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下旬，章伯钧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定有信约十二条，要求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②。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主张与**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倒退，在1941年3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第二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均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皖南事变发生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以求各自党派的生存和发展，并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团体。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参加了同盟。1944年9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继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为发展民盟组织，扩大民主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伯钧任主编。他撰写的《发刊词》说：“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侵略的长期苦战中，牺牲了无数量的生命和财产，正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②《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抗战行动》第6期。
①《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记录》，第94页。
②《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页。
放的伟大前途，使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的历史任务彻底完成。所以本刊的使命，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的地位，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努力尽责。”随后又著文指出：“中国根本问题之正常的解决，在于有民主的宪政，有全民负责的统一政府。”“现时中国人民的要求，是要有实际的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决不能在任何假托之下，悭而不予。”他要求国民党对执行孙中山所手订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策，“切实检讨，加以反省，凡有逆于世界潮流与不顺于人心之政事，皆须及早变革，自动维新。所谓结束党治，归政人民，正是振奋人心，刷新党国之第一要义”。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章伯钧在文章中反驳说：“政权是应当属于全人民的，若偏在一党，都可说是不正当的‘赃’；如认为是‘赃’，就得有分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这种说法，主张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①为了促进国内团结进步，他随同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于7月1日赴延安访问，与**、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解放区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7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席位得到恢复。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1945年9月15日，他发表对时局谈话说：抗战8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终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今后民主建国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反对“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他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承认现有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他特别指出，解放军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①。还说：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②。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5月，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大”，并由这个“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说：“在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情形下，是绝对谈不到宪法的。自从袁世凯到今天，情形始终如此。军阀集团所需要的只有三种：一是戒严法，二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三是盗匪惩治条例。他们是不需要宪法的，但是为了粉饰装点，又为了对付外国，有时又是需要宪法的，曹锟要宪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复如此。”他还着重指出：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民主就是各党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平是不打内战，不拉壮丁，没有外国驻军；统一就是不开分裂的“国大”。“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①1947年1月初，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加强组织，扩大民主运动，会①《纪念国父》，《中华论坛》第1卷第3期。
①《中华论坛》第1卷第9期。
②《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①1946年12月15日《文汇报》。
后章伯钧在上海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并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月底，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该党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其最终目的是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鉴于该党认为农工是社会的骨干、革命的基础、平民政权的重心，因此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制定的政治主张为自己的基本纲领。章伯钧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在发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反革命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决定予以取缔。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不赞成解散民盟，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活动。蒋介石曾派高级官员对他进行威胁利诱，遭到他的严厉斥责。
1948年1月，章伯钧和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治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实行密切的合作”①。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章伯钧和沈钧儒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5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通电，响应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发起新政协运动。
9月1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随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29日到达哈尔滨。
11月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立场，说：“对于人民与人民公敌之争，对民主与反动独裁之争，我们的态度应该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章伯钧由哈尔滨抵达北平。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钧被推选为委员，并由他和沈钧儒负责主持中央盟务，同时宣告民盟香港总部结束。
6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备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届常委和第二届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第六届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副主席等职。1957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
②《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86页。
年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患胃癌在北京逝世。
第三十二章罗隆基罗隆基，号努生。1896年8月1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六）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其父是前清秀才，后以教私塾为业。受父亲的影响，罗隆基自幼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
1912年夏，罗隆基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罗隆基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及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主编。他擅长政论，立论独特，文笔犀利，很早就显露出政治家的锋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罗隆基积极参加并成为该校领袖人物。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际，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是陈长桐继起的是和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他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①由于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至在校完成学业的时间由八年延长至九年。罗隆基本人曾自嘲地归纳为：“九年清华，三赶校长。”②1921年，罗隆基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的敬慕，罗隆基又前往英国，就读于拉斯基教授门下，后又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大量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且信仰“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参加了由清华的留美学生组织发起的国家主义社团——“大江会”。他们提倡国家主义，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体制，拥护人权；主张由国家倡导工业化，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但是，“‘大江会’没有坚固的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等到大部分人回国后各自谋生去，团体也就解散了”。①1928年，罗隆基回国后，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同年3月，与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自第二卷第二期开始，《新月》的编辑方针有所改变，由纯文学刊物转为兼论时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罗隆基主编，更增加了政论文的分量。由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人权问题看法一致，他们以《新月》为阵地，高举“人权”、“法治”、“自由”的大旗，掀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讨论，因而被称之为“人权派”。罗隆基成为人权派的代表人物。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人权派的“保障人权”，“确定法治”，“思想言论自由”，“实行专家政治”，“要求财政管理权”等主张。1929年12月，罗隆基与胡适将有关文章编辑成《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中罗的主要文章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这些言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较为集中地抨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政”政策，特别是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国民党政府“明令彻查胡适”②。教育部长对胡适签发了“警告令”，并以教育部的名义勒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为由，将罗隆基拘捕。后来，为胡适和宋子文所保释。在国民党的压制下，罗隆基仍坚持自己的一贯①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②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①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0—51页。
②《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15辑（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2页。主张，他先后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什么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他始终坚持：“《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①这时的罗隆基，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又反对**的主张。他主张用改良主义“代替”**领导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1930年12月，罗隆基发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的长篇文章，“忠告”国民党当政者，对于**思想，不能“压迫”而要采取“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并说“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人权派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他们自己标榜的政治态度是：“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地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不能把中国政治引上常轨。**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装抗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9月21日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勇于私斗，怯于外战的虚弱本质，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当局要有“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诚心，“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作为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呼吁：“如今党国的人员，给我们四万万的国民，一个共赴国难的机会。”①同时，他表示：“在国事危机存亡的时候，我们决不愿拿‘言论自由’作幌子，来与当局为难”，“内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张，可以暂时搁置，一切的政治意见，可以暂时牺牲。”②但是，罗隆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政治主张从来没有放弃。1931年底，新月书店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一书，收集了罗隆基从1929年人权运动以来陆续发表的政论文章。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这些文章虽已有三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感觉着我在政治上目前要说的话依然是我已经说过的那些”。
为了扩大宣传武力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罗隆基坚决辞去了《新月》杂志总编辑的职务，于1932年1月间离沪北上，就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论题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1932年1月12日），抨击国民党内蒋、汪、胡三派置国难于不顾，仍纷争不休。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天，他在《益世报》发表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1932年1月26日），主张武力抗战，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罗隆基与张君劢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月20日，出版再生社机关刊物《再生》月刊。该刊创刊号上发表《我们要说的话》，正式提出他们的政纲和具体方案，即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他在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政权是“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福建事变发生以后，罗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张，并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对福建事变和平解决。他的这一系列言论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仇恨。1933年秋，国民党蓝衣社暗杀罗隆基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页。
②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新月》3卷10号。
①罗隆基：《沈阳事件》（1931年9月2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②罗隆基：《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第3卷12号。
未遂，接着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益世报》给予“严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报》在罗聘约期满后暂不续约。罗隆基被迫离开了《益世报》。
1933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国社党的决定。1934年7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罗隆基当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934年秋，罗隆基应召南下四川，在峨嵋山与蒋介石会晤。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日为蒋介石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等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此外，他还为在峨嵋山受训的军官作了几次演讲。临行前，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他坦率地表示：“我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意回南开大学教书并从事写作。”①罗隆基回到天津后不久，宋哲元代替黄郛掌握了平津政权，在取得宋哲元的谅解后，他又重返《益世报》。1936年3月，罗隆基针对国民党政府污蔑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②。1936年6月，罗隆基为《益世报》写了一篇题为《国人制裁内战》的社论，提出：“在今日，我们是无条件反对内战的。用抗外做题目与中央发生内争者，我们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统一’两字亦不是中央政府进行内战的好题目。”①由此引发了一场与胡适的笔战。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先后发表了《我们的逻辑》、《我们立场的解释》等文，对胡适的论点予以义正辞严的驳斥。这一期间，他还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北平《晨报》社长，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为团结御侮，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隆基南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邀请成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武汉失陷后，张君劢发表了《致**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②。各党各派先后对此发表评论，国社党内部也因此发生意见分歧。作为国社党宣传部长的罗隆基表示，张君劢的这种意见不能代表国社党，要抗战就要同**搞好关系。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和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罗隆基在讨论宪政问题提案时，尖锐地指出：“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民主宪政运动展开后，1939年10月，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一致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罗隆基于1940年连续发表《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论公开政权》等文章，提出了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即实行“多党制”与“公开政权”。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径，同时，他们更迫切地感到联合的必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正式成立，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25日，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依据政团同盟纲领的精神，张澜和罗隆基拟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正式民意机关，保证①罗隆基：《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②《自由评论》第14期，1936年3月6日出版。
①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9日社论。
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日。
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严禁官吏垄断企业、投机倒把等。这一提案获得包括**在内的23位参政员的联署，但招致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不满。1940年，罗隆基宣布脱离国社党。1942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年5月，他参与创建了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任宣传委员，这是政团同盟最早成立的地方组织。该组织在昆明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在罗隆基等的主持领导下，先后吸收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同盟。罗又主持吸收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秘密入盟，扩大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声望和实力。此外，昆明支部向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建议，将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使它成为政治主张相同的民主人士的联盟，中央常委会接受这一建议，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为云南省支部，出版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主编。他积极响应**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昆明发起组织5000人的双十节群众纪念大会和护国纪念会，会后，举行大游行，高呼“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扩大民主运动”，在西南地区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同时，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接连发表《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党派团结的具体方案》等文章，强调党派团结为实现民主的枢纽，并提出有关实现民主宪政的具体主张。
抗战胜利后，罗隆基离昆赴渝，全力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罗隆基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民盟对目前一切问题的主张》的政治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及《组织规程》。由罗隆基执笔起草的《政治报告》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设计了民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要依据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就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通过“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等途径得以实现①。在这次大会上，罗隆基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与秘书长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一起共同负责民盟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为贯彻推行民盟的政治思想和纲领主张而不懈努力。同年11月，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罗隆基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声称“任何国家帮助中国打内战，我们都反对；中国任何党派打内战，我们都反对”①。同时，积极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12月24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等人以陪都反内战联合会的名义，分别致函蒋介石、**，呼吁双方“万不宜诉诸武力”，希望“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义”。②①以上引文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75页、第77页、第67—68页。①《记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大会》，见《周报》第13期，1945年12月1日。②《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07页。
1946年1月10日，国人企盼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终于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罗隆基作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他参加政治组和宪法草案组的工作。在改组政府的讨论中，罗隆基与**代表王若飞密切配合，一致认为改组政府的关键是要“改变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实现一些民主”③。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1）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2）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的办法，要使他真能执行；（3）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在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罗隆基重申民盟主张，即不承认旧代表的主张。由于政协会议期间，**与民盟代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
政协协议一经签订，国民党当局马上对它进行破坏，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罗隆基为谋求和平从中斡旋，并以民盟发言人身份多次向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多次联名抗议国民党特务压迫残害民主人士的暴行。1946年2月，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创刊，罗隆基担任社长。7月，梁漱溟和罗隆基代表民盟严重抗议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如期召开“国民大会”，指出这是非法行为。李、闻惨案发生以后，他在上海主持追悼大会，并代表民盟讲话，抨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卑劣行径。他说：“民盟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中国之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同时，他表达了一个民主战士对民主事业的坚定信念：“李、闻两先生虽然被杀死，但战士的血决不会白流呵，一个人倒下了，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蒋介石悍然宣布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并催促各党派提交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罗隆基等民盟主要负责人坚持政协路线和民盟纲领，拒绝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引诱和拉拢。11月15日，民盟中央常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议起草一个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严正声明，以民盟代表罗隆基等五人名义发表。24日，罗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民盟始终坚持两条原则：（1）民盟维护政协决议；（2）民盟反对内战。并且强调民盟今后态度，以第三者的身份继续努力，以期打开国共僵局，口号为：“恢复和谈，停止内战”八字。同时宣布民社党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请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决定开除民社党盟籍。罗隆基明朗进步的政治态度，得到周恩来的赞许。1947年1月，罗隆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二中全会通过了民盟不承认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及其“宪法”，决不参加分裂的“国民政府”等项决议。1947年3月6日，**代表王炳南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而发表紧急声明，罗隆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接受委托，并公开发表了紧急声明。在危难之际，显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国民党派特务“护送”罗隆基回上海，将他送进广慈医院（后转到虹桥疗养院）“治病”，遂失去行动自由。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被**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方免遭于难。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隆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③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自5月初开始，罗隆基作为民盟副主席参加**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罗隆基作了坦率的发言，并对近来的“鸣”、“放”情况表示了意见。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虽然大家对**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同时，这个“鸣”“放”又是根据**的整风指示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的领导下进行的。针对有人担心对党提批评意见，将来会受到打击报复的心理，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由**、民主党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他强调“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另外，他提出**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他认为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发言还谈了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和**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还批评了国家某些经济计划有主观主义的情况和各项工作中的全部冒进倾向。①1957年6月8日以后展开了反右派斗争，罗隆基和章伯钧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联盟”。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责“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社会主义的”。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农工民主党。社论作出如下论断：“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受到猛烈的批判。罗隆基被迫多次做交代和检讨，但他本人也不知“章罗联盟”为何物。1957年罗隆基被划为大右派。他在抑郁苦闷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1965年12月6日夜猝然病逝，终年69岁。
20年后，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90诞辰。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追述了罗隆基的一生，肯定罗隆基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纪念的。
①《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5月23日。
第三十三章张君劢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别号世界室主人，英文名CarsunChang。上海市宝山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月18日出生于嘉定县城一商宦之家。在12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后与其胞弟张嘉璈共同活跃于中国政坛。张君劢一生出入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曾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在政治学、哲学、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
6岁时入家塾，记诵儒家经典，学作八股文，接受传统教育。1897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及数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此期间，由于受到思想进步教员袁希涛的影响，开始关心政治。后来，张君劢一度成为梁启超立宪政治的忠实追随者。
1902年，张君劢应宝山县乡试经义策论，中秀才。次年，考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半年后改入南京高等学校。拒俄运动发生后，因报名参加拒俄义勇军，被斥退学。1904年，到长沙明德中学教英语，不久转澧州、常德等中学任教。1906年被宝山县公派日本留学，抵日后背弃入师范学习理化的承诺，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后入大学部学习政治，精读英人洛克、约翰·弥尔等人的政治学著作，初步确立了民主政治思想。因背弃承诺，官费仅半年而止，不得已卖文谋生。1906年11月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处女作《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从此结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到1929年梁启超逝世，梁、张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人对德国文化的崇拜，使得张君劢萌生了到德国留学的念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后，张君劢积极参与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并在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国会与政党》等文，鼓吹立宪政治以及西方政党政治学说。政闻社解散后，1909年6月，与他人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所”，创办《宪政新志》杂志，继续鼓吹议会政治。
1910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11年参加清政府的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赴京任农商部秘书，针对当时争论异常激烈的省制问题，张君劢著《省制草案》，提出自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问题上的主张。同年1月与汤化龙、孙洪伊等宪友会成员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隐奉梁启超为领袖，夏秋之间为动员各方面欢迎梁启超归国而四处奔波。10月上旬，受民主党委托到日本迎接梁回国，下旬，记录梁启超在各欢迎会上的讲演，12月，将各讲演结集出版，名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
1913年，张君劢取道俄国赴德国留学，3月入柏林大学，学习法政、财政等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915、19年，在《大中华杂志》、《浙江兵事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向国内介绍了有关大战的情况。
护国战争爆发后，应梁启超电召归国。19年春，出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长，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国会重开后，围绕省制是否入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9年9月张君劢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联邦十不可论》，并重印《省制草案》，重申“大共和国之理想”的主张。
“府院之争”之际，张君劢极力主张对德宣战。1917年2月，秉梁启超之意，前往徐州向张勋汇报对德外交情况；4月请梁启超起草对德宣战布告。6月建议段祺瑞组织参战军；8月段政府公布对德、奥宣战书。
“安福国会”成立后，张君劢追随梁启超暂时退出政坛。1918年1月，酝酿发起松社，以纪念在护国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蔡锷（字松坡）将军；12月，与梁启超等作欧洲旅行，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梁启超等回国后，张君劢仍留居德国耶纳，师从著名的哲学家倭伊铿（RudolfEucken）学习生命哲学，直到1922年春回国。
旅欧期间，张君劢除研究哲学外，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了苏俄宪法，向国内详细介绍了德国革命的情况，鼓吹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反对苏俄社会主义，反对以俄为师，从此，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的大量政论性文章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杂志上。1922年把介绍德国革命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
1922年，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草拟国宪大纲，并著《国宪议》加以说明。同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Driesch）应讲学社邀请来华讲学。张君劢口译，并整理出版《杜里舒讲演录》，同时向国人翻译、介绍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提出自由意志的人生观，遭到丁文江（字在君）、胡适等人的反对，哲学界因此展开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又称“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张君劢在很多讲演中提及此事，因作为论战的一造主角而自豪。
“猪仔议员”制订的“曹锟宪法”公布后，张君劢鉴于该宪法采纳了“国是会议”宪草的很多内容，主张由国民投票公决，遭到邵力子、瞿秋白等人的痛斥。
1923年，在上海创办自治学院，自任院长，次年奉令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讲授英国政治、唯物辩证法批判等课，后来，政治大学的一批学生成为其忠实的政治追随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政治大学被关闭。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张君劢、梁启超等拒绝段政府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
1927年，梁启超拟组织一松散的组织，作为组党的准备，张君劢主张梁宣明政纲，直接组党。1928年，张君劢与青年党领袖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训政学说，杂志发行十期即被停刊。1929年，青年党在上海英租界开办知行学院，张君劢为学员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端午节前，在回家途中遭绑架，被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附近达20天之久。9月9日，参加完梁启超的葬礼不久，到德国耶纳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并与倭伊铿合著《人生观问题》。
1930年，译著《政治典范》（GrammarofPolitics，byH.J.Laski）出版，因迫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不得已以“张士林”的名义出版，“士林”二字各取“嘉森”二字的上下部分。拉斯基的多元政治论思想对张君劢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8月，离开耶纳返国，中途在苏联停留一月，考查苏联的经济建设情况，九一八事变前夕，回到北平，后到燕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并与张颐就黑格尔哲学展开讨论。
1932年，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发表《我们所要说的话》、《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纲领性文章，提出国家民族本位、民族建国、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政治主张。1934年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出路在于“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同年12月，国民党当局将3000余册《再生》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一同焚毁。
1935年，再生社出版《中国往那里去》，汇集了国家社会党的一些纲领性文件。《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汇集了张君劢在学术、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文章及讲演。是年到北平、广州、太原等地讲演，积极宣传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6年，国社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连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职。译德国鲁登道夫著《全民族战争论》（DertotalKrieg，byLudendorf），呼吁全民抗战。
全面战争爆发后，应邀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家社会党得到政府的承认，愿意共赴国难。1938年12月，发表《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希望**放弃阶级斗争、取消军队和边区。同年，出版《立国之道》，详细阐述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9年，各民主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地位，掀起民主宪政运动。
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君劢等36名参政员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宪法，结束党治。同时，又与左舜生等其他55人联名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提出以宪政代替党治，立即成立举国一致的战时行政院。随即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宪政座谈会，并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及国共之间矛盾的尖锐，1940年，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会，商讨民主党派的联合问题，后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与胞弟张嘉璈视察滇缅公路，并撰《尼赫鲁传》，希望国民像尼氏那样，勇敢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并以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明书院的宗旨。该书院与勉仁书院、复性书院齐名，成为抗战时期的三大书院之一。发表《胡适思想路线评论》一文，认为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胡适提倡打倒孔家店是因为他对孔子没有正确的认识。
皖南事变后，为调和国共之间的冲突，抵制蒋介石利用国民参政会为残杀新四军的行为辩护，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要有**领导人参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涉嫌策动反对宋霭龄用飞机运狗事件的学潮，被困于重庆汪山，民族文化书院被迫停办。
1944年，继续积极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宪政实施协进会第四次常务会通过张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当天，提出将来的政治必须实现各党各派共同合作的民主政治。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年底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1945年春，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次年，经英国回国，途中考察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并访问《历史研究》作者汤因比。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反对一党**，极力主张议会政治。
政协协议确立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等政治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适逢六十大寿，各民主党派领袖及社会贤达前往祝贺，周恩来送给张君劢的寿文是“民主之寿”。政治协商会议后，参加宪法草案审议会，并根据政协达成的协议拟一份宪法草案供审议会参考。后来，国民党方面对该草案作了修改，并由“制宪国大”通过，成为中华民国宪法。7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讲中华民国未来宪法问题，讲稿于194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8月，美国方面宣布调停失败，蒋介石不顾政协协议及各方面的反对，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同月，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张被选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宣布调停失败后，张君劢、黄炎培等以第三方面的姿态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10月，张在上海代表民社党招待国民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呼吁和平、民主、统一。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开幕，**及民盟中的进步人士极力反对。11月20日，张君劢在蒋介石的劝诱下，不顾民盟及民社党中进步人士的劝阻，与蒋介石交换了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的换文。民盟随即将民社党开除出盟。1947年4月，张与蒋介石、曾琦在“新政府之施政方针”上签字，并向国民党当局提交国社党参加政府的名单。此事遭到**和进步人士的严厉抨击。
1947年7月，民社党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被选为主席，并亲拟党歌歌词，重申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以镇压，张与李璜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表示抗议。12月底，应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邀请赴美讲演新宪法。1948年4月初，讲学归来，积极支持民社党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6月，在上海为民社党党员作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的长篇讲演。
南京解放后，民社党总部随国民党政府撤至广州，1949年7月7日，张与国民党、青年党领袖联名发表《**救国宣言》。7月12日，**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取缔民社党、青年党的指示，宣布民社党、青年党为非法组织。10月，张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社党中常会，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民社党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11月，赴印度讲学，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1952年定居美国。
张君劢的晚年主要从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研究和传播，并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定居美国前，主要是在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讲学。定居美国后，杜鲁门总统特嘱国会图书馆为张译著提供方便。1955年应聘于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并应孔教会之邀，在旧金山讲演义理学，集为《义理学十讲纲要》。1956年为旧金山《世界日报》撰写社论，后结集为《张君劢新大陆言论集》。1957、1962年，先后出版英文学术著作《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58年，由他发起，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以中英文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它被视为新儒家的宣言，表达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主要特征、现代意义及发展方向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同年，出版《辩证唯物主义驳论》。并先后在联邦德国、英国、印度、越南、日本、韩国等地作环球讲学。1961年，出版《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哲学家》，对王阳明的心学作了深入研究。1965年，在旧金山创立自由中国协会，并创办《自由钟》月刊，对中国**政治作了认真反思，有关论述**政治的文章，后来稍作调整、修改后，以《中国**君主政制之评议》为书名出版。同年6月，赴汉城出席“亚细亚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指出：“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1967年，应新加坡华侨之邀作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演讲，讲稿后由他人整理，以《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为书名出版。1969年，张君劢逝世于美国旧金山，所著《孟子与柏拉图》因病中辍。
1987年张君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台湾《传记文学》社出专集以示纪念。专集后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
第三十四章陈嘉庚陈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集美镇）。其父杞柏在新加坡经营米店和地产业。陈嘉庚9岁入读集美社的南轩私塾。17岁前往新加坡，在父亲开办的顺安米店帮助管理银钱货帐，兼当文书。两年后做了米店的经理。
1904年，顺安米店停业，陈嘉庚集资7000多元叻币（新加坡货币），创办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并将与人合资的日新罐头厂收回自办。获利后，又办起福山菠萝园和日春菠萝罐头厂，并扩大米业经营，增设“谦益”米店和“恒美”熟米厂。由于抓住了菠萝罐头销售的有利时机，加之经营得当，陈嘉庚屡获成功，这给他增添了扩大业务的勇气。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这位年轻的实业家以其远大的眼光和惊人的勇气，投资1800元购进橡胶种子18万粒，植于福山菠萝园中，开始从事橡胶种植业。随后又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开辟新的种植园。1911年，陈嘉庚到泰国曼谷采购大米，在北柳港发现那里的菠萝堆积如山，而无人设厂加工制作罐头，于是他便投资办厂，就地收购菠萝，制造罐头外销。至此，陈嘉庚已成为拥有几处橡胶园、数家菠萝罐头厂和米店的殷实侨商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看到菠萝罐头和大米受战争影响，外运困难，就决定全力经营航运业和橡胶业。他先后租购六艘轮船从事航运，来往于越南、新加坡等地，远者到达波斯湾，从中获利近百万元。之后他将几个菠萝罐头厂和米厂改为橡胶厂，又陆续购进几千亩橡胶园。由于战争的机遇和他个人的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数年间，陈嘉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0多万元巨资的华侨大资本家了。到1922年，他手中控制了10个经过改建和扩充的工厂，后来又购买了几处大橡胶园，并在马来亚和印尼等地设立了十几个分店。他还同时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计有：橡胶园15000英亩，各类工厂30余家，分店150多家，雇用两万余人，全部资产为1200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南洋商界的巨子。
然而，就在陈嘉庚登上“橡胶大王”宝座之时，英、美、日等国橡胶商人也纷至沓来，投资经营，造成胶价猛跌。从1926年起，亏损日甚。1928年，亲日奸商焚毁了他的胶品制造厂，损失近百万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经济危机，胶价暴跌，陈嘉庚被迫卖出胶园11000多英亩。到1931年，他不得不接受新加坡银行提出的条件，将自己的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虽然由陈嘉庚担任总经理，但实际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外商进一步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向他施加压力，企图垄断公司生产的全部胶鞋的销售权。陈嘉庚认为，如果答应，就等于受辱于洋人，公司将永无翻身之日，因而严词拒绝，并于1934年2月21日，宣布他的全部营业收盘。
陈嘉庚经营实业30年，为侨居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引进橡胶，进而大面积种植，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橡胶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首先开始橡胶制品的大规模生产，并有计划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还为当地培养出数量众多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陈嘉庚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华侨实业家，而且是国内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1906年2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不久这里成立了同盟会分会。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革命党人创办的《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的争论，使反对清皇朝统治的革命思想得到迅速传播，也使陈嘉庚深受革命潮流的影响。他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集会，1910年春，同弟弟敬贤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并剪掉发辫，以示反清革命的决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福建光复，陈嘉庚与同盟会员在新加坡天福宫召开闽侨大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被选为主席，在短短两个月内筹款20多万元支援福建革命，另筹5万元支持孙中山。
陈嘉庚一生爱国爱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竭尽所能。在这方面，突出表现在他不吝巨资，积极兴办学校上。陈嘉庚经常说，他的钱财“取之社会”，也要“用之社会”。1894年他首次回家乡时，便捐献私蓄2000元，办了一所“惕斋”学塾，这是他在国内最早兴办的学校。陈嘉庚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即所以兴国”，辛亥革命后，他决心回乡兴教以报国。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1913年，集美小学正式开办。这个学校以乡里祠堂为校舍，由陈嘉庚出钱修缮。随后又陆续创办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正规中学，以及水产、商业、农林、国学专科等学校，共10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经过陈嘉庚十余年的努力，一个荒辟的渔村终于变成了各类学校俱全的综合性的教育中心。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由此确定。
在创办集美学校期间，陈嘉庚几次回国，亲自筹划，凡选择校址、聘请校长、选用教员，以及招生及优待回国子弟等重要事项，他都亲自过问。考虑到当时一般人家经济困难，无法全力供子弟上学，陈嘉庚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师范生免收各种费用，并供给学生蚊帐被褥。此外，又设立“集美储金”，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国内升学或出国深造提供资助。为了创办集美学校，发展家乡教育事业，陈嘉庚耗费了巨资。据统计，1918年至1933年，集美学校各种费用共支出481万元。陈嘉庚还认为，集美学校必须设立基金，以保证长久的经费来源。1919年，他在新加坡聘请律师签立字据，捐出橡胶园土地290公顷，房地产9.2万多平方米，作为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陈嘉庚办教育并不着眼于自己的家乡，他曾先后拨出专款在福建的28个县市办学。到1932年，除集美学校外，由陈嘉庚创办和提供补助的中、小学校共有73所。
在兴办中、小学的基础上，陈嘉庚又进一步筹办大学。1919年7月，陈嘉庚印发《筹办福建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说明他“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因此“不揣冒昧”，倡办大学。①本月13日，他在厦门浮山与陈氏宗祠召开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并发表长篇演讲，讲述他筹办大学的动机和经过。他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我国不识字者占人口总数的90％，这同欧美日①《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1920年。
本“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②陈嘉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会上，他当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当年一次交清；经常费300万元，分12年付完。这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私人独资创办的大学，从1921年4月6日开学后，陈嘉庚独力维持了年。后来受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陈嘉庚的境遇十分困难，但他的态度仍很坚定，“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到1937年，陈嘉庚确因经费枯竭，无法负担，不得不忍痛将厦大交给政府当局，改为国立大学。对此，他十分沉痛：“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贴累政府，抱歉无穷！”③陈嘉庚还以同样的热情发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其中有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幸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
陈嘉庚不但兴办许多学校，而且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他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锢，开风气之先；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主张“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以培养生产技术人才，振兴实业；要求普及教育，订下同安“十年教育普及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陈嘉庚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鞠躬尽瘁，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真正做到了“诚毅”二字。
陈嘉庚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23年他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他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陆续筹款130万余元。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华侨大会，通过致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电，要求履行国际条约：制止日本发动罪恶的战争。1932年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抗战，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支援。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8月15日，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慷慨陈词，指出当前祖国面临亡国亡族的威胁，海外侨胞作为国民一分子，应该见危拯救，出钱出力，表明自己的真正爱国心。大会一致通过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翌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华侨代表汇集于新加坡，召开筹赈祖国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从此，南洋华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统一组织，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爱国团结的新阶段。南洋各埠的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者达80多个，各埠的筹赈会又设分会千百个。参加筹赈会的有各帮、各行业、各团体，其领袖人物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代表。有了这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加上德高望重的陈嘉庚的领导，华侨筹赈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取得了辉②《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厦大12周年纪念专号。
③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页。
煌的成就。
为了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首先在侨胞中开展广泛的爱国宣传。他竭力支持各地组织讲演团、宣传队、歌咏队、话剧团等向广大侨胞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动员广大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时极力促成国内一些文艺团体来南洋参加爱国宣传。如由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唱了三个多月，入场券收入达3万余元。其次是组织募捐活动，通过南侨总会下面的分会和基层团体，层层发动、人人关心，掀起了大规模的捐款爱国热潮。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底，南洋华侨汇款到国内的总数是30亿元（新加坡币），其中抗日义捐部分就有4亿元。陈嘉庚本人1938年春一次认购国债10万元，另外，他还每月捐法币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此外，陈嘉庚还组织大批技工回国服务。广州沦陷后，中国海上运输断绝，滇缅公路成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当时运输物资任务繁重，迫切需要大批汽车司机和修车工人。侨胞在陈嘉庚的号召下，纷纷响应，组织了一支3200人的机工回国服务队，分批来到昆明。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运输工作，对于支援抗战前线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陈嘉庚还领导爱国侨胞进行抵制日货、惩办亲日汉奸，发动捐赠衣物、药品、救护车等工作。不少华侨青年在他的感召下，相继回国参加抗战队伍。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极感气愤，立即发出电报质问，揭露其和平是假，投降是真的卖国面目。时值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议案。此案略作文字变动，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以大多数赞成获得通过。邹韬奋称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表现了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斗争、敢除恶务尽的民族气节。
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侨总会所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团先后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15个省份进行慰劳考察。这次考察是陈嘉庚一生的大转折，思想认识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抗战义捐款项全部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然而他尊重事实，明辨是非，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醒悟过来了，分清了是非，从而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1940年6月的延安之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会见了**、朱德，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参观女子大学和军校；与傅连暲以及财政、公安、司法等福建籍负责人交谈；广泛接触集美和厦大校友；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和欢送会等。他根据所见所闻，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7月，他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发表演说，以亲自在延安看到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对**的种种诬蔑和造谣，指出：“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①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印尼的爪哇。在3年的匿居生活中，他几次险遭不测，但都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1945年8月抗战胜①陈嘉庚：《在西北的观感》。
利，10月6日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11月8日，重庆十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送去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发表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的方针，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陈嘉庚代表海外爱国侨胞，坚决站到人民革命和反蒋拥共的立场上。1946年9月，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代表南洋1000万华侨，致电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要求美国迅速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蒋打内战。如果一意孤行，不听忠告，“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这个通电受到侨胞的热烈拥护。在内战期间，陈嘉庚多次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发动罪恶战争，拥护**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并指出独裁必败，民主必胜。他还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募捐支援国统区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表示响应中国**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9年6月，陈嘉庚应**的邀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30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同时把未了的合营企业结束，款项悉数汇回国内，准备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个月后，回国定居于家乡集美，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回国后，除参加政府工作外，还把扩建、充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至1961年，国家补助集美学校的经费约900万元，陈嘉庚个人支出经费500万元。在这期间，修建了大会堂、教学楼、图书馆、科学馆、游泳池等新的建筑，在专业设置上增设了水产、商船、航海、财经、轻工以及华侨补习学校。1960年，在校学生达1.1万多人，成为建校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集美学村以它较为齐全的设备、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海外和内地的莘莘学子。
解放后的厦门大学，在陈嘉庚的关心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建成了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医院、教工及学生宿舍等，还修建了可容纳2万观众的上弦运动场。厦门大学位于海防最前线，距离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大担岛、二担岛只有3000多米，扩建前有人担心在这样的地方修建高楼大厦是否合适，陈嘉庚的回答十分干脆：“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造起来！”他以老迈之躯，手持拐杖，不辞辛苦经常巡视建筑工地，检查工程质量。
陈嘉庚一生兴办教育事业的全部支出约合人民币1.5亿元（1981年折算）。这在近代的侨办教育事业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他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定居集美，住在董事会二楼的房间，既小且暗。陈旧的床、写字台和沙发，打着补丁的衣服和袜子，每天五角钱的伙食，却怡然自乐。他常说：“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对福建的建设十分关心，提了许多建议，为人民政府所采纳。他认为解放后福建最迫切的建设是修一条铁路，“全省十二万余公里，人民一千二百余万人，竟没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状况应迅速改变”。他不仅多次向**、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提出修建铁路的意见，并且亲自设计铁路方案。后经中央批准，开始修筑鹰厦铁路，到1956年修成通车。他还倡议移山填海，修建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得到陈云、陈毅、叶飞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海堤于1956年11月完工。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访问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个省市。他看到祖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迅猛前进，面貌日新月异，非常兴奋。途中不断给**、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56年元旦发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结论说：“我的总观感是，**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陈嘉庚对中国**和人民政府的侨务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在1956年全国侨联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强调：“应该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他还倡议在厦门建立“华侨博物院”，倡议在北京建立“华侨历史博物馆”
1958年，陈嘉庚患皮肤癌，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癌症搏斗了3年。1961年8月12日终因脑血管病变，全身机能衰竭，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表示对中国**的忠诚和热爱至死不渝，对祖国实现统一充满信心，并将在国内的存款300多万元全部捐给国家。
第三十五章汪兆铭（精卫）
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季恂。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父入粤籍，是为广东番禺人。1904年9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2期，1906年4月毕业，旋入法政大学。
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中国同盟会筹备成立会议时，汪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成立，任评议部评议长，并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要撰稿人。汪以“精卫”之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文章，阐述孙中山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揭露和批判清皇朝的**主义，批驳立宪党人的改良主义主张。
1907年3月，汪随孙中山赴南洋，来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华侨捐款，协助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失败后，汪决心以谋杀清朝重臣的行动，振奋天下人心，于1910年1月潜往北京，准备进行暗杀活动。4月日，汪因在银锭桥埋设炸弹事败，被警察逮捕。在接受审讯时，汪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被判处永远监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于11月6日将汪释放。
汪出狱后，努力于促成南北停战议和的活动，并作为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谈判，促成清廷退位，南北统一。随后汪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命，随专使蔡元培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后，汪随孙中山由上海往香港，随即转赴南洋，与陈璧君结婚。8月，汪偕陈璧君前往法国，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开展留法勤工俭学活动。
1913和1915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时，汪精卫都应召回国。19年12月，汪离法国，经英国和北欧往彼得格勒，对欧洲各国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线乘车回国。随即往广州，支持孙中山召开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进行护法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意、日等27个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汪以个人资格于3月8日离上海，经东京、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于4月28日抵法国巴黎，出席和会。
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交涉，由于英、美各国袒护日本而失败，因而激起旅法华侨和国人的强烈不满，由此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汪目睹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义愤填膺，曾致函美国国会，指责美国袒护日本。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之后，汪随孙中山转赴上海，筹谋反对陈炯明的种种事宜。孙中山重返广州出任大元帅前后，汪不时往杭州、奉天、天津等地，奔走南北，代表孙中山与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奉系将领张作霖及皖系代表等，共商建立孙、张、段（祺瑞）各派联合反对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军事合作计划，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23年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成立改组委员会，汪被指定为改组委员。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被指派为主席团主席，并作为孙中山的发言人。在一大会上和会后，汪相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并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时，汪作为随行中文秘书，为孙中山草拟《北上宣言》，并先行北上，安排各项事宜。孙中山卧病北京时，汪作为孙中山的代言人，不时发表谈话，处理各项事宜，代拟了著名的《总理遗嘱》。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汪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7月3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时，被推为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中央党部常务秘书处常务委员、代理中政会主席等职。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接受总理遗嘱的决议，继承发扬了国民党一大纲领和政策，维护了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人，并借机排斥汪精卫。汪被迫出国，其所任各项职务全被他人取代。1927年3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汪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重新恢复了其领袖地位。4月10日，汪由欧洲经上海到汉口，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
4月1日，当汪精卫抵上海时，曾与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等密商共同**事宜，作出了于15日在南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定，并规定临时办法四条：由汪通知**总书记陈独秀停止**活动；暂时否认武汉政府暨党部命令；各党部团体及军队由负责人自行纠正；工人纠察队及其他武装应服从总司令指挥。但此前汪又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重申国共合作。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离沪赴汉口。临行致书张人杰，主张4月15日在南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汪抵达汉口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下令通缉**人，与武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相对抗。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但是，6月10日，汪已在郑州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作分共准备，7月15日，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实行“分共”。国共合作由此彻底破裂。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在冯玉祥的调解下，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9月，汪往上海，参加宁、沪、汉三方委员谈话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成立政府。但此举将在事实上取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成立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否定汪的领袖地位，因而遭到汪及其一派的反对。13日，汪声明引退，随即往武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召开四中全会相号召，开展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斗争。10月25日，汪往广州，纠合粤系中央执监委员及李济深等人，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宣布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处照常办公，提出在广州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在蒋介石调解下，汪于12月3至10日，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但在此前的11月17日，汪派的张发奎指挥黄琪翔、薛岳等部发动了反对桂系的广州事变，因此，汪在预备会上受到桂系及西山会议派等的猛烈攻击。此时**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人更被攻击为与起义有牵连，被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当晚，汪偕曾仲鸣赴欧，17日，汪发表通电，宣布引退。
1928年1月，蒋介石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主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由此会议，蒋介石不仅成为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且是中央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蒋实现与胡汉民合作后，进而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时在法国的汪精卫，未出席二届四中全会，虽然仍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执监委员会委员，并在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推为政治会议委员，但已被排出常务委员会；汪派的主要人物顾孟余、陈公博也都遭到排斥。
汪精卫基于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于1928年初，提出了反对“新军阀”和“腐化分子”的口号。在汪的号召下，在上海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发起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运动；11月28日成立了以汪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设总部及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于上海，并在各省市设立相应组织。
1929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系由蒋指定与圈定产生。会前，汪精卫与顾孟余、陈公博等二届中央执监委员13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三全大会类似段祺瑞善后会议，将誓不承认。因此，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受到三全大会的书面警告或开除党籍处分。
国民党三全大会结束后，汪及改组派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间的矛盾，以“护党救国”的名义，发起反蒋运动。10月上旬，汪由欧洲返抵香港主持，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蒋战争。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讨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汪派与西山会议派都参加了。此时，汪与西山会议派等一起，在北平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7月23日，汪由香港绕道日本长崎，经天津抵北平，主持扩大会议。9月1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18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发表拥蒋的通电，进军关内，扩大会议迁往太原。10月30日，汪在太原发表由其起草的《约法草案》后，扩大会议即行收场。11月1日，汪离开太原，去香港。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与胡汉民政见不合，以宴请为名，将胡扣押，软禁于汤山，由此激化了与胡汉民等派的矛盾。3月14日，汪在香港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声明与反蒋各派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5月24日，汪由香港抵广州，在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等实力派支持下，联合唐绍仪、古应芬、林森、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等，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以反对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相标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
正当宁、粤双方陈兵湖南南部之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暂时息争御侮。9月28日，汪代表广州非常会议前往香港，与宁方代表蔡元培等就宁、粤统一进行预备交涉，达成初步协议。10月18日，汪由香港起程，前往上海，出席宁、粤和平统一会议。22日，在与胡汉民、蒋介石作首次晤谈后，代表粤方提出集权于党，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四全大会等7项政治主张。11月7日，宁、粤双方达成妥协。但是，由于广州非常会议在有关蒋介石何时下野的问题，意见对立，发生分裂，12月3日，汪在上海大世界召集退出广州四全大会的汪派人员举行会议，依比例选出中央委员。22日，宁、粤、沪三方所选中央委员，于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改革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汪与蒋、胡被推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并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此宣告了国民党的统一。
12月15日，基于粤方胡汉民等派的强烈要求，蒋在军政两方面作好复出的安排后，宣布下野。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在蒋下野问题以及对日政策上与胡汉民意见对立，遂由联胡改为联蒋。在蒋宣布下野，拒不出席一中全会之时，汪亦称病入医院，不出席会议。由于汪、胡、蒋三人均不在南京，加之孙科既无军权又无财权，外交上也一筹莫展，因而不得不请辞院长职务。如此，便为蒋的复出，汪、蒋的再度合作提供了时机。1932年1月日，汪应蒋之约至杭州，在烟霞洞会商后，决定合作。21日，汪、蒋分别抵南京。28日，中央政治会议改组行政院，以汪为行政院院长。2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为委员。3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主持“剿共”，汪主政、主持对日交涉的汪、蒋再度合作的格局。
就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当天，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2月5日，汪在徐州发表对日问题之谈话，申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此时，汪接受英、美、法、意等国的调解，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汪、蒋的对日妥协，目的是为对内“剿共”，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结果使日本得寸进尺。日本在侵占东北后，于3月9日扶植废帝溥仪炮制了伪满洲国。1933年1月，日军攻占榆关进攻长城各口，由此爆发了长城抗战。时汪精卫正以请假养病为名，住在德国。长城抗战开始后，汪于3月20日返抵南京，但直至与蒋介石等人会谈，29日由中央政治会议推为新设的国防重要委员会委员长，获得对日外交全权之后，始于30日表示销假视事。4月下旬，日军进至长城以南，迫近北平、天津时，汪、蒋决定对日妥协，授权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及新设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黄郛与日方交涉。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7月28日，汪蒋联名发表内外方针之通电，提出《治标莫急于剿除匪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旋即调集100万军队，对**领导的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全力“剿共”的同时，汪精卫则大力推行对日亲善外交。8月，汪兼外交部长。在汪主持下，国民政府一再下令严禁抗日反日的言论与行动，相继恢复了华北与伪满间的通车通邮，通过何应钦“致酒井备忘录”和《秦土协定》等，将国民党势力撤离华北，造成了华北的危急。由此而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汪还响应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张，力谋参加日、德两国正在柏林策划的国际防共协定。
1935年11月1日，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身负重伤，遂于12月1日向五届一中全会请辞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职。7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推汪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36年2月19日，汪为实现参加日、德、意**联盟之目的，以养病为名，离上海赴欧洲，准备与德国当局交涉。由于日本的入侵日急，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加以蒋介石阻止，其图谋未能如愿。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急电汪回国。汪认为这是他东山再起、重掌大权的天赐良机。汪在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候乘船回国期间，召驻欧洲各国大使顾维钧、程天放、郭泰祺等共商对内对外政策。汪顽固坚持“不可停止剿共军事”，并提出重组领导核心的人员名单，准备取蒋而代之。但是，出于汪的意料，在其离开热那亚的第三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
1937年1月14日，汪抵达上海，旋即前往南京。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已基本停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即将形成。汪不顾国内政局的变化，继续鼓吹“剿共”军事不可中止，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竭力阻止国共合作，但未能如愿。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队予以坚决抵抗，全国抗战爆发。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社公布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为此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的合法地位。汪精卫虽然未能阻止全国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实现，但始终坚持**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则是主和不主战，在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期间，力主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等一系列灭亡中国的条件。
1938年1月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随之，两国各自撤回大使，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如此形势下，汪在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的密谋下，开始了暗中通敌的活动。先后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赴东京，与日本政府交涉，并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军部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前后，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至极，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国民政府再无处可退，遂派高宗武、梅思平于11月20日，在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的“重光堂秘密协定”，决定出逃重庆，另立以他为首的反蒋**的“新中央政府”。
12月8日，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等人从重庆飞往昆明，翌日，会同先期抵此的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及参政会议员陶希圣飞往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招降声明，宣布了日本支持汪精卫另立伪府，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同**”，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条件。29日，汪发表《艳电》声明，接受日本的条件。
按照汪、日“重光堂秘密协定”的预定计划，汪本拟在日本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地区，及日本已占领的广东、广西地区，另立政府。由于龙云等人未予响应，预定计划破产，汪遂于1939年2月初，与高宗武一起另拟了与各已成立之汉奸政权合作，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的计划，并派高宗武再次赴日，与日本当局交涉。3月21日，重庆当局在汪拒绝了劝其赴欧的要求后，下令在河内监视其行动的军统人员，采取暗杀行动。结果误杀副手，汪侥幸逃脱。4月26日，汪在日本的严密保护下离开河内，5月8日抵达上海，旋于31日偕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飞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商谈有关成立“新中央政府”事项。
汪在获得日本政府支持其成立伪国民政府的保证后，于6月18日，离开日本经天津、北平返抵上海。7月9日，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之广播讲话，声明与重庆断绝关系，并紧锣密鼓地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以及日本仍在策动出山的吴佩孚等人进行合流谈判和促吴“出山”的活动，并前往广州，配合日军对第四战区将领张发奎等进行策降。8月28日，汪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所谓“和平**建国”纲领，“授权”汪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
依据日本内阁于6月6日作出的《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的规定，汪精卫等人必须在其政府成立之前，允诺日本所要求的条件。为此，11月1日，汪精卫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林柏生、陈公博等，与日本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进行秘密谈判，于12月30日，签订了名为《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即所谓《内约》的卖国条约。1940年1月下旬，汪在日本的导演下，于青岛召开有南北两伪政权参加的三方会谈，决定了伪府的成立。3月20日，汪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外，还有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以及所谓无党派人士。会议相继通过伪府成立大纲、伪府名称及成立日期、组织机构及人选，并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及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等一系列决议。汪不仅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而且出任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一系列首要职务，成为汉奸首脑。30日，汪精卫偕伪府各部、会汉奸首要宣誓就职，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汪在发表《艳电》后，国民党中央即于1939年1月1日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6月8日，下令通缉。在汪袍笏登场的3月30日，重庆国民政府重申前令。11月30日，更悬赏法币10万元，捉拿汪精卫。
汪精卫伪政权虽经成立，但日方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直至11月下旬，由于对重庆诱降无望，始于30日，与汪签订所谓《基本关系条约》，并由汪与日本及伪满三方发表《共同宣言》。汪在承认伪满洲国的同时，其伪府也获得日本的承认。在此前的29日，根据日方的指令，由汪任伪府主席，取消代理名义。
日本在承认汪伪政权后，即以扶植汪伪政权，使其成为破坏抗战、维持和巩固占领区、支持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工具。由于《汪日基本条约》的签订，汪寄希望于日本放松对其政权的控制，发挥其独立自主的权能，建设“和平模范”区域，并由局部“和平”扩展至全面“和平”。为此，汪一再向日本提出请求，宣称：在目前形势下，只能建设国民政府治下的中日合作模范区，以事实让国民承认和平的可能性，以此促进重庆政府的崩溃。日本政府为表示对汪的支持，于1941年6月召汪到东京。6月23日，汪与近卫文麿发表《共同宣言》，声称两人相誓为共存共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标作进一步的努力，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提出中日提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日本政府亦对之作进一步的援助。
所谓务必提供中日协力之具体事实，即要求汪精卫动员其一切人力与物力，协助日军即将在华中地区开始发动的“清乡”运动。为此，汪成立了庞大的组织机构：清乡委员会，并自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从1941年9月至1943年间，汪曾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清乡区”视察。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当天，汪精卫发表声明：依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国民政府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并向日本提出参加对英美作战的要求。汪为表示与日本及伪满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于1942年5月，前往长春，对伪满洲国进行访问。
日本为了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局，于1942年12月，由御前会议作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同意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的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放松对汪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控制，并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等所谓对华新政策。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汪发表声明，要与日本同生共死，死中求生。为此，汪精卫在思想上极力推行培养所谓“新国民”的奴化运动；在军事上扩充伪军，代替日军进行守备；在经济上和物资上加强掠夺与搜刮，并通过强行收买棉纱棉布和开展献铁献金运动，来满足日军所需要的军事物资。
汪精卫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可谓不遗余力。由于东奔西走，日夜不得休息，致使其背部遇刺留下的枪弹引发炎症，损及骨髓。11月初，汪带病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由于病体难支，遂向日本首相东条请求派名医往南京诊治。12月19日，由南京日军第一医院施行手术，将留弹取出。术后病情一度好转，但旋即恶化。1944年3月3日，不得不将汪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治疗。但因病入膏盲，医治无术，于11月10日下午毙命，时年61岁。11月12日，日本将其灵柩送回南京。23日，汪伪国民政府将汪葬于南京梅花山。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当局将汪墓炸毁，汪的尸体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汪精卫最终落得个既可耻又可悲的下场。第三十六章虞洽卿虞洽卿，1867年（清同治6年）6月19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龙山村。原名和德，字洽卿。父亲虞万丰，做裁缝，后改行经商。12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虞辍学在家，做些零活，拣些蛤蜊，以补充家用，与母亲相依为命。1881年，虞洽卿15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因脑子灵，会盘算，做事勤快，心细，有眼光，很受老板的赏识。第二年，他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他出银二百两加入瑞康行，成了股东。
为了更好地跟外国人打交道，联系业务，他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补习夜校学习英语。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能应付一般会话。他注意阅览《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一次，德国洋行急于脱手一大批颜料，一些商行怕颜料质量有问题，而且都是些红、黑、紫三色大路货，怕受骗、难销。虞洽卿通过看报知道德国人急于将货出手是因为欧洲正在打仗，德国人要马上回国。于是虞洽卿将颜料全部买下。后来情况果真如虞洽卿所预料的，瑞康行因而发了大财。
虞洽卿周旋于外国商人与洋行买办之间，凭着能与外国人会话，兼以办事干练，声誉日高。1894年，虞洽卿27岁，进德国鲁麟洋行当买办，开始踏进“上流社会”。
1898年，上海法租界当局企图以修筑马路为由，侵占旅沪宁波人安放旅榇的殡舍四明公所义冢地。虞洽卿联络上海商界及旅沪宁波人开展罢工、罢市，与法国人斗争，终于迫使法租界当局不敢再提拆馆改道之事①。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奔上走下，多方活动，显露头角，在宁波同乡中有了会办事的名声，也得到上层人士的看重。1905年正月，一个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带着十几个婢女从四川回广东原籍，路过上海时被英租界巡捕房扣押。巡捕房指控黎黄氏贩卖人口，便将她移送“会审公廨”。此案承审官是副会审官华人金巩伯，陪审官是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两人因审理此案发生争执，德为门和外国巡捕不服从承审官华人金巩伯的处理，竟大打出手。上海租界市民平时受尽捕头欺压，听到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举行罢市，到处围打巡捕，有人还放火烧了巡捕房。租界当局出动武装警车四处兜捕打巡捕的市民。出事第二天，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认为“中国对付之策，仍须和平”，决定用和平办法进行抵制。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上至各业领袖，下至行帮会门，积极奔走，造舆论，张声势，与租界当局交涉，迫使英方释放黎黄氏，规定“今后一律由中方巡捕到会审公堂维持秩序”②。这次“大闹公堂案”与“四明公所事件”使虞洽卿成了一个知名人物。
1905年，虞洽卿等人发起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万国商团”是外国驻沪领事为“保护侨民利益”而组成的武装团体，行动听命于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万国商团”起初没有“中华队”。为了维护中国商人利益，虞洽卿等人领导上海总商会积极筹办“中华队”。1906年“中华队”正式成立，并加入“万国商团”。每当政局动荡不安，“中华队”与“万国商团”一样，出防维持秩序。
1903年，虞洽卿离开鲁麟洋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改任荷兰银①参见汪北平、郑大慈编：《虞洽卿先生》，上海宁波文物社1946年版。②《大闹公堂案》，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卷。
行上海分行买办。1906年，他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印象深刻。1907年，虞洽卿担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1908年，虞洽卿等旅沪宁波人发起开办“上海四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兼办储蓄、发行钞票。先后在宁波、温州、汉口、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及上海、香港等处设分支行或办事处。股本总额由150万两到1921年增为“国币”225万元，后增为“国币”400万元。发行的钞票，据1924年统计是1831万元。虞洽卿为四明银行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09年，虞洽卿上书清政府，要求筹办“南洋劝业会”，以使“我国新兴工商业有所观摩，而图改进，且借此聚全国工商业先进于一堂，互相联络”。上书获清廷准奏。度支部拨银70万两以作经费，不足之数36万两由虞洽卿垫付。会长为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虞洽卿任会办，会址定在南京鼓楼。1910年1月25日，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规模盛大的全国性博览会，分设教官馆、工艺馆、农业馆、美术馆及卫生、武备、机械、通运、水族等馆。各省区分别建馆的还有北京、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暨南（包括南洋华侨）等十六个馆，另外还有江南制造局出品陈列馆，广东教育出品陈列馆和两个陈列外国产品、供人观摩的参考馆。这些馆除陈列各地特产外，也展出一些名胜古迹的模型、文物以及从海外引进的新奇产品。整个展览会上的展品共达100多万件。另外，劝业会还附设马戏场、动物园、植物园、娱乐商场等。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观摩交流者达20多万人。在当时的中国，能举办这次盛会，确非易事。
虞洽卿一生不愿做官，用他的话说，“做官如做戏，我做生意还来不及，还做啥戏！”然而，他十分懂得政治与商业的关系。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开始与同盟会接触。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军饷征募队，积极资助革命党人陈其美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1月，上海继武昌起义后发动起义，虞洽卿被陈其美派去苏州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成功。在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中，虞洽卿代江浙联军向外国人购买枪械，还亲自押运子弹到南京天堡城下支援浙军。
1918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长期的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交易所于1920年开张，虞洽卿为理事长。虞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他收纳、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1920年4月，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工商协会会长，确定了敦促和协助政府实施改良税则、保护专利、奖励发明、改善交通和金融等措施为该会的活动方针，他还亲自到北京、南京为修改税则而奔走。①1924年8月，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同年底，北京段祺瑞政府电聘虞洽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1925年2月，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4月27日，虞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副会长，5月20日升为副会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义愤填膺，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上海总商会迫于形势，宣布罢市。身为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于6月10日召开总商会大会，①《时报》1920年3月29日、4月2日。
成立上海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为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条件17条。虞洽卿主持的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提出删去17条中有关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武装，永远撤退英、日驻军，取消领事裁判权，高级巡捕中华人应占半数及工人罢工集会自由等4条，改为13条，以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名义提出，遭到工商学联合会登报反对。6月26日，上海总商会宣布罢市结束。
在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积极进行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经收的募捐款总计洋236万元，银43.3万两。这笔巨款，是罢工工人生活费的基本来源。向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的工作是由总商会成员发起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的济安会负责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曾说，在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①。这是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对五卅运动的巨大支援。
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起初不赞成罢市，还亲自跑到几家商店劝说复业，激起了店员和群众的愤慨。后来他虽不反对罢市，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时，删去条件中的4条，斗争态度不坚决。但又不敢与兴起的群众反帝运动潮流相背。这表明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既不愿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也不愿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企图站在所谓“中间”的调停地位。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虞洽卿逐渐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靠拢。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虞洽卿以商界代表出席，被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虞洽卿连夜到龙华见蒋，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第二天，虞召开上海商业联合会会议，表示商界全力支持蒋介石。3月31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成立，虞洽卿是该委员会头三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财政援助。虞洽卿还将自己的10万元作为“慰劳费”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日虞洽卿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①虞洽卿帮助蒋介石“有功”，于11月1日，和另外11名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就任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②。一年后，他又被委派为中央银行监事。
虞洽卿与蒋介石搭上关系后，上海租界当局对他也益加看重，关系也更加密切。1926年4月，西人纳税会年会通过了工部局所提添设华董3人的议案。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并任执委会主席。1928年4月日，纳税华人会宴请工部局中外董事及委员，虞洽卿以纳税华人会主席身份在宴会上致词说：“获聚此中外社会代表于一堂，杯酒联欢，吾人似见中外合作之花有欣欣向荣之意，而大上海发展进步乃无穷尽前此双方虽以误会，略有芥蒂，顷已渐归消灭，拨云翳而见青天，而目前中外人士合组之工部局，实负此切实合作之使命。”①1928年2月，①转引自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①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联合会档案》卷六。
②《新闻报》1928年11月1日。
①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1页。上海荷兰银行举行庆祝虞洽卿任“华经理”二十五周年典礼和宴会，称颂他“任职多年，甚著贤劳”，特别送以荷兰国王宫自鸣钟等礼品，荷兰政府赠他勋章一枚。1936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10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礼。这一段时间，虞洽卿在政治上春风得意。
航运业是虞洽卿经营的重要部分。1909年，他发起成立“宁绍轮船公司”，任总经理。因宁绍公司是股份公司，他的股本不多，总经理上有董事会，很难让他独揽大权和施展抱负。1913年，他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在家乡浙江龙山修筑海堤，建造码头，购置三艘百吨小轮，取名“慈北”、“姚北”、“镇北”，行驶于宁波、余姚、镇海、舟山等地。到19年，三北公司买进了“宁兴轮”，参加沪甬航线。公司的资金从20万增到100万。以后又盘进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到1919年，三北公司资本增到200万，后来又增到250万。以后盘进肇成机器厂，改名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专门修理三北、鸿安、宁兴公司的船只，也能制造一些小型船只和拖轮铁驳及长江各埠的浮码头趸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商轮船回国，一时船少货多，三北公司获利很大。虞再为三北公司添资百万，购置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航线。欧战结束后，外商轮船纷纷重来，三北公司没有能力与之竞争，亏损很大，虞洽卿只好靠借债度日。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不久，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三北公司在战争中受到了巨大损失。有3万吨船被政府征用炸沉，用来封锁江阴要塞。另有2万吨行驶长江的船，因吃水较深，不能进入川江，想回上海，因江阴堵塞，不能通行。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一时也无法活动。不久，经意大利驻沪领事的同意，三北公司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队，挂上意大利国旗航行。虞洽卿借自己是上海难民救济会理事长之便，借战时上海租界粮食紧张之机，募集大笔款项，用三北公司轮船到西贡、仰光运大米到上海，获利颇丰。同时，他向香港汇丰银行借款，在香港向挪威华伦洋行购进3艘远洋轮船，以“华伦银行”代理的名义，让这3艘远洋轮船挂上挪威和巴拿马国旗搞运输。这样，虞洽卿经营的三北公司船队重又活跃起来。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上海的租界成了“孤岛”。一些头面人物迁往内地，有人劝虞洽卿也离开上海，但因虞的根基在上海，所经营的航运业红火，因而仍留在上海。日军占领上海后，于1937年12月成立了“大道市政府”。1939年4月南京出现“维新政府”后，上海大道市政府即直属南京管辖，改组为“上海特别市政府”。日本人为控制上海，企图拉拢虞洽卿为日本人办事，而虞洽卿又接到蒋介石令宁波专员公署转来的两份电报，一电劝他到内地从事工商业建设，一电问他何日启程。为了躲避日军及汉奸的威逼利诱，虞洽卿通过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地下人员于1941年春离开上海去重庆。
1941年夏，虞洽卿经陆路到达重庆。一路上，他看到陆上运输在大后方的重要地位。到重庆后，即与王晓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运输公司”，经营水陆运输，水路有原三北公司在川江行驶的几只轮船，陆路是汽车运输。以后，他到昆明与龙云接洽，和西南财阀缪云台合资开办了“三北运输公司”，购到美国道奇牌卡车3百辆，从缅甸仰光贩运国内很需要的汽车零配件、五金器材等到四川。虞洽卿还弄到一张蒋介石的“手谕”，写明此即“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这样，虞洽卿进四川不久，又发了大财。1945年4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医治无效，于26日在重庆逝世，终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嘱赠黄金千两给国家，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第三十七章荣宗敬荣德生荣宗敬、荣德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他们主要经营面粉厂、纺织厂，被人称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巨子”。
荣宗敬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原名荣宗锦，晚号锦园。荣德生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原名荣宗铨，后取号乐农。他们是江苏无锡西乡荣巷人。他们的先世多从事商业。祖父荣锡畴是往来于沪、锡两地的贩运商。父亲荣熙泰先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帐房，后经人推荐到广东当了清政府的厘卡税吏。母亲石氏。荣氏兄弟幼时入塾读书，并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荣宗敬14岁进上海南市铁锚厂学习帐房业务。翌年，到上海永安街源豫钱庄习艺。3年苦学满师后，到上海南市鸿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钱庄）当收解（跑街）①，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等业务。1895年，钱庄倒闭后，他回无锡闲居。荣德生比荣宗敬小两岁。15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岁时，随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帐务。1895年，他在厘金局3年任期届满，便和父亲相偕离职回乡。
1895年，荣氏父子三人都赋闲在家，开始筹划今后的前途。当时江浙一带开钱庄的风气盛行，不少人因开钱庄发了财，加上荣氏兄弟俩都是钱庄学徒出身，于是荣熙泰便说服儿子开设钱庄。1896年2月，荣氏与别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管帐。头两年，钱庄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便将股金抽走。从1898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为发展业务，钱庄在无锡设了分庄，荣德生任经理，经营上海、无锡以及江阴、宜兴间的汇兑业务。广生业务日益兴旺，盈利节节增加。1908年，由于荣宗敬在上海投资的裕大祥商号搞投机生意失败，亏银六七十万两，广生钱庄受到牵连，元气大伤，不得不歇业关闭。
荣氏兄弟开钱庄的同时，还经营收茧业务。他们利用钱庄汇兑的有利条件，可以无息地使用顾主的汇款来大批收购蚕茧，利用与无锡丝厂经理的私交，使蚕茧销售畅通无阻，因而收购蚕茧的业务年年盈利。收茧季节大量资金的调拨，对广生钱庄的汇兑业务也有所促进。茧行的稳固收益，是荣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来源。尽管后来他们的财富越滚越多，但对茧行一业仍不愿放弃，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停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发生粮荒，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尤其以上海、无锡等地的面粉为最多。因为面粉北运免税，经营面粉业的实业家均获厚利。荣氏兄弟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创办面粉厂。1902年，他们与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广生钱庄，并负责保兴的对外业务。
保兴面粉厂初建时规模不大，只有30余名工人，法国造的石磨四套，每昼夜出粉300包。开业之初，一时难于打开市场，销路不佳。朱仲甫见面粉厂获利不多，便于第二年退出。为打开销路，荣德生一面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进行推销，实行先试用后付款的办法，并采取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消费者。另方面，他聘请王尧臣、王禹卿推销产品。王氏兄弟对北方的客帮极为稔熟，与营口、烟台、天津各帮坐庄也有交谊。经过王氏兄弟①参见桑逢康著《荣氏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的努力，保兴面粉在北方打开了销路。这时，保兴厂更名为茂新厂。荣德生仍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面粉价格也随之上涨。为抓住时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向英国购买钢磨，改进生产设备，扩大了工厂的生产能力。茂新厂的面粉产量增至每天800包。同时，他们注意提高面粉质量，不收潮麦、坏麦，凡购进的小麦都要经过人工挑拣，所有砂石杂物一概剔出。茂新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与当时其他名牌面粉并驾齐驱。1912年初，面粉市场曾一度疲软，但“兵船”面粉销路仍畅。
棉纺织业也是荣氏兄弟经营的重要事业。1905年，荣氏兄弟同荣瑞馨等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起初，纱厂因经营不善，亏蚀甚巨。1909年，该厂人事改组，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经过一番整顿，振新厂才度过难关。到1915年，荣氏兄弟以股东之间矛盾为由，退出了振新纱厂。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所采取的奖励兴办实业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资本家进一步振兴实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1912年9月，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会上，荣德生主张扩充纺织业，增设机器制造厂，以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制造等为主，由国家发起然后招商筹办，并要求政府派学生出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①。与会的一些政界名人，也发表了鼓励办实业的演说，荣德生很受感动。加上茂新面粉厂获利甚丰，荣氏兄弟办实业的热情更加高涨。1912年，他们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仅任公正董事。1913年冬和1914年夏，他们在上海创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交战国粮食生产锐减，不但无力向外输出，相反却要向国外采购。于是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荣氏兄弟于1915年收买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发展，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在福新厂扩充的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在扩充。19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在19年至1917年间，无锡5家面粉厂中，有4家归荣德生经办。到1919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共有8个厂。面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与“一战”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荣氏兄弟因此获得了“面粉大王”的称号。他们的经营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以此来不断扩充生产设备。二是依靠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三是采取控制原料的办法，抢先买下大量的新麦，以维持长期不断的生产，这样便使自己的企业在同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他们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洁白，除选用优质麦为原料外，还由于在生产中使用了漂白剂。此外，为适应顾客的心理，他们还采用上等白布制作比其他厂家更大的面粉袋，并且适应一般人的侥幸心理，在面粉袋里放铜元，作为“彩头”以扩大销路。在面粉业发展的过程中，荣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纺织业。19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确定资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本为30万元，分作3000股，荣氏兄弟的出资占总资本的60％，荣宗敬任总经理。公司的经营大权、财务调度、各厂成品销售、原料和物料的采购，以及人员的雇佣和调动等权力都由总经理掌握。申新纺织无限公司成立后，发展很快。到1918年，其盈利额达到22万多元，为19年该厂盈利额的11倍。1917年，荣宗敬又买下了上海恒昌源纱厂，1919年3月，改称申新二厂。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上海棉纺织业积极响应，举行罢市，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市罢业期间，荣宗敬曾发表讲话，认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些“不良分子不顾民心”，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致学界罢课，商业罢市，农工辍工，风潮飘荡，全国风靡，人心一致，众志成城，实敝国数千年来第一之奇特虽然，此会之事，由敝国不良分子措置不良，而实果乃由日本国人违反世界公理，有以造成之也。”①荣氏兄弟积极参加了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准备趁此机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企业。他们派熟悉国外情况的人至欧美考察，购买新式机器，及时更换旧的生产设备。同时他们联合同业组织了面粉和纱布交易所。在交易所中，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厂不仅做多头，大量购进棉纱来哄抬市价，而且还大量抛出棉花来压低花价，谋取更大的利润。
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二十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积极兴办教育事业。从190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竞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开设工商两班，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场，供学生实习用。学生除学习一般中学的共同课程外，还注重工商业基础知识的学习。该校的毕业生在以后荣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发展至4个厂，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其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同期全国纱厂及民族资本纱厂的速度。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1922年，西方列强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后，带着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更加动荡和不安的时期。荣氏企业也和全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至1924年两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订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全国再次掀起反帝斗争的**。荣宗敬立即发表宣言说：“自五月卅日南京路发生惨剧以后，凡我同胞，莫不切齿痛恨，致酿成罢课、罢市、罢工之举行现在家常日用与夫个人生活所必①《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64页。
需，实以舶来品占居多数，每年流出之金钱，何以胜计，漏卮不塞，困穷立待。兹由鄙人发起，自6月1日起，凡在本公司范围以内之同仁，一律不购买舶来品。”①荣德生也表示了对罢工工人的支持。《锡报》1925年6月26日报道说，“自沪案（五卅惨案）发生后，本邑各界捐款助沪工者颇为踊跃，昨本市西门外申新第三纺织厂主人荣德生君，因鉴于沪上罢工工人失业日久，亟应量力救济，愿将厂中端节筵资一百万如数捐助。”荣家企业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中开始转亏为盈。于是，荣氏兄弟趁机再次扩大实业。1925年先后收买上海德大纱厂建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成立申新六厂。北伐**期间，荣氏兄弟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以维治安”②。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企图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搜括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荣宗敬因抵制蒋介石政府强令摊派购买的“二五库券”而遭到通缉。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荣宗敬被迫屈服，购下了摊派的“库券”。为了拉拢荣宗敬，国民政府让他担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荣宗敬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与官僚资本加强了联系，他以做押款的方式，取得银行的支持，举债将申新厂又增添了3个。这样，到1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已发展到9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拥有纱锭46万枚。至此，申新纺织系统已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荣家兄弟继获“面粉大王”称号之后，又获得“棉纱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时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由于国内捐税的繁重，以及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负债累累。到1934年，总公司资产总额为6800万元，负债却超过6300万元，致使大部分厂子被抵押了出去。荣宗敬被迫向国民政府实业部请求救济。然而，国民政府实业部却趁人之危，企图用300万元的低廉价格将荣氏企业据为己有。荣宗敬为此致函蒋介石，指责实业部不仁不义①。在无锡的荣德生联合申新三厂的股东和同业声援荣宗敬。慑于社会舆论，实业部不得不放弃吞噬申新的企图。1936年，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企图利用债权吞食申新企业。荣氏兄弟再次借助实业界同仁以及社会舆论的帮助，挣脱了宋子文设下的圈套。荣氏企业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债台高筑的局面却没能改变。在抗战爆发前，荣氏各厂仅勉强维持生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采取措施向内地迁移，致使在战火中损失惨重。纺织厂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两厂因开设于租界之内，在白天能勉强开工外，其余各厂均遭破坏。面粉厂方面，上海福新各厂均损失严重。无锡茂新一厂、济南茂新四厂也未能幸免。当时，荣宗敬因企业损失严重，曾一度参加了日本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重振旧业。但由于爱国者及时对他指明了该组织的反动性质，他未深陷泥坑。荣宗敬为了逃脱日本侵略军的胁迫，1938年1月避居到香港。1938年2月10日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享年65岁。荣宗敬的去世，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切。上海各报都以显著地位登载消息，竞相发表悼念文章。2月17日，国民政府也发表悼念令，褒扬荣宗敬“兴办实业”①《锡报》1925年6月11日。
②《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2页。
①《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28页。
的精神。
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由汉口返回上海。为避免日本侵略者的纠缠，他拒绝出任申新总公司经理，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这时荣氏企业多由他的子侄们从事经营，其中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中相继迁入西南和西北，为支援抗战起过一定作用。留在上海租界内的申新厂所生产的产品，除在上海和内地销售外，还畅销于南洋华侨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在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下，曾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由荣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
荣德生在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政府有过一定的幻想，想通过国民政府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想通过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发展荣家企业。1945年，他向国民政府婉转进言，要求稳定货币，建立威信。1946年，荣德生遭到绑架。荣家为了救他，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60多万美元。荣德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无锡解放时，他留了下来。
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于1948年下半年制止自己的部属将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的企图。解放后，他拥护中国**的领导，热爱新中国，并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人民政府十分尊重荣德生，并给予他相当的荣誉和地位。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7月，他因病逝世于江苏无锡，享年77岁。
第三十八章范旭东范旭东，原名源瀼，字明俊。1883年（清光绪九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湘阴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为直隶大兴县知县。父亲名琛，字彦瑜，以教书为业。范旭东6岁时其父去世，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1892年，其长兄源濂任私塾教师，他得以继续求学。范旭东自幼从姑母学诗书，后入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他对八股文章很反感，曾说：“八股文章代圣贤立言，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发挥，要我伪装圣贤来说假话是不可能的。”①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范旭东常到宣传新学的求贤书院阅读报纸，谈论时事。1898年维新运动中，范旭东追随其兄范源濂（梁启超的弟子），致力于维新运动，受到很大影响，为其以后致力于实业救国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范旭东与其兄参加汉口唐才常举义失败，即随兄赴日留学，改名范锐，字旭东。初入东京第六高中，后考取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大学期间曾参与编辑《游学译编》月刊的地理一栏；同时接近康梁派，曾向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投槁。1910年毕业后留校任专科助教。次年回国。
初时，范旭东在天津制币厂任总稽核，本想为整顿中国币制做一番事业，无奈造币厂积弊太深，黑暗重重，最终只得辞职。之后，他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小规模石墨坩锅制造厂。1912年7月，范旭东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1913年，范旭东被北京政府派往欧洲考察盐务。在欧洲近一年间，他参观了欧洲大陆各国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次年，回国后向当局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建议，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①。时值袁世凯正热衷于皇帝宝座，对范旭东的建议置之不理，范只好求助于盐务署顾问、《盐政杂志》主编景学钤，共同集资5万元，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5年6月在塘沽设厂，8月正式投产，产品商标定为“海王”，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19年，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揭开了中国盐业史上新的一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亚交通梗阻，纯碱奇缺，独霸我国碱业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致使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一些食品业和用碱工业由于买不到纯碱而被迫停产倒闭。1917年，吴次伯等人试验制碱成功，经人介绍与范旭东商谈办厂事宜。然而卜内门公司百般刁难，吴次伯中途背信弃义，英国汇丰银行又要挟财政部将用盐制碱特权给予英商，面对严峻的形势，范旭东毅然亲自北上招股，决心担负起办厂重任。
范旭东的努力终于没有落空。1917年10月，北洋政府批准永利原盐免税并通令在永利厂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工厂。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招募银元40万。范旭东被董事会推选为总经理。然而永利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外国资本家封锁关键技术，改进生产设备又缺乏资金，股东纷纷退出，使永利陷入了困境。
①李祉川、陈歆文：《祖国·事业·科学·人才》，见《化工先导范旭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①张高峰：《苦海盐边创业纪实》，见《化工先导范旭东》，第页。“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①，这是范旭东的名言。范旭东一向待人至诚，求贤心切，为了摆脱困境，1921年他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并委托他在美国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后聘请了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经过多年的技术钻研，终于解决了大现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使得永利于1924年8月开工生产。回忆当时的情景，范旭东无限感慨地说：“侯先生奋不顾身，寝馈于工厂，从事死拼，先后四五年，煞费苦心，这工作不比重新发明有什么不同。”②但6年的设计安装耗资0万元，出的碱竟是红、黑相间像锅锈一般，碱厂被迫停工。范旭东临危不惧，做出了派人出国学习、借用久大资金、裁减人员三项决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国卜内门公司见永利公司受挫，千方百计企图吞并，都被范旭东采取措施击破。1925年8月又发生了范旭东被绑票事件，反动政客郝鹏为了筹集军费策划绑架，讹诈久大13万元之多。范旭东被救出后竟失声痛哭，感叹在中国办工业之艰难。侯德榜在美国几经周折，终于查明新制碱失败的原因是干燥锅品质太差，并买得新的干燥锅回国。1926年6月，永利厂重新开工，每日生产优质纯碱达30吨以上，1926年8月，“红三角”牌纯碱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质奖。卜内门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国被永利所取代，又使出了降价抛售的手法，但永利也以更大幅度的降价出售，迫使卜内门公司请求谈判，卜内门公司妄图扼杀永利的阴谋破产了。
“红三角”牌纯碱获奖后，永利碱厂的产品销路大开，产量不断增加。
1926年纯碱产量为4504吨，1931年为23442吨，1936年为55410吨。范旭东热情提倡科学救国，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1922年8月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由于当时资金困难，范旭东拿出办久大和永利的酬劳金来创办黄海，他坚决地说：“我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①范旭东形象地把近代工业比作长城，把科学研究比作长城的地基，以说明科研对近代工业的重要性。黄海初期的目标是协助永利和久大解决技术问题，后来又选择了最切合国计民生的项目。
1928年9月，范旭东在塘沽又创办了《海王》旬刊。为何要办《海王》，范说：“他是团体最重要的分子，是团结这个团体的胶着力，我们有了错处，受他的潜移默化，自然改悔，误入了迷途，他像暗夜的灯塔般指点方向。”②《海王》是久大、永利和黄海的共同喉舌。该刊以（1）“绝对相信科学”；（2）“积极发展实业”；（3）“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4）“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①等为信条，时常登载科学消息与新知识，深受科技界重视。
追求是不懈的，永利办起来之后，范旭东又开始着手创办制酸工业。1929年1月，范旭东给实业部打报告，提出了以2000万元发展纯碱、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业的计划。1933年11月，克服了重重阻力，范旭东正式呈文①陈竞生：《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个引进技术的范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引进技术发展的成就》，《光明日报》1981年3月3日。
②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发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①《创设海洋研究室缘起》，《海王》旬刊第十六年第31期。
②《海王》旬刊第十九年第2期。
①《海王》旬刊第七年第1期，1934年9月20日。
政府备案承办硫酸铔厂。1934年4月，范派侯德榜等人赴美考察，引进硫酸铔厂技术设备。经过两年筹建，1936年被批准为特许公司。1937年2月，南京硫酸铔厂竣工，首次试车成功，日产硫酸铔250吨，硝酸40吨。范旭东兴奋地说：“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支翅膀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②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3年5月，范旭东严辞拒绝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黄海化学研究社新建的图书大楼内签字。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方通过各种渠道谋求与范旭东合作，但范坚决表示：“宁举丧，不受奠仪。”③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塘沽沦陷，永利碱厂等被日军占领。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在淞沪会战中，范旭东组织南京硫酸铔厂全体职员赶制军需炸药，支援抗战。日军曾三次轰炸南京硫酸铔厂。范旭东与侯德榜有组织地把部分人员、主要机械设备迁往内地，有的笨重设备不便转移，则拆下投入长江，不为敌用。范旭东决心为中国再创立一个化工中心，碱厂厂址选定在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桥的老龙坝，为纪念“永久黄”团体在塘沽的事业，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①五通桥的盐源比不上塘沽，塘沽的制碱方法必须改进。为了提高食盐的利用率和减少污染，1938年8月，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到欧美考察，临行前范旭东鼓励说：“难道黄头发、绿眼珠的人能够做出来，我们黑头发、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②侯德榜不负厚望，经过五百次试验，新法制碱终于宣告成功，1941年3月，范旭东集会宣布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为了购买技术设备与器材，1940年10月，范旭东踏上赴美的路程。他克服了旅途的坎坷、身体的不适，终于使满载着机器设备的200辆运货卡车胜利而归。不料日军进攻香港，范被困香港，至1942年3月才得以脱险回到重庆。他在庆祝会上说：“我马上开始工作，希望同仁各守各的岗位，少谈方法，多做实事，向前努力，把我们的事业做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③范旭东自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来，连任了四届。其间国民政府以援助为名，用贷款为诱饵，企图控制永利，都被范旭东拒绝。永利虽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却深受官僚资本的重压，由此，战时范旭东的企业始终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惨淡经营。范旭东在抗战后期已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无能，他曾对永利公司的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要靠中国**才有希望。”①抗战胜利前夕，范旭东结识了**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经周恩来批准，1945年6月，两人在重庆创办建业银行，从此，范旭东与中国**有了联系。
1944年11月，范旭东赴美出席在东美太平洋城举行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对于战后事业的发展，范旭东早已拟定了《十厂计划》。1945年初，范旭东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商约借款，美方因钦佩范旭东与侯德榜的人②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发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46页。③熊尚厚：《范旭东》，《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5辑，第62页。①郭炳瑜：《我在永利碱厂五十年的见闻回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90页。②张能远：《范旭东和中国近代化学工业》，《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第1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第89页。
③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发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42页。①熊尚厚：《范旭东》，《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5辑，第64页。格与事业的成就，破例以优惠的条件借款00万美元，只要中国政府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范旭东兴奋之余，提笔写道：“真是千载良机，值得重视。”②不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互相推诿，迟迟不给答复。同年，范旭东以参政员的身份向政府建议设置经济参谋部，制定战后建设计划纲领，这封建议书反映了他严谨的经济思想和管理才能，无奈国民党正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借款一事最终以“未予批准”告吹。范旭东的一腔爱国热血付之东流。
1945年9月，**在重庆桂园招待产业界人士，高度赞扬了范旭东等人为化学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欢迎他到解放区开办工厂。1945年10月1日，范旭东突然病倒。10月4日下午3时病逝于重庆沙坪坝南园寓所，享年62岁。
②胡迅雷：《中国工业巨子范旭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291页。第三十九章蔡元培蔡元培，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庼，后改号孑民。曾用名有蔡振、周子余、锷青、会稽山人等。1868年（清同治七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父亲宝煜，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在蔡元培11岁时病逝。蔡元培6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等书。1877年起，因家境困难，改到别处附读。13至岁，在叔父蔡铭恩和秀才王燓修指导下，阅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等书，学作八股文。17岁考中秀才，开始自由阅读有关考据和词章的书。18至19岁，在家乡做私塾教师。20至22岁，为同乡举人、藏书家徐树兰校订图书，得以博览群书，学问有很大长进。23岁，赴杭州参加乡试，中举人。翌年，去北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8岁，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的蔡元培，已是一个才华出众，“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①的士大夫了。
正当蔡元培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中日马关条约》。蔡元培极为悲愤，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涉猎翻译西方书籍，思想眼界渐开，开始走出传统思想的牢宠，感到遵循祖宗成法，不能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他认为“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虽然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但毕竟迈出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第一步。
1898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指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仅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以图扭转**局面，这是不可能的。他看透了清廷的昏暗腐朽“无可希望”，于是在这年9月，毅然弃官南下，在家乡兴办教育。这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起点。
同年冬，蔡元培就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分三斋，大体上分别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笃信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经常予以批评。旧派对新派异常忌恨，怂恿堂董妄加干预。蔡元培对此不能接受，愤而辞职。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的教学很有特色，规定学生自己读书。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写札记，每月作文一次，都由他亲自批改。他还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便用演说去唤醒民众。他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特班学生黄炎培后来在追思蔡元培的教诲时认为，他“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①。
1902年4月，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被推举为会长。
同年11月，南洋公学因学校当局欲惩戒无辜学生，引发了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并支持学生，亦辞职离去。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百多名退学学生组成爱国学社，公推蔡元培为总理。爱国学社以教育为手段，对学生进行爱国和革命教育。蔡元培“公言革命无所忌”，认为革命乃治病之良方，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
①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0页。①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页。
1903年4月，抗俄拒法运动高涨，蔡元培主张成立团体，声援广西人民的拒法运动。并针对俄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出版《俄事警闻》（后改称《警钟》），号召抗俄救国。1904年2月，蔡元培在该报发表白话小说《新年梦》，描写自称“中国一民”的人，在梦游中的见闻，表达了他想改变社会经济制度，“造个新中国”的愿望。
1904年7月，蔡元培接任爱国女校总理。当时，他认为革命只有二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注重军事训练，播下了暴动的种子；在爱国女校则播下了暗杀的种子。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他被选为会长。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经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指派他为上海分部负责人。他又发展黄炎培等人入会，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07年6月，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兼作家庭中文教师，翌年，进莱比锡大学。留德四年半，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等书。《伦理学原理》出版后，被国内一些学校作为伦理学教科书，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对思想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后来回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到这本书的情景时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①。
1911年12月，蔡元培由德国回到上海。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他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把清廷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删掉忠君、尊孔的内容，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他指出，这五方面教育皆为当代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他对清廷旧学制进行了重要改革，提出务必顺应时势，推行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针。为此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等。他还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借以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主张精兵简政，节约经费。政府各部人员，多者百余人，但他主张：为事择人，不必多设冗员，因而教育部连缮写员在内也只有30多人。蔡元培为人廉正，生活俭朴，平等待人，极少衙门作风。同盟会员持孙中山介绍信来，他不予安排；素不相识的青年王云五，因对高等教育提了中肯的意见，被破格录用。教育部上起总长下到部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30元，全部开支，每月不过千元。由于“诸事简陋，惟务实际”，勤杂人员用得很少，以至堂堂教育总长亲到大总统府去领教育部的大印，都是乘人力车往返的。这些带有公仆特色的作风，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美①李锐：《**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谈。
1912年9月，蔡元培携眷再度赴德国留学。翌年3月，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6月，蔡应孙中山之召回国。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痛斥袁世凯是毁弃民元约法的罪魁，是凭借武力的野心家，主张用武力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讨袁军事行动失败后，蔡元培于当年10月到达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年3月，蔡元培等与法国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蔡任中方会长，欧乐任法方会长。华法教育会是中法文化交流的总部，它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国内招收大批华工，并为他们开办华工学校；二是发展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后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赴法勤工俭学者达千人。其中许多人在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中国**的著名领袖和优秀干部。
1917年1月，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敦请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原来的北京大学是一座封建思想浓厚、官僚积习很深、校政**的学府，许多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问题并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因此，学校被人称为“官僚养成所”。蔡元培上任后，首先对北京大学的校风进行整顿。他到校第一天，校役们列队在门口恭候并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立即脱下礼帽，向校役们鞠躬还礼。历任北大校长都是由总统任命的特任官，他们出入校门是从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民主作风和平等待人精神，在北大师生和校役中引起强烈反响。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师生之间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因此深受青年学生的景仰。他注重改变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旧观念，教育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学问的有无好坏，不是地位的高低和家庭的贫富。
蔡元培深知办好一所大学，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必须拥有一支积学而热心的教师队伍。为此，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杨昌济、马寅初、马叙伦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学者到校后，成为蔡元培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力量。
为了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蔡元培的组织和支持下，各种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如新闻、音乐、画法、书法、体育等研究会，以及新潮、国民、平民讲演团，消费公社等社团。蔡元培目睹许多学生无意于学术研究，却醉心于运动官吏议员，从中感到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为此，他发起组织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不饮酒等为戒规，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该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道德堕落的不满，对北大部分师生中道德风尚的扭转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他在北京大学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后来他总结他在教育界的经验时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①从这种办学方针出发，蔡元培聘请教员不拘①《宇宙风》第56期，1938年1月1日。
一格，唯才是用，即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不求全责备，不以个人政治倾向作为取舍的标准。“圆通广大，兼容并包”，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鼓励向封建主义作斗争。因为旧思想旧文化在北京大学仍占统治地位，充斥各个学科，新思想新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因此，提倡“兼容并包”的方针，正是为了打破旧思想旧文化**主义的桎梏，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他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扩充文理两科。鉴于文理分科的流弊，力主文理沟通，主张废去年级制，采用选科制。选科制的实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在行政领导体制上，设立了校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才能付诸执行。北京大学经过蔡元培的整顿革新，面貌为之改观，不仅为当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楷模，而且促进了知识界思想的转变。在青年学生中掀起追求民主和真理的热潮，北京大学因而也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倡导者。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口号，蔡元培是这两大口号的积极宣传者。他反对尊孔迷信，认为守旧派“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背离了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因而是十分荒谬的。他抨击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他”，给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他说：“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①他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希望学生立志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加入“世界学术之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他声情并茂地说：“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②这里，他所说的劳工，是泛指各种劳动者，不单指工人，即“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③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新认识。“劳工神圣”在当时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蔡元培主张教育平等，极力提倡平民教育。他支持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赞助他们走出校门去为劳苦大众服务。1920年，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2年，北京大学开始规定五一劳动节放假，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发出布告：“本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经校务讨论会议决，放假一日。”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公开纪念劳动节，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变化，也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可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要蔡元培负责召回结队游行的学生，蔡元培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不大赞成，但也不多加干涉，因而回答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学生被捕后，他同情学生，并立即对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当警察总监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条件时，①何炳松：《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05页。②《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③《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他还和师生们在校门口列队欢迎被捕同学归来。
5月8日，北京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下令北京各校整饬学风。在巨大的压力下，蔡元培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北京大学师生发起了“挽留蔡校长”的斗争，北京各校和社会各团体也积极响应。北京政府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电促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由于校内外各方的再三敦促，9月中旬，蔡元培返回北大。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向北大和全国青年学生表示：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①。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不完全理解群众运动的作用；他忧国忧民，富有爱国精神，却看不到解放中国的道路。因而他认为救国运动已经完成，学生应该“尽瘁学术”。这时的蔡元培依然局限在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之中。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蔡元培认为，应以“学术自由”的原则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必即信仰马克思。”①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宣布成立，蔡元培支持研究会的成立，并应约在会上讲话。当时北京政府到处防范“过激主义”，北京大学居然允许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存在，这说明了蔡元培的胆识。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1921年9月回国。1922年初，北京争取教育独立运动呈现**，蔡元培积极支持这一运动。3月，他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②。
1923年夏，蔡元培再次赴欧。此后一段时间，他虽然仍保留北大校长名义，但已不主持北大实际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蔡元培在欧洲致电北京大学，对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完全支持。并撰写《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一文，在欧洲各国报刊上用英、法、德等文字发表，揭露惨案真相。
1926年2月，蔡元培由欧洲回国，坚辞北大校长职务。虽因各方挽留，辞职未果，但仍滞留上海，没有北上。1927年3月，他由杭州到上海，参与了蒋介石等策划的**“清党”活动。4月初，在蔡元培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通过了吴稚晖等提出的弹劾**案，并要求国民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员加以逮捕。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
蔡元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当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时，害怕群众的觉悟和剧烈的反抗行动；同时，他推崇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并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革命高涨和政治大变动的时刻，他一度陷入迷途。但不久，即同国民党反动政权拉开了距离。①《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7月23日。
①李季：《马克思传·序》，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4月版。
②《新教育》第4卷第3期。
从1927年4月起，蔡元培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1928年8月，他辞去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奠基人。该院于1928年6月正式成立，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至1930年，中央研究院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汇集了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翁文灏等众多知名学者。蔡元培知人善任，他聘请杨杏佛任总干事，就是以杨之长补己之短。他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①他挑选造诣深厚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和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他们都有充分的权力，展其所长。因此，中央研究院的经费虽不甚多，却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科研成果。蔡元培为发展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国民党“清党”以后，蔡元培曾希望依托蒋介石政权来谋取国家独立，实现民主政治，但这个政权越来越**独裁，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又推行不抵抗主义，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起来抗争。
1930年8月，邓演达成立第三党，揭起反蒋旗帜，蔡元培表示支持，并打算同邓合作，酝酿反蒋各派的大联合。1932年12月，他和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任务是营救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前后，他和宋庆龄等曾联名营救杨开慧、邓演达、史良、罗隆基、胡也频、陈独秀、牛兰夫妇、许德珩、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侯外庐、丁玲、潘梓年等人。同盟的争取民主自由和营救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恐惧与仇恨，他指使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杨杏佛，并迫使同盟停止活动。尽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是蔡元培后期政治生活的光荣一页。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等百余人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
他说：“迩年来我国以反对**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寝且言者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①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蔡元培等敢于带头发起纪念马克思，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和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亲自执绋，并致悼词。他说：“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①这一果敢行动，既表现了蔡元培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又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愤怒抗议。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侵略。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1933年5月，他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耻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日本侵华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它灭亡朝鲜的老办法来灭亡中国。现在它在东北制造伪国，就是这一套老把戏。1934年，他又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②。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1937①《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48页。
①《申报》，1933年3月13日。
①《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②王世杰：《追忆蔡先生》，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于同年11月由上海移居香港。居港期间，年老多病的蔡元培依然忧念国事，不忘收复河山。“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③1938年4月，会晤吴玉章时，蔡元培“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④。1939年12月，蔡元培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身份，为该分会撰写了一首会歌，歌词爱国热情洋溢，充满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①1940年2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蔡元培、宋庆龄、**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深切哀悼蔡元培的逝世。**在唁电中称颂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在延安各界追悼大会上赠送的挽联中写道：“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全国人民对一代宗师蔡元培崇高、公正的历史评价。
③《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98页。
①《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
第四十章胡适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有希强、自胜生、铁儿、冬心、适、藏晖室主人等。安徽绩溪人，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他家是一个亦官亦商的地主家庭。其父胡传曾随吴大澂先后在东北边疆和广东海南供职，颇有志于研究边疆地理。母亲冯顺弟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是胡传的第三房妻子。1893年，胡适随母亲到父亲在台湾的任所。1895年回到家乡绩溪，入塾读书。胡适6岁丧父，由年轻的寡母抚育长大。1904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期间，他受到严复、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影响。中国公学是由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文部省的所谓“取缔规划”而归国创办的，所以校内革命空气甚浓。这时的胡适经常为颇带革命倾向的《竞业旬报》写稿。从24期（1908年8月）起，他接任主编。从此，他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文章更多，有时，一期杂志差不多全是他一个人的手笔。他常用的笔名有自胜生、希强、适之、铁儿、适庵、冬心、骍、蝶等等。胡适在他所写的“社说”、“时评”、“时闻”、“杂俎”等文章里，经常激烈攻击旧礼俗和批评政府官吏。此外他也时常发表一些杂记、小品、诗词等文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连载自己创作的小说《真如岛》。
1910年夏，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留美。8月离上海，9月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一年多以后，改学文科，1914年获学士学位。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胡适特别注意观风问俗，有意识地参与当地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使他对美国的文比、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经常被当地各种社会团体请去作讲演，通过这些讲演，既训练了他自己的英语能力，增加了阅历，同时也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这种经历，对他日后深入探讨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重大课题极有帮助。
胡适从他的导师杜威那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在学术方面，他把实验主义的精义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考证学相结合，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这套方法，不但支配了他自己一生的学术工作，也对一代中国青年学子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然，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也对胡适产生了终生的影响。
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也是为他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则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每谈起文学革命的历史，胡适都要提到当时在留美学生监督处工作的钟文鳌。此人每月给分散在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分寄官费时，都顺便附上宣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拼音的传单。胡适很不赞成他这种轻率无据的态度，但却因此引起他对中国文字语言问题的关切。胡适自幼在私塾读书时已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分离的痛苦。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后，他提出：“古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话的文字才是活文字的见解。从此，他和几个最接近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字与文学问题。在讨论中，梅光迪最守旧，他绝对不承认“古文是半死的文字”。为了反驳梅氏，胡适乃广泛搜集资料，披阅中外文献著述，来检验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由此，双方辩论日多，梅氏愈辩愈保守，胡适则愈辩愈坚决，终于激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来，并试验用白话作诗、作文。
19年秋冬，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请，胡适把他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用很谦虚的口气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1917年1月，刚刚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新青年》亦迁到北京编辑，并发表了胡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著名的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文中特别强调文学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和思想，切忌摹仿古人。他断言，白话当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应当用白话写诗、作文，作一切文学的利器。
文章发表后，反响特别强烈，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了革命的檄文。
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即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与《新青年》一班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等结合在一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新青年》为中心阵地，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开展了包括文学、思想、道德、政治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有相当深度的，赢得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热烈响应的，震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胡适成了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他在许多方面发挥了有力的影响。
主要的有：1.继续推动文学革命运动。
围绕着胡适提出的八项主张，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集中的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反对白话文的主张亦时有发表。他们视为最有力的理由是说，以白话代替文言只是文学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应革其内容，而不在革其形式。胡适回答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作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①胡适认为，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文学内容变革的必备条件。胡适更注意到，要真正解决白话代替文言的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堂堂正正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系统地提出创造新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篇极有分量的大文章，被郑振铎诩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胡适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倡写实主义，提倡写短篇小说，提倡戏剧改革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独辟蹊径，创作白话新诗。在白话与文言的论争中，最受守旧派攻击的就是白话诗。胡适于1919年10月，发表《谈新诗》一篇长文，其中回答了争论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新诗的音韵问题。从而为新诗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朱自清说，《谈新诗》一文“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展评价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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