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梅兰芳去苏联演出。因他表示不愿从陆路经过日寇占领下的伪满洲国到苏联，乃由苏联派来专轮接“梅兰芳剧团”从上海走水路到海参崴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共演出14场，演出剧目有：《打渔杀家》、《汾河湾》、《贵妃醉酒》、《刺虎》、《宇宙锋》、《虹霓关》等。在苏联，会见了文艺界、戏剧界的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和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等，相互交流了有关戏剧艺术的意见。在苏联访问结束后，梅兰芳与余上沅继续到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各国参观访问。在英国，他结识了戏剧家萧伯纳和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
1936年，梅兰芳在上海又排演了激励人们抗敌情绪的新戏《生死恨》，并带到南京、北平、天津、济南、长沙、武汉等地演出。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梅兰芳感到上海也不是可以安居的地方，翌年初即率团去香港演出，并定居香港避难。1941年12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梅兰芳当即蓄起胡须，谢绝舞台。以后日本军方常来骚扰，他又返回上海隐居。南京汪伪政权的汉奸头子褚民谊和日寇几次来逼他演出，均遭到拒绝。不演戏，没有经济收入，他宁可卖房、卖古玩、卖画以维持生活，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他虽迫不得已告别舞台，但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他时常请人吹笛子练唱；自己拉二胡琢磨唱腔；练拳、打球，锻炼身体，以保持自己的体型。这一时期，他还先后收新艳秋、言慧珠、李玉茹、顾正秋、梁小鸾及汉剧演员陈伯华等为弟子，教授剧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梅兰芳当即高兴地剃须登台，与俞振飞和仙霓社的昆曲演员合作演出昆曲，庆祝胜利。此后又重组“梅剧团”到各地演出京剧。但不久，蒋介石政府又悍然发动内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他拒绝赴日本为美国的麦克阿瑟元帅和在南京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演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夏衍与戏剧家熊佛西一起动员梅兰芳留在上海，梅兰芳慨然允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梅兰芳连演了三天戏，热情慰问解放军。
第一场演出结束，陈毅市长亲自到后台向他致谢。随后，他还出席了陈毅市长召开的“知名人士”座谈会。
6月下旬，梅兰芳随南方代表团第二团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2日，文代会开幕，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发言中，他强调了戏曲改革问题。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9月初，他与京剧演员周信芳、程砚秋和越剧演员袁雪芬代表全国戏曲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在会上发了言，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不久，他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安排，迁回北京定居，担任了京剧研究院院长。
1950年7月，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邀请梅兰芳为委员。1950年11月，文化部举行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议主席沈雁冰，副主席周扬、田汉、梅兰芳主持了会议，各地区、各省、各剧种的戏曲演员和戏曲工作者2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文化部举行的宴会上与所有的代表一一握手并讲话。梅兰芳参加完会议后曾激动地说：“自我演戏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戏曲工作受到如此重视，这不止我一个人，在座的都十分感动。”在1952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梅兰芳演出了修改过的《贵妃醉酒》，赢得好评。文化部为表彰他多年的成就，授予他荣誉奖。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不仅出席了历次文代会、剧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而且出席了历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1951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任中国京剧院院长；1959年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梅兰芳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坚持演出，他不仅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大城市进行公演，还到汉口、长沙、沈阳、长春、哈尔滨、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南京、扬州、无锡、合肥、济南、蚌埠、南昌和他的家乡泰州等地巡回演出。同时还到各地的工厂、矿山、农村中去演出。1953年，由贺龙任总团长、梅兰芳任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去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演出，回国后又在东北为归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其后他又到广东、福建前线去作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出。这期间，他作了他从未有过的广场演出。他之所以这样深入到军队、工厂、农村演出，是因为他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结果，懂得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他说：“解放以后我的舞台生活起了显著的变化，几年来，我遵循着**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的道路，在艺术实践上作了一些努力，这不仅使我的观众比从前广阔得多，观众的成分起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使我的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
1952年，梅兰芳随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同时到苏联参观，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联欢晚会演出。1956年，以梅兰芳为团长、欧阳予倩为副团长兼艺术指导、马少波、刘佳、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演出，团员有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等，在日本各地共演出了50天，受到广大的日本观众的欢迎，对促进中日人民的友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年9月，梅兰芳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群英会。翌年，他又以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团员身份随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1960年2月，他又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10周年，第四次到苏联访问。195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解放后的十几年中，梅兰芳的思想认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的艺术水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在回顾自己那些年在各地的演出时说：“在这些演出活动中，工农兵观众占了最大的比重。我接受了他们给我的永不能忘的启发和帮助，使我在表演方法上，特别是在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刻画和分析上，提高了一步，加强了我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
梅兰芳对艺术精益求精，愈到晚年愈加执着，在他演出的众多的剧目中，经过他反复筛选，保留下来的一二十出戏都成了千锤百炼的精品。如《贵妃醉酒》、《宇宙锋》、《奇双会》、《游园惊梦》、《金山寺·断桥》、《穆柯寨·穆天王》、《凤还巢》、《霸王别姬》、《洛神》等。他的保留剧目大多是在解放以后进行加工整理的。如《宇宙锋》，这出戏梅兰芳前后演了50年，是他功夫下得最深的一出。他喜欢演这出戏，并且不断听取观众的反映来进行研究改进。他曾演出全本，又曾删去后半，并改动其中人物性格不统一之处，以突出剧中赵艳容的斗争性。到了晚年，他只演其中最精彩的《修本》、《金殿》两折，经过反复加工，丰富了表演，将赵女对其邪恶阴险却又贪图富贵的父亲的斗争和对荒淫无道的皇帝的斗争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以丰富的表演技巧，表现了她的坚贞不屈，她的机智和勇敢，她的哀怨和痛苦。在《修本》一折中，他逐字逐句分析人物的每一阶段不同的思想感情，把唱腔与表演紧密结合，特别是表现了她为了斗争不得已而装疯时的复杂的感情变化；在《金殿》一折里，他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加强了念白的节奏、气势，并在表演中吸收了男子的动作。大幅度的表演动作，不仅凸显了特殊的环境——高大广阔的金殿，而且把斗争的难度充分体现出来，从而加大了斗争的力度。从这出戏的修改加工中，可以看到梅兰芳将表演的艺术性与剧本的思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古老的历史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优秀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在京剧舞台上的一切艺术处理都是坚持以美为原则的。即便是戏里表现醉和疯，也必须顾到姿态的美。戏里的每一个身段，都必须做到美观，无论是正身、侧身或是背过身去，同样要注意到使观众看着美观。梅兰芳对艺术追求的锲而不舍，力争他演的每一出戏都能达到完美的地步。
他所创造的美的艺术，为人们所肯定，所赞颂。1955年4月，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举办了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纪念活动。大会向梅、周二位颁发了文化部授予的荣誉奖状，称赞梅兰芳“是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在戏曲艺术上有卓越的贡献”。中国剧协副主席欧阳予倩在会上作了以《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为题的报告，对梅兰芳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作了概括的介绍。报告中指出梅兰芳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他真正热爱艺术，力求进步，把经过长期的、高度的劳动而获得的艺术成就为人民服务”。指出梅兰芳继承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革新和发展，进行了美的创造；继承了中国艺人的道德传统和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在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进一步靠近了人民；他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以谦逊的态度听取批评，以经常保持与观众的交流。欧阳予倩对梅兰芳的戏德人品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些高尚的品德是值得每一个演员学习的。梅兰芳在会上致了答词，他说：“综合我五十年的艺术实践，我能够告诉各位青年戏曲工作同志的，只有下面这几句话：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地劳动，不断地锻炼，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1959年，在新中国建立1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梅兰芳新排演了献礼剧目《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由陆静岩、袁韵宜根据豫剧马金凤演出本改编，郑亦秋导演。献礼演出有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杨秋玲、夏永泉等参加，梅兰芳饰剧中主角穆桂英。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个年已半百的爱国女英雄，他精心设计，在唱腔上，换调创腔；在表演上，不仅把青衣、刀马旦两个行当的表演有机地融会在这个女英雄身上，而且吸收了老生、武生的动作，非常恰当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垂老请缨的英雄形象的创造。
梅兰芳还与他多年合作的老搭档姜妙香、萧长华等一起把他拿手的《宇宙锋》、《断桥》、《洛神》、《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五剧拍成了彩色舞台艺术纪录影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其后又拍摄了彩色戏曲艺术片《游园惊梦》。
梅兰芳把他的舞台生活经历和演出经验、心得写成《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二、三集（一二集由许姬传记录整理，三集由许姬传、朱家溍记录整理）。还出版了《梅兰芳文集》、《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东游记》、《我的电影生活》等书。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68岁。8月10日在首都剧场举行了梅兰芳追悼大会。其灵柩葬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梅兰芳的艺术博大精深，影响着一代代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以至影响了全国各地方剧种旦角艺术的发展。他的弟子不下百人，其中程砚秋在学他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流派“程派”。魏莲芳成为专教“梅派”剧目的优秀教师。李世芳、张君秋、陆素娟、杨荣环、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杜近芳、关肃霜、沈小梅、顾正秋、杨秋玲、李玉芙等均能传其艺。
第五十四章周信芳周信芳，原名士楚。原籍浙江慈溪（今宁波市慈城镇），1895年1月1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市）。父慰堂，艺名金琴仙，工京剧旦角。母许桂仙，亦为京剧演员，工青衣。当时社会上视戏曲行当为贱业，曾是官宦之家的周氏家族因此将周慰堂逐出族门，慰堂夫妇于是流浪江湖。周信芳自小随父母流徙各地。6岁在杭州开始学戏，初拜文武老生陈长兴为师，继拜老生王玉芳、邵寄舟为师，这为他日后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年，他便以“小童串”名义登台演《黄金台》中的田法章。小孟七到杭州演《铁莲花》时，就邀他演娃娃生定生，并用“七龄童”艺名。周信芳从此专应各班中所需的娃娃生。当时，以演红生（关羽戏）及徽调衰派老生著称的三麻子（王鸿寿）和以演孙悟空著称的赛活猴（郑长泰）都曾对之有所指点。周信芳不断努力练功，同时从与前辈名家合作演出和观摩他们演戏中悉心体会其中一招一式的细腻之处，学习他们塑造人物的方法。
1906年他12岁时，随父送其师陈长兴到上海。后陈去天津，他则落户上海。三麻子带他去汉口演出，他先演娃娃生，后演老生戏、武生戏，并兼演梆子戏。回上海后，先后加入玉仙茶园、春仙班，并到南京、苏州、镇江、芜湖等地演出。曾用艺名“万年青”、“时运奎”、“七灵童”，与孙菊仙、林颦卿、李春利同台，受到他们的点拨，并拜“李派”武生的创始人李春来为师学武生戏。其时他还向几位老师学艺，刘双全教他武老生戏，潘连奎教他以念白为主的戏，张和福教他做功戏。在到处搭班的过程中，他曾与花脸刘永春同班，刘永春善于根据人物处理唱念表演，对他影响很大。
他13岁改用“麒麟童”艺名。当时他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搭班演出。秋，曾到烟台、大连、天津各地演戏，一方面为补助家用，另一方面，则为了增长见识，充实自己。
翌年，周信芳进北京。那是“喜连成”科班因为营业不好，邀班外演员搭班演出，听说周信芳能演老生戏、武生戏，还能演老旦和丑角，便专程从天津邀来北京。同时邀来的还有梅兰芳、林树森、贯大元等。周信芳与梅兰芳合演过《战蒲关》、《九更天》等。有周信芳、梅兰芳等人加盟，“喜连成”果然红火起来。周信芳在北京还搭过“得胜奎”科班演出。当时他已是以演做工老生戏为主。一年后，他再到天津与吕月樵、何月山、苏廷奎、金月梅等同班演出。然后再北上，到海参崴、双城子一带演出。这次离沪北行，周信芳不仅观赏到前辈名家谭鑫培、汪桂芬等人的演艺，长了见识，而且参加了金月梅等革新家演的新戏，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
1912年，周信芳回到上海。在新新舞台，他先后与四盏灯（周咏棠）、李琴仙、苗胜春、李吉瑞、孙菊仙、赵君玉、冯子和、老票友江梦花及谭鑫培等同台演出，并专诚向谭鑫培学了《御碑亭》、《桑园寄子》、《打棍出箱》、《打侄上坟》等戏，学习了如何用眼神、手势、身段、道具等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方法。他此时又参加了冯子和排演的新戏的演出，受到新思想的熏陶。
当时，他受到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当时京剧界的先行者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刘艺舟以及王钟声等人的革命行动和演出进步的新戏给他以直接影响，他自己说：“我也被这种热潮卷进去了。”于是在1912年与一盏灯（张云青）、林颦卿、赵君玉等演出了《民国花》、《新三国》，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1913年又与赵君玉等合演《宋教仁遇害》（当时被迫停演，后又与三麻子、吴彩霞等重演），揭露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卑劣行径。这种以戏曲为武器，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做法，从这时开始，贯穿了周信芳的一生。
1915年，周信芳21岁时，加入丹桂第一台，一直演到1923年，并兼任后台经理。这8年，是周信芳的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8年，他当时已是个成熟的青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戏、演戏，见识很多，实践很多，从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在戏剧演出上进入了新的阶段，有意识地对戏剧艺术进行革新、创造，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一时期，周信芳的合作者先后有三麻子、冯子和、汪笑侬、欧阳予倩等，他们都是京剧的革新家，是他们参加创建了南派（海派）京剧。周信芳与他们合作演出，一起编剧，一起演戏，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自己也成为一个南派京剧的革新家。
三麻子，周信芳说他“京徽诸剧，文武皆能。红生尤为著名”。说他演戏经常在改，“不改革变化，是不能贡献出他的长处”。说与他同隶丹桂第一台时，“朝夕亲炙，觉其艺术，实有过人之处”。冯子和，周信芳说“他是唱旦的革新家，他演戏不拘形式；戏剧上故意的做作，被他大胆地革除了不少，完全趋于真实、自然”。周信芳演戏追求真实、自然、生活化，就是从冯子和那里学来的。汪笑侬，周信芳说“他的艺术渊博浩瀚，集各派之大成”，说他的唱“饶有感情”，他的“做工表情以细致逼真、结合剧情著称，实际就是着重刻划人物、演谁像谁的意思”。而且他善于写戏，“通过戏剧来抒发他的爱国热情”。欧阳予倩，既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又曾演过文明新戏，编演京剧更是声名卓著。周信芳说，“他给我国的旧剧带来了新思想、新剧目以及新的表现手法”。这样一些革新家，给周信芳的影响极大。这8年中，据统计，周信芳首演的剧目共255出，其中新编剧目122出，参加别人的新剧目87出。新戏中有不少是连台本戏，有的用了布景，也有的用了机关布景，舞台上出现很多新的事物。他所演的新戏，有不少是他自己编写的。当时他已经“知道世事潮流，合乎观众心理”。其中也包括为了适应上海那一座被称作“十里洋场”的城市的群众欣赏要求的连台本戏。1915年，他曾与冯子和等演出《中外共和》（即《南北和》），呼吁统一，反对军阀分裂；又演了《王莽篡位》、《疯僧扫秦》；还与欧阳予倩合演了《昏皇鉴》，都是讽刺袁世凯称帝的新戏。1919年，配合五四运动，他与任天知、王灵珠等合演了《学拳打金刚》。他还与汪笑侬合演了汪笑侬编写的一些“愤世嫉俗”、配合时事的戏，如《党人碑》、《哭祖庙》、《两朝领袖》、《不忍心》等新戏。在那几年中，他向三麻子学了《徐策跑城》、《扫松下书》、《斩经堂》等从徽剧移植来的剧目和关公戏（红生戏），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后来这些剧目成了他的拿手戏。他还向黄（月山）派武生马德成学了戴白髯的武老生戏，使他在这一方面形成自己的特长。为了演出的需要，他又常扮演一些年轻的角色，文的，武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因此，他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磨练改进，终于创建了一个新的行当——大嗓小生，它既不同于传统小生的大小嗓结合的唱念，又不同于老生的表演，这竟成了他的特有的创造。他除了演老生、小生之外，还演武生、花脸、小丑、老旦，其中既有古装戏，也有时装戏，大大锻炼了他的艺术才能。
为了革新舞台艺术，在表演、服饰、化妆、布景等各方面，丹桂第一台的演职员们都做着各自的实验，逐渐形成了以后台经理周信芳为中心的革新小组。他们互相探讨，各自摸索，反复研究，取得了经验。例如为了演好时装戏，他们试着在没有水袖的时候发展手的表演；不戴髯口改为粘胡子；关羽用五绺髯，不再用原来的三绺等等。他们这些革新的尝试，强调要根据表现剧中人物的需要，试成功了就采用，不成功再改回来，这就突破了一些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框框。周信芳在汪笑侬、三麻子等演出的《张松献地图》剧中扮演刘备，为了既不失其身份，又不至于把剧中主角、身为客卿的张松压下去，他创造了内穿铠甲、外罩官衣的扮像，铠甲因而变化了原形，改成较为轻便、紧凑、抱身的样式，后来逐渐发展、推广，终于成了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改良靠”。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周信芳很重视读书。当他在“喜连成”搭班演戏时，教师萧长华就见他在没事的时候，“总是以书为伴，手不释卷”；后来他在丹桂第一台，又受到汪笑侬、冯子和、欧阳予倩等有文化的人的影响，更是经常带着书下后台，有一点时间都拿出书来读。同时，他还经常对同班的演员讲学文化的重要性，并要他们让孩子多读书，特别强调要演好戏必须要多读书。
1923年2月，周信芳离开了丹桂第一台，北上烟台、天津、大连、北京，与盖叫天、林颦卿合演，演出了他的独家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他还在“二七”大罢工时，排演了《陈胜吴广》，以揭露统治者的残暴。然后又经济南、青岛，回到上海。1925年重进丹桂第一台，演出了连台本戏《汉刘邦统一灭秦楚》，他在这出戏里，扮演过刘邦、韩信、张良、项羽、范增等角色。剧中的《九战章邯》、《鸿门宴》、《韩信》、《博浪锥》、《圯桥进履》等后来都作为单折戏演出了。其后，周信芳一度又离开了丹桂第一台。1927年，周信芳三进丹桂第一台，在演出连台本戏《飞龙传》、《天雨花》之后，又转入老天蟾舞台，排演连台本戏《华丽缘》。发展到后来，《飞龙传》中的《北汉王》、《天雨花》中的《左维明巧断无头案》、《华丽缘》中的《小春亭》等都成为折子戏的保留剧目。
同年，周信芳加入了田汉主持的进步话剧团体南国社，在欧阳予倩自编自演的《潘金莲》中扮演武松。他与田汉的交往是在4年前开始的，那年他慕名去访田汉，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1930年，反动当局查封了南国社，搜捕田汉，是周信芳设法掩护田汉逃出了魔爪。
周信芳的青年时代，三进丹桂第一台，正是他提高思想，广收博采，积累经验，阔步前进的时期。在他演出的戏中，有不少从内容到舞台艺术都成为当时革新戏曲的典型。在戏曲改革的摸索研究中，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终至创建了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世称“麒派”。
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演了3年多，主要是演连台本戏，如《华丽缘》、《龙凤帕》、《封神榜》。他在《封神榜》一剧中，扮演了姜子牙、比干、梅伯、闻太师、黄滚、殷郊、伯邑考、土行孙等，不同角色，各有创造，而其中的《鹿台恨》、《炮烙柱》、《反五关》等折子戏，也都成了“麒派”的保留剧目。
从1929年起，周信芳担任了上海伶界联合会的宣传部长、会长，并主持编辑《梨园公报》。此前，周信芳曾在《梨园公报》上发表过评论谭鑫培和为伶人伸张正义等文章，田汉、欧阳予倩也都发表过讨论戏剧运动的文章，周信芳接手后，《梨园公报》更成为探讨京剧改革的园地。
1931年日寇侵华，在九一八事变后40天，周信芳就开始演出了新编的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的头本，以洪承畴降清的故事，鞭挞“不抵抗主义者”和投敌的汉奸。接着又演出了二本，以崇祯殉国来写亡国之痛。三本写爱国才子冒辟疆与爱姬董小宛遭敌人、汉奸所害而生离死别的故事。然后他又把这三本戏改成各自独立的三出戏：《洪承畴》、《明末遗恨》、《董小宛》，并带着这几个剧目和过去与高庆奎合排的《卧薪尝胆》等剧，到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南京、苏州及伪满洲国各地演出。1935至1936年，重回上海，并到杭州、宁波等地演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周信芳正在天津演出，当即停演南下，回到上海，参加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主持的戏剧界讨论抗日救亡运动问题的座谈会，并共同组建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周信芳在这个时候结识了上海文艺界**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于伶。其后，他为慰问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伤兵，为抗战募捐演出，组织成立“上海京剧界抗敌救亡演出队”，还率剧团到胶州公园为坚守在四行仓库孤军奋战的八百壮士慰问演出。
上海沦陷，田汉、欧阳予倩等先后去大后方，周信芳仍坚持在上海演出。他重组移风社，社内有近200人，以卡尔登戏院为阵地，演出配合抗战的剧目，并藉以维持一部分京剧艺人的生活。从1937年10月，周信芳在这里坚持了4年。他先排演了《亡蜀恨》，这是反映蜀汉时期，主上昏庸，自毁良才，最后投降敌人，导致孤忠殉国的令人痛心的历史故事。排这个戏，意在激励国人要上下一心守土抗战。他又排演了《洞庭湖》，讲岳家军团结军民同御外侮的故事。他又排演了新戏《香妃恨》，这是讲清乾隆帝平回部，掳回香妃，欲纳为妃，香妃不允，因思念故国而伺机报仇，最后为太后赐死的故事。周信芳藉剧中香妃不甘屈服的抗争，来唤起中华民族对侵略者的反抗。他又排演了《徽钦二帝》，周信芳饰演宋徽宗，把一个亡国之君的痛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剧中还刻画了儿皇帝张邦昌的丑恶嘴脸和爱国恋君的妓女李师师的以死抗贼。当该剧上演时，敌特寄来子弹加以威胁，但周信芳毫不畏惧，仍坚持演了三个星期。后来，周信芳又排演了《文天祥》一剧，演出后，立刻又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禁演。他于是便把《文天祥》与《史可法》作为新戏预告，贴在演出的舞台两侧，让两位民族英雄的名字醒目地映现在观众眼前，以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
他还参加为救济难民义演的话剧《雷雨》演出，饰演周朴园。当上海日伪特务机关要他去演堂会戏时，他断然拒绝。
在敌伪统治时期，中国**上海地下组织派姜椿芳与周信芳保持联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田汉等回到上海，马上与周信芳取得联系，对他在敌伪统治时期的爱国行动予以充分肯定。田汉有诗称赞梅兰芳、周信芳等：“留须谢客称梅大（按：指梅兰芳抗战八年中蓄须明志的斗争行动），洗黛归农美玉霜（按：指程砚秋不与日伪合作到北平郊区青龙桥去种田）；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防。”1946年9月日，周恩来到中国**驻沪办事处，会见了上海文化界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周信芳和越剧演员袁雪芬也参加了会见。10月21日，周恩来宴请了周信芳和白杨、黄佐临等。敌伪统治时，在**地下党领导下，上海京剧界的一些进步青年组成了“艺友座谈会”，经常在一起研究京剧改革问题，周信芳对之十分支持。这个会一度被迫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又恢复活动，周信芳参加并担任了主持人。这个组织后来改名为“伶界联合会艺友联谊会”，但因与文化界其他七团体联合致电慰问在晋京请愿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的人民代表而被当局查禁。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参加了不少政治斗争，他参与了反内战、争自由宣言，反对演员登记，反对裁撤上海市立戏剧学校，要求豁免娱乐捐和所得税等的签名活动，因而受到了当局的传讯。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裹胁周信芳到台湾，**地下组织闻讯，让熊佛西与吕君樵及时通知他进行防范。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他就到广播电台广播，表达了他对上海解放的喜悦心情。6月4日，他出席了上海市长陈毅举行的文化界座谈会。7月2到19日，周信芳与梅兰芳、吕君樵、袁雪芬等作为南方代表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周信芳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8月间，周信芳又与梅兰芳一起出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9月间，周信芳又与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周信芳当选为政协委员。10月1日，他参加了建国大典，登上了**城楼。
1950年初，成立上海市戏曲改进协会京剧分会，周信芳任主任委员。紧接着，又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周信芳任戏曲改进处处长。7月，中央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周信芳任委员。8月，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举办了上海市第二届戏曲研究班，周信芳任班主任。同年11月，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周信芳代表华东地区出席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谈了自己对戏曲改革的看法。
1951年2月4日，上海市文化局举行了庆祝周信芳演剧五十周年暨戏曲界敬老大会，有19个剧种的老艺人205人参加。他在会上激动地说：“五十多年来，我第一次以最大的兴奋和骄傲，做一个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
周信芳在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兼华东戏曲实验学校校长等众多职务的同时，还坚持演出，并且不断地排新戏，有《秦香莲》、《信陵君》、《闯王进京》等。
1951年4月首演《信陵君》，周信芳在剧中扮演信陵君，当时全国正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这出戏叙述了暴秦侵略邻国，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阐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后，他又代表上海京剧界表示要义演捐献一架“京剧号”飞机，他带头参加义演，率领华东戏曲研究院演了三天《四进士》，他与梅兰芳、盖叫天演了《龙凤呈祥》，与盖叫天合演了《莲花湖》，与杨宝森合演了《搜孤救孤》等剧目。1953年7月，周信芳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担任副总团长，随团长贺龙入朝鲜，同行的有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他们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在阵地上、坑道里、山洞里，到处演出，不畏辛苦，慰问演出达3月之久。
1952年10月6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周信芳在开幕式上讲话，并演出了《徐策跑城》。文化部为了表彰他多年来对京剧事业的杰出贡献，授予他荣誉奖（同时获奖者有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盖叫天）。这次会演中有23个剧种的近百个剧目演出，周信芳观后认为很多地方剧种表现生活更生动、更自由，细腻逼真、感情充沛，认为这是程式化比较严重的京剧艺术应该努力学习的。在这之后，周把自己经常演出的传统老戏和自己的独家剧目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比如在他多年演出的《琵琶记·描容上路》剧中，他不仅充分发挥了他擅长饰演各种老汉的本领，并参考了地方戏的演出，重新塑造了助人为乐的老人张广才，“让这位父执辈的叮咛嘱咐倾吐出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声”。又如《乌龙院》“杀惜”原是以情杀为主要矛盾，解放后，周信芳感到有问题，便停演了几年，但他一直在考虑如何修改，1953年对剧本进行了几次大修改。修改后的剧本突出了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情节，特别是改写了“刘唐下书”一节，点明他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并以这封信为导火索，将“杀惜”的矛盾集中在因这封信引出政治上的是非上来。这是改得比较成功的一个范例。在同一时间，由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吕仲、陈西汀、严朴、何慢等人协助，整理了《四进士》、《清风亭》、《鸿门宴》、《打严嵩》、《追韩信》、《徐策跑城》、《赵五娘》、《凤凰山、独木关》、《投军别窑》及《文天祥》等剧本，编成了《周信芳演出剧本集》。随后又将《打渔杀家》、《审头刺汤》、《金殿求计、单刀赴会》、《义责王魁》四个剧本编成《周信芳演出剧本新编》。并将其中《四进士》、《清风亭》、《乌龙院》、《追韩信》、《徐策跑城》、《打渔杀家》、《义责王魁》各剧的剧本及其演出时的唱念、表演、服装、道具等加以研究和总结，由卫明、吕仲记录整理，编成《周信芳舞台艺术》。其后又把这本书的内容与周信芳解放前后所写文章共约五十篇编成了《周信芳文集》。这几本书，从剧本到表演，较全面地反映了“麒派”艺术的特点。
“麒派”艺术被许多评论家认为具有朴实明快，健康生动，苍劲壮美，气象浑雄，富有生活气息，充满进步的、革命的激情，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谨慎的继承传统，又经过大胆的革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活理想、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的艺术特点，因而被人们称为是南派（“海派”）京剧的代表。
1955年3月，在他60岁那年，华东大行政区撤销，华东京剧团与上海京剧团合并成上海京剧院，周信芳任院长。4月，为了表彰周信芳与梅兰芳的艺术成就和他们对京剧事业的贡献，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在北京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会上中国剧协主席田汉以《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为题发表了讲话。周信芳致了答词，题为《衷心感谢党和**的培养与领导》。
1956年10月，周信芳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到苏联访问演出。京剧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9个城市演出了53场，历时64天，上演了26个剧目。
周信芳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剧种剧目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十五贯》是周信芳向浙江省昆剧团学习的新排剧目，是周恩来总理建议他们学演的。这出戏昆剧团演出时，因改编成功，受到群众欢迎，曾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周信芳演出时，更突出了为民请命的况钟，成功地塑造了京剧舞台上的一个新的清官形象。其后，他又排演了《义责王魁》。这是以评弹艺人刘天韵、蒋月泉说唱的《义责》移植编成的，故事是全本《焚香记》中的一段。改编时，先发动大家来讨论研究，执笔者吕仲又三易其稿，最后周信芳自己又加以删芟充实，自编唱词。这出戏写家人王中仗义面责其主人王魁贪图富贵，忘恩负义，中了状元便休弃原配妻子敫桂英的故事。这出戏由周信芳亲自导演，并饰剧中老仆王中。周信芳向来擅长演老生，在饰演王中时，特地采用了武生的表演来塑造这一人物的刚直、战斗的性格，使这一形象更为丰满。
1959至1961年，周信芳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1959年5月，他加入中国**；另一件是1961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了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田汉在纪念会上讲了《向周信芳同志的战斗精神学习》，介绍了他60年的活动历程。周信芳在答词中把自己从艺60年分成了5个12年，总结为探新、求新、创新、革新、更新五个时期。他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演出了《打渔杀家》、《乌龙院》、《四进士》，还演了新戏《义责王魁》和《海瑞上疏》。这一出《海瑞上疏》是周信芳为庆祝国庆10周年而编排的，由许思言执笔写成初稿，周信芳自己参加修改，自己导演并自任主演。剧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国家兴盛、政治清明，不畏权贵，不顾个人生死，上疏谏诤的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清官海瑞的形象。
1961年，《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影片（其中包括《徐策跑城》和《乌龙院》两剧）拍摄完成，这是继前几年拍摄的《宋士杰》之后的又一部麒派艺术影片。其后，年近70的周信芳又编演了新戏《澶渊之盟》。这出戏写的是宋辽间的一场战争，刻画了一个忠心为国、举足轻重的重臣寇准。剧本由陈西汀编写，周信芳仍是亲自修改，自任导演，并主演寇准。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决定请周信芳为顾问。他在会上提出京剧演现代剧要从生活出发，向传统借鉴。在闭幕式上，康生点了田汉、阳翰笙、孟超的名，说他们的作品是向党进攻。翌年，1965年10月，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海瑞罢官》是吴晗编剧，马连良主演的），文中点到了《海瑞上疏》。紧接着张春桥到上海京剧院，当众指出周信芳搞的《海瑞上疏》是反党的大毒草。1966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说《海瑞上疏》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5月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0天之后，5月2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更进一步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这篇文章中公开点了周信芳和支持这出戏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名字。
紧接着，周信芳的家被抄，人被押上高架线路修理车在全市游街示众，批斗会更是一个接一个地开个不停。1968年11月，周信芳被捕入狱，到第二年才获释回家。1974年，“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将周信芳开除党籍、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决定，因周信芳不予接受，后才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5年3月8日，周信芳被迫害致死。终年80岁。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8月日，上海市各界人士700余人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周信芳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第五十五章数学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在1919—1949年的三十年间，尽管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国数学仍然获得了重大的进步。如果说二十年代中国各地纷纷举办大学数学系，已能够培养自己的数学专业的学士，那么到了三十年代，中国一些大学的数学系已达到培养数学硕士的水平。而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地的数学研究水平，已能够培养数学博士。数学事业主要是智力竞赛，较少依赖投资和添加设备。因而，中国数学界通过自身的努力，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努力创造国内外有利数学发展的条件，使中国数学较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一节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数学教育辛亥革命后的1910年代，中小学的数学教育已渐趋成熟。到了二十年代，实行和美国一样的六、三、三学制。数学教科书除国内名家编写的以外，多采用美国和英国的教科书，如温德华（Wentworth）的初等几何、初等代数，范（Fine）氏大代数，郝奈（HallandKnight）二氏的高中代数等。这一时期中小教育的代表人物有傅种孙（1898—1962），他于1920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后接任系主任。由于长期在师范学校工作，对初等数学亦有深入研究。他多次主持中学理科教员暑期讲习班，对中学数学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经过中学数学教师的不懈努力，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中小学数学教学水平已相当高，“与欧美日本并驾齐驱，并不逊色”①。
1920和193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学纷纷成立数学系，并聘请一些留学国外的著名数学家前来主持。姜立夫于1919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创立数学系。1921年，熊庆来、何鲁先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兴办数学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昭安（1892—1978）到武昌大学（后为武汉大学）任数学系系主任。1926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的魏嗣銮（1895—1992）应邀到成都大学（后为四川大学）任教授、数理系主任。陈建功（1893—1971）和苏步青（1902—）分别于1929年和1931年获得日本东北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并先后来到浙江大学主持数学系。此外，胡明复、胡敦复在上海创办大同大学数学系。也是哥廷根大学博士的朱公谨（1902—1963）在光华大学任数学教授。冯祖荀一直在著名的北京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1930年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江泽涵（1893—1994）的到来，使北大的数学阵容大为增强。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各大学中，数学系的力量以清华大学为最强。1926年，熊庆来、郑桐荪创建清华大学数学系，孙光远（1900—1979）和杨武之（1896—1973）于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都来清华任教授。此外，年轻的教员有周鸿经（1902—1957）和唐培经（1903—1990）。陈省身（1911—）于193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因师从孙光远来到清华，成为中国第一名数学硕士研究生。华罗庚（1910—1985）自学成材，为清华数学系同仁所赏识，由系主任熊庆来邀请来校任助理员。加上极有才能的许宝騄（1910—1970）和柯召（1910—）成为清华的学生。这一阵容，可称群星璀璨，在三十年代初，极一时之盛。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3个数学系也合为1个，由江泽涵、杨武之、姜立夫担任系的领导工作。当时著名的年轻教授有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等。虽然当时的物质条件相当匮乏，但数学科研和教学水平却非常之高。他们的科研成绩已跻身于国际前列，加上学生学习十分努力，所培养的学生实际上已达博士学位的水平。陈建功、苏步青在浙江大学（撤退到贵州湄潭），也在数学上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此外，撤退到兰州的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组成了西北联合大学，继续培养数学教师。何鲁领导的重庆大学数学系，魏嗣銮所在的四川大学数学系，熊庆来为校长的云南大学，也都在战争年代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在中国**领导的解放区，数学教育更注重于在工农群众中的普及，①魏庚仁：《魏庚仁数学教育文集》，河南教育出版社版，第4页。
并提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比较正规的中小学里，基本上仍使用国统区的数学教材。而在农民识字扫盲班、农村冬学班、战士学习班等的教学中，也多少有数学的内容，包括度量衡换算、买卖记账、土地丈量等实际数学问题，以满足革命进程中的实际需要。
1940年夏，中国**中央在延安设立了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习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数学。自然科学院内设有大学本科，分物理、化学、生物3个系。当时的物理系设有微积分、微分方程等数学课程，负责数学课程的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孙鸿儒，物理系系主任阎沛霖也教数学，所用课本大都使用英文原版。
第二节二三十年代的中外数学交流中国现代数学起步较晚，在二十世纪初能懂得微积分的人仍然屈指可数，与西方的差距在200年以上。因此，派遣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和进修，是发展中国现代数学的必要举措。经过中国知识界的不断努力，列强所获得大笔超额支付的庚子赔款，终于有了部分的退回。这笔中国人自己的钱，能用于培养自己的留学生，对科学发展是很有价值的。自1908年美国部分退回庚子赔款以来，中国已连续派遣三批留学生到美国，并建立清华学校为留学预备学校。清华学校1926年起改为清华大学，清华的数学系因经费充裕，渐渐成为国内数学中心。1924年以后，美国退回全部庚款，建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继续资助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其中包括陈省身到汉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去巴黎访问，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数论，江泽涵到美国哈佛大学以拓扑学研究获博士学位。从1930年代起，英国也退回了一些庚款作为中国学生的留学费用。吴大任、许宝騄、柯召、李华宗、林家翘、段学复等，都是用英庚款在英国（或转至美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的。樊■则是以法国退回的庚款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其他渠道到国外去的数学留学生也有很多。据统计，1949年以前，在国外以数学工作获博士学位的有85人。这些到国外留学的年轻数学家，日后都成为中国数学的中坚，有一些则在国际数学界享有声誉。
与此同时，许多外国数学家也陆续来华访问。最早来中国是曾任法国国务总理的潘勒韦（P.Painleve1863—1933）和他的秘书波莱尔（E.Borel，1871—1956），他们都是国际著名数学家，1920年来中国考察教育时，曾在北京、上海作报告。
1921年，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B.Rus－sel，1868—1970）来华访问，他曾作过有关“几何基础”的报告，但主要的影响在哲学方面。
进入1930年代，来访的数学家逐渐增多。先是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布拉希开（W.Blaschke，1885—1962）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教授微分几何和积分几何，对中国几何发展影响较大，陈省身，吴大任等青年学生也参加听讲。由布拉希开介绍，汉堡大学年轻的斯披涅儿（E.Spernier，1905—1980）教授也来华讲授拓扑学和几何学。1934年4月，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伯克霍夫（G.D.Birkhoff，1884—1944）在清华大学讲学。1934年秋，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奥斯古德（W.FOs－good，1864—1943）来北京大学访问，讲解力学，并开设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等课程。
清华大学也邀请国外数学家来访。1936年，法国著名数学家阿达玛（J.Hadamard，1865—1963）到清华大学访问三个月，他讲授的偏微分方程课，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开出来。清华25周年校庆时，阿达玛教授曾作“关于数学任务的几点感想”的报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纳（N.Wiener，1894—1964）教授的来访，是中外科学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1935到1936年的一年中，维纳主要在电机系上课，并和李郁荣博士一起合作研究。同时他每周在数学系讲授富里埃级数、富里埃积分、勒贝格积分等课程。在清华期间，维纳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作为控制论学科的奠基人，维纳写道：“我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两件事：同布什（W.Bush）所拟订的计算机计划密切接触，以及和李郁荣博士在电网络设计上的合作。这两件事后来都证明是重要的”①。
①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62版。
第三节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数学研究成就经过1920年代的准备，中国现代数学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不少人到国外留学或进修，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逐渐达到了世界上某些数学学科的研究前沿。一批数学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数学界的重视。
最先达到国际水平的数学研究成果，应是陈建功在日本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收敛富里埃级数的函数类》②。文中证明了，一个函数的富里埃级数是绝对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它是杨（Young）氏函数。这一结果，恰和当代著名英国数学家哈代（Hardy）和李特伍德（Littlewood）同时得到，因而值得重视。
陈建功，1893年生于浙江绍兴。他从1912年起，三次到日本留学，最后于1929年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用日文撰写的著作《三角级数论》，一直是日本的标准著作。1930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是我国调和分析、逼近论研究的一位先驱。
苏步青和陈建功一样，也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获博士学位（1931）。当时他已在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上发表了41篇论文。回国后，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并由陈建功推荐担任数学系主任多年。苏步青是我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和陈建功所领导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成为我国南方的数学研究中心。
在1930年前后，中国数学家已有许多创造性的论文在国外发表，其中包括孙光远的微分几何研究、杨武之的数论论文、江泽涵在拓扑学方面的工作、熊庆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半纯函数的研究。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已开始登上国际舞台。
更年轻的一批数学家，则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华罗庚是一位传奇式的数学家，他生于江苏金坛县，15岁就在父亲开的杂货铺里做伙计，受初中数学老师王唯克的影响，开始自学数学。1930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诸位教授的注意。系主任熊庆来出面邀请华罗庚来清华任图书管理员，旁听系里的所有数学课。开始时，他在杨武之指导下研究数论中的华林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引起世人注目。1936年，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解析数论方法，并以高度的证明技巧解决了一系列的难题。1937年回国之后，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继续研究，写成名著《堆垒素数论》，以后又在代数学、域论、矩阵几何、多复变量理论等多方位地开拓，成为驰名世界的数学家。
陈省身生于浙江嘉兴，长于天津。1926年入南开大学数学系随姜立夫学习几何。1930年来到清华，成为孙光远的硕士研究生，研究微分几何。1934年去汉堡大学留学，两年后获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在大几何学家嘉当（E.Cartan）处访问研究，得益极大。此时，他发表的论文已引起美国著名数学家维布仑（Veblen）等的注意。1937年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授。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维布仑主持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陈省身②陈建功：OntheClassofFunctionswithAbsolutlyConvergentFourierSe-ries.Proc.Imp.Acaol.Tokyo.4（1928）517—520。
赴美研究。在那里，陈省身完成了高维“高斯—邦内”（Gauss-Bonnet）公式的证明。这一划时代的工作，使他成为大范围微分几何的奠基人。1948年后去美国。
许宝騄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1930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36年留学英国，先后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1940年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他以十分精湛的数学方法，证明了数理统计学的一些基本定理，澄清了英国费歇尔（R.Fisher）学派一些模糊不清的论述，被誉为“数理统计学严密性的一个典范”。
其他有较大影响的中国数学家还有曾炯之（1898—1940）和周炜良（1911—1995）。
曾炯之是江西新建人，1928年到德国哥廷根大学随著名女数学家诺特（E.Noether）研究抽象代数，1935年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他在函数代数域、可除代数和代数封闭域上有出色工作。1940年病逝于抗战时的西昌。周炜良则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随范·德·瓦尔登（vanderWaerden）研究代数几何学。在这门艰深的学科中，他以周坐标、周形式、周环等诸多工作而闻名于世。1937年回国后曾任教于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校。1946年后去美国。
在三四十年代有较好工作的数学家还有：李国平（1910—1995），主要工作为亚纯函数论研究。李华宗（1910—1949），在微分几何、李群、群表示、算子理论上都有建树。柯召在代数数论方面有优异成就。
1941至1946年间，国民党政府曾颁发六届国家学术奖励金，获一等奖的有：华罗庚（数论）、苏步青（微分几何）、陈建功（三角级数）、王福春（三角级数）；二等奖的有：许宝騄（统计）、周鸿经（三角级数）、钟开莱（概率论）、李华宗（矩阵论）；三等奖的有：王福春（三角级数）、卢庆骏（三角级数）、熊全治（微分几何）、张素诚（微分几何）、吴祖基（微分几何）、蔡金涛（代数）、胡世华（逻辑）。
进入四十年代，一些更年轻的数学家作出新贡献：分析学方面有程民德（1917—）研究逼近论，代数学方面有段学复（1914—）的李群李代数的研究，王湘浩（1915—1993）的代数数论研究，几何学方面有严志达（1917—）的李群与积分几何的工作等。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后到国外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有林家翘（19—），1933年入清华大学，后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应用数学、流体力学和天体力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樊■（1914—），1932年入北京大学，以后留学法国，并到美国任大学教授，在泛函分析、数理经济学、运筹学等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王浩（1921—1993），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后到哲学系做逻辑方面的研究生，后来到美国，在数理逻辑、人工智能等方面有杰出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它的奠基人是李俨和钱宝琮，他们用现代数学方法研究祖国传统数学，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李俨（1892—1963），福建闽侯人。他是一位铁路工程师，业余从事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1915年和19年先后发表的《中国数学史余录》和《中国数学史源流考略》是这方面最早的文献。他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古算著作，撰写的100余篇论文编为《中算史论丛》共五集。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研究员。钱宝琮（1892—1974）是浙江嘉兴人，在英国留学时学习土木建筑。1912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数学教授。他对中国传统数学的研究十分全面，治学严谨，尤以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工作最为周详精到，令人折服。
第四节中国数学会和中研院数学研究所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和一批地方上的高等师范学校。这些高等学校里先后有一些数学和物理的学会出现，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学会（1914）、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学会（19）、北京大学的数理学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化研究会（1919）、清华数学会（1928）等。这些都是各校自己的组织，没有联合成整体。1929年，冯祖荀等在北京成立中国数理学会，主要由北京附近各校的一部分数学家组成，每年召开年会，宣读论文。1932年，中国数理学会委派熊庆来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中国数学家和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早期接触。1934年秋，时任交通大学数学教授的顾澄写信给各地数学家，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数学团体。1935年，何鲁、熊庆来分别从重庆、北京来上海，又到杭州，与胡敦复、顾澄、范会国、陈建功、苏步青等商讨成立中国数学会事宜。1935年7月25至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33人。大会议决，由胡敦复、顾澄、冯祖荀、周达、秦汾、郑之蕃（桐荪）、黄际遇、王仁辅等9人为董事会董事，胡敦复为董事长。另有熊庆来、朱公谨、范会国等11人组成理事会，钱宝琮等21人为评议会评议。中国数学会的会址设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美权算学图书室（今上海陕西南路）①。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还议决出版两种数学杂志：一为《中国数学会会刊》，专登创造性的数学论文，由苏步青任总编辑，华罗庚为助理编辑；另一种为《数学杂志》，为普及性的数学刊物，由顾澄任总编辑。
1936年8月，《中国数学会学报》第一卷在上海出版，1937年2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1940年出版第二卷第二期。这是我国最早的发表创造性数学论文的杂志，论文多用外文发表，许多论文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至今被人引用。在这两卷中发表论文的有苏步青、华罗庚、胡坤升、陈建功、方德植、曾炯之、申又枨、庄圻泰、江泽涵、许宝騄、吴大任、柯召、李华宗、周绍濂、熊全治、陈省身、周鸿经、周炜良以及阿达玛、维纳等。
《数学杂志》于1936年8月创刊，第一卷共4期，由顾澄主编。第二卷未及出版，抗日战争爆发，顾澄倒向汪伪政权，董事会主席胡敦复联络部分董事和理事，撤销了顾澄的总编辑职务。第二卷第一期于1939年出版，以后遂停刊。各期刊物刊载有数理逻辑、数学史、数论、函数论、行列式、排列组合、圆锥曲线等学科中问题的进展介绍和初等证明的文章。
中国数学会于1936年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年会，组织论文报告，讨论会务。1937年之后，各大学相继内迁。1940年分别在重庆、昆明、上海等7处举行第三次年会。由于顾澄倒向汪伪政权，群情激愤，在大后方的会员，遂于1940年第三次年会之际，成立新中国数学会，推举姜立夫为会长，陈省身为文书，华罗庚为会计。会址在昆明。1942年在贵州湄潭举行过年会，1944年在昆明举行数学等八团体联合年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中国数学会和原中国数学会留在沦陷区的会员都没有进行过活动。1948年10月，在南京召开各团体联合年会，新中国数学会会长姜立夫，原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会长胡敦复到会，陈省身请两位会长讨①1928年，周达（美权）将自己收藏的数学书刊546种、2350册捐赠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为纪念胡明复于1931年建立明复图书馆，内设美权算学图书室。
论恢复中国数学会的事，结果是去掉“新”字，仍用中国数学会原名。此时的国民党统治已风雨飘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数学会再也没有举行过活动。
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的成立，是1940年代中国数学界的一项要事。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时，未设数学研究所。1930年代，中国数学研究实力激增，设立数学研究所势在必行。1941年3月，经中央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1941—1943年间，研究所聘请6位兼职研究员，即苏步青、陈建功、陈省身、华罗庚、江泽涵和姜立夫。1944年又曾聘许宝騄、李华宗为兼职研究员。
抗战胜利之后，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建立分院，数学研究筹备处设在上海。1946年，姜立夫赴美考察，筹备处主任由陈省身代理。陈省身觉得第一要务是培养新人，遂要求各大学推荐优秀学生来所任助理研究员。吴文俊等十余人先后到来，陈省身亲自给他们上代数拓扑学课程，打算以此为起点，向代数、几何、分析等现代化研究方向前进。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计划，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1948年初，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并由上海迁往南京。数学研究所曾聘请陈建功来所工作一年，另聘苏步青、华罗庚、樊■、许宝騄、周炜良、段学复等为兼职研究员。迁往南京以后，曾聘李华宗为专任研究员，王宪钟、胡世桢为专任副研究员。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数学方面有姜立夫、陈省身、苏步青、华罗庚、许宝騄5人当选。
香港开埠100余年来，数学鲜有发展，香港大学数学系只设一名教授，多由英国人充任。1948年黄用诹（1913—）到校任教，他以英庚款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微分几何学家。
台湾在日据时期，有一所台北帝国大学，以农学为主，仅有一名日本人在教数学。1945年光复时，陈建功、苏步青等曾去接收，将其改名为台湾大学。不久，陈建功、苏步青即返回浙江大学。沈璇（1899—1983）、施拱星（1918—）、许振荣（1918—）等留日学者在台湾大学执教数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数学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十六章天文学1919—1949年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草创时期。在这一时期，老一辈天文工作者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为开创和振兴中国的近代天文事业作了艰苦的努力。他们创办中国天文学会，建立近代天文研究机构和天文教育机构，开展一系列力所能及的近代天文工作，同时创办刊物，编译图书，举办学术演讲，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使中国近代天文事业从无到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是他们所做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为日后中国天文事业的兴旺发达打下了基础。但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仪器设备遭受破坏，机构有的内迁，有的瘫痪，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些工作还未得到恢复。
第一节天文研究机构概观1.原有的国立天文研究机构——中央观象台①。
在本世纪一十年代末，国立天文研究机构仅有1912年接管清钦天监后成立的中央观象台1个。该台初期设置历数、气象两科，1921年增设天文科和磁力科，是按当时欧洲一些观象台的组织模式建立的。中国早期其他天文研究机构也大多与中央观象台类似，天文气象不分家，还兼磁力、地震等其他学科。中央观象台成立后，台长高鲁曾努力试图把它办成一个具有近代规模的研究机构。气象科科长蒋丙然（1883—1966）在该台开拓了中国近代气象事业①。但在天文方面却因缺乏起码的经费，最终未能购置一架较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其天文仪器，除明清遗留下来的一批古仪外，只添置了等高仪、六分仪、计时钟和小型望远镜等，无法用来开展近代天文观测。天文科的业务主要是用六分仪和等高仪观测太阳和恒星，以校正计时钟的误差，工作开展不多。中央观象台的天文工作主要是编算历书。历数科从民国元年至十六年，每年编算一部历书。高鲁与历数科科长常福元对编历工作作了三项改革。其一是改用国际上通用的公历。其二是改革历书推算方法。除民国元年和二年的历书仍沿用旧法推算外，自《民国三年历书》起改用各国通行的西方最新之法，即采用纽康的太阳运动表和汉森的月球运动表进行推算，但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过大，人手不够，实际上没有实现独立的直接推算，而是用外国提前出版的天文年历按说明书换算而成。其三是将清代历书中附载的迷信内容完全剔除，改以刊载天文常识图说，题材围绕历法常识这一中心选取。此外，还编算出版了民国四年至八年的5册《观象岁书》，模仿外国天文年历，把行星历表也包括在内，但从民国九年起因财政困难而停止出版。其编算方法有的直接抄录外国原书，有的通过换算而成。从1928年起，编历工作改由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负责，中央观象台建立的一套编算方法也为天文研究所所继承。应该说，中央观象台就其设备和工作的总体而言，还算不上是一个近代天文研究机构。
但中央观象台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发源地。正是由于以高鲁为首的中央观象台全体职员的积极倡议，1922年在中央观象台内成立了中国天文学会。而在此之前的学会筹备阶段，他们于1915年以中国天文学会的名义在台内刊行《观象丛报》，发表了不少天文学专业文章、科普佳作以及天文学史论文，以扩大天文学的社会影响。该刊寄赠单位遍布五大洲，曾相继收到近百种交换而来的刊物。
1923年起，中央观象台因北洋政府经济拮据而日益萧条。1928年北洋政府灭亡后，该台天文部分由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接管，在原台址成立了国立天文陈列馆，陈列古代天文仪器、天体模型、天文照片和星图等等，并出售各种天文书刊。
2.民办南通军山天文台①。
①本节主要参考：（1）高鲁：《中央观象台之过去与未来》，中央观象台，1917年。（2）陈遵妫：《中央观象台》，《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第十编第三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①王秀芹：《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先驱——蒋丙然》，《中国科技史料》第11卷第1期，第41页，1990年。
①本节主要参考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1页，1984年。位于江苏南通的军山天文台建于19年，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处于萌芽阶段时出现的一座民办天文台。它是由民族实业家张謇（1853—1926）为发展当地的农业、水利和航运事业而创办的。业务包括天文、气象两部分。业务人员仅4名，台务由刘渭清主持。刘毕业于张謇所办的通州师范测绘科，为建军山台曾到法国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学习近代实用天文和气象的观测研究方法。军山台配置的天文仪器有双筒望远镜、经纬仪、天体仪、无线电受信机等，均是委托徐家汇天文台向英、法、德等国订购，并由徐台代为检验，其设备和开展的天文工作均比中央观象台先进。军山台在业务上也与徐台有联系，开展的天文工作包括守时报时；以经纬仪测定地方经纬度和子午线；日月食的推算预报；行星的位置与运动的预报；极光与黄道光的观测；潮汐的测量、研究和预报。此外，还用经纬仪对太阳黑子作过零星的观测，并对黑子的成因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等作过探讨。曾举办测候训练班，教以实用天文和气象的观测方法，搞过许多天文科普宣传。但该台自1926年8月张謇病逝后因经费无着而每况日下，于1938年日军侵占时毁于战火。
3.青岛观象台的接收和扩充①。
青岛观象台建于1898年，初为德国所建，其业务以气象为主，兼作天文、地磁、地震工作。1914年为日本占领，1924年归还中国。当时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命气象科科长蒋丙然率员前往接收。接收后由蒋丙然任青岛台台长。在台内设立“天文磁力”和“气象地震”两科，分别由高平子（1888—1970）和蒋丙然任科长。随即开展有关观测，同时大兴土木，建房修路，添置仪器，进一步扩大科研领域。1928年又增设海洋科。当时青岛台成为中国自己拥有的业务最广泛的多学科综合台。
该台的天文仪器原有4厘米子午仪、3.4厘米经纬仪和厘米盖氏赤道仪。中国接管后，陆续增添了32厘米标准天图式赤道仪、8厘米超人差子午仪、恒星坐标量度仪、等高仪、无线电发报机和电时钟等多种设备。其中天图式赤道仪平行双镜筒，可分别用于照相和目视观测，是1949年以前我国掌握的最大的折射望远镜。
青岛台在天体测量方面成绩卓著。开展了测时授时工作，并以无线电、电音授时取代日人的午炮授时以提高授时准确性。曾于1926年和1933年两次应邀参加国际经度联测①，开创中国参加国际经度联测之先河，并取得国际一流之观测结果，得到国际经度委员会主席的赞扬。1931年小行星“爱神星”大冲时，该台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李珩（1898—1989）曾负责主持参加该星的国际联测，以确定太阳的视差。此外，青岛台自1925年起还开展了中国为时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太阳黑子的系统观测和研究工作，用盖氏赤道仪投影描绘太阳黑子和光斑。还曾积极开展日月食观测、天象预报和编历工作。该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所开展的天文工作可谓我国近代天文观测研究之先导。该台出版有《观象月刊》、《天文半年刊》、《青岛日历》等书刊，其观测报告和学术汇刊与30多个国家的50多个科研机构进①本节主要参考：（1）蒋丙然在中国天文学会第14届年会所作青岛市观象台工作报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5页，1937年。（2）邵元疆、孙寿胜：《青岛观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90页，1984年。（3）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26页。
①李晓昉：《青岛市观象台参加国际经度测量成绩报告》，《宇宙》，第6卷第4期，第61页，1935年。行交换。
1938年初，青岛台再度被日本占领，中国职员全部撤出，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归中国。1946年后逐渐恢复测时授时以及太阳黑子的观测工作。
4.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及中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在南京设立天文研究所。所长高鲁是原中央观象台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先驱者。他早就有在中国建造一座可与欧美各大天文台并驾齐驱的现代天文台的愿望①。由于他的积极呼吁和据理力争，天文研究所获准在南京紫金山建立国立第一天文台。但没等该台正式开建，1928年12月高鲁受命出任驻法公使。经高鲁推荐，中央研究院改聘留美归国天文学家、厦门大学教授余青松（1897—1978）为天文研究所所长②。余青松是二十年代国际负有盛名的天体物理学家，而且通晓土木工程，因而对天文台的设计和建筑均是内行，他于1929年夏到南京上任，随即担负起建台重任。紫金山天文台的兴建历时5年，于1934年9月落成。
紫台是在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的历史条件下，由余青松亲自规划、设计，并亲自主持兴建的③。他考虑了现代天文研究的四个重要方面，即恒星物理、太阳物理、变星研究和方位天文，为此分别设置了四个观测室：大赤道仪室、小赤道仪室、变星仪室和子午仪室，并为每个室配制了观测所需的当时国际最先进的仪器。大赤道仪室配制的600毫米反射望远镜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望远镜，德国蔡司厂最新产品。其附有双石英棱镜摄谱仪，可拍摄恒星紫外光谱，进行分光光度观测。小赤道仪室上层设置德制200毫米折射望远镜和150毫米天体照相仪，附有太阳放大投影器、日珥观测器和物端棱镜等；下层安装美制海尔太阳分光仪，是专为参加国际太阳分光联测而订购。变星仪室装置美制100毫米罗氏变星仪，是专为参加国际造父变星联测而订购。子午仪室配制瑞士制130毫米超人差自动子午环，可观测天体过子午圈的精确时刻，地下室为恒温钟房。除此之外，还订购了用以测量恒星光谱波长、光谱分光光度、变星亮度等的一些必需的附属仪器。又建立了图书室，内藏中外图书6000余册，每年订购中外杂志30余种，并与世界各天文台及研究机构多有交换①。因而紫金山天文台无论就其设备、图书还是规模而论，都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先进的。它是我国第一座具有国际先进的天体物理观测设备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天文台，作为该台的创建者，余青松当之无愧地是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但紫台建成后刚有起色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天文研究所携带部分仪器和图书于1938年4月辗转迁至云南昆明。因发现昆明空气清澄、地势高朗，晴夜又多，宜于天文观测，于是又在昆明凤凰山建立一座天文台。该台也是①蒋丙然：《纪念高曙青先生》，《宇宙》第18卷第7—12期，第129页，1948年。②张志明：《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先行者——高鲁》，《天文之星》，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③张志明：《胜地几经兴废事钟山何处是龙蟠——记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建者、第一任台长余青松》，《天文之星》，第20页。
①余青松：《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宇宙》第6卷第1期，第1页，1935年。余青松亲率职员登山勘测，并亲自设计和绘制的建筑图样，于1939年7月落成。根据搬迁时带来的仪器，建有太阳分光仪室、变星仪室和图书室等。天文研究所随即在该台恢复了中断两年多的天文观测。
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长改聘留美天文学家、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张钰哲（1902—1986）为天文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天文研究所于1946年秋返回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全力以赴修复抗战期间被损坏的仪器设备，但天文工作未及恢复又面临解放战争。凤凰山天文台则改为由天文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共有的分支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天文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天文研究所是民国时期负有盛名的天文研究机构。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揭开了我国天体物理研究的首页。该所在紫台和凤凰山台主要开展了两项国际联测项目：太阳的分光观测和造父变星的照相观测。其中太阳的分光观测是用海尔太阳分光仪以氢的Ha单色光观测日珥、谱斑、日面爆发等太阳色球层的各种现象，是中国天体物理学领域的一项开创性工作。1942年5月至1948年6月还在凤凰山台开展过经常性的太阳黑子目视投影观测①。此外，天文研究所是中国科学界组织的几次日食观测的主要筹备和参加单位。开展过授时编历和经纬度测量，出版过天文年历、航海历、航空历等，对月球、行星、彗星和新星等进行过观测。
5.全国陆地测量总局天文观测所。
辛亥革命以后，天文大地测量工作多由陆地测量部门担任。1932年春，全国陆地测量总局在南京大石桥总局内建立了天文观测所，除开展天文大地测量业务外，还供中央陆地测量学校三角科学生实习之用。该所工作由测局三角科科长曹谟主持。置有50—80毫米超人差子午仪、时辰摆、时辰仪、记时器、长短波自动记录收报机、45°或60°等高仪等设备。建所之初，首先测量南京之精确经纬度，将其作为全国测量之原点，以后陆续派员到苏、皖、赣各省测量一、二等天文点之经纬度及方位角。一等天文点的经纬度测量分别用恒星中天法和太尔各特法。二等天文点则用多星等高法。自1932至1937年，作一、二等天文点测量共94点，遍布13个省区。曾参加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测量结果颇佳，与青岛观象台同属第一类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该所随测局内迁，在贵州平坝县建立一简易观测所，继续进行野外测量。1938年为抗战所需，赴云、贵、川、湘、桂等省测定一、二等天文点共34点。为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观测测定全食带内经纬度14点②。抗战胜利后，该所回到南京，因原所址被炸，所内测绘人员借用紫金山天文台子午仪室进行工作。其中部分人员后来成为发展新中国测绘事业的骨干。
6.法国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①。
①参见李鑑澄：《太阳黑子的观测》，《宇宙》第14卷第10—12期，第260页，1944年。王鸿升、简恩泽：《昆明凤凰山天文台1948年太阳黑子观测报告》，《宇宙》第19卷第1—12期，第19页，1949年。①中国天文学会第14届年会上该所工作概况报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3页，1937年。②中国天文学会第15届年会上陆地测量总局天文工作报告，《宇宙》第10卷第9—10期，第139页，1940年。
①本节参考：阎林山、马宗良：《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和发展（1872—1950）》，《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2期，第65页，1984年；朱楞：《徐家汇天文台史料（1872—1962）》，《中国科技史文集》第4集，第198页，1986年。
除上述国人所办的天文研究机构外，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座法国教会创办的近代天文台——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建于1872年。虽然当初建台是为扩**国对华侵略政策服务的，但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它则是法国科学院在中国从事区域性观测和研究的分支。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为该台的极盛时期，开展了天文、授时、气象、地磁、地震、重力和大气物理等观测和研究工作，是当时东亚地区工作最有影响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和天文、气象中心。
徐家汇台在1926年和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被选为国际经度测量的三个基点之一。1939年起参加国际时间局，为时间的标准台。其天文工作在余山分台，拥有40厘米赤道式双筒折射望远镜、太阳偏振镜、黑子照相仪、彗星照相仪等设备。开展了对太阳黑子和日珥的研究，银河星团的照相研究，彗星和新星的研究，木星对小行星普遍摄动的研究，对1122对赫歇尔双星的重测。参加了爱神星的国际联测，并编制了包括赤道带士0°50′范围内14000颗星的《佘山星表》。出版的天文刊物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历》等。
该台自1937年起日趋衰落，因战争影响，经费拮据，台内人员散失，大部分工作陷于停顿。但佘山分台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所有观测和研究资料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徐家汇天文台是今日上海天文台的前身，1949年以前虽为法国主办，但先后在内工作的华人约有70名之多，而且当时中央观象台、青岛观象台、南通军山天文台都曾派员去学习①，因而它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①青岛观象台天文磁力科科长高平子曾于1912年到徐家汇天文台佘山分台，在台长蔡尚质指导下学习近代天文学。参见马星垣、高平子：《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军山天文台主任刘渭清曾到徐家汇天文台，在法国传教士马德赉指导下学习近代天文、气象知识。详见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2页，1984年。第二节近代天文教育工作的进展这一时期的天文教育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山大学天文系和齐鲁大学天算系。此外，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等校的物理系和中央陆地测量学校等也开设有天文课程和开展一些天文工作。
1926年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在数学系内添设天文课程，将数学系扩充为数学天文系，聘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张云（1896—1958）为天文学教授。张云曾获法国里昂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到中大后开拓和发展了该校的天文教育和科研事业。1929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山大学天文台并任该台台长。台内建有赤道仪室、子午仪室、时计室和放映室，置有德制15厘米赤道仪（附有11厘米天图摄影仪）、德制6厘米超人差子午仪、法制20厘米反射望远镜和15厘米折射望远镜等仪器，而且所藏天文图表、图书也很丰富①。系内天文课程的设置也逐渐完备。从1932年起，数天系学生三年级后分为数学、天文两专业。1939年时为天文专业学生设置了普通天文学、球面天文学、实用天文及天文实测、光学、近代物理、天体物理和天体力学等必修课程，以及数学物理、理论力学、宇宙论和地球物理等选修课程②。当时中山大学数天系是国内设备最完备、天文课程设置最齐全的天文教育机构。中山大学天文台除供学生实习外，还参加了1933年的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③以及中国科学界组织的几次日食观测。开展了太阳黑子的投影观测和变星的目视观测等，承担了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的工作，于1930年2月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
1936年夏，天文台随校址迁移至广州市郊石碑重新建台。1938年广州沦陷后又随校西迁，于1941年迁至粤北乐昌县坪石镇，直至抗战结束后于1945年10月迁回广州。1947年数天系天文专业被划分出来单独成立天文系。据统计，从1933至1949年，天文专业毕业生共44名。其中毕业后从事天文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④。
齐鲁大学成立于1917年，是美国长老会于1864年所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与其他一些学校合并而成。美国传教士在该校天算系内建有天文台，装置有一架25厘米反射望远镜和一架10厘米折射望远镜。前者后因微动控制装置不灵而专供学生实习；后者用于太阳黑子观测，间作变星观测①。系内天文、算学不分组。建系之初只有两位教员，系主任王锡恩（1871—1932）毕业于登州文会馆，获齐鲁大学理科硕士学位，著有《实用天文学》、《绘图日食新算法》等多种天文以及其他数理等方面的著作②。1932年王锡恩去世后，系主任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菲利普斯（E.L.Phillips）兼任，并聘该系毕业①《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第1卷第1期，第4页，1930年。②张云：《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成立十周年概况》，《宇宙》第10卷第9—10期，第131页，1940年。③邹仪新：《中山大学天文台参加万国经度测量报告》，《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第5卷第2期，第39页，1934年。
④戴文赛、赵却民、易照华：《天文教育》，《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天文学，1949—1959》，第63页，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编审。
①菲利普斯在中国天文学会第14届年会上所作齐鲁大学天算系工作报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2页，1937年。
②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第1999页。
生程廷芳（1911—1968）做观测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齐鲁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天算系停课，天文仪器未装箱搬迁，程廷芳曾到天文台观测太阳黑子和星云。1945年8月，天算系复课，改称天文数学系，招生10余人。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中山大学天文系与齐鲁大学天文数学系合并为南京大学天文系。
第三节中国天文学会③为促进我国天文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中央观象台的天文工作者早在一十年代中期就倡议创立“中国天文学会”。经多年筹备，条件成熟，乃于1922年10月30日，在北京中央观象台内召开了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评议会，高鲁任会长。
学会成立后，每隔年余举行一次年会。在会上进行学术交流，由各主要天文机构负责人作工作总结，请有关专家介绍一年来天文学的进步，并在会上选举产生下一届评议会。1944年起，评议会改称理事会。著名天文学家高鲁、余青松、张钰哲、陈遵妫和科学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李书华等人曾任各届会长或理事长。
学会以“求专门天文学之进步及通俗天文学之普及”为宗旨做了不少工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1）创办天文刊物。除学会筹备阶段刊行的《现象丛报》外，1924年起出版年刊《中国天文学会会报》，共出9期，主要刊载会员论文和重要译著。1930年7月起出版《宇宙》月刊，该刊以刊载通俗天文著述为主，兼载宇宙消息、国内外天文界动态和中国天文学会消息等等。
（2）编译天文图书。1930年4月学会成立了编辑委员会，除负责编辑《宇宙》月刊外，还编写天文学丛书和天文学辞典。如陈遵妫编写的《星体图说》、《宇宙壮观》，张钰哲的《天文学论丛》、《宇宙丛谈》，戴文赛的《恒星光谱》和《星空巡礼》等等。
（3）编订天文名词。学会于1930年12月成立天文名词编译委员会，1933年审定天文学名词1400条，均有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对照，交国立编译馆出版。
（4）举办科普与学术演讲。除在每届年会上进行学术交流外，在早期会所设在北京中央观象台内时，还每月举办一次学术演讲会，1932年冬会所移至南京后改为不定期举行。1933年曾在南京举行“徐文定公（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会”。1923年曾与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相对论讲座”。1942年12月25日在昆明和永安两地与中国数学学会联合举办了“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会”。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开展天文和近代科学知识宣传。此外，会员陈遵妫、张钰哲、高平子、戴文赛、周培源等人曾到电台、机关、学校等处作天文普及演讲。
（5）组织天文观测。1929年12月学会成立了变星观测委员会，张云任主任，指导和组织各地会员进行变星观测，并将观测结果统一整理发表。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进行交流总结，编辑出版《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报告》，每两月一期，刊登于《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中国天文学会还于1934年联合有关机关团体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组织日食观测。
（6）颁发奖金奖励天文学著作。学会曾接受热心者捐助的奖金，如隐名奖金、“霁云楼老人”奖等，用以奖励优秀天文著作的作者。
（7）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曾派会员张云列席1925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③本节主要参考《宇宙》第1—14卷，中国天文学会，1930—1949年；吴美霞：《中国天文学会简述》，《中国科技史料》第10卷第3期，第66页，1989年。
IAU（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二届大会；派会员余青松、赵进义（1902—1972）列席1928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IAU第三届大会。1935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IAU第五届大会上，中国天文学会正式加入IAU，成为我国最早参加国际科学团体的学会。列席会议的会员高平子、潘璞将紫金山天文台图册带到会议举办的展览会上展览，以扩大中国天文界在国际上的影响。1936年9月，中国天文学会与天文研究所共同组织了中国天文委员会，为主持参加IAU各项活动的专门机构。
中国天文学会创办之时正值旧中国忧患交侵之时，学会得自于政府的资助极少，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缴纳的会费、热心者的捐助以及一些单位的资助。抗日战争时期处境更为艰难，但学会在会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成立了分会继续开展活动。先后于1940、1941、1942年成立了昆明分会、福建永安分会和贵阳分会。抗战时期《宇宙》杂志也未停刊，只是曾因经费不足而由月刊改为半年刊。
中国天文学会将国内专业天文工作者、天文爱好者以及热心于天文事业的人都团结了起来，共同致力于天文学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作用。会员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1922年学会刚成立时有会员47名，1947年发展到688名。
第四节日食观测日食，尤其是日全食是重要的天文观测项目之一，历来受到天文界，乃至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界曾于1934年11月19日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气象三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清华大学研究院和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10个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组成，专门负责筹备和组织日食观测①。
1949年前，中国科学界共组织了以下三次日食观测：1.1936年6月19日日全食观测。
此次日食全食带经过中苏边境和日本，我国曾派出两个观测队出国观测，一队由余青松率领赴日本北海道观测；一队由张钰哲率领到苏联伯力观测。北海道队一行6人，所用仪器主要是紫金山天文台的能通过紫外光的150毫米天体照相仪，拍摄了日冕的白光照片和紫外光照片，以及日食影片，测定了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的时刻，并吸取了美、英、日等国观测队日食观测的经验①。伯力观测队一行2人，因日食时正逢天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此外还在国内进行日偏食观测。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两研究所分别进行了太阳分光观测和偏食时高空电离层电离强度的测定，青岛观象台开展了地磁观测，研究日食与地磁、天电之关系等等。
2.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观测。
这是我国本土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全食观测。全食带从新疆入境，经过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对此次观测极为重视，特地向国外订购观测仪器，事先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参考1936年日食观测提供的资料，原计划组织几十个观测队开展13项观测研究工作②，但后因日本侵华，全食带经过的省区已大多沦陷，在国外定制的仪器也无法运到，原定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各国天文学家也因中国战乱而纷纷取消原定来华观测的计划。我国最终根据当时条件组织了两个观测队，即西北观测队和东南观测队。
西北队由天文研究所、金陵大学理学院、中国天文学会和中央大学派员组成，队长张钰哲。观测地点在甘肃临洮。观测仪器由各单位拼凑而成。观测取得极大成功，内容包括：拍摄日冕照片、拍摄日冕光谱和色球的闪光光谱；测定日冕的亮度；实测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的时刻和拍摄日食电影等，并进行日食时的气象观测。日食期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将日食观测实况作现场广播，美英两国的国家广播公司也将观测实况向世界作同步转播，扩大了中国天文界在世界的影响①。
东南队分天文、地磁两组，分别由中山大学天文台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负责。观测地点在福建崇安。因日食时正逢天阴，天文组一无所获。地磁组测得日全食期间地磁的各项主要参数如地磁水平分力、垂直分力和磁偏①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消息，《宇宙》第5卷第7期，第114页，1935年；第8卷第2期，第42页，1937年。
①余青松、陈遵妫：《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全食北海道队观测报告》，天文研究所，1936年。②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消息，《宇宙》第8卷第2期，第42页，1937年。①张钰哲：《宇宙丛谈》，正中书局1945年6月版，第120—153页。
角等的最大变幅。
此次日全食观测结束后，张钰哲在美国《大众天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一文，向全世界报道了我国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开展的这次日全食观测所取得的科学成就②。
3.1948年5月9日日环食观测。
此次日环食出现在广东、江西、浙江和江苏四省。美国陆军派了观测队来我国浙江余杭县观测。天文研究所也与中央大学物理系、国防部测量局联合组队到该地观测，但由于天阴只测得日食期间太阳亮度的变化。此外，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等单位也分别进行了观测。②Y.C.Chang，SolareclipseobservedinChinaundertheshadowofJapanesebombers，PopularAstronomy，V50，P198，（1942）.第五节天文研究工作概况在1949年前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草创时期，老一辈天文工作者尽管为开创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尽了极大努力，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能开展的观测和研究项目十分有限，因而做的工作真正属于研究性质的不多。然而另一方面，当时我国有些天文学家在国外留学或访问期间曾参与一些处于当时天文学发展前沿的观测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甚至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世界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我国天文工作者在国内所做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各天文机构配合自身的观测所开展的研究。如青岛观象台徐汇平发表的论文《近十二年来青岛观象台所见之奇特黑子》，对观测到的太阳黑子的各种现象作了详尽的讨论①。该台和军山台都曾结合观测讨论黑子变化对地球上气候及地磁或地震的影响等等。中山大学天文台曾围绕变星观测发表多篇有关变星测光的论文。1941年日全食观测前后，我国天文工作者曾发表关于日食计算法，日食计算图验法、日冕的亮度与形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二是利用古今中外观测资料开展的研究。例如，张钰哲通过对1937年出版的《Boss星表》中万余颗恒星自行的统计研究确定太阳在空间运动的方向，于1944年发表了《太阳在空中之运动》一文。与此类似的还有1937年李珩的论文《以造父变星之空间速度研究银河系之自转》①，李珩和黄家器的论文《B型星之统计研究》②，以及陈遵妫参阅彗星观测资料，尤其是哈雷彗星史料，借以考察彗星轨道及周期的演变后写成的著作《彗星论》等等。三是天文学史研究。这一时期有不少天文学家和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其中最突出的是高平子和朱文鑫（1883—1939）。1922年高平子提出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四条原则：（1）以科学方法整理历法系统；（2）以科学方法疏解并证明古法原理；（3）以科学公式推算古法疏密程度；（4）以科学需要应用古测天象。它们对我国天文史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遵循这些原则，高平子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和天文观测方法，发表有“中国诸历岁实朔实考”（1924年）、《史日长编》（1932年）、《圭表测景论》（1939年）等论文著作，朱文鑫的重要著作有《〈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1927年）、《天文考古录》（1933年）、《历代日食考》（1934年）和《历法通志》（1934年）等③。此外，高鲁的《星象统笺》（1933年）、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和地点》（1944年）、董作宾的《殷历谱》（1945年）也均为天文史研究的力作。
这一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在国外所作的天文研究中最有成就的是紫金山和凤凰山两山天文台的创建者余青松。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利克天文台率先开展了恒星连续光谱的研究，对91颗恒星的连续光谱进行分光光度测量，得出恒星光谱的能量分布曲线，阐明了恒星紫外光谱中巴尔末跃变的性质，证明恒星辐射类似黑体辐射，并通过恒星能量分布曲线与普朗克黑体辐射理①徐汇平：《近十二年来青岛观象台所见之奇特黑子》，《宇宙》第8卷第7—8期，第101页，1938年。①见《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7页，1937年。
②见《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9页，1937年。
③马星垣：《高平子》，席泽宗：《朱文鑫》，分别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247页。
论曲线的拟合，求得不同光谱型恒星的有效温度，从而最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恒星光谱哈佛分类的物理意义①。他在恒星连续光谱研究中所作的这些奠基性工作被认为是恒星能量分布工作的重要里程碑②。
张钰哲、张云和李珩等人也是颇有成就的天文学家。张钰哲于1928年11月22日在美国叶凯士天文台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小行星1125号，将其命名为“中华”，为祖国赢得了荣誉。1946年访美期间又在麦克唐纳天文台发现一颗新的食双星BD—6°2376。并对一些食双星作了卓有成效的分光观测和研究③。张云于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期间，先是协助张钰哲发现了那颗新的食双星，接着在当年12月又发现一颗北冕座R型新变星，被命名为鹿豹座XX星④。李珩于1948—194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著名天文学家史瓦西（M.Schwarzshild）合作，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发表《化学组成不均匀的红巨星模型》一文，被认为是恒星内部结构和演化研究领域中一项颇有成就的工作①。此外程茂兰（1905—1978）和戴文赛于三四十年代分别在法国和英国对恒星或其他天体做过一些颇有价值的光谱研究或分光光度研究工作。
①Ching-SungYu，OntheContinelousHydrogenAbsorptioninSpectraofClassAStars，LickObservatoryBulletin，v.12，No.375，p.104（1926）.②LutzD.Sadel，DictionaryofMinorPlanetNames，p.495，Springer-Verleg（1992）.③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四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④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①LiHenandM.Schwarzschild，Red-giantmodelswithchemicalinhomo-geneities，M.N.V.109,p.631，（1949）.第五十七章气象学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世界气象观测网的主要特点是高空气象观测的兴起。能迅速测得气压、气温、湿度测值的无线电探空仪在三十年代逐渐投入业务使用，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中已据此每日绘制高空天气图。随后雷达测风、测雨技术也开始推广。二十年代对中纬度主要天气系统（气旋）模式的研究取得突破。高空天气图出现后，四十年代发现大气长波和高空急流，大气运动的理论研究为天气预报提供了新的基础。已有50多年历史的国际气象组织自三十年代起逐渐改变为政府间的组织，以适应日益增大的海运、农业、水利，特别是远程民间航空方面的服务要求。而我国在这一期间气象工作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仍在谋求改善地面气象观测网。在抗日战争中观测网受到严重摧残，但科学研究开始勉力进行，取得一些成绩。
第一节气象观测网建设和技术进步1.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并推动台站网建设。
1928年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由中央研究院筹设气象研究所，1929年1月成立，竺可桢博士任所长。
竺可桢（1890—1974），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教育家，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人之一。浙江上虞人。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28—1946），浙江大学校长（1936—1949），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1974），中国气象学会会长、理事长（1930），对中国天气学、气候学、气候变化、地理学、自然资源考察等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1929年，研究所在南京北极阁钦天山观象台故址新建气象台开始地面气象观测，并在几年内配全新气象和地震仪器。先后开展全国最早的气球测风、日射、微尘和大气电观测。1932年开始地面观测。积极进行高空气象观测，1929至1930年，多次施放气球高空气象自记仪器进行气象观测，但未能回收。1936年3月日首次回收自记仪器，取得我国最早一批高空气压、温度、湿度记录，弥足珍贵。1935至1936年，研究所在南京、昆明和杭州由航空学校的飞机携带专用自记气象仪器进行高空气象观测，高度达4000米。竺可桢对外国侵我主权，长期在我国设气象台站十分愤慨。他深知台站网是气象研究和服务的基础，早在1921年，就著文呼吁我国应多设气象台，并多次著文宣传气象对国民经济和国防的重要。1928年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但未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研究所并无统筹台站网建设的职责，但竺可桢克服种种困难，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1929至1937年间的台站建设：调查各省已有测候所情况；编印观测规程、规范和整套技术指导书刊；代购国内外仪器；办观测员训练班；三次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讨论统一技术规定；促进、协助各省部门建设台站。
研究所还自筹经费，在1930至1942年间设立了30个直属测候所，并且着重于两部一直空白的地区。除北平和上海外，其中还有为参加国际极年科学活动而设的峨嵋山、泰山、拉萨测候所；在西北、西南空白区设立的有：酒泉、西宁、同心城、中宁、都兰、安西测候所；与民航部合作而设的有：包头、郑州、宁夏、贵阳测候所；受水利部门资助而设立的有武汉、西安、南郑、榆林、华山、商县、松潘、灌县、广元、大理、保山、昌都、北碚、缙云山测候所等。1942年将尚存的17个测候所交给新成立的中央气象局。1930年，研究所开始绘制天气图、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从此改变了上海法国教会徐家汇观象台把持我国天气预报的局面。研究所还曾致力扩充国内气象电报，设立电台抄收东亚、东南亚各国气象电报并广播国内气象电报和预报、警报，并与交通部商榷由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和五处海岸电台广播台风消息和警报。至1936年，天气图上国内气象电报已达90余处。
气象资料的收集、整编工作是气候研究的基础。研究所定期出版了1928至1937年1月的《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载有全国台站的逐日气象统计（徐家汇观象台月刊只有月值）。整编出版各地历年温度、降水量资料。1936年，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后，先后由吕炯（1936年10月—1943年3月）和赵九章（1944年5月—1946年）任代理所长，1946年赵九章任所长。1937年日军入侵，研究所于11月迁重庆北碚。
2.国民党政府中央气象局。
1941年10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成立中央气象局，隶属行政院，后改属教育部（1945年7月），又改属交通部（1947年2月）。局长为黄厦千博士，原中央大学教授。1943年4月由吕炯接替。气象局于1942年接办气象研究所的直属气象站，1941—1944年新设20个站。抗战胜利，气象局迁到南京后，发展很小。1947年6月，接办原属国防部气象总站（上海）和40个站。1947年有直属站103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防部第二厅、国民党空军和中国航空公司都发展有无线电通信的气象测报网和天气预报工作。
1943—1945年，只有两部18个测候所，每日加密向重庆发气象电报，且无国外气象电报，实际已不能进行天气预报。1946年迁南京后，仍由电报局收集测候所的气象电报和空军各地的气象电报广播，1947年下半年增由上海民航电台转来35个站电报，天气预报条件有所改善。所属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气象台和定海测候所也进行天气预报。
1946年接收上海原法租界外滩信号台，改设上海气象台。原国防部第二厅上海气象总站并入上海气象台。上海气象台有本地天气预报、海区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由海岸电台广播）、港埠天气信号，向各轮船公司发预报和天气图。在龙华机场设有气象组独立绘图和发布航站、航路预报，配合民航航路管制和机场业务。
1949年2月中央气象局迁广州，旋即迁台湾。
3.省级测候所。
由于局势开始相对稳定，加上气象研究所的推动和协助，三十年代有12个省在省政府或建设、农林、水利厅下设了省级气象部门并布设少数测候所；四十年代又增加两个省。但1937年起，凡日军入侵所至完全停办。在后方的四川、贵州、福建测站有所增加。在抗日胜利后至解放前的几年中恢复不多。陈一得（1886—1958），云南盐津人，师范理科毕业，研究气象、天文、地震。1927年7月在昆明自设一得测候所，是这时唯一的个人所设的测候所。至1936年6月，省教育厅在昆明太华山设省立气象测候所，委陈一得为所长。4.海关气象观测网。
54个海关测候所是最大的观测网。三十年代又新设3个，在这57个站中，仍只有一个岛屿、7个沿海港埠、7个内地所向徐家汇（1931年起向气象研究所）发气象电报。日军侵入后，除重庆测候所外，其余都在1937—1944年期间先后停止工作。
5.青岛观象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2年底，北洋政府收回胶州湾租界。1924年收回青岛测候所，蒋丙然出任所长，不久改称观象台，有气象、天文、地磁观测。1928年开拓海洋学观测研究工作。1932年得到许多部门的资助，建成青岛水族馆。1938年1月，青岛观象台再度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观象台恢复工作。
6.民用航空气象工作。
中国航空公司在1930至1943年间气象工作由其通信部门兼办。1937年前有21个航站报告天气。七七事变后航线减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航运增多，开辟了昆明、重庆至印度的航线，设专职气象员，承担物资航运保障，气象台站有10处。抗战胜利后，国内航线增至20多条，国外航线增至8条，业务量大增。上海龙华机场增设机场气象台站18处。
7.高空气象观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欧美国家布设气球携带无线电气象仪器的高空气象观测站。战后进入高空气象观测的新时期。高空气象观测网的建立和日高空气象图的绘制使天气学、气候学研究和天气预报业务获得很大的进步。
中国在这个时期，先后有26个地点用经纬仪跟踪小气球移动的高空风观测。但入云后便无观测，因此这对机场业务有用而对天气预报帮助有限。1944—1947年间，驻华美军曾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在我国设10个无线电探空和测风站，供中美空军混合团指挥作战之用。所取得的记录成为我国天气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8.高等教育与学会。
气象学高等教育自1930年开始，中央大学（南京）设地理学系气象组，1933年清华大学地学系设气象组，1938年浙江大学史地系设气象组。1944年中央大学成立气象系。1946年清华大学成立气象系。
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10月成立于青岛，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十多个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宗旨是“谋气象学术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发展”。首届会长为蒋丙然，高恩洪、张謇、高鲁为名誉会长。1929年起，会务中心转移到南京。至1948年时，已举行年会15次。1930年起，会长为竺可桢。学术刊物有：《会刊》（1925—1932），《气象杂志》月刊（1935年7月—1937年7月），《气象学报》（1941—1944）。
第二节外国人所设的气象台站1.徐家汇观象台。
1920年，徐家汇观象台除继续原有业务外，开始注意航空需要，由云的移动推算高空风，1931年1月开始气球测风观测。1907—1944年，在我国首先进行高空臭氧观测。日军侵入后，工作缩小，但观测工作未停止。1950年12月，徐家汇观象台由军委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接管。徐家汇观象台地面气象观测连续78年，是我国境内最长最完整的。
2.外国人在内蒙新疆的考察。
1926年冬，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受德国委托，与北京大学等单位组成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5月出发。气象考察由德国气象学家赫德（W.Haude）主持。9月28日，考察团到额济纳河，沿途进行地面观测和测风气球观测。1927年5至7月在百灵庙附近的呼加图沟，9月在额济纳河畔的忽图尔（1928年冬止）设站定点观测。1931年5月，赫德为勘察中德航空路线，再度来华，带来风筝高空气象探测设备，在义肯公（1931年5—9月）和现内蒙海流图和额济纳旗附近的巴音托来（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进行了地面气象观测和123次风筝探测。后来设备由气象研究所购得，自1932年9月至1933年5月，在北京清华大学探测46次。
3.日本在中国设立的观象台和测候所。
日本侵占东北后，于1933年设伪满中央观象台于长春，恢复中东铁路7个测候所，并陆续新建27个测候所及简易测候所百余处，地区延扩至热河和绥远。工作人员大部分为日本人。大连和旅顺测候所直属日军部。
七七事变后，华北各气象台站首先停顿。1940年北平成立为华北国立现象台。1939年日军在华北设了18个测候所，1940至1944年又增设12处，包括山东、河南和江苏少数地方。南方在抗日战争期间，测站都停办。只汪伪水利部门于南京、杭州、怀广、蚌埠在1940至1943年曾有气象观测。1932至1937年间，日本在台湾增设测候所5处，简易测候所23处。1938—1945年增设测候所4处。大部分测候所一直维持到1945年。战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
第三节延安的气象事业在中国**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早在1939年即在延安马家湾创办了最早的农业科学试验农场——光华农场，发展农牧业，增加供应。并设有气象组，进行地面气象观测。
抗日战争中，驻我国的美国空军迫切需要我敌后根据地的气象情报，1944年7月美军观察员被派到延安，并在延安建起气象台。气象台于1944年9月开始多种观测：地面气象、气球测风、高空无线电探空，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航空气象服务十分繁忙，曾为**赴重庆谈判和很多次其他领导的飞行作出贡献。1946年4月观测组离去。1945年9月八路军总部成立第一个气象台——延安气象台，张乃召（1912—1979）为领导人。气象台人员11人，有邹竟蒙、曾宪波等。
为支持美军对日军的轰炸机飞行，1945至1946年，设立了清丰和太行军区观测站。1945至1946年，为保证美军飞机来往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设定边、米脂、庆阳观测站。
1947年3月14日气象台撤离延安后，组成军委三局气象队，先后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王家沟、河北平山县王家沟进行观测。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许多同志投入接收台站工作，后来成为新中国许多气象部门的领导人。
为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1946年3月在通化成立航空学校，成立气象台，进行地面、高空风观测和气象预报。1948年10月在牡丹江航校办气象训练班。1949年6月组建了沈阳、齐齐哈尔、牡丹江、长春、公主岭机场气象台，10月起进行天气预报。12月在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牡丹江成立航校，都建立了气象台。7月建立西安等15个机场气象台。不久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南京、杭州气象台。第四节科学研究成就这一时期我国开始进行气象科学研究，并取得很多成果。科研工作主要是在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最后的10年中，由于国内气象资料的积累、科研队伍的扩大和战时开始取得的高空气象资料，进一步获得一批重要成果。下面列出主要成果的内容，括号内为主要研究人。
（1）气候资料的整编和主要气候要素的分布图（竺可桢、张宝坤、吕炯、涂长望）。
（2）气候成因研究：地面、高空基本气流及其季月变化（竺可桢、陶诗言、高由禧、刘匡南）；气团性质和分类（赵九章、涂长望、张丙辰）；季风的形成和活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竺可桢、涂长望、黄仕松）。
（3）中国气候区划（竺可桢、涂长望、卢鉴、张宝坤）。
（4）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变迁（竺可桢、郑子政）。
（5）天气学研究：气旋路径分类（蒋丙然，沈孝煌）；气旋与锋（么振声、卢鉴、涂长望、张丙辰）；寒潮活动（李宪之、卢鉴）；台风（竺可桢、李宪之）。
（6）中国天气与大气环流和大气振动的关系（涂长望）。
（7）大气环流理论（赵九章、叶笃正、朱岗昆）。
这30年中，在气象研究所的努力推动和协助下，一些省份农业、水利部门开始重视气象科学研究，地面气象观测网的建设有了进展，到1937年达到一定规模，但在日军入侵时，东部除福建外，台站多随之消失。但西南和西北有所增加。下表列出1937年和1945年存在的各级测候所数目统计。由于资料不足，表中没有包括军事和民航部门的台站。4级所属每天只观测1—2次，观测项目少的简易所，大多不能维持长久，作用有限。
1937年和1945年各级测候所统计1937年1945年台站等级1234总计1234总计本国设1210018933663713947117391外国设41914377431110125总计119203373711121051771184这30年中，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建成一个分布全国的、稳定的、有基本观测、通讯和质量控制的气象观测网，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天气预报工作。受气象观测网不完备和落后的限制，这时期取得的科研成果，对中国这样一个广大而地形复杂的国家的气候和气候区域只能说有了个轮廓的了解，对气候与农业的关系缺乏研究，对天气学的众多方面也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①①本章涉及的有些年月和机构等，因记忆和资料所限，可能不够准确，尚待进一步考订。第五十八章物理学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然而，在中国实现科学和民主的任务还很艰巨，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始终严重制约着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奠基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也是近代物理学在我国生根发芽和成长壮大的时期。
第一节物理学教育1.大学物理学系的设立。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许多大学相继设立了物理学系（或数理系、理化系），如：金陵大学（1912）、北京大学（1918）、大同大学（1919）、南开大学（1919）、东南大学（1921）、北平师范大学（1922）、厦门大学（1923）、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燕京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交通大学（1930），等等。到三十年代中期，我国设有物理系（或数理系、理化系）的大学已超过30所。随着在国内和国外物理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出国深造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研究生的陆续归国，大学的师资力量得到加强，物理学高等教育已在我国具有一定的规模。
大学物理学教学在二三十年代有了明显的改进。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于1929年成立理学院，以实验科学为主要发展方向，这在当时国内实验科学尚不发达的状况下，是比较新颖和独特的。1930年该校物理系开始招收研究生。三十年代初该校物理系开设的理论和实验课程共37门，其中必修课门，选修课21门，有的课程还反映了当时物理学的最新发展。该系建有普通物理、热学、光学、电学和近代物理五个实验室以及金木工厂，设备先进，仪器一流。图书方面，物理学各科的重要书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文集以及1900年以后的各种重要期刊，均多齐备。系里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报告研究成果、评介新成就与新发展，学术风气浓厚。其他各大学对科系的建设也都颇为重视。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各大学的物理系都力图给学生以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广泛教育。
2.留学人员及其归国后的教学等工作。
早年赴国外留学深造的人员，大多学成之后立即归国，献身于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但由于受到国内种种条件的限制，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困难很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培养物理学专业人才。因此，他们既是物理学家，更是物理学教育的专家。
这一时期，许多大学里都有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些老前辈执掌教学，如：颜任光、丁燮林、李书华、王守竞、饶毓泰先后主持北京大学物理系；叶企孙、吴有训主持清华大学物理系；谢玉铭主持燕京大学物理系；胡刚复主持东南大学物理系；等等。各校均聘请知名教授任教，如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五位教授，真可谓人才济济。这些曾经留学欧美的著名学者，在各校建立实验室，开设反映最新成就的课程，进行理论与实验并重的物理学教学。他们的出色工作，使这些大学的物理系享有盛名。
物理学教学所必需的实验仪器，在我国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方面，留学人员亦作出了很大贡献。1925年，颜任光和丁佐成创办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该公司有实验室，修理和制造各种实验仪器。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1929年，中国科学社在上海设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也进行仪器制造，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逐渐有所发展。此外，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也有制造。
3.教材、译著与专著。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家们根据自己在多年教学工作中的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其中供中学物理学教学用的有：丁燮林和王书庄的《初中物理实验》（1930）、《高中物理实验》（1930）；倪尚达的《高中物理学》（1933）；戴运轨的《开明物理教本》（1931）、《高中物理学实验教程》（1933）、《正中高中物理》（1938）、《初中物理》（1949）；方嗣欔的《物理实验》（1932）、《初中物理学》（1934）；严济慈的《高中物理学》（1948）、《初中物理学》（1949）；等等。这些教材在三四十年代相当流行，很受欢迎，有的曾多次再版。它们对于提高中学物理学教学的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我国物理学家们从二十年代起，就编写供大学物理学教学用的中文教科书，从而改变了在我国大学里曾经一度使用英文教科书的局面。比较有影响的，如：李书华的《北京大学物理实验讲义》（1924）；叶企孙和郑衍芬的《初等物理实验》（1929）；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1933）、《普通物理实验》（1935）；戴运轨的《大学普通物理学》（1941）；严济慈的《普通物理学》（1947），等等。
为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学术水平，我国学者翻译了许多物理学书籍，包括学术专著、通俗读物、教科书等。据统计，1911至1936年的25年间，我国译刊科学书籍495种，其中物理学书籍52种，占10.5％。①在这些物理学书籍之中，有相当数量的书，其著者是著名物理学家，如牛顿、法拉第、迈克尔逊、普朗克、密立根、爱因斯坦、布拉格，以及罗素、石原纯等。而在译者之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我国著名学者、科学家或翻译家，如何育杰、夏元瑮、文元模、周昌寿、张贻惠、杨肇燫、郑贞文、张钰哲、任鸿隽、郑太朴等。这些译著，不仅包括许多颇负盛名的教材，而且还有不少学术专著，如《相对论浅释》（1922）、《最近物理学概观》（1922）、《物质与量子》（1936），等等，其原著就很有名，译书也很有影响。抗日战争期间，物理学家们在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翻译世界著名科学著作，为日后国家复兴和科学进步作准备。如：严济慈和李晓昉合译的《理论力学纲要》（1938）；王普译的《原子物理学入门》（1945）、《核子物理学入门》（1946）；陆学善译的《力学概论》（1949）、《柔体力学》（1949）；许国保译的《热学与声学》（1950）；杨肇燫译的《电学理论》和《电学原理》（1951年再版）等等。
我国物理学家在多年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也撰写了不少专著。如：谢玉铭和C.H.Corbett（郭察理）的《物理学原理及其应用》（英文本，1924；中译本，1928）、《物理学实验》（英文本，1924）；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其结构》（英文本，1939）；萨本栋的《并矢电路分析》（英文本，1939）、《交流电机基础》（英文本，1946）、《交流电路》（1948）、《交流电机》（1949）；黄昆和玻恩（M.Born）的《晶格动力学》（1954）；等等。这些专著颇负声誉，在国内甚至国外都有相当的影响，被用作教本或被视为经典之作。
4.人材培养。
我国物理学教育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前半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培①参阅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张菊生先生七十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实际上，按周昌寿所列的书目，其中物理学书籍近60种，约占12％。
养了许多物理学的专业人才。然而总的说来，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缺乏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被迫内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大量散失，师生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到重庆；浙江大学迁到贵州湄潭。在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坚持教学和开展学术活动，在此期间培养出的学生中后来多人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黄昆、朱光亚等等。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老一辈的物理学家献身教育与研究事业，为国家培养年轻人才。像胡刚复曾先后在11所高等院校筹建物理系或理学院或在其中任教。清华、燕京和北京三所大学的物理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学有师承，后继有人，保证了中国物理学事业的不断发展。
第二节物理学研究1.物理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研究，绝大部分是在国外进行和完成的。
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是因为国内缺乏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缺乏必要的研究经费，而且也是由于国内缺少实验研究所必需的仪器设备，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信息。我国国内的物理学研究，从二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开展起来。
然而，无论在国外抑或在国内，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奋发努力，在纯粹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中，许多成为我国物理学某领域或某分支学科的开创性或奠基性的工作，有些还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
下面仅列举若干人物与事项，以简要说明之。二十年代初，叶企孙用X射线法精确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值，曾一度为国际物理学界所采用，他也是我国最早开始近代磁学研究的物理学家；饶毓泰研究原子和分子光谱得到重要成果；严济慈在光谱学等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吴有训从实验上全面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并开创了我国国内的X射线研究；王守竞把新诞生的量子力学成功地应用于原子分子的研究，其成果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施汝为在我国国内最早开始近代磁学的研究；萨本栋在研究交流电机和电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赵忠尧在1930年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没；张文裕发现μ介子和多种放射性同位素；吴大猷在原子和分子物理以及光谱学等领域的研究成绩卓著；谢玉铭三十年代关于氢原子光谱的研究，事实上发现了在四十年代后期才得到肯定的“兰姆移位”；王竹溪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方面有出色的成就；王淦昌在四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周培源深入研究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以及流体力学湍流理论；钱三强和何泽慧关于核裂变的研究，尤其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为国际物理学界所公认；陆学善、余瑞璜、钱临照等分别在应用X射线多晶粉末法研究晶体结构和合金相图、X射线晶体分析Fourier新综合法研究、金属晶体的范性形变和晶体缺陷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出色成绩；葛庭燧在金属物理方面有许多为国际公认的首创性研究；汪德昭、马大猷分别在超声和声纳的研究、房间声学简正波理论研究方面有独创性的成果；王大珩研制光学玻璃和光学仪器贡献很大；钱伟长创立了以三维弹性理论和张量分析法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的内禀理论；钱学森、郭永怀等在高超声速流，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流动问题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彭桓武在理论物理研究方面贡献卓著；黄昆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特别是晶格动力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等等。
大体上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抗战之前，较多从事实验研究，尤其是在光谱学方面；抗战期间，则大部分从事理论研究，其次是应用光学研究；抗战之后，也较多从事原子核物理学研究。总之，物理学研究比较偏重于理论研究。
2.专业研究机构的情况。
我国专业性质的物理学研究机构在二十年代后期逐渐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
1928年6月，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之前，3月在上海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该所下设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组。7月，三个组独立为三个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遂告成立，由丁燮林任所长。研究所先后建立起南京紫金山地磁台，物性、X射线、光谱、无线电、标准检验、磁学等实验室，以及金木工场。研究所除开展各项研究外，还制造理化仪器，供全国中学和大学及研究机关之用。仅中学仪器一项，至少制成两千六七百套，为促进我国物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物理所内迁，始迁昆明，继迁桂林，再迁至重庆北碚。抗战胜利后，物理所于1946年复迁至上海。同年丁燮林辞职，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兼任所长。1946年冬议迁南京九华山麓，并将地磁部分并归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47年秋，吴有训受聘任所长。同年冬，在南京建成实验大楼，图书仪器遂次第运宁，至1948年3月全部迁竣。新建的实验大楼有图书室、原子核学实验室、金属学实验室、无线电实验室、光谱学实验室、恒温室、以及金工场等。与此同时，二十年间，物理所的研究队伍也有很大发展。1928年仅有专任研究员4人，助理员4人；1948年已有专任研究员7人，兼任研究员2人，专任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2人，助理员5人。
1929年9月，我国另一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该院初期设理化等各部，理化部长由副院长李书华兼任。同年11月物理学研究所成立，属理化部，李书华兼主任。1930年，严济慈被聘为物理学所主任。1932年，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合作创办镭学研究所，亦属理化部，又聘严济慈兼镭学所主任。1935年，该院取消理化等各部，直接设研究所，并改主任为所长。严济慈为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并兼镭学研究所所长。同年，镭学所迁往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物理学所内迁昆明。抗战胜利后，物理学所迁回北平。1948年，镭学所改组，分为结晶学研究室（上海）和原子学研究所（北平），前者由陆学善主持，后者由钱三强任所长。物理学研究所设有研究室、实验室、图书室、金工场、光学工场等机构。研究工作主要有光谱学、水晶构造、压电现象、照相片之感光性、地球物理等几个方面。抗战期间，该所主要进行应用光学和应用地球物理方面的工作。为适应战时需要，曾制造最高放大倍数为1400倍的显微镜500余架，供教学、医疗和工业所需；磨制测量仪器（如经纬仪、水准仪等）的光学玻璃部件300余套，供道路和水利测量所需；制造水晶片振荡器1000余具，供后方无线电台及盟军无线电收发报机用；另外，还在云南及贵州进行物理探矿10余处。镭学研究所设有放射学、X光、光谱学等研究室及化学实验室，主要进行放射性元素研究和X光研究。抗战期间，该所力图利用固有设备从事理论与实用问题之探讨，研究范围属于放射学、结晶学和光学方面；另外曾制紫外光灯十数具，以应军令部及当地医院之需求。1934年，物理学研究所与镭学研究所共有专任研究员2人，兼任研究员3人，助理员9人。1948年，物理学研究所有专任研究员7人，镭学研究所有专任研究员4人。
继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建立研究所之后，1932年5月，军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成立，其中物理部分设金属、弹道、光学、材料、电学共五个试验室。研究问题包括：特种合金钢的物理性质及其金属组织，钢的热处理与其物理性质及金属组织的关系，各种棱镜的制造，军用通信设备，光感器，无线电遥控器，等等。此外，在昆明和贵阳的兵工署所属工厂，由龚祖同主持设计研制多种军用光学仪器，供抗日前线将士使用。
3.大学研究机构的情况。
二十年代末，国家批准有条件的大学设立研究部，在教学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清华大学于1929年成立理学院，第二年该校物理系开始招收研究生。此后，物理系着重发展研究部。在短期内建立起了X射线、无线电、光学、磁学等研究室。用于研究的设备和仪器有：X射线设备、γ射线设备、大型电磁铁、石英摄谱仪、示波器、无线电发射与接收设备等。除清华大学外，陆续设立物理学研究部的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等。
抗日战争期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仍设有研究院，继续开展科研工作。1939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无线电、金属、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等五个特种研究所，进行了一些直接为政府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叶企孙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有训为金属研究所所长，任之恭为无线电研究所所长，庄前鼎为航空研究所所长，这三个研究所的工作都与物理学关系密切。
4.研究刊物及论文情况。
我国最早的物理学论文很可能就是李复几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P.Lenard的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分光镜实验研究》（1907）。至二十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全部都是他们在国外进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大约1930年左右，我国学者在国内进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开始见诸于国外刊物。吴有训的论文《单原子气体所散射之X射线》，就是他在清华大学进行的工作，于1930年发表在英国的《自然》（Nature）周刊上，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将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最早的论文之一。
据统计，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国内外发表的研究论文和科学报告总数将近1000篇。它们几乎全部都以外文（英文、法文、德文）发表。大量论文散见于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各种学报或学术刊物，一部分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上，还有一些刊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丛刊》（以上《集刊》和《丛刊》于抗战爆发即停刊）、《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甲种）》（该报告至1950年共出版五卷28期），以及各大学的学报。
第三节中国物理学会1.成立经过及组织机构。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是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