭发一切其他派别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与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主张，去夺取广大群众，去孤立那些改良主义者”。以前把主张国防政府的人，把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政派和主张，都说成是民族改良主义，把他们统统打倒，现在把他们放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了，这是很大的策略改变。但对他们仍然采取“孤立”的政策，而不是团结合作的政策。
这些情况表明，瓦窑堡会议是**改变自己方针政策的开端。**对“左”倾错误理论的纠正，对方针政策的调整，经过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表示愿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开始由“抗日反蒋”向联蒋抗日转变。8月25日，**中央致书国民党，一方面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表示欢迎，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呼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标志着**对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1936年9月1日，**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已不适应民族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个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无疑是**政策上极为重要的转变。9月17日，**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有转向抗日运动的可能，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同时强调了保障**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团结一致的重要性。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在对事变进行深入讨论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9日，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中央确定自己的基本方针是：（1）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同情西安的行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促其反省，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为国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随即进一步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作了更大的改变，在作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提出的五项要求是：（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这五项要求，**为了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的抗日民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方针政策的转变，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保障。这样的转变，只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根本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保持，**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中坚作用；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虽然改变了名称，苏区政府也改为边区政府，并接受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绝对领导，而是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保持了**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这是**实力大大发展的基本条件。第三节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坚持独裁内战，与历史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全国民众爱国救亡意识的日益觉醒，广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掀起，各界联合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构成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巨大威胁。蒋介石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并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也没有换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的收敛。相反，它不断扩大侵略，继占领中国东北、热河后，又向察北、绥东和河北扩张，并企图占领华北。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此外，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推动下，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国内这三方面势力的压迫，加上国际上英美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因素，国民党政府开始转变政策。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军事报告中，仍顽固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动方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发表的对外关系演词中，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便“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①。蒋介石的这个演说，表明国民政府开始改变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此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对日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①这里，蒋介石明确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此后，国民党在对日谈判中态度逐渐强硬，开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味妥协退让的外①《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出版。①《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0日出版。
交方针。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作了某些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对**斗争的策略。由过去单纯的武力“剿共”改为“剿”“抚”并用。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与**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兵不血刃地“收编”**及其领导的红军。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独裁内战政策，所改变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策略。
1936年10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便调集大军集结在陇海铁路沿线，并亲赴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及随行的军政要员，发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产物，是他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受的严厉惩罚。在张、杨及**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提出的六项条件，加快转变自己的内外方针。这六项条件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此后，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剿共”的内战政策，逐步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
第四节各派政治力量汇流后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如上所述，在滚滚向前的抗日大潮冲击下，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采取联合拒日政策；中国**也改变“反蒋是抗日的前提”和消除中间政派的政策。本来就主张抗日的政派和人们也更加向前迈进。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就汇合在抗日旗帜之下了。这是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这段历史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之下，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新的活动，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新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和红军由“围剿”政策改为“和平统一”政策。它一方面与**联合，与**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准备抗日；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反人民的根本立场，企图利用“和平统一”的方式瓦解**，消灭红军。
1937年初，蒋介石集团的要员吴铁城撰写《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一文，阐述了国民党的“和平统一”方针。吴在文章中说：第一，目前国民党努力的方向是完成并巩固国家的统一。他说：在当前，“最值得我们注意和努力的，就是要完成并巩固我们国家的统一。我们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国内一切残余的恶势力作最后的挣扎，破坏国家的统一；一方面还要加紧努力于根本上扫除一切的统一障碍”。蒋介石的“统一”就是消灭**和其他异己势力。
第二，国家的统一以“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为最关键。他说：“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要巩固国家的机构，要齐一全民的意志，要统一全民的行动，要推进国家的建设，要集中国家的力量，要加强对外的力量，那就更不能不需要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军令政令的统一，是国民党打着“复兴民族”旗号推行国家统一的着力点，也成为此后国民党“统一”、“溶化”**政策的基本点。
第三，必须扫除中国统一的障碍。他认为，阻碍国家统一的有三种政治理论，即“联省自治论”、“阶级斗争论”和“人民阵线论”。除联省自治论外，后两种实际上是**的主张。
第四，实现中国统一的具体办法。它们是“启发民族意识”；“确立中心思想”，信仰三民主义；“发展经济建设”；“拥护最高领袖”。①他列举的实现统一的四条办法，虽然打击的对象是**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但没有再提出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便说明，一方面国民党消灭**的既定方针未变；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消灭**的策略方式的确发生了变化，由武力“围剿”转变为“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旗号下，借推行“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办法来消灭**及其领导的武装。
与此同时，另一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写了《统一与和平》一文，对国民党①吴铁城：《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载《救国论文集》，1937年4月出版。的“和平统一”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该文说：第一，“统一”不同于“联合”，国民党的“统一”不同于**的“联合”。他说：“联合之前，一定有许多单位，起码有两个以上的单位，才把他们联起来合起来，但是无论怎样联合，内部的单位仍存在。这叫做联合。所谓统一，是把原有的单位经过统一运动之后融化为一个整个的单位，原有的单位完全分不出来。这才是统一。”他所主张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把**“统一”于国民党之下。
第二，“达到统一的途径”有两条：和平与战争，但在必要时仍可使用武力来“勘乱”。他说：“要统一，须消灭割据势力，那是毫无疑义的。用什么方法消灭呢？须知不一定用战争，也不一定不用战争；需要战争的时候则战争，不需要战争的时候则和平。所以要求和平，就要统一，这是一定的，而要求统一则不一定专用和平或专用战争所以到了必要的时期，用尽和平的方法还不能得到统一的时候，不得不用武力来戡乱，来讨逆，来惩治破坏统一的罪人，否则要武力有什么用？”
第三，“先统一后抗敌”，统一的关键在于消除“军队系统”。他说：“敌人是要抗的。但是要抗敌，一定要全国一致的抗敌，要在统一命令之下的抗敌才可以有效我们始终承认：唯有统一才能真正抗敌，亦唯有统一，对外才能有真正的战争。”
第四，“保全军队”，“化除系统”。这是说军队可以保全，但非蒋系统的军队系统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系统必须消除。“说到这一点，先要明白统一之梗是在于军队系统，故如果能够保全军队而同时化除系统，则割据势力必于不动干戈之中消灭，而和平统一于焉实现。”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化除军队系统”的办法，即“地方政治与军人完全脱离关系”、“军队应与驻在地脱离关系”、“军队应与统率的将领不发生绝对关系”。①以上是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主要内容。
1937年2月，国民党为了商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对付**，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内外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国民党确定了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完成了其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此后对付**的主要斗争方式。全会发表的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表示“此后惟当根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在“和平统一”原则指导下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案提出的“根绝赤祸”的四项最低限度的办法，明确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平统一”政策的实质。
它说：“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①潘公展：《统一与和平》，载《救国论文集》，1937年4月出版。
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由以上可见，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对**的政策和方针发生了明显转变，由武力“剿共”转为“和平统一”。但这种改变仅是策略上的改变，是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改变。它的消灭**的根本方针、反人民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国民党“根绝赤祸”的根本立场和它所采取的“和平统一”策略，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斗争方式的特殊性。
面对国民党“和平统一”的新策略，**提出了争取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反对党内的尾巴主义和无原则让步的倾向。
1936年11月，**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阐述，领导权问题是阐述的重点问题之一。他认为，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是1927年以来**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反对和怀疑这个转变的思想是错误的；但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统一战线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一方面联合各党派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他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所以，在统一战线实现后，一定要注意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①1937年5月，**在**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总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到1937年三中全会时，正式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但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人民的本性没有改变，因而采取了“和平统一”方针，就是用“和平统一”方式消灭**。**在西安事变后，由“逼蒋抗日”发展为“联蒋抗日”，促成①《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7、49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马上便面临着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出现的可能性和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新问题。因此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便成为此后**对付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的主要原则立场。中间势力始终坚持主张抗日与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和对日妥协政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在国民党政策发生转变、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的倾向。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这样，一方面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各中间政派在内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旗帜下汇合起来，向着实现武装抗战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国共两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尤其是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消灭**的根本方针，致使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斗争方式，便是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策略与**“独立自主”方针的斗争。抗日战争实现后，国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矛盾和斗争，带到了抗日战争之中，并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
第十一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总格局的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全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总格局可以这样概括，即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经过一年多的剧烈变化，这种总格局于1938年底形成。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个格局才消失。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的演变，是在这个总格局中进行的。
第一节一个战争所谓一个战争，就是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它制约着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和行动。战争的胜败决定国家的前途。它是观察当时中国问题的总前提。
在论述史实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先作些说明。
为什么提出一个战争这样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史上，对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这样说：“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的时候起，国民党在长时期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军事优势，长驱直入，占领了半个中国。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面前，国民党被迫参加了抗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的方针。抗日战争的重担，落到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身上。”“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战胜强国呢？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军队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中国**和**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实行了**同志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利。”“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①有人这样说：“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与蒋介石的作战重心同时指向**。”“自从武汉失守之后，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那时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文件称：‘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由中国**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的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主力，日寇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由消极应战的政策转移到观战与求和的政策，因此，重点也就由对外转移到对内，由联共的政策转移到‘防共’、**的政策。”①有人这样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②大陆上的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作这类论述的人非常多，不必再举了。
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则往往从相反的方面提出同样的问题，例如有人这样说：“共军改编后，即蓄意扩充实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专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14页。①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第4章第5节。
②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事袭击友军，据统帅部的统计，共军第十八集团军自29年11月至30年10月止，在一年之内，因袭击友军引起之战斗次数，即达395次之多。”③“真正的抗日战争，一共是十四年，这十四年中，我们的国力、人力、经济资源，损失得非常重大，但是最使人愤慨的，我们中国的内奸和叛徒——**，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政府”④上面摘录的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否认了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只有少数汉奸亲日派除外）共同进行的战争。仔细分析起来，那些资料中含有的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有以下几种：1.半个战争论。此论认为当时中国只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抗战。
此论又分两种：第一，一派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完全是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至少在八年抗战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如此。“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指**）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利”。这就是说，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占中国少部分地区的解放区战场，而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在武汉失守之后，“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这是一种半个战争论。
第二，另一派观点认为：八路军、新四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甚至无根据地恶意中伤，说中国**“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国民党。这是另一种半个战争论。
2.两个战争论。上面两种不同的意见各自承认自己在抗战。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争了。此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着两个战争，一个是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中国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各自打各自的。两个战争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和战略配合。这样中国也就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了。
3.三个战争论。两个战争论认为，一个是**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再加上一个国共之间的战争。这第三个战争如有的书上所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这样抗日战争期间就存在着三个战争了。
上述各种意见认为：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③何应钦：《对日抗战与台湾光复的经过》1962年3月6日，见何应钦《为邦百年集》，台湾1987年版，第29页。
④何应钦：《再斥**破坏抗战罪行》1972年8月，见何应钦《为邦百年集》，台湾1987年版，第449页。
级共同进行的抗日战争，而是存在着半个战争、两个战争或三个战争。我们当然不是说抗日战争期间不存在两个战场（这一点下面就要说到）及其对立，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如皖南事变）；也不是说国共之间没有原则分歧和斗争；也不是说蒋介石集团没有与日本谋和和**活动，但不能说得过分，违背史实。
只有一个战争的论点是正确的。**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里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不是哪一部分中国人同日本的战争。又说：“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①这里说的都是全体中国人。**在《论新阶段》中又说过：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朱德也说过：“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②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这在那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许多报刊书籍大量宣传这种看法，例如当时广泛发行的《救亡手册》就这样说：“在民族危机高于一切，亡国奴的威胁要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时，不仅是广大的工农大众，就连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也发生了他们的存亡问题，而逐渐改变他们犹疑畏缩的态度，走到救亡阵线中来。”“不分阶级、党派、信仰，也不分上层下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最凶恶的死敌，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①在一个整体的抗日战争大前提下，中国各阶层的人们最广泛地动员了起来，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这样在抗日战争的敌我力量对比上，“敌小我大”更加突出，“敌强我弱”则被大大减弱。
这个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了。
抗日战争是全国一致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它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全体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它表明了中国格局的整体性，它以我为主包括了战争双方，整体制约局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各种政治纷争都受它的制约。尽管国共之间的斗争很尖锐，但都没有超出这个整体所制约的范围。它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表现形态。这个“一个战争”最大限度地动员了集中了全中国的抗战力量，这个事实是中国胜利、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
①《**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55页。
②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解放》第131、132期合刊，1941年7月7日出版。①钱俊瑞、姜君辰等编《救亡手册》，生活书店1938年1月发行，第6、7页。第二节两个战场抗日战争期间存在着两个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大特点之一。抗战期间之所以存在着两个战场，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它的存在是决定因素。
解放区战场的存在、两个战场的存在，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延续和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这是三四十年代具有中国特点的进步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增加了抗战期间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是我们考察抗战时期中国格局的重大因素，它也极大地影响了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局和中国前途。
解放区战场的形成，也就是两个战场的出现，过程如下：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部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命令，随即出发开赴前线。1937年10月，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即赴前线作战。
1937年10月下旬，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察南、冀西、五台等地区展开。
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4月建立了冀中军区，广泛开展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同年夏开辟了冀东游击区。
1937年9月下旬，一二○师进入晋西北地区，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9月初，一二○师一部进入大青山地区，随后开辟了绥中、绥南、绥西3个游击区。
1937年11月，一二九师主力一部在晋冀边区开展游击战。4月下旬成立了晋冀豫军区。与此同时，一二九师一部和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冀南，8月成立冀南行政公署。晋冀豫部队还向豫北、冀西、晋南发展，开展游击战。在山东，1938年12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军。同月一一五师一部开赴山东，加强了该地的游击战。
新四军组建以后，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开展游击战，到1938年12月底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抗日前线。第四支队进入皖东，以藕塘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
在日军战略进攻、国民党军战略退却阶段，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00余次，毙伤俘敌54000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000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多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末，敌后解放区战场已经形成。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场。
两个战场的存在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面，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解放区战场是独立存在的。国民党军在敌后也有游击军，但起的作用不大。
第二，两个战场是各自独立的。解放区战场形成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战役上的配合也是有的。两个战场的敌人是一个，作战目的相同。两个战场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主要是各自与日军作战，各有各的作战区域，总的说是一个战争的两个部分。
第三，两个战场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为此而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由此而产生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国民党军事当局未尝不想扩大敌后的游击战，但由于它的军队的反人民性质，而未能长久坚持。
第四，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以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由解放区政府筹集和仰赖人民直接供给。这一方面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困难，但另一方面更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战场。二者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有时斗争很尖锐，发生过华北的武装冲突和皖南事变。但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日矛盾是决定一切的。两个战场虽有冲突，但未完全决裂。二者的配合是主要的。从整体上和抗战全过程来看，中国是进行着一个全民族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过分夸大二者的对立是不正确的。
两个战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难免要消耗一部分中**队打日军的战斗力；但主要地是由于两个战场的存在而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形态。**在《论持久战》中说：“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①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由于这种情况就使敌我之间，作战的内线外线不分明，出现了几重包围与反包围。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非常困难，不论前方或后方都处于中**队的攻击之下和困扰之中，日夜疲于奔命。这是日军失败的重大因素之一。这种犬牙交错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形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优点，是中国胜利的一个重大军事因素。
①《**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
第三节三种政权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沦陷区政权。
中国领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出现了。1927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若干小块苏区政权，到“七七”以前只剩下了一块陕甘宁苏区，面积不大。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它的范围是相当大的。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在1932年“满洲国”建立之后，虽然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个政权，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因而还不需要从三种政权并存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的总形势和总格局。三种政权鼎立的格局是七七事变以后形成的。
1.沦陷区政权。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并且是重要地区，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1938年7月1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
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伪政权的统治区域到1938年冬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伪政权的权力机关也建立起来了，以后的变化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变化。
1940年以后，伪政权名义上有三个，一个是南京汪伪政权，华北伪政权在汪伪政权建立后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汪伪政权是管不着的。二是“满洲国”。三是伪蒙疆政府。三个政权名称虽异，但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性质是一样的。多个傀儡政权并存是日本“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它们统治的地区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沦陷区政权的日本统治性质、傀儡性质、殖民地性质，在那些伪政权伪组织发布的文件中说得非常清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声称，该政府的成立“旨在恢复民主国家，湔涤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发扬东方道义，辑睦世界友邦”。1937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会”，该会成立时发布《新民会大纲》五条，它们是：“一、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二、开发产业以安民生；三、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四、于剿共灭党旗帜之下参加**战线；五、促进友邻缔盟之实现以供献人类之和平。”南京“维新政府”于成立时发表宣言说：它的“唯一使命，即使领土主权恢复战前状态，与邻邦折冲樽俎，以期敦睦，使国民脱离兵燹之苦、同种息阋墙之争”。
如果说那些宣言大纲只规定了一些原则，并羼杂着冠冕堂皇的言词，那么一些阐释性的文章就更为露骨了。例如《新民会大纲说明》中这样说：“人民呻吟暴政之下，十年之久，欲推翻之而苦压于暴力不能得伸。今也友邦举兵西来，在友邦则谓为吊民伐罪，在吾辈民众观之，勿宁谓为友军代吾人而举政治革命之义帜。故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之事变，与法国大革命，七月十四日黎明攻下巴士提尔之性质略同，不啻中国人民对党府革命之开始也。人民虽痛恨党府，如不藉友军之助，实无自行革命之实力。今友军西来甫及半年，华北华中相继肃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政府联合委员会先后成立于北京，五色国旗飘扬于各地，民国由此苏生，民意由斯得伸，是以民国新政权，虽由于友邦之协助，亦合于人民之期望，谓为友邦膺惩党府之成功也可，谓为吾辈政治革命之成功也亦可，即谓之为友军将党人窃据之民国复取而还之吾辈人民亦无不可。此一般民众所不可不深切认识之事实也。新政府既成立于此种形势与意义之下，其必能体友邦之善意，依人民之期望，以树立其建国之新猷，可断言也。其必本诸东方之文化，王道之正轨，力图振奋，痛除积弊，刷新庶政，与民更始，亦可预卜也。是以吾辈人民于党府十年暴政之后，今乃得于新政权下而见光明之来临，诚有拨云雾而见天日之感，此一般民众所以应竭诚拥护新政权也。”“今日渝汉之党政府，其躯壳虽为国民党，其灵魂则已变为**矣。是以吾辈民众，尤须认清，剿共即须灭党，灭党即须剿共。吾亲爱之民众乎，如欲免除赤祸，复兴中国，其速加入**战线，而负起神圣之使命来。”“亲人善邻，古有明训，唇亡齿寒，势所必至。日本吾国之仁邻也，吾国唇齿之邦也，党府竟忘亲善之义，而昧唇齿之势，岂不谬哉。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同教，同立国于亚洲之东，相距不过一衣带水之隔，此天然应互相提携之兄弟邦也。”①这里伪政权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
2.解放区政权。
七七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战，到1938年冬已经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解放区，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些地区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各个解放区政权，在名义上是隶属于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实际上不存在隶属关系，只是在施政纲领上不超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允许的范围。各解放区的上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从这一点看是各自分立的。但它们都在统一的中国**中央领导之下，各解放区的基本政策是统一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①宋介（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教化部长）：《新民会大纲说明》，1938年1月初版，第4—5页，第18、19、20页。
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②。因此解放区政权实际上是用**的组织和政策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政权。中国**统一领导之下的解放区政权，不论在对敌斗争上还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上，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和作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当时是中国一部分地区存在的政权，但却是整个新中国的雏型。**曾说：“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①3.国民党政权。
由南京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掌握着大量军队。它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尽管它不能对解放区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它是世界各国承认的政府。在抗战期间它的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这个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所把持。“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②这个政府，不管多么不得人心，在抗战期间仍然坚持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是这个政权的经济支柱。这个政权在本质上是虚弱的。
抗战期间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基本上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三种政权的存在首先表现为各有各的统治区管辖区，同时也表现在它们各自的根本性质不同上面。三者的并存和相互间的矛盾与斗争是抗日战争史的基本内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内地以完全的形态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局面，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三种政权代表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它们的性质不同，作用和命运也就不同。国民党政权和解放区政权之间既统一又对立，关系非常复杂。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同伪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但后者对前两者的政策则由“剿共灭党”②《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24—125页。①**：《关于打退第二次****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②**：《论联合政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1046页。变成只“剿共”不“灭党”。各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也将是绝后的。
第十二章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先后爆发与国共两党世界战略的变化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两大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包括北非），一个是中国、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场。苏德战争爆发后，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战场的态势，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大战的态势。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东西两大战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次战争的爆发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关系极大，对国共两党的世界战略有很大影响。而这些又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下面做一些考察。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世界战略的变化先说中国国民党。
1939年9月9日，欧洲战争刚爆发之后，蒋介石在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词中说：“中日战争问题，就是世界问题，而且是世界最大的问题，须知今日世界的战乱，完全是由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国际公约，扰乱世界和平的强暴行为所引起的。”
“中日战争就是世界战争的起点，亦就是世界战局的重心。”按蒋介石所说，欧洲战争是中日战争引起的，中日战争是世界战局的重心。中日战争的战略地位在欧洲战争之上。
1939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现在欧战既起，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我们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的基础。”“我们今天只有一心一意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中国更必然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我所说抗战到底的真意，也就是如此。”①蒋介石在这里表述了他的政略战略思想，即中国抗日战争与欧洲战争“同时并进”，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中国持久抗战就是要等待这种“自然机运”的到来。“因此，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②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第九次中央全会开幕词中说：“敌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片。”1942年10月22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开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词说：1941年12月8日敌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我国接着就对日寇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从此我国就与世界上拥护和平正义的盟邦，并肩作战；我从前所预测的中日战争必将与世界战争联结起来，也于此实现。这一年来内外局势的变迁，就以这一件大事为契机而发展”。“世界上所有欧亚美非各战场，完全是利害成败绝对一致”。蒋介石国民党对太平洋战争极为重视。蒋把这个战争的爆发看作他的预见的实现，他的战略政略的成功。按他所说，欧亚美非各战场的利害成败是“绝对一致”的。
上述蒋介石的政略战略思想成为国民党人士关于抗日战争的重要观点和结论。何应钦论述说：“由于领袖坚持‘抗战到底’，不为日本诱和谋略①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台湾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第577、578页。
②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同上，第425、426页。
所动，日本乃进军越南，企图彻底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迫使中国屈服。中国改由滇缅公路输入军用物资，仍未屈服。而日本却因进军越南，引起美国禁止石油输往日本，遭到经济制裁。日本如无石油供应，则其凡需石油作动力之生产与战争工具，皆将成为废铁，必然丧失持续作战能力。日、美谈判，日本拒绝自中国撤兵，不愿放弃在华夺得之利益，必须继续对华作战。而继续作战非有石油供应不可，因此决心夺取南洋战略资源。日本为谋‘南进’战略翼侧安全，须先击灭美国太平洋舰队。故于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八日，奇袭珍珠港，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从此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由孤军奋斗，演为联合盟邦，共同击败日本，获得最后胜利。”①根据上面的材料，蒋介石等论述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中国抗日战争引起的，是蒋介石坚持“抗战到底”战略方针的结果。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战局的重心”，其战略地位比欧洲战场更为重要。第三，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结为一体，在战争中中国的利害成败与其他对德、日、意作战国家的利害成败“绝对一致”。第四，“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持久抗战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以上四点，第一、二两点是过分夸大的。第三、四两点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中日战争中，蒋介石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坚持持久抗战以等待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之解决而解决的“自然机运”。他对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论述，往往是从他的战略政略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因此他的论点有的是不正确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和之后，蒋介石一直企望美、英、苏干涉、抑制日本侵略，以致把他们（或其一）拉入战争。因此蒋介石等人把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看成蒋的战略政略的成功，是有其理由的。而这一点与抗战时期蒋集团的命运的关系是巨大的。①何应钦：《抗日御侮·序》，见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一卷序言部分，台湾1978年4月版，第6、7页。
第二节中国**世界战略的变化再说中国**。
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三次大战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世界前途的看法，对世界战略的看法，对国际统一战线如何执行等等，同时也间接影响到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曾有过曲折的复杂的变化过程。
1935年8月1日，中国**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号召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同时，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是国共合作破裂后第一次作这样的表示。
1937年7月23日，**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抗日救国的协定。”这是号召国民政府去做的，但也表示了**对英美等国的态度。1938年2月，**在与美国合众社记者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①因为这些话是通过美国记者对美国人讲的，所以争取美国援助的语气更恳切一些。
但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在争取英美政府援助中国抗战并与之联合的政策上，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大的保留。我们在下面加以分析：从客观方面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英美对华实际援助不多，而张伯伦又执行对德日妥协的政策。国际上曾有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的酝酿，所以**特别警惕英美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这是**不看重外援的客观原因。从主观方面说有三个原因：第一，**有一条根本原则，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它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胜利信心的表现。第二，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估计和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具体内容后面再谈。第三，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指的是那些国家的人民；但人民是无权的，制定政策的人是那些国家的统治者。
以上的分析，可以在**的话中得到证明。他在《论新阶段》中说：“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①**：《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到东方，为了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①从这些可以看出**对英美法政策的内涵及限度。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年春），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断定并预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垂死”阶段，世界面临“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的思想和战略被定为共产国际的指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共产国际又一次判断并预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当前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9月10日**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意是：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中国**赞成这个方针。
1939年9月14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1）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一群疯狗打架”，完全应该反对。（2）欧洲战争爆发之前，世界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后者中包括“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战争爆发之后，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划分已不适用了。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了两大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应把战争的双方“看成一样的强盗”。（3）现在无产阶级和**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总之，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用①**：《论新阶段》，《**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640页。
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4）对世界前途的估计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的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但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与中国现实是矛盾的。当时的中国是：中日两国正在打仗。日本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还没有力量把它赶跑。在这个时候，英国对与日本结为同盟的德国作战，美国支持英国对德作战，并有限地援助中国，对中国抗日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非常明白，当然是有利的。当**、**似乎是非常肯定地阐述共产国际战略的正确性时，又不能抹掉上述事实。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了**对英美政策的矛盾性。1940年12月25日，**在他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说：“虽然**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①**说要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建立**的政策。在这里可以看出，**对英美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是不合的。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打乱了帝国主义反革命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而乘机推翻整个儿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被现实否定了。共产国际和**的战略策略不得不作重大修改。
德国攻苏后，**很快作出反应。1941年7月7日，**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声明“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紧接着在1941年7月14日**中央政治情报中更具体地说：“在目前条件下，不论在英、美，在奥、捷、波、法、比、荷、丹、挪、南、希，或在其他国家如瑞典、瑞士、土耳其、伊朗及中南美各国，那里**的国内任务，均是动员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和我们中国一样，不分阶级党派，为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各国**对于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或国际统一战线，其唯一标准就是：凡是帮助毁灭法西斯军事政治机构和有利于苏联打胜仗的人们和行动都是好的、正确的，应该联合的。凡属妨害达到这个目的的人们和行动，则都是坏的，不正确的，应该反对的。”由此可见，**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和苏德战争爆发以前是根本不同了。
①**：《论政策》，《**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央对党内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对外发表《中国**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这两个文件中，**的国际统一战线又有了进一步的重大变化，要点如下：（1）对战争的性质作了规定。文件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2）在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阐述了许多新观点、新策略、新精神。文件说：“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又说：“中国人民与中国**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这些是**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在抗战时期的重大发展。
至此，**与英美政府正式结成了统一战线，**的抗战真正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并结为一体。在这一点上，**的国际战略与国民党的政略战略归于一致。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成，是**走出中国的范围和共产国际的圈子，面向世界的开始。**的这种战略在抗战后期有些变化，但基本上未变。
第十三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两党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消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被彻底打倒，是在1949年。但这个胜利的基础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奠定的。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被推翻，是在1949年，但它走上下坡路则是从抗战中期开始的。所谓国民党走下坡路，第一是从政治上着眼的，第二是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力量对比而言的。如果从军事力量上着眼则是一直上升的（解放战争后期除外）。它的统治地区在抗战结束后也比抗战期间扩大。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最后覆灭。所以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和中国国民党两党所代表的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
第一节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作为中国中央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1927年4月开始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打败冯阎两集团以后，在国民党各派军阀中和各派政治势力中，占了明显的优势。正当蒋介石踌躇满志，高喊消灭两广军阀和“扑灭赤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领土和蒋介石集团实行“不抵抗主义”义愤填膺。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浪潮。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国民党统治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蒋介石又一次被迫下台。蒋重新上台以后，为了稳定国民党反动统治，立即确定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根本政策。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退让、对内**独裁，他除了得到本集团的人和以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政界知识界人士拥护以外，真心拥蒋的人是不多的。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使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破产，蒋被迫接受并实现了人民的部分要求。从此中国人民开始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人也表明态度说：“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自当给他以赞助。”①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以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积极抗战的态度，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召集国民参政会。这些虽然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但毕竟是国民党一种进步的表现。这时一些党派和政治活动人物，普遍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形成了一面倒的舆论。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战初期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主张；就是“加强政府中枢”。这就是加强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1937年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动解散，以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致书蒋介石，或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因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而被捕入狱的章乃器，刚一出狱就于1937年9月发表文章，反对“标新立异”，要人们“信仰舵师”，“信托”政府，一致听从蒋介石①。抗战前因进行抗日活动而一度被捕的张申府，在抗战开始后说：“我常说，蒋先生只要发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庆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②以上这些不是个别①**：《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①章乃器：《少号召，多建议》，《申报》1937年9月1日。
②张申府：《目前的根本要务》，济南《实报》1937年10月11日。
人的表现，而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这些反映了蒋介石政治地位的提高。
在论到全国一致拥护国民党蒋介石抗战的时候，必须考察**的态度。1937年9月22日，**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宣言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次日，蒋介石发表了谈话。他以政府的名义“接纳”**，“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公开承认了**的合法地位，实现了两党特殊形式的合作。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央致电大会，建议发布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这些建议表达了**对加强国共团结、加强全民族团结的愿望。1938年11月《**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再次声明“建立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并表示“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
总之，根据事实来考察，当蒋介石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行比较积极的抗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和蒋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威望确实是大大提高了。这种地位和威望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达到了最高峰。蒋介石从他叛变革命以后，南京政府从它建立以后，这时是最受人民拥护的时期。人民的是非判断是清楚的，历史的潮流是不可违抗的。
但是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大体上从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国民党政府和蒋本人的政治地位和人民对他们的某种好感就开始下降了。**曾指出过这种事实：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当时全国人民，我们**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秘密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等。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挑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同**的武装冲突。在制造**磨擦事件同时，国民党于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玩弄了一次宪政骗局。国民党的假宪政曾引起某些进步民主人士的巨大希望，但结果是国民党在他们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希望变成了失望。
1940年底到1941年初，国民党又制造了“皖南事变”。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的政治的**反人民活动。从此国共关系大大恶化。抗战前途蒙罩了浓厚的阴影。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当时的进步人士揭露说：“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势。即以中外观瞻所系的陪都重庆而言，就有许多无辜而告‘失踪’的①**：《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青年被送入‘防空洞’。而且不仅知识青年的自由安全毫无保障，甚至年高望重为中外人士所敬佩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也因暴露发国难财者的罪恶，坚持‘有钱出钱’的战时经济政策，而被‘遣送前方考察经济’。马先生的下落迄今音讯杳然。”①这里揭露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事实。国民党越是反动就越是失掉人民的拥护。
在皖南事变之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成立。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种表现。前面说过，抗战开始后，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为了团结而解散了自己的组织。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十分紧张，抗日阵营出现了巨大危机。这时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等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他们要“不畏强梁，挺起身来，代表民众说话，并见出真是无所偏倚的精神”①。这种立场和态度和“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的立场和态度是大大不同了。这表现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政治倾向。
**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这样的估计：“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②“这次****的打退，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将产生严重的意义。它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③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蒋介石政治地位开始上升的关键，那么皖南事变就是他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的关键。
1941年以后，国统区的经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开始陷入困境，1943年以后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却大大加强，这就使人民对国民党统治更加不满。这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太平洋战争也胜利进展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国民党政治上军事上的**到了人民不能忍受的程度。不久以后，抗日战争胜利和国民党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很短时间内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但很快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又把全国人民拖入黑暗和苦难之中。
没有多久南京国民党政府就被中国人民推翻了。
以上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力量变化的过程。
①韬奋、茅盾、金仲华等九人：《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大众生活》（香港版）第4期，1941年6月8日出版。
①梁漱溟：《中国民主同盟述略》。
②**：《打退第二次****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页。
③《中央1941年3月政治情报》，1941年3月22日。
第二节**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有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只有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党的力量、人民革命力量才能得到发展。它不是离开国家的民族的历史任务，而是满腔热诚地去完成这个任务。任何避开或偏离革命中心任务去谋求革命力量发展的意图，都是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完满体现，因而**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央就“号召全党同志发扬过去15年来英勇无比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每一个同志应该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②中国**投入民族解放战争，党员作为革命先锋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了，人民革命力量壮大起来了。
抗战开始的时候，**有党员4万，军队有4万多人，根据地人口150多万。到1940年党员发展到80万，军队近50万人，根据地人口约1万万，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中间虽然经过挫折，但到抗战结束时，有党员120万，军队120万，民兵200多万，建立了19个解放区，人口12000余万。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这时国共两党掌握的军事力量，在绝对数量上，解放军不如国民党军多，并且相差还很大；但相对来说，同抗战以前相比，两军的差距是大大缩小了。在政治威望方面，**大大上升，国民党大大下降，这虽然不能具体地比较，但事实是确实存在的。
综合以上所述，从国民党和**两方面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共两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消长的关键。
①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年4月15日。
②**：《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第十四章世界战局的根本转变和各党派对建国主张的阐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3年，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从此德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苏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943年7月，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十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德意同盟，向德国宣战。同一期间被德国占领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了很大发展。在太平洋战场，1942年6月日军和美军进行了中途岛海战，日军遭到惨败。中途岛之战成为太平洋战场战略转折的开始。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美军和日军进行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日军战败退出瓜岛。从此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由攻势转为守势，美军由守势转为攻势。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1943年6月起，美军先后从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向日军展开反攻，日军节节败退。总之，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年。至此世界法西斯集团必败，反法西斯集团必胜的形势基本上确定了。当世界战局已经明朗化的时候，在中国战场上，日本的军事实力还是强大的，打败他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胜利是肯定的。在这种时候，中国的各党派都从两方面观察中国的形势，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和目标：一方面要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都为自己在战后中国政局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做准备。战后中国的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过去各党派虽不断有所阐述，而这时需要更加详明地说明自己的总体构想和各项方针政策，扩大宣传，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以便那时按自己党派的意图左右政局，实现自己的主张。抗战后期各党派对建国问题的阐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第一节民主党派的建国主张中国的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及时地观察到了上述变化。1943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其中说：“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余年和战争的初期，有些人因为被轴心国表面上短期的军势声势和军事胜利所震撼摇惑，遂认为民主政治，已届没落的时期，以为独裁政治，行将成为今后世界政治演进的一种合理新形态，于是相率效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张甚一时。年来保障人类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声势日振，正义日张，民主政治乃为世界各国所重新认识，加强重视，均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战争，也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和奴役压迫侵略的战争。近年在意大利创行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始祖墨索里尼，迫于大势，骤然坍台，其所领导的法西斯党，也就随之解散，而意大利终于向同盟国投降一般人均认为墨索里尼之坍台，所影响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性，将较其影响于欧洲战事者为多，从此独裁政治将日趋于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唯一极则。”民盟重要领导之一张申府在1943年10月写的《民主原则》中也说：“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所表示。”《大公报》1944年9月日社评《**问题之公开与民主统一的进步》说：“民主是世界的大潮流。”以上是政界和舆论界对世界形势和民主潮流的普遍看法。
世界的政治形势如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怎样呢？张申府在《民主原则》中说：“说到中国，民主几乎已成了今日的万应丹。在这个由世界的大势以至国内的大势所趋之下，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定，而完全无可怀疑了。”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说：“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已经超过了理论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并且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我们在这里要正式警告国人：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我们在战后所得的将不是民主，而是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且十倍百倍于今天！”以上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看法。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希望之所在。
根据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和认识，他们提出了对抗战后期的主张。昆明的宪政研究会于1944年5月发表的《我们在实施宪政以前的要求》中说：“经过七年抗战，今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了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的生命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中国国民今日的要求，是立即实现民主，不是预备立宪，更不是一纸空头支票的宪草。今日的宪草不是将来宪政的保证，将来的宪政未必是真正民主的保证，一分行动比十分言词更为重要。”1944年9月19日，民盟总部制定了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六个方面提出了民盟的建国原则和具体主张，其中有：“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制，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国家实行普选制度。”“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全国经济之发展，由国家制一统一计划，由公私两方分别实现之。”“军队属于国家。”“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应保障学术研究之绝对自由。”“建立公医制度，担负人民医药及休养之供应。”如此等等。
同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五条三十五款。五条是：（1）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2）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3）确立亲睦之外交政策，加强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并把握当前之胜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4）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与政策，以期对内对外树立政府与国家之信誉，并奠定和平建设之坚实基础。（5）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发展，并迅速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三十五款之主要内容有：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法会议，制颁宪法；在宪法颁布前，付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市参议会之职权。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促进中苏邦交，以期实现英美苏中四国之团结。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自由。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实现上述主张，根据中国的政治环境，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包括了国共两党以外的中国主要的政党和政治派别，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到了抗战后期，组成第三个大政党的要求更迫切了。罗隆基为此发表了专门的文章。他说：“假使中国要走上真民主的轨道，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第三个大政党。”“以当前中国实际的情况来说，假使没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第三大政党产生，中国希望走上真民主的轨道，前途的确有许多困难。”他认为国民党和**都拥有武力，这个既成事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中国要实现民主，必须“大家放下武力”。“在一个国家政党可以保持武力，这国家就绝对不会有真民主”。所以“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打破两党拥有武力对峙的局面”。“在今后的中国，应该用一切的代价，以防止内战”。中国要防止内战，“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这是第三个大政党的巨大作用之一。它的第二个作用是“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这政党以实现民主为他的唯一目标”。罗隆基最后总结说：“依据现实谈政治，我坚信只有产生第三个有力的政党，国家目前许多困难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①综观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些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在国共两党之外组织中国第三个大政党以左右中国政局，废止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国家。他们的具体主张是围绕这一目的的。这些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他们并未肯定，也不一定能作出肯定的估计。除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外的建国主张，其实际意义还在战后。
①罗隆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民主周刊》（昆明）第1卷第期，1945年4月9日。第二节**的建国主张中国**向来十分重视世界和中国的战局与政局，并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942年末《群众》的一篇社论中说：“1942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是中国抗战各方面困难日增的一年。现1942年已经终了，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尚未完全成为过去，尤其是中国抗战的困难且在继续有加，然胜利已经在望我们确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管来年仍有艰苦的时日，中国抗战尽管来年困难更多更大，而其惊涛险浪，其烟雾迷蒙，则将随1942年而具逝。1943年的来到，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一个簇新的年头的来到。随着对整个民主阵线有决定作用亦即对全人类命运有决定作用的斯大林城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德必败苏必胜的前途，轴心国家必败民主国家必胜的前途，法西斯帝必败民主制度必胜利的前途，已经不是理论上的而是事实上的了。”①这里明确指出了世界形势的变化。
到了1943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败的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了。《中国**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明确地说：“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六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民主党派和中国**都有此看法，但对民主的性质的理解却有不同，抗战七周年时，《群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文章指出：“这七年中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形势起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民主主义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民主势力粉碎了法西斯势力。法西斯主义及其流派将从世界每一个角落完全被彻底肃清，全世界将形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家庭。’而这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又决不是一座古庙，而是一所新屋。在那里，孙中山先生所指摘的政权为资产阶级所专有的旧型的民主主义的成分并不占支配的地位；中山先生所理想的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各革命阶层联合执政的新型的民主①《群众》社论《送1942年寄读者》，《群众》第7卷第24期，1942年12月30日出版。②《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主义的成分是日益成长、发展，而成为它的中心了。”文章叙述了在法国、南斯拉夫、希腊、波兰、捷克等国，新的民主主义势力正在发展，并说“这样的新的民主主义势力的普遍而有力的发展，就保证了战后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民主主义的世界”。谈到中国，文章说：“法西斯主义就要被肃清，法西斯势力就要被粉碎，我们就要生活在自由、和平、繁荣、幸福的‘民主国家的大家庭’中了。这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坚决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收获，也是我们艰苦抗战的收获。但是，今天，法西斯主义的恶势力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民主阵营中的一些保守势力也在固守残垒，新的中国新的世界的建造，还需要我们作最大的努力。”①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了世界和中国民主发展的趋势，也指出了**所主张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民主主义在性质上的不同。
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这次战役，国民党的兵力，国统区的经济、文化设施，中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当日军追击国民党军队到贵州独山时，重庆为之震动。国民党的大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降到了抗战时期的最低点，国统区人民改变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空前高涨。中国**因势利导，向国民党向全国人民明确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国**在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这个提议未能在会上郑重讨论。
1944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时，周恩来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讲演。他说：“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中国**把“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昭告于全国人民。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向大会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从这个报告的题目和它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可知，联合政府问题对全国和**的重要性。这个报告和大会的开幕闭幕词对有关联合政府的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都做了阐述，它们是：1.两种国家命运的抉择和中国人民的任务。
①香丁：《新的世界，新的中国——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群众》第9卷第13期，1944年7月15日出版。
**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有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这样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摆在中国**的面前。
既然这样，中国**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总任务，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2.中国**关于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
中国**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也不应该是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现阶段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中国需要建立的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或政权形态。
在经济上，中国**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土地问题上，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主张“节制资本”。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国家，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文化上，中国**主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这就是中国**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
3.中国**关于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
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有以下这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权力；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取缔官僚资本；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等等。
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贯的主张。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可能性日益增大的时候，**提出了关于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新中国的原则问题和具体政策，至此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完备了。以后，中国**就依据这样的原则和政策行动，为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历史进入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益临近了。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日寇虽未被打垮，但它的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以后，中日矛盾就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抗战胜利之前，已经做了比较明确的表述。《解放日报》社论说：“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快要诞生了。当此民族抗战进入第九年时，中国人民正以不胜不休的坚强意志，必胜必成的胜利信心，继续八年来的英勇奋斗，以求这个崭新的局面完全实现。”但是建立新中国的道路上还有重大的困难和阻碍。建立新中国最大的困难与阻碍在中国内部，“这便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寡头**统治及其消极抗战摧残人民的政策。这一集团的统治与政策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彻底打败日本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障碍。”八年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国存在着两条抗日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与中国人民觉醒与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不克服第一条路线和不采用第二条路线抗战就不能胜利，建国就不能成功。中国人民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认识了这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反人民集团的一党专政，废除它的失败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路线；一致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要求实行积极抗战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但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却至今深闭固拒，压制人民的要求，坚持**独裁，坚持反动祸国政策，拒绝联合政府，拒绝作任何民主改革。且更进一步玩弄名词以淆观听，挟外人以压迫同胞。口头上玩弄‘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欺骗，实际上积极勾引国际间的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准备大规模的内战。不废止这个反人民的专政，不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改革，则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人民在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民主的新中国的斗争，应当再接再厉，为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而斗争”①。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国内阶级矛盾取代中日矛盾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形势日益明显，成立联合政府的斗争①《解放日报》社论《纪念抗战八周年》，《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即将成为现实的斗争。
第三节国民党的建国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性变化，国民党人也看得很清楚，他们也在根据这种变化考虑安排抗战结束后的事情。他们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保持和巩固买办地主的反人民**的政权。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最近抗战的局势，尤其是太平洋形势的演进，我可以断言，我们最后胜利的时期，快则就在这一年之内，迟则或要在一年以后。”“我们要在此时期格外勤劳奋勉，一面加强抗战力量，一面积极准备建国的工作，这是此次全会最重要的任务。”又说：“由于这六年来全**民同志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民族生命的危机确已渡过，国家基础亦已稳定。当然，我们以后要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还需要经过更大的牺牲和努力，然而我们现在已经临到胜利的前夕了，所以各位同志在这次全会期中，特别要集中心力于建国的问题，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将来抗战结束之后，立刻可以付诸实施。”“这一次全会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特别注重于建国的问题。”所谓建国主要是干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先确立我们的政治建设，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①为此，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凡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因背叛国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加紧推行地方自治，确立宪政基础。国民党的所谓实施宪政，就是召开由它控制的国民大会，制定一个宪法。关于将来国家政权的性质，他不想做任何改变。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改变了在抗战结束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主意，于1945年元旦提出“将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的意见。他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①国民党关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施行宪政，还政于民一套作法的真实意图，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演说中作了表述。他说：“**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而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①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第十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词，1943年9月6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827、828页。①《蒋主席勖勉全**民》，1945年1月1日。见《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
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相容的局面。”“国民政府如将一切政权或责任交给于各党各派，则中央政权势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乱，而陷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国便无一个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所以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中国国民党已负起了伟大艰难领导全国的责任，所谓还政于民，就是交付这样巨大的责任于全体人民。故必须经过国民大会的一个机构，始可有所诿付”②。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布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所谓召开国民大会、施行宪政、还政于民这一套作法的用意，是在抵制中国**和民主党派主张的联合政府，从而保住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在当时特别是战后，抵制联合政府、巩固一党独裁，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不是偶然碰在一起的。这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的一种表现。
国民党这次大会的中心问题，就是决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联合政府。
它做出“还政于民”的姿态，决定在1945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并由这个大会通过一部宪法。国民大会的代表，是国民党在1936年由一党包办产生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以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为根据的。国民大会的职权及其他有关问题，都得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在训政时期对于保育民国的一片耿耿精诚，在还政于民之后，决不是弃置而不顾。本党已往所以忍辱负重，为国民尽忠，为国家负责者，原所以防止野心家假借民主名义，僭窃民权，便利私图，陷国事于紊乱无主的状态。”又说：“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①这是表示国民党统治集团决不肯放弃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垄断。
在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①等。国民党的纲领里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富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速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并②《蒋主席于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1945年3月1日。《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
①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1945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905页。①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执行涨价归公。”国民党所说的“公有”就是买办封建法西斯国家所有。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限制地主剥削的征收累进税和土地涨价归公的办法，虽然一说再说，但从来没有实行过。国民党的政纲规定“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这种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国民党也是不知说过多少次，但从来没有准备施行。
国民党政纲里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原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这是规定要发展官僚垄断资本，限制或吞并民族资本。国民党还规定它的政府要“节制”“一切剥削行为”。这种规定的用意在于压迫民族资本家，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国营”经济。因为按国民党的说法，“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没有剥削的。国民党又规定“以资金汇兑之便利，水陆运输之协助，机器材料之分配”等办法，“扶助民营企业”。官僚垄断资本正是利用它在金融、运输、物资掌握各方面的特权，卡住民营企业的脖子，以至把那些企业据为己有。
大会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中，说要进行经济建设，并说要为此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等。国民党的经济建设主要是扩大国家垄断资本和大官僚大买办的私人资本。国民党政府反对改革土地制度，侵吞民族工商业，扩大官僚买办资本，是和发展经济背道而驰的。
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为战后做准备的。这次大会所制定的国民党的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坚持法西斯独裁，二是在经济上扩大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这是国民党过去的既定方针的继续，它还想把这种方针坚持到将来。
第十五章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3年，墨索里尼的垮台标志着世界法西斯势力走上了下坡路。此后世界战局朝着更有利于盟国、更不利于法西斯国家的形势发展。
1944年6月6日，美英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从此德国在欧洲西部战场节节败退。
1944年6月23日，冲绳战役结束。盟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就是日本本土。
1945年5月4日，苏军占领德国首都柏林；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欧洲战争结束。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消灭的目标只有法西斯日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就存在着欧洲战场（包括北非战场）和东亚西南太平洋战场。东西两个战场哪个更重要？盟国举行战略反攻的话是先打败德国还是先打败日本？在中国一直有不同意见。蒋介石一派主张“先亚后欧”，美英苏则主张“先欧后亚”。**同意后一种意见。后者一直占据上风，并得到了实现。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杜鲁门、丘吉尔（7月28日后为艾德礼）、斯大林在柏林近郊举行了波茨坦会议。7月26日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中有关对日作战的主要条文有：“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波茨坦公告》申明了中美英苏消灭日本法西斯的一致意见。
波茨坦会议后，马上进入了盟国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很快歼灭了日本关东军。8月9日，美军在日本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使日本朝野十分震惊。苏联对日宣战以后，解放区军民展开对日大反攻，很快收复了大片国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国内外军队立即终止战斗。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正式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9月3日被中国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代表何应钦，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签字后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1945年8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为抗战结束发表谈话，其中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邦投降，真是天大的喜事。残酷的世界大战结束了。从此以后，整个世界是进入了另一大时代中了。尤其中国，每一个人民得着这个喜讯，更有着逾越恒情以外的欢欣。在中国，更是进入了另一个大的时代了。”“我们感到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
1945年9月5日，中国**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我中华民族的损失和耻辱，实在是书不胜书。现在这个万恶的敌人，已被中苏美英的联合力量所打倒了。中华民族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已被消除。半世纪来，我中国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的热烈庆祝。”“经过八年的战争，全中国创痍满目，百废待兴，全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团结与民主，以便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纛下，万众一心，迈步前进，扫除一切障碍，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地结束了。新的前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但中国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人在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对前途抱着美好希望的情况下，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多种未知数的情况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里只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上看一看它的重要地位。
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反帝斗争史上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诸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人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进行了许多次的斗争，但都失败了。而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由于中国人民打倒了侵略中国最凶的日本帝国主义，也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为修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消除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胜利的斗争。所以它成为中国反帝斗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
第二，抗日战争为全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了条件，推进了民主革命进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清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是这个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来说，两大任务的完成是同时并举的；但在某一个小的历史阶段，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在时间上步骤上是可以分开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反帝任务，这就大大削弱了反革命阵营的力量，为消灭封建势力完成全部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从而大大推动了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缩短了民主革命的进程。
第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近百年来，中国在受尽列强侵略势力欺凌、处于极端贫困落后境地的时候，也一直酝酿着民族复兴的潮流。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立国几千年，有恢宏的立国规模，有广大的版图，有世界各国中最多的人口，有古代世界上十分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繁荣的文化的国家。只是在近代，中国才衰败了，受人欺侮了，贫穷落后了。但是古代中国的辉煌业绩，记录在中国历史上，保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中国人视为荣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代的中国虽然落后了，衰弱了，但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它进入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一直是中国人奋斗的目标。这是中国存在复兴问题的根本原因。
但是只有上面的根本原因还不够，中国要真正复兴，还必须有实现复兴的机运。抗日战争就是这样的机运。中国有句古话：“多难兴邦。”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振兴的机会，当时就有人说：“一个国家可因战争而灭亡，但也可因战争而复兴。中国的兵家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无敌国外患的国家，因为缺少刺激，不求进步，故最易灭亡。反之，一个有敌国外患的国家，因为有不断的刺激，不断的进步，倒反易复兴。”①又有人说：“我国民族，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已受了百年镣铐的痛苦生活，现在正是一个回复到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在这个时期中，我们虽不免受到一点痛苦，但在整个民族看来，这正是一个幸运的时期。”①正是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复兴问题闪耀在中国人眼前，显现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既有深厚的复兴底蕴，又有众多的抵制复兴的消极因素。中国要复兴必须具备多种条件，进行长期的努力。抗日战争及其胜利为中国复兴创造了某些条件，但要真正实现复兴，还必须具备其他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中国还缺少那些条件。因此，抗战的胜利结果并未直接带来中国的复兴，而是为复兴的实现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前提。①罗家伦：《建国在作战的时候·代序》，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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