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包括“资由公给、田由公授、耕者有田、工者有器”。
旬公开联合冯玉祥，极力拥护段祺瑞重新上台。为阻止湖北、河南的直系援军北上，阎派兵占领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交通，解除北上增援的直系军队武装。但冯玉祥国民军势力的迅速发展，对阎锡山统治山西和向外扩张都造成严重的威胁。于是，阎又采取联合奉、直讨冯的方针，派兵配合奉、直在晋北进攻国民军。通过这次战争，阎不仅夺取了绥远特别区，扩大了地盘，而且收编了部分国民军，军事实力也大为增强。1926年秋至1927年春，阎进行第三次扩军，将晋军改称“晋绥军”，自任总司令，并将步兵扩编为17个师。至此，阎的兵力已增至13万余人。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在望，他于1927年6月3日通电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改挂青天白日旗，服从三民主义。随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公开表示**，积极执行“清党”政策，成立自新院，专门管教所谓“政治犯”，迫害进步人士，致使山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1928年2月，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北上参加对奉系军阀的战争。6月，阎军攻占京、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并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控制了晋、冀、察、绥4个省区及平津两大城市。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阎锡山为行政院内政部长。
国民党军队驱逐奉军出关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异己部队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激起各派新军阀特别是阎锡山的不满。1929年，唐生智联阎反蒋，阎先是同意，后又改变主意拥蒋反唐。1930年1月，他亲赴郑州自任讨唐总司令，蒋委任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又怕阎乘机扩大实力和地盘，遂授意韩复榘在郑州秘密捉阎。阎得知后，仓皇逃回太原。
以后，阎继续扩军，兵力达20多万，并以讨论“国是”为名，表示反对蒋介石。一时，国民党内反蒋各派麇集太原，组成反蒋联合战线。1930年4月1日，阎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联名通电反蒋。南京“国民政府”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本兼各职，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蒋介石调集大军讨伐“叛军”。这样，以阎为首的中原倒蒋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进行期间，8月7日，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发表宣言，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主席。9月9日，阎宣布就职。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拥蒋，出兵山海关，阎、冯军败退。阎遂宣布下野，随后逃居大连，托庇于日本，但仍通过其亲信，遥控山西的军政大权。
1931年8月5日，阎潜回山西。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阎出于对蒋介石政府的忌恨，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并勒令解散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派兵逮捕党部负责人。1932年3月，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的军政。蒋为了争取阎，恢复了其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蒋、阎重新合流，阎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阎重新掌权后，继续集中力量发展本省的经济建设，积极扩充山西的实力。制订《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将各项工矿企业统归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另外，他还修建同蒲铁路（窄轨），整顿山西银行，成立山西实物准备库和山西营业公社。为了发展官营资本，他拒绝给私营工业提供贷款；为了发展本地工业，又成立土货商场，抵制外货，成立“经济统制处”垄断全省经济。由于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使山西的工业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众运动，特别是**力量的发展，阎提出“以组织对组织”的口号。他指使亲信建立了“建设救国会”、“文山读书会”、“民众监政会”、“植社”等社会团体，企图以这些组织来对付**和民主力量。他从马列主义学说中窃取某些词句，杜撰成所谓的“物劳主张”，出版了《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吹嘘其主张是超越马列、胜于孙中山的。1935年又成立“主张公道团”，自任总团长。各县则设立“防共保卫团”。他亲自编写《防共应先知共》、《**的错误》等反动书籍，强迫人民唱《防共歌》，以实现他“思想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的目的。1936年，又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进窥绥东，为维护其政治地位和官僚资产，他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又担忧**力量久留山西，妨碍自己的手脚，1935年冬，拒绝红军通过山西开赴抗日前线的要求。
1936年6月，又将所谓的社会团体合并为“自强救国同志会”，自任会长。当时在阎面前有三种力量：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山西；**要一致抗日；蒋介石要吃掉他。阎遂采取抗日和日、联共**、拥蒋拒蒋的两面策略，周旋于三种力量之间。后迫于日寇进逼，在**的积极争取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1936年9月18日，他支持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后邀**员薄一波回省参与“牺盟会”的领导。随后，他主持绥远抗战，在傅作义等将士的努力下，取得了红格尔图保卫战的胜利，收复了百灵庙，给日伪军以有力的回击。接着，他掀起了广泛的援绥运动，振奋了晋军的抗战意志。
七七事变后，阎与**在一省之内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日，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国民政府任命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在阎的同意下，“牺盟会”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一个工卫旅、三个政卫旅，另外还组建了暂一师，统称新军。
日军占领北平后，于1937年9月中旬侵入山西境内，阎赴代县太和岭口指挥作战。平型关战役后，为阻止日军南下，阎组织忻口会战。此战中**队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后日军从娘子关入晋，阎军腹背受敌，放弃忻口，令傅作义退守太原。11月8日，太原沦陷。由于阎和**实行了进一步的合作，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抗战，他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
1937年11月24日，阎锡山退守临汾，在丧师失地的情况下，他的抗日信心有所动摇。军队溃不成军，原有组织名存实亡。为了继续控制战区，1938年2月日他在襄陵县温泉村成立新的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在丧失抗战信心的同时，他又对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心怀疑惧。在日军的政治诱降下，阎逐步采取“避日、**、拥蒋”的路线，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①，把矛头集中指向八路军、牺盟会和决死队。接着，解散了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恢复国民党在山西的公开活动。1939年12月初，阎破坏统一战线，充当**的急先锋，宣布决死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挑起山西新军与旧军的冲突，并下令进攻在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制造了**的十二月事变。这是阎锡山改变“拥蒋、联共、抗日”路线为“避日、**、拥蒋”路线的转折点。1940年7月，阎与**代表谈判，答应不再进攻新军，双方确定在同蒲路以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晋西南为旧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新军和八路军活动区域。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控制着晋西南的十几个县。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在“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思想指导下，为保全自身，公然与日勾搭，于1940夏，在吉县克难坡与日本特务大矢晤商，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同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双方达成日军为阎军装备30个团的协议。1941年3月，阎又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双方口头协议“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①；离（石）军（渡）公路以北之“防御进剿”由日军负责，以南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
在加强对山西军事、政治控制的同时，他也加强了对各级干部的控制。
1941年，在吉县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后改称“洪炉训练”，对手下各级干部进行严格的集训，灌输**思想，统一内部认识，以配合他的对日妥协活动。
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指使赵承绶在汾阳城内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阎取消敌对行动，共同防共；阎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装备等。10月，双方进一步达成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发现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有利，加之，与日勾搭本属互相利用关系，于是妥协活动有所收敛。但日军却急于要求阎履行《汾阳协定》。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等人在吉县安平村谈判，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答应任何条件。后日本对阎施加各种压力，逼其就范，阎一直采取拖延对策。期间，阎锡山虽然口头上对外声称要防御日军的进攻，但实际上仍与日军保持了有间隙的联系。
1943年，偏安晋西南的阎锡山为解决粮食和兵源问题，在其统治区内推行“兵农合一”政策。他将17岁到45岁的役龄壮丁，每3人编成一个互助兵农小组，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两人各领一份“份地”耕种。当时，阎统区完整县仅7个，但阎利用这一政策，2年时间内募集常备兵7万多人。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阎锡山打出“开展政权”的旗帜，又加紧与日本勾搭，开始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暗中派遣人员担任伪山西省公署职员和县长等职。1945年他又对日伪县区行政官员按现职发给委任状，保证将来不以汉奸论处。日本宣布投降后，阎锡山派赵承绶火速赶往太原与日军商谈“接收太原”问题。1945年8月17日，赵承绶与日达成协议：日军听①也叫秋林会议。
①赵承绶：《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寇的活动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218页。候阎锡山接收；八路军如攻太原，日阎双方共同阻击。
8月30日，阎锡山回到太原。他委任一批汉奸为高级顾问，改编伪军4万人为省防军，实行所谓“残留运动”，改编留用日俘3千人，积极准备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派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向上党解放区进犯，结果被歼3万余人，史泽波被生俘。1946年上半年，阎锡山又多方阻挠和破坏各地的军调小组的调处活动，反对和平，穷兵黩武，在太原、大同、临汾等地修筑钢筋水泥碉堡7千余个。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阎锡山遂向山西各解放区发动疯狂的进攻，但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阎锡山发动的全面进攻彻底失败，阎军只能控制铁路两侧的少数县市。此时，他继续推行其敲骨吸髓的“兵农合一”暴政，大肆抢粮抓兵，又在城市进行编组抽兵，同时加强特务统治。1946年4月，他成立特种警宪指挥处，10月22日，又成立太原绥靖公署谍报参谋训练队。阎锡山在太原和晋中各县组成严密的特务网，任意残害**员和进步人士。在军队中由“政卫组”派遣特务，深入连队进行所谓的“肃伪”。
1947年至1948年，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三自传训”①，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个人中要除掉一个**员或革命群众，把十个人中原有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三自传训”的结果导致杀人极多，从1947年9月至1948年7月晋中各县在一年期间，前后被害的人共达3万之多。阎锡山将解放军遣返释放回的俘虏组成“返干团”和“雪耻奋斗团”，让他们继续为其反动统治卖命。
1948年5至7月，临汾和晋中相继解放，阎锡山为困守太原，在太原城外组织“百里防线”，决心负隅顽抗，9月，下令成立“山西总体战行动委员会”，并亲手制定和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和“十二种方向”，组织“民卫军”，驱赶市民为他卖命。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倡议，阎坚决拒绝，还将密谋起义的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和解放军某部参谋处长晋夫押送南京枪杀。当阎看到大势已去时，遂于1949年3月29日乘机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的38年反动统治结束。
阎锡山逃到南京时，南京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但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仍操诸蒋介石手中。在蒋、李的明争暗斗中，阎锡山表面上以“调处”身份出现，实际上站在蒋介石一边。
4月22日，阎锡山在南京解放前一天，乘飞机逃到上海，26日又从上海飞抵广州。为调和蒋、李矛盾，阎曾二次飞台谒蒋，又两度飞桂见李。5月20日，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李宗仁在推荐居正出任遭到立法院反对后，不得不提名阎锡山出任。6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阎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阎锡山组阁后，立即拟定了《扭转时局方案》、《**救国案》，提出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指令各省成立**救**总司令部，派人潜入解放区组织地下武装。此外还拟定了《加大地方职权案》、《收支适合的临时①“三自”即自清、自卫、自治。
预算案》、《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略》、《改善部队及公务人员待遇案》、《保卫台湾海南岛案》等。
广州解放前，李宗仁下令国民党政府迁渝。11月11日，阎锡山再赴台湾谒蒋，15日返渝，18日在出席重庆各界举行的“庆祝政府迁渝”大会上，他提出“确定以寸土必争为目标”，“走民众路线”，“实行总动员”，“完成总体战”。
12月26日，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阎被迫率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到成都，在成都不及半月，又于12月8日迁至台湾。从此，结束了他在大陆的政治生涯。
阎锡山逃往台湾后，拟定了《保卫台湾海南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提出“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面的战法”，以完成“收复大陆”。但他的妄想没来得及实施，蒋介石就“复职”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后，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免去了阎锡山行政院长职。此后，阎仅保留了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职务。
3月日，阎由台北市繁华的中山北路移往丽水街8号，深居简出，从事人生哲学方面的研究，撰有《人应该怎样》一文。
1950年8月12日，阎由丽水街8号迁往阳明山之菁山居住。这里原是一片废耕的茶园，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阎着人略加开辟，即偕旧部上山，从此开始十年山居生活。他在此建有小组会，文武官员全部参加，由他讲解古代“圣贤”义理。他的讲话以后整理为《菁山草庐讲学录》一书。在菁山初期，他经常下山演讲，一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二是作反攻大陆的精神动员，三是攻击**和**，四是研究传统文化。中、后期主要集中精力从事著述。先后著有《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大同之路》、《中国政治文化与人生》、《道德重整会世界大会提案》、《恢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大同国际宣言草案》、《与慈航法师论道书》、《孔子是个什么家》、《三百年的中国》等。
阎锡山到台湾后，先后患有多种疾病，1960年5月22日病死，终年78岁。
第二十四章邓演达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先世务农，父亲邓镜仁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后任中学教员。邓演达青少年时期度过10年军校生活。他于190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由于聪颖好学，志向远大，很快受到担任该校学长的革命党人邓铿（仲元）（1886—1922）的重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武昌首义后，邓演达曾入伍随军北伐，1912年返回广东，被派送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13年毕业。1914年又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堂（即武昌南湖陆军中学堂）学习，19年末毕业。接着入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初毕业。10年军校生活，使邓演达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这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又努力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兼修德文，学识日益广博。
1920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参加孙中山所组织的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从此他便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在1920年驱逐旧桂系、1922年北伐、1923年攻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的征战中，邓演达都出力甚大，屡立战功，因而相继升任为营长、团长。
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1927年上半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几年，也是邓演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几年。
邓演达积极参加了建设黄埔军校的工作。军校筹备期间，他是孙中山指定的筹备委员之一。因筹备工作开始不久，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即离职而去，该职由廖仲恺代理，邓与廖等人一起积极完成了军校的筹备工作。待军校成立，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训练部掌管学校术科教育和学生管理，主任李济深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工作主要由邓负责。他为专心办理军校，辞去粤军团长职务，迁住黄埔，与学生一起生活和操练，深受学生的爱戴。1924年冬，因遭右派势力的排挤，并为考察外国革命经验，增长才识，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赴欧洲游历考察。他在英、德、法三国看到帝国主义者与广大民众对中国人民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苏联看到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心赞助，从而更增强了联合苏联及世界各国被压迫群众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1925年末，邓返抵广州，随即出席国民党“二大”，作《关于游欧的报告》。国民党“二大”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邓重返黄埔军校，出任教育长。1926年3月初，黄埔军校扩大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抨击了蒋介石的行径，引起蒋的不满。4月，蒋以何应钦代替邓演达职务，邓被调往潮州分校任教育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他除去主持军队政治工作以外，还直接参与北伐主力之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作战指挥。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邓演达亲临城下督战。时直军将领刘玉春、陈嘉谟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邓的战马被打死，衣服袖子被子弹打穿，他仍坚持指挥战斗。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同时兼任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再次被任命为总政治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他还兼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领导工作。邓演达文武兼治，工作夜以继日，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忘我革命的精神。
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独裁深恶痛绝。1927年初，蒋介石为了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挑起了“迁都”之争。他擅自改变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对此，邓演达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武汉群众集会上，邓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据当时报载，与会群众对邓“一句百合，备极热烈”。2月，邓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长文《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尖锐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众们大家的事。”“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独裁者们虽可“挣扎若干时”，但最终必将成为“群众的反叛者”而走向“坟墓”。①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提高党权，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后，邓多次发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
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前后的几个月中，邓以很大精力从事发动农民革命的工作。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敌友的“量尺”，而“农民要解决的大问题，即土地问题”。他与**人**等共同组织了一系列负责农民问题的重要机构，如阳新惨案查办委员会、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大力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在南京政府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与许多**领导人一同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后，武汉政府举行二期北伐，进军河南。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500余人随军出征。他出入火线，参与第四军的作战指挥。当时舆论盛赞邓演达及所部人员“于军事、政治两方面之进展，卓著功绩”。1927年5月以后，武汉汪精卫等人日益右倾和反动，终于同蒋介石一样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这革命危急时刻，在联共与**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不仅坚决反对与**分裂，而且关心着**人的安危。6月中旬，邓从河南返回武汉。他曾深夜走访汪精卫，劝汪站在革命立场，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汪决心在镇压工农、反对**的路上走下去。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殚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行前他告诉**人“何键一定开刀无疑”，因此希望**“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6月30日他写了告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员书，悲愤地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而如果三民主义受了曲解，农工受了摧残，革命分子被排斥，政治工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接着，邓在《辞职宣言》中，再次痛斥汪精卫等人“向蒋图谋妥协，并与**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径。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到达莫斯科，11月1日与宋庆龄、陈友仁共同署①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并宣告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12月转赴德国柏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各国政治、中国经济、农民问题、财政问题、外交问题等多方面内容，以从中探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他还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谈，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德关系问题。1929年4月到德国南部各地参观考察，10月底赴法国巴黎，再渡海至英国伦敦，并在英国的一些城市考察。1930年1月离英返国。他取道意大利，经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伊朗、印度，5月由香港返抵上海。
邓演达回国后，曾寻求同中国**合作反蒋，但未得到相应的回答。
此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奉邓演达为总负责人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已在国内存在了两年。1930年8月，邓演达召开干部会议，把第三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张》，选举邓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邓并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
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把三民主义原则与现时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论。邓演达认为，1924至1927年的“人民革命运动”失败后，“整个的中国复由更反动更黑暗的势力统治着”，南京政权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下农工民众的痛苦更为加深，因此必须“继续中国革命，复兴中国革命”，而所要“继续复兴”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
邓演达规定了平民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直接目标和最后目的，指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者，无论是直接参加还是间接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是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和管理人员等，他们也就是革命民众，即革命动力。革命的对象有三个：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和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三项：民族、民权、民生。直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统冶，建立平民政权。平民政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残余，实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设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最后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否认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前途，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掌握着中国主要的经济机关，“压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许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与帝国主义竞争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无独立的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而平民群众经过平民革命掌握政权后，绝不会再去“仿效欧美，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他并设想：平民群众取得政权后，必能运用国家政权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产业建设，即发展“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邓演达坚持平民革命主张，但他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能成功，他也不赞成**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主张。他的社会主义观基本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挥，同**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
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邓演达不但大力进行反蒋宣传，而且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陈诚和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另方面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十八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六千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①1931年8月，第三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由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前往江西指挥陈诚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在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发动已联系的部队一齐响应。但决定做出未过几日，邓就在上海被捕，起义计划不得不取消。
邓演达被捕前，蒋介石已探知他在上海进行秘密活动，便派人赴沪勾通租界当局悬赏抓捕。1931年8月17日，邓出席在法租界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行的第三党干部训练班结业典礼，叛徒陈敬斋事先向蒋介石写信告密，结果邓被捕，21日解往南京。蒋介石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而邓始终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表示：“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表现了凛然的气概和高尚的人格。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前，11月29日下令将邓秘密杀害。12月，宋庆龄到南京营救邓，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杀邓的事实。宋庆龄乃于12月20日发表声明，赞颂邓“坚（艰）苦卓绝，忠勇奋发”，痛斥独裁者杀害“忠实革命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拨专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殉难处（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中国**和中国人民给邓演达以崇高评价。**在四十年代初曾指出，以邓演达为领袖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不**”。后来，**又曾把邓演达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①邓演达确实是一位“以身殉志”，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伟大人物。
遗著编有《邓演达文集》。
①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1987年版，第281页。
①《**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第二十五章李济深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885年11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于一个富农家庭。李济深的青少年时期，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严重的时期。激于爱国思想，他立志学习军事。1903年由梧州中西学堂保送入广东黄埔陆军中学学习。不久，该校并入陆军速成学堂。他入步兵科。1907年毕业后，先在广东新军当见习官，后又入讲武堂学习。1909年被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深造。1912年到上海，在姚雨平部任作战参谋，1913年重返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留校任教官5年。1920年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之召，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参谋长。1923年3月升任师长。被孙中山委为西江督办，挥师溯江而上占领梧州，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等击败广西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时，任副校长兼训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他未到前方，任总司令部留守主任。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李亦在广州发动四一五事变，实行“清党”**。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李济深卷入了国民党派系争斗之中。
1929年1至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和国民党三全大会，采取排除异己、削减其他派系势力的方针，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蒋介石以调停湘事为由，电请李济深赴京。李先同蔡元培等在上海与李宗仁晤谈，后又回南京见蒋介石。事后李济深对记者称：湘事归政治解决，一切听中央办理。但是，3月日，桂系两将领打电报给李济深，谓蒋已决定用武力讨伐。李即密电李宗仁，商讨对策。两电均被蒋介石的特务获悉。21日，李济深即被软禁于南京汤山。国民党三全大会决定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获释。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宣布恢复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1月18日，李济深会同十九路军将领、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黄琪翔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起抗日联共反蒋旗帜，成立新政府。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开幕，发布《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提出：“（1）否认南京反动政府；（2）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3）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①当日晚，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1月22日新政府成立，以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组成了以陈铭枢为书记的生产人民党。李济深等宣布退出国民党。11月27日，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订立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福建事变发生后，蒋、汪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于11月23日宣布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蒋派遣十几万大军入闽讨伐，软硬兼施。由于一部分军队倒戈投蒋，1934年①《国闻周报》10卷47期，1933年11月27日出版。
1月蒋军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反蒋失败。李济深等逃亡香港和海外，继续从事抗日讨蒋活动。
1935年冬，李济深与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分析了日本侵华灭华的野心，揭露了南京政府卖国误国的事实，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最大的仇敌，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是中国最大的汉奸，我们必须铲除这两大仇敌，才能完成中华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抗日与反蒋，其中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宣言提出了同盟的“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两大基本政治主张和八条目前行动纲领，即：（1）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2）策动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3）推翻南京汉奸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4）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5）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凡同情及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及严守中立的国家视之为友，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抗日战争者视之为敌；（7）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8）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于12月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一致抗日。1937年2月，李济深等发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痛陈危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召集救亡会议，实现民主自由；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划分国防区，布置国防等五项呼吁。在呼吁中强调“抗战为统一之先决条件，统一则为抗战之必然结果任何党派若不欲自绝于国人，决不能违反抗日神圣命令，**亦当以抗日为前提，履行其约言，改变苏维埃之组织与红军之旗帜，使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之直接组成部分”②。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李济深等于1937年8月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10月25日决定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0月30日公布《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宣言说：自芦沟桥和上海抗战发动后，我民族已呈现空前未有之统一，故解散同盟组织。号召盟员“此后各自淬厉，本历年抗战之决心，作民族忠贞之战士”。又说：“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发之秋，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共赴此神圣之民族战争，以争取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③抗战时期，李济深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曾建议国民政府军委会注重山西抗战，以牵制日军南下。在武汉东湖又写长信给蒋介石，提出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两大主张。由于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有一定声望（曾有“全国陆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的说法），蒋介石对之总存戒心，所以始终未委以军政实权。从1938年底至抗战结束，李主要担任过三个职务，即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0年6月，原白崇禧掌管的桂林行营撤销，新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由李济深任主任，9月，李离开重庆到桂林上任。该厅名义上管辖三、四、七、九4个战区，指导8个省，实际只是承转机关，无作战指挥之权。该机构于1944年春撤销，李济深改任为更无实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①《救国时报》第5期，1936年1月4日第2版。
②《救国时报》第85期，1937年2月28日。
③上海《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长。衡阳陷落时，何应钦、白崇禧均在桂林，力劝李济深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位。蒋经国也衔其父命来桂林促驾。但李还是决心不去重庆。在桂林，李济深利用其职位和影响，展开了抗日与民主活动。他掩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并在香港沦陷后，在经济上接济了一批撤到桂林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1944年2月至5月，欧阳予倩、田汉、吕复等倡议、组织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李济深被邀担任大会名誉会长。他还捐款给大会作为活动费。6月，由李济深等发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展开抗战宣传活动。他还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号召八桂子弟组织和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6月18、19两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国旗献金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等走在队伍前头。宣传周和献金大游行结束后，献金和募集的钱物一部分送交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线的部队。6月28日，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会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7月，组织了以田汉为总队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到湘桂路沿线的兴安、全州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不久，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该队被迫解散。
桂林沦陷前后，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疏散、转移重庆、贵阳及柳北地区。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等到桂东、贺县、昭平。李济深先到梧州，后又转到家乡廖纯村。这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反动和**，他一面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一面联络何香凝和在广东罗定抗日的蔡廷锴等，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并派朱蕴山同张澜、冯玉祥及西南地方实力派联系。日本投降后，李济深加紧了这一活动。他派人草拟了组织章程，将章程与同时期何香凝拟的章程一起整理后交何香凝、蔡廷锴过目。1946年2月下旬，李济深经广州去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他委托蔡廷锴、李章达负责筹备工作。3月12日、4月14日，蔡廷锴、李章达在广州集会两次，正式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推举（一说由李济深事前指定）15人为中央理事会理事，李济深为理事会主席，在李未到之前由蔡廷锴代理。会议通过了宣言，5月15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告该会成立的动机和宗旨是：“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宣言》提出了八条时局主张，主要是：政治上主张实行民主，国民党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证人民各项基本自由，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合法地位，中央地方采均权制，各省省宪由各省人民代表制定，各省行政首长亦实行民选。经济上实行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外交上积极参加国际安全机构，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以平等地位切实合作，反对任何国家在我国土内驻兵及侵害我国家主权之特权。军事上主张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5月21日，又以蔡廷锴等的名义在《华商报》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政治主张》，更详细地重申了《宣言》的八项主张。《宣言》和《政治主张》阐明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派的一般政治纲领。民主促进会成立后，还决定办一种日报，作为与民盟共有的机关报。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报没办成，蔡廷锴、李章达被警告“限日出境”。不久，总部由广州迁往香港。
李济深在重庆期间，表示坚决反对内战，同时广泛接触**代表及民主人士。在会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领导人时，表示支持民联的活动。他还和冯玉祥、刘文辉、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聚兴诚银行聚会，分析国内形势，相约一旦内战爆发，“就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展开反蒋斗争”①。同年5月底，离川赴南京。在南京，他同**代表联系，着手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回忆说：当时，董必武给予我们七百万元。王葆真带了五百万元，余心清带了一百万元到北方去策反。我自己亦想来北方一行，但那时，蒋介石已打了三封电报要我去庐山了。②在庐山因同蒋面谈时间很少，便写了一封长信批评蒋的政策。而后，离开庐山返回南京。年底抵沪。1947年2月26日，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之名，离沪抵香港。在香港同蔡廷锴等商定了七条纲领，3月9日以《李济深对时局意见》在《华商报》发表。李济深首先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无论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或就执政的国民党来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我们对于这种危机应平心静气，很客观的诊视病源，实事求是的找出挽救方法。”他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蒋主席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客观逻辑必然的结论”。最后他提出七条挽救时局的意见：（1）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正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4）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5）立刻大量裁军、减政，切实复员，抑制物价，以安定民生。（6）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政策。（7）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废除党内独裁，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李济深的离沪赴港和这个方案的公开发表，表明他又一次举起了反蒋的旗帜。同时表明他实际上迈出了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和同**合作的第一步。因此，此文获得各民主党派的称赞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响应。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于1947年5月召开紧急会议，以“有背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为由，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
从1947年5月开始，李济深加紧了建立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筹备工作。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除他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7年7月1日宣布同上海马叙伦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合并，1948年3月20日又分开，改称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上海者简称民进）外，还有民联的地方组织。在李济深组织、推动下，先后组成了民联南方执行部、民联粤港澳总分会和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写了致上海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的密信。信写在不大的一块白绸巾上，内容是：“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蕴兄即朱蕴山，原拟派他到上海，后未成行。另托人带口信给谭平山等人。10月初，柳亚子到港，看到信即收起来）柳亚子、谭平山等人陆续由沪抵港。此时，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适出席国际工联理事会后转经美国旧金山回到香港，带来了正在美“考察”的冯玉祥给李济深等人建议成立国民党革命组织的信，并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参与协商。关于新组织的名称，曾有“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中国国①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页。②《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54页。
民党民主派同盟”、“中国国民党（左派）”或“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等。宋庆龄建议叫“革命委员会”，何香凝坚持加“国民党”三个字，以便团结更多的国民党人，孤立蒋介石。最后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领导者，多数人推李济深担任。李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莅港出面领导。大约在10月底，由柳亚子执笔，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六人签名写成了《上孙夫人书》，书中说：“自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被蒋介石及其爪牙党内顽固分子推翻后，中国人民渴望的民主与和平便不能早日实现，且深陷于惨酷的内战灾祸中。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我们认定只有第一、第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由此两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机关，是本党的合法领导机关；只有此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纲政策，是本党党员真实的奋斗目标。我们拟于代表会议中指出蒋介石背叛总理，背叛遗教，出卖革命，迫害同志，残杀人民的罪行，否认他一手把持下的反动中央，并召集继承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党统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正式中央指导机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先设立一临时中央指导机构，肩起当前迫切需要的促成民主和平的使命。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如因扼于环境，行动不便，不能于会前赶来主持开会，亦请顺应海内外同志一致之请求，接受拥戴，来函指示进行方针，并于会后以领导人之地位，发表谈话，宣示本党重建之必要，与同意大会之决议。万一发表谈话亦有不方便之处，便只来函指示方针，对于新闻记者之询问，不作任何正面或反面之表示。以上三项请求，甚望夫人斟酌环境及时局发展情形，决定选取其一。现在各地代表已陆续来到香港，开会各种准备工作，亦已大体完成，唯一的等候，便是夫人的指示。”①11月初，李济深委托朱学范将书信转交宋庆龄。朱学范通过中国劳动协会的俞志英面交，俞向在香港的**负责人章汉夫汇报此事，章汉夫告诉她：你不必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知道了此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表示全力支持。但她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于1948年1月1日在坚尼地道52号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行动纲领、组织总章、告本党同志书，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言》分为六部分，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件，体现了李济深的思想和主张。
民革成立不久，**发出了五一号召。5月1日，**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谓“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成熟，应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①《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
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并派当时**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潘汉年同他们面议①。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同其他党派一起发出了致**电及对国内外通电。6月25日，民革单独发表声明，表示愿为新政协的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时提出：“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对于“美帝国主义，必须坚决反对，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最后说：“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①1948年8月，**复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欢迎他们北上，同**一起共商建国大计。
李济深在香港，一面领导民革讨论新政协各项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派人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初北上之后，他们所联系的各种关系交**南方局处理。同时，他还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发表了对国内局势、新政协的内外政策的看法。例如，1948年11月2日，有记者问：外间所传李将军将被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接受否？李答：一切决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实言之过早。新的联合政府是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程序的。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答：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这一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一定是划时代的变革，蒋政权既不能立足于东北华北华中，在华南西南，甚至于台湾，亦决不能维持其统治，因为全国人民都反对这一个反动政权的。问：新的联合政府对于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政策如何？答：只要美国变更目前政策，即刻停止援助蒋介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在两国平等的基础上，我们欢迎美国人来做生意。问：新政府也需要向美国借款吗？答：我们素来主张与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友好的，将来新中国需要美国经济与技术的援助，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12月8日，又有记者向他提出说**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将实行一党专政，他回答说：各民主党派与**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①。这期间，他在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代表人物的接触中，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1947年11月在美国人授意下，宋子文当了广东省主席，派人向李济深游说，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给李以主任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妄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李济深断然拒绝。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电话约李面谈，希望与李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谈判。宋的一番话，对部分民革成员有吸引力，但李仍拒绝②。1949①《**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①《华商报》1948年6月26日。
①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页、2页。②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5页。年初，李济深离港北上不久，黄绍竑又带着李宗仁、白崇禧给李济深的亲笔信到港，表面上是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是由桂系与**“划江而治”。由于黄到港扑了个空，目的未能达到。
不论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是从李济深的个人安全考虑，李宜尽快离港北上。在何香凝等人催促下，由**安排，李于1948年12月26日晚登船离开香港，1949年1月7日抵大连，1月10日到达沈阳。此时，李济深对民革“接受**领导”问题，作了明确表态。据朱学范回忆，1月8日晨，李济深同他谈话时说：香港民革内部对此有争议，有人认为接受**领导很重要，有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我既下决心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来领导新中国。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的领导①。1月12日李济深在沈阳致电**、周恩来称：“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1月22日，李济深与54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1月27日，民革发表《对时局声明》，强调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必须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革命，为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一环，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②《声明》还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革命而玩弄的“企图在革命阵营中组织所谓反对派”等政治阴谋，表示完全支持1月14日**的时局声明和八项条件，将革命进行到底。2月25日，李济深由东北到达北平。1949年9月，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12至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把民联、民促、民革及其他民主人士（包括由李宗仁派来进行北平和平谈判的张治中等人及一些起义将领）团结起来，组成了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
1954年9月，李在全国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9月17日，作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向**“八大”致祝词，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运用与发展，是中国革命中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表示：“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监促，各尽所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①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①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06页。
②民革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编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64—265页。①《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5页。第二十六章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谱名基善，1882年（清光绪八年）9月2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济镇北街（现为沧县兴济镇），祖籍安徽省巢县西北乡的竹柯村。冯玉祥出生不久，全家又迁居保定城东的康格庄。由于家境贫寒，冯只读了两年多的私塾。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冯有茂为刚满10岁的冯玉祥在兵营中补了名额，以便领些银子糊口。1894年，清政府对日宣战，冯玉祥与其父随保定练军开赴大沽口，亲眼目睹了日本军舰的罪恶行径。
1896年，冯玉祥刚满15岁，正式入营当兵。他在父亲的指点和管教下，开始“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不久，冯有茂因病被裁。冯玉祥为了挣钱养家，愈发刻苦操练、学习，开始阅读《操法》、《阵法》等兵书。他看到淮军暮气沉沉，便于1902年2月20日离开淮军，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右哨六棚。1903年4月，冯升为四棚正目。12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1905年武卫右军改为第六镇，冯任司务长，随后又升为本连排长，深得协统陆建章和标统王化东的器重。不久，冯玉祥成为陆建章的内侄女婿，得到了陆的提拔和帮助。191O年9月升为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11月30日，同盟会员白亚雨赴滦州，联络冯玉祥、王金铭等，策动革命。第79标官兵起义后，于1912年1月3日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冯为总参谋长，王金铭为大都督，正式宣布独立。不久，起义军因张建功叛变，损失严重，王金铭、施从云遭通永镇总兵王怀庆伏兵杀害。冯得陆建章搭救，幸免于死。
袁世凯编练备补军时，陆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升任第一团团长。1914年春，冯随陆建章入陕。途中冯改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后冯部扩编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冯为旅长。此时他开始注意培养军事干部，成立了以李鸣钟为首的模范连。
1915年夏，冯玉祥奉命入川，不久收到要求他列名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电文，冯反对帝制，没有签名。护**进攻四川后，冯玉祥竭力避免自己的部队与护**对抗，并力劝四川都督宣布讨袁，终于促使陈宦宣布**。袁世凯死后，冯部移住川北剑阁。不久，他致电陆军部要求“回京就医”。段祺瑞为使北洋势力进一步控制四川，不同意冯部离川。冯毅然率部离开剑阁，最后到达河北廊坊。此事招致段祺瑞忌恨，段下令免掉冯的职务。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讨伐张勋。他深感军事力量不足，迫不得已而起用冯玉祥。冯玉祥于7月6日，发表了讨伐张勋的通电。反复辟之役中，冯立了大功。
1917年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后，段祺瑞调冯率十六混成旅南下援助李厚基。冯同情并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又不敢公开反段。当部队开拔到浦口时，即滞留该地。1918年2月14日，冯在武穴发表主和通电，18日，又发通电，主张恢复国会。段祺瑞于2月25日再次将冯免职，交曹锟查办。这时曹企图拉拢冯部，遂请政府准许冯免职留任。从此，冯投向直系，但始终未成为直系的嫡系。
1918年3月下旬，冯率部离开武穴，进驻湘西，平定了湘西曾尚武流寇。6月14日，进驻常德。冯曾于1913年在北京时开始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常德期间，在军中设教堂，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并为100多名官兵施行洗礼。
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驻守沅陵以西的皖系田应诏部及湘军赵恒惕部直逼属于直系的冯部，冯被迫北撤，移驻河南信阳。
直皖战争中直系打败了皖系，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直系的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任陕督。阎于1921年6月初，令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与吴新田的第七师同时发动对陈树藩的进攻。此时，阎电请北洋政府将第十六混成旅改为陆军第十一师，冯升任师长。不久阎死，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
进驻陕西是冯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冯平生第一次取得了一块大地盘。他统一军政，收编了胡景翼等杂牌军，加紧整顿和训练军队；同时为地方选贤任能，筑路办厂，在省政上颇多建树。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正式爆发。4月19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全部由陕出发，向洛阳集中。当直军在长辛店一带战事吃紧时，冯立即派二十一旅李鸣钟部增援。冯亲自督战，大败河南督军赵倜。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冯因战功被任命为河南督军。他颁布《治豫大纲》，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重视教育、发展交通事业。这些政绩为中原百姓所称道。同时他又扩充部队，增强了自己的势力。
1922年10月31日，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并授予扬武上将军称号。陆军检阅使是个虚衔，但冯却利用这一时机大力练兵，在两年时间内，练就了3万名精兵，为冯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冯玉祥在治军中注重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教育，曾把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的史实编为《国耻歌》，他还提倡官兵同甘共苦。冯驻南苑期间，元配妻子去世，1924年2月19日，与李德全结婚。
1924年9月，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方面的国民党人士徐谦、钮永键、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时常与冯联系，劝冯联合奉、皖，推翻直系军阀。冯玉祥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并争取同盟者，与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秘密联盟，决心倒戈。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冯在古北口与奉方代表达成协议：约定事成后，请孙中山北来，奉军不得入关。冯军与奉军在热河停战。10月19日，冯召集部下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倒戈计划，改部队名称为国民军。20日清晨，鹿钟麟指挥部队控制了北京全城。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搂内，旋即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此次事件被称为北京政变。10月2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讨论政府改组，决定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曹被迫于11月3日宣布退职。冯等于10月31日组织了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但是冯为北洋军阀各实力派所忌，长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军阀，公开反对北京摄政内阁，于是冯决定联皖制直。11月10日，冯玉祥、张作霖分别到天津会见段祺瑞，决定推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总执政，同时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11月21日，段祺瑞通电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孙中山到北京后病情日益加重，李德全曾持冯玉祥亲笔信到孙下榻处看望。孙中山将6000本《三民主义》、1000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送给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冯令全军悼亡举哀。此时他开始认识到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
此时1925年1月，冯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段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要他将部队整编为6个师，人数在15万左右，取消国民军番号，称为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3月，冯赴张家口就职。
到西北之前，冯经徐谦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苏联军事顾问开始进入西北军。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冯玉祥联合西北军各将领致电段祺瑞，要执政府“严重对外，不必顾虑”，表示“为国赴难，愿效前驱”。他几次召开张家口各校学生、各界民众反帝示威大会，亲自带头高唱《国耻歌》。6月13日，冯令所部一律臂缠黑纱，为上海烈士致哀，并号召西北军官佐捐款援助五卅罢工工人，冯个人捐大洋1万元。他主张以武力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
1925年底，北方形成了直系、奉系、直鲁联军联合进攻西北军的形势。
冯玉祥见形势不利，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3月20日，冯赴苏联考察，会见了苏联的许多重要领导人。5月10日，冯宣布参加国民党，要为国民革命而战，并要求共产国际派刘伯坚随他前往西北军。不久，冯启程回国。
此时，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节节胜利。1926年9月日，冯到达五原后发表了五原誓师宣言。17日，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被委任为广东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冯指挥国民军解了西安之围。此役吸引了刘镇华的10万镇嵩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返抵西安。此时有200多名**员在国民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冯在**人的帮助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这时，宁汉对立已经形成，冯极为忧虑。武汉政府于4月18日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冯决定向东进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3月11日，冯发布讨奉檄文，对鄂、豫、察、绥等地三路出师，自兼中路军总司令。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汉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
正在此时，冯得到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的消息，立刻全力营救。5月6日，冯赴潼关督师时，得知李大钊遇难的消息，立即在潼关总部召开追悼大会。
冯到潼关督师后，连续攻占陕南各地。6月1日，冯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史称“中原会师”。6月10日，冯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徐谦、谭延辍⒌搜荽锏热司傩小爸Ｖ莼嵋椤薄Ｋ?皆凇胺止病蔽侍馍先〉昧艘恢碌目捶ā７氩煌?馓纸??髡拍?毫?希?绦?狈ァ；嵋榫龆ń?ァ⑸隆⒏嗜?〉痴?笕ń桓?耄怀闪⒖?庹?畏只幔?胛?飨?坏诙??啪?谋辔?个方面军，人数达四五十万。6月20日，冯又与蒋介石等在徐州花园饭店举行“徐州会议”，双方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徐州会议后，冯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了“清党”，将他军队中的**员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员干部全部“礼送”出境。为拉拢冯，蒋于1928年2月18日亲临开封，与冯“义结金兰”。
1928年4月10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令，第二集团军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与孙传芳军作战，大获全胜。冯、阎、桂三位集团军首领都认为北进抢先占领京、津对自己发展实力极为有利，所以都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打算。结果冯军率先攻占京、津。但在蒋与阎锡山秘密达成政治交易后，却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让阎接收京、津地区。冯表面同意，但内心颇不愉快。在蒋、冯、阎、李四派联合打败各派军阀的过程中，冯军战斗力最强，付出的代价最高，然而最后仅任北平特别市市长，辖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对地处贫瘠、人员庞大的西北军，只能算杯水车薪。因此，冯耿耿于怀。接收北平后，蒋介石准备召开善后会议，冯“托病”不参加，经蒋一再电促始抵北平。在前往西山祭告孙中山之后，蒋、冯、阎、李等在碧云寺旁举行汤山军事善后会议。蒋在会上先后抛出《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而冯却在“时局通电”中唱反调，冯、蒋矛盾步步加深。
1928年8月8日，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开幕，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发表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要求冯、阎、李3人长期驻在南京。实际上是要这3人长期脱离他们的军队。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阎锡山的编遣提案得到多数赞同，这一方案是抑冯、拥蒋、利阎的方案。冯玉祥提案遭到否定，便离开南京。从此，蒋、冯之间由合作转向分裂。
1929年初进行的蒋桂战争以蒋胜桂败而告结束。5月7日，蒋发表《和平统一为国府惟一之政策》，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蒋、冯战争势不可免。1929年5月22日，被蒋介石收买的韩复榘、石友三联合发出“甘棠通电”，拥蒋叛冯。5月23日，蒋操纵中央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5月25日，国民政府下令讨冯，5月27日，冯通电下野。
此时，阎锡山以蒋、冯之间调停人的面目出现。三番五次约冯到太原面谈，意在“挟冯以自重”。1929年6月25日，冯抵太原之后，被阎软禁起来。8月1日，编遣会议在南京重开，阎因对中央编遣会议不满，遂联冯反蒋。冯决定发动反蒋战争。10月10日，冯部将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一面对冯用兵，一面拉拢阎锡山。26日，阎锡山突然声明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时局，劝冯令西北军各部停战，并将“国民军”的军事秘密向蒋报告。28日，蒋亲赴汉口督师，并任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2月1日，冯军反蒋战争失败。冯对阎的背约痛心疾首，密召鹿钟麟到建安村（冯被软禁之处），命鹿到潼关主持军事并佯装与蒋方往来，造成欲与蒋联合之假象。另外，蒋打败桂系和冯玉祥后，即腾出力量对付阎，先接收了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收机关，拒绝支付阎的平津卫戍司令部所辖军政费用。这时，阎一则深怕蒋、冯联合，二则受蒋钳制日重，因此坚定了反蒋的决心。1930年3月14日，阎亲自送冯返回潼关。冯抵潼关的当天，即号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发表请蒋下野的寒电。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就任副总司令，蒋、冯、阎、桂大战随即爆发。
大战开始后，冯军在陇海路、平汉路连连取胜，8月初，冯组织了大规模的八月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兵分7路猛进，蒋军岌岌可危。此时，蒋军从晋军手中夺回济南，晋军退回山西。冯军发动的八月攻势因晋军未予有力配合而未能奏效。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退回到黄河以北，使冯军陷入孤军作战局面。9月28日，张学良发出吁请罢兵的巧电，派兵进入平津及河北省。这时冯的部下庞炳勋、刘春荣、石友三等被蒋收买。10月初，蒋军直攻开封、郑州。11月4日，阎、冯在太原通电下野。西北军全部瓦解。冯从此失去了与蒋对抗的实力。但这也成为他转向民主派的起点。战败后，隐居汾阳城郊峪道河的冯玉祥埋头读书，阅读了社会、政治、历史及文艺等方面的书籍。此时，冯与中国**加强联络。
1931年7月，冯策动石友三反张学良，被东北军打败。同年下半年冯策动甘肃旧部反蒋，被蒋军打败。
1931年9月20日，冯玉祥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于23日发表通电，指责蒋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要蒋介石“认罪”和“停职”。10月21日又发表著名的马电，提出了抗日救亡的13项主张，其中有“充实国防”、“恢复民众运动”、保障人民的自由、惩罚贪污等。冯玉祥又和广东方面南北呼应，促蒋下野。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后，冯离开峪道村去南京。冯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三个抗战救国的方案。1932年1月下旬，蒋、汪重新合作，联袂登台。冯决定支持蒋汪政府。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大力支持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敌。12个月之内，冯在南京、上海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但毫无结果，于是他于1932年3月23日离开南京去泰山居住。
1932年6月初，南京国民政府由顾维钧出面，致电冯玉祥，称国联李顿调查团要到泰山来看他，冯断然拒绝，认为会晤国联调查团是耻辱。
冯在泰山建立研究室，延请社会名流进山授课，课程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发展史等，并利用学习间隙，调查周围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于24日发表通电，就任总司令。同盟军的主力是冯玉祥的旧部和方振武在山西组织的抗日救**，以及察省地方抗日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队、东北各地撤退到察境的义勇军及从平津华北等地来的爱国青年，达10万之众。同盟军成立后，全国各地纷纷致函电支持。6月15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确定了否认一切卖国协定，以武力收复失地的方针。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军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1日，收复宝昌、沽源。7月12日，克复多伦，察哈尔全省光复。
正当同盟军抗战节节胜利之时，7月2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发电，向抗日同盟军提出4项通牒，同时让何应钦调个师兵力“围剿”抗日同盟军。同盟军陷入困境。8月7日，冯被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于8月17日重返泰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建组成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派余心清参加，并被选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冯积极联络韩复榘、宋哲元，以期形成南北呼应的反蒋之势。1934年1月，福建政府失败，冯的反蒋活动再次失败。
1935年11月2日，冯出席国民党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向大会提出救亡大计案，包括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奖励抗日精神，精诚团结等各款，获得大会通过。不久，冯当选为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18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6年6月2日，两广事变发生。冯玉祥深怕内战再起，一面与蒋介石商议调解，一面连日致电陈、李、白，力劝停止军事行动。冯为两广事变的平息尽了斡旋之劳。
1936年11月23日，宋庆龄致函冯玉祥，请其援救“七君子”。冯随即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不断向蒋介石和陈布雷发出函电，直至“七君子”出狱。
西安事变爆发后，冯玉祥竭力主张和平解决。12月13日，冯致电张学良，劝张以“同挽国难”为重，自己愿为人质，请张“释回介公”。同时力劝旧部宋哲元、韩复榘拥护中央，对新闻界表示“保护最高军政领袖之安全，实为全**民最大之责任”。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尽了全力。1937年初，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冯玉祥同宋庆龄等提出了《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积极主张国共合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冯致电第29军将士：“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7月10日，冯发表《对芦沟桥事变谈话》，指出全**民应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复兴而坚决奋斗。8月15日，冯在苏州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国民政府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改任冯为该战区司令长官。不久，蒋又将冯调到平汉线。10月20日，冯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到南京后，即被免职。
1937年11月中旬，沪宁线战情恶化，蒋介石命冯玉祥到平汉线南段视察国防工事。未几，冯抵达武汉。在武汉的一年中，冯编写了《民众救国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游击战士问答》等小册子，在民众中广为散发。冯还创办了印刷社，印刷了大量抗日宣传品和列宁、**的著作。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冯玉祥以“丘八诗人”身份参加，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38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9月，被任命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和督练新兵。1939年5月，督导工作结束。
冯玉祥回到重庆后，投身于各项进步文化工作。194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4周年，重庆文化界300余人举行纪念大会，冯玉祥任大会主席。他发表演说，号召学习鲁迅的“真”、“硬”、“韧”的精神，争取抗战的胜利。
1942年12月19日，冯玉祥在重庆主持成立了“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以后各地逐步成立分会。冯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献金运动，到1944年9月，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计算，捐献金额达黄金23000余两。
1945年8月28日，**抵重庆，当天即去看冯。冯也回访**。
冯还多次出席有国共双方领导人出席的集会、宴会。
1945年12月，冯玉祥发表了《建国问答二○四问》，集中阐述了他的民主建国思想。他认为“抗战胜利以后，剩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国”。他提出要实行以下各事：“发展科学，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国防军事，解放妇女及儿童，健全国际关系，建立工业基础，改良农业及造林畜牧，扶助商业，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改良人种，发展交通，提倡渔业。”在政治上他认为人民应有自由，即“发表的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经济上他认为“应该实行计划经济”。
1946年初，冯玉祥提出出国考察的要求，至4月7日，国民政府才同意他“赴美考察水利”。9月2日，冯玉祥启程赴美。在美国期间，冯日夜关注着国内形势。此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政府大肆镇压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冯于1947年5月26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即日停战议和，由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等主持和议大计”，“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
1947年10月10日，冯玉祥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上发表《国庆演词》，呼吁实现和平民主，抨击政府的暴行。冯为表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于1947年11月5日发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坦率地表明了与蒋介石的分歧，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
1947年12月26日，蒋介石勒令冯玉祥于12月底回国。冯于12月30日发表声明，予以严厉抵制。蒋吊销了冯的护照。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被选为常委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即积极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国务院、各大学、各图书馆及华侨社团，努力扩大民革的政治影响。
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宣布开除冯的党籍。冯为防不测，于1948年2月10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顾。冯玉祥受到美、蒋反动势力的逼迫，在美国的生活难以为继。经周恩来、前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安排，冯于1948年7月31日离美，登上前苏联“胜利”号轮船，准备经前苏联回中国解放区参加新政协。9月1日中午，“胜利号”在向前苏联敖德萨港行进时，船上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终年66岁。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的盟友、著名的爱国将军，1953年10月15日，**中央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居住过的泰山西麓。
第二十七章张澜张澜，字表方，四川省南充县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自幼随其父（张文倬，塾师）读书，1894年中秀才，1897年补廪生，1902年到成都尊经书院学习，1903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1904年因发表要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言论被清驻日公使送回国内。由此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与政治生涯，历经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当过学校校长、国会议员、省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务。张澜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1904年留日归国后先在四川办教育，担任过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顺庆府中学堂监督等职务，并在南充创办了民立两等小学堂、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端明女塾。他的政治活动，则从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开始。
保路运动，也称铁路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夕湘、鄂、粤、川四省人民掀起的反对清政府向列强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20世纪初，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被外国人夺去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自办铁路。清政府也在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华洋官商集股筑路。于是，各省纷纷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但是，**的清政府慑于外国人的压力，竟于1911年5月9日颁布了“干路均归国有”的谕旨，宣布1911年以前各省集股商办的干路一律收回由国家办理。5月20日，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卖给了外国人。清政府这种以“国有”之名行卖路之实的行为，激起了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破约（要求废除卖路合同）保路（保护路权）运动，而四川人民的反对最为激烈。张澜作为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保路运动。6月17日，他作为南充代表，出席了在成都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会上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日，他在保路同志会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今吾爱国，必破约以保路”①。8月5日，在川汉路股东特别大会上，他被推为副会长（会长颜楷），在演说中再次强调必须“破约”，驳斥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会上提出的“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的说法。8月间，他还几次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写呈文，请赵尔丰代奏川路仍归商办和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李稷勋时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9月7日，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8人诱至督署加以逮捕，欲以此镇压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张澜等被拘禁三个多月，至四川宣布独立始释出。他随即又参与**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较晚，先后出现过重庆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成都四川军政府（先由蒲殿俊为都督，实为赵尔丰操纵，后革命党人尹昌衡杀掉赵尔丰，继任都督）两个主要政权。1912年2月，成、渝两军①《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政府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张澜任军政府的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到北京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并由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回到南充。在南充，与地方人士一起创办南充实业学校和果山蚕桑社。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响应蔡锷的讨袁活动，联合驻南充的川军混成旅旅长钟体道起而反袁。19年3月28日宣布顺庆独立，成立川北护**总司令部（总司令为钟体道），张澜任政务长。8月，被任命为嘉陵道道尹。此时，入川的滇、黔军及四川各军混战不已，张澜多方调解无效，便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解决川局之乱。1917年10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为战乱所迫，张澜于1918年5月离川抵京，在京设四川省长行署，至1920年9月为奔母丧返回南充，年底卸省长任。
在北京期间，张澜曾任北京《晨报》董事，并主持《晨钟报》。他曾设法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他初步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赞成改良，不赞成社会革命。1919年4月28日，在《答梁乔山先生书》中说：“为今之计，政府所执之政策，应急倾注于社会方面，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毋使不均。并须速求教育之普及，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自由发展。而先知先觉诸人，则将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著为书报，发为演说，介绍于我国民，使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非同于强盗土匪之掠夺。盖必先求避去无意识之社会革命，使社会秩序不至大破坏。而民众之智识足以赴其途，则公平正确之社会主义自可徐见于事实。”①张澜最关注的是川事的解决。他曾为停止战乱、恢复和平秩序多方奔走、呼吁。回四川后，他提出“四川为独立自治省，废督裁兵，实行民治的主张”。他说：“四川为独立的自治省，则无论或南或北，或徐或段，两派再有若何之事，不致牵连受祸。废督军，则内争之目标失。裁兵，则民困可以渐苏。实行民治，则地方实业既可发展，尤不受全国政治革命影响而复起变乱且不急行民治，则主张社会主义之过激者，必将起而先之，地方将不免愈增扰乱。故与其拖泥带水，贻误川局，何如快刀斩乱麻，使所谓轇輵纠纷一齐立解也。”②他不仅有主张，而且付诸行动。1921年4月，与川北24县代表开“川北善后会议”，被推为会长。1925年又发表通电，提出解决川事办法，即不能专听命于执枪之军人及不熟悉川情的北京政府，应由督办召集有每县一人及职业团体所推代表和各军将领参加的会议，议定裁兵标准及办法、组织制定省宪之机关，以体现主权在民精神。当年12月17日，以个人名义出席了督办刘湘和省长赖心辉召集的四川善后会议。
1926年4月6日，张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他主持成大，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思想和学术研究自由。允许**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国家主义派的惕社同时在校内存在和讲学。1927年国民党执政后，他发布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①正当张澜苦心经营之①《张澜文集》，第35页。
②《张澜文集》，第40—42页。
①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
时，1928年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借口省一中学生殴毙校长杨廷铨一案，逮捕并杀害了成大等校中的**党员及进步师生多人（内有成大学生6人）。惨案发生后，张澜愤而辞职，发表郑重申明：“我之决心辞职不只是为成大及成大学生而言，实在见得此次惨案之关系极为重大。以前军人之横暴，尚不敢公然无故杀人。试问以最高学府之大学，尚且突然派兵围搜，以后更何有于其他学校不可以任意蹂躏；以大学之学生，尚且派兵逮捕，不加审讯，供证俱无，立予枪毙，至今不知其所犯为何罪，以后更何有于一般平民之生命不可以任意草菅而禽狝之。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定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②经师生挽留和不忍成大中途停顿，他答应在新校长到任前，暂负责任，至1930年冬自动离职。1931年1月，复任南充中学校长。此后，他受刘湘委托，率考察团出川考察教育、实业和地方自治情况，并在1934年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副会长。他也不断和**人有所接触。1935年，促成了刘湘派人与陕北**中央的联系。1937年，掩护和协助**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川北恢复和发展地下组织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主张长期抗战，以对付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1937年7月，列名发起“华北抗战四川民众后援会”，被推为会长。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被遴选为参政员。从此，他全身心地致力于抗战、民主、团结的事业。当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出“艳电”公开投敌时，他和黄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于1939年1月3日发表了“讨汪通电”。在第一届参政会上提出了《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既指出了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又提出了选任县长至中央大员的四条资格。1939年冬，参与发起各小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接着又参与发起成立各小党派的统一政治组织。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张澜的好友鲜英寓所）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作为无党派人士参与发起，并在1941年下半年接替黄炎培担任了民主政团同盟主席职务（他终生担任此职）。之所以推举张澜为主席，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公正刚直，主张正义，爱国爱民，在这一三党三派联合政治组织中众望所归；同时也因他与当时抗战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关系，有利于在当地开展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久经考验、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②张澜任民盟主席后，首先于1941年11月日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召开茶话会，以他和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四人名义公开了民盟的组织。接着在11月25日领衔与张君劢等12人联名提出（沈钧儒等11人副署）致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的提案《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共十条办法，主要是“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为节省抗战时期财政支出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政府一切机关，应发挥天下为公之精神，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尤以战时如然，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并严厉②《张澜文集》，第83页。
①张乔啬：《中国**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人民日报》1982年3月4日。②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110周年诞辰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禁止青年学生参加党派斗争以饬学风而固国家元气”；“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之自由”；“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并禁止一切非法特殊处置”；“实现经济民主化之原则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藉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①。这个提案，实质上是重申了民主政团同盟的主要政治主张。由于议长蒋介石不同意此案，故未交付大会讨论，蒋介石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劝张澜等收回提案，而另由主席团名义拟了一个四条内容的提案《促进民治与加强抗战力量案》，交大会讨论。张澜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抗议。
1943年，张澜根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观察，认为国内人才不能集中，民意不能申张，党争不能消弭，关键在于未能实行民主。7月6日，他致书蒋介石，反复申明实行民主的必要性。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和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决议。针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张澜在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民主政治五个方面，对他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作了全面论述。他认为，真正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几个必要条件：主权在全体国民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一个党手里；众人的公事要由全体民众直接讨论处理或选举代表组织议政机关讨论决定；民众代表应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决不可削弱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一个国家应有民主宪法，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一国之元首，亦不得以自我意志变更法律。他认为，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竟至党权超过国权，会使民主变得名存实亡。在中国，舍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外，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永远无从谈起①。蒋介石看见这本小册子后，“当面威胁他‘不要上**的当！’同时下令禁止发行。但此书在秘密传播中不胫而走，影响很大”②。延安《解放日报》在1944年2月22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对它作了详细介绍。
1944年9月，张澜到重庆主持召开民盟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民盟纲领草案。同时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会上，**代表林伯渠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成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同。张澜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1944年10月10日，民盟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1945年1月15日，针对蒋介石元旦文告中所说的不等战后就可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民盟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一千四百四十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①《张澜文集》，第136—137页。
①见《张澜文集》，第185—196页。
②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诞辰110周年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①3月10日，民盟发言人对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发表谈话，提出“目前中国之迫切需要，不仅须切实做到‘还政于民’，更须切实做到‘还军于国’”②。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建设什么国家的斗争突出起来了。民盟也形成了国共以外的第三个大政党的地位。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庆会谈。**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由国共两党及民盟三方以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政治会议的建议。8月3日，张澜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重申民盟的中心主张就是抗战、民主、团结三层，民主一层又是中心的中心。并提出了战后立国的“两个根本原则”：“一、对社会各阶层都保障其应得权益，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而求社会的和平顺遂地发展。二、切实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准、文化水准，以打破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落后状态。”①8月15日，民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8月28日至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多次会见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坦诚交换对时局的意见。8月30日、9月2日、9月15日，**三莅被誉为“民主之家”的上清寺特园，同张澜面谈。张澜为**的安全担忧，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当**向张澜介绍国共双方会谈情况时，张澜建议将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还说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赞同这个意见。9月18日，张澜在《新民报》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除要求商谈内容随时公诸国人外，着重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和军队国家化问题，批评了“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和“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两种观点。国共谈判临近结束时，10月1至12日，民盟在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8日民盟中央将它定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宣言、纲领和组织规程、组织发展方针。政治报告阐述了民盟的政治理论。大会选举了以张澜为主席的领导机构，为民盟投入战后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作了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45年10月10日，根据签字的《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决定召开有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每方出9名代表。在**的支持与帮助下，民盟顶住了国民党假手青年党拆散民盟的压力，组成了统一的以张澜为首席代表的9人代表团①，出席了1946年1月10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
会议前夕，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要求1946年元旦双方停止武力冲突。在会议过程中，张澜本着民盟“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来完成建国”与“政①《民主同盟文献》1945年12月出版。
②《中华论坛》第9期，1945年9月15日出版。
①《中华论坛》第9期，1945年9月15日出版。
①旧政协由国民政府主席召集，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四方各9名代表，共36名。在国民党指使下，青年党提出单独参加政协并要求9名代表。经国共妥协：**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会议再增加2名，共给青年党5名。这样，政协参加者变成五个方面38名代表。民盟与社会贤达名额不变。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一贯主张，首先提出了《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并在协商过程中，坚持实行普选的议会制（两院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坚持各党派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成立联合政府、由联合政府从事制宪和整军的原则。民盟的主张在政协五项协议中得到了体现。
在旧政协召开期间，民盟代表团和**代表团达成了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在1946年维护政协协议与坚持政协路线的过程中，双方有成功的配合与合作。第一、在争取两项否决权问题上实行了合作：为了保证政协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不致在国民大会上轻易被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上合占14强；为了保证和平建国纲领在国府委员会上不致被轻易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府委员名额上合占13强。这两项要求，国民党政府始终未予答应。第二、在抵制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召开的非法国大问题上实行了合作。按照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停止内战、政府改组、完成宪法草案的修改、各党一致参加的条件下召开。但国民党已经发动了内战，并在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由蒋介石宣布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当然坚决反对。民盟亦早在9月30日就致电蒋介石表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召开国大的立场。10月14日，张澜在重庆发表谈话称：“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我们一贯主张：和平、民主达到统一。和平，不能打；民主，即是要打破一党独裁，实现联合政府”。“国共双方现在谁也打不倒谁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还得必走政治协商的路。”①11月12日，民盟留京中委在蓝家庄民盟总部作出不参加国大的决议。当晚，张澜从重庆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叮嘱“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②。11月14日，张澜又同记者谈话，表示“民盟立场是要调和国共关系，争取和平、民主，达到统一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调人态度，实现和平、民主、统一，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③。非法国大召开和制定了所谓宪法后，民盟发表声明予以谴责，拒绝承认。在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张澜指责国民党凭藉“超法律”的权力，撕毁政协决议，片面地制定所谓“宪法”，是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接着，民盟又谴责了国民党的所谓“政府改组”。
国民党对民盟一向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随着内战的发动，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946年7月，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8月18日，在成都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时打伤了张澜。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5月31日至6月1日，在重庆、成都大批逮捕盟员。7月间，在桂林、南宁、八步等地又有百余人被捕。为此，张澜三次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要求停止一切非法压迫在野合法党派行为，释放被捕盟员。10月23日，南京民盟总部开始被特务包围监视。10月27日，内①《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5日。
②《民主报》1946年11月18日。
③《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5日。
政部发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上海的张澜即派黄炎培等赴南京同国民党交涉。结果，国民党政府仍令民盟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在宣布解散的前提下，“各地盟员之登记手续可予免除，并保障合法自由，但今后如有假借名义作非法活动者，各地治安机关仍当依法处理”。11月5日，张澜等被迫作出“自行解散”的决定。11月6日公布了张澜署名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布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①。公告发出后，张澜口述、叶笃义笔录了如下的书面谈话，并公之报端：“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①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了，但民盟没有被压垮。从11月下旬起，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沪抵香港，于1948年1月5至19日和原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一起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领导机构，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号召和领导盟员更坚强地站在革命阵线一边，展开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新斗争。张澜虽未去香港，但支持这一新的斗争，并在上海抱病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949年4月，他和罗隆基等被国民党软禁于虹桥疗养院。上海解放前夕，经**地下党营救而脱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张澜与罗隆基、史良等发表声明，祝贺上海解放。29日，张澜致电**、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表示愿去北平共同筹划未来建设。6月1日，**等复电表示欢迎。6月24日，张澜等由沪抵北平。9月，张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1日政协开幕会上，他以年近八旬的高龄，身着布衣长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政协的召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和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我今天愿与在座的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指共同纲领）责任。”①这个讲话，是他对数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深刻总结，表达了他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心声。10月1日，张澜登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5年2月9日，张澜病逝于北京，终年83岁。
①上海《申报》1947年11月6日。
①上海《申报》1947年11月7日。
①《张澜文集》，第364、365页。
第二十八章黄炎培黄炎培，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厅（今上海市川沙县）
人，生于1878年10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卒于1965年12月21日，享年87岁。
黄炎培生在一个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塾师家庭。其父黄叔才，本地庠生，先在乡设塾授徒，后到吴大澂（曾做广东、湖南巡抚，东河道总督）幕府当秘书，1894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汇地主孟荫余之女，1891年病故。黄炎培自幼随母认字，9岁起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韵家丰富的藏书广读博览。1898年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初步接触了西方文化，了解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后，为生活所迫，他作过百货店的临时售货员、塾师，一面劳作，一面读书和习作诗文。由于诗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镇王筱云赏识，王将女儿嫁给他为妻。1901年秋，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首届），选学外交科。特班总教习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学生读书、作文，还教学生日文和练习演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给黄很大影响。1902年秋，黄炎培到南京应乡试，中了举人。不久，学校发生风潮，学校总办将南洋公学解散。黄遵照蔡元培的教诲回川沙办学，1903年春他主办的川沙小学堂开学。他一面办学，一面作“唤醒民众”的工作，每周举办公开演说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还时常到别处讲演。1903年6月18日，黄炎培等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演说，由于地方痞棍诬告他们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知事于6月23日将黄等4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师营救，在6月26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署“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被保释出狱，随即乘船离开上海，亡命日本。
1904年亡命归来。1905年秋在上海由当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的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因蔡赴德国留学，黄接任了蔡的职务。1907年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谓黄炎培潜回上海运动杨斯盛办浦东中学，宣讲排满革命。端方饬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由于毛看重黄的才学，又有杨斯盛的担保，便下发公文，说不准“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①。1909年，黄任江苏省谘议局常驻议员。1910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1911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后，黄在苏州任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12年冬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张勋任都督，黄辞职离南京返上海，任《申报》记者，始号抱一。
川沙办学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开始。1904年亡命归来后，先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任教，后应爱国实业家杨锦春（斯盛）之聘办广明小学和广明师范讲习所。1905年与张骞等人组织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初名），任常务调查干事。1906年得杨斯盛出资银12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①。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设立①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①《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6页。与建设的规定，还把江苏岁额240万元的教育经费从财政厅划出专门成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并由全省竹木、屠宰、牙行等几种地方税充当，使教育经费有了保障。
辞司长职以后，黄炎培定居上海，潜心研究国内外教育学说，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②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考察。19年1月，他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一文中说：“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有咫闻尺见，其所发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③考察结果，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①。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集中体现在他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活动中。19年9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经多方联络，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资助（从1917年起5年内，每年1000元），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被推任办事部主任。在7月由教育界实业界名流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黄炎培等48人联名发表的《宣言书》、《组织大纲》中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②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为实施职业教育，1917年10月25日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8年8月20日，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黄炎培是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
黄炎培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1925年12月13日，②《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页。
③《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19年1月。
①《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37页。
②《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81、84页。
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只从教育界、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必须实行“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力，参加全社会的运动”①。1926年2月，又在职教社专家苏州会议上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做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②。“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说明黄炎培不但跳出了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圈子和只着眼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限，而且突破了“教育救国”的局限，认识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尔后职教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思想基础。
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职业教育有了新的开展。1925年10月创刊的《生活周刊》，经邹韬奋接办后，逐渐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每期印数只有2000份的刊物变成了很受读者欢迎的发行数万份的刊物。职教社在城市办了职业补习学校，在乡村也办了职业学校。1926年6月与其他单位一起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试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职教社遭受打击。5月19日，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避居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年6月，辞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职。
黄炎培辞办事部主任职后，继续办职业教育，并到日本、朝鲜考察。1931年5月29日，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访日时的见闻，谈日将对我侵略的预感。九一八事变后，9月27日偕江恒源（接任办事部主任）到南京向蒋介石陈述对时局意见。12月23日，职教社创刊《救国通讯》（1934年1月改名《国讯》），刊头揭示了“干救国工作须有四种根本上之修养”：高尚纯洁的品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同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一起成立了以史量才为会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支援十九路军和稳定金融与地方秩序。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同江恒源等致电宋哲元，支持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黄炎培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他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于组织运输、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内迁工厂等事宜。1938年初，在武汉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为职教社同人确定了“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持元气，支持抗战”的字工作方针。这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1941年纪念职教社成立24周年时，他同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发表的《从困勉中得来》的长文中，认识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吾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吾们确信，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①。本此认识，黄炎培在抗战期间，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坚持抗战、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和争取民主的实践中。
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针对汪精卫等人①《教育与职业》第71期，1926年1月。
②《教育与职业》第74期，1926年4月。
①《国讯》第268期，1941年5月5日。
的妥协投降言论，有参政员从新加坡打来一个11字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照规定，任何提案之成立须有12人联署。黄炎培立刻与之联署，很快联署者即超过20位。议长汪精卫只得向全会高声朗读。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河内发表“艳电”。黄炎培于1939年1月3日起草斥汪宣言，与张澜等联名在《新蜀报》发表。1939年9月，**及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掀起了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运动，共提出了七个提案，与会者争论不休。黄炎培作为“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竭力调和周旋，于9月15日通过了“治本”和“治标”两种办法。这些办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把“结束党治”的具体要求抽象化，变成了八面玲珑不着边际的东西。黄炎培认为此提案的通过是“建国之根基，民治之起点”②。黄被议长蒋介石指派为宪政期成会三个召集人之一。从1939年10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①。于是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大约在8月间，黄炎培因个人处境关系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11月日，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1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张澜、黄炎培等23人联名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实际表达了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的主要精神。但这一提案未被参政会主席交大会讨论。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发展是尽了心力的。
从抗战后期起，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黄炎培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②。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黄闻之甚喜。他被蒋指定为11月12日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和召集人之一（另两个召集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1944年1月创办《宪政月刊》，在第二号发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参加的宪政座谈会。1944年9月以后，这种座谈会扩展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1944年9月②《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①《中国民主同盟述略》，载《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道》一书，民宪月刊社1945年编印。②《黄炎培年谱》第142页。
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发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黄炎培与**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作国共之间的调人则始于参加国民参政会。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①。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起草了致**、周恩来电文。6月2日，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署名托张治中发出。6月18日，**复电表示欢迎。6月26日，七位参政员共议三条意见：（1）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2）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3）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蒋介石表示同意。7月1日，黄炎培等六参政员（王云五未成行）飞抵延安。7月5日返回重庆。他们是为恢复国共和谈而去的。短短4日，了解了延安的风土人情，广泛会见了**领导人。7月2日下午、7月3日晚上、7月4日下午与**长谈。一致认为，国共双方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挡住了去路，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商谈结果，由**整理成《延安会谈纪要》（一称《延安会谈记录》）交他们带回重庆。内容是：“来延六参政员和**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方面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①7月7日黄炎培见蒋介石，面告在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会谈纪要》交王世杰。在延安，黄炎培同**畅谈了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说：“有一次**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①《黄炎培年谱》第136页。
①金城：《六参政员的五日来去》，《人民政协报》1985年1月25日。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①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活动与见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8月7日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成了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黄炎培还以此书的出版，在重庆掀起了一个不再将原稿送交政府审查的“拒检”运动。迫于形势压力，国民党中央中常会通过了从10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检查的决议。
黄炎培回重庆不久，日本投降。国内和平希望与内战危险并存。黄炎培积极投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中。他推动民盟并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于1945年11月19日在西南实业大厦礼堂召开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他主持大会并激情地朗诵了他的长诗《一线希望在那里？》。从1945年8月21日起，黄炎培就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商讨组织工商界新的政治团体问题。9月29日定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12月日正式宣告成立。黄炎培等11人当选为常务理事。从此，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包括一部分与之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政党。它以1946年1月8日宣布的《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和1月12日《平民》周刊的创刊为标志，登上了战后的政治舞台。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黄炎培作为民盟9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参加了施政纲领组的讨论。他主张将施政纲领称为和平建国纲领，并批驳了国民党有人把政协会议说成“分赃会议”的谬论。他推动民主建国会倡议组织了“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并到协进会组织的报告会上讲演。1月26日，黄炎培的住宅“菁园”被非法搜查。经**、民盟及各界人士抗议，国民政府不得不向黄道歉。政协闭幕会上，黄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并发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政协会议后，黄炎培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南京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抵制国民党一党召集非法国民大会。1946年7月27日，陈立夫派杜月笙劝黄脱离民盟，黄当即拒绝，说：“（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①11月11日，黄炎培为民盟中央起草了①《八十年来》，第148—149页。
①《黄炎培年谱》，第190页。
《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暂不参加。”12日，民盟留南京中央委员以此为决议拒绝参加国大。接着民盟及黄炎培又谴责了非法国大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的同时，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次日又明令“严加取缔”。在此困难条件下，黄炎培同叶笃义由沪到南京，代表民盟临时中常会同张群等交涉。最后，黄炎培拟出民盟总部解散的“善后办法”，经张群认可后于11月4日返沪。11月5日张澜召集非正式常委会作出决定，11月6日公布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员一律停止活动，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黄炎培思想矛盾，心情沉重，11月15日发表《我与民盟》一文，说：“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①民盟总部解散公告发表后，以沈钧儒等为首的一批中委到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展开了新的反蒋斗争。黄炎培在上海亦领导民主建国会转入地下斗争。到1948年，黄亦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年底，**中央邀请他赴解放区共筹新政协会议。1949年2月15日，经**地下党安排，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黄乘船离沪，19日抵香港。3月14日又乘船离香港北上抵天津，转乘火车，于3月25日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即去西郊机场欢迎从西柏坡抵北平的**中央人员和**。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8月，组织民建成员批判美国公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当选为常务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1959、1964年继续任此职。1954年至1965年任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委员。他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随着民建中央机构的演变，先后任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集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职期间，黄炎培勤政廉洁，努力为人民服务。他和**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还。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时有建议。如，关于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主张先试点后推广，1950年6月与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出“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会谈话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等等。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中国教育史要》、①《国讯》第439期。
《八十年来》及诗集《断肠集》、《苞桑集初稿》、《红桑》等。
第二十九章沈钧儒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祖父沈濂，进士，曾任刑部江苏司主事、镇江府知府等职。祖父沈玮宝曾任江苏海防同知、苏州府知府等职。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3岁由母课读识字，5岁延师来家授学，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5岁考取秀才。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开始留心时务，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和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等书刊，并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主张变法图强。1900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03年赴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得中进士，被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继之在当时留日**中，前往日本留学，于1905年10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
在留日期间，沈钧儒虽然与在日的浙江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等有交往，但其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的，并参加了杨度、熊范舆等君主立宪派的活动。1907年10月5日，沈钧儒和熊范舆、雷光宇、恒钧四人领衔写了一份《民选议院请愿书》，恳求朝廷速颁诏旨，“发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日期，于一二年即行开设民选议院”①。这份请愿书成为日后国内兴起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沈钧儒于此时回国，从事立宪运动，曾与杨度等一道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
清廷鉴于各省立宪派都活动起来，遂于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开始筹备立宪，在各省开办咨议局。9月，沈钧儒被浙江巡抚增韫委派为浙江咨议局总参议。1909年夏，浙江咨议局举行选举，他当选为嘉兴府咨议员，10月被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廷一年之内召集国会。沈钧儒是浙江赴京请愿代表之一。朝廷以筹备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不齐为由，坚持依原定9年的期限，后被迫改为3年，声称这是最后的“确定年限”，“万不能再议更张”。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均遭失败，使立宪党人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宪之名，行**之实，深感失望。沈钧儒从实践中认识到清政府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便离京回浙江，开始转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光复会在杭州发动新军起义，11月5日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沈被任命为警察局长。1912年5月，由褚辅成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辛亥革命后，沈钧儒曾在浙江任教育司长。任内对全省教育进行了整顿和革新，淘汰了一些无能的校长，并对学生品行和成绩进行考核，颇具成效。同时，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沈钧儒在浙江被选为参议院候补议员（1918年递补为参议员）。1913年，孙中山举行的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同年10月，沈钧儒和国民党中的一部分温和派张耀曾、谷钟秀等，联合进步党的丁世峄、李国珍等共同组织了民宪党。其宗旨是“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为了实行宪政，沈钧儒曾参与《天坛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在袁世凯的高压下，民宪党无法进行活动，很快便解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沈钧儒在南方和张耀曾等一些欧事研究会的人士从事反袁活动。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①《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1页。
总统，张耀曾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19年冬，沈钧儒应张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张耀曾等欧事研究会人士所组织的政学会的活动。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沈钧儒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到了广州，曾任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他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会的《中华新报》主笔。沈钧儒在该报上写了30余篇社论，呼唤法治，反对人治，要求废督裁兵，主张联省自治救国。他还写了《家庭新论》一篇长文，在《中华新报》上连载。该文主张对旧时家庭习惯及现时一般社会家庭的恶俗进行“根本改革”，认为家庭应以儿童为主体，因为儿童代表未来；要提倡优生优育，对儿童实行学校家庭共育。文章还提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彻底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而要做到这点，只有实现妇女的经济独立。妇女应和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社会对于各种事业，必须不分男女，一律开放。《家庭新论》于1923年出版了单行本（1927年重印），蔡元培、张季鸾、朱希祖等名家为之作序。
1922年夏，经过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恢复了旧国会，沈钧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参议院秘书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沈钧儒出京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贿选。随后，参加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推动自治运动。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沈钧儒与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反对盘踞浙江的军阀孙传芳，支持北伐战争。他根据“民国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能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同时可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解散，沈钧儒和褚辅成一度被拘禁，不久获释。随后出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成为一位著名的有正义感的律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沈钧儒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曾发起成立浙江省国难救济会，被选为理事，并是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的发起人之一。12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镇压为救国而请愿示威的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对此，沈钧儒痛切地指出：“民国五四以还，每遇一次国耻，必有一次学生惨案发生，国人久为痛心夫东北不战而丧地千里，未闻戮一误国人员，学生何辜，罹此重戾。”“堂堂天日之下，觏此现象，真有人间何世之感。”要求“力加纠正”①。此后，他还运用法律手段，积极营救被捕的爱国青年和学生，并要求国民党废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之一，参加了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的工作。1933年初，参加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和法律委员，曾参与营救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人。
1933年6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沈钧儒和陈志皋等3人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出席。为了彻底维护人权，澄清吏治而免冤抑，他在会上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①《沈钧儒文集》，第208页。
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但被政府束之高阁。1934年，全国律师协会在广州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沈钧儒被选为主席团成员。鉴于国民党司法当局对冤狱赔偿法案采取冷漠态度，大会议决组织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扩大有计划的宣传。随后推聘冤委41人，沈钧儒是委员之一。1935年5月5日，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在苏州召开第一次会议，沈钧儒任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冤狱《赔偿法草案》，并决定每年6月由律师公会择日举行冤狱赔偿运动。此后，沈钧儒为推动冤狱赔偿运动的开展，又做了不懈的努力。
沈钧儒倡导冤狱赔偿运动的目的是维护人权，澄清吏治。这既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因素，又有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推进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应当说它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冤狱赔偿运动对国民党司法制度的弊端和官吏因嗜货渎职、贪赃枉法而造成冤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挞，从道义和法律上保护了正直无辜，是中国法制史上有意义的一章。但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平反冤狱，制定有关赔偿冤狱的法律条文。就在冤狱赔偿运动开展时，发生了震动一时的《新生》周刊事件，爱国民主主义者杜重远无辜被判入狱。杜重远无辜被判入狱后，沈钧儒写了一首题为《我所爱之国》的诗，充分表达了对这场冤狱的愤懑和激越的爱国主义情怀，其中前两节云：一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
我要去追寻。
二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①他还积极进行营救杜重远的工作，曾亲自到南京与最高司法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杜重远。
九一八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的严酷现实，使沈钧儒认识到指望国民党抗日是不现实的，必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①沈钧儒：《寥寥集》，第34页。
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周新民、钱俊瑞等文化界人士在上海发表救国宣言，征集签名者280余人。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上旬，沈钧儒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1月28日，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沈钧儒、章乃器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沈钧儒被选为常务委员。他参与起草的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中，提出救国阵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和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从这时起，沈钧儒从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中国**主张的正确，从而向**靠拢。
救国会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曾致信沈钧儒、章乃器等人，高度评价并表示赞同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申明：中国**和红军“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①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救国会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员起了骨干作用，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在抗战前后，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有重要贡献。救国会领袖们虽然一片爱国赤忱，其活动也完全是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但这些爱国活动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压制和打击。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在日本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7人。随后移解苏州，羁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沈钧儒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立场，团结其他被捕战友进行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罗织成“十大罪状”，向被告7人提起公诉。随后，国民党又由其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等人，向他们进行劝降迫降活动，要他们写具悔过书，进反省院反省出狱。沈钧儒等断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驳斥了对他们的指控。6月7日，沈钧儒等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针对江苏高等法院起诉书，发表长篇答辩状，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答辩状以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陷，要求司法当局“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①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他在法庭①《**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①《救国会》，第249、270页。
上大义凛然，同审判官进行了说理斗争。当审判长问他：“抗日救国不是**的口号吗？”“你知道你们被**利用么？”沈钧儒从容坚毅地回答说：“**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假使**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②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等7人再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简单明白的道理，申辩了他们救国无罪，一一驳回了法官提出的问题，使检察长和审判官理屈词穷。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迫害，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人，发起救国入狱活动。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强斗争和全国人民的有力声援，加之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7月31日，在蒋介石的电令下，江苏高等法庭裁定对沈等停止羁押，交保释放。
沈钧儒出狱后，决心献身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他在《决念》一文中表示：“抗战一定要到底，凡游移馁怯妥协诸理论，我誓必反对之。”“即使我不幸而为此抗战中的牺牲者，亦无所恤。”①8月，他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员，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国防参议会。12月，他由南京到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同时，创办了《全民》周刊，任社长。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团，沈钧儒和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提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赞同。10月，他由武汉到达重庆。
抗战开始后，由于形势的改变，救国会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1939年，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十七人座谈会”，由各代表一个方面的“救国会朋友”参加，实际上是救国会的核心，沈钧儒仍是总负责人。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各抗日民主党派参政员针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纷纷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实施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沈钧儒除予以积极支持外，还在大会上提出《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这次大会通过了实施宪政案。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11月下旬，沈钧儒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便在重庆、桂林等地开展了宪政运动，沈钧儒和救国会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和推动者。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实施宪政的文章和演讲，还往桂林推进宪政运动。但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打算真正实行宪政。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召开，由宪政期成会多次研究，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对此重要议案，根本未经认真讨论，蒋介石即作出结论，送交政府参考，从此便无着落。9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原定本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因故改期。这次宪政运动开展不及一年，即完全消沉。事实说明，蒋介石声称要行宪，不过是敷衍舆论的欺骗宣传。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②《沈钧儒文集》，第300、302页。
①《沈钧儒文集》，第332页。
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黄炎培等一部分小党派参政员，为了加强团结合作，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并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原为创议人之一，但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关系密切，思想左倾，担心国民党反对，不赞成他参加。到1942年，沈钧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党同盟，救国会同时成为盟内政团之一。沈钧儒及其所领导的救国会在争取民主宪政斗争中表现出鲜明坚定的立场，使国民党十分恼恨，因此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名单公布时，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全部被除名。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发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能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人士参加进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议决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10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继续当选为常委。同年冬，救国会在重庆的会员开会，鉴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救亡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为救国会），并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程，沈钧儒被推选为中央主席。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1945年一二一流血惨案发生后，他写诗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①1946年1月，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中旬，他离开重庆回到上海。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夏秋间，他和黄炎培等民盟政协代表往来于京沪间，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沈钧儒愤怒写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杀一二人而要天下再不会有三四人以至百千万人，那真是梦想。”②11月，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制定伪宪法，沈发表谈话予以谴责。随后，他在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
1947年1月，沈钧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会，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进行反革命内战，另方面对其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10月下旬，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被迫宣布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并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沈钧儒虽曾提出异议，但终因大势所迫，无法改变。随后不久，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沈钧儒到香港后，与前不久抵港的民盟中常委章伯钧共同主持，于1948年1月5日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当日发表紧急声明，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决定，否认民盟总部在被威胁劫持下发表的总辞职、总部解散和停止盟员政治活动的声明。沈钧儒在开幕词中说：“我们①《寥寥集》，第138页。
②《沈钧儒文集》，第524页。
要检讨过去的政纲政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重新估计，而后确定当前应走的政治路线和新的工作方针，来加强本身力量，完成政治任务”；并提出全会的使命，是“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①。三中全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两项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1）指出南京政府“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跟这个反动集团斗争到底，积极支援人民武装革命。（2）认定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和靠山，必须“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新不平等条约”。（3）坚决拥护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4）指出中间路线行不通，表示“坚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对中国**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为实现国内和平所做的努力表示敬佩，声明要“与中国**实行密切的合作”。这次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时由沈钧儒、章伯钧轮流代理。三中全会是民盟新的历史转折点，使民盟从此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所谓中间路线。
1948年5月1日，**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和章伯钧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电**，积极予以响应。随后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9月，沈钧儒和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26日，**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欢迎前来解放区的各党派及各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大会，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热烈赞扬解放区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化，指出这是伟大的中国**和英明领袖**领导的结果。他在会上还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总部已决议迁入解放区，决心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奋斗。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沈钧儒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5日，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任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2月18日，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开会，鉴于14年来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人民已经翻身作主，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遂发表宣言，宣告救国会结束。12月20日，民盟举行五中全会，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4、1958年，沈钧儒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澜逝世后，1956年2月，他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63年元旦，全国政协招待70岁以上老人，为他们集体祝寿，沈钧儒抱病参加。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说：“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①《沈钧儒文集》，第553页。
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使沈钧儒非常激动，他即席讲话表示感谢**和**主席。这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第三十章谭平山谭平山，原名鸣谦，别号聘三、诚齐、诚斋。1886年9月28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生于广东省高明县（今高鹤）明城镇新元坊。出身贫苦，其父为裁缝。早年就读于高明县东洲书院和肇庆广肇罗中学。1908年，谭考进两广优级师范，并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1909年，加入同盟会，秘密开展反对清皇朝的宣传活动。
1910年，谭平山师范毕业后，在雷州中学任教，同时积极进行反清宣传。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代议士，参加省临时议会的活动。1912年，广东同盟会更名为国民党，谭以同盟会会员身份转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较早的党员之一。
19年，谭到阳江中学任教。翌年，考上北京大学。在北大，谭广泛接触新思想和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组织。1918年与罗家伦、傅斯年等发起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为《新潮》撰写论文多篇，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中，谭参加了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曾被反动军警逮捕关押。经过五四运动，谭的思想有所变化，开始从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920年初，谭和陈公博、谭植棠创办《政衡》杂志，主张政治根本革新，社会根本改造，各种问题根本解决。他翻译外国进步书籍，撰写专论和时评，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1920年夏，谭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开始了他在广东的革命活动。10月，又与谭植棠、陈公博创办《广东群报》，大量报道各国**及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活动，介绍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支持和指导广州工人的革命斗争。
1920年8月，上海等地成立了**小组，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发起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到广东，协助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广东**组织。由于广州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势力较大，因此，此时广东党组成的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年底，陈独秀来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谭任副委员长。谭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重新整顿和建立了广东**组织，正式称为中国**广东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谭平山任南方分部主任。谭领导的**广东支部积极工作，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广东支部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声明传单，号召海员工人团结一致，坚持到底，动员组织在广州的党团员，接待回广州的罢工海员，并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领导广东工人运动的同时，谭加强了对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2年3月，谭重新组建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书记。
1922年6月，由于陈炯明叛变，广东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谭平山被派到北京，以警监学校教导主任为职业，进行革命活动。7月，到上海参加了**二大。1923年2月，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谭从北京回到了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党的工作，谭专任**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区党的工作。1923年6月，谭参加**三大，拥护和支持关于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主张，被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以后又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
**三大后，谭平山坚决贯彻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0月，他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9个委员之一，并被选为该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谭出席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向大会做了报告。会上，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和廖仲恺、戴季陶3人主持中央秘书处日常工作。谭成了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民党一大后，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谭平山领导的**广东区委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工作。谭还通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出一批特派员、改组员、筹备员奔赴各县，协助建立和健全各县、区党部的基层组织，将国共合作发展到基层。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推动农运发展，在谭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谭经常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身份，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作报告。1924年10月，广州发生了商团反革命叛乱。谭积极组织工人、农民支援，配合军队镇压叛乱，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贡献。
1925年1月，谭平山到上海参加**四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加强对广东工作的领导，5月，**中央决定谭为**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成立了以谭为首的**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谭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使国民党中央下定决心武力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为首的滇、桂军阀的叛乱。10月，谭动员组织各种力量，支援广东革命政府东征陈炯明，南讨军阀邓本殷，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加剧。5月，谭平山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号召人们“要明白的认清楚国民党中，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更要认清楚国民党员的意见中，那种是革命派的主张？那种是反革命派的主张？尤要认清楚国民党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那一派是真正的能够代表国民利益而奋斗？”①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害牺牲，革命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廖案有关人犯，谭等5人任审判委员。11月，“西山会议派”出笼。谭团结国民党左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浪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谭出席大会，并向大会作《党务报告》。大会重申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大会决定开除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出国民党，加强了**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谭再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长。1926年5月，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后，抛出整理党务案，不准**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担任部长职务。谭只好离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
1926年11、12月，谭平山代表**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谭代表**在大会上致词，并系统地汇报和论述了①《革命》周刊第1期，1925年5月2日。
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重点谈了同国民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和农民问题。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
1927年2月，谭平山从苏联回到广州。3月，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谭缺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4月，谭到达武汉，他在武汉中央农讲所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任大会政治委员会和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多次在会上发言，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农民部部长，参加了由**、瞿秋白等9人组成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继续担任**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这时，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到武汉。谭仍任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政部长、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谭主要负责有关农民运动的工作。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中地主、资产阶级和官僚们的恐惧。他们极力诬蔑、阻挠农民运动。谭平山领导的农政部，要在农村推动农民运动，必然引起地主豪绅及其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和诬蔑；要维护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纠正农民运动中某些“幼稚行为”，又会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和共产国际的指责和批评。1927年6月，谭平山辞职不成，遂以因病请假就医为名，离开了农政部。6月29日，反动军官何键在汪精卫等人授意下，宣布与**分裂，拘捕**员。7月13日，**中央发表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人的反革命行为，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员退出政府。谭随即发表公开辞职书，指责国民党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由革命变为反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积极主张**独立领导革命斗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爆发后，谭以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名义，主持召开了在江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为委员，并任该委员会7人主席团主席。不久，起义军撤离南昌，谭平山随军南下。9月下旬，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一带失败。**中央指示谭放弃革命委员会领导职务。10月，谭和吴玉章等人到达香港。
南昌起义失败后，谭平山从潮汕经香港到达澳门。此时，**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处分了大批党内干部。谭受的处分最重，被开除了党籍。关于谭被开除党籍一事，周恩来曾经说过：“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个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①1928年初，谭从澳门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党籍。他不服气，多次写报告要求复议，请求党组织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然而，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谭仍关心着党的工作，关心中国革命的进展。谭给**中央写信，指出“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着的中央的一些过“左”政①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策及其危害，提出了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一些正确看法。②谭的信不仅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相反却被当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谭十分痛苦、灰心，失去了重新回到党内，继续为党工作的希望。
谭平山被开除出党后，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去向。他首先联络国内一些既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又不满**现行路线的人，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后又组织中华革命党，出版《突击》、《灯塔》周刊，进行宣传活动。1929年3月，谭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发表《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和新的军阀拼个你死我活”；同时也批评中国**“盲目暴动，不顾事实，一味孤行，更且强迫罢工，误施恐怖”等等。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后，和谭平山一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继续从事反蒋活动。8月，在上海召开十省、区代表参加的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该党的纲领《政治主张》，出版《革命行动》月刊，主张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由于和邓演达在党的纲领和名称以及反蒋的方法上有分歧，谭离开上海到香港。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谭在香港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谭退出了第三党。
1935年8月1日，**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各党各派联合抗日。谭平山积极响应，在各地奔走呼号，推动团结抗日。1938年春天，被蒋介石召见，征询施政意见，并参加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起草工作。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谭被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任国民党军事委员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谭到重庆。随着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真面目的暴露，谭对蒋介石政权的幻想破灭了。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谭在政治上逐渐站在**一边，并积极投入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2年底，谭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成立民主同志座谈会，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1943年8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等人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民联”正式成立。谭是“民联”中央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之一，是常务干事会的实际主席。
抗战胜利后，谭平山在重庆参加集会，发表演讲，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有力地配合了**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谭和冯玉祥、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特地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要求释放政治犯，撤销特务机关，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国民党的训政，组成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①1946年秋，谭平山从重庆到上海。他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公开抨击国民党反动派。1947年2月，谭主持召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中央干事会，指出，“国民党建立的革命政府，变成反动政权”，号召全体成员“为着实现三民主义、实现和平、实现民主而奋斗”②。1947年5月，②《团结报》，1956年4月25日。
①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6、27日。
②《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四次政治会议政治报告》，《民潮》第6、7期合刊，1947年4月5日出版。国民党加强对民主党派的迫害，造谣说“民联”受**控制，准备加害谭平山。1947年秋，谭被迫到香港。他以香港为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谭和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王昆仑等人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会和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分子，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8年元旦，“民革”正式成立，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决心“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③而斗争，号召各地同志率部武装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并呼吁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对中国民主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右翼，在人民中散布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阻止人民革命战争。谭平山在香港团结各民主派分子，揭露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号召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1948年5月1日，中国**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谭平山发表通电、文章和演讲，拥护中国**的号召，认为“**的五一节口号，就是适应人民要求的号召”①。9月15日，谭与其他民主人士响应**号召，离开香港。10月，从丹东进入解放区，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谭负责领导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9月21日，谭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在政协会议上谭平山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务委员会委员及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谭领导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全力投入了这一场运动。谭总结人民监察工作的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了人民的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二是坚持了监察工作的群众路线；三是坚持了监察纠举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改造与纪律制裁相结合的方针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谭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时，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谭因年老有病不再负担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1956年2、3月，谭平山抱病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代表大会，鼓励“民革”的同志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谭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和民革中央副主席。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致悼词，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谭平山为中国革命奋斗的一生，指出谭平山“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他拥护中国**的领导，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①。谭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贡献、有影响的革命家。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谭平山文集》。
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华商报》1949年1月4日。①香港《华商报》1948年5月23日。
②《人民日报》1952年9月22日。
①《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第三十一章章伯钧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生于安徽桐城县。父章扬清，略有田产，28岁时因乘船遇大风，落水淹死。当时章伯钧只有7岁。父殁后，其母变卖田产供其兄弟三人上学。
章伯钧幼年念过几年私塾，继入桐城中学读书，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喜好“考据”、“词章”之学。辛亥革命后，复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19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0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此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启迪下，他积极主张革新进步，聘请了恽代英等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任教员，因不为当局所容，一年后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许世英对章颇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次年章由上海启程，与高语罕、朱德、孙炳文同轮前往柏林。
到德国后，章伯钧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学习3年，政治上颇为活跃，先后参加了中国**和国民党。1925年与到达柏林的邓演达相识。
1926年春，章伯钧回国抵达当时处于革命**中的广州，其时郭沫若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伯钧被任命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邓演达的得力助手。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大革命失败，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则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并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伯钧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后又转至上海，从此脱离了**。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3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表示要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国内的章伯钧予以积极响应。1928年，章在上海与谭平山、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认为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已成为新旧军阀官僚买办豪劣以及投机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势力的集合体”①，是人民的仇敌，革命的对象，要求推翻南京政府，并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改组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同时，又不同意中国**在农村聚集发展革命力量的主张。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人们从此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8月，邓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干部会议①，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邓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被推为总干①《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原件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
①该党以后即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事，章伯钧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国民党对邓演达的反蒋活动深为忌恨，1931年8月17日将邓逮捕，11月予以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由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列名负责中央工作。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曾参与策划，章伯钧则在北方从事反日军事活动。1933年11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章伯钧被任命为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于此时宣布解散，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1934年初，章伯钧在香港与黄琪翔、彭泽民等召开临时代表会议，宣布复党。随后，章伯钧去日本，除与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外，并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支部，与留日同志经常开会，交换意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5年11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的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将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此成为与国民党完全割断了联系的独立政治集团。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并发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要求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①。《纲领》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②要求承认**领导的革命政权，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新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章伯钧成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1937年7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③。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出席会议，报告国际形势和前方战事情况，征询与会者意见，由于歧视和压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伯钧及其他负责人与会。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①。他并著文说：“抗①宣言原件存农工民主党中央。
②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③《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①《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曾经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②为了实现民主政治，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3月末，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6月，章伯钧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