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太常寺卿、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并赐二品顶带、号“通玄教师”的汤若望，此时却带着一脸昨夜的倦容，披着一身耶稣会会服，少有的变身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司铎【教士】。
“万能的主啊，明天就是我主降世第1655年的10月10日了，也是奴仆礼拜天主之日【星期天、礼拜日】。但奴仆为了传颂福音于大清帝国，只能日夜殚精竭虑处理政务，也不敢因忙于教务而延宕政务。奴仆有罪啊！今天我在您的面前做一祷告，祈求您的原谅吧……阿门！”
汤若望手持十字架，虔诚的跪在圣像面前，念念有词。
自从1617年在罗马“晋铎[1]”之后，汤若望就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神甫。也是在“为天主终生服务”的强烈愿望下，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一员，被罗马教廷派往万里之外的中国传教。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让他之前的所有耶稣会教士、以及他自己倍感煎熬——若要原封不动传送教义，必然被中国的士大夫和民众所远离，若要顺应形势，却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科学、艺术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作为。如此一来，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总要有一方面会受到各种牵绊。
而“先行者”利玛窦的因势利导，为成立较晚的“新型修会”耶稣会[2]开创了一条“服务执政阶级、寻找政治庇护以求传播教义”的“康庄大道”。经过多年努力。现如今耶稣会在中国各省建有传教士住院已达到三十多所，来华教士已经有70多人，教徒人数多大近二十万[3]！而几乎同时、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就来到中国的方济各会[4]，现在却仅有教室住院五所，教堂六座。更晚的多明我会[5]，这个数目也仅仅是区区的“二和一”！故而，耶稣会和“同宗”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由于路线不同，终于渐行渐远、心生龃龉。
“同宗不同派”的天主教修会之间的争斗，在利玛窦入华不久就展开了。1601年利玛窦抵达北京后，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西夷”。然而。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利玛窦决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又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国上古文献。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龙华民成为引发天主教“华化”争论的第一人。他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在利玛窦死后才提出。当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并认为：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把“主神”（deus）译为“陡斯”。
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亦只成为会内事务，但到了1628年，在华传教士亦曾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讨论敬祖及deus的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但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译。
直至多明我会介入，天主教礼仪“华化”之争才正式升级。多明我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七问”，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顺治二年（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在汤若望的支持下返回欧洲,到罗马向教皇申辩。而汤若望在自己多年从政经历中清楚意识到——“利玛窦规矩”是天主教在当下中国扎根生存的必由之路！
汤若望入华以来，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处理大清政务上，自己虽然领着这片教区事务，却实在是难有过多精力顾及，就连每个礼拜日的弥撒，他也能简化就简化，一来是逃避可能的朝廷非议，二来也的确是精力有限。
尽管如此，如何传颂教义却是一位耶稣会司铎的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汤若望从未有过一丝一刻的懈怠。例如今日，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在“正日子”做弥撒，可依然在御前会议之后只睡了几个钟头，就爬起来穿戴整齐，提前做了一个只有自己和仆从参加的“礼拜日弥撒”。这是为何？
原来，前几日从罗马教廷传来最新消息，说老教皇英诺森十世于今年（1655年）1月5日去世、追随天主去了。新教皇是前教皇保罗五世的曾外孙法比奥.基吉，他于4月7日已经当选为继任教皇。号称“亚历山大七世”。对于此人，汤若望虽然未曾谋面，可陆陆续续从澳门传回来消息，却说新教皇十分开明，已经表露了诸多关于宗教信仰方式和天主教在各教区“本土化”的意思。最为关键的是，新教皇还明确表示，有在中国特设“宗座代牧区[6]”来管理中国教务的意思！
若此事可成，那汤若望就有可能改变长久以来“有名无实”的尴尬，成为“宗座代牧”，位同“领衔主教”。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铎”。也可以多多少少摆脱澳门主教的遥控指挥，无论是服务清廷、开展教务，还是打压那些不服从自己的其他教士，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非但如此。或许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天主教礼仪“华化”的争辩。该盼来“尘埃落定”的日子了吧！
正在虔诚祷告的汤若望。还是情不自禁、义愤填膺的走神了——
“哼！安文思[7]！等我做了‘宗座代牧’而‘晋牧’之后，看你还怎么和我唱反调！说我什么担任大清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你们懂什么！不如此，福音何以东传……”
自顺治五、六年起。以这个安文思为首的部分教士就连续撰文，抨击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且称其所编制的历日中含有不合乎天主教教义的迷信内容。耶稣会为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宫廷的地位，不得不万里迢迢将此事提交罗马的梵蒂冈教廷来解决。1644月3 日，时任教皇的乌尔班八世作出口头裁决，也是其在位期间的最后几道裁决之一【同年7月29日，教皇乌尔班八世就“服侍天主”去了】：鉴于当时的情况，特准汤若望在发“三愿”和“第四愿”后，在京廷为宦。
所谓“三愿”或称“三绝誓愿”，即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和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耶稣会传教士还必须发“第四愿”，即服从罗马教皇。
由此可见，汤老玛法有多不容易：要传送教义，也要勉力当差，还要同其他传教士来整合关系！虽然这许多年下来，自己和安文思等教士的关系逐渐稳固下来，但深层面的隔阂却一直悄悄躺在那里，谁也不愿意轻易触动，或者说没有一个好的机会，谁都不会拿出来说事儿！
现如今，如果新教皇同意设立中国的“宗座代牧区”，作为西来之人在大清权威最高的人，汤若望自然当仁不让！所以，今天的“提前礼拜”尽管没有通知其他教士和教民，却照样做的有板有眼、一丝不苟！
“司铎大人，堂外有贵客……”
就在汤若望借着独自一人虔诚祷告的机会，来梳理一番脑海中的传教大业思路的时候，身后响起了再也熟悉不过的声音。
“不是说过了吗？今日不是礼拜之日，老父我自己坐坛修为，谁也不见！”
自称“老父”的汤若望虽然秉持“不嗔不怒”的教义，没有责骂来人，语调之中却多有不悦。入华以来，汤若望明智的接过了利玛窦的衣钵，将天主教义中许多仪式的名称都换做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例如把“祈祷”改作“坐坛”、“修为”，把“弥撒”改作“礼拜”，等等。
“义父，此人您不得不见啊，义子也只能打扰您向我主祈祷了。万能的主啊，请原谅彼得的冒犯吧！”自称“彼得”的人也跪在汤若望一旁，十分虔诚而专业的祷告起来。
一直等着身旁的所谓“义子”做完自己的祈祷，汤若望这才起身问道：
“来人是谁？”
“义父，来人是大清和硕襄亲王和他的福晋！”彼得也站起身来，恭敬回答。
“啊！你不早说，快快请进来！为父随后就在门口迎候！”一听来人是博穆博果尔夫妻二人，汤若望急忙将自己的“闭关修炼”一事仍在脑后！
“是！”
看着彼得恭敬而利索地走出礼拜堂，汤若望这才回身冲着圣像画了一个十字架，幽幽说道：“主啊。您的福音是如此灵验，您看到彼得的变化了吗？”
原来，彼得只是一个教名，此人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之人，本命潘尽孝，是一个满洲旗人和辽东汉妇所生的私生子。五年以前，他在街里街坊之间整日介惹是生非，可以说无恶不作。甚至有一段时间，这个私生子还多次上门来骚扰南堂的传教工作，甚至一度打伤了许多教民。汤若望一怒之下。将其告到了官府。彻查下来，一连串发现了此人的种种劣迹，甚至有命案在身，加上“汤玛法”的裙带背景。顺天府竟然判定此人斩立决！
这一下反而让汤若望大吃一惊。作为一名教士。他原本只是想将这个地痞流氓收拾收拾、给他点教训就好了。谁曾想却要因为自己的诉讼取了此人的性命！聪明的汤若望灵机一动，急忙上书福临，说此人本性不差。只是游手好闲而已。希望朝廷让他跟随自己做个仆人，也好点化与他，以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奇效，正好也看看天主福音的种种奇妙！
于是，顺理成章，潘尽孝死里逃生，还真的痛改前非，成了虔诚的教徒，并心照不宣、有实无名的做了汤若望的“义子”，每日侍奉天主、伺候义父，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般。就连皇帝福临数次来这南堂，都对天主的巨大功效赞不绝口，并且对潘尽孝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就是这“浓厚的兴趣”，汤若望总是认为终有一日，会给大清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1] 天主教把从修士、修生、执事晋升到神父的这一个过程，叫做“晋铎”。神父，在天主教内，也叫做司铎，所以晋铎的意思是：晋升司铎品级 。它相呼应的，还有一个词：“晋牧”。“晋牧”是指从神父晋升为主教的过程或仪式。在天主教中，主教是一个教区的牧者，他有牧杖和权戒，代表着他为天主牧放羊群的职责。所以，晋牧的意思是：晋升牧职（主教）
[2] 耶稣会是成立相对较晚的一个天主教修会。1534年由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1540年经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该会不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许多规矩，如必须苦修和斋戒、穿统一制服等，而主张军队式的机动灵活，并知所变通。其组织特色是中央集权，在发最后的誓愿之前需经过多年的考验，并对教皇绝对忠诚。耶稣会会士主要从事传教、教育，并组成传教团，积极宣传反宗教改革，1556年罗耀拉去世后，其势力已遍布全世界。其在事业上的成功和过于拥护教皇使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的敌人更怀敌意。1773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压力下教皇克雷芒十四世不得不废除该会，但在1814年由教皇庇护七世恢复。此后耶稣会成为最大的男修会。
[3] 笔者弘毅花了一个下午四个小时的时间也没有查阅到顺治十二年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华教室住院和教堂的原始数据，只能依据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十年的有关数据做一个尽量合乎逻辑的推断。康熙三年（1664年），耶稣会住院前后有38所，耶稣会士前后来华人数达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参阅孙尚扬钟明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28页。】而到了康熙四十年，据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士概论》载，中国已有耶稣会教士住院70所，教堂214所。而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相关数字分别是22和24，8和6。可见差距巨大，也足见在中国，与高层当政者搞好关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诚如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那般一味只懂得走底层路线的做法，是难有大的成就的！看来自古使然！！【呜呜……】
[4] 方济各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一译法兰西斯派，拉丁文名ordo fratrum minorum,是拉丁语小兄弟会的意思，因其会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修士。1209年意大利阿西西城富家子弟方济各(franciso javier 1182-1226)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该会，1223年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其会规。方济各会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互称‘小兄弟‘。他们效忠教皇，反对异端。清代中叶以后在中国辖有众多教区，主要传教于鲁、晋、两湖、陕、甘等地。传教的主要方向为非洲。在拉美教会和解放神学家中也不乏其会士。【“奥斯定会”与“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合称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成立于13世纪，比“新型修会”耶稣会早了将近二百年！】
[5] 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方济各会的“灰衣修士”，加尔默罗会的“白衣修士”。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1631年1月2日或3日，西班牙背景的道明会高奇神父（ange cocchi）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中国传教。
[6] 宗座代牧区（简称代牧区）是天主教会的一种教务管辖机构，设立于尚不足以达到成立教区资格的传教地区。其本质上是临时的，虽然有可能持续一个世纪甚至更久。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培养足够数量的天主教徒，以能成立一个正式的教区。
[7]安文思（gabrielmagalhāes，1609年－1677年5月6日），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为费迪南德?麦哲伦后裔。安文思1640年前往中国传教，长期与利类思合作，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后为张献忠服务。张献忠败亡后被豪格虏往北京。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被释放，建立了北京东堂。1677年，安文斯病逝于北京，葬于滕公栅栏墓地。在华期间，安文思以善于制造机械而闻名，先后曾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安文思还曾在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未完待续。。)
本章结束